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在朝鲜做知事无可为,随后便托辞返回国内。回津之后,李鸿章以袁世凯人才可用,委派他办理前敌营务,但袁世凯并不想从事后勤工作,因而在工作之余又背着李鸿章在京中托人找关系,另谋出路。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升迁,与李鸿章的提拔重用是分不开的,但令李鸿章不能容忍的是,袁世凯竟然求到了自己的政治死敌翁同龢的门下,这在当时的官场上可是犯了大忌的。由此,李鸿章开始疏远并冷淡袁世凯,而袁世凯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之后,干脆就改投门户,另找靠山。
在经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清廷中改练新军的呼声渐高,而袁世凯凭借自己曾经帮朝鲜练过新军的经验,也试图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自己以西法练兵的计划。为此,袁世凯上下奔走,向权贵们推销他的练兵计划,并最终获得成功。
李鸿章从日本谈判回国后,便一直闲居京城贤良寺,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十分不屑。当时的李鸿章,因为代表清廷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非当官居闲职、门前冷落,而且为舆论所不容,因而心态不免有些失衡。
曾国藩的孙女婿、当时入李鸿章幕府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李鸿章从日本回到天津后,他与直隶的官员及候补官员一同进见,当时的袁世凯已被授予直隶按察使的职务,但并未到任而是专职练兵。直隶按察使是地方大员,自然在进见官员的前列。李鸿章到后,袁世凯便上前汇报练兵事宜,说初步的计划也已经部署,德国教习也已经聘请,日内便可签订合同,马上便可以正式展开了。
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一向有风度的李鸿章这次却没有等袁世凯说完便勃然变色,他举起手中的手杖,砰砰的敲打着地面,厉声道:“嗐!小孩子懂得什么练兵!又订的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说有什么把握。兵是这么容易练的吗?你雇几个洋人,扛上几杆洋枪,喊几个洋口令,便算是西式军队了吗?”
袁世凯当年36岁,在遭此斥责之后,顿时面红耳赤,亦不敢反驳。周围的同僚们,从来没有看到李鸿章发那么大的火,大家都低着头,既不敢看李鸿章,也不好意思看袁世凯,场面十分的尴尬。在吴永看来,袁世凯当时已经有崭露头角之像,李鸿章看起来倒是有意要杀杀他的威风。
事实上,此时的李鸿章正处于个人政治生涯中最低潮,他对于袁世凯奔走于政敌翁同龢门下而始终耿耿于怀。有一次,袁世凯来拜访这位过气的老领导的时候,李鸿章终于再次爆发并痛斥了袁世凯一顿……巧合的是,这次吴永又在旁边耳闻目睹。
据吴永的记载,当他与李鸿章在贤良寺闲聊的时候,袁世凯前来拜见,于是他便避入别间。袁世凯在寒暄了几句之后,便为老上司的遭遇表示不平:“中堂当年铁马金戈,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朝廷只给予内阁首辅的空名,虽然每日随同上朝请安,实则无所事事,这样太不公正了。中堂大人不如暂时告假还乡,等到朝廷遇到难事了,届时必定会想到股肱老臣,这样中堂再次出山,岂不是名正言顺,而且能挽回昔日的声望?”
甲午后被权贵们排挤的李鸿章,此时却十分敏感,袁世凯的话音刚落,他就厉声呵斥道:“停,停!慰亭,你这是给翁叔平(叔平是翁同龢)当说客来了吗?我要是请辞出了缺,那他就可以依次升到协办大学士的位置……他想得倒挺美!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想都别想!要是别人出了缺,让出一个位置给他,那我管不着,但要想让我空出一个位置来给他,这万万办不到!只有我有一口气在,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决不会无故请辞,奏请开缺。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对朝廷哪能说三道四,计较这计较那的?你要是受他所托,在这里花言巧语,我是不会受你们愚弄的!”
袁世凯听后不敢反驳,只能向李鸿章道歉并唯唯而退。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余怒未消,他把吴永招呼进来,问:“刚才那个人,你认识吗?”吴永说:“知道,但并不熟悉。”李鸿章恨恨地说:“袁世凯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人真是个小人!他为了巴结翁叔平而来这里做说客,嘴巴里说得天花乱坠,想要欺骗我乞假开缺,一边给翁叔平让出一个协办大学士的位置……哼!我偏不退!当年老师(即曾国藩)教我‘挺经’,这次倒可以用上!我就是要和他们挺着,看他们有什么招?我刚才当面训斥袁世凯,就是要免得他再来啰嗦,我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事情没有见过?我难道还会受这种人的捉弄吗?”
不过话说回来,李鸿章这次呵斥袁世凯却是错怪了他,因为按照翁同龢的作风,是决不会随便请一个人去做说客的,何况袁世凯和他还不算太熟悉。李鸿章之所以对袁世凯发怒,主要原因还是当时翁同龢得势,而李鸿章失势,在世态炎凉的感叹之余,正好赶上袁世凯说了不中听的话,结果把火全发他身上去了。
相对而言,袁世凯做人还算可以,他在李鸿章失意的时候还常去看望这位老领导,原因就是李鸿章对他有知遇之恩。相比一些落井下石的朋友,袁世凯已经是难能可贵。在被李鸿章呵斥之后,袁世凯并没有任何不敬的言语和举动,就这点而言,他的官场修为和涵养,甚至已经超过了李鸿章呢。
再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鸿章虽然暂时失势,但他多年经营的淮系势力仍旧存在,正如袁世凯说的,一旦国家有事,还得请老将出马,届时李鸿章为朝廷重用,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在庚子事变、局势失控后,当时清廷能想到的,还是被贬斥到广东做总督的李鸿章。可惜的是,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油尽灯枯,他在主持完与列强的谈判后便一病不起,不日便撒手西去。
不过,李鸿章在临终前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向朝廷力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这也意味着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此说流传甚广,不过据考证似无此奏)。此时的袁世凯,不过40出头。
袁世凯的付出,最终有了丰厚的回报,而袁世凯做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确实在清末新政和立宪中表现突出,为中国向近代化转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袁世凯有李鸿章这样识人善用的领导,幸莫大焉;而李鸿章能有袁世凯来继承他的事业,何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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