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和 合
和合是中国古代神话中象征夫妻相爱的神名。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和合的合，指结合、融合、合作。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都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是单一概念，尚未联用。《易经》和字凡两见，有和谐、和善之意，而合字则无见。《尚书》中的和是指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合指相合、符合。
目 录
1辞海对和合的解释
2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 3太和 4文化历史 5玄门法术中的和合1 、辞海对和合的解释
和合：中国古代神话中象征夫妻相爱的神名。常画二像，蓬头笑面，一持荷花，一捧圆盒，取和谐合好之意。旧时民间举行婚礼时,每喜陈列和合像，以图吉利。也有在厅堂中常年悬挂者。又据《西湖游览志》：“宋时杭城以腊日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着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之外，亦能回家，故曰万回。”原为一神，后改为二神，称和合二仙。
2 、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 著名哲学家、中国思想史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重视研究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对天人合一思想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合有符合、结合之义。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统一可以说是同义语。合一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对当前开展的和合文化研究，张岱年先生作了充分肯定。他说：“近来许多同志宣扬‘和合’观念,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和合’一词起源很早。用两个字表示，称为‘和合’；用一个字表示，则称为‘和’。……许多不同的事物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谓之和，和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实生物’，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张岱年：《漫谈和合》）。
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十分重视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和谐观念，并对此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当今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争取“和平共处”，必须实现“共同发展”。要达到此目的，就要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的关系。
同时也要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在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中，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和谐’观念的资源。”（汤一介：《世纪之交看中国哲学中的和谐观念》）汤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和谐观念由四个方面构成，“这就是说，由‘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普遍和谐’的观念。”（同上）汤一介先生认为这四种和谐构成的“普遍和谐”观念，即是“太和”观念。所谓太和，《周易·乾·彖辞》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即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
4、 文化历史
“和合”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广泛而久远的影响。
关于“和”的概念，早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已提出。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晏婴指出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这就是说“和”是一种由不同要素所构成的和谐状态，就像鱼、肉掺和水、火、盐、梅等，经过厨师的烹调与加工而成为另一种新质的食品存在状态。同时，晏婴还指出“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其意是指：如果以水加水，仍然是水，构不成佳肴美食，谁愿去吃呢？同之，琴瑟如果只弹奏一个音符，没有其他音符相配,终不能组成悦耳动听的乐章，谁又愿意去听呢？可见“和”不是相同要素的相加与聚合，更不是单个要素的存在状态。
晏婴之后，思想家史伯进一步地深化了“和”的概念。史伯说:“夫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可见,“和”这一概念包含着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也就是说“和”是矛盾多样性的统一，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是万物存在的基础。
随后，先秦时期的“和”被赋予了“合”的含义，从而出现了完整的“和合”概念。《国语·郑语》最早出现“和合”一词:“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该文记录了殷商朝官员——契为使平民百姓安身立命。遂将五种不同的人伦之教加以融合,实施于社会。契之所以能流芳史册，就在于他能和合五教。由此可见，“和合”表明的是多样性的统一。
“和”、“合”联用，不仅突出了不同要素组成中的融合作用，强调了矛盾的事物中和谐与协调的重要性，而且从此以后，“和合”成了不同要素融合最为理想的结构存在形式，普遍受到各派思想家的推崇和重视。从此，“和合”这一传统哲学概念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广泛而深入地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
如中国文化奠基初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学就是对殷周时代礼乐文明的“和合”；隋唐时期，禅宗的出现，便是佛教与老庄理论及魏晋玄学相“和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和合”的产物”，惟其如此，中国文化才能如此地源远流长，充满活力。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道、释等历经诸多历史阶段的流变，成为三股宏大的思想文化洪流，有力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民族性格，给中国一切文化科学艺术，包括园林文化以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玄门法术中的和合是使用一些中国传统的玄门法术让有情人结成姻缘，正规的和合术是比较繁琐的，著名命理学家于大有老师介绍了一种简单的和合术：把你希望增强关系或联系的人的名字(可以多人)写在纸上,找到一棵含羞草,把这张纸跟含羞草接触,这含羞草就会把叶子合起来把纸夹住,然后用红线把含羞草跟写着名字的纸绑起来,放在枕头下就可以了!（在做的时候要想好希望得到的结果）。
和 合 理 念
和合理念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美最完善的体现形式。“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合，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中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天人和一”旨在承认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反对将它们割裂开来。“中庸”则强调对待事物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目录
1 源远流长2 文化传统3 文明影响4 积极意义5 现实作用6 共赢共荣和合理念 - 源远流长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二字。
“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合,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和合”一词最早出自《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和合的最初含义是指协调各种关系,各种规范合治理国家的方式。《国语》、《管子》、《墨子》都提出过“和合”范畴。《周易》也讲“阴阳和合”，孔子讲“和为贵”，老子讲“知和日常”，《易传》讲“和合太和”。“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它纵横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横摄于各个时代的各家各派的思想文化之中，因此它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有生命力的体现形式。
和合理念 - 文化传统在中国，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 子》第四十二章），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这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把和作为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其他人如墨子、管子、荀子等先秦诸子也多有关于“和”或“和合”的论述。“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随着 “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的原创文化也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道两大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由印度原创的崇尚“因缘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因缘和合论成为佛教的重要理论，在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和合”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所通用，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同时也被其他文化流派的思想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西汉董仲舒为适应“大一统”杜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实则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道、法、阴阳五行说等各家思想，主张把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明显受到燕齐文化的影响。
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
和合理念 - 文明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践证明，人的行为哲学思想核心是“和合”理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理念。
“和合”思想是从人们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集中了人类行为科学的全部智慧。“和谐”、“和平”、“祥和”、 “和睦”、“和善”、“和蔼”、“和气”、“和解”； “合情”、“合理”、“合法”、“合格”、“合适”、“合作”、等等。这就是古老的中华传统思想所提倡和指引的主体思想。人们常说的“和为贵” 、“和气生财”、“劝合不劝分”等，都源于这一思想。“和”是一种文化，是“仁”的表现，显现人的素质和修养,只有具备一定素质和修养，做事才能合法度；“合”取其结合、融合到一起，共同，合作的意思。这里仅以“和谐”与“合作”具有和合理念标志性意义的词语加以阐述。“和谐”是前提是保障，“合作”是目的。
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还是工农业生产、企业管理、经贸往来，我们每完成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应该说都是在和合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体现着和合理念的成果。效益与成果的产出是和合理念的“和谐” 与“合作”行为过程的统一。或者说，任何社会实践和劳动成果的取得都是“和谐”“合作”的结果。而“和谐”作为合作的基础，是社会人文环境的一种氛围和状态。实现这种状态就是解决矛盾、化解危机和纷争、实现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过程，满足这个条件的过程就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合作”作为生产方式也是有条件的,起码是在利益均等原则下才能实现。
人们希望世界和平社会和谐，通过合作中的竞争，竞争中的合作,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满足人们的新期待新要求。
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变迁中，人们认识到“和合”的重要性。建立良好的生产关系和生活秩序需要和谐；实现工农商贸的生产经营、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需要合作，实现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更离不开合作。如果我们把“和合”理念作为一种理论，那么其来源就是人的社会实践。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和合理念，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理念。
和合理念，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
和合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的每个社会成员在社会实践中必备的基本的指导思想。
和合理念，是科学技术发展创新所必须的基本的行为表现。
和合理念，是国家富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基本的思想基础。
和合理念，是化解矛盾争纷、消除危机、战胜自然灾害唯一有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和合理念，是跨越地域不分种族的人性本原，也是人类追求幸福智慧的普通表现和最高境界。
和合理念是诸子百家关于行为科学的集合
有关教育促进人积极向上的学问很多，无论是诸子百家的学说，还是宗教信仰，都是鼓励人们积极进取，或行善积德，慈悲为怀,或博爱天下，或勤劳好学，等等。
“和”的表象彰显人的素质和修养
行为上的“和”,是自身素质和修养的体现。“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由孔子的传人掀起了向世界传播的新高潮;“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合一思想依然教育激励着华夏儿女。尊师重教，注重基础教育的基本国策正在使民族走向复兴，也必将为“和”奠定坚实的基础。
“和”有中庸之意又不同于中庸之道
“和”有调和折中之意,结束战争或争执，实现和平，需要调和。这必然让人联想到中庸之道。中庸是儒家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中庸之道的核心,强调的是中和与平衡,对什么事都不偏执.不偏激，不走极端。中庸就是在矛盾两极间找到最佳途径.在诸多可选择的可能性中取得最佳的,最合情合理的选择。
孔子中庸观的要义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过犹不及”,也就是主张执中以致和，无过无不及,使矛盾双方达到和谐统一。中庸，并不是反对竞争。儒家既主张和为贵，也不排斥竞争。和是有原则地和，以和为主，以竞争为辅。和是目的，竞争是手段,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取得和。竞争需要人和,人和更有利于竞争。
和合理念在人们的心里默默地形成，在行为中自觉发挥作用
和合理念是行为科学。人类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人本思想，在民族文化的教育下通过人性的彰显自然地表露出来。只有和谐、合作人类才能实现心中的美好。
分工合作，合中有分，分是为了更好地合
合作，散见于各项实践活动当中，浸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合作的内容囊括了各个领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似乎在加快。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传统的生产方式显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古老的思想理论、伦理道德却依然还在传承着，并被不断赋予时代内涵。
和合理论是关于实践的行为的理念，是发展进步的理念，是取得成功完成实践活动收到预期效果的理念
人们社会实践的领域不同,分工必然不同，分工细是为了成效高。而最终取得成果都是合作的结果。因此，合作是挖掘人类智慧和创造力所必须的，也是唯一的行为方式。
炎黄子孙对和合理念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其成效将不断显现。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对人类的贡献。
家和万事兴。这是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齐家之道。百年前中国贫弱时期的这句话还囿于家族、家庭的小圈子，我们还陶醉于偏安一隅的香格里拉式幻想中。而现在的中国，已经越来越成功地以自己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影响和感动着整个世界。我们心中“家”的概念已经升华,地球是人类共有的家园，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构成了一个大大的家。家和，就要全世界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家和，就要因不同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而形成的意识观念和政治制度相互包容、相互依存；家和,就要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合作交流对话协商等和平手段解决一切矛盾。家和，所追求的是一个和平、合作进而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和谐美满的新世界。
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向全世界阐释了中国政府致力于和平复兴中华民族，构建“人人享有发展”的和谐世界外交思维。倡议所有国家，不以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来实现自己利益；所有国家和民族，不能把自己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利益之上。加强南北对话，推进南南合作,消除不公正国际秩序带来的发展矛盾，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平衡。世界需要和平，世界需要合作，世界需要和谐。
无数的事实证明，当世界事务完全操纵在几个大国手中时，当各国各地区的发展严重失衡时，当少数国家企图依靠其强制力量推行个人主张时，这个世界就会滋生许许多多的矛盾、纠纷，甚至是冲突、磨擦。世界需要多极化，就象生物需要多样性。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意识观念和政治体制，构成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这是个异彩纷呈千姿百态的世界，和谐共处是维系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支点。
整个世界都在为中国的迅速复兴而震撼，尽管还面临许多挑战，但中华的复兴已经势不可挡。历史上曾有多次大国的崛起与矛盾冲突甚至战争相伴，但中国政府向全世界人民坚定地表示，我们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构成威胁，我们需要和平，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让全世界相信，中国永远都是一支和平的力量，中国的强大就是世界和平与发展力量的壮大。
近年来，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交流，中国政府以协商对话方式解决彼此矛盾的理念，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与东盟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正以互利共赢加强沟通取长补短的实际行动，一步步走向纵深、走向全面、走向成熟。中国也以前所未有的气度采取直接行动，大力支援亚非等最不发达国家，这是中国政府决心走和平发展之路，让全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成果的直观体现。
国家之大，不在于她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也不在于她的财富与技能，不是向世人昭示自身的强壮。国家之大，在于她胸怀博大，站在全球角度心系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将自身利益融合与所有国家利益之中，为全世界的共同发展负起责任。我们的国家正在“长大”，我们的民族正变得越来越“大”。
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高速发展的今天，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我们从来都没有感觉，世界距离我们是如此之亲、如此之近，天涯海角如咫尺。人类因智慧而富有，中华的复兴，需要向所有发达国家学习，这是我们发展的动力所在、智力之源。我们致力于中华复兴的同时，不能忘记那些还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朋友，因为我们也曾同样的贫困。和平，是共同发展的前提；合作，是推动发展的基础；和谐，是确保发展持久稳定的时代背景。中华民族的和合理念，正在伴着中国复兴的步伐，走向全球，点亮世界的和平与和谐。[1]
2010年1月19日，中国社会各界200多人来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们要在这里迎接在海地大地震中遇难的八位中国维和警察灵柩回家。
维和行动和一般军事援助不同，后者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帮助对方打仗，但前者却是为了消除冲突、构建和平的世界环境。自1989年以来，中国共参与联合国组织的24次维和行动，到2004年已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赵磊博士说，倡导世界和平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
赵磊说：“中国人维护和平不是一句虚话，也在承受代价，也在承受血与火的考验。”
事实上，和平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词。1949年新中国创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中国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解释说:“建国之初,（中共）面临着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加上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半岛也是战争烽烟不断，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下，中共中央提出了要维护‘独立自主’和维护‘和平’这样一种外交指导方针。”
然而，中国人对和平的善良愿望却常常遭到误解。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不断有人用犹疑的目光打量中国,这个东方强国会不会走向霸权主义？中国的崛起会不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威胁？赵磊博士说：“（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这两个理论同时存在，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种复杂情绪，（他们）觉得你是威胁，是觉得你强大；同时（他们）觉得你会崩溃，是觉得你弱小。”
赵磊认为，外界对中国的种种担忧甚至是畏惧，大多源自对中国的陌生。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庞大的国家规模，使得她发展的中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赵磊说：“中国有一个特点，96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13亿人口加在一起，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国际和国内的动因，同时还会产生国内和国际影响，没有什么事情孑然是国际的，没有什么事情孑然是国内的。”
举例来说，近年来国际上有人以资源与环境问题为理由，继续散布“中国威胁论”，就是在臆断，当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面临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环境污染严重时，会不会依仗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对其他国家资源进行掠夺。
1993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提出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002年，中国共产党再次提出，要把可持续发展摆到更突出的位置，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赵磊博士说，一个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国家，能够以和平手段挖掘自身资源、发挥自身潜力，实现国家稳定和建设富强国家的目标，这本身就是对国际和平的贡献。
赵磊说：“中国现在的能源需求确实在不断地上升，这个也导致了国际社会的一些疑虑。中国首先从自己来说，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目前这个能源需求不断提升的话，不仅国际社会承受不了，中国自身也承受不了。”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全面系统地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呼吁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所倡导的这种“和平发展”、“互利合作”的“和合理念”，体现着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精髓。美国著名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曾用“淡色中国”来形容中国的形象。“淡色品牌”是营销领域的一个概念，认为世界上最能征服人的品牌都是象征着融合、和谐的白色。乔舒亚认为，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体现了“淡”的意味，甚至汉字“淡”也是同时包含了“火”和“水”，这种化矛盾为和谐的理念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共中央党校赵磊博士说，这种“和合”文化理念无疑为各国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赵磊说：“‘和合文化’就是一种包容、多元、开放的文化。这种文化针对的是目前国际关系中的主流话语（体系）,就是机械、二元、思维对立的模式，就是世界上可以一分为二、非此即彼。比如说，典型的‘民主和平论’，类似于这样的理念还有‘文明的冲突论’。这样的思维不利于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的稳定。”
近30多年来，关于中国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但有一点人们应该看到，那就是中国从来不想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别人，并从自己的发展中帮助别人，这里既有经济社会欠发达的非洲国家，也有在金融危机中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西方国家，甚至包括法国、德国在内的经济强国。
随着时间推移，世界上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步认同和接受中国的这种“和合理念”，也开始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意大利民主党主席罗西·宾迪女士认为，只有合作，才是彼此之间真正的相处之道。
罗西·宾迪说：“当世界上诞生了一股新生力量后，（人们）本能反应肯定就是担忧。我觉得唯一一个克服担忧的方式，就是与这股新生力量进行合作，建立友谊，而非制造威胁。意大利政府的对华战略就是与中国合作，建立友谊。” [2]
人类的文化不是一座静静的山脉，而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只有不同的文化支流相互交汇、相互撞击、相互融合，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向前发展。为了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在和合理念的影响下，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多边的交流与合作，用积极的文化思想传播和行之有效的综合实力影响感动他人，不能任由文化霸权的国家肆无忌惮地搞单边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交流的本质是灵魂的交流。当然，如今讲的文化交流更多时候是指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出版，也包括体育竞技和相关的文化产业等等，通过文化交流，走出去，请进来，吐故纳新，取长补短。这样做，不仅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而且还会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利于人类的和平与进步。全球化的发展为不同文化之间互相理解和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中国以开放的心态汲取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文化之长，努力吸收其它文明的优秀成果，并通过创造性的转换推动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同样，要构建和谐世界，首先要取得国际认同，寻求和拓展共同利益。当今世界总的来说，各国间的共同利益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特别是在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
我们不仅要承认有共同利益，而且要努力去增大共同利益。
建设和谐世界需要一个比较坚实的国际合作作为基础，要维系这样的国际合作离不开国际的法律和制度，而联合国正是一个制定国际法的非常重要的平台。
构筑和谐世界需要积极参与各个层面的全球治理。不仅需要主权国家作出积极努力，还需要发挥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要提倡包容的精神，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取得多大的成就，有多少成熟的经验，也要容忍别的国家采取不同于自己的做法。国家部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涉及国际大事,应尽可能达成最大的共识，不同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应互相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发展。我们要强调共同安全，任何国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安全利益而罔顾他国的安全利益。[3]
中国文化中的和合观念
人和观念与爱有等差
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观念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保有普遍的尊重和敬爱，实现人际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 、和为贵等。但和合观念所凸显的道德普遍性同时也伴随着道德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不仅体现为程度的差别，而且体现为等级的划分（第二节将详论宗法等级，本节仅涉及前者）。
孔子对仁的规定继承了《国语·晋语》中爱亲之谓仁的思想，视血缘亲情为仁 的根本，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论语·学而》）。孝是对父母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敬爱。孝悌是建基于血亲之爱的最根本、也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推己及人，孔子又将 仁 规定为 爱人 ，由爱亲发展为对社会成员普遍的敬爱，这恰恰反映了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变化。这种变化说明 爱亲 与 爱人 并不属于同一伦理层次，所以在处理同一问题时，对象是家庭成员（ 亲 ）或社会成员（ 人 ）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有人偷羊，自然应当举报（ 见义不为，无勇也 《论语·为政》）而若是父亲偷羊，情况就不同了。孔子说：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论语·子路》）父子之间相互隐瞒，显示了以血亲之爱为基础的 亲亲 之德重于 亲人 之社会公德。
孟子同样在这一道德立场上论述 人和 ：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孟子·公孙丑下》）其间寡助-亲戚为一端，多助-天下为一端，由寡到多反映的不仅是数量的变化，更体现了道德上的亲疏关系。从此 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 （《荀子·君子》）。看来儒家的道德天平从一开始就是失衡的。无怪乎墨子要以 兼爱 来对抗儒家的 亲亲有术 （《墨子·非儒上》），爱有等差。
墨子 兼爱 的许诺十分诱人：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不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墨子·兼爱中》）以至于二千多年后的洪秀全也几乎以同样的词句诠解了太平天国的理想。 兼以易别 具有道德价值的合理性，但由于墨子忽视了个体利益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使道德理想丧失了经济、政治基础，因而也就无法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相比而言，儒家伦理道德层面上的 和合 主张由于建构在血缘亲情基础上而显得更为可信、可行，成为绵延数千年封建社会的道德律令。
佛教东传后，由于其离亲割爱、弃世出家的教规仪式，与中土传统伦理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紧张关系。儒学名士年》）
史伯的看法是：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国语·郑语》）
诚然，这里反映了 诸方面、诸要素的协调配合，相辅相成 ， 事物内部诸要素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