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本多家媒体7月28日凌晨发布消息称，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日中友好交流团体一名日本男子，因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近日已被中国警方逮捕。
30号，中国外交部证实中方近日依法对一名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相关情况已通报日本驻华大使馆。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曾称，日本绝对没有进行间谍活动
?中国连抓日本间谍引关注
啥？日本间谍都混入到中日友好交流团体里了？
据统计，自2015年5月以来，在浙江省、辽宁省以及北京和上海等地，共有4名日本人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在中国被捕，其中有1人已经被中方起诉。
提到日本间谍，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有两个。
一个是曾以经济学学者身份潜入中国，在中国达37年之久的日本间谍、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从1982年开始，他为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呈报了150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2009年，他还在日本出书讲述自己的间谍经历。
他的手段非常高明。有一次，在中国政府官员的介绍下，阿尾博政被安排到部队去交流，看到不少军事设施和武器。他要求和部队人员合影留念，借机拍下了当时中国最尖端的军车，并且还刺探到中国南方某机场最新战斗机型号的情况。
还有一个是川岛芳子，被送给日本人做养女的满清格格。曾先后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运动等秘密军事行动，并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和转移婉容等祸国事件，被称为“男装女谍”、“东方女魔”。
尽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曾表示“日本政府绝对不会向海外派遣情报人员。”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感叹日本人的情报搜集能力。
在二战前，为了准备侵华战争，日本各路间谍大肆出动，纷纷以各种身份进入中国。其所刺探的情报上至一个村庄的详细地形，下至一座桥梁的位置和河流水深，无不在日本的军用地图上标识得清清楚楚，据说就连当时中国军队自己的地图都远达不到这样的精细程度。
日本绘制的满洲地图
同时，当时日本对华谍报主体形态众多，既有陆军系统，亦有海军系统。有长期派遣的，如驻在将校、管理将校、使馆武官、研究员、驻军等，也有短期侵华日军、临时派遣的谍报员等。
除了公开身份的军队人员，还有身份隐匿或半隐匿的留学生、派遣员等；不仅有一般的谍报人员，也有专业技术人员，如陆地或水文测绘员、兽医、会计、医生等。这些谍报主题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日军庞大而严密的实施系统。
足以说明，日本情报收集都带有全民性质。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末次情报资料”。
“末次情报资料”是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刺探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整理成册，以供侵略中国服务。
1912年，在北平东城栖凤楼七号，“末次研究所”挂牌运作。这是一家日本人开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叫末次政太郎。这个在中国干了30多年的情报机构收集了大量资料，可谓包罗万象。
1997年8月影印出版“末次资料”，书名定为《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
“末次资料”的主要来源是1912年至1940年7月间公开发行的国内外50余种中文、英文及日文报纸，并按专题整理成辑。在一些剪报资料旁还加有收集者的批语：“这两个带头抗议二十一条的议员是张XX和刘XX”，及着重线，“末次资料”现存755辑，16万多篇，共2.2亿字。
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中日关系”、“中日战争”为主线，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各个主要阶段我国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以及中日关系的多个方面的重要情况，同时也包括有关各国和国防关系的许多重要情况。这部资料选材相当严格，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从这点看，这部资料系由专业情报人士收集，供军方政界参考的可能性较大。
惊人的是那时的日本人已注意到了中国GCD，单独列出《GCD活动》一册，专门收集中共的信息。而重要事件的资料收集尤为详尽，如《中日事变》(即芦沟桥事变)这个专题，收集时间的跨度从1937年6月至1940年7月，资料多达107辑，条目21000篇，文字多达3200多万字。
“末次研究所”对待材料的态度是广泛选择、兼收并蓄，它关注的报纸包含了当时中国出版的和海外输入的绝大部分。据说，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的图书馆，当时“末次研究所”剪的报纸，许多都找不到了。同时，“末次研究所”对资料的态度是：既有日本方面的宣传报道，也有世界各国及中国的立场和对策，绝不回避敌对观点报道。
“末次资料”中还有日军谈判代表寺平大尉从宛平城墙吊下的照片
有些史料更是闻所未闻，如《西安事变》专题中，《冀东报》1937年1月6日报道：
本报南京专电，顷此间接奉此密电，蒋腰部伤势溃烂，痛楚不堪，五日晨九时，由总医院施行手术，痛略止。定七日再行手术。惟关于蒋氏受伤后施行手术等情形，禁各通讯社发稿，以免宁府内部发生枝节。”２１日《冀东报》又载：“蒋介石腿部枪伤割治已痊可；惟腰部之弹壳尚未取出。蒋以气力不足，拟春暖再行手术。步履已不需左右扶持，惟精神欠佳。”
能搜集到如此之多的珍贵资料，让人不禁想问这个末次政太郎究竟是什么人。同时，也不得不感叹于日本人情报搜集的“传奇”。
“末次资料”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中国人从日本人手中接过它。我们有很长的时间来研究它，但它不是更清晰了，而是逐渐被人遗忘。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在遥远的1913年，我们至今不知身份的末次政太郎开始这样的工作后，相继而来的侵略，也就不可避免了。
“末次资料”还只是日本情报工作的一部分。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而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日本已经花了70年的时间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
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日本也在中国大力搜集情报。1886年，27岁的日本陆军中尉荒尾精奉命赴华建立谍报网。在经商卖药的掩护下，他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并以这些城市为基地，把触角伸展到中国广大农村。
有的日本间谍潜伏在施工中的威海卫炮台和荣成湾附近，为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选点作准备；也有日本间谍潜伏在北洋水师军械局内部，对舰队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日本人也善用各种方法潜伏搜集情报。
中国一衣带水，为日本派遣大量间谍来华提供了极佳的地理便利。然而，这样的行为毕竟违反国际法，伪装成中国人便成了很好的幌子。中国地大物博，即便遇到语言障碍等问题，在北方自称南方人，在南方自称北方人，也能蒙混过关。
据史料记载，1888年日本间谍今井兼昌假扮日本船员住进上海联合海员宿舍，通过长江水手考试取得合格证后，在来往于长江的英国商船上当了约一年水手，利用此身份详细测量航道，研究十八滩的所在，回国后提交了《扬子江水路图》。
侵略扬子江的日本舰群
据统计，1913年至1925年间，除了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过日军的盗测。
日军参谋本部每年一次制定的年度盗测计划和训示中，都有秘密行动的具体要求和暗号表。还要求各测量组长提交实施过程报告，内容包括如何对付中国警察，如何因地制宜盗测，如何隐藏盗测成果等等。1925年，中国军队抓获了化装成中国人在湖北盗测的“土地调查班”村上鹤造，从他身上搜出的30张地图竟被缝在他的衣服夹层中。
日本情报机构在各地同时开设大量的药房、理发店、料理店等，并在这些店铺所在地的城市周边到处悬挂其广告牌。这种广告牌表面看似广告，实际上却是军事地图标记。
如当时城乡各地到处可见的“仁丹广告”，上面画着个东洋老头留着八字胡子，如八字胡子微微向上翘起，表示此路畅通无阻；八字胡子的左角向下垂，即表示左转弯不通，应向右转；八字胡子的右角向下垂，表示右转弯不通，应向左转；如果八字胡子都向下垂，就表示此路不通，不能前进等等。
如此精通情报搜集，怪不得李鸿章曾感慨：“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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