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古代的读书理论肇自孔子。“读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显然，孔子认为“为学”是要“读书”的，他收集鲁、周、宋诸国的文献档案，先后整理、删订《六经》，他创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所教弟子达三千之众，他不仅教书不厌，诲人不倦，而且自己读书也异常勤奋，留下了“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的佳话。
读书主张“学而优则仕”
封建社会的教育目的，即培养适合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君子”，这成为读书的出发点和归宿。儒家学说的主流是主张读“经”为“经世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倡入世建功勋的积极进取精神。孔子的许多弟子包括孔子本人都曾经到处求过官、践履“学而优则仕”的主张，开“读书做官”之先河。孟子进一步为“读书做官”作理论论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道义也。”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并为博士置“弟子员”，为读书求官的儒者打开了朝廷的大门。唐朝沿袭隋制，完善地建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为平民百姓设计了通过读书也可以入朝为官的道路，大大地激发了平民的读书热情。“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话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口头禅。
读书活动具有很强的伦理性和功利性，从“读书做官”就体现了这一点。在诸多有关古人阅读的史籍中，我们不难发现，“读书做官”可以说是古人读书的主要目的，这也是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分不开的。在古代史籍中，我们随处可见某人先是如何勤学，如何苦读，然后如何“博极经史”，如何高中进士，如何得为大官。他们认为读“经”就是要“经世致用”，达到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他们虽然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着想，有着一种入世建功勋的积极进取精神，其中也包含着某些有利于社会进步、有益于民生的积极因素，然而，他们是以谋一己之私利为目的，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要追求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名利双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作为取得高官厚禄的“敲门砖”。今天，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而读书的伦理目的。
贫家子弟勤学苦读
然则许多贫家子弟虽然喜欢读书，但因家中贫穷，或读书无灯，或读书无书、无笔、无墨，但他们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留下了许多令人击节叹赏的佳话。明代冯京第曾撰《读书灯》，列举了数十个古人夜间读书因家贫无灯而用他物替代以继日的事例。而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如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西京杂记》)这就是千古流传的“凿壁借光”的故事。再如车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晋书》)这就是成语“车胤囊萤”的典源出处。还有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