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演讲人：王蒙
简 介：当代作家、文化部原部长。1934年生于北平(现北京)，青年时代开始创作，著有小说，诗歌，评论等专著1000余万字。近年积极投身于传统文化研究，有关于《红楼梦》、《老子》和《庄子》的研究专著如《王蒙活说红楼梦》、《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等10余部。
我们回顾传统文化的时候，要看到它的特色，要认同我们的传统，要继承弘扬这种传统，同时对这种传统要有所转化，要把它推向现代化，要把它推向世界，要把它推向未来。我们不是为传统而传统，而是为今天而传统，为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传统。
－－王蒙
中国的泛道德论与性善论
我今天抽出三个问题来讲传统文化。这三个问题与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洋文化对比起来，比较不同，而且对我们又有很深远的影响。当然，我不认为这三点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我只是就中国传统文化作一个漫谈似的讲演。
泛道德论就是重视道德，认为道德是根本，尤其是把政治道德化，把做人道德化，把学问道德化。这确实是中国文化一个特点。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的这种说法，一个重要的说法就是“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把道德说成是政治权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这个文化特点一直延续下来，为什么道德能够作为合法性的依据呢？
第一，它使权力赋有一个教化的义务。过去旧中国的权力中心是皇帝，皇帝有责任自己率先垂范，同时要实行教化，使老百姓春风化雨，都能养成很好的道德，使他们的行为都有一个标准、一个规矩。
第二，道德性和天意结合起来。这个道德的典范是什么呢？是天和地。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以，你这个掌握权柄的人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符合天意即天授君权，你才成为真正的天子。
中国古代绝对没有类似现代的民主思想，也没有一个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意识，更没有合理地有序地对权力进行更迭的思想，都没有。但是它又不是无条件地统治，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你要有道德，你得符合道德，你得符合天道。这里面隐藏着一种什么观念呢？这就是：如果你是无道昏君，你就必然灭亡。比如古人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句话挺深刻的，是双向思维：第一层思维是臣子必须忠于君王，老百姓必须听从朝廷；第二层思维是如果君王失去了道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要覆亡。中国自古以来有无数这样的故事，几百年就有大的朝代变更。正是在这样一种混乱和变更中，儒家的孔子力图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道德规范，使父子、夫妻、君臣之间能够有一个规矩和约束。
孔子提出过礼治，实际上是对个人行为举止、思维言语都做出了规范，要求人们按照规范来做。但是，你无法设想每一个掌握权柄的人都是道德的模范。这就形成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儒家以德治国想法很美好，但大多都实现不了。翻开历史，很难看到历朝历代皇帝都是道德模范，相反看到的却是腥风血雨，权力斗争，朝为座上客、夕为阶下囚。但另一方面，这种道德规范本身又是对权力的文化监督，是对权力的一种“礼义”监督。
说到“礼义”一词，我多说几句。一般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实际上“礼仪”的“仪”应该是“正义”的“义”，就是说是“礼义之邦”。“礼”字的后面是附带着深刻的内容的。当然这个“义”当什么讲？说法很多，但其中一种是，要求君王在他的行为、他的爱憎、他的举止方面符合一定的规范。中国有谏官，谏官一般是不要命的，所谓“文死谏”，所以才有海瑞，海瑞是抬着棺材去提意见的。另一个是史官，史官秉笔直书，杀头也决不退缩。掌权者犯了什么错误，办了什么冤案，都给记录下来。
当然，对这种泛道德论也有许多批评。从古代时就受到法家、道家的批评，认为它多余，把本来很正常很自然的父慈子孝——父母喜爱子女，子女也很依恋顺从父母变成说教，比如二十四孝里的“卧冰求鲤”之类的，都是无法实现的，听着让人很难受。到了戊戌改良主义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更有对儒家的猛烈批评，与谭嗣同同时代的改良主义者，严厉批评中国儒教杀人。
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多东西都是双向的。一方面讲忠义，忠得没法再忠，肝脑涂地，不足为报；另一方面又讲如果你是无道昏君，你就要灭亡。所以，《三国演义》里面讲劝降将归降于己时，就会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这棵树很脏很乱很不像样子，可以不在这个树上，另挑一棵好树。
这种泛道德论还建筑在一个性善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理念，什么呢？就是挖掘出每一个人身上天然的本性。老庄与孔孟都是这样主张的，他们认为人的本性很好，是很正常很合理的。饿了就吃，渴了就去掘井或者到河边打水，该干活时就干活。让孟子一分析，就解释成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他提倡德治，提倡礼治，让人回归到最美好最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好的，是互相照顾的，是互相礼貌的，不会发生那些坏的事情。老子走得最远，认为最好的道德就是和婴儿一样，和刚出生一样，和襁褓中一样。
在中国要注意伦理，就是人际关系。特别注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父应该慈，子应该孝；君应该是明君，臣应该忠；朋友之间应该是义。注重人际关系的结果就是把情义两个字看得很重。
最近，我在山东教育台讲《红楼梦》的时候，我讲过里面的一段故事。王夫人的玫瑰露被彩云偷走了一瓶，这是因为彩云跟贾环(赵姨娘的儿子、贾宝玉的弟弟)关系挺好的。她偷去以后反咬玉钏，因为金钏、玉钏原来伺候王夫人，后来王夫人一个嘴巴打得金钏跳了井，就只剩下一个玉钏伺候王夫人。平儿负责处理这件事情，平儿说这件事我很清楚。但是这件事投鼠忌器，赵姨娘还有一个女儿，贾环的姐姐是探春。探春这个人，有头有脸，很有身份也很有头脑，而且由于王熙凤生病正由她来管理荣国府。因此这件事不能把彩云挑出来，否则就会伤害到探春。于是贾宝玉说，这件事我担着，就说玫瑰露是我拿的好了。平儿说好！于是平儿把玉钏、彩云这些人都找来，说，这里丢了一瓶玫瑰露，是我一个好姐妹拿的。窝主(指赵姨娘和贾环)很平常，窝主的面子我不看，但是这里面牵扯到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不能随便点名，宝玉已经把这件事应承下来了。彩云一听脸红了，知道平儿已经了如指掌，于是就说了实话。说姐姐不要冤枉别人，我去自首，要杀要剐要打要罚一切听主子的。全场的人都很感动，认为彩云是侠肝义胆。平儿也很激动，今天想不到彩云妹妹有这样的侠肝义胆，自己出来勇于承担责任。这件事我已经说了，是宝玉偷的，就是宝玉偷的。任何人都别再提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自古以来，第一称颂平儿，第二称颂彩云。平儿处理问题一碗水端平，天衣无缝，投鼠忌器，该抹过去的抹过去，该隐瞒的就隐瞒，本来是小事，不是大事，没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这是好人，又厚道、又聪明、又智慧、又灵活。
当然，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情面也不利于法制。《秦香莲》这出戏里，本来包公一看事情越闹越大，皇后也来了，已经毫无办法了。戏词里包公跟秦香莲说：给你一点钱，你回去吧，你要求处理陈世美，现在很难做到。这时候秦香莲说了一句：都说包大人明镜高悬，想不到也还是官官相护！包公杀陈世美也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可是这件事要是平儿来处理，不见得这样做，所以包公很少。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只能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作为一种资源，我们现在需要有现代的观念，法制的观念，实证的观念，是非的观念。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国的泛哲学论，也就是整体论
在中国，最重要的学问还是哲学，并且把许多问题都哲学化。我是觉得这和汉字有关系。汉字提供的是综合的信息。特别注意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它尽量把关系弄清楚。比如说牛，一个牛字，一个是以牛为实体的，分小牛、老牛、耕牛、公牛、母牛、奶牛、水牛、牦牛，这一些都叫做牛。另外从牛出来的牛奶、牛毛、牛肝、牛肺、牛蹄、牛筋，一直到借用的钻牛角尖等说法，词义非常清晰。还有吹牛，吹牛是从吹牛皮上来说的，也有关系。可是别的语言里未必这样，它注意的是具体，水牛是buffal o，母牛是cow，公牛是Bull，这中间没有什么联系。而且我们的很多文字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自大而小、自高而低这样一个分析的过程。中国自古以来注意万物之间的关系和共同性。
而中国的很多学术思想从东周时，就已经形成基本的格局。此后几千年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没有特别巨大的颠覆。那时候的混乱、争夺、多变，已经培养起中国人追求一个大的概念，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一个至高无上的概念；用至高无上终极性的概念追求，取代了对于终极人格即神的追求。什么叫人神？我们想象一个世界有一个主宰，这个主宰是有意志的，是有好恶的，是有道德感和正义感，有权力和能力的，所以它能保佑你，也能惩罚你。比如说，耶稣教教堂里，一个是有耶稣的像，一个是有圣母玛丽亚的像，当然也有些宗教画里面可以看到耶稣的父亲，但是耶稣跟父亲没有血缘关系，圣母是从她肋条骨那儿生出来的耶稣，基督教是这样讲的。因此耶稣和圣母是人而具有神格。但是对于耶稣又有一个解释，耶稣的父亲是上帝，神爱世人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最至高无上的神具有人的特点，你说你怎么办？这个说不清楚！现在神学院还讨论这些问题。作家米兰·昆德拉提出过一个问题，在欧洲争执了上百年——耶稣进不进洗手间？当你创造一个和人相同的神的时候，你会碰到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让虔诚的信徒们感到非常尴尬。
而中国人比较聪明，所以早在孔子时期，老庄时期，儒家和道家都讲，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就是三维空间，上下前后左右，或者上下东西南北。我们讨论的是三维空间内存在的事情，我们无法讨论三维空间以外的事情，就把这个问题搁置了。但是，你能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吗？你能说中国人没有终极关怀吗？
我读过神学院的讲义，它给神学下的定义是，神学就是对人生的终极眷顾，终极关怀翻译成眷顾更雅一点。就是你已经超出你的经验或者你的知识所能达到的东西，比如世界从哪儿来的，世界到什么地方去？生命是从哪儿来的，生命到哪儿去？运用科学永远有某一点是解释不了的。
中国老百姓是多信教的，信什么的都有，信灶王爷的，信妈祖的，信花娘娘的，信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完全是按照封建王朝考虑的。但是，在老子那里，他就把道说成了世界的本原，既是本原也是本体，世界的规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那么把万物有无都综合起来就是道。这样的话，道在中国人当中起到的是“概念上帝”的作用。因为上帝不见得都有形状，上帝不见得都有人格或者类人格。
汉字特别地整齐，它还引导了中国用推导来代替论证。比如《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是一点一点地，叫势如破竹。美国有一位很权威的汉学家叫费正清，哈佛大学亚洲和太平洋研究中心就叫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讲中国一个大问题就是逻辑不发达。类似意见我听杨振宁也讲过，他说中国自古缺少严密的逻辑。但是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推导，从小处推导到大处，从大处又下来，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它是这样一套思维方法。
并且我们的推导还有煽情性。很多时候，中国式的论述最后变成一个感情的问题。“文革”时，我经常听到特别煽情的一个口号：“难道西方资产阶级做出来的东西，我们东方无产阶级就做不出来吗？”讲得真好！可是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我们那么穷困，你光发狠，你哭，你叫，都是不行的。
我们有这些问题，所以就整合思想，使什么东西都变成哲学，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你做不了好的宰相，你就做一个好的医务工作者。为什么呢？宰相是救人的，医生也是救人的，所以有志于当宰相的人就一定能当一个好医生。
我们常常把文学政治化，有时候又把政治文学化。比如说我们讨论文化问题，首先讨论的是它的倾向、方向，又很像在讨论政治问题，但是我们讨论政治问题，我们的政策是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洋人也很难理解，这个修辞是非常美的，一百只鸟在那儿叫，但不好理解。所以我们这样的整合能力，高度概括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有时候也是不精确的。
最明显的是中医，中医的好处是从整体上考虑问题。中医讲哲学、讲天人合一，每个经络，每个器官，在哪儿起主导作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吃什么？什么虚、实、寒、暑、湿、燥，还有许许多多都像讲哲学。但是它又不像西医，什么东西都要实证，中国人连兵法也是哲学，所以我们的思路很有意思。
中国的泛相对论，也可称之为机变论
中国人最讲究相反相成、物极必反、随机应变，所以我勉强起个名字便于大家好记。刚才我讲了一个泛道德论，讲了一个泛哲学论，我还要讲一个泛相对论。
中国人在东周的时候已经痛感到世界无常、格局随时的变换，是非没有一定的规律。这样长期的战乱、纷争，瞬息万变的格局培养了中国人聪明、善变、戏路子广的特点。但是中国人能适应社会不断的变化，并且变得很快。孔子讲仁义道德，但也讲了许多准许你变的道理。宁武子，卫国的一个官员，《论语·公治长第五》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是说如果国家很讲道义、很有条理、很有秩序、很有是非章法，宁武子就会很聪明，他就能参政议政。但是国家一乱，宁武子两眼一发直，就傻了，一问三不知。他的聪明劲别人要学还可以达到。难学的是他的傻劲，邦无道他就傻呵呵，他真犯傻。所以“文革”中骂孔子，扣帽子，说他认为劳动人民愚不可及，其实这个愚不可及是好话，是说他傻起来你学不像，你达不到他的境界。
再比如，中国有一个说法叫“内圣外王”。什么意思？《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就是我内心里和圣人一样，充满了圣人的仁义道德，这是道德的情怀，文化的情怀；我的内心根本不在乎世俗成败得失，我要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要的是为天下苍生谋福。但是我对外时是王者，我知道怎么维护、运用我的权力，我知道怎样去惩戒敌人。
还有从庄子的时候已经有类似的说法，就是“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出世之心是什么意思呢？我随时准备着离开世俗的这些竞争，准备回归山林，回归大泽湖泊，回归到大自然里面去。北京单弦牌子曲有一个叫做《风雨归舟》，一上来就说卸职入深山，闷来时抚琴饮酒，受享清闲。当然，抚琴饮酒得有一定物质条件。有了这样一个心情，我再来入世，乃至于担任大大小小的一个官员，做对社会有利的事。中国还有这样一些说法，“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虽然这些说法不见得都能做得到，有很多变成了空话，但是这样的思路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
《红楼梦》里除了贾政以外，那里面的男人没有一个是按孔圣人或者孟圣人教导来做的。但是《红楼梦》里面也反复讲一个道理，甚至通过美人秦可卿之口来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盛极必衰，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登高必跌重。她就认为事物是有宿命的，到了什么地方，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信念和说法，比如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比如说多难兴邦。给外国人很难讲的一个故事是卧薪尝胆，不要说欧洲人、美国人，就连日本人也与我讨论过，说中国人怎么会有越王勾践这种人呢？他可以去尝吴王夫差的大便？日本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日本人遇到这个情况会认为他应该死，失败到这个程度，丢了江山丢了国家，变成了奴隶！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樱花？樱花是开的时候“刷”地全开了，谢的时候“哗啦”就没了。日本俳句就这样歌颂的，说樱花代表日本民族，该开就开，该谢就谢。我几次去日本，没有赶上樱花盛开，但是赶上樱花花谢。花谢的时候日本人是真动情！在树底下一边唱一边哭。
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故事，一个人要尽量压低自己的形象，尽量表示自己的愚蠢无大志。秦国统一六国的时候，最后派王翦去打仗，几十万军队都交给了王翦。王翦就没完没了地跟秦王说，我回来以后要在某个地方置业，要盖房子，地得够，房子得够，还要给我侍女。底下人说你现在担负这么重大的任务，你干嘛整天说这些？他说秦王是最不放心别人的，他现在几十万军队都在我手里，我说这些说明我没有别的想法，是个极庸俗的人，这样我才能保护我的命，也才能完成我的历史任务。
还有一个例子，清朝的时候有一个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人物。咸丰七年，英法联军抵达广州，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广东地方官员出城。有一个将官叫叶明琛，毫无反应，既不抵抗，也不议和，更不逃跑。他为什么不抵抗呢？他知道打不过。联军占领广州后，叶明琛在副都统衙内被擒获，解往停泊在香港的军舰无畏号上。叶明琛声言欲面见英国国王，理论战争的不合理性，且自备了粮食。偶然有人上前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后来被英国人送到加尔各答，囚禁在威廉炮台。他自己给自己题字：海上苏武，次年绝食而死。这个人没有投降，但让人觉得毫无希望。
我为什么讲到这儿呢？就是说传统文化是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资源，我们从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智慧，增加很多的知识，但是仅仅有传统文化是不够的，传统文化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传统文化是需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的。现在有一种看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这么多美好的传统文化都丢了，弄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是错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才挽救了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不至于灭亡。
如果我们今天还处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甲午战争日本侵华的时候，处在英法联军入侵的时候，处在抗日战争大部分国土沦陷的时候，我们还能继承弘扬什么传统文化？所以，我们回顾传统文化的时候，要看到它的特色，要认同我们的传统，要继承弘扬这种传统，同时对这种传统要有所转化，要把它推向现代化，要把它推向世界，要把它推向未来。我们不是为传统而传统，而是为今天而传统，为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传统。
(本文为王蒙先生日前在故宫博物院所作的学术讲座，文章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