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27日，我从凯迪社区网的《史海钩沉》栏目里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毛远新人生悲剧根源》，作者不详。涉及到毛远新在1966年这一年当中的活动，该文章是这样写的：
“从哈尔滨回到北京，刚放下行李就去见毛泽东，主动向毛泽东讲了自己要下基层参加阶级斗争、学习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打算。毛泽东很高兴地同意了。但是，毛远新没有进工厂搞“五反”，也没有去农村搞“四清”，而是去了军队，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这大约是因为“哈军工”的毕业学生基本被纳入部队系列的缘故。
毛远新到部队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已经对政治十分感兴趣的毛远新，决心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正好，中央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刚刚毕业离校不久的1965年大学毕业生，可以回原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毛远新也就回到了“哈军工”，参加那里的“文化大革命”。
此时。毛泽东与毛远新关于教改的谈话，已经在全国广为散发，毛远新也就成了红卫兵心目中最接近“红太阳”的人物之一。他回到“哈军工”后，很快就有许多青年学生聚集到他的身边。毛远新借此机会，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并成为这个造反团的领袖。这个“造反团”迅速扩大，成为左右“哈军工”乃至黑龙江政局的重要组织之一。当时，东北地区的一些群众组织、政治人物，对毛远新也格外瞩目。在东北，毛远新成了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以上这些叙述是真的史实吗？不是的。应该说，该文作者对哈军工的历史和毛远新的历史都一无所知，全凭想当然随意写史。比如我引述的第一段中说：“毛远新没有进工厂搞“五反”，也没有去农村搞“四清””。史实恰恰相反，毛远新在假期下过工厂，毕业前的1965年，他和哈军工全院师生一起下农村搞“四清”半年，我手头还有一张他们那个学员班在东北巴彦县农村的合照。
近若干年，凡是写毛远新的文章，大都说他是哈军工造反派的头头，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靠“造反起家”。这些文章的作者哪怕找几个当年参加过文革的哈军工毕业生问一问，就不难弄明白，这一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十五年前本人在撰写《哈军工传》的过程中，对1966年的毛远新历史，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写入书中，正式出版。毛远新读过之后评价说：“老滕写史是实事求是的。”
在这篇博文里，我想专门探讨一下毛远新是不是靠“造反起家”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远新在云南大山里的导弹部队当技师。8月15日前后，他奉空司命令回到北京（当然这是毛泽东的意思）。
在深山里呆了半年的毛远新被北京天翻地覆的“文革”吓了一大跳，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隔世之感。
8月18日那天，毛远新跟着伯伯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看见了一大批哈军工的学弟学妹们。
9月初，毛泽东对他说：“你到学校去参加运动吧，了解运动的具体情况。是去101中？还是回军工？你自己定吧。”
毛远新说：“我还是回军工吧。”
此前，哈军工的三大群众组织（造反团、八八团，还有一个力量不强人数很少的“东方红”）于八月初已经扯起大旗正式成立了。“军工红色造反团”的核心领导成员我可以一一例举，但与毛远新没有半点关系。运动初期，我们天天开大会，谁看见毛远新的影子了？他人还没有到哈尔滨呢，当的哪一家的“领袖”？
9月上旬，毛远新回到哈军工。严重对立的两大实力派——“造反团”和“八八团”，都有不少干部子弟，他们最先知道毛远新回来了，于是纷纷找他谈话，宣传自己那一派的政治观点和斗争业绩，攻击对立面的种种劣迹。
两边的意见毛远新都听，他不表态支持哪一方，只是原则上讲讲多作自我批评，加强各派团结的话，因而哈军工上下都认为“毛远新一碗水端得平”。
9月7日，哈尔滨大工厂的数千工人把哈军工一道门围上了，要求找“红色造反团”的头头辩论，想问问揪斗、殴打老干部符不符合《十六条》？一时间，哈军工的气氛空前紧张。
“八八团”的64级学员曾敏杰接到毛远新的电话，他们都是院排球队的队员，关系挺熟。
“敏杰啊，你去做做司锡才（八八团总头头）的工作，”毛远新说，“支持一下造反团，帮他们解解围。”
第二天，“八八团”大队伍上街游行，第一次表态支持军工“造反团”。在“造反团”困难的时候，“八八团”挺够意思，这是毛远新刻意做两大派联合工作的一次尝试。
国庆节过后，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找毛远新谈话，传达中央指示，要求毛远新带队，以省委调查组的名义进入小兴安岭林区搞调查。他从哈军工三派组织中挑选一批身体好，有工作能力的青年教师和学员，进入林区，耗时两个月后，他回北京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
12月，毛远新又奉命到吉林省延边地区办联络站。从北京回到哈军工，他想总结半年来自己对“文革”的认识，在离开哈军工前对学院的“文革”运动有个正式的表态，他关起门来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做《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这张长篇大字报有7000余字。
毛远新写这张大字报，表明他正式介入了哈军工的运动，他的特殊身份，使学院的“文革”更趋复杂和激烈。这篇大字报在院办公大楼（一号楼）的走廊上张贴出来，不啻给哈军工的“文革”运动投下一颗炸弹，大字报刚刚贴个头，全院师生员工就闻风赶到，摩肩接踵，争相阅看。多日冷清的一号楼里又是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景象。
毛远新的大字报让军心涣散的造反派群众兴奋莫名，奔走相告；而“八八团”的群众心情沉重而沮丧，好像掉进了冰窟窿。
不少“八八团”群众激愤地指责毛远新：“如果他认为我们方向错了，应该帮助我们，他两个月不露面，现在突然袭击，打了我们一闷棍子。”“找他辩论去！”
一群“八八团”的学员，弄来三台大卡车，在军工大院和市内到处寻找毛远新，可找不到毛远新的影子，他们不知道，就在大字报贴出的那天清晨，毛远新带领五位哈军工学员，踏着厚厚的积雪，向吉林省东部边陲城市延吉市进发。
这就是1966年自9月至12月，毛远新在文革运动当中的活动概况。不管他后来犯了多大的错误，研究历史的人不能违背基本事实，硬给他戴上一顶“造反起家”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