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官妓隶属于官方专门设置的机构，唐朝先属“太常”，后属“教坊”，由“乐营”管辖。官妓不能与官员之外的人交往，没有肉体自由，也没有人身自由。除此之外，自春秋以来，贵族、官僚、大地主家庭即有蓄养家妓（即本乐）的风气。与官妓不同的是，家妓是一班蓄养在权贵豪门家中供声色取乐的女人。家妓通常指富商大贾蓄养的具有文艺才能的性奴隶。与营妓、官妓不同的是，家妓是主人的私有财产。
亲：最早的官妓叫“内闾”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时期，在今山东境内的齐国，便出现了一批性工作者。时齐国上卿管仲在齐桓公的宫城中设立“内闾”，一次就安排了多达700名女子入驻其中。内闾也称女闾，即官办妓院。而管仲创办这所“官办妓院”，其目的是为了增加齐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以充国用”。
至唐代，官妓制度才得正式确立。其时，由国家设立教坊（执掌倡优的专门机构），规定凡在京师的官妓统由教坊管理并在教坊登记注册。除京师教坊官妓外，全国各大都市都有为当地不带眷属的官吏、幕僚而设立的官妓，这些妓女由政府统一供应衣妆脂粉，随时准备承应宫差。以后历朝，基本沿袭了唐代的做法，直到明宣德初年取缔了官妓，一改唐宋以来的乐户娼妓制度，成为中国古代娼妓史上的一大改革。
营妓作为官妓的一种，应为古代妓女中最悲催的。根据现有文献记载，营妓制度开始于战国时代的越王勾践。《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到了汉代，汉武帝好大喜功，连年征战，很多将士还没结婚就被派往前线，为了稳定军心、提高士气，用营妓犒劳军人这项制度就被确定下来，营妓已经成为部队的必需品了。和平的时候，将士无聊，拿营妓消遣；打仗的时候，将士辛苦，拿营妓慰藉，其命运之悲催可想而知。
近：歌姬舞姬是家妓
据《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其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秦始皇的生母可能就是吕不韦家中的一个美妓。
到了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朝廷还对蓄养家妓作了规定，如中宗曾下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拥有一部女乐（大概10人左右），五品以上的女乐不超过3人。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根本无法控制，大部分官宦、贵族都蓄养几十甚至上百个家妓，即使没有官位的人，如一个名叫邹凤炽的富商，其“尤艳丽者至数百人”。再如诗人白居易，他在任刑部侍郎时，官位四品，按规定只能养妓3人，但他的家妓除了能歌善舞的樊素、小蛮、春草外，另有一些奴婢充当。
进入宋代，官僚士大夫蓄养家妓的风气越来越盛，大有普及化、大众化的趋势。这些人的家妓根据家中的财力而定，少的有几个人，多的有数十人。如杨褒有“家姬数人”，苏轼有几十个歌舞妓，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韩侂胄有“爱妾十四人”等等。在这种社会风气熏陶下，连大讲“遏人欲而存天理”的朱熹也经不住诱惑，居然弄了两个尼姑做起小妾。有的官员尽管年纪不小，不服输的精神却令人赞叹，每晚必须有家妓陪着睡觉才能做个好梦，真不知是谁惯的。
娼业私营化，禁娼不止似远还疏：可以变成斗争工具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倡“男女之防”。至此，宋元年间，官府对妓女产生了一些列管制政策。对娼妓的称呼也从以前“姬”“青楼女子”“教坊女”等变成了“窑姐儿”“野鸡”，妓院又称“私窠子”。明代之后，清朝禁娼更加严厉了，从上至下掀起了“禁娼运动”。在官府的“禁娼”文告中，打击的对象多为“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
疏：无执照妓院被称“私窠子”宋朝禁止官员狎妓，宋仁宗时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当时的说法是“不得赴妓乐”。到宋神宗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在“禁娼”的宋朝，官府通常以“窑姐”之类的污名称呼妓女。当时的色情场所最初的称呼是“瓦舍”或者“瓦子”，是古时消费层次比较低的色情场所，妓女和嫖客的档次都不太高。
元朝规定，全国官妓实行统一注籍、分级管理，所有人的户籍必须在教坊司有记录，京师官妓由教坊司派宦官进行直接管理，地方官妓则委派地方官吏管理。入籍的妓女由教坊司审核后办经营许可证，要依法纳税。纳税后还要到官府领取凭证，以便清查。
明谢肇淛《五杂俎·人部四》：“又有不隶於官，家居而卖姦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说的正是无营业执照的私妓。明代宣德年间取消官妓制度后，“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的私营娼妓，以南、北二京为中心，大量发展起来。随着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娼妓更充分地得到了寄生于社会的条件，开妓院卖淫的现象开始大范围出现。妓女及妓院的身份，也随之分出了三六九等。如在清朝，即有书寓、堂名、花烟间等区分。
远：“当娼者，合家剿洗”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但是，在古代中国也有真正禁娼的时候，那就是太平天国时期，即史家眼里的“天朝”。太平军所到之处，妓院一律取缔，禁绝娼妓。一则名为《诲谕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污俗以归正道》文告中称，“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
虽然清政府“扫黄”不断，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纷纷转入地下。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相较于有特权的“长三”“先生”“花魁”之类的上等妓女，被称为“私门”、“私门子”、“私科子”、“私窝子”、 “半开门”、“野鸡”的私娼往往成被清洗的对象。
青楼的VIP们 风流天子、朝廷命官……禁绝者也可能是顾客至宋朝开始，官府对色情业的打压就延绵不绝，加上理学家道学家掀起的全民“禁娼”，应该说，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到民间的道德律令，娼妓都无生存之空隙。但妓院仍然顽强的存在着，代代不衰。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始终拥有着属于自己的“铁杆粉丝”。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市井小民；雅至文人骚客，俗如官卿商贾……只不过，贫寒之男只能去烟花巷里的娼“寮”（寨子般的），找那些惨不忍睹的烂娼；小康之男可以去一些有头有脸的妓“院”（像个家居），找那些类似小家碧玉的妓女；而那些体面的男人则去那些够得上“楼”（富贵显赫之处）的地方，找那些往往是远远胜过妻妾婢尼的高级妓女。
坐拥三宫六院的皇帝也爱逛妓院历代的皇帝除了堂而皇之地拥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采选秀女，在后宫里肆意享乐之外，仍有不少帝王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生活，甚至不惜以九五之尊涉足污秽之地，在青楼勾栏间寻花问柳，颓唐放浪，纵淫自残。明朝的正德皇帝（即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一个出了名的荒唐皇帝，他多次到各地巡游，挨门挨户地逛妓院，检阅妓女，搞得当地花粉价格暴涨。因荒淫过度，他三十一岁便死了。
宋徽宗穷奢极欲，声色犬马，但同时却也风流倜傥，颇具儒雅气质。他与当时京师名妓李师师的故事非常有趣，宋代无名氏所著《李师师外传》对此有所描述，虽然难免夸张，但也绝非虚构。《水浒传》中描写宋江等人在茶楼里向伙计打听：“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火热的？”伙计答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可见当时关于皇帝与李师师的故事在京城已经传得尽人皆知了，宋江想归顺朝廷而不得其门，于是偷偷潜入汴京，想利用李师师与徽宗的关系走后门。
王安石掀起“扫黄风暴”，苏东坡照嫖不误宋神宗主政时有段时间，对官员性消费限制更严，只要是官员就不能性消费。时“改革总设计师”、身为丞相的王安石，为规范官员的行为，亲自主抓官员嫖娼的事先，掀起了一场“扫黄风暴”。当时官员祖无择到杭州长当市长（知州），与青楼红人、官妓薛希涛上床，结果让王安石抓住了把柄。据清人赵庆桢辑录的《青楼小名录》所记，王安石派人将薛希涛逮起来，逼其交代与祖无择上床的经过。还好薛希涛虽然是妓女，却有节操，到死也不说，让祖无择免陷“召妓门”。
但有不少官员便没有此幸运了，有的因此被处分，遭降职。据《宋史·王洙传》（卷294）记载，当时笔杆子、权同判太常寺的王洙，仅因在赶进奏院赛神会时，与歌妓混坐在一起，便触犯了当时的“干部行为守则”，遭当时的“中纪委”官员——御史弹劾，被贬为濠州知州。 虽然对官员性消费限制很多，实际上并未能禁住。如大文人、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便照嫖不误，根本不把王安石的“扫黄风暴”当回事。
晚清富商热爱的畅销书为嫖界指南《九尾龟》系晚清著名的艳情小说，其内容主要是描写妓院情况与嫖客的狎妓生活，曾被胡适称之为“嫖界指南”。这本书对旧时上海滩的风月场所有精细的描述，在当时的商贾中被奉为畅销书。
《九尾龟》中，作者章秋谷曾对“功架”作了一番“深刻”的阐释：“我原对你说，上海地方要做一个人，也要有嫖界的资格，我就把嫖界的资格与你讲个明白。大凡古来妓女所重者，第一是银钱，第二是相貌，第三是才情。如今却又改了一番局，换了一派情形。近来上海倌人，第一是喜欢功架，第二才算是银钱，那相貌倒要算在第三。至于'才情’两字，不消说起，是挂在瓢底的了。
在十二集一百九十二回的鸿篇巨制里，作者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描写了妓女、流氓、帮闲、腐吏、商贾、戏子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叙述了刁妓讹诈、庸臣弄权、官商勾结、公报私仇等奇奇怪怪的事件，深刻刻画了中国十里洋场上海风月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