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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励志类的简短故事：杨丽萍的“苦”与“不苦”
现在说起杨丽萍，都知道她是我国著名的舞蹈艺术家，她的《雀之灵》《孔雀公主》《两棵树》《云南映象》《云南的响声》等享誉世界，成为舞蹈经典之作，是中国第一个举办个人舞蹈晚会的舞蹈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杨丽萍成名背后所经历的辛苦，而她对自己的辛苦又另有一番认识。在一次电视采访节目中，杨丽萍为观众展示了她独特的辛苦观。
杨丽萍的童年是在山村度过的，从小她父母离异，作为家中长女的杨丽萍，开始承担很多家务活儿，还帮大人做繁重的农活儿，放牛、上山打柴、采茶、插秧、捡麦穗、舂年糕、织布，几乎所有的农活儿，童年的杨丽萍都做过。听杨丽萍微笑地谈起童年，主持人诧异地瞪大了眼睛，她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美丽瘦削的舞蹈家，童年时还做过这么多农活儿。主持人问杨丽萍，那么小，就做这些农活儿，一定觉得很苦吧?杨丽萍笑着回答，不苦啊，这是生活需要啊，认识到这一点，就一点也不觉得苦了。比如你上山打柴，想到将柴打回家，就可以把饭做熟，你就会很快乐的。
上世纪70年代，杨丽萍被招入一家歌舞团，成了一名舞蹈演员，开始了她美丽的舞蹈事业。从小没有经过任何正规训练的杨丽萍，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她的舞蹈基础很薄弱，而一个舞蹈演员，需要身体的软度，压腿、练把杆，这都是最基础，也是最艰苦的训练。杨丽萍每天坚持练功到深夜。当时，生活条件很差，每个月只有7元钱伙食补助，经常吃水煮白菜，上面浮着几滴油星。主持人问杨丽萍，生活条件那么差，练功又那么累，一定觉得很苦吧?杨丽萍笑着回答说，不苦啊，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你喜欢做的，是为你的舞蹈事业打基础，这是一个美好的过程，怎么能叫苦呢?
为了原生态歌舞《藏谜》的创作，杨丽萍带着她的舞蹈演员们，整整磨合排练了一年，在成都，她们终于第一次将这台大型歌舞搬上舞台。到达成都后，距离正式演出只有一个星期了，而节目的整合和走台还没有完成，时间太紧了。为了不让期待已久的观众失望，杨丽萍和她的舞蹈演员们抓紧时间进行走台练习，整整一个星期，杨丽萍全身心地投入最后的排练，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听到这里，主持人忍不住又问她，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啊，那段日子一定很苦吧?杨丽萍笑着回答，不苦啊，这都是为了自己的作品嘛，你看到了这个事实真相，就不觉得它是一件苦差事了……
主持人三问苦不苦，杨丽萍都说不苦，并且给出的理由各不相同，但实质都是一样，那就是苦的背后有自己明确的目标。上山砍柴不苦，是因为可以把饭做熟;练功不苦，那是为事业打基础;每天只睡一个小时不苦，那是成功前夜的付出。这些认识足见杨丽萍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一个目光长远的人，一个理智又富有激情的人。
杨丽萍的苦是实在的、有目共睹的，也是她切身体会的;她的不苦是观念中的、经过升华的，也是被自己的意志改变了的。她将苦差事转变成不苦的经历，是源于她认清了事情的面目，要想成功，就必须辛苦，辛苦过后，才能享受成功的喜悦。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实则融入了大胸怀大智慧，令人钦佩。
名人励志类的简短故事：“毁”人不倦
作者:郭德纲
有很多学相声的孩子希望复制我，但这可极难。你希望复制的是我成功之后，并不是成功之前的艰辛。你爱的是相声带来的名利，而并非是爱相声。如果要我对年轻人说些什么，无非就是调整心态，看准方向，往前去。都看见贼吃肉了，谁看见贼挨揍了?站台上张嘴这么一说可能就值一毛钱，但是知道怎么站那儿说，无价。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不受点儿委屈，不被人冤枉，不被人误会，你这一生不完美。张文顺先生说过：一辈子没个仇人，活不下来。
攻玉于石，石尽而玉出;淘金于沙，沙尽而金露。有位皇上说过：大米饭埋不住四喜丸子。
院内柿子树结果甚多，摘下几个众人分食，极甘甜。这几日风大，树叶全掉了，枯枝上仅挂着柿子，好看。有喜鹊登枝，一口一口地啄食。家中小儿要驱赶，我忙拦挡：“别这么小气，让它吃。你这辈子不差这一个柿子，它这辈子可能顶多吃一个柿子。看它有东西吃，也是种快乐。”
品位是给别人看的，品位更分在什么时候。是指洗手间坐的马桶的品位，还是出席上流社会聚会的品位。这个问题挺难，要是笼统地来讲，对于一个男人的品位，第一是文化，第二是气质，第三是你的思想形态。这些东西会从内而外地表现你这个人整体的品位。
有孩子问：“相声在哪儿演最合适?”我笑了：“在哪儿都合适。”在茶馆演，演员和观众都是为了自娱自乐;小剧场演是为演员自己;大剧场是为普通观众;体育馆演是为演员家属;相声大赛是为名;内部包场是为利;出国商演是名利兼得;至于电视上演，是为了让不听相声的人认识我，一干人看完留下一个喜欢的就值了。
有徒侄携作品请教，我亦仔细推敲斟酌桥段。修改后的作品颇整齐，足可商业演出。又见徒侄有难色似有心事，细问方知此子供职于专业院团，新作品目的在于比赛、晋级、得奖，而非商演。观侄无奈，遂大修大改。先确定立意品位，再摘去包袱笑料及官场不悦之处。抚案无语：岂有伶人颠社稷，从来奸佞误乾坤。如果你认为人人身上皆有善，那你还没有遇到所有人。
端着茶杯，闭目养神。门开，小球球走进。这孩子六岁，他的小爷爷是我朋友。球球笑笑：“爷爷，来一下。”我点头，任他拉着我走向另一间房。屋内电视上两位相声艺术家在教育人。“爷爷，他们在干什么?”“呵呵，孩子，这两个哥哥在‘反三俗’。”“爷爷，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为什么不说相声?”“唉，孩子，别难为人了，他们不会。”“哦，可怜的哥哥。”
有人问我相声中的文哏是怎么回事，理论上讲，指的是谈诗论赋或文雅风范的一类节目。清末由贵族子弟及文士编撰了部分文哏作品，但这类节目一直与伦理哏紧密相连。《反八扇》结尾要落在妓院，《五行诗》句句找便宜，《八大吉祥》说对方父亲是王八。可见所谓的文哏是为伦理哏作铺垫，并且不如伦理哏光明磊落。相声问世，乃为艺人谋生之手段。街头卖艺，求二三碎钱买米买面养家糊口。立于风雪中满口高雅，不冻死也得饿死。这几年业内高人屡提的高雅，无非是陷害同行之凶器罢了。
做事须循天理，出台莫要邪迷。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南南北北，总须心存善念，备甜汤蜜水，迎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上天入地。东东西西，不要暗室亏心，击晨钟暮鼓，唤醒眼、耳、口、舌、心、意六道众生吃饭穿衣。
名人励志类的简短故事：那些失去的优雅与温厚
作者:叶克飞
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的家中双双自尽。自尽前，傅雷写下遗书，将存款赠予保姆周菊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他们还将棉被铺在地上，使尸体倒地时发出的声响，不会惊扰他人。
我曾收集有关傅雷之死的各种文字记录，并一次次为之动容。我一向认为，傅雷夫妇的自尽，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优雅与温厚。
作为翻译家、文人，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并不饱满，可他们的死，却总如大石一般，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那场浩劫，摧毁的到底是什么?除了一个个生命，也许还有一个时代的气质与道德。
两个知识分子，温文尔雅，却被红卫兵连日凌辱，斯文扫地、尊严丧尽。可在他们舍弃生命以保自尊的那一刻，却还记得家中的保姆，留给她生活费，还在遗书中写明“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自尽那天，朱梅馥还曾对保姆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希望自己死得干净。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也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所以留下了火葬费……你还能找到这样的优雅与温厚吗?那也许是中国最好的一代知识分子，现在还有吗?
我一向喜欢上海的老街道，不是因为所谓的小资情调，而是因为总能在老街老建筑的蛛丝马迹与钩沉中，触摸到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的东方名城，不仅有着纸醉金迷的一面，还有优雅温暖的一面。
江苏路便是这样一条街道。严格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条街，在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划分中，它是其中一条轴心，一条条路与之交汇，如愚园路、华山路、武定西路等，都是我在寻访民国名人故居途中经停的一站，每条路上又有着一条条里弄，遍布各式小洋楼，随便拎出一栋都大有来头——这是一个城市足可引以为傲的历史，但几十年间物是人非的同时，“遗忘”二字如影随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大敌。
在江苏路上，284弄有傅雷故居，也有天才钢琴家顾圣婴的故居，两人均在“文革”中自杀。旁边的285弄也曾一度红火，据说因为“张爱玲热”，她的故居如常德公寓等，都已成粉丝心中的“圣地”，连其亲朋曾居住的地方亦不能免。285弄是张爱玲的父亲、继母与弟弟终老之处，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这条路开辟于1906年，当年著名的贵族女校中西女中也在这条路上。不过，这些年来城市改造频繁，江苏路的格局与旧时全异。在寻访中，我一度迷路，几番来回也寻不到284弄，更别说傅雷故居了。后来得人指点，由旁边的愚园路畅园的一条小路进入，才寻得目标。如今，284弄已被高楼环绕，曾与它一起承载当年岁月的其他弄堂大多已消失。
傅雷故居是一个独立的庭院，小楼为三层西班牙式建筑，黄墙红瓦坡顶，院门掩着，但未上锁，里面铺着灰色地砖，寂静清冷。门口挂着“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但未有“傅雷故居”的字样(据说他在上海周浦出生时的故居，已修葺为纪念馆)。
1949年12月，傅雷夫妇搬入这里，直至去世。这是傅雷居住最久，成就亦最多的地方，他译著中的经典，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都在这里完成。至于几十万言的《傅雷家书》，也是他在这里用毛笔一字一字写就的。
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译著的印数稿酬亦遭停发，日子艰难，但他仍坚持工作。1966年上半年，山雨欲来，经历过多次运动的傅雷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初夏时，老友周熙良来探望他，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一语成谶。
抄家后，搜出了莫须有的“证据”(一面小镜子和一幅旧画报)，连亲友寄存的财物也被红卫兵们劫掠，所以，傅雷在遗书中还写道：“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交代得如此清楚。
我曾经诧异于这种责任感，但这两年读过不少民国时代的小学、中学课本，方才明白：这其实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受教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更让我感怀的是，在傅雷夫妇的悲剧故事中，还有一位奇女子的存在。按当时惯例，“自绝于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傅雷夫妇当然属于此类，与傅家素不相识、但一向钟爱傅雷文字的文学青年江小燕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冒着巨大危险要回骨灰妥善保管，并给中央写信为傅雷鸣冤，结果因此吃尽苦头，成了“反革命”。
“文革”后，她被平反，但青春已逝。1985年，46岁的她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终于圆了大学梦。成名的傅聪也曾找到她，意欲报答，这位奇女子只接受了一张傅聪音乐会的门票，在音乐会结束后翩然而去。
这是一个每次忆及都让我眼眶湿润的故事。总有一种美好能穿越黑暗，它的名字叫“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