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 智库 旋转门 政策 中国特色 启示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智库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管理体制中的重要一环，日益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标志。而西方作为现代智库的发源地，其建立在官员与学者无障碍“角色转换”基础上的“旋转门”智库模式一经形成就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成为促进政府决策和民间思想有序契合的“源头活水”。因此，加强对西方智库“旋转门”模式的研究探析，从借鉴中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发展路径，对于加快我国高端智库发展，打造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智库人才和智库产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西方智库发展模式的历史演进
“旋转门”式智库是一个具有西方特色的“政治名词”，它是对个人在政府部门和民间智库之间穿梭交叉为不同对象服务的形象概括，这一模式是伴随着长达130多年的西方智库发展史而逐渐催生和成熟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从19世纪末在西方初现雏形，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步经历了实用化、多样化、专业化、产业化的发展阶段，并分化成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以政府�橹鞯嫉难芯啃椭强饽Ｊ健５诙�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面临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对政府内政外交国防决策带来空前的挑战。之前，仅仅依靠政府自身幕僚团队开展的政策研究和综合管控愈发变得困难，这使得西方政府开始将目光转向大学、学会等研究机构，利用它们的专业视角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中立的研判并提出对策和建议。这一模式产生后，很快在政府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催生了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高端智库的蓬勃发展。这一类型的智库表面上标榜中立、独立和非营利性，实际上与政府和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还扮演着政府与外界协调利益关系“白手套”的角色。二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型智库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型大公司和财团在布局全球的过程中都对智库产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些需求涵盖了从公关政策、本土化研究、政策咨询等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通过商业合同委托，并以咨询建议和论证报告为终端产品的产业模式促进了像兰德公司、野村综合研究所这样的商业型智库的兴起。这一类型的智库完全是市场化、商业化运作，分工明确、专业高效，有些智库本身就是上市公司，它们的客户群体来源广泛，涵盖政府、军队、政党、企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成功提供给客户的研究成果和价值主张。
不管是研究型智库还是商业型智库，它们的快速发展极大强化了西方智库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特别是强化了这一产业对具备政策背景高端智库人才的渴求，并直接催生了以“旋转门”现象为特征的政府与智库之间人员的良性循环流动。
二、西方智库“旋转门”模式的特点探析
具备“旋转门”特征的西方智库不仅定期与负责政策制定的当局最高决策层保持沟通，毫不夸张的讲，它们本身就是整个国家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像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家的大政方针。
一方面，这只“无形的手”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一是搭建了知识和权力的桥梁。“旋转门”式的智库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机构，其收罗的高端智库人才大多是经过行政历练，甚至是几经宦海沉浮的政界人士，他们对政策的制定、决策和实施过程有切身体会，对公共关系和高层决策思维的理解和把握是单纯的学术机构无法比拟的，经由他们主导或主持的研究成果既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又能够避免陷入纯理论研究的窠臼，同时能够将最新的学术成果实时内嵌到权力体系中，由政见变现为政策，提升了研究成果的转化效率和政府的综合施政与管控效果。
二是推动了政府与民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旋转门”式智库最大的能量是其雇佣的人员具有庞大的人脉关系网络，他们对上可以及时准确领会政府意图，使智库的研究成果有着畅通无阻的推销渠道，对政策制定者发挥更大的影响。对下可以用专业化的视角和推广方式及时地将政府政策转化为民间语言，为施政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根据民众对政策的反映，随时调整智库产品并反馈给最高决策层，通畅行政、施政、问政、修政渠道。
三是使智库发挥了国家“人才储备池”的功能。西方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不是简单的因政党更迭而产生人员角色变换，更重要的是，它为国家发展储备了大量高端人才以及政府职位的选择空间。如以国际关系研究著称的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立55年来网罗了大批国际关系学界泰斗，其常年有专职研究人员300余人，还有建立了合作关系的网络化专家200多人，他们大部分是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在专业领域深耕多年，具有广阔视野和前瞻性思维，随时具备“披挂上阵”参与公共政策和权力运行的能力。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政府每次换届有包括重要阁员在内的近5000个联邦政府职位需要更替，而其中有60%来自智库。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旋转门”式的智库模式也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弊端：
一是智库的中立性会受到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使和干扰。正因为智库人员是由政府“旋转”来的，其背景决定了党派利益会成为政策研究的首要考虑对象，而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影响会使一些学术问题演化为主义问题，他们主持或主导的研究成果很容易以所谓的民间、中立、独立作“包装”而去为政府和特定利益集团背书，而一旦智库的中立性受到质疑，必将损害整个智库界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声誉。
二是“旋转门”式的智库有逐渐向政策“游说集团”发展的趋势。众所周知，“旋转门”式的智库有强大的政策干预能力，因此成为多方势力争夺的对象。特别是近年来披露的像布鲁金斯学会、大西洋理事会等重量级的智库接受了外国政府数千万美元资助，这些资助使得曾经一度独立、客观的智库日益沦为资助国的游说机构，甚至很多智库本身就被游说集团或所谓的“院外集团”控制。在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背后，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军工复合体和以色列政府游说力量透过美国智库所发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样的现象极易造成战略性的政策灾难。 三、西方智库“旋转门”模式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组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显示，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拥有智库数量达到435家。但在高端智库质量和影响力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仍然有较大的差距。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结合对西方智库“旋转门”模式优劣点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要畅通智库建设的“旋转门”，打破高端智库人才匮乏的窘境。尽管“旋转门”模式对于中国并不陌生，但目前中��智库的“旋转门”基本都是单向运作，即退休官员进入智库发挥“余热”，而反向的流动却鲜有发生。中国智库要进入世界一流方阵，需要借鉴西方智库“旋转门”模式汇聚人才的积极作用，适当鼓励和安排具有一定经验和精力的领导干部到智库工作，同时从智库中遴选德才兼备的专业型学者作为后备力量充实行政运作体系，推进干部真正意义上的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彻底打破政、学、研之间的藩篱。
二是要加强专业化的智库队伍建设，打造一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集群。智库队伍的专业化程度直接决定了智库产品的质量和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因此，必须恪守专业化原则，建立高门槛的“旋转门”，提升智库从业人员的准入标准，把具有扎实知识和开阔视野的人才“旋转”进来，使智库真正成为培养未来政策精英和行政骨干的“摇篮”。同时，也要注重智库的分层分级管理，既要建设一支学科背景全面、综合研究能力突出的高端权威智库，又要形成一批具有自身特色、长期专注某一专业、在行业内拥有较高声誉的专项研究智库。
三是要延伸智库产品价值链和产业链，形成良性的成果导向和运作机制。要认识到智库本身就是一个产业，有其商业属性。政府要通过制度引导和政策扶持，推动智库的市场化运作和价值链延伸。首要任务就是要畅通智库产品需求与供给的对接渠道，一方面要主要释放政策需求，鼓励智库围绕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等问题开展研究。同时，还应进一步提高智库人员的收入水平，充分发挥收入分配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鼓励智库研究人员多出成果、出高端成果。另一方面，要有序引导不同的智库主体开展规范有序、公平公正的竞争，逐步建立基于市场需求的智库产品竞争机制，通过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提升智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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