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绪义历史上怎么会形成专制这种东西历史上怎么会形成专制这个东西的呢？很多学者作过深入的剖析，得出了举凡经济原因、政治原因、理论原因等等结论，不能说专制跟这些没有关系，但未必道出了其中难以言说的玄机。其实，专制起源于文字，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不难明白。
“朕”，在秦始皇以前，就是“我”的意思，不论尊卑，皆自称“朕”。这本来不过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字了，可是到了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这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史记·李斯列传》也载：“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乃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
你看，他们说得那么冠冕堂皇，什么“义兵”、“五帝不及”；他们也说得那么可怜兮兮，什么“昧死”，好像是迫不得已似的。
朕字就成了皇帝的专一称呼，取“天下皆朕，皇权独尊”之意。一个普通汉字，就上纲上线为皇权之尊称。
在老百姓这一面，“我”就是你的了，“朕”就这样成了独夫。不要忘记，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孤”。
古代百姓为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想来缘由也就在这里。皇权之尊，独夫之治，往往是他身边那些个权臣捧出来的。王绾、冯劫、李斯、赵高之辈都只是为自己谋，何曾考虑过天下百姓？一个“朕”字只是历史的一个缩影。
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或者自己的地位不保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脱离险境，要么嫁祸他人，要么反他娘的，实在无奈只好坐以待毙。因此，项羽看到秦始皇的威严，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刘邦目睹秦始皇的威严，打心眼里羡慕：“大丈夫当如斯耳。”因此，历代都不乏权贵谋反者，真正朴实的老百姓造反者少之又少。李斯、赵高之流只不过是想把皇帝变成独夫，将其置于万姓的对立面，这样才能确保自己永远成为谷仓中的老鼠，避免变成厕中之鼠。“群臣莫得见面”，已经赤裸裸地道出了赵高们的算计。
这些人往往是两面算计，一面算计百姓，一面算计“朕”们。这中间他们或者忍辱负重，或者威风八面，都取决于这个“朕”的强弱，碰到如汉武帝、朱元璋、康熙乾隆之强大，他们则装B；碰到汉宣帝、唐明皇、明崇祯、道咸同光之软弱，他们就露出原形。
在民间也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谣，说白了，中国的老百姓只要不傻都知道皇帝的宝座是如何得来的，只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历史上被拉下马来的皇帝不少，当然，拉下马来的皇帝没有几个得活的，要么身首异处，要么糊涂而死。因为你是独夫！
所以，说穿了，历史上的造神运动、领袖崇拜本质上都是其身边人为了自己权益而制造出来的好戏。没有他们，人成不了神，朕成不了独夫！
历史上“反对派”是如何炼成的
任何一个政体都天然地分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就是从最高权力到诸侯、公卿、士大夫、官、僚、吏；体制外就是除此而外的人，包括商、民（士、农、工、兵）简单地说，前者就是吃国家粮，靠纳税人养活的；后者就是绝对的被统治者。当然，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横跨内外的半体制人，那就是“师”。他们既仰仗或就食于体制内，又不甘居于体制外，试图独立于体制。这种人也很厉害，他们往往左右民意。
但是，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他们并非天然的敌对关系，运作得好，二者如鱼得水，水乳交融；但是运作得不好，体制外往往就成为体制内的反对派；有的时候，从体制内还能分化出反对派。
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反对派是体制内造就的。思想观念的不同、性格的差别、行事作风有异，等等都不必然造就反对派。造就反对派的一定是体制内，或者说政府人为的，或主观意念上把别人视为反对派，或在利益分配上、权力运作上把别人逼成反对派。
体制内的人有一种思维定势或者说一种可怕的心理优势，他们往往把政府等同于国家，实质上就是只有政府（朝廷）而抛弃了国家，因而对于国家的组成的重要部分即体制外给抛弃了，“朕即国家”，这是一句名言，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他们的思维。很多时候就等于是把政府与国家对立起来了。因为要为了国家利益着想，他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学会约束自己的权利，管一管自己的任性。所以他们考虑的最多就是如何维系政府的运作，次一点的就是只考虑维护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他们会互相之间结成利益联盟，把损害他们利益的人看作是反对派。
毕竟既得利益联盟只是国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他们面临着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的包围，时刻都面临着一种深刻的危机，危机感越是强烈，他们意念中的反对派就越多越强大。这样一来他们越是害怕改革。任何改革都只会触动他们的利益，所以要搬动一张桌子都很难。这里面如果有那么一个视野开阔、胸怀大度的人力图支持改革，都会被他们视为另类或者反对派。
历史上每一次对反对派的攻击都是很残酷的，他们拥有强大的惯性的国家机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作为对内防范反对派的利器。在反对派力量弱小的时候，腐败就在这所谓的承平时期内发展着，直到革命到来的一天。而根本问题是，革命又只是为扑灭现政府为目的的，而现政府恰恰又是制造革命的工厂（梁启超语）。这样一来，历史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循环往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