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何客观看待国共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
——与“国粉”谈谈中国抗战的往事
文/亦忱
前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击日军侵略中国胜利70周年。虽然海峡两岸都在庆祝这一历史性的胜利，但对一些片面看待这段辉煌历史的人而言，他们一直纠缠于共同成就这段辉煌历史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谁的功劳更大的，谁对这段历史更有发言权，谁在这段历史中作出的牺牲更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其中，不乏一些历史的无知者，动辄指责争论的对手歪曲历史。
亦忱非历史学者，仅仅是个历史知识的爱好者。之所以今日拿一个这样大的一个话题来叙说，非因自己对历史的研究造诣很深，想浪得虚名，而是日前在几位朋友邀约的饭局中，对一个“国粉”肆无忌惮瞎掰感觉哑然失笑之余，喝了几口小酒随口应承朋友的激将，而答应抽空写一篇小文，来谈谈如何客观看待国共在14年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此文，可能有很多政治不正确的看法。但本着尽可能多说历史事实，少讲道理的原则，如果说错了，请方家斧正。
一、先搞清楚日军为什么会“合法”地呆在中国的土地上
谈中国人抗击日军侵略，不先搞清日军为什么呆在中国跟呆在日本一样，都具有“合法”性，谁要是能讲得清日军为何敢发动9.18事变和7.7事变，则此人大概可以算神级的高人，但亦忱显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高人，而仅仅是个对历史问题感兴趣的俗人，所以，在谈论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14年抗击日军侵华的历史时，得追溯日军为何会在中国的土地上“合法”地存在。
话说还是满清王朝的1900年，在中国北方闹过一次暴力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因驻黑龙江的清军对俄军态度强硬，俄军便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这一占领自从1900年至1905年持续了五年之久
1904年，日本在征得清朝廷的同意之后，也出兵到东北，因与俄军发生冲突，一山不容二虎，便发动了“日俄战争”。经过一年半的大小战役，在战死十万日军的基础上，日军最终打败了俄军。日军将俄军从东北驱赶出去之后，将俄军手里夺回的90%以上的东北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
自然，日军不会白白牺牲10万士兵，把从俄军手里抢回的土地拱手送还大清，而只是满足于当一个主张正义国家的名声。1905年11月初，日本与清朝廷就日俄战争之后的东北事务安排，在北京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于当年的12月22日，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朝廷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重要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战争回报：
1、割让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
2、割让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产、矿产；
3、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
正是根据这个条约，日本不仅开始“合法”地派人接管了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而且还派出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支部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关东军”。其驻军于大清国的“合法”依据，就是《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冠冕堂皇的驻军理由是“保护日侨”。
日军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标志性事件，诸如9.18事变，7.7事变，其最深刻的原因，都是植根于这个条约。了解这段历史，对理解后来发生的抗日战争时代背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二、发生9.18事变和7.7事变时国共在干嘛
众所周知，9.18事变是发生于1931年9月18日，7.7事变是发生于1937年7月7日。这两个时间节点，对我们理解中国人民展开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不是8年而是14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长话短说，话说9.18事变发生之后，驻守在东北的张学良领军的东北军，没有抵抗即撤退到山海关之内，将祖祖辈辈居住和生活的大片国土，拱手放任日军占领，并随后在日军的一手导演下，于1932年3月，在长春组建了一个“满洲国”，由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出任傀儡元首，后改为皇帝。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在日军刺刀下扶持成立的傀儡政权，居然得到了苏联的承认。
9.18事变之后的东北，有没有国共组织的力量在抵抗日军的侵略呢？毫无疑问的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全部撤出到了关外，留在东北土地上抵抗日军侵略的武装力量，并不是正规军，而是进行游击战的抗日力量。
据铁血社区一个题为《东北抗联在15年抗日一共打死多少日本鬼子》的帖子如此写道：“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4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反日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在1938年日苏发生的张鼓峰战役中，由“日本人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在战后统计，在张鼓峰战斗中,日军伤亡总数1440名,其中死亡526名”。
虽然在日军占领东北全境的14年，连同1905年12月订立《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派生出日军存在于东北直至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日军盘踞东北40余年。其间，东北一直存在各种抵抗活动。除了杨靖宇1932年受中共中央之命到东北组织抗日联军，率领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最后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之外，1909年10月26日，朝鲜义士安重根曾在中国哈尔滨成功刺杀了侵略朝鲜的元凶、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日军存在于东北的40年间，除了中共组织的抗日联军展开的抵抗运动之外，不乏中国和朝鲜义士组织的民间抵抗活动，以及脱离国军战斗序列的正规军如马占山部自发组织抵抗，但基本没有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嫡系军队什么事儿。
1931年发生于沈阳的9.18事变，日军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赶出东北，1937年发生于卢沟桥的7.7事变，日军展开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必须置于历史的演进中，才能理解其发展的逻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8年抗战是不准确的，而应该说中国人民抗击日军的侵略，应该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算是14年的原因。
而在9.18事变至7.7事变长达6年时间内，国共正在进行内战，大部分时间处于打得不可开交的状态。
三、在积贫积弱的中国争论谁是抗击日军的主力意义不大
去年，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发表在《同舟共进》上的一篇文章，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抗战中抵抗日军的侵略，争论国共之间谁是抗日的主力，有过比较精当的议论。
他这样写道：“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因积贫积弱，为振奋民气往往希望突出自己的战绩。例如一些宣传口径强调，抗战时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是打败日本侵略的主力军。这种说法虽反驳了西方贬低中国抗战作用的论调，歌颂了当年抗战军民的功绩，不过严格而论却不太准确。事实上，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的讲话，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有很客观的评价。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到中国在抗战中的作用时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当年中国太贫弱，虽有大国之名却无大国实力，只是以持久战拖住日本。世界上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军是谁呢？从实力看还是苏、美、英三国。”
徐焰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正因为不是战胜日军的主力，即使“获得战胜国地位，最终也没多少发言权。国人感到悲哀的是，抗战胜利前夕美英苏三国商议战胜日本后的利益分配时，居然拿中国的领土权益（包括外蒙古问题）做了交易，国民党政府还不得不屈辱地接受，导致战胜国的领土损失面积比战败国还大”。
在徐焰看来，“在战争问题上的发言权，最终靠实力决定。中国在抗战时国力衰弱，掌国柄的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当时连美国政府也这样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多数是游击性质的部队，这就决定了对日作战主要是以持久战方式拖住对手”。
毋庸讳言，“过去宣传抗战，一些口径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带有片面性和虚夸性。如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宣布的战果往往充满吹嘘，对一溃千里等败绩则尽量掩饰。新中国成立后因与美国对立并需要强调‘人民战争’的威力，较少谈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战绩，而把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描绘成打败日军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后，大陆方面对国民党抗战给予了肯定，不过一些媒体又袭用台湾书籍中的吹嘘资料，对整个中国战场的作用大力抬高。这种教育对振奋民族精神也许有些作用，但从长远看却会使相当多人对此类宣传从整体上产生不信任感，使他们反而容易听信反面的歪曲宣传”。
“如果查一下日本在战争中的损失，大多数也是美军造成。战时日本假报过数字，战后其靖国神社却能查到每个战死者的灵牌，加上政府要按实数发抚恤金，其厚生省统计185万军人战死（如加上此后拘押中的死亡则总数达213万）是准确的。具体看一下死者分布：日军在中国关内八年作战死亡为40万（宣布投降后又死亡了5万人）。日军在满洲死亡共9万，绝大多数系苏军造成。在缅甸死亡16万，除少数为中国远征军击毙外，多数系英军造成。其余120万‘战殁者’，都死于同美军交战的太平洋战场，其中在菲律宾便死了49万”。
“抗战结束前夕，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大势已去，在中国战场的强势地位却并未改变，1944年春至1945年初‘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势仍将国民党军打得败退千里。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中国战场可能崩溃，急于请求苏联参战，因而在雅尔塔会议上用中国领土权益同苏联做交易。战后不少日本人认为‘只败给了美国’，对中国不肯服气，原因不言自明”。
由此看来，当海峡两岸在争论谁是战败日军的主力时，美国人当看客，有资格呆在一旁冷笑。
四、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对最终战胜日军的贡献
我们只要翻开历史一看，就不难发现，在7.7事变导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是“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的说法占上风。
7.7事变抗战开始后，日军大举进攻，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华北危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又被提出。抗战开始后一年内，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严重失利，丧师失地，节节败退，使一部分人民中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1937年8月，淞沪会战时，蒋介石集团指望英、法、美等国能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因此，有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苏联一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时，有些人认为徐州会战就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存在着轻敌思想，过于看重国民党的200万正规军，以为抗战就能够速胜，对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在这样的情势下，毛泽东于1938年5月至6月，形成了《论持久战》的思想，在这本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方针的军事政治著作中，他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
这本著作，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日本。将这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做了比较准确的预言：“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持久战的第二阶段，“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胜利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如果要说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所作的重要贡献，应该是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抗战中才会越战越发展，越战越强大，并最终在抗战胜利的国共和谈失败后，与国民党军展开对决时，最终夺取政权。
与共产党提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相比，国民党虽然承担了抗战的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但输多赢少经常被日军打的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们且不说国民党军以跟进攻的日军几乎人数相当的11万士兵，以逸待劳守卫南京，仅仅被日军猛攻5天就被瓦解斗志，将首都拱手沦陷于敌手。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下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国的战略要地，如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没有一个被国军夺回，可见国军与日军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对手。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当日军被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基本消灭了海空军，完全丧失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日军败亡已成定局的情势下，1944年春至1945年初，日军在中国战场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展开攻势，依然将国军打得败退千里。如果不是国军如此不堪一击，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不会认为中国战场可能崩溃，而急于请求苏联参战，根本就不会发生苏联出兵东北搭车轻取关东军的胜利，更不会因此在雅尔塔会议上英美用中国的广袤领土权益同苏联做交易的事件发生。
由此看来，我们时过境迁之后看待70年前的那场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奋斗而取得的抗战胜利，是共产党主张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国军在战场上赢得的胜利。从本质的意义上而论，日本的战败，也首先是日本的战略思想失败，其次才是军事上的失败。
五、日军的战略失误是日本在二战中完败的根源
李宗仁曾在其回忆录中如此写道：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在李宗仁看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月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结论
以一篇数千字的短文来谈论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显然不是对一场时间跨度长达14年的战争作出全面的评价，因此会挂一漏万，给人一种片面的观感，也是很自然的。无需赘言。
此文的核心观点是，我们评价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争，首先要评价的，是参与这场战争各方的战略思想是否对头和正确。如果参战一方的战略思想错了，其输掉战争是没啥悬念的事情。
前不久阅读杨奎松撰写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的成功之道》一书时，当读到这样的内容，相信读者就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了。
●从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缴获的敌第五师团（即坂垣师团）的部队清册可以了解到，日军正规部队装备之优越，是远远出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想象力的。该师团这时总人数为22000人，步枪手只有5200人，余系炮兵、坦克兵及其他自动火器手。而其每个步兵连队，除步枪手外，就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相比之下，八路军主力8月底出动抗日时，总兵力34000人，步枪仅10000余支，机枪极少，其他自动火器及火炮根本没有。到12月，部队人数虽发展到92000人，步枪却只增加了一倍，全军大部均为徒手，以致平型关战斗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坚持只打游击战和打了就跑的伏击战，部队仍旧伤亡了400余人。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最初中共多数领导人的愿望，把八路军如数投入对日正面作战，对共产党将会造成一种怎样严重的损失。实际上，即使几年之后，在八路军的装备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要想成建制地歼灭日军的一支作战部队，也都是难以想象的。在战争开始之初，日军相对集中，作战力较后来更强的情况下，要从容地集中部队对日军进行歼灭性的战斗，把自己的伤亡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更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一情况，各部队很快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转而分散去做群众工作，征兵扩军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八路军就增加了近两倍。
●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这可以说得上是毛泽东的一种深谋远虑。这也是他在战争一开始就再三强调这场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的一个原因。正如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讨论的，战争的本质和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敌我力量相当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就是保存自己。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保存自己”就是基本的前提，不能保存自己，也就谈不到消灭敌人。
●比较中日两国的现代化水平及其强弱程度，毛泽东早在抗战爆发前就已经有了持久战的观点。但是，对于日本军队的作战能力，他其实也是在平津失守后才意识到的。然而，即使注意到日军第五师团的装备火力情况和机械化程度，中共军事领导人看到的也是日军的行军力不强，一遇山地即无办法等弱点，而毛泽东看到的却是日军火力强且机动性强等优点。因此，多数军事领导人开始时总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集中全国的军力打一些胜仗。在毛泽东看来，中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失败和领土的丧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不是哪一支军队或哪一次战役所能改变的。1938年上半年，在了解到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作战的情况后，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日本军队民族教育异常深刻，士兵受到武断的欺骗宣传，作战顽强，宁死不降，武器装备又十分先进精良，在战场上占有极大优势的看法，这就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关于力量弱小、装备落后的八路军不能够也不应该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较量的认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对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等20多个国家从此正式加入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中，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也正式对已经侵略中国四年之久的日本宣战。紧接着，德、意、日三国于12月11日签订了《联合作战协定》，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也于当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并于1942年1月1日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保证相互合作，不战胜法西斯，侵略不止。这标志着，全世界已经形成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美、英、苏、中等国已经结为战时同盟，他们之间的任何分歧和矛盾在这时已经无足轻重了。
●在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就明确指示周恩来等：“日英、美战争爆发后，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同时，毛泽东判断：“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且“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如若在数月后欧洲出现第二条战线，便可较快解决德国，这是真正有利的方针，但不知惰性甚深的英美军政人员有此毅力否?”
●不难看出，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战争的最初阶段不会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利，而且作为反法西斯战线的核心力量的美、英两国是否会把自己的主力迅速投入解放欧洲的战争，也是一个问题。但他始终坚信的是，有美、英、苏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最后的胜利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在援引了杨奎松大著的上述内容之后，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在70年前，国共两党虽然分享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胜利，但共产党的胜利是源于其战略思想的胜利，国民党的胜利却是搭美军顺风车的胜利。这也就是如今能在北京阅兵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不是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的核心原因。
（2015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