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之首是谁 扬州八怪

扬州自隋唐以来,即以经济繁荣而著称,虽经历代兵祸破坏,但由于地处要冲,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乱之后,总是很快又恢复繁荣。进入清代,虽惨遭十日屠城破坏,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展,又呈繁荣景象,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大都会和全国的重要贸易中心。富商大贾,四方云集,尤其以盐业兴盛,富甲东南。

        经济的繁荣,也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兴盛。各地文人名流,汇集扬州。在当地官员倡导下,经常举办诗文酒会。诗文创作,载誉全国。有些盐商,堪称豪富,本身亦附庸风雅,对四方名士来扬州者,多延揽接待。扬州因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名士,其中有不少诗人、作家、艺术家。所以,当时的扬州,不仅是东南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

        富商大贾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对物质和精神上的产品也就大量地需求,如精美的工艺品、珍宝珠玉、鲜衣美食,在书画方面更是着力搜求。流风所及,中产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亦求书画悬之室中,以示风雅,民谚有“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之说。对字画的大量需求,吸引和产生了大量的画家。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本地画家及各地来扬画家稍具名气者就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其中不少是当时的名家,“扬州八怪”也就是其中的声名显著者。

        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的作品,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画坛上的创新潮流和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绘画至明末清初受到保守思想的笼囿,以临摹抄照为主流,画坛缺乏生气。这一萎靡之风激起有识之士和英才画家的不满,在扬州便出现了力主创新的大画家石涛。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无法而法”的口号,宛如空谷足音,震动画坛。石涛的理论和实践“开扬州一派”,稍后,终于孕育出了“扬州八怪”等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群体。
一、“扬州八怪”有哪些名家?

“扬州八怪”究竟指哪些画家,说法不尽一致。有人说是八个,有人说不止八个;有人说这八个,有人说另外八个。据各种著述记载,计有十五人之多。因李玉芬《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是记载“八怪”较早而又最全的,所以一般人还是以清末李玉芬所提出的八人为准。即:汪士慎、郑燮、高翔、金农、李鳝、黄慎、李方膺、罗聘。至于有人提到的其它画家,如华岩、闵贞、高凤翰、李勉、陈撰、边寿民、杨法等,因画风接近,也可并入。因“八”字可看作数词,也可看做约数。

“扬州八怪”知识广博,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虞山、娄东等画派,讲求临摹学习古人,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们的创作方法,如“正宗”画家王珲所说,作画要“以元人笔直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们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作品多为仿古代名家之作( 当然在仿古中也有创造),形成一种僵化的局面,束缚了画家的手脚。“扬州八怪”诸家也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也“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

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像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

二、“扬州八怪”怪在哪里?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说法也不一。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从实际看,并不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不平之气,有无限激愤,对贫民阶层深表同情。他们凭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对丑恶的事物和人,加以抨击,或著于诗文,或表诸书画。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少见,但也不是多见,人们以“怪”来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没有超出当时礼教的范围,并没有晋代文人那样放纵--装痴作怪、哭笑无常。他们和官员名士交流,参加诗文酒会,表现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从他们生活行为中来认定他们的“怪”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只有到他们的作品中,来加以研究。

“八怪”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径。他们要创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自立门户,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他们的作品有违人们欣赏习惯,人们觉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笑我板桥怪。”当时人们对他们褒贬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偏离了“正宗”,这就说明了它所以被称之为“怪”的主要原由。扬州八怪画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穷其一生,为创造新的画风而努力。

       “扬州八怪”知识广博,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绘画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虞山、娄东等画派,讲求临摹学习古人,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们的创作方法,如“正宗”画家王珲所说,作画要“以元人笔直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们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作品多为仿古代名家之作( 当然在仿古中也有创造),形成一种僵化的局面,束缚了画家的手脚。

        “扬州八怪”诸家也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也“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 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像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
   
        1.八怪之首郑燮[郑板桥]
  
        郑板桥和他的《竹石图》
  
        清康熙年间的板桥,坐对纸窗竹影,铺开笔墨画起了他最爱的竹子。“秋风昨夜窗前过”,他看见清风在竹叶间穿行,看见竹子摇曳的样子。板桥画竹有“胸无成竹”的理论,他画竹并无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直接取法自然。针对苏东坡“胸有成竹”的说法,板桥强调的是胸中“莫知其然而然”的竹,要“胸中无竹”。这两个理论看似矛盾,实质却相通,同时强调构思与熟练技巧的高度结合,但板桥的方法要“如雷霆霹雳,草木怒生”。 板桥这幅《竹石图》,竹子画得艰瘦挺拔,节节屹立而上,直冲云天,他的叶子,每一张叶子都有着不同的表情,墨色水灵,浓淡有致,逼真地表现竹的质感。在构图上,板桥将竹、石的位置关系和题诗文字处理得十分协调。竹的纤细清飒的美更衬托了石的另一番风情。这种丛生植物成为板桥理想的幻影。板桥的竹子,连“扬州八怪”之首金农都感叹说,相较两人的画品,自己画的竹子终不如板桥有林下风度啊。
   
        2.高其佩
  
        其花鸟扇面是用指头创作的。高其佩的指画扇面,两只鸟的形态落拓潇洒,而牡丹花上的题诗说,“也类胭脂画牡丹,画时日出已三竿。原来花自扶桑国,不许人家花月看”,诗写得颇有情趣。让人惊奇的是,画面突然呈现艳极的牡丹,美到极致,反倒有了良辰美景之后的自暴自弃、以及不忍卒看的凋败气息。开到荼蘼的牡丹,春风里散发着颓废之美。 高其佩(1672-1734),字韦之、韦三,号且园、南村、书且道人。先辈自山东迁至辽宁铁岭,隶汉军镶黄旗,曾任刑部侍郎。为“扬州八怪”罗聘之师。高其佩善用手指作画,他开创的“指画”成为绘画中一个重要流派。 高其佩晚年,指画声誉远播朝鲜,但他依然绘画“甲残至吮血,日匿频烧烛”。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应诏圆明园如意馆作画3年,创作了《长江万里图》等细绢工笔画。高秉《指头画说》记载,高其佩曾为兵部尚书卢舜徒写真,画一立像,高与真人相齐。画成后,卢舜徒欢喜若狂道:“神乎技矣!进乎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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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金农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人称八怪之首。他博学多才,五十岁后始作画,终生贫困。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另有意趣。

        4.李鳝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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