爱华网曾国藩治学严禁，品格优良，读书做学问道理深刻，甚为后人称赞。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与曾国藩相关的近代史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与曾国藩相关的近代史论文篇一
《论曾国藩的治学品格》
[摘要]曾国藩治学严禁，品格优良，读书做学问道理深刻，甚为后人称赞。他坚信“学以立志”，强调学为立身行事之本;努力向圣人学习，力求做人中豪杰。曾国藩“博”、“专”结合，强调贵在坚持，学以致用，其严谨的治学理念和优秀的治学品格值得后人学习。
[关键词]治学品格 学以立志 学以致用
曾国藩为官、治军，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曾间断。他一生孜孜治学，经史子集，无不深谙博览;义理训诂，兼采并蓄;吟诗作联，游心词章。他归依儒学，深究宋明理学，是新文化运动出现前的旧文化的一个突出代表。曾国藩良好的治学品格，甚为后人称赞，彰显着时代价值。
曾国藩“学以立志”的治学理念
立志、定心：志存高远，学为立身行事之本。曾国藩的成就，可以从“学”字上找答案。他认为，学习读书，首先要立志、定心。不立志，无追求，必浑浑噩噩，芸芸庸庸，白掷光阴。“譬诸草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也。”他在日记中写道：“君子庄敬日强。我日日安肆，日日衰尔，欲其强，得乎?……自去年(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后，心常中忡不自持，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故。盖不能立时易放倒，故心无定向。无定向则不能静，不静则不能安，其根在志之不立耳。”
立一志，心有定向，目标终一，践履笃行。曾国藩立志之大，立志之坚，其时无人于比。他在诗文、家书中多次写道，立志可以成就自我，成就大事。人如果能立志，圣贤豪杰所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如果人不能立志，即使整日与尧舜禹汤在一起，也受不了感染，学不了圣人，成就不了大事。曾国藩认为，读书人就要“立大人之学”，就要立志为圣人、贤人。曾国藩不仅自己读书立志，而且不断劝弟弟及晚辈读书立志。在家书中他这样写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恭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玩民梗化则忧之，蛮夷错下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闲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上述这段家书，虽是劝弟读书立志，实是本人决心立志的反映。
学圣人、做豪杰：曾国藩坚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努力向圣人学习，力求做人中豪杰。咸丰九年，他提出了三十二圣目，作为学习效仿的榜样。三十二圣目是：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瑞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为了有效读书，曾国藩刻苦努力，奋发图强，定《五箴》来勉励自己。
他在“立志箴”中写道：古哲先贤，他们都是人;卑鄙渺小的小人，他们都是父母所生。聪明福禄，我得已很丰厚。不顾一切地贪图安逸，这是招致凶灾的作法。到那时无论多么后悔，也晚了。过去的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一切都必须从现在开始。所立誓言，一息尚存，永记不忘……在“居敬箴”日：天地定位，阴阳五行孕育生命，国家礼乐制度作配，这实际上就是天、地、人三才。严格静洁身心，是真正珍惜生命。不庄重严肃，就会损害自己的性情……做事松松垮垮、漫不经心的人必定一事无成，对别人傲慢无礼、盛气凌人的人必定要自作自受。即使别人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必然会助长自己的骄气。“主静箴”日：静卧在书房观看朝阳，天将黎明时听得雄鸡一声高唱。万物都寂静无声，只能听见清脆的钟声。即使前有猛虎，后有毒蛇，只要我自己心安神定，无所畏惧，谁又能奈何我呢?……“谨言箴”曰：花言巧语取悦人，只能扰乱自己身心。闲言碎语度日，定会搅乱精神。明白事理的人从不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必定是不明白事理的人。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只能使愚蠢的人惊骇而聪明的人嗤之以鼻……“有恒箴”日：自从读书识字以来，经过各种各样的世事纷纭，至今已经有28年，却一无所知。昔日所沾沾自喜的，一个时期之后就感到十分鄙陋浅薄。旧日所学既已抛弃，新近所事又很快见异思迁。德行学业不能持之以恒，是由于为俗务所牵累……
曾国藩“治学品格”的价值体现
“博”、“专”结合。曾国藩深知“空言无益”，他勤学深思，躬行践履，以“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自警。主张：“虽偏长薄善，苟其有裨益于吾，未尝不薄取焉以自资益。”，秉着广收博取的治学态度，每天发奋用功，为后来成为中兴桐城派古文的坛主，打下了坚实基础。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他给诸弟写信，谈到自己每天必做的三件事：一是用楷书写日记一篇;二是读史书十页;三是记茶余饭后感想一则。此三件事，没有一天间断过，并立志终身不间断。他要求诸弟，定立每日学习课程，即使行船走路，也要带在身边。一个人如果天天坚持读书学习，就能广闻博学，事业有成。
曾国藩认为，要做到博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识别能力，第三要持之以恒。他在强调博学的同时，强调“专”和“精”。博与专相辅相成，学问如金字塔，基础愈广博，愈可以高精;而学问高精，又常易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增加广博度。曾国藩说：“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也不亲。心有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他从专注的观点生发出去，主张读书须单科独进，守约以通博。读书不二，专学一古人，治学之道，做人之道。在专学一古人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对程朱理学有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四：其一，继承并发展了“理一元论”，“理一分殊”的学说;其二，强调“理则礼也”，阐发了儒家礼学之新意;其三，以“体”、“用”论义理与经济，将“经世之学”纳入理学范畴;其四，强调“力行”，主张通过躬行实践来强化封建道德的修养。其理学研究成果彰显了他求“专”的治学精神。
“情趣有恒”。曾国藩把读书单科独进、专注于一，叫“主一”。实现“主一”的根本方法曰“有恒”。有恒，与广博、专注一样，都是古训，曾国藩加以全面继承。他指出：“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曾国藩“五箴”中的“有恒箴”述说了贵恒的重要性。他强调日积月累之功，不提聪明的“顿悟”之说。强调一个人做任何事都要全神贯注，首尾不懈。“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0曾国藩内省自己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摩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此三耻。……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曾国藩认为“恒常”是人生第一美德，读书恒常，必须要做到“耐”字。他指导诸弟说：“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旬;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字也。”
学以致用。曾国藩一生好学，总结了许多有价值的学习方法，对后人启发很大。其中，消化知识、融会知识的方法，叫“虚心涵泳”。曾国藩对“虚心涵泳”做了全面解释：涵，如同春雨润花，如同渠水灌溉秧苗。雨润花，小则难透，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渠水灌溉秧苗，过小，水量不足，易干枯，过多易成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如同鱼游水，如同人翟足。善于读书的人，书如雨露甘甜，每每读书，甘露流进心田，滋润着人，让人汲取营养。其中惬意，难以言表。
在“虚心涵泳”的基础上，曾国藩进一步提出了“切己体察”。“切己体察”，就是读书要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去领会。只有“切己体察”才能深入地读懂书籍，才能举一隅而三隅反，悟出新的境界来，逐渐进入创作的天地，获得独见的权舆。他说：“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读书能进到“索神、通微、合莫”的境界，是“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结果。曾国藩谈读书，提倡“看、读、写、作”并举。他说的“读”，指对某些书“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曾国藩在家书中，把“看”和“读”作了生动的区分，他这样写道：“譬之求富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之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曾国藩认为，求学的人，看、读、写、作四个环节缺一不可。看，要博览群书，涉猎宜广，速度要快，有些时候要走马观花;读，要深入细致，消化理解，全神贯注。看、读是两码事，两者截然不同，对于读书人来讲，看、读缺一不可，但不能混淆。曾国藩认为，古人只看不读的，几乎没有。曾国藩继承了传统的学习方法，认为“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是君子三乐之一。对于书本知识和自身经验，曾国藩则更注重后者。其读书不呆板、用书不教条、知识巧运用的品质，值得后人好好学习。
与曾国藩相关的近代史论文篇二
《谈曾国藩的治学之道》
摘要：曾国藩求学问业，“无学不窥，默究精要”，以经史为根，以宋学为宗，涉猎儒家的各个学派，以及老子、庄子、墨子之学等。曾国藩有自己的为学之方，如虚心有识、主敬有志、博而有约、专精有恒等。在经过了充满艰辛的治学之路后，曾国藩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他的治学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对中国近代士大夫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曾国藩;治学之道;近代士大夫
曾国藩一生潜心于治学，博览经史子集，深究宋明理学，治学成就斐然。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创立了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的著有《经史百家杂钞》、《求阙斋文集》、《诗集》等。曾国藩一生的学术成就来源于“治学”，他的治军为官之道也来源于“治学”。曾国藩家书中有关治学的众多言论，反映出他严谨的治学思想与品格。
一、曾国藩的治学方法
众所周知，不管是何人，如果想要在学问上有所收获、有所成就，那么就需要讲求方法。曾国藩所创立的治学方法，即使到了现在，对我们的教育事业仍然有借鉴的意义。
曾国藩的治学方法有一个重要的内容―“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对此，他在给其子曾纪泽的书信中作了详尽的阐释：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缺一不可。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明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咪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数者不可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1]
在曾国藩看来，读书需要力求理解，看书意在求迅速;理解以后可专精一门，速度快便可以涉猎广博。这就是说，做学问之人应该首先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熟读，理解其内容，然后再去涉猎群书，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曾国藩治学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主张专精一业、专攻一学。他认为，读书做学问，在看、读、写、作四者结合这个初步方法的基础上，还应该做到专精一业，专攻一学，所学才能得到升华，才能在近期内对某一个问题的研究有所成就。他告诫其子弟，读书做学问必须以专精一门为主。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2]
由以上所引文字可见，在曾国藩看来，在读书做学问的过程中，如果漫无边际地翻看是不会有精深的心得体会，甚至终其一生都不会有所专长。而曾国藩并不是要求人们除一书之外不再阅读其他书籍，相反，他主张多看书，以免知识面太窄。这里所提及的“专”，是要求人们精益求精，不要一知半解，或者滥而杂。
二、曾国藩的治学目的
曾国藩生逢封建社会末世，他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一个寒窗苦读，闭门不问世事的阶段，之后终于科举成名，跻身于仕途的最高阶梯。值得注意的是，当他步入政治生涯，开始接触到社会的实际问题以后，便能逐渐认识到清代学风的空华，士风的麻木，一般士子学人的治学目的并不明确，大多不能学以致用，于现实社会无作为。他明确指出：
“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二字上尽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的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3]
曾国藩在这里自然不同意那种把学问看作只是终日读写学习的观点，认为重要的是首先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弟”功夫学到手，加以融会贯通。读书固然是在做学问，但即使行止坐卧，也有学问体现在其中，重要的是要把治学与处理世事人情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有所作为，才是有真学问。想要做到这一步，曾国藩认为归根到底就是要解决“格物”和“诚意”的问题。“格物”就是指“致知之事也”，“诚意”就是指“力行之事也”。[4]他认为居国家天下，则使人民各安其所，近悦远来，推而至于为农为圃，为工为商，各思慎其职而敬其事，这便是做学问。曾国藩的这种观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和阐发，体现了“礼学经世”的实学风格，与当时一般学人士子把学问看得很窄，把它与现实政治隔绝的观念是有所区别的。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无时无处不体现出其学问，强调把学习、做学问与现实生活联系到一起，使得做学问达到“格物”、“诚意”的功效，反对死读书，反对做无目的的学问。他本人一生都把做学问与处理政务、军务以及家庭问题放在一起，力求融于一体。
三、曾国藩的治学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
曾国藩的治学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譬如他的子弟，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治学风气的熏染陶冶。
曾纪泽从小在其父的教导之下，学习目的就很明确，他在《文法举隅》序言中批评了当时士大夫中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学者于口耳之所未经，遂概然操泛泛悠悠无实际之庄论以搪塞之，不亦泥乎?”[5]曾纪泽认为，时势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学人士子亦应随时势的变化去做真学问，而不去喊那种“泛泛悠悠无实际”[6]的高调。他主张在西方文化输入之际，认清形势，放眼未来，脚踏实地，有目的的去做学问，使外国人认识到中国也是有“深路格物，实事求是之学”。[7]正是在曾国藩治学目的的影响下，曾纪泽在列强环伺、中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局势面前，认识到要使中国振兴，就应吸取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本着这样的学习目的，他广泛涉猎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曾国藩的子辈、孙辈乃至曾孙辈大都恪守曾氏遗训，治学目的都比较明确。曾国藩的曾孙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七叔对于我们教育贡献很大，他笃信中国需要新知识来挽回亡国之惨―甲午之战，他总要我们学新知识，尤其是科学与工程，我们后来学科学与工程，得他的启示不少。”[8]不仅曾氏后裔对曾国藩治学之道谨守不一，旧时一般学人也大都对此加以效法。
曾国藩的治学方法对于清末民初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曾国藩去世后，随着中国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迈进，并在西方文化的渗透下，做学问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是曾国藩的治学方法仍然被一些人肯定和沿用。陈果夫在评论曾氏的治学方法时说：“读书如能随时做笔记，则进步最快。曾国藩是一位不甚聪明的人，但他一生的好处在有恒、耐心做笔记，所以后来也有相当成就。”[9]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06页.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6页.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7页.
[4]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5]曾纪泽：《曾纪泽遗集》，湖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5页.
[6]曾纪泽：《曾纪泽遗集》，湖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5页.
[7]曾纪泽：《曾纪泽遗集》，湖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6页.
[8]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湖南：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页.
[9]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