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研究
摘要：第一，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的基本涵义，第二，精神交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误区为交往关系的缺失，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偏向是交往动态分析与矛盾，第三，现代精神交往要求落实行动，追求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统一，具体为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交往理论观，核心价值导向的精神交往最能深刻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的本质，三重评价机制是确立生态文明价值观不可或缺的保障，马克思的精神交往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全球的世界交往融合与互动形成人类共同文化。
关键字：马克思；精神交往；研究
【中图分类号】A1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199(2016)012—0012—08
在世界交往、全球交往的时代，交往成为全球交往，世界交往，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积极互相往来，在世界交往中，每一个民族、国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普遍的交流比较，从各个方面吸取营养，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在彼此之间产生了全面的相关性，形成了世界各民族普遍交往，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的认识，更有助于解决在精神交往矛盾上长期存在的论争，同时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的基本涵义
与生产不同，交往是按照“主体—中介—主体”的模式进行的，即主体“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的客体的中介而结成网络关系”的活动。这里说二者不同并非意味着二者毫无关系，交往和生产是紧密相关的，交往是由生产引起和带动的，同时交往也引导和拉动生产的发展。交往活动虽然与生产活动有所不同，但它与生产活动一样，都是主体的实践活动。因此，我们把交往活动称之为交往实践。
交往实践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直接或者间接进行的彼此作用、交流、理解以及沟通的活动。我们知道，实践是主体进行的活动；而交往则是主体之间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被区分为生产和交往两大类，其中，生产活动又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两种；交往活动也包括物质和精神两种交往活动。生产也是按照“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进行的过程。物质生产是劳动者（主体）使用工具（中介）作用于对象（客体）的过程，其结果是物质产品。精神生产主要是脑力劳动，但是也是需要借助于某种工具，加工一定的对象，使其精神产品能以可感的形象呈现出来。显而易见，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交往形式的变革，促使交往更广泛、更深入，反过来，交往形式制约着生产力发展。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会使文化交往关系不断扩大，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文化交往，促进交往的程度不断深化，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文化交往。通过对交往实践的理解和应用，可以让我们正确的理解我们社会现在存在的交往不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
我们的交往必须谨慎小心，千万不可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同时，加强对多极性主体的正确理解为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前提，让我们明白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自己行为的影响性。在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渗透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的理论，可以构建一种正确、合理完善的关系框架，只有我们先理清了人类自己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
我认为，精神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交往包含了人们的精神生产和精神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专门的精神交往实践活动，也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分工是由人的需要决定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都是基于人的需要产生的，并以交往为前提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准确地指出：“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由此可见，这种文化交往的存在和发展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与经济交往、政治交往一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活动始终是“现实中的个人”之间的交往，不是抽象化、孤立化的人，交往活动摆脱了自然性，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成为人与人相互联系交互作用的产物。社会交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群体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引发社会变化的活动过程，人的交往不是在一次完成的，而要持续和稳定地重复交往，坚守信念实现高度契合。因而，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交往”这个概念论证的问题看，它包含了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指个人、社会团体、民族、国家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传通。因而，这是一个宏观的社会性概念。
再论精神交往，强调交往理论的指导地位，突出对人的关怀与心理疏导，否则，很多人都忽视精神交往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进行的包括思想、文化、情感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同时按照“社会生活的具体领域及与物质生产联系的密切程度”，交往的基本形态划分为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文化交往的实质是共享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而从文化传播主体角度看，则是一种文化随同社会交往而广泛地散播开来，为其他社会所采择与吸收。文化交往发展的条件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的。它不仅创造了可以与他人相互交流与交换的文化，还创造了相互沟通与联系的条件，使文化交往成为可能。一种文化丛和文化特质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从社会的 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传播过程，不论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都可直接影响社会的变迁。但是文化的传播并不是一种文化移人，而是一种选择性的过程。最后，文化交往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互作用与推动。实践活动为文化交往的实现创造可能，推动文化交往的深入发展，文化交往为实践活动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更丰富的资源，是实践活动的发展需要。 [2][1]
西方学者哈贝马斯重视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反对片面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机械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但由于他狭义地将马克思的劳动范畴理解为生产劳动，以致于走向片面强调交往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忽视了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客观物质基础，也忽视了交往行为和交往理性同样需要以客观物质条件作为基础、并且会随着交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人本主义化的唯心史观。因此，在现代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超越传统“主体—客体”结构模式，基于“主体—客体—主体”交往实践模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体现出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种“存在”的文化生存方式。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则是一种存在的生存方式，教育者聚精会神地了解受教育者及其思想，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去自我更新，去不断地生成，在爱的给予中实现超越。 [3]
二、精神交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的精神交往学说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交往思想，交往只有在现实实践中才能形成与存在，人们通过交往，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借助于这种社会关系而进行更深层次的交往，推进社会的发展。
1、误区：交往关系的缺失，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
教育主体的单面性，主客思维定势引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对立，教育方式的单向性是单向灌输教育模式，忽视受教育者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方法能单一，主体不是单面性的，交往实践活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的是“人的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一种以培养人的丰富精神世界为旨归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破解“他人不是客体的困境”而回归“人的世界”，不能用对待“物的世界”的眼光来研究，只能用“人”的方式来认识和把握，用“人”的方式来认识人、理解人、尊重人，突出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回归，使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实践活动为了关怀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生命的发展而不断聚集正能量，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对人的精神境界的追求。
2、偏向：交往动态分析与矛盾
人类的交往传播不仅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而且是一种情感的激荡、价值的碰撞和思想的对话交锋过程，是一种知、情、意的精神融通过程。生活在社会中，摒弃过于大写的自我破除单一的主体性这一界限和前提，单一主体性具有着重大的、根本性的缺陷。“主一客”框架将主体性变成了惟一中心性、同质性，可以看到，主张单一主体性的哲学无一不是将主体定格在“自我”之中的，表现为一种顽固的“自我”的自恋情结，主体仍然是一种被神圣存在高度压抑的自我意识。“大写的自我”作为主体中心性的内核必定是封闭的，他绝对地存在于意识、主观性之中，一开始就必然将社会特质和肉身作为外在之物加以抽象。一个没有社会规定、没有肉身的自我是精神化的幽灵，是先验的存在。脱离了“他人”存在、脱离了“交往实践”后的“主一客”关系不能不如此。因为客体底板的分裂，能指[4]
与所指的差异，使客体之镜“破碎”为多极主体之对象，这统一之存在就会在客观的差异
性中求得实在的相关，本质上是多极主体在交往中双向建构、双重整合的大相关律的产物。
因为他人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的平等互换的条件，自我依然存在，但是不再过于大写也成为不了绝对的中心。如果舍弃了“主一主”间交往关系，就根本不能说明主体的基本特性、资质和能力，就不可能科学界定主体。我认为，这种单一主体中心性不能揭示主体间交往关系双向整合对于各极主体所带来的本性发展、人的开化以及主体形态建构过程。显然，主体本性、主体形态的演化，是不能脱离“主一客一主”交往中的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机制。这是摆脱单一主体中心性、达到对主体存在与发展资质的科学界定的根本途径。交往关系内化整合造就着主体的各种形态，个体、集团、社会和全人类。任何主体形态，都不可能是自在的集合体，不是自然无声的类聚合，而是现实交往整合的产物。因此，要说明主体的社会特质和形态，不仅要加强界定相关客体，而且要分析主体所参与、介人的交往关系。只有在交往中，人的主体性本质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才是开放、开化的。这不仅是对客体的开放和开化，不仅是自我分裂和自我对置，而且是面对真正的另一极主体，是对他者主体的开放、开化。这是一个复杂的双向流程，各主体不断改变着交往关系，同时又在不断改变了的交往关系中返身积淀，使自我与他者同时得到改变，成为同步发展的多极主体性。由此可见，交往是打破自我封闭、破除自恋情结和解放自我的惟一途径。主体发展的规律应当是与交往关系变构发展的规律相关同步的。单一主体中心性不能揭示主体创造活动的真正本质，单一主体中心性模式的主体观弊端丛生，因此，它受到后现代哲学的集中抨击。第一，巩固类的反思最终走出自我困境，自我中心论弊端显露，因由于其封闭、单一的视界，而与多元化时代相冲突，被历史所否弃。随着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来临，个人生活的多元化已成定局，大一统的“主体中心论”更已被人们所唾弃。走出自我封闭之所，追求“类”和共在的主体性已成为新理论方案之一。简言之，类主体性显然不同于单一主体的“自我”性。它强调的是超出自我中心的人类主体性。人类中心作了主体性的说明。在伦理学领域，强调类主体与集体主义道德、公德和人类德性主张相一致。那么这样的类主体依然是单一主体中心论，仍然是一个以小我为蓝本的大我的建构，因此依然难以彻底摆脱单一主体中心性观的根本缺陷，相反会更加强化这一缺陷。只有将“类主体”放置在多极主体间双重整合机制中加以考察，将“类”视做为交往的共同体，才有可能真正地超越自我中心论。第二，主体的分裂被看作复主体即自我的镜像化，主体只是在象征界中的项，此外就是幻化的符号替代物而已。主体永远不会是一种指示中的实体，而是一种分裂化的功能项。主体分裂策略还存在于社会学研究中。为了克服单一主体中心论所带来的简单化和“实质性指认”的危险，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了“角色丛结”或复主体概念。所谓复主体，即同一个人处于各不相同的“行动情景”中，每一行动情景好像一个舞台。其中都有角色期待，有“主一客”关系。这样，同一个人在承担不同的行动情景中的角色时就实际上成为不同关系中的主体，是主体性重叠。摆脱自我中心论或唯我论阴
影的探索是自胡塞尔开始的，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冲破“自我”围城的话语行动。主体际转向，是现代哲学向后现代哲学的转向，是摆脱困境、冲破围城的话语行为，它预示了交往实践主体观的诞生。第三，交往之谜的破解，通过结构分析明晰他人的目光，强调交往方式是一种共在方式。“交往的前提是“平等”观，以互相承认其主体资格为前提。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普遍交往形式时说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为它的前提就是交换当事人都具有独立自由的主体地位，并在法律上拥有对所生产商品的所有权。如果一方是主体，另一方是客体，那么双方就不能实施平等的交换，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和剥夺。通过面对面的直接交往或者第二种设计得复杂的交往情景，商品交换行为，是一个商品生产者或监护人，作为主体，要在市场上将商品与他人的商品相交换。交换行为是一种商品所有权等价转让行为，以整个交换行为作为主体，以多极主体作为两翼，以商品作为客体中介的交往实践构架就由此而建立。综上而论主体际转向必须通过“主一客”关系才能建立。没有中介客体底板的“主一主”关系是难以建立的。后现代实践观诉诸“主体际”而忘却客体底板，是实践的悖论。反之，将交往限定在“主一客”关系中，是对交往本性的背离和对“交往的实证主义”的屈服。“他者的话语”意味着现实原则对自我的取代，它是文化、历史、语言、意识形态，是主体自我的象征之物，亦是自我的迷失。其实，冲破“自我”主体的中心性之举决不是重建与自我相对立的一个绝对的“他者”，而是要建立一种防止和杜绝绝对主义的中心话语复活的交往实践观。第四，共在与差异性延搁出场之谜，强调交往方式是一种共在方式。自我与他人同时在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应当让世界充满爱。交往方式是一种共在方式：“互相关心、互相反对，互不相照、望望然去之，互不关涉，都是烦神的可能的方式。”在此关系中，不仅上手之物，而且此在与他人都在“他们的共同此在中开放厂，成为互相开放、开化的存在。“共鸣”作为“自己”的主体通到首先根本封闭不露的其他主体的桥，是以共在为基础的。布劳特别强调主体间的差异性、异质性。在他看来，主体的异质性、不均衡性是交往的条件，也是交往的障碍。
[5]
三、现代精神交往：落实行动，追求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统一
交往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行为，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活化形式和动态表现。交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思想不仅对我们思考当代社会交往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人们现代交往的方式依然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
其一，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交往理论观。要读有关交往理论的原著、书籍和报刊的文章，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对比、分析、判断，必须联系实际教学，离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学习交往理论就失去了动力。马克思交往理论为我们变革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开拓了崭新思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多极主体不再是一个个独立、封闭的个体，而是都能
把对方当“人”看待，从而破除了单一主体的魔咒。他们相互尊重对方的主体地位，愿意把自己的视界暴露给对方，并通过平等对话，沟通理解，求得互识和共识，形成“视界融合”，最终促进彼此思想政治道德境界的提升。从对象化思维方式到关系思维方式的变革将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全方位的转变，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真正向人的回归。马克思交往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启示就在于用“人”的方式来研究人、认识人、理解人，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成为一种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成为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才能真正成为一种“人对人的教育”，而不是人对“物”的训练和塑造。
其二，核心价值导向的精神交往最能深刻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的本质。在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中，核心价值导向的精神交往体现了核心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统领作用和主导地位，它将核心价值导向的精神交往与一般价值导向的精神交往区别开来。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观念形态、思想意识形式反映着社会发展对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客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的精神交往内容具有层次性和多样性，思想政治教育精神交往内容的层次性与多样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价值导向的必然性。采用富有时代气息的方式开展工作，科学技术就是通过变革生产、生活、思维方式等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全面建设网络平台，交往理性促进了程序对参与主体的开放性。同时，因分化和独立而带来的程序的功能自治又进一步巩固了交往理性。现代行政程序的开放性意味着程序在负责体制、归责方式上对外部社会的开放性，程序在使多元参与主体都有平等的表达机会和自由选择机会的同时也使责任范围更明确。责任机制也是限制恣意的重要机制，而且还是保证自由选择的结果理性的机制，因此，需要向外部社会开放。例如：政务微博的精神交往作为现代交往方法已经把目光集中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柔化着民间与政府、民众与官员、职能各异的行政部门、社会不同领域的关系，以促进形成最大的社会共识，弥合社会断裂，使政府告别政绩的反讽。另外，我们还要主动加关注青年网络文化发展规律，我们应该将服务青年成长与引领青年思想相结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青年网络文化向着健康、积极、向上、和谐的方向发展，营造和谐的网络文化氛围，切实关注青年学生的人际交往需求，人际沟通交往能力的提高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和谐校园建设的题中之意。
其三，三重评价机制是确立生态文明价值观不可或缺的保障。它们是检验自己内心思想意识、评价自己所作所为的有利武器，可以使作为主体的人沿着正确的价值方向前进，矫正人的生态价值观。在确立生态文明价值观的过程中三重评价机制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加以应用。三重评价机制作为一整套科学的反馈和评价体系，从战略思维角度看，发展过程是偶然与必然的统一，机遇与风险永远同在，选取最有利于自己的，往往也是最有风险的，要与世界共赢，就既要看到机遇和共同发展的一面，也要看到风险和共同承担的一面。当前，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战略思维高度谋划中国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围绕实现现[6]
代化这个战略任务，紧紧抓住和维护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自觉地统筹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在迎接挑战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四，马克思的精神交往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建立在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发展的基础之上，但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对交往的限制，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特征。在起草《共产党宣言》时，恩格斯把这种社会形态的交往特征概括为下面一段话：“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换句话说，新的交往形态还要伴随着人本身素质的发展，并不是发动一场革命，占有生产资料，人的全面发展、个性的真正解放就会自然实现。人的自主活动需要与物质生活的发展同步，并且在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中得到实际训练，才有可能具备克服交往异化的能力，争得自身全面发展的一席之地。在对精神交往的认识上，人的观念也要有相应的变化，不能再把它仅仅看作是单纯的肉体需要和一般的社会需要，而要把它视为人必需的自觉自主的活动、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精神享受的主要形式之一。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 [7]
最后，全球的世界交往融合与互动形成人类共同文化。世界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正循着从狭隘到广泛的道路发展，世界交往必然要替代局部的民族交往，成为现代交往的主旋律，民族交往必然会冲破以往的种种藩篱而成为世界交往的一部分，把握文化交流的主动权，积极吸取其他民族的有益文化，弥补本民族文化的不足，同时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通过融合创新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各国能够齐心协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应把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人类文化共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交往模式充分凝聚力量，完全能够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和平发展道路。我国在国际上更加拥有话语权，泼洒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世界的角角落落，拥有梦想、成就梦想，形成世界各民族友好合作缔造共赢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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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煜昊,张文雅.马克思文化交往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科学社会主义,2014,1:39.
[3]王忠桥,于成学.基于交往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阐释[J].思想教育研究,2009,7:9.
[4]王玉升,于成学.交往实践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探讨[J].思想教育研究,学科建设,2013,6:37.
[5]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视域与当代意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124.
[6]骆郁廷,郭莉.精神交往: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的本质[J].理论与研究,2014,1:78.
[7]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5:452.
The Spirit of Marx'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Xue Yu Ming
(Marx Graduate school of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First, the basic meaning of marxist communication practice, seco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e of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misunderstanding is the lack of relationships, the re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associate is dynamic analysis and contradictions, and third, modern spiritual interaction required to carry out the action, the pursuit of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value and material value, specific to form the system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theory view, the core value orientation spirit exchanges of reflecting the essenc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raction, triple assessment mechanism is indispensable to establish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value, Marx's spiritual interaction is the shape of the 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into the world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common culture.
Keywords:Marx; The Spirit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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