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乱世为底层人群的跃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民国初期的军阀,除了袁世凯尚有家庭背景可资炫耀外,其他人都是毫无家世背景可言的平常子弟。很多人从赤贫的最底层,蜕变成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直系军阀首脑曹锟的崛起,就是一个草根神话。他出身贫寒,没有什么才能、学识,扎根近代军队,耕耘几十年,终成民初的顶级军阀。
曹吴联手发迹军营
曹锟,1862年(同治元年)生于天津大沽口贫民家庭。家里有兄弟姊妹7人,曹锟是三子,因此被北洋系统尊为“三哥”,和冯国璋的“四哥”相似。“四哥”、“三哥”先后为直系的领袖,却是四哥冯国璋在前,三哥曹锟在后。
因为家境贫寒又人口众多,曹锟16岁就开始推车卖布于津沽之间,当了名布贩子。曹锟人长得呆头呆脑的,不是做生意的料,在财务上糊里糊涂的,又有酗酒的坏毛病,常常醉卧天津街头身上钱财被人洗劫一空,人称“曹傻子”。曹锟听到了,一笑了之。
有一天,曹锟推车卖布,一个算命先生拉住他打量了半天,说“你面相甚贵,日后必作县长。”曹锟认为算命先生故意讽刺自己,挥拳将他暴打了一顿。最后曹锟卖布经营失败,连小贩也做不了了,可并没有进入绝境等死。他还有最后一条路可以走:当兵去。年纪不小的曹锟丢下卖布车,进入了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清军的哨官,曾随部参加了1894年的朝鲜战争。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曹锟在小站陆军草创时期,转投袁世凯门下,扛好了枪站好了队。当时曹锟已经33岁了。(也有说法是曹锟在天津欠下赌债和风流债,难以立足,干脆跑到小站当兵避祸。)
曹锟在小站新军中训练成绩不好,做人老实巴交,常常受人欺负。这些缺点在袁世凯眼中,却是优点。在势力起步时期,袁世凯恰恰需要曹锟这样老实听话、埋头干活的人,很快就注意到了曹锟这个低级军官。对袁世凯,曹锟又敬又怕,每次谒见都军容整齐,站得笔直,从不敢坐;对曹锟,袁世凯毫不掩饰情绪,想骂就骂,而且骂得很凶。外人看起来,觉得袁世凯不喜欢傻傻的曹锟。其实,亲疏有别,只有关系亲近的人,领导才会不假辞色地言辞训斥。袁世凯恰恰很喜欢曹锟。
在袁世凯的栽培下,曹锟于1907年升任第三镇统制。第三镇是北洋军的精锐,也是袁世凯的王牌,曹锟担任此职,开始接近政坛中心。袁世凯遭忌去职后,徐世昌设法将第三镇调往吉林、黑龙江等地。袁世凯重返政坛后,曹锟率部奉调入关,不是去镇压武昌起义,而是驻扎在山西娘子关,镇压阎锡山、监视有异心的吴禄贞。好钢用在刀刃上,可见在当时袁世凯心目中镇压武昌起义远远不如稳定后方重要。此后,曹锟长期担任第三镇统制(第三师师长),1912年2月在北京纵兵哗变为袁世凯提供在北京就职的借口,1914年4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湖南监视革命势力。和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不同,曹锟积极支持袁世凯辟帝,接受了袁世凯“虎威将军”的称号和“一等伯”的爵位。护国运动爆发后的1916年1月,曹锟还奉命率部入川,与入川的云南护国军作战。袁世凯死后,曹锟掌握着北洋军的精锐主力,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历任要职,继续活跃在政坛上。1916年9月,曹锟初任直隶督军。他长期驻防保定,使直隶地区牢固掌握在直系手中。等直系首领冯国璋死后,曹锟因为兵多地广,超越王占元等人成为新直系的首领。
曹锟长相憨厚,能力平庸。一个人称“傻子”的庸才,是怎么统帅部队、怎么争权成功的呢?曹锟的成功,离不开部下吴佩孚。曹锟和吴佩孚在民初历史上是不可分的,人称“曹吴”。
曹吴的结缘,开始于1913年第三师进驻湖南。时任湖南督军汤芗铭向曹锟讨要第三师的一个军官:“三哥,我们来学学古人借将的故事如何?你手下有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请你借给我用。”曹锟问:“你要借谁?”汤芗铭说:“吴佩孚!”
吴佩孚,山东蓬莱人,早年投笔从戎,在第三师内升任至炮兵团长,但一直没有引起曹锟的注意。当时,吴佩孚刚被明升暗降为第三师副官长,正郁闷得不行。汤芗铭就想借来协助自己。可曹锟从借人过程中敏锐地意识到吴佩孚的价值,找来细谈,果然出类拔萃,马上任命吴佩孚为第六旅旅长,引为军师和助手。汤芗铭因为有挖掘吴佩孚的伯乐之功,曹锟很感激。之后汤芗铭仕途坎坷,境遇落魄,曹锟始终护着他。(也有说法是汤芗铭向曹锟借用吴佩孚并非要重用,而是要陷害。原来汤芗铭在湖南杀戮过重,人称“屠夫”。吴佩孚很注意和湖南绅商民众搞好关系,在全省大会上公开批评汤芗铭害民。汤芗铭就想把吴佩孚“借”到麾下,以便好好“收拾”他,不想歪打正着,成全了曹锟和吴佩孚的一段佳话。)
曹锟任直隶督军后,吴佩孚接任第三师师长,成了新直系的“二把手”。曹锟选定了吴佩孚后,用人不疑,放手让吴自由发挥。吴佩孚常常越俎代庖,不经请示就签署命令,甚至任命重要人事,曹锟几乎从不干涉,需要他追认的一概配合。后来,吴佩孚成了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第一位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中国头号人物)。吴佩孚功高震主,风头盖过曹锟,曹锟也没有心理失衡,一笑了之。他常常对别人说:“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钱。”
“本钱”吴佩孚没有辜负曹锟的信任,为曹锟赚了许多“利润”。在湖南,吴佩孚攻城拔地,在四川,吴佩孚大胜护国军。在小站元老中,曹锟是升官很慢的人。和他同等资历的人,不是总长就是督军,名震一方。就连曾经是曹锟部下的卢永祥,都在江浙成了一方诸侯。担任第三师师长十多年的曹锟却原地踏步。幸亏遇到吴佩孚,将第三师磨砺成百战之师和常胜部队,让曹锟官职不高,腰板却很硬,厚积薄发。袁世凯死后,北洋系统大“洗牌”。曹锟凭借强大的实力,将直隶督军的要职轻松收入囊中。
贿选当上大总统
曹锟担任直隶督军7年,新直系军阀日渐壮大。曹锟驻扎在保定,扼守战略要地,冷眼旁观北京风云变幻。吴佩孚先驻于湖南岳州,后驻于河南洛阳,帮曹锟经营两湖、河南,招兵买马。曹吴互成犄角呼应之势,新直系军队南北贯通中原。在讨伐张勋复辟、应对南方护法、处理直皖矛盾,都是曹锟摇旗呐喊,吴佩孚冲锋陷阵。吴佩孚不仅刀枪功夫了得,文采也很不错,连接抛出精彩檄文,声援爱国运动,同情爱国民众,指责段祺瑞皖系对外妥协、内政腐败谋私。段祺瑞多次督促曹锟对吴佩孚严加申饬,曹锟虚与委蛇,一方面假意责怪吴佩孚几句,一方面反过来向段祺瑞替吴佩孚索取第三师的军饷。一来二往,吴佩孚毫发无损,反而军队实力和民众声望与日俱增。北洋政府无可奈何。
1920年,直皖矛盾不可调和,吴佩孚准备讨伐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居中调停,暗中问曹锟:“三哥,皖系兵强马壮,你有什么把握?”曹锟回答:“我没有把握,但子玉(吴佩孚字子玉)说有把握,子玉的把握就是我的把握!”果然,吴佩孚督率部队,联系张作霖打败皖系,入主北京。1922年4月,张作霖进攻曹锟。直奉两军胶着混战,难分胜负。紧要关头,吴佩孚转守为攻,出奇兵大败奉军。吴佩孚接连击败皖系和奉系后,直系独霸中原,达到了势力的巅峰。
物极必反,月盈则亏。直系此时最大的危险来自于曹锟本人。在飞速的崛起过程中,天津城的穷小子、傻小子曹锟被时势抛来抛去,眼花缭乱。但凡一个人,经历如此剧烈的变化、面对权力财富等诱惑,内心都不能平静。曹锟就按耐不住,一心要当总统。
吴佩孚支持曹锟当总统,但希望曹锟通过正常途径谋求总统职位。他认为应该请被赶下台的老总统黎元洪复位,召集旧国会,再选举新总统。曹锟同意了。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入京复职,恢复旧国会,实现了“法统重光”。但曹锟只将此作为点缀,迫不及待地要重新选举总统。吴佩孚劝他忍耐一时,等待黎元洪任满之后再展开竞选。这一次,曹锟为权位所诱惑,没有听吴佩孚的意见,和曹锐、王承斌、冯玉祥等人踏上了逼退黎元洪、贿选总统之路。吴佩孚无力挽回,只得听之任之,没有反对也没有参与贿选拉票。
曹锟的贿选,操作拙劣,惹人笑话。直系诸人对国会议员软硬兼施,以每张5000元的价格购买选票。1923年10月5日选举那天,不少议员不愿违心投票,又不堪其扰,企图逃出北京躲过一劫。直系在各口岸安排便衣,对照照片,发现出逃议员,便衣都上前揪住吵闹,大声诬赖议员逃债或者宣称双方有仇,接着军警过来干涉,以带回警局盘问为名直接把议员押回国会。总统选举原定上午10点举行,可到了下午1点20分国会还没有凑足投票的法定人数。曹锟等人当机立断,要求不顾一切、拉人头凑数。直系向不愿意投票给曹锟的议员承诺,只要列席会议就能领取5000元,选不选曹锟都没关系,又到医院把那些卧病在床的议员抬到国会,还发动议员的妻妾友人“陪送”几十个议员赶到国会,总算是让议员人数大增。最终,曹锟“高票”当选中华民国第六位总统。
第二天(10月6日),《北京报》详细报导了贿选新闻。曹锟贿选总统,不仅是他个人的最大污点,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大污点。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曹锟已经独霸中原,推翻国会易如反掌,自我加冕为总统也未尝不可,为什么还要不辞麻烦地贿选呢?曹锟的部下王坦就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对于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缺乏学识和近代思想熏陶的曹锟来说,贿选并不是最坏的表现。起码他心目中还有国会,敬畏选举。事实上,曹锟贿选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军阀集团的集体行为。贿选经费并非出自曹锟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替他筹集了大量经费。王承斌逮捕境内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敛财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数百万元,全部用来曹锟贿选。各省督军、省长也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贿选固然令人痛心,贿选背后透露的民国人物的政治观更令人深思。他们心目中的议会政治和选举,就是大张旗鼓到心安理得地贿选。曹锟等人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理解,在贿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败走退居画梅自遣
民初的中国,处于剧烈变革中。历史表明,中国的问题并不是西方的民主共和能彻底解决的,骤然照搬西方制度反而会激化中国的问题。曹锟等人的罪过在于,作为掌握政权的强力人物理应为中国找到正确的富强之路,可他却将中国步步引入歧途。
曹锟当上了总统,却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第二年(1924年)9月,张作霖率军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战争开始,奉系进展很快,直系情况不妙。曹锟连拍十万火急的电报催吴佩孚进京主持大局。吴佩孚到京,曹锟握住吴佩孚的手激动地说:“子玉辛苦了!我老了,一切请你作主。”吴佩孚义不容辞地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调配军马御敌。
时过境迁,此时的直系已经分裂,将领们各怀鬼胎,吴佩孚不能真正指挥各支部队了。冯玉祥、王承斌、孙岳、温树德等将领各有打算,不同心对外。战局越来越不利。在北京坐镇指挥的吴佩孚按捺不住,披挂上阵,亲抵山海关。直系军心大振,加上吴佩孚指挥得当,战局有所改善。为彻底扭转局势,吴佩孚向直系各部调兵。结果,援兵没有调来,噩耗抢先到来: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班师回京,发动政变软禁了曹锟。史称“北京政变”。吴佩孚严令封闭消息,寄希望于孙岳的京畿警备军能够“勤王护驾”。不久,传来孙岳附逆的消息,前线直军不战而败,吴佩孚南逃。直系的鼎盛时期就此结束,曹锟也成了阶下囚。
直系虽败,架子还在。残余将领深感内讧的前车之鉴,纷纷表示要精诚团结,重振雄风。曹锟在北京做了阶下囚,大家就推举南逃的吴佩孚为新领袖,重新举起了直系的大旗。除了湘、鄂、川、黔、晋、豫、陕等省纷纷响应吴佩孚的号召,以吴为联防司令。吴佩孚又联络奉系张作霖,全力进攻冯玉祥。冯玉祥抵挡不住直系的进攻,不得不通电下野。留守北京的冯部鹿钟麟等人主动释放了曹锟,以求缓和与吴佩孚等人的矛盾。
自由了的曹锟想重当总统。他知道今非昔比,吴佩孚不仅在实质上还是名义上都取代了自己,重当总统离不开吴佩孚的首肯,于是隐晦地试探吴佩孚。吴佩孚本来就不认同曹锟贿选,况且如今直系势力大不如前,受到北方奉系、广东国民政府和冯玉祥残余部队的挤压,无力支撑曹锟的总统虚名。他发电报明白地告诉曹锟:“国事已如此,总统不可再干。我已代总统拟好辞职通电。”不久,颜惠庆组阁,暂摄总统职权。曹锟的总统生涯彻底结束,成了一介平民。
曹锟下台后,举目四顾,发现天下纷争,难有自己的清静之地。好在他相信吴佩孚,在1926年南下郑州投奔吴佩孚。吴佩孚重情重义,收留了曹锟,还像往日对待上级一样尊敬曹锟。可惜吴佩孚为官清廉,自己的司令部都设在京汉铁路车站里面,人多屋窄,没有能力接纳“前总统”曹锟一行,只好请曹锟移居开封。曹锟在开封人生地不熟,不愿意前去,但体谅吴佩孚的难处,只好伤感地寓居开封。在开封,曹锟画梅自遣,自号“乐寿老人”,开始看破红尘一心隐居。
吴佩孚的境遇也日益恶化。1927年北伐兴起,直系主力被歼,吴佩孚带着卫队逃亡四川。新直系覆灭。留在开封的曹锟无依无靠,情况凄凉,只好回到了天津老家,在英国租界里做寓公。
曹锟隐居天津租界后,北洋政府被推翻。北洋各系人物,不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往日仇敌,都已经辉煌不再,散落民间。曹锟在北洋系统中人缘不错,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这些老人们聚在一起,回忆早年、谈论当下,生活得还挺充实。吴佩孚从四川流亡归来后,定居北京,离天津很近。但他曾经宣布过“三不”(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纳妾),不便来曹锟的租界住所拜访老上级,只是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晚年曹锟还交了一大群穷朋友。每逢夏天夜晚,曹家院子里常聚集着许多卖大碗茶、拉洋车、卖菜的小摊贩。曹锟和他们一样光着膀子摇把大蒲扇,坐在小板凳上喝茶聊天。
曹锟隐居十年后,华北沦陷。日本特务极力拉拢曹锟出任伪职。曹锟当时的经济情况不妙,但面对高官厚禄保持了民族气节,怒斥劝诱之人:“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昔日部下、大汉奸齐燮元叩门求见,曹家拒不开门。曹锟谆谆告诫家人要保持民族气节。1938年,台儿庄大捷。曹锟高兴地说:“我就不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当年5月17日,他病死于天津租界,终年76岁。日本方面送来不少抚恤金,都被曹家拒绝。曹锟的气节,得到了全国上下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