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期作者：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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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是怎样工作的呢？他们从中挑选一些能够打动人的事实、一些“道德灾难”的见闻、催人泪下的证词，越是耸人听闻，越是被历史学家们发现，并引入历史。历史学家们如同新闻记者一样，需要阅听市场的关注，而“炮制一篇描写剥削的生动故事，要容易得多”。
现代史学的最大幻觉之一，就是历史学家们冒充科学家，他们宣称自己没有政治偏见、没有价值附加、没有理论偏见，而是纯粹“客观”的学者。……事实上，任何“看见”、“发现”都是主观的认知，都带有个人知识的背景，以及某种价值诉求。因此之故，那些在历史写作中遮蔽其个人取向的所谓历史学家，要么是不诚实的，要么就是不清醒的。
“不清醒”的历史学家是其身处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是流行观念的塑造物，而这种“流行观念”，即普通所说的“常识”，而关于“常识”，在史学领域，请记住哈耶克的警告——“常识”通常是不那么可靠的向导，而看起来似乎“显而易见的”解释，常常不过是广为传播的迷信观念而已！
1843年，库克·泰勒夫人准备到当时英国的工业中心兰开夏访问。动身之前，她参加伦敦的一场晚会，宴席上很多绅士劝阻她，说那地方是一个恐怖的地方，到处是工厂，那里的人们由于饥饿、压迫和超时工作，几乎完全失去人样，而工厂主则是肠肥脑满、大腹便便，对民众敲骨吸髓。当她问这些是否他们亲眼所见时，一位绅士说，虽然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工业区，但听人都这么说，所以是永远也不想去、不敢去，也劝她不要去。但泰勒女士毕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坚持亲自走访，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漫画中常见的工厂主与工人形象
她不顾劝阻终于成行，而此行并未辜负她的冒险，甚至令她深感惊奇：兰开夏郡完全不是伦敦绅士们传闻的那样可怕，那里工人们的处境反倒是令人满意，出乎意料。她在信中详细描述那里的情形，在结束时写道：“现在，我终于在工厂、在他们的住所、在他们的学校中亲眼看到了这些工厂工人，我完全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要为他们奔走呼号？比起其他劳动阶级来说，他们穿得好、吃得好，行为也更端正。”……
兰开夏郡，这个即使非英国民众也耳熟能详的地名，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想是留下刻印的。在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中，在学生必考的历史教科书中，在面向大众的社会常识读本中，以及在一些专业性的历史著述中，我们都能发现那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联系在一起的“兰开夏郡”的名字。兰开夏郡，那是资产阶级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的历史；是工人阶级丧失一切，除了锁链和镣铐的血泪史；是资本主义社会羊吃人的见证……当然，这些记忆，均来自历史学家们的著述，我们并没有亲历，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亲历，因为时间无法穿越。
兰开夏郡的兰卡斯特城堡，是英国最古老的刑事法庭和监狱所在地之一。
但我们相信，因为它有着活生生的史实和伟大理论的支持，因为它是历史，我们本能地将自己的信任交给历史学家们，那些人被誉为人类记忆的守护神。
但历史学家真的可信吗？
那位泰勒夫人所见的事实呢？为什么没有历史学家援引？它是孤例么？有无别的史实支撑泰勒夫人的见证？
其实，对于历史学家们，甚至包括那些接受历史职业训练的学徒们来说，类似泰勒夫人所见的“事实”可谓满山满坑，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和调查委员会从18世纪起就开始撰写了系列报告，在1830、1840、1850年代，这些报告尤其完备。如果仔细研究这些报告，人们会得出结论：那些不能容忍的东西，其实大多数是属于较早历史时期的、很快就要过时了的法律、风俗、习惯和组织形式，是“旧制度”导致的后果。如果历史学家们能真的理解这些材料，他们的研究将会使我们意识到，在当时英格兰社会中，那些收入最低的工人，不是工厂工人，而是家庭作坊工人；值得关注的贫困地区，不是制造业的城镇，而是偏僻的乡村。这些地方限制个人自由，仍旧实行物物交换……然而，很少有人愿意耐心地爬梳这些浩繁的文档资料。它们的命运，如泰勒夫人所见的，同样是沉没在历史的烟云中，被人遗忘。
门采尔所画的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工厂油画。
那么，那些历史学家们是怎样工作的呢？他们从中挑选一些能够打动人的事实、一些“道德灾难”的见闻、催人泪下的证词，越是耸人听闻，越是被历史学家们发现，并引入历史。历史学家们如同新闻记者一样，需要阅听市场的关注，而“炮制一篇描写剥削的生动故事，要容易得多”。更何况，打动议员们坚硬的良心、以促进经济体制变革的，不是经济正常发展的记录，而是专门分析不满的社会蓝皮书。于是，历史学家们在争夺阅听人的同时，也承担着“政治——道德”使命。而这样的“越位”行为，不仅为读者所接受，而且还正是他们所欢迎与鼓励的。因为在普通读者心中，历史学家们从来就没有得到精确的定位——我们究竟需要他们做什么？！是提供真实吗？还是提供教训？是“无用”之学术吗？还是以史为鉴以知兴替？
对历史学的双重误解，是我们时代最可怕的知识图景。
离开历史人类无法生存，并非历史提供多少智慧，而是它为我们提供自我认同的依据。读者、普通大众需要历史，正如每个个体需要记忆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说，“归根结底，有些人即使那些从来没读过一本书，可能也从来没有听过那些影响过他的历史学家的大名，他们也要通过这些历史学家的眼睛来看历史。”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读者、普通大众却轻易将自己“委托”给了历史学家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借道”他人的眼睛来建构自己的记忆，毫无反思地“相信”历史学家们的写作。接受的不仅是事实，更主要的是附加在事实背后的“教训”——那些历史学家的成功之道，往往正是通过鲜活而生动的事实以推销陈旧而僵化的理论。而读者，正如广告培养出来的现代顾客一样，却总是甘之如饴。
历史作家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或许比政治理论家更直接、更广泛。一些观念得以广传播，通常并非借助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事件和人物等等“形象”。读者在接触事件与人物传记等软性材料时，如同那些就着软性饮料而将添加剂一股脑喝下去的消费者一样，在舒适而美妙的品尝中，早已是深中意识形态之盅了。
但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们是不会在自己的作品上标注“添加”字眼的，现代史学的最大幻觉之一，就是历史学家们冒充科学家，他们宣称自己没有政治偏见、没有价值附加、没有理论偏见，而是纯粹“客观”的学者。
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的《那高尚的梦想》一书专门论述了美国历史学界的“客观性问题”。
这真是一种“天真的信念”，是对历史学之天真的误解。
他们以为，不利用任何理论，也可以梳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们可能觉得，事实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理论。这样的想法，当然纯属幻想。
社会事件不同于自然进程，且远比自然进程复杂。不借助某种系统理论提供的分析工具却能“赤裸裸”地“看见”事实，并“发现”事实背后的原因、规律，乃是一种现代知识神话。任何“看见”、“发现”都是主观的认知，都带有个人知识的背景，以及某种价值诉求。因此之故，那些在历史写作中遮蔽其个人取向的所谓历史学家，要么是不诚实的，要么就是不清醒的。
对于这两类历史学家，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那些明知自己犯下不诚实罪的“伪史学家”们，往往用“选择性真实”为自己辩护。说什么事实无法穷尽，因此，历史学家必然要“区分”和“选择”事实，他们只关注那些重要的“代表性”事实，那些“偶然”、“琐碎”的事实可以弃如敝屣。但这种辩护是虚伪的。“选择性真实”不是真实，而是对真实的歪曲。
而那些“不清醒”的历史学家，其危害可能更大，因为他们是其身处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是流行观念的塑造物，而这种“流行观念”，即普通所说的“常识”，而关于“常识”，在史学领域，请记住哈耶克的警告——“常识”通常是不那么可靠的向导，而看起来似乎“显而易见的”解释，常常不过是广为传播的迷信观念而已！
而那些“不清醒”的历史学家，其危害可能更大，因为他们是其身处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是流行观念的塑造物，而这种“流行观念”，即普通所说的“常识”，而关于“常识”，在史学领域，请记住哈耶克的警告——“常识”通常是不那么可靠的向导，而看起来似乎“显而易见的”解释，常常不过是广为传播的迷信观念而已！（作者：邓文初；编辑：胡子华；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