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使人明智 读史使人聪明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故曰历史不简单。《周易》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后人以此拟联：“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皆不出“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之训。多识前言，即多识历史。

读史使人聪明，前提是真实的历史。古人早知此理，却未能明说，司马迁委婉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春秋笔法，绵绵不绝，至当代，唐德刚可为代表，有人评价其：秉笔公正，不以感情用事，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也不以事废人，史德可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以口述史立身的唐德刚曾言：“胡适之先生的口述只占50%，另50%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李宗仁的回忆录情况更甚，其本人口述仅占到15%，其他85%是从相关历史文献中一点点考证修订而成的。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之前的信函电文完全由秘书完成。李有时信口乱讲，直接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对于《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也一再严重警告读者，这本书是“桂系的一面之词”。谈及桂系，此例不孤，周佛海尝言：“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战是倒蒋的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尖。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

史家之眼光，乃史家之真诚，史家之真诚，终归史家之坦言，史家之坦言，赢得史家之名节，欧哲伏尔泰就万里长城有段话，为域内治史学人所不及：“中国在我们基督纪元之前两百年，就建筑了长城，但它并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所有的犀利，皆源于真诚，史学也不例外。或许太习惯这个世界，域内学人才会对此事不觉惊奇，我看不是。察人之明，容人之量，成人之美，掩人之过，史家之大忌也；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家之大美也。太史简不朽，董狐笔千仞，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虽十败其九，时穷节乃见。史家与当局的千古对抗，实则良心与违心的生死抉择。

修史路径无外乎二，无非文献与实证。实证者难，有待考古新发现，文献者也不易，当下档案不开放，而二手资料已被人考烂，就此状况，也不乏高手。高华从已公开出版的材料中挖掘线索，每每发现新大陆，且以材料说话，不加褒贬，以险劲笔法，猛锐长驱。其研究长征，考证出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的担架模样，担架形制似轿，立柱四，上蒙遮风避雨苫布，不仅可供躺卧，还躺着一溜书，主人可在架中读书。史家重要的是记录什么，而非赞同或不赞同什么，“我不骂你是王八蛋，我证明你是王八蛋”。

读史使人聪明，此话不枉。来新夏曾自述如何躲过“反右”：“我没打成右派，原因就是我从历史上看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是责怪自己，让大家帮助骂自己、提意见的。即使罪己诏也是挽救皇帝的危机，在初胜的时候没有罪己诏，没有哪个新君上来以后下一个罪状。只有到了末年就说：天下事都是我错了，道歉了。”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乃识史者的睿智之源。

钱钟书云：“历史也像淘气捣乱的小孩子，爱开玩笑，捉弄人，有机会和能力来教训人，笑弄人，这是历史的胜利；很少有人听取或听懂它的教训，几乎没有人注意和在意它的笑弄，那也是历史的——失败。”开玩笑者多矣，民元，有记者于《震旦民报》发表演义文章，说黎元洪是被革命党人从床下拖出，强逼做的首义都督。当时黎的下属建议封报馆，黎认为，把报馆封了，外间反会认为这是真的，不去管它。这段演义遂流传至今，黎也被称作“床下都督”。偏见疾走，正见缓行，但玩笑者经不住考证，不足以道，隔了悠长的岁月，真相依旧是真相。王国维云：“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其实，学无新旧，惟有真假。

走出去，世界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即世界。日日江山景虽同，年年风光人已远，历史看似回顾，实则前瞻。王鼎鈞《怒目少年》云：“任何国家在大战以后都该'休养生息，与民更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留出时间产生遗忘，所谓与民更始，就是双方回到未透支不欠债的关系。”史家之功用，在于产生遗忘时间里，倔强地站在那里勒石记事，予后人述说，使后人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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