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近代中国社会开始迈向现代化之时，当时的清朝皇权政治，即没有顺应现代化的要求，支持现代经济的发展，对封建制度结构进行改革，形成一致朝向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体系。导致整个现代化进程的迟缓乃至中断。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迟缓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近代史结课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近代史结课论文篇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摘要：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伟大的历史功绩：正确判断战争的性质，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科学制定军事战略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最后成功。
关键词：共产党正文一、正确判断战争性质
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战争观是正确判断战争性质、澄清民众对战争的模糊认识、克服消极情绪、鼓舞民族士气的重要前提。早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自己殖民地的阴谋。毛泽东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中日这样一个决死的战争中，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出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性，它和所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一样，是退步的、非正义的;与此相反，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是反对侵略，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战争。以正义反对非正义，以正义战争来消灭非正义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辩证法。因此，以正义的、革命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是共产党抗战领导理念的逻辑起点，也是抗战胜利的理论基石。
二、广泛建立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必须唤起民众。如何唤起民众?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通过统一战线实行最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
首先，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正确处理好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的关系，坚持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放在首位。这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扩大了统一战线的阵营。其次，通过采取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的政治策略和斗争艺术，坚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权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第三，坚持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系起来，为主动争取抗战的国际援助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中华民族的应有贡献提供了理论依据。
能否唤起与组织民众，在战争中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动员力，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功能的强弱，也是衡量一个政党凝聚力和领导力的重要尺度。当时中国的广大人民，长期生活在及其悲惨的环境中，他们更关心的是自身生活的改善，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人民是愿意接受共产党抗日的主张和政治动员的，但是在人民饿着肚子的时候是很难发动起他们的，因此，最关键的一环是改善群众生活，为此各根据地先后实行了休养民力，制定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不仅保证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调动了抗日战争的积极性，而且保证战争物质的需要。另外当时绝大部分人民文化基础薄弱，民族意识淡薄，如毛泽东所说“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在积极倡导、构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功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政治动员，从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抗战中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动员力?其一是由于它高举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大旗，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爱国主义是一种崇高的民族感情，一旦被激发起来，就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精神动员力;其二是由于它具有统一战线这种政治组织形式。而且积极协调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保证各阶层之间的利益。
三、科学制定军事战略
毫无疑义，要领导一场战争取得胜利，必须要有正确的军事战略。中国共产党最重大的贡献之一，是在客观分析中日双方各自特点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上，科学地确定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性质及其基本战略。
从战争一开始，国内就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方面正确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有力地批驳了上述两种谬论，作出了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的科学论断，强调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并由此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和战术，这些战略、战术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论持久战》的发表，照亮了中国人民的心，一时间从政治领袖人物、军人到普通的知识分子争相阅读，成为指引战争胜利的指路明灯。
《论持久战》的军事辩证法，首先在于具体地、历史地分析、预测了这场战争的发展历程，科学地设想它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将通过我方积极发挥能动性，改变双方力量的客观对比，从而使我方力量从弱势到均衡再到优势、而敌方力量从优势到均衡到弱势。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了战争持续时间的长短，也决定了我们进行战略反攻条件的成熟与否。这种分析与预测，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基于对这场战争中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各种对比因素的深刻认识，以及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趋势的科学分析。
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分析是同战争发展的客观进程相符合的。其次，这种军事辩证法又具体体现在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进攻与防御等军事作战原则的辩证关系上。一是以战役和战斗中的进攻实现战略上的防御。在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人民军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存自己，待机破敌。这决定了我军在与敌军争胜的过程中往往不是一开始就采取攻势，而是采取退却、防守。但这种防御不是消极的，而是通过积极的战役的进攻，实现战略防御的目标。二是以战役和战斗中的速决战实现战略上的相持。应该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尽量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这样才能最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此消彼长中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为第三阶段的反攻准备条件。三是以战役和战斗的外线实现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从整个战略上来说，敌方是外线作战，我方是内线作战。但由于敌方兵力有限，我方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完全可能从内外线形成对敌人的夹击之势，从而使整个战线呈现犬牙交错的态势。
四、大力建设抗战文化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强文化建设。坚持文化服务于抗战，利用抗战文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优秀的作品凝聚人民的爱国情感，鼓舞人民的抗日信心，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抗战文化的发展方向。坚决抵制妥协投降文化和专制文化，批判有害抗战的错误文化理论，保证抗战文化健康发展。总结抗战文化发展的经验，先进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反对封建主义的和卖国投降的奴性文化，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新方向。它在抗战前，能唤醒民众，是进行抗战的思想准备;在抗战中，能团结民众，是抗战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唤醒民众，首要的是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和抵御侵略的斗志。在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很多中国人对生存处境逆来顺受，对前途认识不清。因此，在抗战中，“全民族的第一个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恐惧情绪，坚决拥护正确的抗战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抗战开始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紧密结合抗战的需要和群众的文化要求,迅速和普遍地发展起来。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如《兄妹开荒》等。国统区的抗战文艺也得到蓬勃发展。如郭沫若取材于历史事实的《屈原》等六部剧本，通过剪裁与安排历史故事，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教育群众团结抗战起到了显著作用。
团结民众，重要的是振奋民族精神，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去团结、激励和增强抗日部队、全国人民，乃至全体炎黄子孙的抗日凝聚力、战斗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文艺界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有力地团结了文艺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抗战文化运动中,文化工作者以“文章下乡文人入伍”为号召，纷纷走上前线，到游击队中去，到伤兵医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内地城市和乡村中去，用抗战文化激励民众，鼓舞战士，直接为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服务。
发挥精神示范作用：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有很多在实践博弈中综合起作用的因素，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牢记自己的纲领和宗旨，在民族危亡关头，自觉担负起抗战的历史任务，并在此过程中为了民族利益，不怕困难，勇于牺牲，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成为抗日战争中强大的精神示范群体。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抗战中或驰骋疆场，成为冲锋陷阵的抗日英雄;或深入民众，成为播撒抗日火种的组织者、宣传者;或打入敌人内部，成为在血雨腥风中与敌周旋的英勇战士。他们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成为全中国人民抗战的模范。
六十多年前，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战争史上一幅最悲壮的画卷，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忧患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回顾八年抗战史，当时在全国范围尚处于非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以其先进的领导理念和战争策略，自觉担负起了这场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历史重任。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是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胜利，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理念的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最后成功。
中国近代史结课论文篇二
《中国近代史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原因探析》
摘要: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进程是迟缓的，从文化学视角、社会结构、政治学视角，历史地、动态地分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迟缓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原因;分析
如果把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开始得并不算晚。从时间上看，俄国亚历山大二世于I860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德国于1862年实现国家统一，日本于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三国都是在大体同一时期开始了现代化的起步，中国的洋务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所以，在时间上中国具有现代化发展的机遇，或者说中国是有时间优势来赶上西方国家的。另一方面，直到甲午战争时期，西方列强强行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主要限于自由贸易和外交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还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政府仍然保持一定的机能和效率。因此，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成功是有可能的。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从那以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步履艰难，一再延误。为什么一个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古典农业文明大国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如此步履艰难，险阻叠起，前路漫漫?
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给予动态的、综合的分析。
1、从文化学视角分析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制约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它不仅在历史上有过灿烂的鼎盛时期，而且有着任何其他文明都无法比拟的文化积累过程，其系统性和完善性以及对这种文化成就的历史印证，世界上很难找出第二种能与之相比的文化来，在这种文化特征基础上孕育出来的是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阻碍现代化的因素：
1.1民族的崇古心理
任何一个在农业性文化中成长的民族，都是比较保守，比较安于现状，比较崇古的。而中华民族的保守性与崇古心理尤甚。传统中国人的心态，借用雷斯曼的术语，是“传统导向”的，缺少“变的理念”或历史的进化观”由于传统中国人的这种崇古心态，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遭到阻力。因为现代化工作基本上需要一种创新改革即“未来时间取向”的心态与行为，而这些正是中国民族崇古心理的反面。现代化是一种变迁，要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必须有一种“他人导向”的心态，传统的中国人难于走出传统，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要拖延。
1.2知识分子的不健全心态
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被迫的，因此，一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就有一种“不得不”的痛苦，为了避免亡国灭种之祸，而欲“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是中国现代化的手段，“以制夷”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目的。把“洋枪船舰”看作了西方文化，认为西方文化是“必须学”但“不值得学”的，西方文化是低于中国文化的。有了这种心理和观念就不能正面地理解和接受西方文化，对于汹涌而入的西方文化，总是带着半分轻蔑与半分钦佩，任何新的西方思想和学说，都不免遭到“欲迎还拒”的待遇，这种中国知识分子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自卫反抗”明明是无价值的东西，虽然心里不一定喜欢，但因为它是中国的总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维护。明明是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心里很喜欢，但因为它是外国的，总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拒斥。这是中国文化在特定的条件下所塑造的心态。
由于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步步落伍，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形，传统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又发生转变，产生一种偏激的情绪反应，以为中国的文化没有价值，这一心态最后终于演变而走向反传统主义、反民族化道路，只要是旧的、中国的，则不问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概加以“反对”一概加以“打倒”反之对西方文化则是全面的赞成。只要是西方的，则不问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概加以吸收。表现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则是摹仿西方人的现代化模式，如“西化”“苏化”对本民族的文化缺少自信。这一百多年来，有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已由传统的优越意识“转变为“自卑意识”这种全面的反传统行为是无助于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化基本上是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陈代谢，决不是建立在虚无上的，而是对中国传统的合理的创新。中国的现代化一百多年来之所以没有理想的成绩，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意识”的维护传统及基于“自卑意识”的反传统的不健全心态是有主要关系的。
2、从社会结构分析中国超稳定的二元社会结构对现代化的制约性
一个社会为了能够顺利地实现向现代化发展的转变，其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必须发生向现代化的转变。即现代产业应迅速増长，并在社会结构体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农业等传统部分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也应向现代化方向转变，使之与城市现代部分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相适应，最终形成制度规则一致的，均朝向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体系。
我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之所以迟缓，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结构特征，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制约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即城市产业和农业这两个半封闭的独立发展系统，并且形成鲜明的对照，打破了鸦片战争前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结构体系。但是，通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其结果是社会结构体系并未发生朝向现代化的转变。以城市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业为主要代表的现代经济部分及相应部分，在中国发展的十分缓慢。特别是自辛亥革命以来，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时间，有过短暂的飞速发展外，更多的时间是处于被压抑和苦苦挣扎之中，它们不但没有逐渐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且本身存在也因独裁政权、帝国主义列强和大小军阀的压制而变得岌岌可危。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化工业仍然集中在城市，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先进的生产力。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广大农村，虽然实行了互助组、合作化，但基本上还是手工工具劳作，物资装备基础薄弱，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自给半自给的消费结构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刚刚开始发育和发展，面广量大的小农经济格局尚未改观。
城市现代部分与农村传统部分在制度化规则上是根本对立的。两种建立在不同制度化规则基础上的结构体系，在满足中国社会发展、自身行为取向、生存发展方式上均是相互冲突的。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农村的传统结构过分强大，其落后性与城市现代经济在原料、市场、组织体系和组织结构上都本质上不相容。中国农业的传统落后的社会结构，无法为现代工业的成长提供物质财富，而且由于这一结构的过分强大，在政治上、文化上、社会环境上都直接或间接地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进程。建国以来，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动员并运用全社会各种资源，在传统农业部门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情况下，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战略来推行工业化，并建立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但城市与农业二元结构对立的格局并没有得到改观。由于农村社会结构的过于强大并始终保持着优势，致使中国社会与世界现代化潮流和自身要求相比较，带有极为突出的落后性和发展滞后性。整个中国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始终处于二元社会结构的对立之中，因而无法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和人力资本，共同朝向现代化的发展。
3、从政治学视角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的原因
3.1政治衰败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以高度中央集权化官僚制度为其特征的政治结构。封建的专制政体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自19世纪以来，这种政治体制日益衰败，由此形成巨大的惯性，深刻地影响着后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整个19世纪中，近代中国政治的衰败迹象，已明显地表现出来。
过分的专制型集权，不仅损害了职能部门的权力和效能，而且打破了权力体系的平衡与稳定。这种状况到19世纪已非常明显。最典型地表现在中央政府已经不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自己的权力体系以解决国内的反叛问题了。与之相伴随的一个现象就是各种职能部门的权力和效能受到损害，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一些职能部门实际上是在萎缩。
权力的不断专制型地集中，以及过于强调权力体系中各部分间的消极牵制，必然会泯灭官员创造性解决问题和进行工作的积极性。政令懈怠，敷衍塞责之风盛行。极大地损害了当时中央政权治理社会和统治国家的权力。由于官场腐败、官员的贪污、受贿等现象日益广泛和严重，社会已经失去了惩恶扬善的能力。
3.2政府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的缺乏对现代化的制约性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化起步较晚的社会来说，都存在着一个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能否实现这种转变和怎样实现这种转变，在相当程度上取绝于国家政府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近代中国社会开始迈向现代化之时，当时的清朝皇权政治，即没有顺应现代化的要求，支持现代经济的发展，对封建制度结构进行改革，形成一致朝向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体系。也没有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控制，集中资源推动城市现代经济的不断増长。而是将维持政治统治看得高于一切，无力顾及社会变革推动经济増长，导致整个现代化进程的迟缓乃至中断。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迟缓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
国家或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主要取决于普遍的社会赞同，以及相应的制度化规则和规范。能否获得普遍的社会赞同，又取决于国家所保护的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制度化分配结构。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特别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因其所保护或维持的制度化分配结构，最终丧失了普遍的社会赞同，无法合法而有效地组织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蒋介石政府统治中国大陆期间，一直没有变革中国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模式，反而极力维持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封建绅士在军阀统治下，成为农村的真正统治者，广大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比以前没有丝毫好转，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政府因这种社会政策不但与农民割断了联系，而且丧失了农民对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蒋介石并没有积极地推动和支持城市现代经济及其相应部分的发展，而是公开地搾取城市现代经济创造的财富，以支持独裁的政治统治。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得到丝毫的解放，国民党因而丧失了这部分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现代化部分的支持。国民党政府剥夺和压制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自身却利用全社会的资源和国家权力为私人谋取利益，众所周知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借助于政府的直接参与和强制力量，控制了相当部分的社会财富。国民党政府完全成为一个在中国社会占有和谋取特殊利益的特殊社会集团，它排斥了与现代化相关的所有社会力量的支持。
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还与帝国主义在华的列强势力相结合，促使国民党政府的多数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趋向于为列强在华利益服务，而不是有利于本国的社会发展。这种状况不但压制了国内现代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要求彻底民族独立，自强的历史潮流相悖。
当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迈进的时候，急需一个具有充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国家，引导组织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变革，然而，国民党政府因其与城乡地主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系，失去了必要的社会赞同，即失去了合理的合法性的支持。这样的政府不可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变革，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一个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有效地实现社会变革，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适应的社会性结构体系，而只能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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