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原标题：《1912，纪念孙中山诞辰专题谈话》，本文为2012年，龙.ying台为纪念孙中山所作的演讲）
马克·吐温的写作里有个手法──当写到一个严肃到不行的场合，譬如今天这种场合，他就会让一只小土狗，不知道从哪里蹿出来，突然奔跑到前面，把演讲的人撞一下，那份严肃就被瓦解了，我不知道今天我拿这严肃怎么办，但是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我不是孙逸仙研究的专家，所以今天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那个时代的观察。
列强瓜分的中国
1912是甚么样的时代？第一个浮出的意象，可能就是——那是一个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有张漫画，是当时一个法国杂志所刊出的。桌上有个大饼，写着CHINE，列强拿着刀分割这个饼。整个19世纪，是这样弱肉强食的时代。
那也是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沈从文自传里有段文章题目就叫作《辛亥革命的一课》。沈从文生于1902年，住在湖南的乡下，在1910年最混乱的时代，从他七八岁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满地人头的：当时满清政府到处搜捕革命党员，但到底谁是革命党呢？乡下官兵于是抓人头充数，成千上万的，五花大绑地被抓去砍头，基本上都是乡下的农民。在沈从文的村子里每天大约有一百多的农民被抓去河边砍头，砍到后来，人实在太多了，官兵就把成堆的农民抓去大王庙面前掷筊，如果丢出来的是两面都向上或一阴一阳的，就到“活”的这一边，如果两个都覆盖住，就被分去“死”的那边，等砍头。运气不好的农民掷完筊，也就乖乖地去排队等砍头。
每一天在河边，都有很多的围观者去看砍头，所以沈从文从小的数字学习，是从数尸体学来的。围观者嬉笑不已，有时围观的人太多了，官兵也搞不清楚到底谁该杀谁不该杀，有的“该”被砍头的不知怎么混到嬉笑的人群里，也就被当作路人给放了。
不稳定的民国
有张图，中间站着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车站，一行人正要搭火车去南京就职总统。民国终于建立了，但非常不稳定。
一张奇特的邮票可以充分表达政局的不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了，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十九世纪到廿世纪初的中国，海关和邮政全部由外国人主控。当时的邮政总办是一位法国人叫帛黎，当中华民国成立时，他非常不甘愿，不认同。邮票上面还是写着“大清邮政”，可是孙中山都已经在南京宣誓就职了，怎么办？他就在邮票的中间，印上了“临时中立”四个字。到了三月的时候，孙中山严重抗议，他才再加“中华民国”四个字。从一张小小的邮票里，就看得出一个动荡的时代。
1912年前后，不只是军事动荡，不只是政治动荡，其实更是改风易俗、价值翻转的时代；服装，缠足，包括发型，剪辫子这件事情，都是严重的大事。
价值的翻转
丰子恺的漫画画了一个举头仰看科举发榜的书生，一个中国文人脑后垂下长长的辫子。1912年，割除辫子，是与过去两百多年巨大的割裂。
钱穆先生出生在1895年。1910年，风声鹤唳，十几岁的孩子都知道时代要变了。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在他同学的枕头下面发现了一本书——是谭嗣同的《仁学》。谭嗣同这位前进的思想家，就在这晚让十五岁的钱穆认识了，钱穆最震动的是什么呢？竟然是谭嗣同在《仁学》里头谈头发的部分。把人依照发型来分，谭嗣同说，全发戴冠的，是中国人；把头发剃光的是印度人，把头发剪短的，是西方人；第四种，前面都刮光，后面留个猪尾巴的，叫做满洲人。
少年钱穆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就把自己的辫子给剪了。问题是，他辫子才剪了，没几天要放假了，他要搭火车回家，朋友就警告他说，你现在没有辫子，一上火车一定会被官兵抓起来被当革命党给杀了。事情非常的危急，怎么办呢？钱穆就把剪下的辫子缝到瓜皮帽上，伪装辫子。在历史大转换的时代，一根辫子很可能就让人送了性命。
其实，钱穆不需要缝辫子，因为在1912年前后，已经出现“改良帽庄”，有现成的帽子加辫子的改良帽可以买了。那个时候，道士服突然贵了，因为很多人买道士服来穿，道士的高帽子可以把不剪的辫子藏起来，可收可放，端看你遇到的是官兵还是革命军。
1912年之后，守城门的革命军，到处抓留辫子的人，抓到就是咔擦一刀。那时候关于剪辫子的漫画特别多。价值的大翻转，辫子可以代表。
我们讲到1911、1912年，就联想到革命、战争、动乱、割裂，仿佛没有任何其他的大事了。事实是这样的吗？譬如传染病，会因为革命而暂停爆发吗？
伍连德这个人
1911年在东北爆发的鼠疫，死亡人数六万，是一场大规模的疫战。那个时候，东北的铁路，东清铁路是俄国的，南满铁路是日本的，然后从奉天到北京的，才是华人的，连治理权都是分开的。当有传染病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潮从火车来往上下，传染病也迅速蔓延扩张。当革命在南方蔓延的时候，哈尔滨却在疫病的恐怖下一天死一两百人。当时医学的常识，大家以为这是跳蚤咬老鼠然后传人。在人人自危的氛围里，北京派了一个人赶赴东北处理紧急疫情，这个人叫伍连德，马来西亚出生、剑桥医学院的毕业生。他赶到哈尔滨，经过解剖和观察，断言这是一个飞沫空气传染的肺鼠疫，是人对人直接的传染，因此它的严重度、传染速度，远超过人们尤其是当时西方专家的认知。
伍连德在1911年，动用了三千名士兵、警察、医师、护士，投入防疫。借用了俄国铁路局一百廿辆列车，作为隔离医院。我们在一百年后的SARS时也有经验，大家都要戴口罩，口罩怎么来的？伍连德在1911年时，认定肺鼠疫是飞沫传染，因此他严格要求所有人都戴厚口罩，当时就叫做“伍连德口罩”。一位法国专家不接受伍连德的判断，坚持不戴口罩进入疫区，没有几天就染病死亡，震惊了国际。
冰原上堆积了两千两百具尸体，装在成千的薄棺内。伍连德说服了清廷，做出一件空前的措施：火化。
他说服清廷“解剖”的医学必要，使得现代医学有了开始。也就是说，当武力革命在南方动荡的时候，伍连德在冰天雪地里默默开启了现代公共卫生的制度建立。
辛亥革命到高潮时，伍连德的工作是否停顿下来？没有。他计划向英国募款，组一个红十字会，然后由他率队到辛亥革命的武汉前线去为伤兵治疗。他说，不管是清军或革命军，他想为两边的士兵裹伤。
伍连德所做的事，基本上叫做不动如山。价值可以翻转，世界可以颠倒，革命可以燃烧，他却专心坚定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
詹天佑这个人
另外一个想分享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詹天佑。革命了，战争了，时代要换了，天要变了。在大动荡里，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停摆？是的，很多原来的秩序都停摆了，革命的意思就是原秩序的停摆和替换。但是有些事情，不因革命或战争或改朝换代而停。詹天佑在1909年时完成了京张铁路，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完成的铁路，途经八达岭，技术之艰难，当时也是举世惊诧的。
之后詹天佑又成为粤汉铁路的总工程师，或称为总理。粤汉铁路从1896年核准动工，到1936年才完成，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
在1911年时情势非常不好的时候，詹天佑曾在一封写给同事的信件中提及对时局的忧虑。“广州正处于愤激的形势中，我希望不会有严重的后果，但是可能会有巨大的悔恨。”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以一生投入推动国家基础建设的人，对于革命所可能带来的中断和破坏，会非常忧虑。
广州是一个革命的核心地，当战争要在广州爆发时，詹天佑人在广州。几乎所有管铁路系统的人都逃难去，列车停驶了，甚至也开始发生抢劫。在这样一个不安的时代里，詹天佑怎么做？他把所有粤汉铁路的主管找来，告诉大家革命就要爆发了，所有要离开的人都来跟我登记，我可以让你们走，但是每个人都要先做好工作细节的移交。后来发生的情况是，当街头因革命而沸腾时，詹天佑手上的那段粤汉铁路工作，始终是照常运行的。
想象着趴在地图上的孙逸仙，我就开始思索，孙逸仙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梦想家，一个热情燃烧的梦想家的？我就想到1923年他在香港大学的演讲。那场英语演讲的题目是：我的革命思想来自哪里？
他是这么说的。二十出头的孙中山在香港读书，看见香港“秩序井然，建筑宏美，无有干扰，向往不已”。每次放假回到相隔只有八十公里的香山，“每次回乡，我竟然需自做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枪弹完好否。年复一年，情况俱如此，家乡与香港仅有50英里之隔，唯两地政府何以差别如此？”香港社会秩序令他震撼不已。
而二十岁的孙逸仙还不只是个梦想家，还是个行动者。他受到香港的影响，放假回到家乡，他召集了一批乡里年轻人动手挖石头，铺路，要把他的村子跟另外一个村子之间的几里路给铺起来。铺了一阵子后发现不行，做不下去了，有很多很多的障碍，他就去找县长。一个20岁的少年，非但不怕官，还会去找县官。这个县官也答应了要帮助铺路，但是接下来他发现这个县官不见了，换了一个县官，他再去找这个接任的县官，发现接任县官对他置之不理。这个时候，孙中山发现这个县官是花了5万银子买来的官。20岁的少年才知道，政府的管治原来是这样的。
他在1923年演讲里说，有了这个认识之后，他就着手对政府做研究，发现在别国的政府当中，贪污是例外，廉洁是常态，但是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在中国的官场，贪污是常态，廉洁是异态。孙逸仙刚开始以为，省城的情况会比较好，不料一到广州才知道它的腐败更严重。原来，“中国之官地位越高，贪污愈炽，最后到了北京，其腐败又千百倍于广州”。孙中山说，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底层县府竟然是中国最廉洁的政府机构。这样的震撼教育给了他一个信念：好政府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拯救。
今天这场短短的演讲如果一定要有结论的话，那就是：孙逸仙是个大梦想家，可是他不是一个空的梦想家，因为他也是一个行动家。一个清朝的学生，会去铺路，会去找县官，然后希望有所突破，最后用革命行动来实践他的梦想。有人说，民国建立，如果孙中山真正的执政，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执政者。也许，但是我想，大破的时候，需要的是目光远大、胸怀愿景、有气魄、有梦想的人。大立的时候，需要的是一步一脚印，忍辱负重，有谋略、有毅力的，能静水深流的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质，我们怎么可能要求这两种特质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今天之所以提及伍连德，是因为“伍连德这个人”在国家政治、军事动荡到极度的时候，他专心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给建立起来。今天之所以讲到“詹天佑这个人”是因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如此笃定不移地坚守铁路的基础建设。在大破的时候，我们需要像孙逸仙先生这样的大梦想家，让你有一种气魄，敢于想象非常远的未来。在大立的时候，我们需要像詹天佑这种实践家坚毅执著。在大破大立非常混沌不明、价值混乱的时候，可能要有像伍连德这样的人，他不管你外面天翻地覆，就是一心一意去完成最重大、最扎根、最长远的建设，以天崩地裂不变色的从容态度，一点一滴地做下去。
2012
我们今天的台湾刚刚好距离1912年是一百年，孙逸仙这个人对于建立共和国的愿景，我们还在他的蓝图上往前走，台湾在意想不到的另一个空间，开展出自己的一条路来。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在政府的体系里工作的人，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在大破和大立之间、价值混沌中觉得灰心，因此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碰到破和立之间幽晦不明的时候，只要我们心里清楚知道自己在做扎根的、长远的、有意义的事情，或许我们心中就可以有一种笃定和从容，即使外在的环境忽明忽暗，众声喧哗不已，但是心里可以自信：对于时代、对于人民，有些基本的信念，是值得静静坚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