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康生对传统诗词、书画、金石、戏曲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诣，颇以书法自傲，亦会国画，他所用画名“鲁赤水”，即是为挑战齐白石而起的。康生的书法自成一体，章草韵味十足，行里人都称其“康体”，据说曾私下声称：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
他也是一个特殊时期崛起的大收藏家，据统计康生的收藏包括34000册书籍和5500件文物，许多珍贵古籍盖有康生收藏印。1980年，在中央重新评价康生期间，北京曾经举办过康生所掠夺文物的专题展览。
康生在文革前就拿当时最高规格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手头宽裕，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偶尔收藏字画，部分还送给邓拓、田家英和王力。
1960年文物商店体系建立以后，康生成为北京文物商店内柜的常客，他购买的藏品包括作价10元的宋拓汉石经（据传国内仅存3件）、5元的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1角钱的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康生还购得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400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丁、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五分钱到五角钱的折价掠去。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处拿走一本清代刻本《百家姓》，1970年5月，北京市文物局征得一件从永定门外战国墓出土的象牙印章，拿给康生鉴别后也有去无回， 另有一次陈伯达从“文管处”买走一件价格昂贵的阿富汗青金石山子，康生也要一件，外贸部门为此花费1350元从阿富汗购进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山子各一件给他拿走。
康生的书法自成一体，据说曾私下声称：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
1956年，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 “借”去看看，据为己有，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这种唐代陶龟砚留传下来的极少，国内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县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处包括从故宫“借”来的这件共有三件。“文革”前康生分文未付获得大庆出土的一块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他还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另选精料配制龟形砚身。1970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144个工人，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而康生仅付4元了事。
据有关部门统计，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并且加盖了“康生”私章。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也有青铜器、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等。有主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另外还有25个单位和31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纳入私囊。康生侵吞的图书，按当时国内市场最低估价也要86000多元，康生只出了2300多元；侵吞的文物，按当时国内市场最低价需74000多元，康生只付了252元。
从其他人的回忆种也可发现康生的“收藏之道”， 文革后“红学家”俞平伯被发还了抄家丢失的《红楼梦》程甲本，发现上面有康生的印章，这本“程甲本”后出现在2003年7月的嘉德公司古籍拍卖专场会。嵊县袁涤庵所藏宋版《通鉴纲目》和元版《史记》被抄家后也成为康家，上有康生的藏书印——“大公无私”，文革发还后其子袁绍文先生捐赠给浙江大学图书馆。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到通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集中到了国子监藏书库。他一听立刻驱车前往，直接从傅氏“书单”上划出明刻赏心亭本《欢喜冤家》10册，明刻消闲居刊本《拍案惊奇》10册，明刻的《浓情快史》6册等，并交代“这个单子上我划圈的要找到，划杠子的一定要找到，划圈圈的重要，划杠子的更重要。等找到后你们拿给我过一下目。”
康生听书田家英收藏书法、图书， 20世纪50年代便将自己校补的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赠给田。康生差人仔细将书每页拓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在该书第一册的卷尾，康生用习见的“康体”补了118字，因与书中的仿宋木刻体不匹配，从卷三起，他以笔代刀，尝试写木刻字，找到了感觉。他在卷四前的梓页做了如下表述：“此卷缺二页，故按《世界文库》本补之，初次仿写宋体木刻字，不成样子，为补书只得如此。”据统计，康生在这部书中共补写七十余处，约三千六百余字。这或是康生在建国之初泡病号的几年中，值得留下的有限的东西。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康生不断地把自己的书写的人生格言、座右铭乃至收藏的清人墨迹转赠田家英。两个人关系发生微妙转变是在1962年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后。康生判定田的仕途走到了尽头，便再也没有给田家英写字或送东西了。
王力回忆说有一次康生在荣宝斋裱字画，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南北朝时的珍贵铜钱卖给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后剩下的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可见其工资多花在了收藏上。有时候他还顺手帮助一下党内的高官藏有，比如邓拓曾购得一件书画，后被检举搞文物投机，引起轩然大波，康生批示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建议调查此事，为邓拓解了围。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前康生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康生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上，把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1980年，这批“交公”的文物在故宫展出，却被标以“搜缴”。
俞平伯被发还了抄家丢失的《红楼梦》程甲本，发现上面有康生的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