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没人能教——教师、家长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和态度建设
性教育缺乏的现状并非刚刚开始，近几十年来一直如此。现阶段为人父母、为人师长的中坚力量也是性教育缺乏的“受害者”。他们（咱们）中大多人的性知识储备主要来源于没人讲的生理卫生课本、初二下册生物书、各种含毒小网站、岛国动作爱情片和亲身实践，全不全乎都难说，又怎么谈得上科学准确呢？加上只在讲荤笑话的时候才能放得开的性态度，大声念出“阴茎”这个词都不敢，怎么教孩子？
这种情况在老师、家长的群体中非常普遍。我们在进行以性教育为主题的教师培训时，遇到的最大阻力并不是“不想讲”，而是“不会讲”、“不好意思讲”。“怕讲不好还不如不讲”是很多教师给我们的反馈。而家长也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和能力，意识到性教育重要性的家长们更多选择“买本书孩子自己看”的方式，而非直接与孩子沟通解答孩子的困惑。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这种情况仍将持续。相较于性教育发展较为完善的国家，我国的高等教育对性教育发展仍然缺乏必要的支持。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目前学校仍然没有开设性教育的相关专业，学生了解性知识的渠道也是靠开设讲座和自学为主。在我们组织的讲座问答环节中，一位即将走上教师岗位的女生甚至还不知道“阴茎”就是男性生殖器官的名称。不过，2013年刚刚以公共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了“人类性学”课程，目前该课程被纳入北师大心理学院的专业选修课程，算是一点进步吧。
2.没必要教——教育主体监护人的态度
与教师们持有的“这课对孩子们很有必要，但怕教不好”的态度不同，我们在与家长交流的过程中，特别是开展性教育的初期，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对性教育必要性的质疑。
“我们当初就没学过，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学这个有什么用吗？”
“本来就不想让孩子知道，瞒还瞒不住，为什么要教？”
这些是我们在推进小学生性教育时遇到最多的来自家长的问题。
一方面，他们认为学校最重要的责任是给孩子创造继续学习的机会，走上通向“成功”的大道。而性教育的教育成果并不存在于主流评价体系之内，学好学坏对是否能够升入重点学校没有影响，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另一方面，这些家长对于性教育的教育结果普遍存在误解——他们认为性教育会使得孩子对于“那方面的事儿”更感兴趣，从而引发“早恋”等令人头疼的问题，而性教育相关内容在孩子长大后“自然而然就都知道了”，不用特意开一门课。
相较而言，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家长对性教育的态度相对比较积极。他们往往认为有必要回答孩子提出的与“性”有关的问题，甚至在特定年龄和情况下，有必要主动和孩子谈谈相关话题。但由于这些家庭往往拥有较为优越的物质环境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在和这些家长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想法——“我的孩子不会遭受性侵害，不会经历少女怀孕”，因而性教育在教育体系中更多的是锦上添花——有时间精力可以搞一搞，不用花大力气。一位在某高校研究所任职的学生家长在分享时，说她曾经仔细研究过中国目前的性侵犯案件、少女怀孕、性病艾滋病传播的相关报告，发现这些事件大都发生在县城、山区等欠发达地区，父母监管的缺失和教育方法的失当往往是这类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咱们天天研究怎么教育孩子，还开这种交流会，这些事根本不会发生在咱们孩子身上，我觉得不用太过担心。”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想法仍然是将性教育，乃至教育作为工具，不曾想到接受性教育是孩子生而具有的“人权”——孩子有权利了解自己身体的感受和功能，从而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关于自身、他人乃至社会的态度。且将“不发生问题”作为性教育的目标，也非常让人遗憾。
3.没人敢教——一线教育管理者的愁绪
为了在不同学校开展性教育，我们也曾与很多校长进行过沟通和交流。然而校长们的态度大多比较暧昧，很多校长在肯定性教育重要性的同时，往往以“没有课时安排”、“没有师资力量”来表示现阶段在本校开展性教育的难处，“做一次讲座”也常常成为校长们的回应（然而国际性教育评估学者的研究发现，一学期六个课时以上的持续开展的性教育才使学生在知识、态度和技能等多层面发生积极的变化）。
其实，在课题组与校长进行沟通时均提出可以针对教师进行培训，每个学期六个课时的课时量如果校长愿意努力也可以作为校本课程进行开发协调。真正让校长感到踌躇的原因也许可以总结为一个字——“怕”。
①怕出事儿。
家长对性教育的接受度偏低，让有些校长明明知道这项教育的必要性，也不敢在自己的学校开设课程，很多校长都提出能不能给家长先做个普及讲座。其实站在更高的层面，这又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孩子们监护人的态度对教育的内容有如此大的影响？与家长相比，什么教育内容应该被纳入教育计划更应该由校长乃至教育主管部门决定，然而生源压力让校长们不敢乱来，评价体系也让校长们战战兢兢——万一哪个家长成了意见领袖鼓动群里到教育局告了一状，课程可能被取消不说，连自己校长的帽子都可能丢掉。一些家长对于孩子教育的强烈关注中包含了很多对校方的不信任，这些不信任常常会催生对教育内容和方式的质疑——有时候确实起到了监督的作用，有时候却也给教育创新增添了很多压力。
②怕曝光。
前些年北京某小学曾经和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个团队合作，共同努力编制出初步的教材，尝试开展教学实验和评估，在这些过程中相关人员一定都付出了大量的努力。然而，媒体的报道使项目推进的压力陡然上升，最终导致教学的停滞。
这并非个例。儿童性教育项目由于其稀缺性和特殊性，常常引起许多媒体的关注，而与这些关注共生的，则是大量的质疑和反对。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工作者的报道倾向有关，前些年与性教育相关的新闻中，总免不了“露骨”、“黄色”、“担忧”、“令人咋舌”。媒体朋友们，一个正面全裸的插画形象都让你们咋舌的话，快去看看《熊出没》里各种真刀真枪的火拼吧！另一方面，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曝光就有可能出事儿，甚至出大事儿。原本开展性教育可能就是校长勉为其难多方权衡之后的决策，如果引来多方关注和质疑，项目就很有可能被叫停了。
不过近一两年媒体对性教育项目的报道中开始出现了对公众的积极引导，为这些报道点赞！
③怕麻烦。
的确麻烦——只培训教师一项，就要找场地、找培训师、占用教师的教研或休息时间。但在怕麻烦的背后，是投入和“产出”的巨大反差。
其实，开展性教育在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的层面，产出是积极且巨大的——有什么比孩子健康成长，幸福生活更重要？但在中国当前的教育环境中，性教育所产生的“功利性”产出几乎为负。在学校招生、评先创优、学校升学率、校长工作评估等角度，开展性教育都很难产生积极的作用。这样一件事，有的校长可能光想想就觉得麻烦了，还怎么组织教师培训、筹集教材款项、特地划拨课时呢？
4.没人逼着教——有关部门重视程度不够
推进性教育的确困难重重，需要激发校长积极性，增强师资力量，打消家长和社会各界的顾虑，这显然需要一股强大的外力去推动。是的，我说的就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力量。
性教育很显然是应该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的，原因其他答案中已经有所说明，且我想强调的是了解性的相关知识是孩子们的权利，提供这些知识是教育者应尽的义务，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国2001年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提出，“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2008年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也明确规定了不同年龄阶段生长发育和青春期保健的教学目标。近几年来涉及到性教育的政协提案、人大提案也越来越多，韩红老师今年的政协提案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围绕着性教育，国家政策层面总是口号多，目标多，要求少，措施少，能推行的措施就更少。目前健康教育的所有内容仍然被算作“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学任务，而这门课又要满足学生户外活动时间，又要实现伟大的足球梦，又承担着孩子们去外面疯一疯的强烈期待，非户外的教学内容往往只能伴随着孩子们的叹息声在雨天进行——不下雨，健康教育就不讲了？
国家没有划出特定的课时，没有举办相应的教研和培训，没有相关的教学评估，没有作为硬性标准和学校办学质量评估挂钩，《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目标就很难完成。
在此我也想给推广性教育的各位同仁一点小小的建议。我们在强调性教育的内容时，往往都会提到性教育不仅仅关乎生殖和避孕，还包括非常丰富的教育内容。但强调性教育重要性的时，常常只抓住了“防性侵”、“防过早性行为”、“青春期教育”这几点。这往往很难唤起校长和有关部门真正的重视。毕竟“防性侵”看起来和防火安全教育一样，一学年开展一次专题讲座就够了，需要从一年级讲起，每个学期讲6个课时吗？性教育的目标真的不仅仅是“防”，还有建立性别平等的态度，学会同伴之间的交流，表达自己的喜欢和爱，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了解家庭与婚姻，学会协商和尊重——让教育主管部门意识到性教育可以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问题，甚至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那教育主管部门也许就能更加重视，中国的性教育也能以更快的速度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