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 要：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开始了近代化。与传统相比较，近代中国是外在一种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近代中国经济中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更加突出。消费需求是总需求变动不断再生的重要推动力量．消费需求上升诱发了投资需求上升，消费需求总量扩张刺激了总供给增长，消费需求结构变动促进了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变动。<?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关键词：消费需求总量；消费需求结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3-0036-11
19世纪中叶，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叩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自然进程，促成了其封建经济的解体，带来了其传统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和制度安排，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步人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①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近代中国是处在一种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也更加突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采用实证和动态分析，就近代中国消费需求总量变动和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实证分析，说明中国消费需求变动的内在，辨析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模式。
一、消费需求的变动对总需求的贡献
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占总需求的三分之二以上，它的变动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从表1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个人消费需求始终占绝大比重，而且其变动方向也与总需求变动方向大体一致。因此，可以说消费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变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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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30年中，西方列强对华的侵略方式尚处于暴力扩张和争夺殖民地与市场的资本积累阶段。外来的机制品井未能从根本上打开中国市插．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尚未解体。但随着列强国内劳动生产串的曼著提高，外来品竞争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从中国取得更多的种种特权和便利，才促使中国传统经济基础开始分解。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工业肇始产生。便于资料的选择．我们将中国近代经济增长视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表1 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与总需求变动比较 单位：％
说明：AD、PC、PG分别代表支出法下总需求、个人消费需求、政府渭贯支出，AD％、PC％、PG％分别代表AD、PC、PG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拙著：《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和拙文：《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社会辑刊》，2000年第5期中数据。
根据上表数字可知，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占总需求的份额呈较弱的下降趋势，其比重由1887年的95．5％降至1936年的90．2％。49年间仅下降了5．3个百分点，年平均下降0．11％。虽然个人消费需求占总需求总额的比重呈下降走势，但其增长率总体上呈现上升特征，并且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与总需求增长率具有较强的关联，二者几乎呈同步波动态势，波动幅度基本相同，这表明个人消费需求变动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牵动作用。我们看到，实际消费需求增长率1887—1936年间年平均增长为1．5％(以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人均实际消费需求增长率年平均增长为0．9％，与同期发达国家相比，美国(1889—1948)为2．1％，瑞典(1882—1948)为2．3％，日本(1889—1938)为1．5％，加拿大(1870—1930)为1．3％．德国(1851—1931)为1．4％，英国(1880—1939)为0．8％，意大利(1860—1940)为0．5％，挪威(1865—1930)为0．9％。[1](P274)从整体上看，近代中国国民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同于或略低于同期世界工业化国家和日本的平均水平。
一般说来，在正常条件下(例如价格水平一定)，消费需求数量的变化主要是受下列因素影响和制约的：一是可支配收入水平；二是边际消费倾向(MPC)；三是消费的示范效应。如果消费倾向不变，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那么，消费需求必然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反之亦然。假如收入水平相同，边际消费倾向大，则用于消费的支出就多，对消费品的需求就越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高收入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常常是低收入者消费行为的导向器，努力进行“模仿”，并力图尽快“赶上别人”的倾向是消费“示范效应”的典型反映。
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国民个人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一直是以略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1887—1936年的49年间，如上所述，以1933年不变计算的实际消费需求年平均增长率和人均实际消费需求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和0．9％．而同期实际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86％，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23％。[5]
同期恩格尔系数仍然很高，下降速度也不太明显。由1917年的74．3％下降至：1936年的63．4％[2]，按照巫宝三估算，仅就1933年而言，当时消费中，恩格尔系数为59．8％，但城市恩格尔系数只占29．5％。[3][P171]这说明，在中国总体的经济水平提高极慢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却得以超前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在其经济发展中并没有有效地避免近代西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冲击和影响，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制度安排的同时，中国人特别是富有阶层的消费模式受到外来因素的强烈刺激和牵动，大量传统社会沉淀已久的社会闲散资金并未流人投资领域，而有相当一部分被挥霍和浪费掉。富有阶层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又给低收人者以较强的示范作用，攀附、比富的消费心理和行为在人们的行为活动中极为活跃。消费水平的上升快于生产率的增长，消费结构的转换快于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其结果必然导致储蓄率低下，从而限制了资本形成的迅速扩大，阻碍了经济进一步增长。
与个人消费需求变动不同的是政府消费支出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却呈现上升趋势，由1887年的1．04％增至1936年的5．3％，但上升幅度甚微。世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随着政府和经济目标函数及行为的加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逐渐提高，特别是在实行强制式制度安排的国家中更是如此。[4]因此，必然造成总需求结构中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总需求份额和增长率的大幅度提高。但我们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政府消费支出变动虽较为激烈，但与总需求变化的关联程度较弱，二者并未呈现同步波动态势，这表明政府消费支出对总需求变动的贡献力不如个人消费需求那样大。
二、消费需求总量的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
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都证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会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增加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从而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
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消费者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已具有了较多近代化意义上的消费者行为特征。这种特征集中地表现在近代消费者随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消费意识和消费欲望不断增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就近代中国经济总体而言，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正面效应是十分明显的。
按照经济学原理。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需求的增加并不能导致供给的增加，而只会导致膨胀，甚至导致膨胀与短缺并存。但如果资源约束不存在，即在既定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能力尚未充分利用之前，社会总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幅度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强度，需求增加将导致供给的增加，其中占总需求三分之二的消费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意义。
近代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即近代化已经起步并有所发展，但远未实现经济的起飞，则决定了社会存在闲置资源和未饱和的生产能力。这样，总需求变动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上升变动就对近代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如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的波动方向和强度与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具有同步波动的态势，二者相关性较强。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呈现周期性波动迹象，若以1917年作为周期的上升期起点，则1930年上升至最高点，从1931年开始下降，至1934年跌至谷底，其后为上升期，预示着下一周期的开始．[5](P5)而另据刘佛丁先生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中的，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即从19世纪80年代近代化开始起步以后，近代经济起码经历了两个完整的中长经济周期。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为第一周期，其上转折点为1905年；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从1914年开始，在1931年达到顶点转入衰退，至1935年降到低点，从1936年起经济走出低谷，开始回升。[6]由上可知，上述中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的周期波动趋势与近代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周期波动状况基本一致。1937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先后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由于受外界因素的巨大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行及其内在规律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现有的研究已充分表明，这时期国民经济处于衰退时期。而同期国民消费需求的名义总额，受价格总水平上涨的牵动，虽然呈激烈上升趋势，但实际消费需求总额却大幅度下跌，亦与经济增长状况显示大体同步的波动态势。
表4 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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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国民收入蚤朋为1887、1914、1936、1952年。
资料来源：①据拙文：《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载《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中数据计算；②刘佛丁等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上表中数字不仅显示出消费需求变动与经济增长变动的方向基本一致，而且还可以看出，消费需求增长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的增长幅度。这说明。在近代经济发展中，消费需求总量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刺激总供给增长的经济效应。
就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变动对经济增长而言，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消费支出对国民收入上升的乘数效应日渐显著。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现存生产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可以导致大于几倍于其本身的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这个由于政府消费支出增长而引发的扩张过程，可以用“乘数理论”来说明。乘数理论是把经济增长(国民收入的变动)看作因变量，把政府消费支出看作自变量，阐明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国民收人变动的数量关系。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消费支出引起更多国民收入增加的“乘数效应”(muitiplier effecf)是客观存在的。
表5 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
资料来源：据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修正》，《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第9卷第2期和拙文：《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5期中数据计算。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消费支出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社会总产出的扩张和收缩的变动过程。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与其边际消费倾向呈正向运动，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大，乘数的作用就明显。表中数据反映了这种关系，由此可知，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对国民收入的波动起着一定的牵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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