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说到土匪，鲁南一带的土匪大部分是地痞流氓.兵油子，还有的是因为官府所逼成为土匪，这帮乌合之众，勾结黑恶势力，横行乡里，在20年代初期，这一带的匪患已蔓延开来。
在旗号众多的各路匪帮中，经彼此互拼，匪势逐渐壮大，一股的匪首叫徐大鼻子，另一股的匪首是个叫赵嬷嬷的女人。这两股匪帮都有几百人，他们各行其是，又互相勾结，到处为非作歹，特别是赵嬷嬷，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妇女甚至用她的名字吓唬哭闹的小孩：“再哭，赵嬷嬷来了”，孩子立刻不哭，可见其声名狼藉。
赵嬷嬷，江苏省邳县铁佛寺人，娘门姓冯，幼年家贫，为了养家糊口便钻进一个马戏班子，学会了跑马拉套，她的青少年时代都是闯江湖卖艺度过的。成年后赵嬷嬷亭亭玉立，颇有几分姿色，被江苏东海土匪头子赵永林相中，纳为妾。为了博得丈夫的欢心，极力做好丈夫的助手，他下苦功练功习武，学会了双手能使匣子枪。常年走江湖闯绿林，造就了她彪悍的性格，虽是女人，却心狠手毒，狡诈凶险，在土匪当中也是超群出众的强悍之辈。在其丈夫死后，众匪徒推举她为匪首，从此横行苏鲁一带，不可一世。
对于赵嬷嬷的恶迹，当时的临沂.郯城两级官府都很清楚。但那些军政头目都是当地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只顾自己发财，哪管百姓疾苦。他们对土匪一是怕.不敢惹；二是瞒，不敢将匪情如实上报；三是官匪一家，里应外合，吃里扒外。
官府既然不敢管，赵嬷嬷的气焰自然就更加嚣张。一些小股的土匪也仗着赵嬷嬷的势力公开活动，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乡里，野蛮残暴至极，许多农家被逼的倾家荡产，叫苦不迭。
正是官府对匪患熟视无睹，才带来如此恶果，百姓对土匪有无可奈何，他们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在咒骂官府的同时，纷纷酝酿成立自卫组织。于是民间的抗匪组织——‘大刀会’便应运而生。以大刀为武器组织起来，抵御土匪的袭扰，保卫家园，就是“大刀会”的宗旨。因为是老百姓自发的组织，所以青壮年纷纷加入，他们在劳作之余，就练功习武。
不久“大刀会”的名声鹊起，各村纷纷效仿，有的打起“替天行道 为民除害”的大旗。很快大刀会便风靡鲁南一带，民间还流传着大刀会会员刀枪不入的传说。这对土匪是个有力的震慑，各地的土财主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也急于支持抗匪，拥护“大刀会”，纷纷捐钱捐物，“大刀会’的声势也越来越大。
有了‘大刀会’，老百姓心里有了谱，胆子也壮大了。先是各村自己买枪.修围墙.盖炮楼，以便守住自己的村庄。为了各村的安全，遇事能互相支援，经协商又成立了‘联庄会’。他们认识到联合起来力量大，实力强，于是在‘联庄会’的基础上，‘大刀会’很快联合起来，主动出击，清剿土匪，名曰‘清乡’。
‘联庄会’既然是抗匪组织，那参加‘联庄会’的也成了土匪的眼中钉，肉中刺；‘大刀会’既然专门跟土匪斗，也自然成了通风道死对头。
东八里巷村当时已是拥有320多户人家，1200多人口的大村。全村有‘大刀会’会员100多人，在临沂县坊头两位师傅训练下，个个骁勇善战，小股土匪一击即溃。有时还主动‘清乡’，打击土匪，以显示东八里巷村‘大刀会’的勇猛，外村有的因‘大刀会’力量薄弱或与土匪有仇，为了安全都躲到东八里巷村来避难，名曰‘跑反’。这样以来就引起土匪对东八里巷村的极端仇恨。
匪首赵嬷嬷早就发誓要血洗东八里巷村。
惨案
1923年农历6月，‘大刀会’在一次‘清乡’中，抓到赵嬷嬷匪帮部下的四名匪徒，押回村子吊打审问，为邻村受害者出气。
赵嬷嬷闻讯后立即捎信要求放人，但村里依仗人多村大拒绝放人。于是赵嬷嬷恼羞成怒，杀气腾腾说要除掉东八里巷村。她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取得全胜，先后找到另一股匪首徐大鼻子和郯城县涝沟村的土匪头子窦二敦，合谋血洗东八里巷村。
匪首们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赵嬷嬷令1000多匪徒，全副武装，悄悄向东八里巷村集结。
农历6月19日正午，他们到达店头村集合，一个个张牙舞爪，猖狂不可一世。他们在店头吃饱喝足，然后当日下午两点左右窜到东八里巷村，包围了村子，封锁了道路。他们先抓住了在地里干活的武同康兄弟俩，首开杀戒，用刀砍下两人的头颅，挑着绕村转了几圈，边走边狂叫‘这会叫你们东八里巷村的人都这样’！震惊 全国的鲁南‘八里巷惨案’就此拉开血腥的序幕。
武氏兄弟被杀，激起了全村人仇恨的怒火，个个义愤填膺，‘非跟这伙狗杂种拼了不可’，未经周密计划安排，就打开围墙大门，挥舞着大刀冲向匪群。匪徒们一看来了不要命的，先是撒腿回跑，然后又转过身用匣子枪还击，密集的子弹顿时把朱世奎.武奉爱等10多名‘大刀会’会员打倒在地。活着的人急忙后撤跑回村内，关上大门。
这是所有的村民既恐惧又愤怒，在这紧要关头，唯一的办法就是保住村庄，保住家园。在庄主的指挥下，抬出土火炮，对着围墙大门安放好，装上火药和铁砂准备痛击土匪；有的往围墙搬石头，送木棍菜刀；年轻力壮的则上了围墙，全村总动员。大刀.梭镖.铁叉.人人手持器械，能用的都用上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全村人抱成一团，决心和土匪拼到底。
村民越是摆出拼命的架势，土匪越加倍恼怒。
黄昏时分，土匪攻下来村西北角的小圩子，烧杀之后，气焰更加嚣张，他们集中起来往里攻，小圩子与村子之间有一道高墙相隔。土匪们抬来梯子往围墙上上靠，这时居高临下的守墙村民们就挥动大刀砍梯子，用石头砸向爬梯子的匪徒，这样经过几番拉锯战，土匪接连败下阵，经过一夜围攻始终上不了墙。
天亮后土匪撤向店头村吃饭休整。这时有人提议冲出去逃命，庄主王廷茂说，咱庄有1000多人，只要死守，土匪就很难攻上来，也许官府援兵或‘联庄会’能来救援，可是要这么往外跑，非要土匪一个个收拾了不可。
中午形势突变，匪徒们不仅重新包围了村子，还改变了策略，他们一边佯攻，一边逼着从邻村掳来的老百姓用头刨围墙跟，守墙的人一看急了眼，顾不得刨墙的人是左邻右村的熟人，拼命用石头砖头往下砸，刨墙的人退了下去，但土匪硬逼着继续刨。到来6月20日中午，东北角的围墙终于被刨塌了，开了十几米的缺口。上千名匪徒狂呼乱叫着，潮水般朝缺口涌来，顿时厮杀声喊成一片。混乱中一妇女点着了土炮，震倒了十几名匪徒。但终因寡不敌众，村子被攻陷。 这些丧尽天良的匪徒像狼一样，大开杀戒，老人.妇女儿童，用刀子割，绑在牛车上烧，开膛破肚........他们高喊要把全村人斩尽杀绝。有个姓万的小头目，在他姑妈家看到有30多名男女村民藏在屋里，二话不说举起匣子枪就把这些无辜的人全部打死，鲜血一直流到门外。赵嬷嬷一面下令严格搜查，一面下令东西南北四个围墙门口安放铡刀，专铡那些往外跑当的人，有一百多人被铡头。就这样不到半天时候，整个村庄尸横街巷，到处血迹斑斑，被烧的房子余烟缭绕，惨不忍睹，那情景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在这场惨案中，全村有19户人家被斩尽杀绝，200多名来逃难的外乡人和500多名本村人被杀死，烧毁房屋1200多间，掳走牲口400多头。土匪逃窜后，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东八里巷村赶来，为失去的亲人痛苦不已，哭声惊天动地，撕肝裂肺。
求救
当东八里巷村被土匪围困时，沭河西谢家贺城村的‘大刀会’头目谢方兴带领百名‘大刀会’会员前来救援，但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被土匪打的溃不成军，头领谢方兴被捉，头颅被砍下来，吊在树上示众。 惨案发生前，在地里干活的村民发现有数百个土匪气势汹汹地向东八里巷村方向窜来，他们立即扔下工具逃到邻村，又约了几位亲戚，火速赶往郯城县城，向当地驻军报告匪情，求见山东陆军第五混成旅郯城第九团戴春成团长，要求火速派兵救援。戴团长一听事态严重，一面下令集合队伍准备出发剿匪，一面打电话向临沂旅部李森旅长请示。但旅部接电话的人说旅长有事，让他等候。谁知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戴团长虽几次催问也没有下文，只好传令原地休息待命。
其实临沂这位旅长并非公务在身，而是严重失职！他怠慢匪情，贻误战机！当时山东陆军第五混成旅统辖2个团，九团驻防郯城，十团随旅部驻防临沂。旅长李森为陆军少将军衔，原籍北京，后迁居济南。此人好客喜宴，每到一处总好结交士绅名流，让这些地方势力捧着做一方‘太平官’。官匪一家，他对自己部队辖区匪患熟视无睹，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身居高位、靠搜刮民脂民膏养的脑满肥肠的旅长大人，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日子。
他 对副官有令在先，我会客、打牌和姨太太一起吃饭时，不得向我报告军情。那天戴团长给他打电话时，他正和姨太太以及牌友打麻将，副官也不敢向旅长报告，等旅长送走牌友，已过了三个多小时了。
从东八里巷跑出求援的朱世选、张士林已经连夜跑到旅部，跪在大厅叩头泣呼:‘军爷，救命’。他却以‘天热难以行军’，‘士兵几月没发军饷了’为由推诿，同时将朱、张二人赶出旅部。朱、张二人在旅部大门口从头天晚上一直跪倒第二天下午，叩破头颅，多次哭死过去。最后李森才下令九团从郯城出发前去剿匪。在出县城有30里路时，就听说东八里巷村被土匪攻破了，干脆在原地宿营避起暑来，惨案发生第三天才姗姗来迟。时值盛夏，天气炎热，面对恶臭的腐尸和铺天盖地的蝇蛆，他们捂着鼻子转了一圈，佯装巡视一番，在一声声‘你们为什么才来’的哭诉声中仓惶撤离，留下一个营驻守店头，算是‘镇匪’了。
辑匪
东八里巷村惨案骇人听闻，震惊鲁南地区，土匪的凶残激起鲁南人民的极大愤慨！地方政府的昏聩和驻军的无动于衷、见死不救，受到全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幸存的东八里巷村民和周边有正义感的人士联合起来，推举乡绅、号称‘大先生’的武瀚柏出面，以“郯城县民众代表”的名义赶赴省城济南伸冤告状。在济南的八里巷人王志恩闻讯立即托人到上层活动。消息传开，在济南的临沂、郯城两地的同乡会员以及济南市民和各界人士都表示声援，并共同向省当局呼吁。 当时的山东省长熊丙琦和军务督理郑士琦，都是吴佩孚的直系部下，他俩靠着“吴大帅”这棵大树的势力，当上山东的省长和军务督理，只顾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苦心经营他们的官僚体系，根本不管百姓死活。他们接到“郯城县民众代表看”的上诉后，开始不想插手管，但鉴于济南各界群情激愤，迫于形势才答应查办，可就是只听风不见草动。“二琦”的敷衍，更加激起济南各界的义愤，这时省城报纸也发表文章，为东八里巷村的死难者祭悼。[/B]
[B] 不久消息传到北平，引起一个叫张耀远的临沂人的关注。他是北平《道心报》的主编，出于对土匪和官府的憎恶以及对家乡人的同情，他在《道心报》上刊载报道“东八里巷村惨案”的文章，扩大宣传，营造声势，并亲自撰写社论在报纸头版头条报道发表。社论的大标题是《山东匪患如毛》，副题是：鲁南几无净土，军政大员熟视无睹。这张《道心报》很快飞到济南，读者无不为《道心报》社论对山东时局切中要害的抨击而拍手称快!一时间街谈巷议，舆论大哗！影响所及上至正义人士，下至平民百姓。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二琦”慌了手脚，立即电令临沂驻军李森旅长出兵剿匪，电文中有“......擒获匪首，就地正法”，“若玩忽职守，撤职查办”等语。李森接电令慌张下令其属下9、10团官兵全部出动。同时还命令临沂、郯城两地的地方武装警备队、民团等，会同9、10团共同剿匪。这时，大规模的剿匪战斗才正式开始。
军政官员漠然置之，众匪更加嚣张。不日，匪首赵嬷嬷 率大队土匪突现，其中半为男匪，半为女匪，并声言北上，欲逼临沂。当地军警大为惊骇，急调部众围剿。赵嬷嬷见无路可逃，便暗买奸细，以银元8000块贿买五旅教官耿某，疏通旅长李森（郯城县志)。 剿匪行动震撼了鲁南一带的几股土匪，土匪们犹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在匪患横行的多年中，土匪们还没有遇见过这样大规模的扫匪行动。小股的土匪不战自灭，大股的土匪也不过是乌合之众，一看大势已去，都只顾自己逃命。树倒猢狲散，很快土匪们就没有了踪影，而赵嬷嬷和徐大鼻子犹如惊弓之鸟，无处栖身。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带着自己的亲信，化了妆，像丧家之犬似地溜出追剿网。
土匪被驱散了，但李森并未大功告成，因为匪首没有抓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无法向上面交差。他们 明察暗访，一面张榜通缉匪首，一面四处寻觅匪踪。 根据当时形势分析，赵嬷嬷有可能要远逃关东，于是兵分几路去石臼所、青岛、烟台等地的港口，严密盘查一切过往行人，谁知一月过去了，毫无结果。
与此同时，临沂县警备大队长史九庚，决定亲自出马缉拿赵嬷嬷。此人机智过人，办事干练，对抓匪首早已胸有成竹，充满信心。据他分析，赵嬷嬷为人极为狡诈，她若逃往关东，绝不会通过石臼、青岛、烟台，因为石臼离临沂太近，而青岛、烟台有都是大码头，人多眼杂，容易暴露目标。她要逃必定选择偏僻的小港口，而这样的小港口就只有威海，网必须张在那里。
果然不出所料，赵嬷嬷真的带着她的一个干儿子和两个干闺女逃到威海，住在一个叫钱记客栈的小店里 伺机去大连。因为路费不够，住了两天，她让她阚姓干儿子（郯城县前山村人）回家筹钱。阚姓到家后受到族人开导，反戈一击，向郯城驻军徐营长告密，和盘托出赵嬷嬷的藏匿地，这一重要机密迅速报到临沂和济南官方，省当局立即派出缉捕人员，分乘两辆汽车驶向威海。
但是早在省当局派出的缉捕队伍到达威海之前，史九庚带着便衣先一步到来威海，并包围了赵嬷嬷住的小店。狡诈的赵嬷嬷自知夜长梦多，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她早早把行李搬上轮船，起锚在即，就在这节骨眼上，史九庚命令两名密探飞身冲入房内，迅雷不及掩耳，枪口对准了赵嬷嬷，他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便束手就擒了。
赵嬷嬷被擒获的消息不径而走，很快就传遍了临沂、郯城一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尤其是受害最深的东八里巷人，纷纷要求当局对匪首赵嬷嬷严惩不殆，应该把她的头砍下来，挂在村头示众，以解心头之恨。
史九庚抓到赵嬷嬷以后，以防止被其余党劫走，一面命令押解小队严加看管 ，不得松懈；一面又秘密选定一条安全的路线，先乘胶济线火车经济南，再转成津浦线火车到徐州，然后经陇海线转赴新安镇（今新沂），最后再从新安镇北上郯城。
当史九庚押解赵嬷嬷的队伍 到达郯城时，郯城全城戒严，九团处于全团警戒状态。李森旅长命令史九庚将 赵嬷嬷押送临沂斩首示众，以显示李森的功绩。为了把匪首安全押送临沂，九团戴团长特派一个连兵力押送。到临沂后李森亲自进行了审问，然后指示旅军法处审判定罪。经过几次审判，赵嬷嬷自知罪恶深重，罪责难逃，对大量的为非作歹、残害百姓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
农历7月中旬，“山东陆军第五混成旅军法处”发布公告，在历数赵嬷嬷的种种罪行后，宣判斩首。赵嬷嬷的末日到了！
这一天，万人空巷，人潮如涌，人头攒动。数千人涌向刑场，在刑场的路上，军警林立，戒备森严，赵嬷嬷瘫坐在一辆木独轮车上，目光呆滞，面如土色，显得恐惧而绝望，没有了往日的残暴和狂妄。
12时三刻，行刑人举刀飞出，妖婆身手分离，尸横 城东法场上，罪恶的头颅滚得老远。围观的民众无不拍手称快。有着血海深仇的东八里巷村人向官方要回赵嬷嬷的头颅，回到村里用桐油炸的像个炭球，吊在村南门外的树上示众多日，终于解了东八里巷村人的心头之恨。
这年腊月间，临沂、郯城一带的民间艺人还把东八里巷“大刀会”与赵嬷嬷匪徒搏斗的壮烈场面，绘制成年画出售，见者纷纷争购，足见惨案的民间影响之大。
不久，来临沂、郯城剿匪的另一支官军——兖州镇守使张培荣的部下，抓到了另一个匪首徐大鼻子，并就地斩首。匪首窦二敦从此销声匿迹。
赈灾
东八里巷村惨案余音缭绕，人们思前想后，越想越觉得委屈。省县两级政府没派一兵一卒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只有惨案发生后抓了匪首，砍头了事，无法安定民心。死者要安葬，遗老孤少要活命，生产要恢复，怎么办呢？士绅武瀚柏，急众乡亲所急，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再去济南 向当局请愿，申请赈济。
到了济南，他又找到王志恩共同向省局请求赈济。经数日多方游说，当局迫于东八里巷村惨案的舆论和影响，为安抚民心，终于决定给予赈济，赈济款按其所请如数照发。鉴于武瀚柏在临沂、郯城一带的威望，为安抚民心，山东省府委任他为临、郯民团总团长，协助省府官员处理善后。
是日，当局批派专人随同武瀚柏将这批银元22000元南古庄士绅王世常家，经造册逐户发放。每一死难者赈银元35元,每被烧房一间赈银15元，至此，这一惨案总算有了结局。
东八里巷村惨案，留给人们心中的创伤是难以 愈合的。武瀚柏向众乡亲提议，咱修一座庙宇吧，祭悼死难的亡灵，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血腥的历史。
他的倡议得到村民的热烈响应，经村民和议，决定扣除部分赈济款，做建庙费用，同时决定向北辰村的周氏、蛟龙湾的胡氏 、南古庄的王氏、巡会村的陈氏等地主豪绅索捐。
1925年年底，一座庄严的大庙在村南门里落成，命名“冤枉庙”，武瀚柏挥毫题写五言诗一首，由工匠雕刻在庙的前檐下：
广霄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人生有返岁，我行无归年。
昔居四民宅，今托万鬼邻。
昔为七尺躯，今成灰与尘。
金玉素所佩，鸿毛今不振。
后记
武瀚柏其人，名可屏，字瀚柏，1892年生，临沭县东八里巷村人。自幼聪慧颖人，14、5岁父亲把他送到临沂洋学堂读书。他以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学问有了很大长进，教师对他刮目相看，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临沂师范。在师范，他结识了不少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进步学生和老师，有了革命思想的萌芽，进步思想逐渐形成。他从不穿马褂，也不蓄发留辫，“戴一顶礼貌，穿一件大衫，留着分头，身材魁梧气派”，见过他的人这样说。
1911年，在临沂师范毕业，当年即被郯城县教育局聘为老师，分配卞梁任教。
临沂一位绅士向郯城县樊县长举荐说，郯城县东北乡东八里巷村有一位在卞梁 任教的武老师，精于教育，才能过人，不可不用。樊县长求贤若渴便决定聘用。
1913年，他赴郯城县教育局履行新职，从事教育改革。为推动本县的教育做了一些规划，提出停办私塾改办学堂的教育方案被张烈县长采纳。张县长赏识他的文才和为人，不久被委任为郯城县教育长。他每到一处，都爱管当地的闲事，总爱为平民百姓解决一些矛盾纠纷，也不时遭到一些人的误解、诽谤和诬陷。一次郯城县埝上村地主李建三向县长告歪状，说他吸大烟。县长当然不信，他说，武先生不吸烟、不饮酒，为人正派，他怎么会吸大烟？李建三看县里告不赢，又告到泰安，最后 也没有告成。
武瀚柏有学识，又乐善好施，在临沂、郯城一带百姓中小有名气，人称“大先生”、“大善人”。他知书达理、侠肝义胆，崇尚行善、力戒恶行，遇有欺讹百姓、横行乡里的人和事，便挺身而出，那些恶人慑于他的名望，只好退避三舍。
1923年八里巷惨案过后，山东省政府鉴于他的威望，委任他为临沂、郯城地区民团总团长，负责地方治安。
匪患过后，经几年休养生息，东八里巷村人丁又逐渐又兴旺起来。他几经努力于1930年开办了东八里巷高级小学，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终于圆了他在本村开办学堂的梦想。从此，四邻八乡、七里八屯的孩子纷纷来这里上学。到了30年代末，东八里巷小学又涌来一批批抗日军烈属的子女入学。后来这所学校就成了革命的摇篮，抗战时期从这所小学里一批批的学生参加八路军，走向抗日前线。
30年代末，他与友人王益三、王世常等人开始频频接触进步人士以及在临沂、郯城地区活动的党组织，有机会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在党的影响和进步人士的引导下，1937年投身革命，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郯东北第一办事处（后改为苍马办事处）任秘书，后任秘书科长，刘白涛任办事处主任。当时苍马办事处设在南古庄村开明士绅王世常家里。
1940年9月，中共鲁南三地委根据鲁南地委关于“总结对敌斗争经验，整顿组织审查干部”的指示精神，对“苍马办”进行整顿和对干部的审查。
当时，地委根据一些不实的现象，轻信别人的反映，并受“苍马办”内部宗派主义的影响，轻率地认为“苍马办”内部有所谓的“汪派组织”，即通敌投降派。
结果，在对一个叫徐钧的干部刑讯逼供中，他为逃避刑讯被迫招假供，说“苍马办”的秘书科长武瀚柏和民政科长侯启民是汪派组织的头头，成员有徐钧、朱化时、赵涵生、韩伯纯、杜兆深、吴瑃六人。于是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对所谓的“汪派”组织的8人实行逮捕，并在南古庄和东八里巷村分别召开了有几百人参加的群众和士绅名流大会，公布了所谓汪派组织事件。
由于找不到一点事实和线索，三地委负责人认为没有事实根据，无法处置，不久将徐钧、朱化时、赵涵生、韩伯纯、杜兆申、吴瑃等6人宣布无罪释放。但武瀚柏和侯启民因系所谓的组织“头头”，虽无定性但没有释放。因时局紧张，随后移交鲁南地委看押。由于时局动荡、作战频繁，二人随部队转移途中，被杀于天宝山。
1984年，临沂地区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上，有时任浙江省委书记铁英、铁道部副部长兼上海铁路局局长刘白涛、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刘增浩、云南省人大副主任王世超等在沂蒙地区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同志参加了会议，谷牧也派秘书到会。老干部指出，1940年原苍马办所谓的“汪派组织”纯属冤假错案，应为武瀚柏等8人冤案立案，平反昭雪......
1985年，临沭县委下发了平反昭雪的文件，其家属享受烈士抚恤标准。80多岁的武瀚柏夫人老泪纵横，说了句：“早晚算得了个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