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北京住上一阵后，你就会对那里的空气有一份更深入的认识。来北京七年后，我感觉自己也有点像那些虚构的爱斯基摩人了，他们能够用三十个词汇精准地区别不同的雪。
在北京，我们谈论空气净化器，就像男孩子谈论汽车一样。我曾经不止一次去一个朋友家里，无限仰慕地抚摸着他家的IQAir HealthPro(来自瑞士的顶级空气净化器)啧啧称赞：“真是太太太好了。”(多少钱?每间房大约九百美金)而我家的那套牌子可没这么响，关于它的身 世听起来像个笑话，但遗憾的是，不是。由于过滤器太贵，我们只能偷偷交易，还是我妻子通过一个凶巴巴的海参崴女人的关系搞定的。至于那个女人如何弄到手的，我没问，她也没说。
就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家供上了空气净化器。
现在，全世界对饱受苦难的北京投向同情的目光。由于今年冬天遭遇严寒，人们不得不燃烧更多煤炭取暖，再加上私家车有增无减和连续数日的无风天气，本周末 北京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可谓史无前例——且还在继续。其中最危险的一种污染，即超细颗粒物周六飙升到每立方米九百九十三微克。这个数字究竟有多高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PM2.5理想时均值是每立方米不超过25微克。(在我撰写本文之际，北京的每立方米超细颗粒物已降至85微克，但是美国大使馆还是称达到 “危险”水平。)
对我而言，污染严重性最为清楚的技术测量来自一位环境法律专家，根据他的报道，以往森林火灾发生时，美国的空气污染才会最接近危险水平，而北京周末的污染程度远高于此。
起初我在周六中午的时候意识到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当时北京通过了第一个不科学的测量标准，后面还有一系列呢。首先是“室内烟雾”测试。周六我和妻子走进 北京的一家商场，拱形玻璃中庭里流动的空气，其颜色和份量犹如黎明时分笼罩着渔村的浓雾。在进入中庭之前我们并未发觉，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哲学是避免在一 个问题上纠结不休。我们住的房子只有一层楼，窗户朝向院子，部分原因是因为几年前我们发现，高层楼房虽然可以一览无余，但也只是每日提醒你所看不见的东 西。多年前我们就放弃室外跑步了，而是在一位行医朋友的权衡后买了台跑步机，朋友得出的结论是，室内跑步比不锻炼要强。这个周末，我爬上跑步机，在上面气 喘吁吁了半个小时，最后我宣布我们跨过了下一个临界值：“旋紧跑步机”测试。
周日，北京当局建议民众留在室内，不要外出。北京机场因为能见度低取消了大批航班，交管局下令禁止机动车上路，工厂关闭，环保监测中心网站也出现“瘫 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丁荣晶告诉彭博新闻社：“自周五北京的空气污染达到严重污染以来，住进我们急诊室的心脏病患者人数已经翻了一倍。” 而我和家人则躲在家里，呼吸着净化过的空气，看着《林肯》的盗版碟。(对不起了，丹尼尔·戴·刘易斯，我也只能孤注一掷了。)
这个周末的烟雾跨过了我从未见过的又一个临界点：该测试我们可称之“地方宽容。”多年来，中国人把烟雾叫做“雾”，一种很微妙的说法，而事实上，西方国 家在经济发展的路上也面临着污染，所以让我们喘口气吧。再也不要了。本周末，有关烟雾的报道充斥着中国各大媒体版面，包括提醒民众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即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估计，高浓度颗粒物造成去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各地共计8572人死亡。
有一天，我将写一篇文章，谈谈环境污染的政治影响，谈谈匈牙利和台湾的中产阶级什么时候、是怎么终于受够了他们的执政党，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环境保护，因为这个事业发自内心且似乎对政治没有兴趣。
但不是今天。今天，我要继续躺着做浅呼吸。
附：摄影师郑清雄拍北京CBD地区雾霾前后对比图
2014 年2月19日，北京晴空万里，第二天2月20日北京现严重雾霾天气，摄影师拍北京CBD地区雾霾前后对比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