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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和“心学” （作者：云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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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偶然看到几年前的一本不带封面的老书，抽出来一看，是《传习录》。于是闲暇的时候开始重读，书里面既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古雅之风，又隐含了许多类似于禅门的机锋，这对于喜爱本土文化，又愿意修身的一些朋友，无疑是一次难得的精神之宴，同时也使我想到了许多问题，比如儒家思想和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关于出世和入世，心学和禅等等。王阳明，世称“阳明先生”，明代人，少时好骑射武功，青年时代游走于佛道两家，同时深受程朱理学的薰化，中年被贬到贵州龙场，在这期间悉心静虑，功夫逐渐成熟，终有大悟，认明儒释道为同源而出，只是入处不一样，言辞表达方式不同。他以后著书立说，大力弘扬“心学”，提出“心外无物”，其心学体系与当时影响深远，皈依门生许多，乃至后来一二百年间不衰，阳明先生后来的心学体系传入日本，韩国等地，也受到高度重视和推崇。纵观王阳明一生，求学，悟道，传道都在世间，而且声名远播，传之四海。直到现在，他的观点和方法仍然很实用，对于想喜欢传统文化的现代人来说，也是红尘中的一剂清凉药。
一、王阳明的心学与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王阳明在和其弟子的一则对话中，曾经谈到自己早年笃志于释道两家，并且深有所得，乃至中年以后有所顿悟，方才真切体会到圣人之学的广大简易，他对学生的这种说法，应该是他的心得。以至于后来，阳明先生讲学传道，对内，对外都大力弘扬孔门的修身齐家之道。为什么？我想，这大概和时代，和人的因素关系非常大。在古代农业社会里，如果一个人想以佛家体系为主修，大多都会出家剃度进寺庙入山林，而且当时佛法，特别是禅宗的兴盛发展，以及佛家本身所适合出世修行的特点，实际上是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社会风气或者说观念，相对来说，孔孟学说从一开始就是入世的，就是让人在世间修的，在人世中修身齐家，这是另外一种大的方向，儒家不需要袈裟僧袍，不需要寺庙，不建丛林，他让你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做贡献，为人服务，在工作中培养“仁心”，“志于道，依于仁，游于艺”，但是走这条路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应该“明心”才对，也就是阳明先生提出的“致良知”，只有这样，才知道路向前要如何走。而古代的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就是先求学问，求知识，等学问来了，骄傲心也越来越大，反而舍本逐末，把“明心”这个开始就要弄明白的的重要问题搞丢了，结果就出现了许多文人一面打着“孔子先师”，“儒家道统”的旗号，一面又装出来许多虚伪造作的道学家和伪善面孔，大谈“仁义礼智信”的情况，实际上把祖宗的真东西反而忘干净了。我想孔子的思想对于当前的社会不仅非常中道，而且非常好。社会毕竟是多元化的，人更是形态各异，不可能都跑到寺庙里，也不可能都在红尘，这也是一种平衡，整个社会也必须依靠一种意识形态里面的秩序来维持发展，所以孔孟的伟大之处在于对整个社会体系的稳步发展所必须依靠的道德规范的一种正面教化，当然脱开大的社会背景，相对于个人来讲“智，仁，勇”等也都是我们应该追求达到的完美人格。
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个人的修身，孔孟学说完全应该肯定是一处伟大的精神宝藏。至于后来有人说是孔孟之道造就了封建社会意识，甚至说孔孟之道是导致中国目前社会落后的文化根源。其实这就好比一个盲人在大声的抱怨为他指路的人。别人已经给他指明了方向，往哪里走？，在哪里拐弯？但是他的耳朵并没有听进去就乱走一通，结果走错了，反而去抱怨帮助他的好心人。谁的错？都是自己的错，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孔老夫子是恩人，社会形态的发展完全有他自己的规律，诸如政治，经济，统治和被统治等因素有些东西却实会使一些东西变味道，但这责任应该看清楚，如果把责任都推给孔老先生，乱扣帽子，那就只能说明我们有问题了，也有说法提到儒家只教导道德纲常，是外道。我相信，孔孟的浩然气象一定是内道，这在他们的经典里面其实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
对于现代社会来讲，出家修行并不可取，况且大多数的人根本做不到，如密教密勒日巴尊者那样的大修行人，整个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应该说，很多人有修的愿望和理想，道心有深浅，王阳明在当时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一贯主张门生要在事上多磨练才好，要在应事的时候来把握，在做事的时候来修，关键是要认明如何修？用什么来修？修什么？他一生的传教并非帮助学生学习知识和学问，我们看《传习录》，他倾力所教导的的就是帮助学生认清那个“良知”，把握那个“良知”，保住那个“良知”，让良知成为生命的主宰，这和禅宗里面的“见地”“直指本心”并不低一等，所以对于王阳明，我们称其为“阳明禅师”也并不为过，尽管他宏传的的儒家。
二、关于“致良知”
王阳明一生的教化中，致力于“致良知”的教导。而且，从《传习录》中他和学生之间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阳明先生是如此活泼泼的循循善诱，对于根器利的，他当下直指，对于根器钝的，他变相的指，从扫地，干活当中指，对不同的学生开示不同的入口，并且都命中要害，这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可以说，“致良知”是贯穿他一生的主线，其实，“致良知”更是儒家的正法眼藏，是儒家的正宗血脉。关于儒家的精髓，《大学》，《中庸》就讲完了，讲的也很清楚，从本到末，从有相到无相，整个次第扣得很紧，简直也是禅门心法。至于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王阳明很简单的就说清了，那是“表德”，是属于枝叶部分的，但是如果能抓住了根，连枝叶就都有了！所以，我们用功，必须要在根上用功，行“精一之道”，“集义之道”，各种德行也就会来。孔老先生也的确是苦口婆心，提出后人以为那些所谓的“条条框框”的礼仪限制，那无非是对当时个别不同的学生而赋予不同的教导。
其实，说到底，儒家的精要处就是“格物致知”，后来王阳明又在“致知”的前面加了一个“致良知”。关于格物，他曾经提到自己当年不清楚，看到程朱理学中提到“穷理”，要格尽万物之理，以为这就是格物，于是他和一位朋友就到一个亭子旁边，对亭子进行格物，一连几天都不间断，后来神思疲乏，也没有格出一个道理来，朋友也是如此，就觉得方法错了。后来才省悟到，天下万物本来不需要去格，需要格的是万物，万事作用到人身心上的影响，这才算回到自家身心里面。所以，格物就是格人身心中的物欲，以及外物，人事等对人身心所起的各种影响，这才是格物的要义。“致知”的含义就是“致良知”，之所以王阳明要在中间加一个“良”，是他太清楚这个致知的重要性了，“致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也是需要以后“以一贯之”的功夫，所以他强调了这一点，抓住了致良知，就抓住了根本，也就明白了修什么？要如何修？这就是阳明先生和禅宗的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儒教和佛家的异曲同工之妙。至于这个“良知”，并不神秘，就是那个“灵明觉知”，那个觉性，人人都有，人人都会用，只不过常常把他丢掉，这和禅师们讲的并无二处。
三、“精一”和“知行合一”
“致良知”仅仅是开端，接下来如何做，在哪里做？这就是儒家和佛家不共的地方了。王阳明正是通过自己的切身实践发现了这其中的奥妙，这个奥妙是什么？就是入世的磨砺对于一个修行人的无比重要性！我们都知道，人在静的时候保持定心容易，在动的时候保持定心就不容易了，同样，在无事的时候容易，在有事的时候难，所以世间的各种人事因缘是磨练我们私心习气，拔除各种劣根性的不二场所，当然，这个关口能闯过去，就能入圣，否则，也会流转于红尘。而在山林中，长期修静中定，反而也会流入枯禅。基于这一点，阳明先生从不鼓励到山中习定，而是强调在人事中“致良知”，“念念觉察”“知昼知梦”，达到“知生死”的境界。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要求门生修持“知行合一”的真功夫，这同样也是他以一贯持的教导，知，是觉知，是见地；行，是行持，是身口意。刚开始的时候，见地是见地，行为是行为，为什么会分开？是私心。那一觉本来坦荡荡，但是经过自我意识的过滤，就成了发暗的了。孔夫子一再提到“忠恕”，“克己”，说“省察”，孟子则在这个阶段则 提到了四个字“必有事焉”，同样也指的是这个，有什么事情呢？这都在里面，随时都在里面办一件事情。《大学》里说，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滤，滤而后能得。这是止观，静虑，儒家不用“禅定”这个词语，但是这个禅定也有同工之妙。“知行合一”不仅是在古代，对现代人来说，同样是不二法门，看来古今时代不同，语言环境不一样，修私心却是千古不易的，说来说去，凡圣之间，就区别在这个“私”上面，也是佛家的说法，“我执”，阳明先生所传的，就是无为法。
通过王阳明，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发展脉络，同样更是儒家的心法，对于现代人入世的修道人，同样具有禅门一棒的功效！
随附阳明先生语录数句：
问：静是一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如静养，而不用克己功夫。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精亦定，动亦定”。
有人问生死之道。
曰：知昼能知夜。
曰：昼亦有所不知乎？
先生曰：汝能知昼？蒙蒙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为息有养，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便有甚死生？
是有意求宁静，是以愈不宁静耳。夫妄心则动也，照心非动也。恒照则恒动恒静，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久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息”，有刻暂停，则息矣，非至诚无息之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