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史稱秦博士濟南人伏勝（字子賤），於秦始皇下令焚書時，將《尚書》藏於屋壁中，入漢後，搜求遺書，僅得二十九篇。伏以此二十九篇書教於齊魯間。至漢文帝劉恒（前179－前157在位）時，始派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學。伏生此時已九十餘歲，目盲手顫，口音含混，《漢書•儒林傳》注引衛宏《書古文訓旨·序》說伏生其時“老不能言，言不可曉也”，只能由其女通傳口授。
其所著錄，乃用漢隸寫成，是為今文《尚書》；後存二十八篇，復得《泰誓》後，又為二十九篇。
伏生壁書，為古文？今文？當為古文。伏生?人，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始滅?，統一全國。此年始，秦王政始稱始皇帝，伏生當於此年或稍後入秦，無論秦有無《尚書》，或用何種文字寫成，伏生携入秦者，必是東土文字，即用蝌蚪古文寫成之《書》，他只熟悉這種文字，即使入秦后從頭學習秦文，也必帶古文《書》，以便參照學習。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令焚書，坑殺四百餘諸生於咸陽，伏生當於是年逃回濟南，此時焚書令已頒，挾書之律當已執行，帶大量竹簡逃回濟南，一不方便，二冒風險，可以認為伏生未?帶今文（小篆或秦隸）《書》回濟南，其藏入壁者，當是入秦前留下之古文《書》。
晁錯穎川人，聽齊方言有困難，大概有十之二三聽不懂，只“以其意屬讀而已”。“以其意屬讀”說明其所讀當是東土文字，若為秦文隸、篆，晁錯等直錄伏生《書》可也，至少不會讀也讀不下去，所謂意，或者文意，或者會伏女口語之意。这樣錄出之文質量不會很高，所以未能列入學官。故伏生所傳《書》與孔壁所出《書》，孔安國所獻《書》均為東土蟲書本，伏生齊人，齊魯相距咫尺，故伏生本、孔壁本、安國所獻本應是同一版本《尚書》，晁錯用今文書寫，故稱今文《書》。
漢武帝劉徹（前141－前87年在位）時，魯恭王拆孔子舊宅擴建宫室，在夾壁中發現多種典籍，《尙書》在其中，全用東土文字寫成，是為《古文尙書》。
從伏生學尚書者，還有漢之名人孔安國。安國為孔子後裔，以治《尙書》為漢武帝博士，官至諫大夫，臨淮太守，司馬遷曾從孔安國問故。《漢書·藝文志》載其獻《古文尙書》事。
孔安國所獻之《書》，或非孔壁原件，其内容則與孔壁出者一致。許慎《説文解字》祡字條：“祡：燒柴尞祭天也。虞書曰：‘至於岱宗，祡。’??：古文祡，從隋省。”段注：“許自序稱《書》孔氏，知《古文尙書》作祡，不從木作柴也。”《書》孔氏即孔安國所獻《古文尙書》。段注又謂：“既稱《古文尙書》作祡矣，何以言壁中作??也？凡漢人云《古文尙書》，猶言古本《尙書》，以别於夏侯（勝，其子建）、歐陽（高）《尙書》。如祡字壁中簡作??，孔安國以今文讀之，知??即小篆祡字，改從小篆作祡是。”“孔氏《古文尚書》，出於壁中云爾，不必仍皆壁中字形也。”
有三?值得注意，一、許慎稱《書》孔氏，則至遲在東漢許慎時，孔獻古文《尙書》已經流行。二、“壁中簡作??，孔安國以今文讀之，知??為小篆祡字。”即孔安國能讀蝌蚪古文，並以今文（漢隸）讀，“翻寫”了古文《尙書》，同時否定了“壁書”文字無人能識的說法。三、“孔氏古文《尙書》，出於壁中云爾，不必仍皆壁中字形也。”段之說法很正確，壁書出世後，後儒必定用今文抄寫，以廣流傳，因其原為蝌蚪文書寫，故仍稱《古文尙書》，後人言今、古，指其版本，非言字體。
後世所謂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亦指所研究經文之版本，不在於一用隸書，一用蟲書書寫。
從東漢許慎引用《古文尙書》字例看，以今文抄寫之古《書》一定在學者中廣為流傳，後人（直至魏晉）所説之《尙書》或《古文尙書》，皆指用今文書寫之壁書，或孔安國所獻之書，因為壁書中既然包含今《書》中之所有篇目，且從無人指出古《書》中之今《書》篇目，與今《書》中文字上有何重大差異，文字確有差異，下面將會看到。前已論證，伏《書》與孔《書》均來自同一版本。東漢古文經學興盛，無必要仍分今、古，至少古文經學家所稱之《尙書》，就是古本尙書。
東漢靈帝熹平四(176)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主持其事，由蔡邕書丹，刻《六經》文字於石碑，立洛陽太學門外，世稱熹平石經，因其用古文、篆、隸三種字體書刻，故稱三體石經。所刻之《書》當是古《書》，史稱《尙書》用歐陽、大小夏侯二家異文刻於校記裏，而伏生所傳今文本已亡佚。此段記載可作這様觧讀，一、古文《尙書》為經文主體。二、將歐陽與夏侯《書》差異處刻於校記，這種差異或與當年晁錯抄寫《尚書》以意屬讀有關。三、從“伏生所傳今文本已亡”看，所刻當是古文《尙書》，伏《書》不再單刊。當然，這裏還有一個歐陽，大、小夏侯所傳書之源頭問題，除伏生書，卽晁錯所錄書，數傳至歐陽等，看不到别的源頭。
史稱碑初立之時，觀瞻者，摩寫者，車乘日千餘輛。摩寫者必寫《尙書》，據此推斷，從熹平石經抄錄古文《書》者，不下數千家，此數千古文《尙書》，必定流傳民間。
曹魏齊王芳正始中，邯鄲淳用古文、小篆、漢隸刻寫經文，立於漢碑西，中有《尙書》，亦稱三體石經；石經所刻古文一體，是用東漢末人們想象的蝌蚪文寫成，不是先秦真正古文。但卻反映了由漢及魏古文《尙書》面貌，熹平石經尙在，不過六七十年又新立石經，也許正是熹平石經猶有不足，例如，或許新刻《尚書》古文一體，將熹平石經歐陽、夏侯二書與古文經差異處完全删除。若正始石經與熹平石經完全一樣，實在沒有必要再立，至少無必要在熹平石經之西側更立正始石經。雖然三國分立，正始石經不及熹平石經傳播廣遠，但在魏及後繼晉境内，仍會廣為流傳。除兩通石經，兩漢以來，讀、傳、習、注古文《尙書》者不少，特别東漢以來，如衛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尙書》，並著有《尙書訓旨》。賈逵習《古文尙書》，史稱其一生所著經傳訓詁及論難百餘萬言。許慎從賈逵受古學，其主要著述《說文觧字》包含古文《書》中許多資料，足見許深黯古文《書》。馬融注《尙書》等典籍十餘種。蔡邕等著《五經》傳記，自著《尙書章句》等，雖未明說其為古文今文，但今文立三家之學，已有定本，何須再注？其《尙書章句》當是古文《書》章句。鄭玄從張恭祖學《古文尙書》，從馬融學古文經，遭黨錮之禍，閉門著述，以古文經説為主，兼釆今文經學，遍注包括《尙書》在内之羣經，王肅注《尙書》等。這些著述，一定通過各種渠道流傳開去。
到此在止，雖然古文《尙書》靣世以來，最初因大多數人不識蝌蚪古文而被冷落，因巫蠱事未立學官，因王莽末天下大亂棄置不問，東漢末終算走出低谷，成為顯學。
學界習稱：古《書》魏、晉時唯秘府有之，至永嘉之亂亡佚。東晉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賾（亦作頣）奏獻漢孔安國作傳之《古文尙書》，比今文多二十五篇。唐孔穎達作疏，即今《十三經》中之《書經》。至宋，朱熹、吴棫始疑其為偽作，清閻若璩作《尙書古文疏證》，列舉一百二十八例，證其偽作；清丁晏作《尙書餘論》，定其出於魏王肅之手，近代今文經學家魏源、龔自珍，康有為亦疑其為偽造。
又有人以為“偽造”者為鄭沖，《太平御覧》卷609引《尙書正義》：“至魏晉之際，滎陽鄭沖於私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梅賾奏上，始列於學官，此則古文也。”還有人認為《尙書》經過兩次偽作：一次為王肅，一次為鄭沖。陳夢家先生在其《古文尙書作者考》中又認為是東晉孔安國著。
筆者以為：古文《尙書》亡佚不可信，偽造不可能。
一、亡佚不可信：“古《書》魏晉時唯秘府有之”便大不可信。前已指出，正始石經於魏齊王芳時立於太學，石經中包括古文《尙書》，曹芳在位，已是魏之中晚期，終西晉之世，熹平、正始兩石經未被毁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兩通石經，百餘年間朝夕立於斯，古《書》魏、晉時何曾只藏秘府？三國魏人王肅尙在為古文《書》作注，這些注釋及摩寫石經之文，包括前人注釋及摩寫石經之文，必大量留存民間，魏、晉間無挾書之禁，搜書之律，更無焚書之举，無論正史稗官，從未著錄魏、晉有收繳古文《尙書》之事，且魏、晉收繳古《書》何為？既未收繳，亦未焚燒，何以只能秘府有之？“唯秘府有之”之論如何得出？作過全國普查？民間古《書》都到哪裏去了？永嘉之亂，晉氏東遷，秘府所藏書籍散失，絶不只古《書》，别的書既未因秘府藏書散失絶版，古《書》斷無獨失之理！如果說《古文尙書》專指蝌蚪古文所寫之《書》，此說尙可成立，因為魯恭王出壁《書》，孔安國獻《書》，至此已四百餘年，今文所寫古《書》早已通行，蝌蚪文少有人能認識，民間乃至士夫，家中不再保存蟲《書》，在情理中，但蟲文古《書》散失，不等於《古文尙書》散失。
以秦火之烈，秦令之嚴，秦法之酷，入漢之後，不斷有人獻書，單《古文尙書》，除魯恭王獻、還有孔安國獻，河間獻王獻，河内女子獻，杜林獻。東漢而後，蔡侯紙廣泛運用，漢隸書寫比蟲書更容易，漢晉以來讀書人遠比七國對峙時多，何以無一人獻《古文尙書》？這只能說明民間所存之《古文尙書》，應當稱為《尙書》，與“梅賾所獻之書”，或許是蟲書，内容完全一致。此節下面還要討論。
梅賾《晉書》無傳，更不載其獻書之事，其名僅見於《世說新語·方正》第五，是否史有其人，獻書其事，值得打個大大的問號。
二、偽造不可能：清人丁晏著《尙書餘論》，認為今之《古文尙書》為魏人王肅偽作。
王肅（195--256），郯人，王朗子，字子雍，仕魏，官至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善賈逵、馬融之學，稱其為與鄭玄爭勝，作《聖證論》，專攻鄭玄，並偽托孔安國《尙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以佐其説。王肅女為魏權臣司馬昭之婦，其子司馬炎為晉開國主。稱其偽托孔安國為《尙書》作傳，或可能；稱其偽造《孔子家語》，可能；偽造《古文尙書》則絶不可能。
第一、肅主要活動在建安時期及魏文帝、明帝兩朝，古《書》至此已流通近四百年，儒學自漢武帝罷黜百家，取得獨尊地位；五經為儒學重要典籍，東漢末古文經學取得壓倒性成功，古《書》尤為研究重?，且熹平石經尙在、正始石經也在其生前刊出，曹魏朝中，才士雲集、建安七子，何晏、嵇、阮等，博學能文，王肅偽作，能瞞天下耳目？他應當知道張霸偽造古文《尙書》的故事，即使偽托孔氏作傳，也會有人指證其非。除非預見到其外孫司馬炎要當晉武帝，接着是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其後人大遭殺戮，接着晉氏東遷，秘府所藏之古《書》散佚，其外重孫晉元帝司馬睿要將其偽作立於學官。他的偽作才真該藏之秘府，否則，等待他的是貽笑天下。
第二、何以只造古《書》？前已論及，古、今《書》早已合於一體，此外，《詩》《禮》《樂》《易》《春秋》都在可造之列，或局部或全書，如同其造《書》。
第三、王肅偽造古文《尙書》何為？有人稱其為攻鄭玄及鄭學。此說不通之甚，要反對鄭氏學，只能就其著述發難，偽造古《書》，古《書》存時，自取其辱；古《書》不存，鄭注古《書》也不存在，將無從比對而毫無意義，或者竟讓孔冠作者之名，流傳千古？
第四、鄭冲造或其他人造，都不可能。《晉書·列傳第四十五》荀崧傳稱：元帝踐祚，“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其時間雖不能確指，但大體可以劃定一個時區，晉懷帝永嘉五年（311），漢烈宗（匈奴人）劉聰軍攻破洛陽，俘懷帝司馬熾，宮室被焚，四海南奔，秘府藏書當於是年被焚。史稱：“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
《晉書》稱：“六年（312）春正月，帝在平陽。二月壬子，日有蝕之。癸丑，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上“尚書”，檄四方以討石勒。”壬子為二月初一，癸丑初二，上尚書三字何觧？若是官稱，司馬睿卽後來之東晉元帝，當時以建業（今南京）一帶為根據地，不是京官，如何能作尚書，且上字分明是睿上，而非熾所封，熾時為臣虜，如何能封睿官？故睿之所上，當是《尚書》，何以在兵荒馬亂時上《尚書》，史書未說明，或者司馬睿借上《尚書》向懷帝表示盡臣子之忠，履臣子之職，懷帝雖是劉聰俘虜，晉室並未另立新君，仍然是名義上的皇帝，也許還有以《尚書》勵志，明君臣之義，倡士夫之節，望懷帝勿忘帝王之尊。且除了上書，還能上别的什麼？這與本文討論者無關。
注意，懷帝雖被俘，天下仍用懷帝之永嘉年號，所上之書絕非梅賾所獻，因為梅在元帝時“方献偽書”。鄭沖為魏晉兩朝大員，尤其助司馬炎受魏禪有功，晉位公爵，於晉武帝泰始十年（274）辭世，如何來得及偽造？
這條事實說明，至少在南都建業，還有《尚書》存在，且絕非孤本，至少司馬睿要留底本。所上之《書》定為古文（古本）《書》，前已論及，至遲在正始年間，伏生書已不再單刊，因此所謂“唯藏於秘府”，實在是不經之語。
元帝睿於丁丑（317）年三月，在建康卽帝位，建元建武。若於是年立學官，則《古文尚書》早已存在，不勞梅賾上獻。鄭冲要造偽書，必定在311年，確知古《書》已佚之後，在317年立學官前。五六年時間內造出一本偽《古文尚書》，誠非易事，要瞞天下人耳目，更非易事，何况，鄭沖已於公元274年辭世，如何造書？造書何為？
陳夢家認為古《書》出東晉孔安國之手，更加沒有根據。徵之《晉書·列傳四十八》，安國為孔瑜少子，史稱其小諸兄三十余歲，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再為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遊藝。”後歷尚書左右仆射。義熙四年（408）卒，贈左光祿大夫。
東晉孝武、安帝兩朝，已是東晉末葉，風雨飄搖，兵荒馬亂，義熙間劉裕已經興起，並積極準備篡晉，孔安國身居高位，常在軍旅，軍政之不暇，焉有時間從事藝文？晉書不載其有任何文事。下面將會看到，元帝時《古文尚書》孔氏已立學官，孔安國造書何為？
建業因避愍帝司馬鄴之諱，改名建康。王導初至建康，聽人多作洛陽音，說明東晉初，不少洛陽人到了建康，這些人中不少人是讀書人、學者，應當讀過古文《尚書》，不少人，包括朝中大臣，例如剛才提到的荀崧，應當讀過《正始石經》中的古文書，將古文《尚書》立于學官不是小事，如果他看到的古文《尚書》與他看到的正始石經有很大差别，幾十篇文章不同的差别，當能發覺，别的有同樣經歷的人，同樣能發覺，因為他們離開洛陽不過五六年，最多十來年，當年讀書的方法是將書讀得倒背如流，不至于幾十篇書不同都感覺不到。仍然是荀崧事，史稱：“元帝践阼，（荀崧）征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協共定中興禮儀----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注意簡省二字，所謂簡省即精簡原有機構，節省人力財力。崧以為不可，乃上疏曰：
‘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明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後元帝批復，准置博士十八人。
從這段文字，可得出如下結論：
1、《尚書》鄭氏，鄭擅古文經學，曾注古文《尚書》，杜林漆《書》；杜書為古文，篇目與今文同，杜《書》篇目與今《書》篇目如此吻合，竊以為，杜漆書或卽伏生《書》之古文摩寫本。《古文尚書》孔氏與《尚書》鄭氏並稱，可以作兩種觧讀，第一、《尚書》鄭氏為壁書，非孔安國所獻，當然也無孔傳，但包含杜林漆書内容，其注釋間采今文三家說。第二、為杜林漆書，此似不可能。不管那一個版本，已非今文《尚書》，再次证明今文《尚書》東漢末已不傳，魏、晉時不單獨立於學官，卽魏晉人不習今文《尚書》。這就派生出一個問題，如果魏晉時古文《尚書》，無論是壁書、孔書、河間書、河內書、杜林書都只藏於秘府，伏生書已不傳，則自魏黄初（220）至西晉建興末（317），近百年間，學者再也無人讀《尚書》，可能嗎？
2、《周易》王氏，此王氏當是王弼，而於其先人王肅之學，未立一於學官，可見晉室不以親疏判别學术優劣取去，實在難得。
3、“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咸寧、太康為武帝司馬炎早期年号，永嘉為懷帝熾年号，卽從武帝到懷帝，西晉滅亡前一個皇帝，上列人等都领國子博士，應當認為，這些人雖不必為大德碩學，至少對儒家經典多所涉獵，應當讀過古文《書》。
4、“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猶須注意“祖述前典”，前典云何？至少有兩方面意蘊：第一：一般性的建制：經始明堂，營建辟雍等都是；第二、學術上的措置，具體有：“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
可注意者是石經古文，此石經當然指立於洛陽太學外的熹平及正始石經，特别提到古文，魏晉間所說古文自是古文經學，其所提到之賈、馬等可以說全為古文經學家，其中章句傳注眾家之學，雖不必全指古文經學眾家之學，卻絕對包含古文經學眾家之學，所提到之《古文尚書》孔，孔當指孔安國，立於學官必有師說，其《書》必是孔傳古文《書》，这是在祖述前典，卽西晉之典，非所新創，更不是幾千幾百年前舊制。
山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戰火紛飛，東晉草創之初，繼前典之乏力，不可能新設，事實也是如此。荀崧有曰：“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准古計今，猶未能半。”簡省下來，猶設《古文尚書》孔學博士，其必為西晉舊典無疑，舊典立之不全，遑論新設？
西晉到東晉，永嘉到建武不過數年時間，縱令秘府典籍亡失殆盡，記憶是不會立即磨滅的。何况熹平、正始石經尚在，要取得準確經文，完全可以派人潛入洛陽，或摩拓碑文，或民間收購。當時洛陽雖為劉聰、石勒勢力所控制，並無明確國界，平民少量往來，當不受限制。
荀崧兩晉重臣，元帝倚重，元帝薨，羣臣議廟號，崧不畏得罪權臣王敦，不辭失去司空高位，堅持已見，終得上司馬睿中宗廟號，致開罪王敦，見其骨骾。史稱其“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可見崧博學羣經，通曉典章，非泛泛之輩。崧“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曰敬。”晉成帝衍咸和三年為公元329年，317年元帝睿建元建武，始為東晉，荀崧在西晉生活了五十五年，其所言前典，當是親見，而非傳聞。故晉書此段叙述，應是當年實典，而非空言比附。至此可以結論：孔傳、鄭注古文《尚書》自西晉咸寧年始，已立學官，設有博士，所謂魏晉間古文《尚書》“唯藏於秘府”，因晉室東遷而佚亡，便是不經之論，彌天大謊！閻若璩等所謂今傳《尚書》為偽書之說便不攻自破，何須跟着他去玩章句疏證遊戲？
師承關係，無須深究，兩漢間，因書籍缺乏，學者稀少，故師承關係，脈絡分明，魏晉以降，蔡侯紙大量應用，記得陽紙的典故？石經已立，拓片盛行，書籍得來較前容易，讀書人越多，授業之師自然更多，師承關係更趨復雜也更見淡化，陶潛受業於誰？業師對其有何影響？
朱熹等以結屈聱牙為氣格高古，文從字順為氣格卑弱而懷疑《尚書》某些篇章為偽作，實在偏頗，唐宋八大家之韓栁，柳文有些篇章不免簡澀，韓文有些篇章則滔滔不絕，汪洋恣肆，用其比較，莫非韓為唐人，柳為商周人？同一人之文，亦有簡澀流暢之别，莫非澀者為真，暢者為偽？不成名器。
六經以外之書或可偽造，六經絶不能偽造，因為它流傳太廣太久，地位太神聖，如同歐人偽造《聖經》，是絕對不可能的。
三、過去典籍全憑人工書冩，有時一人讀，一人錄，兼以書寫工具簡拙，通假字、錯别字所在多有，多抄幾字，少寫幾字，把批注抄到正文上去，都有可能，也不排出有整理者，根據自己學識、見觧、興趣、需要，擅加改動。所謂“書經三寫，鳥焉成馬。”立熹平石經、正始石經，雕板印刷使用前所立種種石經，都在做統一版本，校刊文字工作，即使雕版印刷術廣泛使用，即使今日，版本問題也非一勞永逸地觧决了。所以一篇之中，即使出現幾個不該出現之字，不能據此否定其篇；一書之中，更不能以某篇有不該出現之字句而否定其書。
結論：《古文尚書》不是偽作，閻若璩等之論不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