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要读书，怎生读?朱熹说：“书只贵读，读多自然晓。今即思量得，写在纸上底，也不济事，终非我有，只贵乎读。这个不知如何，自然心与气合，舒畅发越，自是记得牢。纵饶熟看过，心里思量过，也不如读。读来读去，少间晓不得底，自然晓得;已晓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读不熟，都没这般滋味。”简单说，“只贵乎读，也不如读，读来读去，自然晓得”，而且不讲道理，“这个不知如何”。
就此一棍子，打翻了写读书笔记的、熟看过、思量过的诸般法子。
要写字，怎生写?
尼尔-盖曼说：写完一个，持续写。
吉恩-沃尔夫：写下一个。
帕慕克说他在书桌前，每天坐十小时。
听此话，真是坑人。我们要的是诀窍，是建议，是张无忌练五年就抵张三丰一百年的是道，是游刃有余的秘方，你却叫我们照样子夯练!坑死人啦!是把我们当傻瓜吗?
但稍微回想，还真是。庖丁说道之前，也解了十九年牛，而且这还是半小说性质。张无忌?那纯是小说。
又说了：帕慕克，你是作家，你可以每天写十小时，我们没闲空啊。
说到闲空，旁扯几句。
马尔克斯说的一段子：1971年，聂鲁达在巴黎，听某个可靠的朋友透露，说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聂先生那年，六十七岁了，离过世还有两年。虽然终于在诺贝尔文学兼比谁晚死奖中，跑赢了那帮老头评委，到底不能像年轻人刚进洞房，猴急跳脚脸火烫。他只遍请巴黎的诸位朋友吃饭，人问他理由，他只笑而不答。直到消息出来，诸位恍然大悟，纷道恭喜。数中一位问：“那你颁奖词准备说啥?”聂先生一拍脑袋：“高兴忘了!”扯过张菜单，翻个面，就用他招牌的绿墨水开始写起来。
这故事能讲得开，前提是聂先生那些年在巴黎。他在巴黎干嘛呢?工作，在大使馆上班。实际上，他老人家是正经外交官。
有些人当官之余写诗，就能成诺贝尔;有些人当官之余，就只能写“一路声声频问好，千言句句尽关怀。殷勤答问唱和谐。 ”
业余诗人很是不少，实际上，诗人这行当，大多是兼职：
凯鲁亚克并不总是在路上奔驰，也会去铁路工作。
艾米莉-迪金森除了写诗，也帮人养过猫。
罗伯特-弗洛斯特一边写诗一边躬耕田园。
华莱士-史蒂文斯一边写诗一边当保险推销员。
胡安-鲁尔福也曾经一边在墨西哥到处开车推销保险，一边构思他影响整个拉美文学界的《佩德罗-巴拉莫》。
杜甫做他的杜工部，一边顺手写诗，秦观认为他算诗歌界的孔子。
曹操一边荡平宇内芟夷大难，一边顺手写诗开了个时代。
李后主他爹外加冯延巳包括之后的晏殊，都是一边做着帝王和宰相，一边顺手把词从五代拓到了宋初。
欧阳修、王安石都是宰相级的职位，又当朋党纷起，忙着指挥僚友，跟对手吵架，奏章一封封，还不能骂脏话，工作压力挺大，顺便也列了唐宋八大家。
门德尔松是当老师的，夏天才创作曲子。李斯特得绕世界巡回，比如著名的十个星期演四十场之类的传说，顺手写曲子。马勒很长时间里主业是指挥。鲍罗丁本行是医院院长，又是化学家。等把些瓶瓶罐罐都处理罢，才能写曲子去。
康奈尔大学教师纳博科夫带着两门课，讲义都印得出《文学讲稿》，趁假期出去捉蝴蝶时，下雨天闷在车里写小说，写了五年，弄出了《洛丽塔》。
这些货们，大多是业余搞创作;本行另有职责，而且负担不算轻;业余搞创作，喧宾夺主成其大名。——当然你可以说，明清时许多老流氓，身兼儒道两种属性，偶尔还念念禅;当了公务员，有了铁饭碗，就抱定儒家精神，济世救民。没当上公务员，或者不被天子待见，就决定披发入山，云烟深处去，坐看云起。明清朝的名文人大多如此：做着好官，念叨归农，自号个什么斋主人，什么居山人，还写厚厚的诗集出来印，就是想来分富贵风流，两厢占尽——所以我不算他们。
读过《月亮与六便士》的人，理当对斯特里克兰——原型为高更——反复陈述的那句话有印象：他所以要抛弃掉事业去画画，是因为“人生太短了，我来不及做别的。”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嫌时间太少，比起自己想做的事情来，实在太少了。
放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一个简单的算式：
一个人，假设他的工作与爱好全不相关，则一天24小时，8小时睡觉，8小时工作，余下尚有8小时。纵算这8小时用以饮食、回家，去掉4小时，尚余4小时。每天4小时够做些什么呢?
简单说吧，如果一个人假期每天睡8小时，空余16小时，那每个人一天的4小时，一年下来，等于一段三个月的假期时光。
但是，当然，肯定，这是一种理想的算法。因为这每天至少可以自己支配的4小时，一定有这样那样的麻烦：要刷微信;要和朋友聊天;要看朋友转来的有趣图片;要慢慢消磨时光看肥皂剧;要打游戏;要发呆;要胡思乱想;以及最多的情况是：
“好吧，我已经决定今天的4小时要用来看掉一本60页的浮世绘画册……等等，看得有点闷啊……不如我先去看点别的轻松的东西呢，比如，刷一集美剧?”
——绝大多数时光，就是这样流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