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威望剧增，延安一时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流行着一句话“要抗日到延安去”。每天都有许多人涌到延安来，他们中的大部分 是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队，翻山越岭步行而来。延安很快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景像。待军政大事安排就绪后，中央便着手批判张国焘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了。可是，由于处置失当。批张很快便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发轫则是河西走廊传来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噩耗。张国焘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他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有的史料都一致认定：是张国焘假借中央名义，提出“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错误，组织西路军两万余人渡河西征。西路军虽英勇抗击，但终遭惨败。是张国焘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党内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段历史才得以澄清：西路军是张国焘为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宁夏战略计划”而组建远征的，并非张国焘个人所为。而在当时，运动的组织者偏偏极不适宜地以追究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掀开了批张的序幕。这虽然有利于刺激广大党员和红军的情绪，以调动他们斗争的积极性，但因有违于事实而引起知道真情的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们的重大反感。由于未能紧紧抓住张国焘企图用武力胁迫中央南下和另立中央的核心问题，加上方法不当等因素，以致运动深入到教育争取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同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划清界限时，一场酝酿巳久的风波猝然在刚由红军大学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不久的校园里爆发了。
当时，四方面军有大约五百名军、师、团级干部正集中在抗大学习。他们对批张运动一时转不过弯来本在情理之中，但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却习惯于以前那一套“整思想即整人”的作法。把他们看成是张国焘的“亲信党羽”强迫转变立场。这样的观念和做法，显然背离了运动发起者的初衷。也使四方面军的干部们形成一种错觉：批张是虚，对四方面军进行全面整肃才是实。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鄂豫皖和川北的“大肃反”，对这亲的运动余悸犹存。怀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跑到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找张国焘诉说委屈，而张也不断地给他们的激烈情绪火上浇油。恰恰在这时候，发生了黄克功枪杀女学生的恶性案件。
黄克功是一方面军战功赫赫的年轻将领，当时也在抗大学习。他很喜欢一位从内地投奔延安的女大学生，然而这位姑娘却不爱他，几次婉言拒绝了黄的追求。一天傍晚，黄再次约她到延河边谈话，遭到姑娘明确的拒绝，黄一怒之下，掏出短枪将女大学生打死在延河边上。毛泽东闻讯后大怒，挥泪斩马谡，下令枪毙了黄克功。为防患于末然，莫文骅领导的抗大政治部下令所有在校学员缴出随身携带的武器，由校方集中保管。可是，四方面军的学员却误以为这是针对他们而采取的措施，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怨忿。而公开表现出这种愤慨情绪是在抗大操场举行的那次大规模的批张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央在家的领导人全都坐到了主席台上。张国焘刚一露面，一帮积极分子就冲上前去，反扭他的胳膊，把他往主席台下拖。我和积极分子们争吵推搡起来，坝子上坐得密密麻麻的抗大学员们也都出现了混乱，表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情绪。这时候，毛泽东站了起来，制止了台下的野蛮行为，但是，在批斗会的过程中，火药味依然很浓，张国焘的态度也很顽固。当一位叫钱均（一九五五年授衔为少将）的学员在发言中突然脱下鞋子，往张国焘脸上猛力扇去时，张捂着脸大叫起来：“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钱均立即受到毛泽东的喝斥，被罗瑞卿逐出了会场。
但即便如此，却依然恼了许世友。他在人丛中霍地站起来，圆睁豹眼，冲主席台上吼道：“妈的，这是干啥？开的是批判会，还是打人会？这些混帐东西说了这么多，有几句是真话？说我们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我就不服！哪来这么多主义，打不赢就跑，换个地方再打嘛。你们中央红军要不逃跑主义，咋会从江西跑到这黄土坡坡上来了？”许世友这样的态度，只能激起公愤，顿时，会场上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反动军阀许世友”、“许世友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土匪头子”。积极分子们一拥而上，将许世友也拖到主席台下，与张国焘并排站在一起。许世友挣扎着扭过头，向着台上大吼：“姓毛的，你说一句话，我许世友，是不是土匪？”忽地，一股鲜血从他口中喷出，他陡然倒下了。许世友病了，原四方面军的官兵们视他为敢于仗义直言，惹得“龙颜”大怒的英雄，抗大的学员们也纷纷到医院看望他，一起发泄对毛和中央的不满。就在这时，许世友串联了一大帮在抗大学习的原四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决定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午夜后举事，杀死某某某，然后从北门城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重回大巴山，与留在苏区打游击的许的老部下刘子才部会合，另竖红旗。参与密谋然而最终却在举事的当天下午幡然悔悟的四军政委王建安悄悄离开寝室，向莫文骅主任作了密报。莫文骅大惊，飞报毛泽东。毛既惊又怒，急派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同志亲率中央警卫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抗大，将许世友、詹才芳、刘士模、陈再道、陈锡联、洪学智、朱崇德、吴士安（包括王建安）等三十余人一网打尽，投入了大牢。而抗大政治委员何畏在许等被抓后情绪激动，到处公开发表煽动性的讲话，表示从此后再也不相信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何畏也因此被抓。几十年后重提这桩历史公案，许世友如此言道：“到延安以后，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就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有休息好。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们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们是土匪，下面的干部也都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气得吐了血到医院疗养……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3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志，现在却感到没有了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再来看我时，我就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某某某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到第三天，有二十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五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长期领导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看法：“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等等。其实，这是个冤案。”作为“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的首犯，许世友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先给他带上脚镣，后来又加上了手铐。四天后，身陷囹圄的许世友真可谓雪上加霜，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雷明珍迫于政治气候的压力，站出来和他划清界限了。
我多年来一直认为，批判张国焘的严重错误是应该的，可是，由于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左的作法，错误地将四方面军的广大官兵与张国焘捆在一起批，大搞人人过关，搞得当时在延安占绝大多数的四方面军官兵人人自危，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对批张运动，我们普遍的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且这场运动的发起，又恰恰是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由我们四方面军两万多官兵组成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点乘人之危的意思。抗大风波爆发后，我们从内心对许世友、洪学智他们都抱有强烈的同情，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好汉。许世友被抓后，雷明珍马上跑来找李玉兰，说她也受到了牵连，上级把她的妇女部主任的职务撤了，还逼着她写材料检举许世友的反革命言行。她当时非常恐慌，说许世友这次祸闯大了，肯定要被枪毙。李玉兰叫上我，两人陪她在延河边上转了一个晚上，想安慰她，又没办法安慰她，因为我和李玉兰也都认为许世友这次肯定没命了。谁知雷明珍没能顶住压力，写了一张纸条，叫许世友的警卫员张贤俊送到了牢中。纸条上写着：许世友，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革命的纯结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你看后马上签字。党的忠诚战士：雷明珍。许世友看后大怒，立即在纸条上写到：“坚决离婚！许世友！”组织的误会，妻子的无情，运动积极分子的穷追猛打，把许世友气懵了。他弄不明白自己为革命打了上千次仗，身上伤疤重伤疤，到头来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个反革命。他也不能理解长期领导他们的张国焘为什么会是个坏人。他把眼前所受到的这一切全都归到了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身上。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他豁出去了，索性当着审讯、看押人员大骂毛泽东。他以为这样一骂，必然有人会报告上去，毛泽东一动怒，就会下令枪毙他。如果真能那样死去，服也算得上四方面军的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了。正全神贯注紧盯着西安、南京动向的毛泽东被惊动了。他把具体负责这场运动的中宣部长凯丰和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召到他的窑洞里，详细了解了抗大风波的情况。凯丰情绪激烈，要求毛泽东应施以严厉手段处置。而董必武提供的情况对于毛泽东亲自出面纠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董老说，他巳经分别审讯过许世友、詹才芳、洪学智、陈锡联等人，也和曾参与策划，事到临头又幡然悔悟，向中央密报的王建安谈过话。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与情况，尚不能将抗大风波视作一次集体的反叛行动，而只是他们对在抗大进行的批张运动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倾向，把所有原四方面军的官兵和张国焘不加区别地当成了批判对像强烈不满，因此愤而作出了过激的行为。他们在反抗时说的那些出格的话，似不可以此作为定罪的依据，而应视为一时冲动之下的错误言论。他力陈许世友决不可杀，杀许，必然会引起原四方面军官兵的更大恐慌，有可能激化出更大的乱子。董老还强调了最有说服力的一点，这批密谋拖枪出走的高中级干部，在风波爆发之前都没有和自己指挥的部队取得联系。而当时的情况是，布署在延安地区的部队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仍占红军总数的一半以上。毛泽东听到这里坐不住了，他起身在窑洞时走来走去，大口抽烟，随后问董必武：“董老，他们想跑的一共有多少人？”董老回答：“三十六个，巳经全部抓起来了。”毛泽东恼怒地冲凯丰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得很么？凯丰啊凯丰，我看你是要把他们逼上梁山嘛。”凯丰委屈地申辩道：“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火了，大声批评凯丰，“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我听说，你还别出心裁，跑到抗大去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以此来划线。还逼着四方面军的官兵人人交待，抢过老百姓的财物没有？奸污过妇女没有？当过反动军阀的爪牙没有？简直是乱弹琴！我看我毛某人，就没有张国焘水平高，张国焘在杂谷脑，在松岗，在甘孜批我毛泽东批得那样厉害，可就没有批一个一方面军的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也不放过！”
那一夜，毛泽东睡不好觉了，一整夜坐在办公桌前抽烟，不看文件，也不写文章。连警卫员给他准备的夜宵也不吃。到东边天际隐隐露出一点青白色时，他吩咐警卫员通知罗瑞卿，他要亲自去抗大牢房里看看许世友。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离抗大很近，下个坡，横穿过一条小街便是。可是，鲁莽的许世友一见毛泽东的面，竟敢拖着脚镣上去要和他拼命，吓得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罗瑞卿赶紧叫卫士拥上去，用麻绳把许世友捆得像个粽子。动弹不了的许世友仍挣扎着昂起头，冲着毛泽东破口大骂：“姓毛的，你不是好人！我要有枪，今天就一枪崩了你！”毛泽东是领袖，领袖也是人，也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一片好心前去，没想反倒被许世友弄了个没趣，心中自然有气了。所以，当他身边的一些同志再次提出杀掉许世友，以示惩戒时，他点了头。罗瑞卿带着执行队员前往抗大后，毛泽东却又显得心绪不宁了。桌上的电话突地响了，毛泽东一把抓在手里。话筒里响起了罗瑞卿的声音，他告诉毛，许世友拒绝签名，要求在枪毙前最后再和毛泽东理论一番。毛泽东就在这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说：“罗长子，你把许世友的脚镣手铐拿掉，马上带他来见我。”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罗瑞卿马上又向他报告，说许世友坚持要带他的手枪，否则他不来凤凰山。毛泽东毫不犹豫，大声告诉罗瑞卿：“把手枪还给许世友，告诉他，我毛泽东不但准他带手枪，还充许他装满子弹。”许世友接过跟随自己巳经多年的手枪，手竟抖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会答应他这带有试探意图的荒唐要求，还特意让罗瑞卿转告他，“充许你装上子弹”。他的心颤栗了，泪水溢满眼眶。过去，由于他长期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张国焘对他这位骁勇的战将是十分器重的。四方面军有纪律，严禁官兵喝酒。可张国焘知道许世友嗜酒如命，对他却网开一面。八万官兵中，唯独允许许世友一人可以喝酒。对此，许世友对张国焘怀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对毛泽东不仅不了解，可以说受张国焘的影响，对毛泽东还抱有很深的成见。在“南下北上”之争中，他不仅旗帜鲜明地站在张国焘一边，而且还在陈昌浩把持的右路军指挥部里充当急先锋，与何畏、詹才芳等高级将领上演了一场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闹剧，逼着张闻天拿出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威来，迫使毛泽东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的南下战略方针。在围攻中，他还对毛泽东出言不逊，大加攻击。而眼前的事实，却分明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位伟大人物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胸怀。很快，罗瑞卿把许世友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许世友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仅这一声亲切的话语，就感动得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许世友鼻梁发酸，眼中泪花滚滚。折金山，倒玉柱，他“咚”的一声双腿跪地，将压满子弹的驳壳枪双手高举过头顶，说道：“毛主席，他们要缴我的枪，我不给，这枪是我用命去战场上换来的，我把它交给你！能在死前听你叫我一声同志，够了！我许世友只有一句话：姓许的反对你们拿四方面军的兄弟当替罪羊，但我不是反革命，王建安、詹才芳、洪学智、陈再道他们也不是反革命！”毛泽东双手将他搀起，动情说道：“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去的全权代表，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许世友哽咽道：“毛主席，要早一点听到你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干蠢事了。”“你有错，我们也有错，把你许世友打成反革命，是我们的错；你许世友受了委屈就带上人往川北跑，是你的错。都有错，我们都改，好不好？”在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之际，许世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记叙了他当时的心情。“毛主席这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思想上的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的心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就这样，巳经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许世友从此后成了毛泽东最忠诚的战士。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佳话。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大家气派和颇具浪漫色彩的方式处理了抗大风波，巨手一拨，便将这艘巳经偏离航向的大船，又推回到了正确的航道上。许世友被释放出来，受到开除党籍八个月的处分，降职使用分配到抗大担任校务部副部长。这下，该轮着雷明珍痛苦了。雷明珍参加红军后，开始在王坪医院工作，与许世友结婚后，调到政治部，在傅钟手下做文秘工作。长征途中一直在红军大学教训处工作。和我与李玉兰、王心兰常在一起。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县委担任妇女部部长。那段时间里，雷明珍常常到凤凰山来找李玉兰、王心兰，有时也找我诉苦。李玉兰在后方政治部徐梦秋手下当秘书，王心兰在刚刚成立的通讯学校学无线电报务员。我们相隔都很近。雷明珍和李玉兰都是通江人，她俩的关系最好。王心兰还是个小女娃，我又是个大男人，所以雷明珍每次来凤凰山主要是找李玉兰摆龙阵，找我和王心兰的时候少。但有关雷明珍和许世友的事情，雷走后李玉兰都会对我和心兰摆。雷明珍那时候痛苦到了极点，她原以为许世友真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头子，犯下的是滔天大罪，肯定会被枪毙，没想惊天动地地闹了一场，到头来只不过是个错误，许世友的问题也这么快得到了纠正。她说她内心还是非常喜欢许世友的，她当初写那条子，是让领导逼得没办法。我们都鼓励她主动写信向许世友承认错误，求得他的谅解，提出复婚。雷明珍接连写了好几封信，叫李玉兰和王心兰送去抗大。可许世友连信也不拆。他俩偶尔在街上迎面相遇，许世友也视她为路人，昂昂然大步而行。后来，我们商量出一个主意，找了个星期天的中午，由李玉兰和王心兰去抗大请许世友过李玉兰的寝室吃饭。说是请客，其实就是去饭馆里端回几碗面条，买回十几个羊肉煎饼。我们的目的，是想为雷明珍创造一个能和许世友坐在一起面对面谈话的机会。许世友人是来了，可没想到，我们的一片好心，却成了泡影。那天，许世友笑呵呵地一进门，突然看到雷明珍也坐在屋子里，那笑马上就凝在了脸上，冲我们吼道：“何福圣、李玉兰，你们搞的啥子名堂？”我壮着胆道：“许军长，坐下说，坐下说。”而李玉兰和王心兰没想到许世友会大发雷霆，被吓得直哆嗦。许怕吓坏了两个小姑娘，又和缓了语气说：“我感谢你们几位的好意。可对雷明珍，我决不能原谅！我是啥？是她男人呐，男人遭了灾，受了屈，她一脚就把我蹬了，还往我心窝上扎刀子。这种女人，能原谅么？我这个人就这样，眼睛里进不得沙子。”说完，他转身便走了。我们呆呆地望着许的背影，连喊也不敢再喊他一声。雷明珍“哇”地一声就哭了。
当时，希望他俩破镜重圆的首长很多，他们也都在积极地做工作。可许世友毫不动心。后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许世友随朱总司令去了太行山，重新统兵打仗。雷明珍着急得很，又跑来找李玉兰商量咋办。李给她出主意，说：“你赶快追到太行山去，要不，隔远了，隔久了，你和许世友的事就真是完了。”雷明珍打了报告，可领导不批，把报告退给了她。雷也有主意，马上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虽然毛主席没回她的信，可是没过几天，领导主动跑来要她的请调报告，还说：“雷明珍呐，你真有能耐，连毛主席都为你去太行山出面打招呼。”谁知，没过多久，雷明珍又回到了延安。李玉兰后来告诉我，雷明珍到太行山后，首长们都很关心，纷纷找许世友谈话，可全没用，许世友固执得像块石头。陈毅不耐烦了，叫警卫员把许世友和雷明珍锁在一间屋子里，强行要他俩见面、谈话、沟通思想、做夫妻。许世友不领这份情，大声喊开门，入喊不开，他一掌就把门砸烂了，冲陈毅嚷道：“捆绑不成夫妻，我是你的兵，别的事，我听你的，这事，不成！”许的态度伤透了雷明珍的自尊心，她和许的情份，从那以后就彻底地断了。后来，组织上强迫李玉兰嫁给徐梦秋，李宁死不干，雷明珍也积极地给也出主意，帮助李玉兰挣脱这根红丝线，可惜未能成功。李玉兰嫁给了徐梦秋以后，王心兰也嫁给了肖华，雷明珍一直到一九四一年，才嫁给了陕北公学的一位教师。建国后，她随丈夫去了广东，和在通江县民政局工作的李玉兰时有信件往来。听李说雷明珍的爱人是广东一所大学的党委委书记。李玉兰过世后，我就再没听说过雷明珍的消息了，她现在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