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读】高考的改革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关涉到社会阶层的流动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创新人才选拔模式时，注重社会各阶层晋升通道的公平性也是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文/罗维斯
每年6月的7、8号两天，既不是传统佳节也并非历史纪念日，但是对于多数国人而言，却是个十分特殊的日子。在这两天，工地停工、学校周边车辆绕行、就连大妈们都不跳广场舞了。“我家孩子这几天高考”很容易成为压倒一切的理由。时至今日，很多人依旧习惯以“状元”这种科举时代的功名称呼高考中取得骄人成绩的学生，某些地方的高考状元甚至还会戴着红花巡游。有人认为，这是带有科举制度的残余影响。
当然，科举制与高考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科举中式意味着具有入朝为官的资格和在社会上的某些特权，而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只是迈入大学门槛。我们习惯将二者相比附，其实在于高考与科举在某种实质层面的相似性。
中国社会曾有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家世背景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始于隋的科举制度则逐渐打破了这层藩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为平民社会阶层晋升提供了有效的渠道。美国华裔学者何炳棣先生在考察了近1.5万位明清进士、两万多位晚清举人贡生的三代履历后发现，明清两代的进士中，平民出身者占有很大的比例，但随着清代中后期以金钱捐纳功名的风气日盛，平民出身的进士与前代相比有很大下降。
我们从一些研究中不难发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平民社会阶层上升渠道壅塞不堪，几近断绝。民国时期，不少社会贤达都曾指出，新式学校费用昂贵，传播新知识新文化的书籍对于乡间子弟极不易得，平民反不及科举时代更易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从社会学家李景汉在1928年做的社会调查来看，以河北定县为例，拥有土地在50亩以下的家庭受教育者中，受教育的平均年数只有3.92年。普通家庭供一个孩子读完小学已属不易，更不敢奢谈高等教育。农家子弟世代难有出头之日。凋敝绝望的乡村成了暴乱或革命运动的策源地，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与这种教育不公平带来的社会阶层板结之间可谓过从甚密。
由此反观高考制度，这种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诚然，除了高考以外，经济的发展为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渠道。而高等教育的高昂费用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起薪低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低收入家庭供子女上大学的热情。很多人甚至认为农民工的收入都比大学生高，与其花那么多钱去念大学不如早点出去打工。但我们仍能看到，接受高等教育依旧是进入许多行业和较高社会阶层的必须条件，高等教育对青年人整体素质的提升作用也是其他渠道难以实现的。
高考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各阶层能够以较低廉的成本获得较公平竞争。无怪有的中学会挂出“考过高富帅，赢过富二代”之类的标语。高考寄托了许多人实现社会阶层晋升的理想。而高考也因一考定终身和考试内容程式化受到批评。近年来，高考考试制度和内容都做出了较大的调整革新。各大名校的自主招生制度打破了高考的垄断地位，也提供了更多选拔人才的标准。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许多知名院校的自主招生其实存在很多隐性门槛——父母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等因素对子女能否在自主招生中胜出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此外，去高校面试的各种交通食宿费用也使很多农村子女难以承受。当然，许多名校也开始尝试在招生上对农村子女有所倾斜。不过，从宏观角度看，学校的单方面调整效果是有限的。高考依旧在其中发挥着最根本最全面的作用。
高考的改革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关涉到社会阶层的流动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创新人才选拔模式时，注重社会各阶层晋升通道的公平性也是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1905年，当饱受指责的科举制度被光绪帝下诏废止后，世人没有预料到竟会诱发社会动荡。我们在指责应试教育和高考制度时，或许还应该多一份对历史的警惕，运行多年的高考制度面对着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挑战。我们固然不能再像帝制时代那样固步自封，却也应该在教育改革方面做全局性的考虑。在高考制度改革创新的各种努力和尝试中，如何确保这一牵涉面最广的社会阶层晋升之阶的公平有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作者为南开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