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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新书《中国知青终结》 云南签售反响热烈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邓贤新作《中国知青终结》在云南各界反响热烈。邓贤于10月9日下午应邀来到春城昆明，与云南文学界的作家、来自金三角的20余名知青和新闻媒体见面座谈。座谈会场面感人，当年手持冲锋枪抗击杀敌的知青们现已年过半百，谈起曾经的年轻时代，竟激动得语不成句，泪如泉涌，在座者无不为之动容。引得第二天的昆明媒体满眼“知青”一词。
签售现场
10月11日下午，当10名书中的主人公与作家邓贤牵手出现在新知图书城签售现场时，在场数百名等候多时的读者由衷的鼓掌表示敬意。热烈的签售场面更是前所未有的壮观。不是亲眼看到很难相信，邓贤在知青中竟有如此大的号召力。
与以往的签售不同，踊跃排队购书的不再是常见的“追星一族”，而是一群历经沧桑的中年知青。不论是台上签名还是台下购书的知青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无比的自豪，这个已被人们慢慢淡忘的知青群体，成了今天的主角。今天仿佛成了知青的节日。在场的许多知青禁不住谈起过去的往事，当有年轻人好奇的追问他们是否后悔时，知青们纷纷摇头。有知青说，回首那段历史对错已不重要，因为她是真实的，是他们自己的历史。
《中国知青终结》讲述了知青运动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群热血知青抱着参加世界革命的理想前赴后继，向飞蛾一样扑向燃烧的金三角战场。“他们是一群用生命填海的红色精卫鸟。”他们把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度献给了壮丽的理想主义，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回到国内，是知青运动最后的终结者。不管历史如何评价他们，这种理想主义本身是灿烂的。作者怀着极大的尊敬，记录下这段历史和这群知青的命运。
曾在云南当过7年知青的邓贤表示，创作《中国知青终结》的目的就是要沟通历史。他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们有责任把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段历史留给后人。因为她既是知青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民族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知青终结》 2003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定价：元
《中国知青终结》 火爆 邓贤，知青文化的终…
10月19日上午，作家邓贤在成都购书中心签售新作《中国知青终结》，场面之火爆令人震惊。当日成都秋雨绵绵，却依然挡不住读者的似火热情。令人深思的是，在踊跃排队购书的读者中，既有当年参加过知青运动、年过半百的老知青，也有渴望了解父辈历史、衣着入时的年轻人。
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讲述了一段被人们渐渐淡忘的历史：当1989年最后一个知青怀着壮志未酬的心境，带着被战火创伤的肢体回到国内，这场历时20年、国家耗资300个亿的中国知青运动到此就终结了。鲜为人知的是，在知青中曾有这样一批精英，他们怀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奔赴金三角战场，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理想主义是那一代人的特征，是他们的生命之本。他们虽不是历史的功臣，却用闪光的理想主义为知青运动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理想主义从来都是灿烂的。
在邓贤心中，记录这一代人的悲剧命运是他的责任。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为书中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为书中的人物命运而流泪。我们现今生活中的一切个人困苦和挫折，突然变得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看了他们的经历，才知道什么叫命运坎坷；和他们相比，我们羞愧于曾抱怨当今生活。这，也许就是这部苦涩的作品给我们的现实药效。
知青时代远去了。这代人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有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总让我们心驰神往；有一些伤痕累累的回忆，总让我们热血沸腾；有一种坎坷沧桑的人生，总让我们热泪盈眶。
《中国知青终结》/邓贤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定价：元
人文社新书《中国知青终结》 云南签售反响热烈
《中国知青终结》作者邓贤11月1日下午2点…
有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总让我们心驰神往；
有一些伤痕累累的回忆，总让我们热血沸腾；
有一种坎坷沧桑的人生，总让我们热泪盈眶。
作家邓贤携新作《中国知青终结》来到北京，，他将于11月1日下午2点在北京图书大厦一层共享空间内与广大读者见面，并当场签名售书。
《中国知青终结》讲述了知青运动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群热血知青怀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前赴后继，向飞蛾一样扑向燃烧的金三角战场。他们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三十年前，几千万知青下放农村，理想主义是一代知青的特征，是他们的生命之本。他们虽不是历史的功臣，却用闪光的理想主义为知青运动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不管历史如何评价他们，这种理想主义本身是灿烂的。作者怀着极大的尊敬，记录下这段历史和这群知青的命运。
作家邓贤先后创作过《中国知青梦》、《大国之魂》、《流浪金三角》，都曾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十年过后，邓贤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部《中国知青终结》，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刊出后，立即引起社会强烈关注，该期杂志一经上市脱销而紧急重印；本月《中国知青终结》在昆明、成都举行的作品研讨会和签名售书活动场面热烈，感人至深，成为当地的社会热点之一。专家分析《中国知青终结》之热销，不仅因为这是邓贤呕心沥血的新作，更是因为这是近十年来难得一见的一代知青的反思读本。
众家评说《中国知青终结》 终结是另一种发端
●原以为知青题材的作品现在不会热销，岂料，首先刊发《中国知青终结》的《当代》一出版就脱销，不得不马上重印10万册，成为图书市场一大亮点。
●当年的知青已经是新一代青年的父母，解读他们也需要一种文本。
●作者希望终结的是曾经有过的狂热、虚妄和幻灭，而永远延续的是不败的青春、热诚和理性。
还是三年前那个带点儿四川口音的邓贤，只不过是作品的名字从《流浪金三角》变成了《中国知青终结》，作品研讨会的范围也从一部作品扩大到文化现象。邓贤的谈话，就从“终结”两字开始：
“‘终结’记录的是一批怀着激情跨越国境、支援世界革命的知青们的命运。我愿意称他们是最后的知青，是知青运动的句号。他们的传奇经历和悲怆命运是一代知青的缩影。历史不应有空白，但是云南边疆那些深入到泰国、缅甸一带金三角地区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一群，却是陌生的一群，记录他们就是记录鲜为人知的历史足迹，同时鲜活的血肉文字何尝不是一种精神载体？如今，当年的知青已经是今日新一代青年的父母，解读父母也需要一种文本。”
坐在邓贤旁边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人脚印插话说：“原以为知青题材的作品，现在不会太热销，可这期《当代》杂志一出就脱销，不得不马上重印。于是，我们出版社一下就赶印出版了10万册《中国知青终结》，竟然也成为图书市场的一大亮点。读者评价，这是近十年来难得一见的一代知青的反思读本。看来，终结不了的，是人们对历史的思索和对未知的探求。”
不等邓贤再开口，同是30年前知青的《报告文学》主编李炳银就发表看法：“今天的知青，应该忘记自己的知青身份，融入整个现代社会生活中，这样就更能清楚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从而以一种更博大的心胸和眼光对待历史、现实和理想。对于写作者，也同样如此”。
下乡插过队的作家罗点点赞同李炳银的观点。她说：“我怀疑中国知青文学存在的必要。甚至怀疑知青文学概念的真实性。或许只有忘却自己的知青身份，才有可能创造一种宏大的叙事，真正回归生活本身。”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则从知青文化的角度看问题：“知青的那一段历史和特殊经历，可以当作一种特定的文化生态现象来研究，切入的角度可以是多样的，值得回味和深思的东西也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包裹其间，需要在学术的高度来把握。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今天，有许许多多当年的知青，在各行各业的关键岗位上展示卓越的才华、品格和创造力，成为社会的一股可靠的中坚力量。这是值得我们这些知青引以自豪的。”
一个作家写的一部有关“终结”书，可以引发人们永不终结的话题和争论，文化与文明就是这样被促进和提升。与会者还是想知道邓贤，那个写过《大国之魂》和《中国知青梦》等轰动作品的人，为什么偏偏要用“终结”的字眼来命名？邓贤不改其浓烈如泸州老窖般的情感表达方式：“我要感谢《当代》主编高贤均，他曾在病中托人嘱咐我在写‘终结’时超越自己。可惜，我的书稿完成，他却已经猝然离去。说到‘终结’，我希望终结的只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狂热、虚妄和幻灭，而永远延续的是不败的青春、热诚和理性。就文学创作的历险和终极真理的探求来说，谁说‘终结’不是一种发端？”
1.葬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云南边疆一座小县城，一个残疾人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残疾人走得很偶然，死因为心脏破裂，医生认为这种疾病并不常见，发病率大约为万分之一。残疾人在小城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所以邻居好几天才发现他已经死了。民政局派人来料理后事，出人意料地发现一张银行存折，上面的金额竟然有一万元之多，这笔钱在许多年前平均月收入只有一百元的小城人眼里决不是个小数目。残疾人平时靠替商店守夜和捡破烂维生，他居然积攒起这么大一笔财富来，着实令民政局同志感到惊讶。后来他们又在死者枕头下面找到一只小本子，上面记载许多姓名地址，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死者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都加注了一些数字。民政局同志把这些分散的数字加起来刚好是一万元。他们猜想死者生前可能欠了别人的钱，或者这些人曾经帮助过残疾人，所以他在死后要把这些人情债了断。
民政局同志按照本子上的地址发出通知。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人很快从全国各地赶来了。他们中间有一些也是残疾人，拄着拐杖或者坐在轮椅上，当然更多都是手脚健全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都是一些衣着朴素的中年人，他们看上去个个庄严肃穆，都把悲痛隐藏在一种钢铁般的表情后面。这些从天南海北赶来送葬的男女人群激发小城居民极大的好奇心，他们纷纷瞪大眼睛打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同残疾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为一个不起眼的守夜人送葬？难道残疾人生前还有什么重要的秘密不为人所知吗？
下葬那天，人们的好奇心终于达到顶点，他们看见那个默默无闻的死者被换上新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那些远道赶来的人们好像为亲人送葬一样悲痛，送葬队伍络绎不绝。类似这样隆重的葬礼在小城居民的记忆中实不多见，他们记得1976年有过一次，那是为北京的毛主席开追悼会。死者骨灰葬于城外一座荒山上，山上光秃秃没有树，那些外地人就动手在山坡上植下一片小树林。有树林做伴，那座坟墓也就不再寂寞，残疾人当含笑九泉，化作一片浓浓的绿荫与大地同在。
客人们临走前把那一万元捐献给当地希望工程，以救助因贫困失学的孩子。客人留下的惟一心愿是，希望孩子们每年清明节为荒山种下一棵树苗，以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
后来当地人在那座残疾人坟前看见一块小小的墓碑，墓碑上铭刻的字迹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革命战士＊＊＊之墓。残疾人原来是个隐名埋姓的英雄，就像从前那些解甲归田的老红军老八路一样，那些人当然都是他的战友，不然他们怎么会那么崇敬他，大老远赶来为他送葬呢？
当地民政部门否认了人们的猜想，他们证实残疾人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回城知青，在他的档案材料和简历中并没有任何部队立功受奖证明和伤残军人的退役手续。
2000年我专程来到这座交通不便的边疆小城，我看见山头上那些人工林已经有碗口粗，领路朋友通过一番努力才找到被荒草淹没的石碑。我看见石碑上字迹已经剥落，就像一张陈旧而模糊的老照片。我站在凉风习习的山坡上，目力所及的小城之内有一座树木葱茏的烈士陵园，那是1949年为解放小城而献身的革命烈士栖身之所。我看见更远处的山坡上还有一座规模更加宏大的烈士陵园，那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牺牲烈士的长眠之地，人们纪念他们是因为他们完成为国捐躯的神圣责任。而我面前这座不起眼的土堆里栖息着一颗被人遗忘的灵魂，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朋友告诉我，每年清明都有小学生上山植树，这项活动已经成为当地一个传统。
我不知道这位默默无闻的残疾人生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他死后是否得以实现，但是社会进步的任何结果都与他无关，这不能不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我对死者的全部尊敬在于：他以一种庄严的姿态去殉一个神圣的事业，但是却毫无回报。如今他像风一样去远了，留给我们一个残疾人的背影，但是他始终站立着，那是一种精神，就像十字架上那个永远不死的精神一样。
后来我终于得悉死者的部分人生简历。他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一个下乡知青，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切·格瓦拉式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从金三角战场上归来的游击队战士。
2.修车匠
修车匠姓唐，是个伤兵。我认识老唐的时候他穿一件快要分不出颜色的军便服，坐在一辆旧自行车改装的轮椅上。他的工作是修自行车。老唐没有腿，他的两只裤腿看上去空空荡荡，尽管他的轮椅上放着一对假肢，但是我看见他大多数时间还是宁愿把自己放在轮椅上。
我是在街头上认识他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到荣军院或者福利院去？他抬起头来反问我：我能工作，我有家，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老唐生于1951年，也就是说他与抗美援朝(50年代)或者抗美援越(60年代)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得出结论，他的轮椅生涯应该从自卫反击战(1979年)以后开始的。但是修车匠不同意，他说你搞错了，我没有参加过自卫反击战，1979年边境打仗时我已经在床上躺了整整五年。
我很惊奇，我说那么你为什么失去双腿，一场事故？车祸？
他说：踩上地雷。轰地一声，我就变成现在这样。
我更惊讶了，我说为什么踩上地雷？“文革”武斗？
他笑起来，脸上写满自豪。他说：你听说过境外知青的故事吗？告诉你，我是个境外知青，为金三角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
应该说我对境外知青并不陌生，我在云南边疆当知青多年，我的同学中就有人越过边境参加了金三角游击队。我没有想到修车匠是个境外老知青，他的处境令我十分关注。
伤兵老唐至今没有工作，我说的“工作”是指国营单位。老唐的职业是一个街头修车匠，依靠一双灵巧的双手为顾客修理自行车，我认为劳动本身没有贵贱之分，任何自食其力的劳动都值得赞美，问题在于，修车匠的劳动能够养活一家人吗？
当我第一次按照地址找到老唐家时，我看见残疾人像个国王一样坐在一张大床上，正津津有味地喝浓茶看电视，那台黑白电视机里正在播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老唐妻子也是个残疾人，有一条腿不大方便。他们十四岁的儿子却是个高大、结实和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听说还是个球迷。尽管残疾人家庭没有一件称得上高档时新的家用品，但是我却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一种温馨、朴素和扑面而来的幸福气氛。老唐回答我：我每天能修十多辆自行车，我爱人在福利工厂上班。我们生活还行。
我问他：你在境外打过仗，为什么不能享受有关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你难道不应该比现在过得更好一些吗？
他看我一眼，没有回答。我继续说：是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还是政策不落实？
他苦笑着解释说：你知道，下乡那时我们都是中学生，头脑一热就去了国境对面打仗。如今这段历史属于非法越境，后果自负，所以我们不能享受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
我叫起来：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段并不仅仅属于你们个人的历史啊！你们在为自己打仗吗？为个人利益流血牺牲？
修车匠又看我一眼，他的表情一点也不激动，然后回过头去继续看电视剧。但是我却从他目光中感觉到有个沉重的东西“咚”地扔进我心里。后来我听见修车匠说：那边回来的知青，活着就该知足了。你看我这个家，除了少双腿，其他样样都不缺，这难道还不够吗？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3.读者
1998年雨季，我第一次走进金三角并在那里认识了境外老知青刘义、焦昆、曾焰、杨林等等，我把他们当作历史的组成部分，即一群参与创造金三角历史的知青游子写进《流浪金三角》一书中。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该书一经出版，即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读者对那些境外老知青的曲折命运抱有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又对三十多年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插曲表示了某种难以理解的困惑。一位女研究生在来信中这样问我：当年那些红卫兵和知青为什么一定要偷越国境去打仗？他们热爱战争吗？他们为什么不珍惜和平呢？难道下乡当农民就那么可怕，比进行一场战争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吗？
一位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新加坡教授这样谨慎地向我发来e—mail询问：你的朋友到外国所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侵略？还是国际雇佣军？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有多大规模？人数有多少？
一位社会学者希望同我讨论以下问题：你认为这是红卫兵暴力倾向延续的结果吗？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论”同中华帝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红卫兵运动是封建文化的产物吗？这种文化对于你们这代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无影响？有哪些影响？
还有读者问道：金三角的游击队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失败原因何在？为什么许多境外知青至今没有返回祖国？他们在干什么？金三角毒品泛滥同他们有关系吗？
如此等等，等等。
老实说，面对无数广泛深刻的提问，我感到自己的经历变得像纸一样单薄苍白，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段不该被忽略的历史。北京一位编辑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应当考虑重新走进金三角，重新捡拾那些遗落在亚热带丛林里的历史碎片呢？
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男人，大嗓门像炮弹一样震得话筒嗡嗡响。他在电话那一头说：我拜读过你邓先生的许多书，还有这本《流浪金三角》。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流浪金三角》里的焦昆、刘义、于小兵、刘黑子并不能代表我们境外知青。他们是什么人？是知青中的动摇分子，败类，游击队的叛徒、逃兵。正是他们的可耻背叛葬送了金三角的革命事业，他们是一群历史罪人。可是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通过你的书却把他们误认为是境外知青的主流，这真实吗？公平吗？你知道成千上万的境外知青是怎样度过那一段枪林弹雨的战争生涯和青春岁月的？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让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你的笔为什么不去反映他们？他们舍身忘死的崇高精神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怀念敬仰？这种英勇斗争难道不是历史的本质吗……我相信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无论你是否无意，这都是一个无庸争辩的事实，邓先生你明白吗？
我问他：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他说：我是谁并不重要。我是你的读者，一个在境外打过二十年仗的老知青。
我感到后背有些出汗，有些芒刺在背，我问对方：你有什么建议吗？
对方大声说：如果邓先生愿意重写一部金三角知青的书，我和我的战友当为邓先生提供丰富素材。
我并没有写一部境外知青史的打算，所以我没有立即表态答应下来。我听见对方失望地说：邓先生的勇气我历来佩服，可是你为什么不能过来跟我们谈谈呢？你不打算纠正自己的错误吗？
他的话让我微微有些不快，有些被强加意志的感觉，不过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听见对方坚定的声音：我相信你会来找我，我们迟早会见面的。
说完挂断电话。
4.旅长
2000年，南方某市发生一起小小的轰动事件：一群伤残的境外老知青，聚在一起足足有百人之多，或者摇着轮椅，或者拄着拐杖涌进当地某机关大门。这些老知青自然早已不年轻，岁月的流逝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许多深深浅浅的痕迹，但是他们举止行动仍然很有纪律性，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领头是个盲人指挥员，他挤在一辆别人的轮椅上，昂头挺胸，无所畏惧的样子，好像挺立在一辆冲锋陷阵的坦克上。
别人告诉我，指挥员是个当年闻名遐迩的游击队旅长，他率领自己的部下来向有关部门请愿，争取一个应当属于他们自己的合理待遇。这个待遇的名称叫“工龄”。
我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感到一种类似触礁的震动。
当人类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进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社会和富裕大道，当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已经崛起许多走向世界的企业家、董事长，成功人士CEO和白领阶级，当大街上的“奔驰”、“宝马”如过江之鲫，当《财富》杂志年年都在发布新诞生的亿万富翁排行榜的时候，这些年过半百的老知青，他们却在争取什么……工龄。
我心中布满辛酸的苍凉阴影。
据说经有关部门作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请愿活动不了了之。旅长最后一个撤退出门，他好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拄着一根拐杖，就像倒卷一面残破的人生旗帜。他们踽踽而行，走进一轮血红的残阳中。
这年六月，我来到昆明为《流浪金三角》签名售书，一个面孔憔悴的中年人挤开人群走到我跟前。他沒有同我打招呼，也不说话，而是像棵树那样沉默地站在我面前。我注意到在我们今天营养普遍泛滥的年代，我面前这个中年男人竟然是那么消瘦，他干枯的脸上几乎看不见一丝营养滋润的痕迹，就像戈壁滩上的一丛骆驼刺。我认为他不大像读者，因为他手中没有书，也看不出要让我签名的意思。我正在疑惑，他抬起手掌，向我展示一张字条，我看见字条上面用蓝墨水歪歪扭扭写着两行小字：你想采访一个不寻常的老知青吗？他在竟(境)外打了二十年仗，严重残废。但是你必须付费(采访)。
我抬起头来看看他，他的表情像党小组长。不知道为什么，我愿意相信表情严肃的人，于是我在他的字条上写下两个字：同意。
5.老康
老康全名康国华，就是那个不同寻常的境外知青，闻名遐迩的游击队“旅长”。
我们还未进门就听见有人在打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耳熟，一时又记不起来。等我跨进屋才看见这个大名鼎鼎的境外老知青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盲人，他的脸上架着一副宽边墨镜，但是墨镜仍然不能完全遮掩两只弹坑一样塌陷的眼窝。当他同我握手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位老知青双手严重变形，十根手指没有一根是完整的，就像一排惨遭破坏的竹围篱。这些参差不齐的手指头像锯齿一样一下子在我的心中拉出一道口子来。老康觉察出我的不安，他将头偏向我这一方说：都是炮弹弄的。不过没什么，习惯就好了。
老康嗓音洪亮，像炮弹爆炸，震得我耳膜嗡嗡响，我一下子记起那个读者电话。老康没有说错，我自己找上门来了，看来许多事情我们身不由己，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我问他： 听说你在境外担任过游击队旅长是吗？
他说：不错。我是中央医院副政委，副旅级。
我问：你既然身居要职，为什么还要回国来？
他侧耳聆听，之后简短回说：游击队失败了，知青都走光了，我只好回国来。
我问：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没有工作。待业。
我的心情忽然变得很沉重，老康侧着头，等待我的问话。我问游击队为什么失败。老康表情开始激动起来，他的脑袋像雷达天线那样盲目地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可恶的敌机。他怒气冲冲地说：游击队本来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那么多的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游击队却失败了。
我说：你并没有回答我的为什么。
他说：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你自己去调查吧。不过我要重复我在电话里讲过的话，你在《流浪金三角》里描写过的那些人是知青中的败类，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动摇分子、逃兵、变节者、叛徒和革命的敌人，他们对游击队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老康的警告令我心惊，就像我险些误入歧途。这天老康向我展示一张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泛黄的照片显示出年代久远。一位身着军装的慈祥老人，正好俯下身体向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年轻士兵伸出手来，士兵负了很重的伤，头上打了厚厚的绷带，像个石膏模型。我虽然无法穿透岁月的雾幛看清伤兵表情，但是我通过照片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士兵的激动心情，因为从年轻士兵不顾伤痛支撑身体去握老人双手的热烈姿势已经说明一切。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历史瞬间，照片笼罩着一种来自遥远年代的神圣气息，它让我想起在天安门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小将。
老康低沉的声音从身旁传来：老人是金三角游击队＊＊主席，后来被叛徒出卖牺牲了。
我说：那个叛徒是什么人？是知青吗？
老康默然。我转过身来，看见墨镜后面两只弹坑对着我，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进黑洞里。后来我听见老康说：写写我们境外知青吧，那么多人付出青春年华，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再所不惜，他们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不应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来吗？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都不要紧，只要它是真实的，它就应当属于历史，属于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分手的时候，盲人摸索着起身送我，我认真地对他说：今天我应当付多少采访费？
他哈哈大笑说：这叫做欲擒故纵……你说我能收什么费呢？
我问他：请告诉我，你对自己的过去是否后悔？
我看见老康又慢慢仰起头来，黑洞洞的墨镜注视天花板，好像在数上面的星星。他说：我们都不是先知先觉，连毛主席也不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想想那些高山下的花环，活着就该知足了。
我感到身体里有个柔软的部位重重地疼了一下。老康的话像钉子一样，一下子就把我的心钉在身后那堵冷冰冰的墙壁上。
6.梁晓军
我同梁晓军认识是经过朱小迪介绍，朱小迪也是一位境外知青，他的弟弟朱小羊是我的大学校友。采访之前我被告知梁晓军是个高干子弟，在境外知青中也是个很有知名度的风云人物。当我按照约定地址摁响住户门铃之后，院子里传来一阵很响的脚步声，紧接着门开了，我面前站着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他就是梁晓军。
梁晓军个子不高，穿一件黑夹克衫，趿一双拖鞋，皮肤很黑，显得很结实。他说话鼻音很重，像患了流感。在昆明街头，穿黑色夹克衫的中年男人到处都是，所以这样的人你不大容易留下印象，就像你无法把一滴雨水同其他雨水区分开来一样。
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一道雨后的阳光从窗户外面斜斜地射进来，我才重新注意到梁晓军脸颊上居然长着两个酒窝。酒窝不大对称，歪斜而马虎，好像一个不负责任的雕塑家随意捅一指头，给作品留下一个明显的败笔。我还发现主人的牙齿长得不大规范，松松垮垮的，门牙往外突围，给人天要下雨的感觉。主人见我不住打量他，就宽容地笑笑说：这一枪还算走运，这边进去，那边出来，没伤着要害，但是牙床全搅碎了……至今牙床还是松动的，弄得牙齿全走了样。
我心里立刻惭愧起来，对一个战场归来的老知青来说，那些创伤等于光荣的军功章。我相信只有真正的军人才会用如此平淡的口气谈论战争，谈论枪伤，就像我们谈论天气一样。在我看来，过去的高干子弟梁晓军表情相当温和，甚至还有一点点委婉和腼腆，全没有高干子弟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以及当今许多中年人愤世嫉俗和急功近利的焦躁综合症。他在金三角游击队从军达16年之久，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营指挥员，贡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岁月。
但是梁晓军很谦虚，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成就什么可歌可泣的事业，不过多了几个伤疤而已。我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不做什么。待业。
我惊讶地说：你回国来一直待业吗？
他苦笑道：断断续续做过一些事，打过工，也做过生意，谋生而已吧。
这时候大门一响，一位身材苗条的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是梁晓军的妻子邓立平。邓立平曾经也在境外从军多年，如今在一家商场做高级管理。我们的话题围绕金三角境外知青展开。梁晓军夫妇是一对称职的向导，他们带领我走进三十多年前国境对面那座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天梁晓军家的门铃响个不停，几乎跟过节一样热闹。陆续走进来许多男女客人，都是这家主人的老战友、曾经活跃在金三角丛林中的老知青。他们是接到主人电话赶来同我认识，或者说特意为我举行一场战友聚会的。在这群看上去跟别的中年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客人里，我渐渐得知，他们中间既有游击队神炮手、神枪手、侦察英雄和“红色娘子军连”女兵，也有干部、士兵、机要员和突击队员。他们人人都有出生入死的战争经历和铭心刻骨的人生故事，他们身体上无一例外地烙有战争的深刻烙印，因此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我很快同他们熟悉起来，由此走进他们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我记下他们的名字：梁晓军、朱小迪、吴庭正、杜士元、李启升、杨晓光、曹光福、刘国庆、邓立平、刘丽(女)、秦美翠(女)、王安娜(女)，李小愉(女)，等等。
1.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全国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许多中学生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一辈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还有许多人表示，越是艰苦越向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蔚然成风。
全国落实最高指示行动最快的下乡队伍是上海某中学一群初中生，他们连夜收拾行装，十二小时之内就离开学校和家乡前往苏北农村插队。因为时间仓促校方来不及联系汽车，他们是自己背着行李，迈开双脚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领头人为北京25中学高三男生曲折，人数共十人。他们于1967年深秋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向毛主席集体宣誓。他们的自觉行动比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还早整整一年多。
另一支主动下乡的知青队伍于1968年2月出发，他们共有55人，来自北京多所中学，其中不乏名校学生。他们向毛主席宣誓之后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插队。当地人称“北京55”。
报载，1969年2月，天津市湾兜中学30名红卫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去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插队的历史纪录。
另一个历史纪录是一群上海中学生创造的。他们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国北疆的北大荒插队，但是等到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大荒，结果却发现有关部门通知搞错了。于是他们只好掉头向着另一个正确的方向——祖国南疆的云南西双版纳前进。等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经来到秋天，行程超过万里，因此他们堪称耗时最长、下乡行程最远的知青。
据不完全统计，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至次年，达到573·4万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1700万人。
2.越境
1968年6月，一个长途跋涉的中学红卫兵终于来到国境线中国界河一侧。
他是个身体单薄的男学生，稚嫩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服，裤腿高高挽起，足蹬一双解放鞋，肩头上挎一只草绿色书包，我猜想他的书包里也许还珍藏着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记》。他的名字叫邬江河，云南省某卫生学校学生，因为卫校提前将学生分配下乡当知青(赤脚医生)，因此他17岁的人生足迹就从就从家乡城市一直向着边疆延伸，最后在界河边上短暂停顿下来。
三十几年后我有幸认识了这位游击队员邬江河。已经人到中年的老邬严肃地对我说：我至今仍然坚持我的选择。尽管金三角革命没有成功，但是我曾经选择一个壮丽的事业并为之奋斗，这就足够了，我没有虚度人生。
据我力所能及的资料查阅和采访判断，邬江河是第一个参加金三角游击队的中国红卫兵(知青)。他是一个带头吃螃蟹的勇者。
与邬江河不同，以后成长为游击队旅级干部的康国华是一个阶级出身的叛逆者，促使他跨越国境的主要动机出自对阶级偏见的勇敢反抗。康国华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其父在1949年以前曾经拥有一家牙膏工厂，对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知青来说，他怎么可能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呢？谁会来拯救一个资本家后代的渺小灵魂呢？于是在1969年2月，也就是康国华下乡第二个月，这个资本家的儿子悄悄离开插队的腾冲山区，步行两天两夜来到界河边。
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击碎界河的黎明，氤氲的雾气在东升的朝霞中渐渐隐去。极目远望，在界河对面黛黑色的山谷里，男知青看见一面游击队招兵站的红旗跳跃而出，这小小的一点红色极大地鼓舞了他，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像一张帆，顿时被海风鼓得满满的。
这一天康国华只有16周岁，距离他彻底告别我们这个阳光普照的光明世界还有一年零七个月。
高干子弟梁晓军也是在1969年2月的一天跨过界河的。
这一天是中国旧历大年三十，通常这天晚上中国人都要吃团年饭。但是梁晓军无家可归，因为他的“走资派”父亲已经被打倒，身陷囹圄。梁晓军下乡第二天就失踪了，他无法阻止运动，但是他能够力所能及地同一切屈辱和不公正命运抗争，这种抗争的惟一方式就是干革命。即使国内不许革命，他也要到外国去革命。男知青像一只扑向熊熊烈火的飞蛾，决心要让革命战场的血与火来验证自己，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仅仅当过一天知青的中学生梁晓军怀着一种近乎壮烈的殉道心情，迈开坚定步伐涉过界河，走进国境对面那片浓密的金三角丛林。但是在游击队招兵站，这个虚报年龄的男知青险些因为身体瘦小被游击队拒之门外。
我的另一位泰国朋友刘义则是以逃亡的方式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外国华侨的。
知青时代的刘义名字不叫刘义，叫侯景贤。侯景贤先是好好在边疆农村插队，后来忽然遭到“人保组”(公安机关)通缉，要把他抓捕归案，于是他就与一个名字叫做孟远方的男知青一同在边疆大地上流浪。投奔国界对面游击队的念头来得很突然，像石头砸进水里，让人猝不及防。当时他们躺在界河边上休息，在渐渐深重起来的暮色天光中，他们疲劳的身体像在岩石上生了根。这时候界河对面忽然有了动静，他们惊讶地看见，在亚热带黄昏的天幕背景下，高高的界河对岸像一座舞台，一支威武雄壮的游击队正在从他们眼前经过。战士们唱着歌，枪刺如林，战马嘶鸣，一刹那银幕上的革命年代复活了，《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万水千山》、《红军不怕远征难》……猎猎红旗和战士扛枪的剪影像匕首一样刺进他们的眼球。
他们决定走进银幕的故事里去。
2000年，我在国外网站查阅到一篇资料称：1966年金三角游击队仅有数千人，到中国知青下乡的1969年，游击队人数激增到近三万人，鼎盛时期最高达到五万之众。
一位曾经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游击队干部回忆说：最多一天曾经创造日接待中国知青600人的纪录。
另据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仅下乡高峰的1969年5—8月，越过国境参加游击队的中国知青达数千人之多。
3.战争
三十多年前，我离开四川家乡来到云南边疆当知青。
我们刚下乡时农场不称农场，全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白天上山劳动，“砍荒”种地，夜晚站岗放哨，保卫祖国。
我们下乡的边疆地区俗称“外五县”，即与外国接壤的五个县，国境对面就是世界闻名的金三角。我们听说对面形势很复杂，既有敌军占领区，也有山官土司封建奴隶主的世袭领地；有贩毒武装和国民党残军活动出没，也有红色游击队活跃其间。不久我们果真看见“扁哒兵”在界碑对面巡逻，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看见这支扁哒兵真的很像一群反动派，他们穿一种好像从酱缸里捞起来的土黄颜色军装，腰间扎一条花格呢裙子(笼裾)，穿着拖鞋，在国境对面松松垮垮地走过。天底下哪有这样乱七八糟的军队？简直是奇装异服，因此受到我们知青大肆嘲笑。
边疆是一个广阔天地，广阔就是没有界限，风儿自由往来，因此我们常常听到许多有关游击队的传说。我们听说游击队装备精良，头戴红五星，军服跟解放军几乎一样(这正是我们心目中革命军队的形象)，神出鬼没，到处打胜仗。游击队里还有许多男女知青，他们英姿飒爽，活跃在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本来传说只是传说，给我们枯燥的知青生活增添一点新鲜感，然而不久对面发生一场战争，这场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战争，改变了许多知青包括我的同学曾二杜的人生命运。
与我国领土畹町仅一河之隔的那座小城，是边境口岸和军事要塞，驻扎许多“扁哒兵”。我们下乡不久那个旱季，游击队忽然大举围攻，隆隆炮声彻夜不息震动大地。
枪炮声立即吸引了所有的边疆知青。要知道这是真正的战争，不是军事演习。一时间知青闻风而动，连数百里外的知青都赶来了，畹町镇人头攒动，像过盛大节日。时有子弹炮弹飞过界河来，但是人们不为危险所动，要知道这不是坐在看台上看球，而是观摩一场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年轻观众如痴如醉兴奋不已。
战斗进行到攻坚阶段，游击队派出精锐之师“知青旅”，消息传出，中国一侧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当一面猎猎飘扬的红旗出现在河谷对面时，观众情绪达到顶点，发出山呼海啸一般的呼喊声，为“知青旅”喝彩加油。敌人垂死顽抗，机枪哒哒，许多知青战士倒下了，他们的鲜血染红异国土地。这时候看台上有人唱起《国际歌》，悲壮激昂的歌声经久不息，直到最后“知青旅”的红旗插上敌人要塞。
后来别人告诉我，这个领头唱歌的人就是我的同学曾二杜。
战争如同一场山火，而山火是没有国界的。火星溅过国境，落进山坡上那些跃跃欲试的年轻观众心中。你想想，同为下乡知青，如今有人却穿上军装，扛起武器，为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他们难道不是广大知青的人生榜样吗？列宁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相比之下，国内知青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不仅平庸和苍白，简直就是浪费生命。枪声未息，就有许多男女知青行动起来，他们成群结队地趟过界河，迫不及待地踏上异国土地去参军。我的同学曾二杜扔下一句豪言壮语是：妈的！要是世界革命成功，想打仗都没有机会……你们到底去不去？
据说当天越过边境的中国知青超过数百人。 书包网 txt电子书上传与分享
4.大路
时光流转，下一个旱季到来的时候，我的知青生活依然如故。但是我却不知道曾二杜如何，因为他一去不复返，连音讯也没有。
这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在界碑一侧劳动，山谷对面忽然出现一支行军队伍引起我的注意。不久我就能看清他们身着草绿色军装，军帽上缀着五角星，个个全副武装。队伍里还有一架电台，因为我看见电台的五角星天线。不用说他们是游击队。我激动地屏住呼吸，紧紧盯住他们，希望从队伍中间意外地找到我的同学二杜。
有个战士离队向我跑过来。他佝着背，肩上压着一挺沉甸甸的机关枪，他气喘吁吁赶到界碑跟前，压低声音对我说：朋友，能帮帮忙吗？
我吓了一跳，我说：什么事？
他说：寄一封信。很要紧的信。
我松了一口气。许多知青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那边知青在国境线上遇到这边知青，就赶紧把事先写好的家信或者什么事情托付给这边。天下知青是一家，不论是否认识这边的知青都会竭尽全力去办。这个机枪手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有一种广播电台的味道，他的口音立即赢得我的尊敬。这是我第一次与那边知青相遇，所以我忙不迭地回说：那当然……交给我吧，向毛主席保证。
他小心地掏出一封信来，信封皱巴巴的，看得出带在身上很长时间。信封用钢笔写着地址：北京市＊＊胡同＊＊号蒋＊＊母亲收。
我赶紧把自己裤袋里一盒皱巴巴的“金沙江”掏出来，还殷勤地替他点燃火。他犹豫一下，回头看看队伍。队伍原地休息，士兵都把枪架在地上。于是他也把机枪从肩头上卸下来，伸直腰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我听见他无限感慨地说：还是祖国的香烟好啊！
我们好像一对亲兄弟，一起亲热地吞云吐雾。我看见对方有一张年轻的娃娃脸，脸膛红扑扑的，嘴唇上方围着一圈浅浅的胡髭，那是一种乳臭未干的绒毛，因此我断定他顶多是个初68(初一)吧。我看见他扛机枪的样子并不轻松，甚至还有一点吃力，就有些敬佩地问他：你当兵多久了？
他向我竖起两根指头来，我说：两个月？
他说：两年。
我不由得对这个娃娃脸刮目相看，原来他还是个老兵。我问他：我有个同学也在你们那边，他叫曾二杜，你认识他么？
他认真想想，然后摇头说：游击队有很多部队，你知道他在那支部队吗？江东战区还是江西战区？
我只好瞠目，因为我根本说不清二杜在哪支部队。我说：上月他父亲工伤去世，请你把这个消息捎给他好么？
他安慰我说：我一定尽力替你转告。当然这件事比较困难，因为许多知青过来后都改了名字，也许你同学现在根本不叫这个名字。
随后我看见北京知青一双忧伤的眼睛像风筝一样越过界碑，投向我身后的伟大祖国。在我身后，近处有碧绿起伏的橡胶林，远处能看见星罗棋布的田野、村寨和带子一样闪亮的南宛河。白云在天空悠悠飘荡，白云之下有长江、黄河，有八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当然还有这个游击队知青的可爱家乡，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城。
此时呼啸的季风已经远去，空气澄明如洗，轻微的山岚拂面，把飘浮在我们面前的烟雾和惆怅带走。山坡上有人叫他，队伍要行动了，北京知青扔掉烟头，重新将机枪扛上肩头。一瞬间我惊奇地发现北京知青的身姿威武极了，庄严的界碑仿佛舞台，金三角汹涌的群山如同背景，而夕阳落照像追光灯一样从天幕上打下来，把这个机枪手定格成一幅近乎完美的逆光画面。我心中猛然涌出一丝依依不舍之情，好像我们已经是老朋友，已经认识很久一样。我忽然想起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就朝那个远去的人影大声喊道：你叫——什么——名字？
晚风像潮水一样涌动，林涛起伏，海浪把几朵破碎的浪花溅进我的耳朵里：路……路、大……路(或大陆或大树)。
大路和他的队伍去远了，渐渐变成一根虚线，消失在绿色的山林中，而那根虚线就永远地嵌进我人生的书本中。第二天我步行去到县城，亲手将那封信投进邮箱，我能想象这封异国来信将像鸟儿一样张开翅膀，飞向那个遥远的北京城。在以后像流水一样长长的知青岁月里，我再也没有遇见那支步履沉重的队伍，还有那个名字叫做大路或者大树的北京知青。
九十年代我到北京开会，曾经试图寻找记忆中＊＊胡同，然而出现在我面前是一片现代化广场和高大建筑，那些灰暗陈旧小胡同和历史遗迹早已经无影无踪。
2.生存
军号嗒嗒，歌声嘹亮，新兵生活从此开始。
军人区别于老百姓不仅仅在于穿上军装，而在于生活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比方说，老百姓活着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生活更美好。但是军人活着是为了打仗，打仗就要不怕死。所以当你穿上军装，你就得准备去牺牲。
许多老知青特别对我强调说，当兵一切从头学习，一切从零开始。“零”指我们最基本的日常活动，比如吃饭睡觉走路。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牵强，有故弄玄虚的嫌疑，难道一当兵，就什么都不会了吗？比方我们下乡当知青，不是照样吃饭睡觉走路吗？没有谁把饭喂错地方，或者四肢着地走路啊。他们回说：你的话没错，但那是和平生活，不是游击队生活。更不是战争生活。
游击队每人发一条干粮袋，最多可装三天炒米，饿了就抓一把炒米填进嘴里。我说三天以后呢？他们回答自己想办法。或向老乡买粮，或者挖野菜，摘野果，打猎捕鱼，总之见什么吃什么。我说要是什么也弄不到呢？他们说那是常有的事情，你得学会填饱肚子，否则死路一条。南下作战，游击队被敌人围追堵截，战士只好嚼草根树皮，吃野菌野果，结果不少人死于食物中毒。
我想起当代一个军事电视片叫“极限生存”，但是老知青不同意。他们反驳说，你们那个极限生存不过是解决吃饭，可是我们还得跟敌人打仗。
睡觉是新兵学习的另一个全新科目。
我的同学二杜说：在游击队，当兵打仗的一个主要本领就是学会睡觉。你得站着睡，坐着睡，蹲着睡，靠着睡，走着睡，边走边睡，有机会要睡，没有机会也要睡。哪怕只有几分钟间隙，你也要抓紧时间睡一觉。
我对二杜有关走路睡觉的说法产生极大的怀疑。我说：如果边走边睡，前面人拐个弯，后面这位不就掉下悬崖去了吗？
二杜点点头，宽宏大量地笑笑，不与我争辩。后来许多老知青向我证实，尽管在和平时期人们看来不可思议，然而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过来的。
刘义说：你见过像鱼一样睡觉的人吗？我说鱼怎么睡觉？他回答泡在水里，只露出鼻子嘴巴。我说那不是鱼，是两栖动物，比方鳄鱼，还有乌龟。刘义不理会我的调侃，他说雨季作战，天地一片滂沱，夜里好容易盼到命令原地休息，人人倒头就睡。可是等到有人被雨水呛醒，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洪水已经漫过山坡，漫过身体，整个人就是浸泡在水中的一条鱼啊……
“零”还包括走路。
这种走路当然不是通常意义的步行或者散步，甚至也不是跑步赶路，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走路的前提是有路可走，没有路怎么走呢？但是游击队却偏偏选择没有路甚至连人迹也没有的原始丛林行军。翻开《辞海》，“游击”一词本意就是“游”(走路)和“击”(打仗)之意，不会走路的队伍能叫游击队吗？所以走路是游击队的基本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对新兵而言，不会走路就不会打仗，当然也无胜利可言。一位游击队首长向新兵诠释走路的伟大意义，他说：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会胜利么？
许多境外知青告诉我，他们都有过这样经历，走路不仅用脚，很多时候还不得不用手，四肢并用。比如攀援绝壁，涉过沼泽，又比如抓住葛藤飞越悬崖等等。不仅白天走，还得夜晚走，刮风走，下雨走，还得负重走，跑步走，背负几十公斤重量的枪支弹药干粮走。他们说，如果一个人在游击队当兵十年，那么他至少有九年以上时间是在金三角各种各样的道路上走过的：大路、小路、山路、险路，丛林之路，沼泽之路，采药之路，绝壁之路，或者根本没有路的路。学会走路绝不是件简单事情，比如南下作战、七次“反围剿”，游击队一天要爬几架大山，在深山老林跟敌人捉迷藏，每天走上百里山路是家常便饭。白天走，夜晚走，吃饭睡觉也走。如果你不走，只好被敌人消灭。从这个意义上说，胜利是用脚走出来的。
很多老知青都指出，你别看好莱坞的越战片拍得轰轰烈烈，那是美国人的阿Q精神。优势装备的美国大兵为什么会在越南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会走路，走不出热带丛林才向越南人认输的。 书包网 txt电子书上传与分享
3.解便
游击队外出打仗，风里来雨里去，生活艰苦流血牺牲自不待言，但是对许多中国知青来说，令他们尤其为难的竟然还有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其中一件就是解便。
游击队行军打仗，行踪不定，理所当然没有厕所。山区不是城市，军队不是老百姓，所以知青只能向老战士学习“野解”。“野解”就是随地大小便。向文明宣战有个从不习惯到习惯再到心安理得的适应过程。人人扛着自己的铁铲，彼此视而不见，在山坡上或者树丛里挖个坑解决问题。当然不挖坑也解决问题，戏称回归自然。
但是很快出现另一个问题是，解便不能没有手纸，否则怎么处理后事呢？游击队没有工厂，根据地也买不到纸，即使报务员用的电报纸都要从敌人那里缴获。有时候指挥员下达命令是写在竹片上，跟秦始皇时代的竹简差不多，战士哪能用什么手纸呢？从另一个角度讲，当地部落民族根本就没有上厕所的习惯，他们也不用手纸，不是照样世世代代生存下来了吗？为什么偏偏你们知青要用什么手纸呢？难道不用手纸就不能干革命，不能打败反动派吗？
我们在边疆当知青，连队有厕所，如果没有手纸至少也能找到别的替代品，比如连队有过期报纸。问题是国境对面的游击队根本没有纸，他们怎么办呢？知青们有些难为情地回答我：用……青草、树叶、芭蕉叶，还有石头和土疙瘩。我知道许多知青因此害了“难言之隐”，至今仍被严重痔疮、肛漏和便秘所折磨。
据说一次行军休息，一个躲在草丛中野解的男知青忽然像杀猪一样痛嚎起来，好像遭到蛇咬。原来他对山坡上那些野草一无所知，顺手抓了一把荨麻叶子去揩屁股。荨麻是何等毒辣可怕的东西，照当地人话说是“比蛇蝎还要毒”，于是那个知青只好赶紧送进医院，他的下身因此险些报废。
我提出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游击队还有为数众多的女知青，她们怎么办？她们也变成野人吗？女孩子都有特殊的生理问题，难道她们不怕遭遇荨麻吗？
面对我的追问，女知青一概拒绝回答，她们中有人脸开始发红，有人干脆起身离去。后来有个男知青替我揭开谜底，他说当时女生频频向前方告急，男知青在前方打仗，女生告急令他们个个忧心如焚。女同学可以为革命献出生命，可以壮烈牺牲，但是万万不能没有手纸。女生的需要就是前线男生的责任，因此男知青个个奋勇作战，只要打下敌人据点或者伏击成功，他们率先冲进敌营去缴获各种纸张。不论什么纸都成了宝贝，都成为见证男女真情的美好载体。从此以后，来自前线阵地的花花绿绿的手纸就像扬帆起航的小船，源源不断地驶往女知青心灵的秘密港湾。
这些手纸就被起了一个亲切的昵称，叫做“零碎”。
4.战场
许多老知青都说：上战场等于灵魂淬火，没有上过战场的军人不是真正的军人
还有人说：上战场就是过生死关，你心里害怕，腿直哆嗦，但是你一看见那么多战友倒下，那么多人牺牲，你的血液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于是你手也不抖了，腿也不软了，这是一个飞跃。当你杀死第一个敌人，身上溅满人血，从此你就不再胆小害怕，你就会变成一个合格的游击队战士。
二杜告诉我，他第一次上战场几乎晕头转向，枪一响就胃痉挛，嘴里不争气地打饱嗝。老邬的职务是卫生员，他说他一看见那些哗啦啦的人血就险些晕过去，直到后来经历多了才忘记害怕，才有英勇抢救伤员的战场壮举。
我的老朋友刘义参军第一周就赶上战斗。
阿佧排长挨个检查，命令新兵将随身物品交出来，这些物品包括一切可能暴露身份的日记本、语录本、照片、学生证、红卫兵证、毛主席像章、私人信件等等。排长说是上级指示，是为了防止落入敌人手中，造成国际纠纷。排长检查完毕又加上一句话：即使牺牲也不许暴露身份！他的话让新兵呼吸到死亡的狰狞气息，不由得心跳加速。
夜里队伍急行军，人人不辨方向，当然也不需要辨认方向，只要你不掉队就行。下半夜刘义刚刚打个盹儿就被枪声惊醒，这回是真的交上火了，队伍哗啦啦地跑起来。天黑得像口井，山上到处是树，根本没有路，新兵因为紧张老是摔跤，就像地下伸出许多手来一次又一次把他拽倒。枪声忽远忽近，子弹好像闪电一样把空气割裂得七零八落。刘义听见阿佧排长在后面骂人，排长吼道：快跟上！＊你妈……老子枪毙你！
那天夜里刘义所在那个排担任穿插任务，但是穿插排不幸摸错方向，错过指定位置，阿佧排长因此火气特别大，像头发怒的狮子，或者干脆像个封建暴君，动不动就挥舞手枪大吼大叫，弄得全排人人自危，深怕他的手枪不小心走了火。天亮后接到上级命令进攻，刘义就跟在老兵后面冲锋。游击队员端着枪，躬着腰，尽量把身体弯成直角或者锐角，他们奔跑的姿态看上去也很滑稽，像青蛙一样蹦蹦跳跳，或者像鱼儿一样窜来窜去，简直像在做游戏。要知道这是真刀真枪地打仗，否则你将永远到达不了终点。
忽然刘义屁股上狠狠挨了一脚，阿佧排长的愤怒咆哮如同天上落下一个炸雷，把新兵耳朵震得嗡嗡响：＊你妈……怕死鬼！敌人都跑光了！
这是我的朋友刘义投身境外革命以来遭受的第一次粗暴打击，他晕头转向，身体失去重心，当场啃了一嘴泥。这是个悲惨的时刻，但是没等他羞愧地站起身来向排长认错，一排滚烫的机枪子弹像兀鹰一样掠过头皮，新战士只来得及听见排长短促地叫了一声，那种叫声不是欢畅的，而像是被一双大手扼住喉咙。新兵赶紧扭过头去，他看见阿佧排长颓然跌坐在地上，脸上五官被挤碎了。排长军装上出现三个透明的弹孔，像一排醒目的军功章，从此永远地挂在排长胸口上。
排长死了？！
新兵惊讶地看着慢慢倒下去的排长，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许多年后刘义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排长踹我一脚，那天变成烈士的不就是我吗？我还能坐在你面前说话吗？
1.“金训华”
1969年8月，上海知青金训华在洪水激流中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他抢救的国家财产是两根电线杆。金训华牺牲时只有20岁，当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号召全国青年向金训华学习，金训华是上山下乡大潮中涌现的第一个知青英雄。后来一句著名口号“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就此流传开来。
1970年4月，一场森林大火在北大荒完达山麓蔓延开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39团数千知青紧急出动扑灭山火。共有26名男女知青献出宝贵生命，其中多数是女生。所有人下乡时间不到一年。
1970年6月3日，女知青张勇为抢救落水羊羔英勇牺牲，时年仅19岁。
1970年11月7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35团奉命扑灭草甸荒火，栾英等14名男女知青英勇献身(其中女生13人)，年龄最小不满17岁。
1972年秋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发生草原火灾，数千知青手持铁铲、树枝等简陋工具，向着千度高温的火场发起冲锋。扑灭荒火的战斗持续一个月，杜恒昌等69人英勇牺牲。当时的《兵团战友报》称：“救火行动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人民日报》号召全国广大知青向烈士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革命献出一切。
资料显示，1968年以来，全国共有1700万下乡知青，他们中约有300万人被下放到边疆沿海各生产建设兵团或者独立农垦师集体劳动，接受半军事化管理，领取微薄工资，被称为“兵团战士”或者农场知青，以区别于到内地农村插队的下乡知青。
北大荒农场先后接受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下乡知青达100万人，这些兵团知青挥动原始的锄头、铁锹向荒山野地要粮食，冒着零下几十度的风雪严寒战天斗地，要把北大荒建成中国最大的粮仓。然而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内陆湿地，短短十几年自然生态急剧恶化，内陆湿地濒临消失。
内蒙建设兵团分布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和戈壁滩上，十几万知青住地窝，吃窝窝头、地瓜面，但是他们依然豪情万丈，“誓叫戈壁变良田”。据统计，仅1969——1972年，该兵团死亡知青247人，其中抢险救灾英勇献身79人，各种劳动事故中不幸死亡141人，两项累计占知青死亡总数百分之九十。
另一支年轻的广东生产建设兵团组建较晚，是全国15支建设兵团(独立农垦师)中的小字辈。但是该兵团却创造了轰动一时的围海造田奇迹。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和农垦职工在浅海垒起石头堤坝，削山填海，叫海滩变良田，让昔日怒涛汹涌的大海长出金灿灿的庄稼来。然而一场黑潮冲毁堤坝，卷走房屋，彻底粉碎了人们的美好梦想。在肆虐的大自然面前，知青高呼口号，手挽手跳下大海，试图筑起一道血肉堤坝，史称“黑潮事件”。据不完全统计，“黑潮事件”中死亡和失踪者多达数百人。 书包网 txt电子书上传与分享
2.劳动
1991年春节，我返回云南边疆收集资料，在农场招待所偶遇两位老人，从他们轻软的口音里我判断出这对年迈夫妇来自上海。老人肯定不是旅游者，因为他们不大出门，脸上也没有轻松好奇的表情。他们话语很少，目光比较呆滞，沉默中透露出一种有克制的悲痛。别人告诉我，他们是来看望女儿的，他们的女儿在许多年前一次劳动事故中不幸丧生。
那次事故是一个毫无迹象的意外，1970年9月18日，该农场上山开荒的队伍遭遇野蜂的凶猛袭击，此种野蜂体型巨大，地下筑巢，当地人称“土峰”，南美洲称“杀人峰”。野蜂造成三百多人受伤，数十人伤势严重，其中一人不治身亡。那位不幸的死者就是上海老人的独生女儿，去世时年仅16岁。后来我去到那座山谷，看见在女知青栖身之地的土堆上，有一束上海带来的鲜花显得格外耀眼。
我在兵团档案(1970)第39号卷宗里查到此事，我将女知青的故事写入后来出版的《中国知青梦》里。
云南边疆山大林密，自然条件恶劣，知青的劳动如同创世纪一样艰难。我们使用简单的工具如锄头、铁锹、镰刀、斧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970年，一支知青垦荒队开进原始森林，临行前他们宣誓，誓叫荒山低头，恶水让路，开垦出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家园来。但是一年之后这支残缺不全的小队伍不得不败退下山来，他们遭遇野兽、瘴气、毒蚊、毒蛇、蚂蟥以及热带丛林疾病的疯狂袭击，多名知青永远地留在山里，成为这场挑战大自然运动的牺牲者。
1971年旱季，云南边疆大面积流行霍乱、痢疾，数十名知青不幸病死。其中一名丁姓的北京知青，坚持带病劳动不下火线，死于送往医院途中。他的遗体被埋葬在我们连队的山头上。
同年，两名在沼泽地割草的女知青遭到毒蛇袭击，一死一伤。
同年，一辆运送原木的拖拉机搭载多名知青下山，途中意外遭遇一根横穿公路的电线，致使6人死亡，多人受伤……
……
国务院知青办发布的内部简报称，据不完全统计，仅1972年，全国15个生产建设兵团(独立农垦师)约有2000名知青死于各种事故，受伤上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全国各省的下乡插队知青。
3.二杜
我的同学二杜是下乡知青，更是境外知青，因为他越境之后险些一去不复返。
现在看来，二杜跨过国境打仗是有历史根源的，他父亲是转业军人，参加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抗美越朝，所以我相信转业军人父亲是二杜的人生榜样。本来二杜已经入团，评上五好知青，出席农场 “知青先代会”，再后来又有消息说党支部已经讨论二杜的入党申请书等等。但是国境对面发生的小城之战竟然彻底改变二杜的人生命运，他头脑一热就放弃业已取得的成绩，跨过国境去支援世界革命，从此渺无音讯。二杜的举动令我很吃惊，很困惑，我常常遗憾地想，本来二杜完全有可能入党，入了党就有可能推荐上大学，他放着光明大道不走，怎么说过去就过去了呢？
有一阵，边疆普遍流传一种说法是二杜已经光荣地当上烈士，这个小道消息是大头回城探家带来的。据说当时在我们大院，这个噩耗只隐瞒了二杜一家人。那些日子我们常常怀念二杜，他的牺牲让我们一想起来就心里难过。多年之后我在城里的农贸市场与二杜迎面相遇，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拉着手，彼此都很激动。我问他：都说你牺牲了，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我确实死过，可是又活过来了。
我很快就发现，我失而复得的老朋友二杜已经变成一个瘸子，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僵硬，一脚浅一脚深的样子。肩膀也不整齐，一边高一边低。二杜看上去很消瘦，形容憔悴，像个真正的中年人。他一手抱着一只活母鸡，另一手提着一罐红油漆，好像他是个行为艺术家一样。我猜想他大概刚刚下班还没有来得及回家。
那一天我们站在人声喧闹的农贸市场说了许多心情激动的话，我简约地知道他退伍回国来已经一年多，匆匆忙忙结了婚，在一家油漆厂工作，妻子眼下待产，而他的住房也急需油漆。我问二杜：你爸爸去世那年，我带给你的口信没有收到吗？
他一脸茫然，使我确信他是个不走运的人。如果二杜收到那个口信，他也许就会立即赶回家，就会受到政策照顾顶替父亲上班，就会提前整整十年返城，那样的话，他也许就不会把一条腿留在异国战场上。他还会赶上高考改革的末班车，取得文凭，上大学进机关，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无论何种结局，难道不都胜过如今这个一条腿的油漆工人吗？
二杜坚定地说：你错了，即使收到那个口信，我也决不会回国。
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时候游击队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南下战役，我怎么能做逃兵呢？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说：什么是南下战役？
他自豪地回说：简单地说，就像中国革命的淮海战役！
他把衣领解开给我看，我看见一个碗口大的伤疤，很显然这就是我的老朋友肩膀不一般齐的原因了。本来我装了一肚子话，并且许多问号还在像自来水一样冒出来，但是二杜没有给我机会，他挣脱我的手慌慌张张逃走了。我目送二杜东倒西歪地挤出市场，爬上一辆塞满人头的公共汽车，汽车开动时他挣扎几下才没有掉下来。
我当晚拨通电话，向大头通报二杜复活的惊人消息。
4.大反攻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就在国内知青英勇扑救山火几乎同时，国境对面的游击队正在发起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反攻。
这就是著名的南下战役。
这是一场发生在金三角土地上规模最大，也最激动人心的战争，是两种势力的大决战，正如我的朋友二杜所言，它的重大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淮海战役。这些境外老知青向我回忆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南下战役时依然激动不已，他们眼睛发亮，早已逝去的激情像炭火一样照亮他们沧桑的面颊。
二杜说：你知道吗？游击队主力集合起来，满山遍野都是红旗。我们浩浩荡荡开下山去，敌军望风而逃。我们目标是攻占L城，解放金三角，打下一座红彤彤的江山来。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画卷，三十多年前那个惊雷阵阵的旱季，壮大起来的游击队不再躲在树林里，他们开出山区，开出金三角丛林，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山区走向平原，展开一场激动人心的战略大反攻。旭日东升，铁流滚滚，在一支支威武雄壮的游击队大军里，无数中国知青手中紧握钢枪，万丈豪情像太阳映亮他们一张张年轻的脸庞。
游击队大军攻城略地，势不可挡。敌军出动飞机坦克，企图以狂轰滥炸来阻挡游击队的前进步伐。我的另一个朋友老邬也就是江海担任卫生员，他摇头说：你知道战争有多残酷吗？那条通往L城的道路简直是用尸体堆出来的。
他举个例子说，比如空袭吧，在山地丛林打游击，敌人空中优势基本上不起作用，远远听见天空马达响，队伍立刻躲进山沟里或者树丛中，敌机变成睁眼瞎。在越南丛林，再先进的美国飞机不是也没有用武之地么？可是到了一望无际的平原就不同了，往往敌机先发现你，你往哪里躲呢？你两条腿跑得过飞机么？游击队多数是新兵，没有防空经验，一个旅就那么几挺老式高射机枪，怎么对付蜂拥而至的敌机呢？
他撩起裤腿让我看，我赫然看见他的小腿肌肉已经变形，像遭到强力扭曲的钢筋。老邬脸上表情淡淡的，他说：幸好没有报废……狗日的飞机！
另一个境外知青刘义说，当时敌人报纸吹嘘说，一架飞机能打败游击队一个营。我们知青都学习过中国革命史，懂得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不然共产党小米加步枪为什么能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美式军队？第一次敌机来袭，我们不仅没有经验，而且没有思想准备，等炸弹落到头上才慌慌张张找地方躲藏。我的战友齐永桂，西北知青，空袭过后我看见他趴在土坎后面没有动静，好像睡着一样。我推他一把，大声说敌机走了。没想到他的人头竟然掉下来，原来他的脖子被大号航空子弹切断了。
敌机给战争蒙上第一层恐怖阴影，后来不少人患上了“恐飞机症”，只要天空传来马达，队伍立刻大乱，人人恨不得把身体钻进地下去。飞机掠过的气流像台风那样把小树连根拔起，子弹的尖啸像刀子划破耳膜，炸弹落下的沉重爆炸声像汽锤轰击心脏。这哪里是战争，简直是屠杀！敌机给所有狂热的中国知青上了严峻一课，那就是不管真老虎纸老虎都要吃人。后来有人找到一个安全避弹的方法，对付空袭相当有效，等于防空洞，那就是跳进粪坑里。粪坑虽然不雅，但是迫于无奈，知青还是不顾一切跳进粪坑躲避。中国知青自嘲为“插队”。
我问刘义插过几回队？他光笑，不答。
5.医院
在铁流滚滚的游击队大军中，高举战旗的“知青旅”担任开路先锋和突击队。他们的任务是分成若干支突击分队，像尖刀一样快速穿插到敌军后方，对桥梁、车站、机场、仓库等等战略要地实施突击，保障主力部队攻城决战。
“知青旅”是一支光荣的部队，知青战士个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他们年轻的腰背像白桦树一样刚直挺拔，目光坚毅沉着，金三角的烈日和硝烟给他们曾经白皙娇嫩的皮肤涂抹上一层钢铁般的色彩。尽管他们中许多人还是头次参战，但是他们丝毫也不畏惧，青春和激情在他们年轻的生命中熊熊燃烧，伟大的理想主义像太阳一样升起在他们精神的天空上，照亮他们通往胜利的道路。
人们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支知青突击队在穿插途中意外发现一座敌军野战医院。医院很隐藏，帐篷里躺着许多横七竖八的伤员，还有一些穿白大褂的男人女人进进出出。医院没有战斗力，等于一块肥肉。突击队长是个老游击队员，他透过树缝紧盯着敌人的红十字帐篷，那种眼光冷酷无情，像狼盯着羊羔。队长发布命令说：同志们，消灭敌人……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这时候有个戴眼镜的知青爬到队长跟前。他涨红脸，鼻孔喷着粗气，像一匹惊恐不安的马，表明他的内心正在被一种激烈的东西煽动着。他挡在队长面前说：不！……请取消进攻命令！
队长很奇怪，他看着战士的脸，像打量一个陌生人。战士的态度很坚决，他再次重复说：请取消命令！医院是非战斗单位，游击队对俘虏尚且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怎么能够去杀死没有武器的医生护士呢？
队长拿眼睛看看四周的战士，眼镜战士的阶级立场很明显出了问题，许多突击队员都不赞同眼镜的糊涂观点。大家纷纷反驳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敌人仁慈就是对革命犯罪！有人愤愤地质问说：你站在谁的立场上，替谁说话？你是敌人的辩护士吗？还有人深刻地剖析道：你难道不知道敌人医院是干什么的吗？替敌人治伤，恢复敌人战斗力。敌人治好伤当然还要来围剿游击队，杀害我们的阶级弟兄。那些穿白大褂的男人女人不都是不拿枪的刽子手吗？你为什么要站在敌人一边，替他们说话和保护他们呢？
队长很生气，他慢慢掏出手枪，用枪口指着眼镜脑袋，一字一句警告他说：你给我滚到一边去！如果你再胆敢说一个“不”，我就枪毙你！
眼镜只好垂头丧气地滚开了。
战斗结束，突击队顺利消灭敌人。我问他们：后来呢？眼镜怎样了？
他们的声音听上去像冬天的寒风，冷飕飕地回说：后来他被送上军事法庭，关进蛮光监狱里。
6.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支知青突击队在夜幕掩护下抵达河岸隐蔽起来。
东方欲晓，一座铁桥的巨大身影在黎明的背景中渐渐显现出来，它像一个骄傲的“V”字，高耸于激流汹涌的登尼河上。不久太阳升起来，突击队员肉眼也能看清敌人戒备森严的地堡工事，还有哨兵枪刺在阳光下折射出闪闪寒光。
这就是L城外的交通咽喉登尼河大桥。由于大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军在桥头修筑坚固工事，并且派有重兵防守。突击队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大桥，切断敌人增援道路，为此他们向红旗宣了誓。突击队就是敢死队，他们人人腰间捆绑两包TNT烈性炸药，把这些威力强大的炸药加在一起足够将这座上个世纪英国人修建的老式大桥炸毁三次。
2000年，我在昆明采访老知青刘国庆。老刘身材高大魁梧，嗓音浑厚嘹亮，他原为昆明26中初中生，19岁下乡，当年越境参加游击队，担任机枪手。尽管时隔多年，老刘回忆起南下作战时仍然情绪激动，我相信回忆是一种痛苦，回忆战争等于将伤口重新撕开。他对我说：连长枪一响就牺牲了，子弹打在头上，鲜血喷起来，简直跟喷泉一样……都知道人体有压力，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出来，人血竟然能溅起几米高！因为来不及挖战壕，只好把战友尸体堆起来作战。敌人子弹、炮弹打在尸体上，人的血肉好像下雨一样四处飞溅，你已经无法分辨出谁是活人，谁是死人……和平年代，哪里出个车祸，死个把人都要登报，可是那一天我们死了多少战友啊，他们都是最优秀的知青啊！
老刘眼睛有些潮湿，有些发亮，我相信那是老知青心底沉睡的往事开始苏醒。数以百计的中国知青腰缚炸药英勇地扑向敌人暗堡工事，不知道多少像董存瑞、黄继光一样的天地英雄瞬间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他们来不及留下豪言壮语，甚至没有留下真实姓名，这些年轻生命就归于无情消失。
至傍晚，突击队终于攻占大桥，阵地上再次响起爆豆般的枪声。老刘说，战斗结束，战士们向敌人讨还血债。
我说：敌人不是消灭了吗？
他说：战士全疯狂了，他们流着眼泪，大声呼唤同学、战友的名字，然而许多烈士根本无法辨认。他们向敌人死尸猛烈射击，砰砰砰，跟打西瓜一样，让敌人脑浆四处飞溅！
许多年前一个被鲜血染红的战场黄昏，死尸交叠，断壁残垣，河风静静地穿过桥洞，桥头堡还在无声地冒烟。一轮夕阳在河面熊熊燃烧，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航空母舰。随着一声巨响，登尼大桥连同许许多多年轻生命一道归于消灭。从此这个有关战争的惨烈印象就被深深根植于游击队员刘国庆大脑之中，与红旗招展的革命大串联、天安门广场的红海洋、人头攒动的上山下乡的记忆重叠在一起。
刘国庆于七十年代负伤回国，他刚好来得及搭上知青大返城的末班车，后来考上大学，现为昆明某中学数学教师。
2000年，一群境外老知青专程来到L城旧地重游，他们中间有当年的突击队员梁晓军、邓立平、朱小迪、吴庭正、刘国庆等等，他们的身份是中国游客。当游客重新踏上登尼大铁桥时，他们看见被炸断的铁桥已经修复，跟从前一模一样，好像它从来没有被炸毁，没有遭到灭顶之灾一样。那些英勇牺牲的突击队员，那些千里迢迢献身的中国知青，以及所有为战争而倒下，而脑浆飞溅的士兵就像随风而逝的尘埃一样无影无踪。
一时间老知青们痛哭失声。
老刘对我说，过桥那一刻，他们人人痛恨战争，反思暴力所带来的人类灾难，祈祷世界永久和平安宁。
7.火车站
另一支知青突击队穿插到L城火车站比预定时间迟到几小时，他们遭遇敌人顽强抵抗。
对游击队来说，他们遭遇的抵抗具有某种全新的意义：从前敌人进攻，现在敌人防守，从前游击队的舞台主要在山地丛林，是游击战运动战，那么现在他们把舞台搬到平原上，搬到城市里。
从前在迷宫一样的金三角，敌军即使有装备优势也只能望洋兴叹，森林像大海，游击队像鱼儿。那么现在位置刚好被颠倒过来：敌军躲在钢骨水泥的城市迷宫里，游击队则把自己暴露在光溜溜的马路和开阔地上。没有飞机轰炸，没有坦克掩护和重炮摧毁，甚至连城市攻坚和巷战的经验也从未有过，所以一批又一批游击队员不幸跌倒在马路中间。他们看上去个个呲呀咧嘴的样子，好像抱怨马路太光滑，一跤跌下去就再也不能爬起来。
尽管伤亡惨重，突击队还是前仆后继英勇突进，直到黎明的大幕一次次拉开，晨曦一遍又一遍照亮战场废墟。作为敌人交通枢纽和屯兵之地的火车站已经变成一架绞肉机，它绞杀了无数活生生的生命。突击队长也不幸牺牲，他被一颗手雷削去半只脑袋，剩下半只摇摇晃晃地留在脖子上，好像一件没有来得及完成的雕塑作品。
突击队终于攻进火车站。
第一个宣告占领并升起游击队红旗的幸运者是个火箭筒手，他居然毫发无损，连日激战只给他年轻的脸庞上涂抹许多硝烟，让他看上去像个白牙齿的非洲黑人。他冲进火车站时敌人已经逃走，弃下许多尸体、枪弹和一台老式蒸汽机车，机车生火待发，不时排放巨大蒸气，好像一匹喷鼻蹶蹄的战马随时准备扬蹄而去。
必须破坏敌人火车，这是一个常识，否则敌人随时可以利用火车增援或者逃跑。代理队长还没有来得及发布命令，人们看见那个最先冲进火车站的勇敢的火箭筒手就自动地行动起来。他丝毫也不隐蔽自己，肩扛火箭筒，仿佛决斗者一般，以一种壮烈的姿态扑向敌人空无一人的火车头。人们甚至来不及提醒他，或者阻止他，他就抵近火车发射一枚威力强大的火箭弹。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火箭筒手的安全距离至少应该达到20米，所以即使过了几十年，人们对我讲述这个故事时依然十分困惑。他们摇着头说：他不是新兵了……他怎么会这样呢？
随着一声巨响，火车爆炸了，人们看见黑脸的火箭筒手突然被一片灿烂的流星雨包围起来，武器从肩头上跌落下来，瘦削的身体失去重量，轻盈得好像一片随风飞舞的树叶。这是我所听到关于境外知青战斗故事中最为离奇浪漫的一个。火箭筒手被爆炸的火车碎片割断脖子，他是突击队中惟一一个被自己消灭的知青。
需要提及的是，仅仅过了几小时，敌人大举反攻，把残余突击队赶出火车站。
8.建国
2000年，我们三个童年死党，二杜、大头和我一道登上开往外地的支线火车。火车开得很慢，车厢很脏，像尚未脱贫的乡村。短途乘客多为郊县农民，他们坐在火车上很开心，跟回家一样，随地吐痰，往窗外扔垃圾。列车员则把自己束之高阁，根本不出来为上帝服务。
我们此行是去探望一个名字叫做建国的老知青的家。建国是二杜的游击队战友，现在身份是烈士。他就是那个与敌人火车同归于尽的火箭筒手。
在一个县城小站我们下了车，二杜瘸着一条腿走在前面，我和大头紧跟着他。冬日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这座简陋的小县城，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好像走在一个古老的梦里。不久我们来到一幢老房子跟前。房子看上去很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它歪歪倒倒地与更多年迈老人拥挤在一起，彼此搀扶着。二杜熟门熟路地推开其中一扇房门走进去。
我看见海水样的阳光一下子涌进黑乎乎的屋子，无数栖息在黑暗中的灰尘仿佛受了惊吓，纷纷扬扬地飞舞起来。室内光线很暗，像一座亘古不变的海底世界，等到眼睛渐渐适应，我看见我们面前多了一个老人，不用说他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老知青建国的父亲。
我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们眼前这位知青父亲更加衰老的老人，他基本上就是一具活着的标本，老人家对于我们的到来显得很激动，喉咙里发出一些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的声音。二杜扶着老人，侧着耳朵，像亲生儿子那样频频点着头。我惊讶地看见老人流泪了，一颗混浊的老泪从老人家干涸的眼窝里慢慢地渗出来，就像沙窝里的一滴露水。我们都被眼前这幅景象感动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说明老人多么需要人间关爱啊！二杜亲热地执着老人的手，像一对关系亲密的父子。老人在二杜搀扶下慢慢回到床上，然后像一棵消息树那样倒下去。
在我看来，二杜并不擅长谈话，他是个谦虚的人。但是此刻我的老同学一反常态地变得很爱说话，简直像个饶舌的老太太。我当然理解二杜的苦心，这幢摇摇欲坠的老房子确实太寂寞了，老人的老伴早已去世，老人独守着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晚年生活，而这一切灾难的原因都源于他们惟一的儿子建国三十多年前的不幸阵亡。
建国牺牲后被追记三等功，追认革命烈士，但是荣誉无法补偿他给父母带来的损失，因为他们失去了他这个惟一儿子。他们没能见上儿子一面，因为那个战场太遥远，属于另一个国家。老人也不能享受烈士家属的优抚待遇，因为建国是私自出境，也就是说，老知青建国参加境外游击队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类似自费留学，所以他即使做了惊天动地的外国烈士也与中国无关。
不管怎么说，建国的死重于泰山。然而烈士父亲眼下的生存困境则令我们的心情一片潮湿。我关心的问题是，儿子建国的一时冲动给他们年迈的父母带来怎样一场旷日持久的灭顶之灾呢？
老人没有亲人，全靠退休工资度日，一日三餐都得靠一个本家侄媳妇做好了送过来。我本来期待同老人谈谈心里话，但是老人吃过中药之后就归于沉寂，与荒凉的老房子融为一体。其实一切语言皆属多余，我眼前的一切：沙漠般的房子，枯树般的老人，凄凉冷落的夕阳晚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吗？我的一颗心忽然跌进一个很深的地方去，雄心壮志烟消云散。
二杜在桌子上悄悄留下一千元钱。我和大头也掏出钱来，但是遭到近乎粗暴地拒绝。二杜蛮不讲理地说：建国是我的战友，跟你们没有关系。
回程途中，车轮敲击钢轨发出流水一样无休止的单调声响，二杜脸色阴沉，目光始终望着窗外。他忽然没头没脑地抛出一句话：建国白死了。
大头问他：你跟谁说话吗？
他却变成一棵树。
1.林彪事件
1971年9月13日，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副统帅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坠机身亡，史称“林彪事件”或者“九·一三”事件。
上级传达文件的时候，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我们农场有个女知青当场疯了，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她的精神天空垮下来。还有一个男知青，他不屈不挠地逃到北京，去向党中央揭露有人陷害林副主席的政治阴谋，他理所当然被关进牢里。更多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承受精神偶像被打碎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来自真诚的心灵，那是一种铭心刻骨的被伤害，就像少女被骗失身。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98年，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许多知青纷纷拿起笔来撰写回忆文章，一个名字叫做张永江的知青回忆说：林彪事件爆发时，我放声大哭，感到天空一片黑暗。我不是为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副统帅悲痛，而是为自己心灵被玷污而绝望。还有什么比最神圣的信仰被欺骗更痛苦的事情呢？
另一个叫蓝国庆的知青在当时日记里困惑地写道：既然林彪可以卖国投敌，那么我们还能相信谁呢？从前我们打倒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等等，他们是真正的敌人吗？
女知青荀晓红说：那一刻起，我竟有种新生的感觉，像脱胎换骨，也像大梦初醒。我对自己说，林彪死了，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我们知青也该回家了。我下定决心回家，越早越好……
……
2000年，我采访许多境外知青，询问林彪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异口同声表示，林彪事件并没有动摇大多数境外知青的革命信心。
梁晓军说：林彪事件之后我父亲出来工作，曾让我回国。省委大院那些跟我一道长大的同伴，有的当兵(解放军)，有的进机关，有的上大学，总之只有我在境外打仗。不过我不后悔，出境打仗是我自己选择，与林彪无关。
康国华说：当时我躺在病床上，林彪事件让人深感意外。不过那是国内的事情，我们的敌人正在向根据地进攻，我们必须保卫根据地，取得战争胜利是当务之急。
潘国英烈士的战友常春光是个老红军后代，他对我说：革命是自愿的，没有谁强迫你。那么多知青献出宝贵生命，他们不是为别人而是为理想而战。我坚信我们的理想是伟大崇高的，它绝不会因为出了区区几个逃兵叛徒，还有林彪事件而发生改变。
另外还有老红军后代黄瑞新、曹光福，军队干部子女刘丽(女)等等，他们都坚持战斗在金三角战场上，许多人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陆续返回国内来。
2.逃兵
1972年旱季，我和大头被抽调到伐木队，开进亚热带雨林砍伐树木。
边疆许多深山老林都是无人区，那时候不懂环保，我们的任务是将大树砍倒，把原木肢解成木板，然后等待马帮运下山去。
我们在山里安营扎寨。大头带来一只小白狗，取名“白粉”，它是大头用一瓶高粱酒同景颇山民交换的。白粉红鼻头，一对聪明的大眼睛深情地望着主人，简直跟姑娘差不多。不料进山第一夜，白粉就险些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
半夜有人起夜撒尿，睡眼朦胧地撒到一半，忽然发现四周有一群绿莹莹的眼睛。这人魂飞魄散地跌进窝棚来。有胆大的把头探出去看仔细了，我们才知道至少有两头以上豹子(或者老虎)守候在外面。所有人都吓醒了，这时候有人想起白粉，很明显白粉已经严重失职，它不仅没有及时报警，而且躲在我们被子底下瑟瑟发抖。
有人恍然大悟，说一定是白粉的气味把这些猛兽引来了。还有人建议把白粉扔出去，舍卒保车。大头握紧斧子威胁道，谁要是敢动一动白粉，老子就先跟他拼命。
好在野兽没有轻举妄动，大家一夜没敢睡，天亮后危险自动解除。等到我们出去察看脚印，这才感到一阵后怕，原来那些危险的猛兽数量足足有七、八头之多，它们围着我们的窝棚转了一整夜，谁知道它们在犹豫些什么呢？
大家决定燃起火堆，彻夜不熄，我们都懂得野兽怕火的道理。这一招果然见效，有次夜里来了一头老黑熊，它围着火堆转了一圈，然后呼哧呼哧地走开了。
但是这天夜里白粉还是报起警来，它简直是由呜咽到愤怒，狂吠不已。我们都惊醒过来，恐惧像车轮一样碾过我们心脏。
我们听见脚步声！
幸好外面那些人开口说话了，他们在外面试探地说：老乡，请救救我们！
原来他们是三个衣衫褴褛的境外知青，据说他们在森林中已经跋涉了两天两夜，是火光和狗吠声把他们引出死亡的迷宫。我们赶紧把他们迎进来，往火堆里扔木头，架起铁锅造饭。这一下营地热闹起来，火光映红我们兴奋的脸。这些客人早就饿坏了，他们根本来不及等生米做成熟饭，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他们不用筷子，手指像挖掘机一样把半生不熟的米饭直接倒进嘴里，他们的喉咙好像无底洞，眨眼功夫就把一锅白米饭吞没了。
他们吃饱饭就匆匆离去，原来他们并不是什么英勇的游击队员，而是三个逃兵。他们担心游击队把他们抓回去。其中一个胳臂上缚着绷带的知青喃喃地说：你们知道那边有多可怕？杀了那么多人……
另一个人补充说：很多知青被抓起来，关进牢房里……总之游击队完了。
我不由得打个寒颤，因为我想到二杜，他的命运会怎么样呢？当那三个逃兵的单薄身影被黑暗吞没，我仰望夜空的星星，心中祈福祝所有人，包括我的朋友二杜一路平安。
3.失踪者
过了许多年我才知道，二杜竟然差一点被关进监狱。不过他总算有惊无险，而他的一些战友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纷纷遭到逮捕或者失踪。
2000年春节二杜老邬匆匆去了一趟外地，据说因为某战友父亲去世，赶去料理后事。这个战友失踪多年，至今下落不明。于是我意外地得知，该知青卷入一起惊天大案中，他和许多知青犯人发起武装暴动，据说当时场面极为惨烈，简直称得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知青不知怎么弄到了枪，也有说是与知青看守相勾结，把监狱夷为平地。这就是游击队历史上鲜为人知的“蛮光监狱大暴动”。
我记住这个知青名字叫蔡东，是监狱暴动事件的主谋之一。我关心的问题是，这起轰动一时的暴动事件是偶然还是必然的产物？它对当事的知青和所有境外知青的命运有什么影响？它给所有死去的和活着的知青有什么伤害？它对于境外知青运动和整个知青运动有什么意义？
但是没有人回答我，因为所有当事人均已消失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中。历史是一座山，我们无法看清山中隐藏的秘密。
我的另一个朋友老唐常年把修车摊摆在街头的转角处，他稳稳地坐在轮椅上，阳光斜斜地从天空中照下来，老唐沐浴在明亮的光线里，一双粗糙的大手很灵活，那幅画面简直就是自强不息的劳动广告。那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专心替人修自行车，老唐面色赤红，很像高温烧制的红泥砖。他的手指裹着一层老茧，老茧开了裂，给人感觉很有力度，三下五除二就能把自行车内胎剥下来。 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我们常常这样坐在家乡城市的天空下说话，他劳动，我陪他。老唐告诉我，他的腿不是被敌人而是被自己地雷炸掉的。那是一次事故，世界上常常都会有许多不幸的事故发生。游击队宿营必须布雷警戒，开拔前把地雷起走。那天早上太阳尚未升起，森林像一张湿漉漉的大网，网里漂浮着黑夜的破碎影子。游击队员唐大昆按照昨天的记号回收地雷，他在起到第五颗也就是最后一颗时出现一点小小差错，记号不见了。他明明记得记号是一堆枯树叶，树叶上插了一朵粉红色的杜鹃花，但是现在杜鹃花不见了踪影，而树林里有许多一模一样的枯树叶，你知道地雷埋在哪一堆树叶下面呢？
正当他的脚在树叶之间犹豫时，命运的魔鬼忽然窜出来，不由分说地攫住他。他说，当时只来得及看见一朵耀眼的血火之花猛烈地绽放开来，一瞬间照亮黎明前的黑暗丛林……
那一年他刚刚19岁。
我看见许多鞋像水一样流过去，又有许多鞋流过来，大街是一条鞋的河流，老唐和他的地摊就是河里的石头。金三角不相信眼泪，无论踩响敌人还是自己的地雷结果都一样。老唐同我说话的时候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我盯着他的手，这双曾经紧握枪杆的手如今像蝴蝶一样围绕自行车轮胎翩翩起舞。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有种悲伤的感觉，像迷路的旅行者。
我听见野兽在附近响亮嚎叫。
我问老唐：你听说过监狱暴动的故事吗？还有蔡东，他是个知青，你认识蔡东吗？
残疾人摇摇头说：我不认识蔡东，监狱暴动听说过，但是我有个战友被关进监狱，后来失踪了，听说当了叛徒。
又是一个失踪者！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定像猎狗一样放出光来。通过老唐断断续续地讲述，于是我知道这个失踪者名字叫杨宏建，曾经做过首长的警卫班长，后来被关进监狱。蛮光监狱大暴动之后他投降了反动敌军，带领敌人偷袭游击队总部，连＊＊主席都被敌人杀害了。
太阳短暂地消失几秒钟，然后从另一片云层钻出来。老唐说：听说他得到敌人一大笔赏钱，发了大财，后来隐名埋姓去了泰国。
我小心地说：你估计这个人还活着吗？
他说：也许吧，不过三十年了，谁知道呢？
我说：假如我上泰国去，你认为我能找到他吗？
修车匠停下手中的活计，他惊讶地望着我说：你真的要去找他吗？那边可不是咱们中国……不过他有个显著特征，就是左耳廓长了一个“趾耳朵”。
“趾耳朵”就是医学上所谓“耳息肉”，据说人类长“趾耳朵”的概率为万分之一。随后老知青沉默下来，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种烟雾一样的惆怅。
这天我们一直坐到残疾人妻子来接丈夫回家，嫂子是个福利工厂女工，腿不那么方便，但是他们相濡以沫。妻子帮助丈夫把那些工具搬上轮椅，然后妻子推车，丈夫摇动车把手，再后来两人渐渐合为一个影子，消失在马路尽头的夕阳中。
4.罗小明
罗小明是个普普通通的境外知青， 2000年我在昆明的茫茫人海中追寻种种境外知青的线索，终于与这个叫做罗小明的老知青不期而遇。别人告诉我，罗小明曾在那座神秘的蛮光监狱当过看守，至于他为何成为那场监狱大暴动的幸存者则无人知道。
我是在昆明海埂二手汽车交易市场找到罗小明的。那天天气奇热，我看见罗小明额头上布满亮晶晶的汗珠，一张宽大的脸庞上膨出厚厚的油彩底色，五官蓬松，像一张刚出炉的北方烧饼。
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替我们作了介绍，我看出老罗生意很忙，旁边有人指点说，罗老板是这家二手车场的大人物，别人几天成交一台车，他一天却能成交几台车。我想如果套用股市行话，罗老板大概就是所谓领涨股龙头股吧。我正担心这只龙头股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不料他对手下人交待一声，自己开过一辆“本田”就把我载去他家里。
罗小明解释说，他原名不叫罗小明，叫骆晓民，前面那个名字是在金三角打仗时用的化名。
但是我还是愿意叫他罗小明。
我认为车老板罗小明算得上金三角归来的众多老知青中的少数成功人士之一。他在境外从军五年，八十年代下海做生意，至今已有十几年历史。我看见老罗的家庭生活依然保持简洁朴实的军人作风，不像一些突然暴富的商人那样铜臭。
老罗至今仍珍藏许多游击队的内部文件、战报、简报、学习材料等等，他稀里哗啦搬出一大堆发黄的故纸来任我翻寻，还应我的要求脱下衣服来查看伤疤。我吃惊地看见老知青前胸后背各有一个伤疤，军事术语叫做“贯通伤”，我看见这两个邪恶的伤口像两条毒蛇一前一后缠绕心脏，与心脏共舞。我为老罗庆幸，如果毒蛇再靠近那么一点点，只消几根头发丝，那么今天改革开放的罗老板就再用不着跟林林总总的二手汽车打交道了。但是罗小明说：这不是金三角打仗负的伤。我没有上过前线。
我很意外，老罗解释说：这是红卫兵武斗留下的纪念。
这一天我们坐在昆明西郊一幢楼房客厅里，高原的阳光很热烈也很泛滥，天空像座炼钢炉，明晃晃的钢水从窗外倾泻而入。我们喝着云南著名的普洱茶，这种味道粗砺浓烈的大叶茶很像那些在深山峡谷中赶着马帮的高原汉子。罗小明说，因为有伤，上级便没有派他上前线作战，而是留在后方当了一名监狱看守。
我知道这座监狱就是神秘的蛮光监狱。
三十多年前，昆明知青罗小明怀着革命理想走进一座游击队监狱，开始他传奇般的境外游击队生涯其实也就是武装看守生涯。监狱毗邻一座倮黑族山寨，当地人称蛮光山寨，所以监狱又称蛮光监狱。监狱地处后方深山，几乎与世隔绝，加上戒备森严，从未发生过犯人逃脱的事件。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大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特务、国民党分子、山官、头人、土司、毒贩、土匪头子，以及死心塌地反对游击队的敌人。随着游击队开展“大清洗运动”，监狱罪犯的身份也开始发生变化，从前那些黑皮肤打赤脚的本地土著渐渐少了，反动阶级山官土司国民党特务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都是前线五花大绑押送回来的游击队知青。这些知青犯人的罪名个个都很吓人，比如反革命阴谋集团、钻进革命队伍的野心家、定时炸弹、内奸、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等等，让人难免心惊肉跳。
我问老罗：你怎么想？你相信他们都是反革命吗？
他老老实实承认：这恐怕就是我提前退伍的原因吧。我是个知青，感情上倾向知青，我相信所有到金三角打仗的中国知青都是真正的热血青年，因为跨过国境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没有理由跑到国外来反对游击队。可是我的身份是个监狱看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的职责是站岗放哨，我没有权利怀疑上级，更不能违抗命令。
我说：有个知青犯人叫蔡东，还有杨宏建，你认识他们吗？
他摇头说：我说过，我的职责是站岗放哨，跟犯人没有任何联系。
我说：讲讲监狱暴动的经过好吗？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不料老罗更加抱歉地说：对不起，此前我奉命外出征集公粮，后来监狱发生暴动，再后来我奉命调到一座武器仓库当看守。要是当时我在场的话，你说今天我能坐在你的面前吗？
我听见自己心中那扇刚刚打开一条缝的希望之门又嘎嘎地合拢来。老罗不忍心看见我一脸沮丧，就安慰我说：你跟小潘谈谈去吧。你恐怕不知道吧，她也在蛮光监狱当过看守。没准儿她能为你提供什么线索也说不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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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潘
小潘就是潘国英烈士的妹妹潘冬旭，我们约好在茶楼见面。
小潘早早到了，她留着短发，坐得很规矩，表情很斯文，像个等待老师提问的女学生。小潘原名潘秀，参军后改名潘东旭，越境那一年只有14岁，相当于初一学生。我惊讶地说：14岁？枪都扛不动，怎么打仗？何况是个女孩子。
小潘回说：我第一次领到的武器是支小卡(美制卡宾枪)，我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对得起这件武器。一个月后新兵打靶，我成了女兵班的优秀射手，只是上级不批准我上前线。
我看见她的眼睛发亮，一片遥远的红晕浮上她的脸颊。我说：讲讲蛮光监狱的故事吧，据我所知，你是蛮光监狱惟一的女看守对吗？
她点点头说：是的，我不仅参加了蛮光监狱的创建工作，还兼任守备队文书。
三十多年前那个旱季，14岁的女战士潘东旭和她的战友在暗无天日的深山老林里整整走了两天，傍晚时分他们终于来到一座大山跟前。从山下望上去，山头缭绕几丝云雾，一只硕大的夕阳像红气球那样漂浮在头顶上，林海深处隐约显露出几座山寨竹楼的尖顶，这就是他们未来的战斗岗位蛮光大山。
当地山民都以惊讶的目光迎接这群从山下跌跌撞撞闯进他们生活中来的游击队员。守备队没收了当地封建山官一幢两层木楼，动员当地老百姓，花了几个月时间改造木楼，夯土为墙，四周挖出深壕，修起哨兵岗楼。当第一批犯人押进来的时候，这座紧挨着山寨的蛮光监狱已经基本落成。
我说：你能讲讲有关暴动分子的情况吗？比如蔡东、杨宏建，你认识他们吗？
小潘回说：守备队的任务只是看守在押犯人，比方我就根本不认识你说的那些男犯人。但是只有一个犯人例外，他是个北京知青，是我从前线押解回监狱的犯人，而且因为他跟我哥哥是战友。
这个被人称作“卫眼镜”的北京知青个子又高又瘦，背有些佝，戴一副白边框近视眼镜，文弱书生的样子。这个文弱书生在游击队却名气很大，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张口马列主义，闭口毛泽东思想，所以别人都管他叫理论家。理论家的罪行特别严重，所以别人捆着绳子，唯独他铐着一副亮锃锃的手铐。他不知从哪里听说女战士是潘国英的妹妹，一路上悄悄同她套近乎，然后煽动她打开手铐放他们逃跑。他还对女战士说如果换了潘国英一定会放了他们，还胡说要去寻找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说：卫眼镜的罪名是什么？
小潘说：反革命阴谋集团，还是首犯。
我说：你认为卫眼镜是反革命吗？
小潘困难地点点头说：那时候我年纪太小，而且哥哥刚牺牲不久，对一切反动派充满仇恨。我朝天开了一枪，厉声训斥道，谁再敢乱说乱动我就枪毙他！卫眼镜才老实下来。后来监狱暴动，听说都是这个人的主意。
于是我知道监狱暴动是因为暴动分子策反了一个知青看守里应外合，这个知青名字叫宫齐。可惜小潘对宫齐知之甚少，她只知道这个男知青是在前线负伤后才调到监狱当看守的，一条腿有点跛，沉默寡言，不大为人注目。
我希望小潘谈谈暴动细节，比方多少犯人暴动，打死多少人，知青入狱的前因后果，为什么铤而走险等等。小潘摇摇头说：对不起，我在暴动之前已经调离监狱，去到一支女兵部队。据我所知，那场暴动除了留下许多尸体，活着的人已经失散，无影无踪。
我们一起陷入沉默。茶楼很静，我看见一片沉重的乌云从地平线上涌出来，渐渐遮盖历史废墟。我惆怅地说：那就讲个当看守的故事吧，你心中的蛮光监狱。
小潘盯着手中的茶杯说：好吧，我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埋在我心底已经生了根……她是个女特务。
6.女特务
女特务没有名字，她在女牢编号为一号，所以都叫她女一号。女一号长得很漂亮，走到哪里都会照亮人们的眼睛。可是谁也弄不明白，这样一个中国女子为什么非要当女特务。小潘说，一个更为糟糕的特殊情况是，女一号怀孕了。
她当然是带着身孕入狱的，没有人知道她结婚没有，怎样怀孕的，她肚子里那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她是怎样当上女特务的等等。连守备队长都一无所知，这一切都是谜，谜底在上级机关的档案里。
犯人白天被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解着劳动，搬石头运土盖房子，有时候还要开荒种地，女犯人也不例外。女一号身体柔弱得像根草，可以肯定她从前不是干劳动的，她搬不动石头，也挑不动泥土，于是她只好跪在地上，把装满泥土的竹筐一寸寸向前挪。开荒种地，锄头把纤手打起血泡，但是她并不反抗，也不偷奸耍滑，她的脸上有种逆来顺受的认命表情，好像她受到惩罚是应该的。天长日久，女战士小潘便无法不同情她，有时小潘会主动放她歇工，或者提前让她回牢房休息。这时候女一号就会感激地垂下眼帘，腆着日愈显形的大肚子，也不看人，像影子一样遁入监狱的阴影中……
女一号肚子日渐突出，小潘看她实在干不动重活儿，或者说搬不动自己的肚子，就跟队长反映派她协助炊事员煮饭。煮饭是一件相对轻松的活儿。当上厨娘的女犯人有了用武之地，她四下忙碌着，火苗从灶口探着红彤彤的脸儿，米汤在锅盖下面咕噜噜唱歌，炒菜的锅碗盆瓢奏响一支动听的交响乐，总之厨房里弥漫着一种令人快乐的生活气息。女战士抱着枪，她的任务是坐在厨房门口监视犯人。其实她在场完全是多余的，女一号从不把饭煮糊，也不把菜根和菜叶混煮在一起，她总是尽力把饭菜做得美味可口，像个称职的家庭主妇，好像监狱是她的家。自从她入主厨房，炊事班变得井井有条，不像男炊事员做饭，把厨房搞得像猪圈。
单调的日子就在厨房烟雾缭绕的水气里一天天溜走。小潘说：我猜想她的一切忍耐都是为了孩子。如果不是那天上面来了人，她也许能坚持到肚子里的小生命出世。
这一天总部来了两个人跟女犯谈话，内容无从知晓，但是当夜幕降临，牢房的空气中就开始渗出一种湿漉漉的东西来。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悲悲戚戚切切，将人的心灵淹没在绝望里。小潘意识到这是女犯人的天空在下雨。女人原本就是水做的啊，整整一夜，女犯人把她的牢房变成一座湖泊。
第二天女犯人一如既往地劳动忙碌，只是临近中午，男炊事员去喂猪，正在烧火的女一号突然痛苦地呻吟起来，她用头紧紧抵住肚子说：我不行了……恐怕要生了。
小潘吓得跳起来，这是她当兵以来遭遇最为严重的情况。她慌慌张张去扶她，谁知女犯人身体特别沉，像座山丘，弄得她们一齐跌倒在地上。女一号从地上艰难地抬起头来，她的眼睛特别亮，像两颗星星。她说：好妹妹，你快去叫人吧，千万别待在屋子里，啊？
小潘连忙朝她点点头，她看见女一号好看的脸被扭歪了，眼睛里涌出来两串美丽的珍珠……
小潘撒腿就跑，紧急时刻她依然没有忘记看守的职责，把门反锁上。她像只惊弓之鸟，脑袋乱哄哄的，一个犯人要生孩子了，这样的事情谁能不受惊呢？当时她脑子里惟一的念头就是去搬救兵，卫生员肯定有办法，队长是结过婚的人，大约也有办法……
她刚刚跑出不远，身后一声炸雷，好像天塌下来。她被谁狠狠推了一把，人跌出老远。等她清醒过来，看见厨房门被掀翻在地，墙壁炸开一个大洞，滚滚浓烟像大雾一样从洞里涌出来，好像里面是个烟囱。她感到背上又湿又粘，等她摸了一把，才看清原来是一手热乎乎的……人血。
她脑子嗡地一炸，连滚带爬扑进厨房，看见女一号已经倒在血泊中。她那个原本像小山一样的大肚子已经塌陷下去，像条干瘪的口袋。她居然还睁着眼睛，没有咽气，仿佛在等着谁。当女战士抱起犯人柔软的身体，她看见一个美丽而羸弱的生命正在远去，她的眼睛还有一丝游光，那点亮光在女战士脸上寻寻觅觅地停驻片刻。犯人嘴唇动了动，吐出两个微弱的字来：谢谢……
女犯人死了，她的脸上没有痛苦表情，而是挂着一种平静的微笑徐徐远去。直到这一刻，小潘才发现身上的手榴弹少了一颗，不用说是女犯人刚才趁她摔倒时偷偷拔走了，然后残忍地将自己和那个即将出世的小生命一齐消灭。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她本来完全可以把她一起炸死的呀？
小潘放声大哭，上气不接下气。
……
我问小潘：这件事是你调离监狱的理由吧？
她说：也许是吧。
那一天我陪小潘坐了很久，离开茶楼外面已经天黑，夜空像大海一样浮起来许多闪亮的星星。我仰望夜空，不知道哪颗星星是那个美丽的女犯人。
7.电话
暴动知青的命运令我牵肠挂肚。
曼谷朋友刘义听说我在国内采访境外知青，就将电话直接打进我家里来。我与刘义相识于1998年，那次我只身前往金三角，历经种种艰辛，幸得结识美斯乐难民村的老知青焦昆。焦昆同刘义曾经同为游击队战友，他向我介绍了如今尚在曼谷打工的刘义。
我在曼谷机场拨通刘义电话，不料拿起话筒就放不下来，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意。我一口气聊到广播催促登机才放下电话。我认为没能同刘义见面是那次行程中最令人遗憾的事情，问题出在我已经办妥出关手续，护照盖上海关大印，所以只好将这份遗憾带回国内。后来我们遂成书信密友，鸿雁传书，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见过面。
刘义在那头大声说：邓贤老弟，你为什么不过来跟我谈谈，金三角至今仍有许多境外知青啊！ 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我问他：你知道游击队蛮光监狱大暴动吗？
他在那一头呵呵地笑起来说：告诉你吧，我在那座监狱里当过一百天犯人呢。
我听见自己心脏像火箭一样“嘭”地点燃了。我急切地问：你认识那些暴动知青，知道他们的下落吗？这些人如今在哪里？干什么？他们会告诉我事实真相吗？
我听见刘义的声音从电话那一端传过来：你来亲自采访他们吧。那些当事人，要么死了，如果活着肯定不在国内，你在国内能找到什么答案呢？
刘义像传说中的九头怪鸟从千里之外伸出爪子牢牢抓住了我，我相信他的最后一句话决定了我的命运。刘义说：你听着，我就是一个游击队叛逆。找到我就会找到十个，一百个同样的知青！
半个月后，准确说是2000年岁末的一天，我登上飞往曼谷的泰国航班。
1、分化
林彪事件之后，知青纷纷开始回城，拿知青的话说，就是“大分化开始了”。
在边疆，最早踏上回城之路的当属那些“走资派”子女。据说他们中间许多人早就对林彪深恶痛绝，因为在他们眼里，是林彪得势才使得他们娘老子倒了霉，如果他们娘老子还在台上，他们会下乡来当农民吗？所以林彪坠机如同一声解放炮响，标志着他们新的人生道路开始。
＊＊与＊＊是兄弟俩，“九、一三事件”不久，他们偶然从报纸上看见自己父亲的名字出现在国庆观礼台上，虽然那是三个不起眼的汉字，混同于其他许许多多汉字中间，但是他们还是彻底读解了这张报纸对于他们知青人生的重大意义，那就是——解放啦！
次日太阳升起，两兄弟扬眉吐气地踏上返京路途。当他们父亲派出的身边工作人员星夜兼程赶往边疆的时候，搭载他们的火车已经驶进距离北京城不远的河北地界了。
林彪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大批领导干部重新解放，他们大多数人重新掌权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子女从农村边疆办回城来。据不完全统计，林彪事件之后，通过各种公开或隐蔽渠道离开农村转回城市，参军、提干、招工和上大学的干部子女达数十万人。
其次是有关系有门路的人，他们动用社会关系的手段，通过种种渠道把他们的子女从农村边疆弄回城里来。这部分人数量也不小，他们的孩子因此跳出农村，从此一家人团聚，这在当时中国社会算得上一个很高的幸福指标。
还有不少知青，不靠父母家庭，通过自己奋斗，在广阔天地里积极进取，成为出类拔萃的青年。他们也成功了，被推荐招工招干参军上学。他们离开农村边疆的时候也留下一片辛勤的汗水，相信那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还有一些知青，主要是通过交换手段，有物质的，有肉体的，还有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他们付出许多，才达到离开农村边疆的目的。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分化是腐蚀剂，它消解了知青曾经拥有的英雄主义豪情。分化如同裂缝，那么这道城墙还能站立多久呢？北大荒一个女知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人人都在谈论回城，那些不辞而别的人仿佛提醒我们，赶快打主意吧，否则就等着在农村腐烂吧。那时候一个知青回城就会牵动一大片人的神经，回城是一种传染病，它让我们没有后门的人感到悲伤和绝望。
一个名字叫作郑云川的知青愤愤地质问道：都是下乡知青，同样接受再教育，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凌驾于政策之上回城？而我们就该一辈子留在农村？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是一个骗局，还是对上山下乡的嘲弄？
还有人说：既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些掌权的人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子女送到乡下来呢？当知青是响应号召，还是对平民子女的惩罚？……
……
据不完全统计，仅1973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通过各种正当和非正当渠道离开边疆的知青就达上万人。
2、刘义
2000年岁末，我裹着一身厚厚的羽绒服，背着一只巨大的登山包走出曼谷新机场。
我一眼就认出站在出口的刘义。
刘义穿一件草绿色“鳄鱼”牌T恤，个子比我想象的短一些，壮一些，皮肤粗砺，给人坚硬的感觉，像闻名世界的泰国鳄鱼。他身上有种雄赳赳的霸气，叉着腰，目光炯炯，独来独往如入无人之境。我所以肯定他就是老知青刘义，是因为他站在那里气势如虹，我们目光相遇那一瞬，我吃惊地从对方眼神中捕捉到一些遥远年代的熟悉信号，这些信号属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红卫兵。
我们见面没有多余的寒暄，刘义第一句话就是：邓贤，你、当心，我这人，脾气坏得很咧！
刘义有口吃症，从前电话里不明显。我笑起来，我说：我们刚好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对。你不用担心给我罪受。
步出机场大厅，热潮迎面扑来，我看见那轮收敛光芒的太阳已经贴在西边的楼顶上，像一只红彤彤的咸鸭蛋。等我以最快速度褪下冬装，空调车内已是热汗一片。一位开私家车的朋友在以塞车闻名的曼谷绕了许多大街小巷，终于把我们送到下榻处，及至搬出行李，我已经热得像狗一样吐出舌头。
事先说好在刘义住处挤一挤，能省则省的意思。然而我看见面前这处栖身之所既非套房，也非居室，当然更不是宾馆，而是一间办公室。刘义在办公室的地上打一个地铺，我看见那是一张汗渍斑斑的旧凉席，一只硬枕头，曼谷四季炎热，所以连被子也省了。刘义白天把席子卷起来办公，晚上搬出来睡觉，如此往复循环，我想无需解释也就很能说明朋友的处境了。
我与刘义从未谋面，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书信往来，我知道他已加入泰籍，还是个汉语诗人，笔名刘舟。刘义在曼谷没有家，他的家在千里之外一处叫做“热水塘”的小山村，那里是金三角腹地，所以说他只是一个打工仔，在一家名为“泰国侨乡会”的民间组织做事。侨乡会没有实际内容，挂一块牌子，那些挂着理事长理事头衔的人一年难得露一回面，所以刘义就是这个组织的惟一代表兼办事员，对外头衔是“总干事”。
据说12月为曼谷一年中的凉季，室温大约维持在摄氏33度左右，我们坐在办公室一只陈旧的皮沙发上，沙发又窄又短，表面一层动物皮革被汗水浸濡得湿漉漉的，好像它比人更怕热似的。一台老式风扇发出艰难的呻吟，与窗外汽车马达形成噪音呼应。我不停用毛巾揩汗，此刻我身上的汗水就像拧开水龙头一样。
我问刘义，他是怎样关进蛮光监狱，又是怎样逃出来。我问他那些暴动知青的下落。刘义摇摇头说：我是在蛮光监狱当过一百天犯人，但是我并不认识那些暴动知青。因为监狱暴动在我入狱前一年就发生了。
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像只鼓足气的青蛙，“扑通”一声就从岩石上跌下来。我结结巴巴地说：可是你给我一个印象，好像你认识那些暴动知青啊！
刘义说：是的，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我感到自己满腔期待正在像稻田里的风一样迅速消失。一个惊叹号倒下去，代之以一串没有尽头的问号。刘义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他幸灾乐祸地说：你要是后、后悔，现在回去还来、来得及。
我恨恨地瞪着这个家伙，有种被他捉弄的感觉。转念一想，他本身不就是一个游击队逃兵，一个叛逆吗？我从包里取出采访本，然后笑笑说：对不起，我从不后悔，采访就从你这个逃兵开始。
3、侯景贤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西南边陲曾经发生三次逃亡潮，第一次为1949年，数以百万计的旧政权军队和战争难民涌出国境避难，他们成为如今东南亚华侨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二次难民潮发生在六十年代，由于空前的自然灾害，当然还有人为原因，大批边民涌向境外谋生，他们被形象地称为“饥荒移民”。最后一次是“文革”期间，越境者都是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他们与其说对现实不满不如说对自己不满，他们逃亡的崇高理由是“解放全人类”。
我的朋友刘义便是这批年轻逃亡者中的一个。
那时候刘义在知青名册上还不叫刘义，叫侯景贤，昆明知青侯景贤与许多年后的泰华诗人刘义是同一个人。刘义向我出示一张插队知青的合影照片，年代久远的老照片像一片秋天的黄叶，表明我们人生的航船已经驶过一段很遥远的距离。我看见那个名字叫侯景贤的下乡知青穿越岁月的尘埃向我腼腆微笑，他身穿一件咔叽兰布中山装，挽起袖口和裤腿，背一顶草帽，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这是那个“文革”年代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标准像。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安心当知青？吃不饱饭？劳动艰苦？或者对现实不满？
他说：你错了，恰恰相反，我对当知青很安心。
我说：那么你到底为什么越境？
他说：因为人保组(公安机关)下达通缉令，要把我逮捕归案。
那天我们谈话的地点在曼谷闹市区一间窄小的阁楼上，老式电风扇开足马力，热浪扑面而来。我的泰国朋友刘义，准确说是前下乡知青侯景贤盘腿坐在席子上，他身下铺着一领竹凉席，竹席经过常年累月汗水浸淫，已经勾勒出一个清晰的人形来。他的坐姿像个百年老僧，半闭眼睛，好像达摩面壁。我感觉他的眼神很古怪，幽幽地泛着白光，像一条油锅里的鱼。
我专注地盯着他，好像研究一台染上病毒的电脑。关于老知青侯景贤，我此前隐约知道他有一个不幸福的童年，和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长史。对于二十一世纪生活在网络和电子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文革”的黑暗年代已经远去，变成地平线上的一片乌云。我经常被年轻读者问及：你那本《中国知青梦》是真的吗？真有那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吗？既然当知青不美好，你们为什么还要下乡呢？你们为什么不读大学？提问者没经历过“文革”没当过知青，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一代，而我像他们那样年纪还在广阔天地插队。我内心常常泛起一种悲哀，哀叹一代人的历史如此迅速就被淡忘，成为陈年旧事和发黄的纸片儿。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今天的青年还在上山下乡，还在被人生的乌云笼罩，他们的父母还在为儿女搞到一个顶替指标或者一张回城证明而奔波，绞尽脑汁不惜出卖人格尊严，这不是我们社会乃至人类的悲哀么？社会进步如此之快，我有什么理由为此唉声叹气而不是感到庆幸呢？
侯景贤，男，1949年12月生。文化程度小学(或者没有毕业)，自学初中。迫使少年侯景贤中途辍学的原因有二：一是刚过30岁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尚在监狱服刑；二是中学对他关上大门，理由是“出身反动军官家庭”。 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4、童年
侯景贤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年只有13岁。摆在他面前的紧迫任务是挑起母亲撂下的生活重担，养活自己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刘义说，他从小理想是上大学，当个大学教授或者像普希金那样的伟大诗人。他11岁发表诗歌，题目叫《登山》，获校园征文奖。奖品是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
侯景贤在家乡以打架好斗闻名遐尔。我去到他老家采访，当地人显然对这个叫做侯景贤的野孩子记忆犹新。他们说：大侯(侯景贤小名)是条不叫的狗，不叫的狗咬人才叫狠呢。一个头发秃顶的老男人说：我揍过那小杂种，嘁，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老街坊沙哑着漏气的嗓子说：那小子六亲不认，是个浑球。一个当年的伙伴回忆说：闯子(侯的小名)讲义气，打架总是冲在前面……头打破了也不哭。
我问刘义：是你生性特别残忍好斗吗？
刘义哀伤地回说：你知道，我那样一种“狗崽子”，家里连个大人都没有，狗都知道夹着尾巴走路，我能凶得起来么？
我说：可是你为什么到处跟人打架呢？
刘义说：是他们逼、逼的！谁敢欺负我，只要没有把我揍死，我就要扑上去咬、咬死他！
大侯最轰动的一次武斗表演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那时候校园盛行“出身论”，同学以出身划线，已经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的童工侯景贤得知有人欺负他妹妹，他毫不犹豫举起一把大剪刀，像只挥舞铁钳的螃蟹闯进校园。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遭到痛打，然后五花大绑斗争游街。
刘义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方注明摄于1948年。照片是一对青年男女的结婚合影，那个穿旗袍剪短发的女孩子看上去很清纯，像偶像剧里的高中女生，一双梦幻般的大眼睛流淌出对未来人生的无限遐想。男的是个年轻军官，美式军装，目光炯炯，肩章表明他的军衔是个国民党少校。我的目光久久注视照片，我惊讶于爱情的神圣与永恒，因为即使时间老人的马车已经驶进崭新的21世纪，即使半个多世纪前的这对年轻男女已经苍老甚至已经化为尘埃，但是我看见爱情的太阳依然从他们年轻的脸上光芒万丈地升起来，穿越岁月的漫漫长夜照亮我的眼睛。
我明白历史的灾难对于任何个人或者家庭来说都如同山体崩塌和泥石流一样不可阻挡。父亲成为儿子乃至整个家庭的灾难根源。刘义叹息说：朱自清先生有名篇《背影》传世，那是一个慈父在儿子心中永恒的肖像。我父亲留给儿子也是一个背影，那年我已经五岁，虽然记不清父亲长得什么模样，是胖是瘦，有没有胡子，但是他的背影却像一个烙印，一个黑色咒符，永远地烙进我的童年记忆里。
1954年，一个寒风呼号的日子，一队民兵把一个男人从家里押走，那个男人曾经是国民党投诚军官。年轻母亲惊恐地搂住三个孩子，像母鸡紧紧护住鸡雏。小男孩偷偷睁开眼睛，他透过母亲胳臂看见父亲被拖走的踉跄背影，父亲被绳子五花大绑，双手反剪，那些麻绳肯定勒得很深，使得他背上的棉衣一块块鼓起来，好像船帆被风吹得鼓起来一样。小男孩突然想到放风筝，他相信只要那些握枪的手一松开，父亲立刻就会飞到天上去。民兵拿枪托打他，踢他，他猜想父亲一定很疼，疼得脸皮都皱起来，但是父亲始终没有吭声，也没有回头，所以男孩始终没有看清他的脸，而是牢牢记住了这个在冬日里像风筝一样远去的背影。
屋子空气变得有些冷，风扇呜呜地哭泣。我把身体换了一个姿势说：你母亲呢，她改嫁了吗？
刘义摇摇头，眼圈立刻红了，我看见面前这个历经沧桑的老知青一提起母亲就好像肝癌患者那样浮现出疼痛的表情来。他说：大陆不是有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吗？说来你也许不相信，我至今一听见这支歌就会感到产生强烈生理反应，缺氧，心脏刺痛。世人皆有母亲，上帝让女人创造人类，母爱便是上帝之爱。你看照片，我的母亲很美丽，身体柔弱，像一株娇嫩的花朵。她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外公为滇军将领。父亲入狱那年母亲才20多岁，每月工资只有28元，她最初在地段医院做会计，后来下放养猪场劳动，身份也从国家干部转变为农村饲养员。再后来挑猪粪折了腰，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直到患肺结核去世。
刘义将另一张老照片摆在我面前。
这是年轻母亲下放前和三个孩子最后的合家照，母亲看上去依然年轻秀美，但是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却不再流淌汩汩的梦想，好像泉眼已经干涸。她紧紧拉着三个孩子的手，好像一松手他们就会被风刮走一样。我猜想母亲打算把这张照片寄给监狱中那个男人，因为他是这三只爱情小鸟的父亲。刘义告诉我，母亲终于没有熬到与亲人团聚，她死后被埋葬在老家一座山坡上，那个地方只有峭厉的岩石和干燥的红土，连一棵树也不长。下葬那天没有多余的亲人，也没有太阳，山风刮得很硬，很凄厉，像野兽在嚎叫。十三岁的侯景贤牵着大妹，背着不懂事的小妹为母亲送行。
5、诗人
次日一早，刘义准时坐在办公桌后面，这个泰华诗人像个封建时代的衙门师爷，戴一副老花镜，他不仅手中举着一枝古色古香的毛笔，而且书写的是那种在大陆已经快要绝迹的繁体汉字。不是从左向右而是自右向左，不是横排而是竖排写。在中国，许多现代青年已经不会用笔写字，他们的笔就是电脑，可是我的朋友刘义还在用毛笔写……繁体字。刘义透过眼镜上方盯着我，他慢悠悠地说：邓贤你可知道，如今在曼谷找工作有多难。
我知道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泰国经济濒临崩溃，失业率接近天文数字。我说：你干吗不用电脑？电脑提高效率啊。像你整天这样一笔一划地写，不是浪费时间吗？
刘义说：你要知道，我正是会写这手毛笔字才坐在这里。要是用电脑的话，坐在这里的人就不是我了。
刘义出版过一本个人诗集，至今仍坚持写诗。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做商人呢？难道写诗不是浪费时间吗？比挣钱更重要吗？
刘义淡淡地说：你受过酷刑吗？挨过批斗吗？你死过几次吗？打个比喻，如果手术没有麻药，所以你只好拼命嚎叫，像狼，像被宰杀的动物，企图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这就是诗。
这个比喻令我毛骨悚然。我抗议道：这是诗吗？恐怖主义！
刘义剥掉上衣，我赫然看见许多伤疤镶嵌在这个老知青身上，这是“文化大革命”批斗会的纪念。我说：你干过什么坏事吗？冲击红色政权？打砸抢？杀了人？
他说：反革命偷盗罪。偷盗国库大米。
我很惊讶，我说：你为什么要偷盗国家财产呢？
他说：家里断了粮，就算我饿死了，我两个妹妹怎么办？
一种遥远的悲伤像雾一样笼罩在老知青的眼睛里。刘义扔掉毛笔，身体坐得挺直，我听见一个破碎的声音从屋顶深处飘落下来：我一生都在逃避苦难，逃避是因为还有期待。我走过千山万水，寻觅自由家园……这就是我写诗的惟一理由。
6、批斗
“文化大革命”那年，侯景贤勾结粮库工作人员冒领国库粮食，也就是犯了偷窃罪。这一年他15岁，被挂上黑牌子游街批斗。他挨过许多打，就像路边的一块石头，任何人都有权对他拳打脚踢。我的惊讶在于，他伤痕累累，居然没有被打坏打残，比方坐在轮椅上，落下后遗症、骨折、偏瘫、终身残疾什么的。刘义解释说：我自幼习武，家里有个祖传秘方，专治刀棍内伤，百治百灵。我连忙问他祖传秘方是什么？他说：早起喝自己小便。尿。
我们一起大笑，笑得都有些哽咽。
一次侯景贤被押回母校批斗，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教室还是那间教室，他却由当年的三好生变成少年犯。他的腿有些发软，头夹进裤裆，因为他知道台下有他亲爱的妹妹，她们是他惟一的亲人。哥哥可以忍受一切拳打脚踢，但是却无法阻挡射向妹妹心灵的利箭。他从前的班主任，一个曾经令他无比崇拜的女教师，咬牙切齿地揭发学生说：侯景贤为反动老子翻案，散布其父曾在台儿庄与日本人打仗的谎言。他十一岁就写出反动诗歌《登山》，直接影射我们伟大的党和毛主席……
那一刻，少年头重脚轻，他想大声争辩，说明那不是事实，他父亲确实上过抗日前线，负过伤，而他写的诗歌是一首得奖的校园诗。他没有撒谎，也没有影射什么，他是多么愿意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啊！但是没有人听他辩解，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那一瞬间，少年人听见自己的灵魂轰隆一声就跌倒在飞扬的尘埃里。
另一次批斗是在母亲工作过的地段医院。在少年人的灰色记忆里，母亲生前这座医院保留着他们家庭最后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这一天少年人的天空注定要彻底垮塌。医院人头如潮，喇叭里不断响起火车一样轰隆隆的革命口号。当他像只可怜的小狗一样被押上台来，台下许多人就坐不住了，有人动口，有人动手，还有人又动口又动手。侯景贤看见两个熟悉的阿姨，一个是医生，一个是会计，她们都是母亲生前的邻居和同事。女医生揭发侯家暗藏国民党反动匕首，以图变天之日对革命群众实施阶级报复。女会计则揪起他的头发，撕他的嘴，拧耳朵，兴奋地尖声嚷道：他狗爹是老反革命，他是小反革命，他狗妈是个＊……
少年人浑身血液“轰”地点燃了，他疯狂咆哮：我要杀人！杀你们全家！
会场沸腾起来，像火山爆发。一个阿姨奋力把他的头按在地上，像强迫牲口饮水，另一个阿姨脱下皮鞋猛击他的脑袋。侯景贤觉得脑门轰地一炸，一股滚烫的东西从鼻孔嘴巴里喷出来，跟拧开水龙头一样。然而这种东西不是水，也不是血，而是一种亮晶晶的液体，俗称“脑液”，传统说法就是脑子给打漏了。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理论，否则我的朋友刘义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2000年，刘义在曼谷对我讲出两个阿姨的名字，那是两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普通得好像草坪里两棵毫不引人注目的小草。刘义说，两个女人都没有好下场：一个在粉碎“四人帮”后进了劳改队，另一个女儿遭车仑.女干致疯。我仔细看看他的眼睛，然后问他：你还在被仇恨所折磨吗？
他叹口气说：仇恨曾经改变我的一切，我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复仇。但是后来我变了，尤其是当我经历更大的苦难之后，我开始原谅了那些人。她们何尝不是受害者呢？
刘义说他现在常犯头晕，这是那个暴力时代留给他的终身纪念。
7、逃亡
1968年，知青轰轰烈烈奔赴农村边疆，侯景贤也随堂兄一道从昆明来到“外五县”当知青。侯景贤原本不在下乡知青之列，他失学已久，属于社会青年，但是他更乐意下乡，因为城市早已容不下他，那里充斥着阶级斗争的恶风险浪。许多年后刘义说：我必须离开城市，对我来说边疆意味着自由。别人下乡哭哭啼啼，好像下地狱，只有我心中充满喜悦，那种感觉像什么呢……像鱼儿放归大海，鸟儿飞出牢笼。
然而好景不长，一纸内地人保组(公安局)的通缉令飞往边疆，通缉对象为“畏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未定性)侯景贤”。
我问刘义：你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关押在牢里，你为什么偏偏选择参加游击队？
刘义回说：那时候我偶然读到一本在知青中流传的小册子，书名叫《格瓦拉日记》。切·格瓦拉你知道吗？他是南美洲著名的游击队英雄，我觉得自己找到一条光明道路，那就是参加外国游击队。我决心用支援世界革命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回击别人对我的错误批判。
于是在许多年前一个多情而柔软的黄昏，天光像箭矢一样在清澈的瑞丽江上游弋，一个名字叫做侯景贤的知青逃亡者踽踽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看见他是那样年轻单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学生服，裤腿高高挽起，蹬一双黄球鞋。我看见他的人生足迹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像留在荒丘深处的一条虚线，然后迎着我的目光走过来。
一直走进2000年的热带都市曼谷。
1.雨季
1971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发生一起群殴事件，斗殴双方分别为农场复转军人和知青。该团领导出动武装民兵逮捕知青一人，管制十余人，批斗数十人，并将该案定性为“反革命暴动事件”。
1973年，一位新华社记者途经该团偶然听说这起事件，职业敏感促使记者开始对知青状况进行调查。一个多月后，一份呈送给党中央毛主席的《内参报告》被秘密送往北京。其中有如下披露：……第18团有31个单位，其中23个单位发生过不同程度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48人，被打知青110人，遭受三十几种刑法，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手段有二15种之多，例如：吊半边猪，猴子捞月，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跪砖碴，老牛扳桩，捆上后用钢筋搅，吊在空中往墙上撞(称撞钟)，罚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情况，派出联合调查组赴云南进行调查，并于当年八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外公开上述材料。周恩来总理批示说： 先念、登奎、德生、国锋、洪文、东兴同志：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 李先念副总理批示说：送国锋同志阅。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叶剑英批示说：事态严重。请电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
随着调查深入，摧残迫害知青的严重社会问题逐渐曝光，据不完全统计，仅1970年——1973年，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独立农垦师)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此类案件竟然多达几十万起，其中有的已经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2.花季
1991年，我去到四川某精神病院探望一个病人，病人是个中年妇女，她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任何人。据医生介绍，病人陷入严重精神分裂，基本上没有痊愈可能。我所以要去探望她，是因为她曾经是个兵团知青，十九岁那年被干部奸污。后来回城结了婚，但是那个丈夫不知道怎么听说了妻子在边疆的遭遇，精神很受伤害，就坚决地离开了她。女知青至此孤身一人，背了很重的包袱，再后来工厂破产，她也下了岗，四十岁那年她就疯了。
我隔着铁栅栏远远地看了病人一眼，那是个头发焦枯的活死人，戳在地上像半截木桩。她对我们这个日渐纷繁的世界已经没有知觉，她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一年后我们听到女知青离开人世的消息。她把自己变成一只鸟儿从楼上飞下来，飞向蓝蓝天空，享年四十一岁。
18团卫生队长孙涛，45岁，河北河间县人。1945年入伍，19
70年3月调入18团任卫生队长。副营级。奸污女知青11人，三人堕胎。占卫生队女知青人数一半以上……
李文峰，30岁，贵州石阡县人，18团20连指导员。正连级。奸污、调戏、猥亵女知青15名。被奸污女知青中有二人跳河自杀未遂……
——摘自联合调查组《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部
分干部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调查报告》
第16团5营3连连长陈忠友，有妇之夫，奸污、调戏女知青11
人，女知青上山割胶，听见树叶响都以为连长来了……
9营2连连长田宫成，有妇之夫，奸污上海女知青多人……(略)
——摘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映》( 1973 年第 4号 )
第10团司令部参谋孙小虎(正连级)，有妇之夫，长期奸污三名女
知青，并致使其中二人堕胎……
第10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
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20余人……(略)
——摘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会议简报》
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
在所有摧残迫害知青案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比例最大，占百分之六十
、七十以上，有的达百分之九十。例如河北省，仅1972年迫害知青案件
126起，奸污案119起，占百分之九十四。江苏、吉林两省，均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摘自《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简报》第八期
1 . 拷打批斗：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69起，仅一师批斗知青727
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2 . 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
黑龙江兵团：365起。内蒙兵团：247起。云南兵团：139起。广州兵团：193起。其中师级干部二人，团级干部38人……
——摘自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十一期
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的处理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自1969年组建以来，共发生破坏
知青上山下乡案件411起，其中奸污案207起，捆绑吊打案98起，凶杀二起，逼婚三起，打击报复五起，煽动外逃一起，死因不明三起，猥亵83起，弓虽.女干未遂九起。犯罪人员中，现役军人占116人(师级干部四人，团级九人，营级31人，连级105五人，参谋干事十人，其他七人)，地方干部犯罪245起。
已处理179件，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六。死刑四件，死缓二件，无期三件，十年以上四件，九年以下13件，行政处分138件，其他13件。
未处理二百三十二件，占百分之五十六点四……
——摘自云南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 14 期)
3.宫齐
2000年，我在曼谷终于长长吁出一口气来。
我在国内采访时，人们告诉我，监狱暴动所以得逞，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守宫齐叛变革命，倒向暴动分子一边。毫无疑问，宫齐是所有暴动分子中最狡猾阴险罪不可恕的一个。
三十多年后，暴动分子宫齐穿越岁月的重重迷雾走到我面前。
尽管我不远千里专程到国外寻觅这伙暴动分子，但是当这个被人们形容为“双手沾满革命鲜血”的老知青悄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还是无法掩饰内心的极大惊讶。他像块石头，咚地一声就砸进我脑子里，让我的思想久久不能平静。
我瞪大眼睛，重新开始打量这个从前叫做宫齐如今已经被称作邓宇辉先生的神秘男人。他个子不高，皮肤白皙，戴一副镀金边框眼镜，业已秃顶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旧西装收拾得干干净净，领带是收敛的暗红色那种，看上去更像一个谦卑的公司职员。他走路的姿势明显不大对劲，身体晃动，我看出他的左腿有点瘸，像一架高低不平的圆规。他的眼睛始终不大安静，像一对惊慌的蝌蚪，好像随时准备逃走。
我由此更加肯定他就是宫齐，别人告诉我，宫齐一条腿在前线受过伤。刘义显然对于这个一同坐过牢的难友很不满意，他不高兴地质问道：我怎么不知道你就、就是宫齐？你还是不是我的生、生死难友，啊？
老邓盯着酒杯忧伤地回说：对不起，我的小黑兄弟，如果不是今天相逢，我做梦都不敢相信曼谷侨乡会的总干事刘义先生就是你小黑。从前我们都是犯下滔天大罪的逃犯，谁要是不慎走漏风声，不是招来杀身大祸么？
我对老邓也就是宫齐说：请告诉我，什么原因促使你把枪口转向自己的战友？
老邓没有回答，他呆呆地盯着面前像岩浆一样翻滚的火锅汤，好像那里面煮着他的满腹心事。刘义替他斟满酒杯，夹一筷子四川年糕，然后大声说：人生难得几回醉。来来，咱们为重逢干一杯。
几杯过后，老邓表情起了变化，他抬起头来，一双被酒精烧红的眼睛盯着我们说：你们不是想听故事吗？我的故事是个噩梦，埋藏在心里太久……告诉你们，我下乡前就杀了人。
我们彼此看看，并不感到惊讶。武斗年代，多少中学生红卫兵杀过人，他们不是照样过得好好的吗？但是我们面前这个老知青的心理防线显然已经崩溃，他捧住头，像个孩子那样身体抽搐，然后小声哭起来，眼泪顺着手指缝滚落下来。我没有说话，静静等待一个久远的故事开场，我听见自己心脏被幸运的脚步踏得咚咚直响。我起身把包间的门关严实，然后给这个不幸的人倒了一杯茶水，我听见自己轻声对他说：老邓，在朋友面前，有什么心里话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吧。
4.比赛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史称“八、一八红卫兵纪念日”。喜讯传来，万众欢腾，人人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在那个革命时代，七亿中国人向往北京，但是多数人只能从报纸广播或者电影里认识北京，因为北京很遥远，而上北京城去见毛主席就更是可望不可及的幸运。
按照中央通知，各地红卫兵须选派代表分期分批前往。于是严重问题出现了，同一座城市，同一所学校，都是红卫兵小将，谁该上北京去见毛主席，谁又不该去呢？红卫兵互不相让，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许多地方甚至大打出手。后来有人提议采用一种公平的方式决出胜负，胜者到北京见毛主席，败者自动落选。
这种方式就是进行擂台赛。
老邓当着我们的面脱掉西装和衬衣，我们赫然看见他干瘦的身体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针孔。在毒品王国金三角，针孔就是尽人皆知的吸毒证据，难道老邓是个不可救药的吸毒者吗？可是吸毒应当是静脉注射，他怎么会搞得一身都是针孔呢？老邓淡淡地解释说：我不是吸毒者，这是红卫兵时代留给我的特殊纪念。
“文革”开始，全国流行毛主席像章，流行是一种时尚，时尚本身就是标新立异的代名词。毛主席像章林林总总，有的巨如脸盆，有的微如米粒，总之花样翻新琳琅满目。就是佩戴方式也五花八门各具特色：有别在帽子上当帽徽的，有别在裙子上做胸针的，有人别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人则把整个衣襟别得满满当当的，阳光一照，闪闪发亮跟金属铠甲一样。更有别出心裁的年轻人，为了显示勇气，他们在大热天不穿衣服，将毛主席像章直接别进肉里，挂在皮肤上，以追求忠诚和惊世骇俗的展览效果。
擂台赛的内容就是比赛把毛主席像章别进肉里。
擂台赛竟有数百人踊跃报名，其中不乏中学女生。这些狂热的少男少女，他们个个争先恐后跃跃欲试，好像报名参加时装秀。老邓向我们讲述这个发生在“文革”年代的荒诞故事时，我们窗外是东南亚大都市曼谷的闹市区，无数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水马龙都将从这里走进更加文明富裕的人类二十一世纪，但是我们却在倾听一个类似天方夜谭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发生在并不遥远的过去。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选手都将像章庄严地举过头顶，然后把钢针刺进自己柔软透明的皮肤。宫齐清晰地看见自己身体里面蠕动着许多像小蛇一样的血管，钢针一刺下去，那些惊慌失措的小蛇就猛烈地扭动起来，接着就争先恐后地爬出皮肤来。台下欢呼，掌声响起来，男选手骄傲地挺起胸膛，像章闪闪发光。女选手也不甘示弱，有个蔺姓女生，她是一个红卫兵头头，蔺女生当场把一枚钻石般的领袖像章别在光洁的额头上，赢得满堂喝彩。蔺女生抹去脸上血迹，面不改色心不跳，冷漠的表情使她看上去像个高贵的钻石女皇。
擂台赛一轮轮进行下去。水泥地面已经被热气腾腾的鲜血染红，像泼洒一层红油漆。比赛进行到第四十轮，台上终于只剩下两个顽强的对手，他们就是男生宫齐和那个姓蔺的女生。
宫齐单薄的身体几乎全部被金属像章所覆盖，他变成一个真正的钢铁战士，或者说像个具有挑战性的行为艺术家。他骄傲地站在众人之上，鲜血和献身精神使得他的身体好像一枝火炬那样熊熊燃烧光芒四射。而他的对手蔺女生也毫不逊色，她如同一轮美伦美奂的月神嫦娥，冉冉地升起在人们狂热的头顶之上。
人们如痴如醉，欢声雷动。
擂台赛直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来。
蔺女生在举起第五十枚像章时不幸昏倒在地，男生宫齐则坚持在自己头皮上刺进第五十一枚钢针，像升起最后一面胜利的旗帜，至此代表之争水落石出。当胜利者摇摇晃晃走下擂台，他看见天上闪耀着许多太阳，世界变成一座火焰山。
我问老邓：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他眼睛里笼罩着灰雾，脸上泛起若明若暗的亮光，像是未曾死灭的灰烬。他摇摇头说：比赛结束许多人都住进医院。我感染破伤风，险些送了性命。
5.武斗
1967年，武斗开始，全国几乎所有城市一夜之间陷入隆隆炮声和枪林弹雨之中。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枪声和血肉横飞的场面。有一天宫齐领导的战斗队意外捕获到一个重要俘虏，她就是对立派组织的女政委蔺女生。
时过境迁，蔺女生早已不是那个只会往脑门上别像章的革命小将，她在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飞速成长，成为这座城市一位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人们常常看见她身着戎装，像革命电影《红岩》中那位威风凛凛的双枪老太婆一样腰插双枪，柳眉倒竖英姿飒爽。当地人把红卫兵女政委传得神乎其神，比如中央文革小组亲自接见过她，比如她能把《毛选》四卷倒背如流，又比如她的枪法出神入化，左右开弓百步穿杨等等。女政委同宫齐的战斗队是死对头，双方为争夺市委领导权打了许多仗，死伤许多人。
女政委是单独驾车外出才落入对方埋伏圈的。她很坚强，毫不畏惧，一张利嘴像飞刀，把那些审判她的男生弄得下不了台。她跟他们针锋相对地辩论，引用领袖语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男生恼羞成怒，不跟她辩论，开始动手打她。打耳光，抽皮带，灌凉水，坐“老虎凳”。但是她绝不屈服，喊口号，唱《国际歌》，怒目而视，眼睛里充满篾视，简直跟《红岩》里的江姐差不多。弄得男生都有些心虚，他们商量给她上更厉害的刑罚，比如烧红的烙铁，往手指甲里钉竹签，灌辣椒水，上电刑，但是宫齐不同意。他说咱们不成了渣滓洞白公馆的国民党反动派吗？
女俘虏一头短发，青春的脸庞被一层神圣的悲剧光辉所笼罩，简直跟电影里的圣女贞德一样。尽管挨了打，嘴角淌着鲜血，她还是不断奚落对手：你们不就这点本事吗？来呀，试试看吧……红卫兵是钢铁铸成的。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你们可以折磨我的肉体，但是你们休想改变我的信仰！
我相信此类“文革”故事早已泛滥成灾，我惟一关心的问题是，女俘虏与后来的境外暴动分子宫齐的个人命运有何联系。我问他：那么你杀了她？一时冲动？杀人灭口？
老邓摇摇头说：我们并不想让她死，但是我们一定要打败她。
宫齐想出一个恶毒主意，他们将俘虏衣服剥光，然后推上楼顶去展览示众。当遮掩女孩子美丽身体的衣服一层层剥落下来，男孩子们的眼睛一下子全都睁不开了。他们都不由得眯缝起眼睛来，好像他们面前是一轮太阳，他们的眼睛都被太阳射出来的光芒给刺疼了。
我小心地问：你……把她推下楼？
老邓说：不，她自己跳下去了。
6.下乡
1968年春天，红卫兵战士宫齐插队边疆当了知青。1969年初春，城里传来“一打三反”的风声，下乡知青宫齐随即神秘消失，而另一个金三角游击队员宫齐却诞生了。
1.恋爱课
知青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有许多课程，比方“劳动课”、“生活课”、“三大革命课”，还有一个重要课程就是“恋爱课”。
一对重庆知青，女生白天上山种橡胶，男生白天睡觉，夜晚给牛圈站岗。这对牛郎织女不知怎么偷偷好上了，女知青就常常趁着夜幕到牛圈与男知青幽会。日子一长，这对年轻人就变成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除了对方整个世界都不存在。忽然天上一道闪电劈下来，接着又有许多道，他们被抓住赤裸裸的“现行”，然后押回连队游行示众，用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广大知识青年。女知青不堪受辱自杀了，男知青疯了，后来跌进水塘淹死。这件事被兵团内部通报批评，教育广大干部执行政策的时候“要让犯错误的同志穿衣服”。
广大知青的“恋爱课”上得很不成功，简直可以说一塌糊涂，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再教育”彻底失败。
关于农场知青恋爱婚姻情况的调查报告。(前略)
……橄榄坝农场(原四团)某分场，未婚同居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东风
农场(原二团)某分场达百分之七十，其中第八连未婚同居率为全农场之首
，为百分之九十以上。勐养农场(原三团)某分场八连，上海知青60人，
全部未婚同居。已婚八人，都是先怀孕后结婚。某分场一连，61名知青
，未婚生育九人，还有38名知青临时配对生活。某分场12连，42
名知青，堕胎11人只有一对结婚。
……私生子现象严重，仅景洪农场(原一团)今年一至五月份不完全统
计，非婚怀孕232人，生下婴儿108八名。黎明农场(原五团)同期有私生子51名。……私自堕胎造成的死亡现象各农场年年都有，有的农场多达一年十几起。为争夺对象打架斗欧致人死亡事件也时有发生。
——摘自云南省知青办《情况反映》
1992年，一封边疆来信辗转寄到内地一群老知青手中。写信人是个16岁的少女，一个被遗弃的知青后代。此刻她的家在一座白云缭绕的少数民族山寨里。她在信中苦苦呼唤：我的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呢？
老知青们凑集一笔经费，不远千里赶到边疆把这个知青后代接回城市。少女离开的时候，她的少数民族养父母伤心地晕倒在地上。问题是回到城市的知青后代更加痛苦，因为她不仅无法找到亲身父母，而且失去边疆的养父母。后来有消息说，那对知青当时并未结婚，男知青早已不知去向，女知青回城后埋葬伤心史重新做了别人的妻子。
九十年代，一部名叫《孽债》的电视连续剧在全国热播，该剧讲述西双版纳一群被遗弃的知青后代返回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电视剧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孽债”成为全国观众的热门话题。
未婚生育以及“孽债”故事在知青中并非大多数，以我所在农场为例，有案可查的也就几十起吧，约占知青总数的百分之二、三。然而全国下乡知青总数为1700万，百分之二、三该是多少呢？
2.负伤
1969年，下乡知青宫齐变成一个国际主义战士，倒不是说他有多么远大的胸怀理想，而是别无选择。新战士宫齐在成为伤员以前一共打过两次仗：一次进攻，一次防守。进攻是打伏击，事先埋伏在丛林小路上，交火后敌人逃窜。一个同班知青立功心切，犯下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他单独追击两千米，结果被敌人消灭在一片小树林里。
不久战斗再度爆发，敌人进攻，游击队坚守阵地。残酷的激战把白天打成黑夜，炮火又把黑夜变成白天。战士宫齐刚刚发现子弹打光，狡猾的敌人就摸上来了，随着枪声、喊叫声、咒骂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连空气都恐惧得发抖。一颗手榴弹扔过来，滋滋地落在脚下，他只来得及就地一滚，随着一声巨响，他看见一团火光腾起，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他睁开眼睛，四下声息全无，没有战斗呐喊，也没有枪声炮声，好像做过一场恶梦。他动一动胳膊，两只手都很完整，但是两条腿却没有响应。他开始往下摸去，发现腿麻木冰凉，好像不属于自己……
他大喊几声，没有人应声前来帮助他，战友都不知去向，山风把他空荡荡的声音刮跑了。他惊慌起来，看来战斗早已结束，游击队已经撤退，要是他站不起来，不能迅速撤离的话，那么天亮之后他将必死无疑。
天空下起雨来，雨水和着咸津津的泪水一直流进干裂的嘴唇。天亮后敌人将搜山。他开始试着动起来，拖着伤腿搜集子弹手榴弹，他宁可跟敌人同归于尽。
忽然有个声音在草丛里响起来，把他吓了一跳。他问：你是谁？是敌人吗？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这回距离更近，几乎就在头顶上。他忽然有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浑身一下子瘫软下来，因为他听得清清楚楚，这是一句熟悉的中国话。
中国话问他：喂宫齐，你活着吗？
3.战友
一个知青战友拯救了伤员宫齐的生命。
许多年以后宫齐对我说，那个知青战友是专门为他返回阵地来的。其实战友并没有一定要赶回来拯救他的义务，游击队已经撤退，即使那个叫做宫齐的伤员被敌人杀害也与他无关。从个人角度讲，战友不是班长，他们只是同班战友，并无深交。一个普通战士，谁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与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的伤员捆在一起呢？你难道不懂得珍惜生命吗？
但是战友还是毅然决然地摸回来，当伤员宫齐再次从昏迷中醒来，他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座隐蔽的山洞里。山洞像一艘船，无论外面的大海如何风浪滔天，伤员宫齐的心情却安静得像个婴儿，因为有战友保护他。
天亮敌人开始搜山，枪声此起彼伏，搜山的敌人几次与山洞擦肩而过。伤员看见战友沉着地守护在洞口，他趴在地上，冲锋枪保险已经打开，填满子弹的黑色弹夹整齐地摞在地上。战友将几枚揭开盖子的手榴弹紧紧地握在胸前，感觉像一个采蘑菇的人，他要从泥土里捧出一堆惊喜。
于是这些无声的语言就永久留在宫齐的生命记忆中。
我问老邓：他是个特别优秀和忘我的战士对吗？
老邓说：关于这个知青，他本身就是个谜，称得上众说纷纭毁誉参半。连我也说不清他究竟是个天使，还是个魔鬼。
我很惊讶，我说：可是他救了你的命啊！
老邓摇摇头说：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冥冥之中上帝做出安排，那么这就是你的命运。
我疑惑地说：他叫什么名字？
老邓低声回说：一撮毛。
我和刘义互相望望，然后愉快地笑起来，因为这个绰号唤醒我们对于历史的久远记忆。“一撮毛”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土匪，他的反面形象在那个年代为中国观众广为熟知。老邓解释说，因为这个知青脸上有颗痦子，痦子上长着一撮黑毛，所以得此雅号。我们请教他的大名，老邓嘴唇动了动，吐出两个字来：
——蔡东。
我感到一道光亮从心底的天空划过，一瞬间让我看到希望。另一个大名鼎鼎的蛮光监狱暴动主犯蔡东终于浮出水面。平心而论，他的出场称得上光彩照人，可以说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简直有一点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三十多年前，一场突起的丛林大雾帮了游击队员的忙。敌人去远了，蔡东背着宫齐在山里转了两天，终于归队。“一撮毛”蔡东的英勇行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嘉奖，因为他的功劳被违反纪律擅自行动的错误所抵消。伤员宫齐被送进后方医院，他的腿经过抢救治疗，其中一条变短了一点。鉴于他不再适合重返前线，上级将他调到后方监狱看守犯人。
那座关押犯人的两层土楼名字就叫做蛮光监狱。
4.看守
关于瘸腿的监狱看守宫齐，我在国内收集到一些支离破碎的印象，归纳起来几乎都是义愤。一个打过仗流过血的游击队员，他没有理由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战友啊！
“背叛”就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宫齐不仅出卖自己，还杀死那么多战友，因此他的罪恶灵魂已经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我的目光透过袅袅升起来的火锅水雾，我看见面前这个叫做邓宇辉的老知青一脸沧桑，表情疲惫而艰辛。我认为他更像一个为生计而奔波的芸芸众生，一个为了养家糊口而辛勤劳碌的小职员。我仔细研究他的表情，希望找到读解过去那部血腥历史的蛛丝马迹，然而我失望了。我看见这是一个温和、谦恭和忍辱负重的中年人，没有野心，没有雄心壮志，也没有吞吐世界的气魄和舍生忘死的抱负，除了生活和岁月风雨留下的磨砺痕迹外，他只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只蚂蚁。我不禁怀疑，许多年前那个皮肤上挂满像章的红卫兵，那个“赤遍全球是我家”的游击队员哪里去了呢？
老邓讲了一个故事，守备队日常工作有外出筹粮，执行这个任务很艰苦，金三角山大林密，部落群众极为贫穷，途中常常还会遭遇战斗。有次宫齐不幸染上一种可怕的丛林疾病，俗称“出血热”的恶性疟疾，同行的守备队夏队长连夜背了一百多里山路将他送进游击队医院，而另外一个中国知青王永强也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在生死关头，“战友”一词的含义就是血肉相连。
我说：你并不应该仇恨游击队，你对战友也没有深仇大恨呀？
老邓抬起头来，我看见他的目光很沮丧，像个绝望的自杀者。我说：请告诉我，你在当监狱看守期间遭受过什么挫折吗？比如批评处分、与人不和、受排挤打击、对上级不满等等。还有你恋爱了吗？遭遇失恋打击吗？
他摇摇头说：在蛮光监狱，我是个尽忠职守的好士兵，好看守，没有任何遭受处分的记录。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曾经是个理想主义者，否则我为什么要越过国境来参加游击队呢？
我说：可是夏队长、王永强还有许多战友都被你们打死了呀？你该作何解释呢？
老邓好像被人打了一巴掌，脸上现出一种疼痛的表情。他的目光迅速暗淡下去，好像将要熄灭的炭火。我听见他嗫嚅地回答说：有时候……年轻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啊。
有人告诉我，夏队长与宫齐关系亲密，宫齐曾经教过夏队长双胞胎女儿识汉字，女孩亲切称呼他为“阿哥”。但是这个知青阿哥却亲手杀死了她们的父亲，把她们变成孤儿。
还有人说，守备队是个团结战斗的大家庭，战友待宫齐亲如兄弟，但是宫齐却亲手毁灭了这支部队。这难道不是恩将仇报和恶贯满盈么？
老邓把自己变成火锅里的一条鱼。他脸色绯红，血管暴胀，五官被坚硬的疼痛挤歪。我相信这是个注定要遭受地狱之火煎熬的灵魂，他活着比死去还要痛苦一万倍。
5.夏队长
夏队长是汉人，但不是中国人，他是个金三角“小汉人”。
金三角“小汉人”就是汉人移民后裔。相传明朝末年，大批忠于明王朝的汉人为反抗清朝入侵逃进金三角。这些勤劳勇敢的汉人沿着萨尔温江两岸定居下来，开荒种地，建造房屋，经过几百年繁衍生息，终于在金三角形成一个特殊的汉人移民群落。这些汉人世代讲汉话，写汉字，遵循祖训，穿戴汉人服饰，以汉人道德习俗相传，因此当地人称其为“小汉人”。
夏队长是个老资格游击队员，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到过中国，无比崇拜中国领袖毛主席，决心以中国革命为榜样把金三角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到底。他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成为游击队一个优秀指挥员。数年前他妻子分娩难产，等他打完仗从前线赶回来，妻子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留给他一对没有睁开眼睛的双胞胎女儿。
正是因为这对失去母爱的双胞胎，前线部队的夏营长才变成后方蛮光监狱的守备队长。夏队长是个爱兵如子的好长官，如果战士生病，他必定会亲自嘘寒问暖，吩咐伙夫干老三加做病号饭，让你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但是如果你不幸违反纪律或者犯下错误，他会毫不留情地惩罚你，像暴君那样当众抽打你，关禁闭，甚至关进黑牢，给你留下铭心刻骨的教训。
夏队长还是个以身作则的好长官，他把部队管理得井井有条，监狱看管得滴水不漏。他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无论春夏秋冬每夜必定起床查哨，察看牢房，无论犯人玩弄什么阴谋诡计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蛮光监狱自创建之日从未发生过犯人越狱或者逃跑的恶性事故，因此守备队常常受到上级表扬。
守备队员不用行军打仗，不用上前线冲锋陷阵，这支部队基本上画地为牢，只要牢牢地盯住犯人就行了。犯人也绝没有脱逃或者越狱的可能，倒不是监狱多么坚固结实，而是犯人一旦入狱往往不用一两个月就要进行快速甄别。
甄别是决定犯人命运的大事。战争年代，形势风云突变，敌人在进攻，前线硝烟弥漫，哪里顾得上一道道繁复程序？何况“大清洗运动”之后，牢里犯人剧增，所以这种快速甄别就尤其显得重要和关键。
甑别犯人的工作通常由保卫部特派员来执行。特派员身穿同战士一样的绿军服，表情很严肃，军帽很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然后打开犯人卷宗来一个个叫名字。叫到的犯人出列，接受甄别。
其实甄别也没有多少依据，一是卷宗材料少得可怜，许多犯人被一张薄薄的纸片就送进监狱来了。二是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游击队天天打仗，谁来调查研究呢？既然没有足够的依据，那么特派员只好依据自己的感觉和印象，也就是判断力来决定一切了。如果特派员判定你有罪，那么你就有罪，反之则无罪。由于后方监狱不能无限期关押犯人，所以快速甄别的结果一般只有两个：枪毙，或者释放。
特派员就是犯人的上帝。如果特派员掏出右边口袋里的蓝钢笔来，那就意味着你的幸运降临，比方我的朋友刘义也就是侯景贤在经过几次提心吊胆的问话之后终于看见特派员的手伸向蓝钢笔。但是如果那只手伸向插着红钢笔的左口袋，那么你的悲惨命运就此注定了。你的名字将被打个红＊，被当作反面教员当场枪毙。
刑场空地上事先挖好大坑，喝令死刑犯跪下。如果是中国知青，宫齐的心会掉进冰窟里，尽管他自己好好活着，没有谁来拖走他，打碎他的脑袋，但是他心里还是狠狠地疼。
6.命运
命运是一双手，分别叫做偶然和必然。必然决定命运，偶然改变命运。
许多年前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宫齐身背冲锋枪站夜岗。一个细小的声音好像从遥远的火星传来，蚊蝇一般嘤嘤嗡嗡地钻进他的耳朵。声音说：宫齐……是你吗？
宫齐拧开手电筒一照，在一团黄糊胡的光晕中，他看见监牢窗口露出一张不怀好意的笑脸。尽管这张脸被暗夜严重扭曲，像幅年久失真的潦草画像，但是还是有个相当熟悉的东西一下子撞进心里，令他险些叫出声来。那是一颗难看的痦子，痦子上一撮黑毛像筷子一样戳进他的眼睛。
他钉在原地不动了。
犯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救命恩人，“一撮毛”蔡东。
1、资料
……上海知青慰问团在我省农场部分连队进行卫生健康调查。调查结果，知青健康状况普遍较差。例如勐捧农场八分场五队，现有上海知青64人，验血结果，贫血者达43人，约占百分之七十。血色素男生平均九克，女生平均八克，最低 只有五克。另外，知青几乎百分之百患有胃病，风湿关节炎，肝肿大和营养不良等多种疾病。
……边疆农场建设步伐太慢，知青最早来的已有十年，但是仍有百分之
五十到七十仍然住在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缺少油
、菜、肉，一到雨季就断菜，天天喝盐水汤。平均每月吃一回肉，最差的连
队一年只能吃到半斤肉……(略)
——云南省知青办 《情况反映》(摘要)
2、病退
知青病退之风始于1972年。
所谓“病退”，就是“因病退回原籍城市”之意。政策明确规定某些重大疾病为病退理由，比如肺结核、肺痨、癌症、高血压、心脏病、肾盂肾炎、严重胃溃疡、胃穿孔等等。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知青政策，体现人道主义关怀。
有政策就有对策，只要能回城，什么方法都一样，反正条条道路通罗马。有知青从城里开来盖着医院公章的证明，干部明明知道他一顿能吃两斤饭，但是无法对他进行质疑。还有的知青，“除了思想不好哪里都好”(当地干部语)，但是当他拿着医院证明来来病退，谁也对他无可奈何。那个时期的知青民谣唱道：医院大门是通往回城的胜利路，医生是知青的大救星。
一位学者记载这段中国青年史上最奇特的病退风潮：
刚兴起办病退时，最流行的是弄成“肺穿孔”。操作极方便，弄点香烟锡箔贴在背心上，＊光机一照就是一个洞。不过这一套用多了就不灵了，只要医生把你多照几个方向马上就露馅儿。接着知青搞起新操作法——透视前连抽几支浸泡碘酒的纸烟，效果不错。但这样干未免有损革命本钱，弄不好落个肺癌，那才活该冤枉。往后流行的是制造高血压，操作简单，行之有效——量血压时臀部微微离座，双腿呈马步半蹲。心中尽力使劲，但脸上要显若无其事。但医院对此也有对策，只要是知青复查，就要你睡一觉，躺着量。
有一阵最时兴的是肾炎。一滴血，两滴蛋清，半瓶尿，摇转摇匀，神仙都查不出来。复查时再熬几个通宵，皮泡眼肿效果更佳。再有就是胃溃疡，头天吃点猪血，第二天作个大便常规，起码三个＊。当然其他名堂还多，不过一来技术复杂，而来还需要点表演天才，整不好反而弄恰成拙。
要是复查时遇到那种较真的医生干部，亲手把着瓶子来接你的尿，病退可就办不成了……
——杜鸿林《风潮荡落——中国知青史》
这是一场知青病退回城的淮海战役。知青充分调动聪明智慧和天才想象力同医院和医生作斗争，说到底是同命运作斗争。据不完全统计，1972——1978年，全国约有一百三十万病退知青幸运地突破各级医院层层拦截，然后浩浩荡荡地返回城市。
3、蔡东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老知青蔡东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历史，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境外知青，一个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罢了。
人们对我说，蔡东所以成为暴动分子和游击队叛逆是有深刻原因的。他胸无大志，不读书学习，思想境界低下，甚至在游击队驻地偷鸡摸狗，致使当地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他们举例说这伙人某年某月竟敢偷吃游击队机关养的狗，哪里还有一点游击队员的样子？
一个老知青说：你见过什么是“杀人不眨眼”吗？告诉你蔡东就是。他简直嗜血成性，有次抓到一个替敌人做事的俘虏，他不顾那家老小苦苦哀求把枪管塞进俘虏嘴里，扣动扳机的时候他居然还在笑。
我说：滥杀俘虏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他们不出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游击队常常纵容它的士兵大开杀戒。
还有人说，蔡东常常下山去嫖妓，搞女人，他后来染上杨梅大疮住进医院。
一位女战士说：这个脸上长着一撮黑毛的人，看女孩子的眼光像苍蝇一样叮在你脸上，想想都叫人恶心。
采访渐渐在我头脑里形成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外号叫做“一撮毛”的老知青像个面目可憎的坏蛋。至少像个反面人物。但是我的同学曾二杜对这个饱受非议的战友表现出少有的宽容，他说：蔡东打仗勇敢，不怕死，多次立过战功。这个人江湖习气重，讲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比如那次救宫齐。这个人胆大包天，几乎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所以常常连班排长也要让他三分。
“知子莫如父”，据说蔡东的父亲生前反复对人唠叨说：这个孽障，他娘就是被活活气死的……混世魔王哪。
但是2000年我在曼谷火锅店里却听到另一番见解。老邓也就是宫齐为自己朋友辩解说：蔡东其实有许多被人误解的地方，他是个胆量过人和勇气十足的战士，许多知青上了几回战场还是双腿发软，蔡东不会，他好像天生就是当兵的材料。一次班长怕死，下令放弃阵地，蔡东拿枪顶住班长，结果不仅保住阵地，还消灭几个敌人。
我说：是否因为他于你有救命之恩，你才为他辩护？
老邓说：他救过不止我一个人。如果是一个胆小怕死和自私自利的人，他怎么可能返回阵地来救我呢？
许多人都说，蔡东有个不可救药的爱好，那就是酷爱武器，无论多么复杂的武器到他手里都会变得得心应手。他对武器的热爱可与杀人相提并论，因为武器的功能是杀人，一件好武器如果不杀人就体现不出价值。一次缴获一批美制进攻手雷，众人都很新奇，据说这种手雷威力远甚于中国手榴弹。蔡东顺手就将手雷扔进俘虏群，一下子鬼哭狼嚎，果然炸倒一片。
蔡东入狱的罪名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我怀疑这个充满政治色彩的罪名是否抬举了他。老邓反驳说：你错了，自从游击队发动“大清洗运动”，就算你不懂政治，政治还是要找上头来。
三十多年前，一轮圆月高挂空中，夜色如潮，远山近峦都沐浴在银色的天光之中。年轻看守宫齐听见命运的战车隆隆地向他驶来，他知道自己不可抗拒。
蔡东说：你来认识一个人。理论家。
4、理论家
“理论家”就是北京知青卫眼镜。
在境外知青中，卫眼镜是个知名人物，但是真正有幸认识他的人并不多。许多老知青试图向我描绘这个据说极为狂妄的北京知青，但是他们传达的不过是一些走了样的二手印象。据说这个人拥有一张瘦脸，脑袋也不大，他的脸色永远是苍白和缺少日照的那种，说明他习惯彻夜读书工作。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玻璃镜片后面那双小眼睛深邃而锐利，像哲学家的理论符号。北京知青谈锋犀利，目光咄咄逼人，一顶军帽掩盖不住被山风拂乱的卷发，看上去像一头瘦骨嶙峋的狮子。只不过这头狮子的武器不是牙齿，而是思想。
关于卫眼镜的身份来历至今仍有许多疑团。一种说法是，这个北京知青其实不是知青，是个大学生，因为炮制轰动全国的大字报《十问中央文革小组》，被定性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只好仓惶混入下乡队伍逃过国境，变成一名光荣的游击队员。也有人肯定地对我说，卫眼镜就是北京的李长虹。李长虹是北京某名校学生，以刻苦攻读马列主义和擅长辩论著名，是“文革”初期著名的红卫兵思想家。还有人说卫眼镜其实什么也不是，他充其量就是个满脑子胡思乱想的诗人，偏执狂，喜欢天马行空和胡言乱语而已。不管怎么说，三十多年前的北京老知青像个天外来客一样闯入我的视野，我坚持认为有关他的每一种说法都允许成立，同时都缺少依据。
关于战场上的卫眼镜，人们几乎让我建立起一个与弱者相等的印象来，换句话说，卫眼镜基本上不具备消灭敌人的能力。他先是调离前线在后方做教员，后来又到群工部门当文书，做些抄抄写写的后勤工作。
我问别人：这个卫眼镜，是那个坚持反对消灭敌人后方医院的知青眼镜吗？
回答是模棱两可：也许是吧，也许不是。谁知道呢？
混世魔王蔡东变成一名###完全是个奇迹，因为他的人生轨迹与那些高深莫测的理论和思想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老邓纠正我说：是卫眼镜影响了他。他崇拜老卫，就像崇拜圣人。老卫有句名言，不是枪杆子打天下，而是思想打天下。事实上他们不仅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还结拜兄弟，成为金兰之交。
我只好目瞪口呆。
三十多年前，监狱看守宫齐第一次被人领到###卫眼镜面前，他看见这个被称作“理论家”的北京知青伫立在黑暗的大幕深处，他的身后并排站立着许多知青犯人，他们人数众多，看上去像一堵墙。理论家的声音就是墙的声音，他断断续续地对宫齐说：你的任务是……帮助……越狱。
5、败露
宫齐倒下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选择比战斗更加艰难，战斗是杀开血路，选择却是站在三岔路口，无论倒向哪一边都意味着背叛。
对宫齐来说，帮助犯人越狱是一个新课题，监狱看管严密，即使夜里放走犯人也难保不被发现。守备队装备精良，一旦拉响警报，他们等于自取灭亡。
两天之后，病床上下来的看守宫齐形同枯槁。
夏队长亲自来向病人嘘寒问暖，他的身后跟着那对过早失去母爱的双胞胎姐妹。小姐妹手中拎着一只热气腾腾的小瓦罐，瓦罐里盛着味道鲜美的酸笋鱼汤。宫齐知道，小鱼是小姐妹从山沟里捉来的，酸笋是队长向寨子老百姓买的，这不是人间真情是什么？在远离父母亲人的金三角，一切关爱、温暖和真情难道不值得好好珍惜吗？他鼻子一酸，眼泪险些滚下来，鱼汤几乎打垮知青看守的内心防线。许多年后老邓反复对我说：夏队长是个好长官，他待我情同手足，后来发生的事我一点也不怪他。
战士宫齐的精神反常没有逃过夏队长的火眼金睛，长期革命战火的考验使得守备队长随时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他像一架机器，忠于职守，爱憎分明。爱护同志就是决不宽恕敌人。夏队长不动声色地将宫齐监视起来，而心怀鬼胎的中国知青对此毫无察觉。很快案情有了重大进展，有人发现宫齐利用当值机会同犯人接触，还偷偷递进去一包可疑的东西。经突击搜查，牢房里查出军用刺刀和锯条，可以肯定这是一起内外勾结准备越狱的重大犯罪事件。
夏队长一面下令采取紧急措施，将有重大作案嫌疑的看守宫齐看管起来，一面连夜派人向上级报告。
7、钟声
晚饭的钟声终于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亚热带黄昏敲响起来。
守备队发布作息命令不用号声，而是由伙夫干老三一日三餐敲钟执行。那口钟准确说不是钟，是一只前线驮回来的炸弹，那只炸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爆炸，所以挂在树上变成一口钟。宫齐对监狱一成不变的生活规律早已烂熟于心，他即使闭着眼睛也能想象出伙夫敲钟的可笑模样。干老三像个拙劣的打手，一下下用铁棍拷打那个犯人，但是犯人并不畏惧，它伺机反击那个愚蠢的对手，如果人们听见一声暗哑的痛苦呻吟，那准是干老三不当心被铁棍砸了自己的脚。这幅欢乐的景象永远是监狱生活必不可少的序幕和前奏曲。
守备队完成一天训练，士兵个个都像解除劳役的囚犯，从四面八方返回营房。晚饭是他们一天中最有理由期待的快乐时光。士兵奔上木楼，卸下沉重的子弹带和冲锋枪，然后成群结队抓起毛巾、面盆和口缸到厨房外面的空地上用水。水是犯人白天从下面山沟里背上来的，士兵光着膀子，他们用面盆从一只大木盆里往外舀水，或者哗啦啦从头顶往下淋，人人都发出痛快淋漓的喊叫声。飞溅的亮晶晶水花把他们变成一群欢乐的鱼儿，。
饭前要举行庄严的敬祝仪式，敬祝之后才以班为单位进餐。士兵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圆，以菜盆或者汤盆为轴心，班长一声令下，大家同时开始咀嚼。这时候空地上很安静，只听见一片蚕食桑叶的咀嚼声。谁要是吃饱了，或者没有吃饱都要举手报告，然后伙夫干老三就假装皱着眉头很不满地走过来，用饭勺结结实实地将士兵胃口填满。监狱粮食供给通常都很充足，所以年轻伙夫常常就会迈着信心十足的步伐到处走来走去，好像他手中的勺子掌管着监狱命运。
宫齐竖起耳朵，屏息静气地倾听命运的脚步声。他听见士兵奔回楼上的脚步很笨重，那是一种饥饿的脚步，把木头楼板踏得咚咚乱颤。他听见往日的战友互相大声说话，有人快活地骂人，彼此取笑打闹，他们纷纷把冲锋枪往枪架一靠，子弹袋挂在墙上，武器们发出一阵很杂乱短促的抗议就归于安静。随后士兵跑下楼去，奔向山坡上的厨房。开饭到换岗之间有半个小时，这是他惟一的机会。此刻他的大脑能想象出冲锋枪静静躺在搂上的动人情景，它们在向他招手。
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窗外的王永强。哨兵背对禁闭室，看不清他的表情，他把冲锋枪斜挎在身上，姿势相当僵硬，像棵不堪重负的歪脖子树。外面是双岗，另一个游动哨是个姓李的金三角“小汉人”。李哨兵显然早已饥肠轱辘，他不停地朝厨房方向驻足张望，不大留心这边的情况。
宫齐在心里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只能赶在王永强换岗之前行动，否则将坐失良机。他打开禁闭室的铁门，由于太紧张，差一点把钥匙片拧断在锁孔里。那一刻，仿佛全世界都听见他的心跳。铁门打开了，锈蚀的活页发出“嘎吱——”一响，这个动静放在平时不算什么，但是在越狱犯听来却如同炸雷一般。幸好远处那个哨兵没有回头，宫齐几步窜到王永强跟前，他低声说：快把枪给我。
王永强脸色惨白，身体怕冷似地颤抖，他说：你、你快回去……晚上、等晚上……
宫齐下令说：你叫哨兵过来，干掉他！
王永强好像没有听见，像个聋子，宫齐明白他已经被恐惧压垮了。不能指望“强巴”，如果李哨兵回过头来他们就全完了。他伸手去抢冲锋枪，不料王永强死死抱住不给，两人你争我夺地拉扯起来。恰好这时李哨兵转过身来，宫齐恶狠狠地大喝一声：干什么你？这么多人的命啊！
王永强身体一震，手松开来，宫齐抱过枪来就地一滚，两支冲锋枪几乎同时响起来。他看见呆呆站着的“强巴”好像被人猛推一掌，颓然地跌坐在墙跟上，胸口绽开一朵灿烂的血花。宫齐无暇他顾，迅速击毙哨兵，解下钥匙来打开牢门，放出那群早已眼睛充血的囚笼野兽来。
8、暴动
这是一场火山爆发。
犯人冲出牢房就不再是绵羊，他们夺取枪支弹药就变成一群死神。守备队正在开饭，许多战士端着饭碗就栽倒在地上，汩汩鲜血染红泥土。暴动分子大开杀戒，把蛮光监狱变成一座血肉横飞的屠场。
夏队长一听见枪声就明白出事了，他拔出手枪果断击毙多名暴动分子，掩护少数守备队员逃生。后来他停止抵抗，扔掉枪，举起双手走出来。那一刻枪声完全平息下来，夏队长的胸口迎着暴动分子黑洞洞的枪口。
我不理解夏队长为什么不抵抗到底，老邓解释说：因为我们威胁要放火，屋子里面还有那对双胞胎姐妹。
据说夏队长倒下的时候像棵庄严的大树，而他的身后是那一对不懂事的小姐妹惊骇的脸庞。老邓告诉我，许多年后他曾在金三角一座小镇上偶然遇见那对孪生姐妹，双胞胎已然长大成人，姐妹俩合开一间米粉店。姐姐主厨，妹妹做招待，但是姐妹俩都没有认出他来。他埋着头匆匆吃完米粉，把身上仅有的几张钞票扣在碗底就逃开去了。
在这场尸横遍野的监狱暴动中，知青抓住惟一活着的俘虏就是伙夫干老三。干老三是守备队惟一没有武器的士兵，枪一响他就躲进厨房里筛糠，当知青把他从厨房里抓出来时，伙夫像只口袋一样瘫软在地上，遍地鲜血和死尸已经快要把他吓晕过去了。
人们在处置俘虏问题上发生争执。蔡东坚持杀人灭口，他的理由是既然已经暴动，多杀一个和少杀一个结果都一样，重要的是不能给游击队留下活口。心慈手软等于自掘坟墓。
多数知青反对滥杀无辜。他们反驳说：不管怎么说咱们不是法西斯，也不是土匪强盗。不然我们不是跟反动派一丘之貉了吗？
蔡东很生气，他一生气痦子上的黑毛就抖动不停。他嘲弄说：可是游击队抓住你们这些暴动分子会怎么样呢？给你们挂大红花吗？你们还是想想那些被吊在树上放血的反革命吧，那就是你们这群人的可耻下场。
人们都拿眼睛看“理论家”，北京知青声音低沉，言简意赅，他说：我赞成放掉俘虏。我们不是心慈手软，是向真理屈服。向真理屈服不是耻辱。
死里逃生的俘虏获准离开监狱。他慌慌张张挪动脚步，迈开长腿，蹦蹦跳跳像头山羊。在渐渐浓重起来的暮色中，蛮光山谷一片宁静，半只弯弯的月亮不知何时已经剪贴在树梢上，人们注视着山羊与月光赛跑。
突然枪声响起来，尖锐的枪声击碎宁静的空气，人们禁不住浑身一颤。“一撮毛”蔡东不怀好意地打了一个口哨，他的冲锋枪口还在冒烟，他恶作剧地打出一串子弹，只不过稍稍抬高枪口，将子弹打到月亮上去。然而那个无辜的逃生者却倒下了。原来伙夫受了惊吓，一头撞在大树上，不幸当场身亡。
9、逃亡
2000年，我在曼谷一家火锅厅终于找到这群暴动知青的历史踪迹，他们一共十二个人，十二条枪，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他们的名字分别是：
宫齐、蔡东、卫明峰、杨宏建、贺玉海、黄宁、鲁卫东、
车建国、罗兵、李耀辉、蓝国强、向宇。
时间的车轮毂榖前行，不久游击队大队人马就将像潮水般涌来，把监狱围得铁桶一般。继而整个根据地，乃至整个金三角很快都将拉响警报，到处布下一张张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来。在这个危机四伏的金三角之夜，卫眼镜引用了一句西方诗人的诗句，他说：上帝死了，我们去寻找真理吧。
年轻的暴动分子离开那座血流成河的蛮光监狱。漆黑的树林像一座宽广无边的大海掩护了他们。他们身后躺着许多游击队员的尸体，那是他们的罪证。
1、断碣残碑
1969年4月，云南发生第一起自杀事件，上海知青杜某因思想苦闷在牛圈上吊自杀，此时距离他离开上海来到边疆整整一百天。他成为兵团知青自杀第一人，开知青自杀先河。
1971年，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二营三连北京知青李子敬，与副营长争吵几句，害怕批斗，上吊自杀。九天后找到尸体，已经腐烂。团领导在大会上宣布；“上吊自杀是背叛党，背叛人民。”
1974年旱季，与我劳动毗邻的第六连传来消息，一个名字叫黄子岚的的女知青失踪了。
黄子岚的是个共青团员，性情开朗，曾经获得全营武装泅渡比赛个人第一名。她的失踪令人生疑，许多人议论纷纷，一种最具倾向性的猜测是，她逃到国境对面去了。
失踪事件惊动营、团首长，上级派出工作组连夜赶往六连。经过彻查，人们在水坝一侧的草丛中找到一只女式塑料底布鞋，经辨认为失踪者黄子岚所遗。另据岗哨报告，夜里隐隐听见水坝方向有哭声，传说从前这一带闹鬼，所以岗哨把子弹顶上膛，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女知青失踪成为一个谜，团部命令封锁边境，设伏堵卡，但是几天过去了，女知青仍然踪影全无。
工作组只好重新把视线投向水坝，组织人到水里打捞。人们好象篦头发一样把小水库反复篦了若干遍，还动用渔网和长长的竹竿，从水里打上许多小鱼来。但是依然不见黄子岚的踪影。
工作组决定开闸放水。锈蚀的铁闸被钢缆强力拖拽着提升起来，粗大的水瀑从闸底飞泄而出，随着水位降低，库底的石头和淤泥开始显露。有人低低惊叫一声：“快看那边！”
距堤坝大约十几米一侧，一绺黑色的长发像水草一样悠悠地浮上水面，随着水位继续跌落，一个女知青的窈窕身影渐渐显现在人们视线里。
她就是失踪数日的黄子岚。人们看见，这个把自己藏在水底的女知青居然没有倒下，她的姿势是站直的，屹立在齐腰深的淤泥中，像一座惊心动魄的雕像。
在场所有知青，包括工作组无不失声痛哭。
经尸解，死者肺部没有进水，为窒息而死。女知青被埋葬在连队胶林深处。关于这个19岁女孩子的死因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就是想回家。
根据国务院知青办不完全统计，仅1969年至1972年，黑龙江兵团死亡达553人。内蒙兵团死亡126人，伤756人。广东兵团死亡210人。云南兵团死亡297人。新疆兵团仅自杀事件就达134起。
2、上班
2000年，一座喧嚣和纷攘的大都市曼谷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醒来，窗外大亮，原来我们已经谈了整整一夜话。老邓连声说：啊啊对不起，我要上班了，迟到老板要炒鱿鱼的。
我告诉他才六点钟，吃完早餐再走不迟。
他解释说：我每天提前三个小时赶路，八点钟进写字间，这是公司的规矩。
我们不由分说，他只好屈服了，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在等早餐的间隙，我换个话题问他：你家住在曼谷什么地方？
他说了一个地名，我对这座人海茫茫的外国城市根本找不着北，刘义解释说那是海边一个什么地方。我惊讶地说：三小时车程在欧洲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啊！
老邓更正说：不是车程，是路程。反正我没有别的事情，走走路也蛮好。锻炼身体。
于是我知道老邓一直是走路上班的。
吃过早餐，我赶在前面拦下一辆“的士”，不料老邓窘迫地摆手道：不不，我还是乘公共巴士。
我说：你不是赶时间吗？出租车快呀。
他看看表说：公共巴士也来得及的，转两次车就到了。
刘义在一旁拉拉我的衣角，我恍然明白老邓不肯坐“的士”的原因，因为曼谷出租车至少比公共巴士贵几倍。我一把推他上了“的士”，自己顺势也坐进去，回头对刘义说：你回去上班吧，我送送老邓。
出租车开动起来，车内播放轻音乐，一股凉凉的空调风伴随音乐徐徐送来，让人心情十分畅快。我问老邓：暴动以后怎么样呢？你们怎样逃脱游击队追捕的？
他仰头喟叹：可谓九死一生啊！
我说：究竟怎样九死一生呢？
于是我看见在这天早上曼谷大街的滚滚车流之中，在一派金灿灿的亚热带阳光照耀下，出租车里的老知青老邓头上竖起许多白发，竟然跟钉子一样。
3、追捕
我在国内采访，不少境外老知青，包括我的同学曾二杜、修车匠老唐、兽医老邬以及担任指挥员的梁晓军、吴庭正、朱小迪、李启升、桂义诚、康国华等等，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向我证实一个事实，那就是监狱暴动当晚，游击队通过电台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紧急出动消灭叛乱分子。
我问他们：你们知道这些叛乱分子犯下什么罪行吗？知道他们是一群中国知青吗？
他们肯定地回说：是的，这些人发动监狱暴乱，杀死我们许多战友，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虽然都是知青，但是他们的性质已经改变，变成我们的凶恶敌人。
我说：时过境迁，你们看法有改变吗？
他们摇摇头说：关于那次暴动事件，历史已有定论。但是如果那些人今天还活着，但愿他们对过去的事情有所忏悔。
我问二杜：如果你抓住蔡东，你会因为你们曾经是战友而放过他吗？
二杜坚定地回说：不。我是个军人，不是老百姓。如果你不坚决执行命令，你就不配做军人。
二杜一双眼睛很清澈，诚实得不带一丝杂念，我想这是战争造就的军人之气，坦荡正气。我相信老知青们能够说到做到，因为他们服从理智，服从命令，表明他们是一群真正的优秀军人。我说：你们发现叛乱分子踪迹了吗？
他们苦恼地回说：你知道，金三角是一座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的大海，不要说一群逃犯，就是一团人躲进去也难觅踪影啊。游击队在所有山道上设卡布哨，拉网搜索，一切暴动分子可能出现的地方都有重兵把守。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目标始终没有出现。后来山下有情报传来，说是目标已经逃出根据地，逃过萨尔温江，总部随即下令停止追捕行动。
我对这个谜底很感兴趣，要知道这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几万名追兵被派上了山，整个根据地都动员起来，每个拥护游击队的老百姓都睁大警惕的眼睛，这是一场搜捕叛乱分子的人民战争。而那伙胆大包天的逃犯，他们只消暴露出一点点马脚，被嗅出哪怕一丝气味，那么他们的游戏就此结束。
但是这伙叛乱分子还是神奇地从游击队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蛮光监狱暴动的枪声久久难以平息。当时根据地流传着种种传说，有人说这伙人化装成当地老百姓，混在马帮队伍里逃走了。也有人说敌人派来直升飞机，把他们接走了。还有一种说法更具传奇色彩，说是暴动分子无意中找到一个神秘山洞，那个山洞直通萨尔温江对岸，这伙人一走进去山洞就关闭了。总之这伙暴动分子的行踪始终迷雾重重，谜底沉入大海，三十多年的漫长岁月过去了，至今也没有人把谜底揭开。
4、藏身
2000年，我和老知青老邓坐在赶去上班的曼谷出租车里，出租车走走停停，在这座以塞车闻名的亚洲大都市，无数汽车像河流一样在狭窄的河道里慢吞吞通过。老邓的眼睛不时望着窗外，后来他回过头来告诉我，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暴动之夜，他们根本没有走远，就躲在游击队眼皮子底下。
最早一支游击队援兵是几个小时后赶到暴动现场的，他们放了一阵枪，然后小心翼翼地进入蛮光监狱。但是他们来晚了，监狱除了许多已经僵硬的尸体外空无一人。随后又有许多部队陆续赶到，他们汇合在一起，在山头燃起许多篝火，把监狱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这是一个充满惊慌、紧张和混乱不安的暴动之夜，同时接到命令的游击队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彼此分属不同战区，互不相识。队伍都很疲劳，坐在原地待命。一座原本人迹罕至的大山忽然涌来许多队伍，他们没有统一指挥，队伍来来去去，人喊马嘶，不时还有因为误会引起的鸣枪警告。骤起的枪声在暗夜的空气中尤其刺耳。
与监狱相邻的蛮光寨子是座小山寨，只有几十户倮黑人家。山寨与监狱是两个世界，山民过着古老和宁静的农耕生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尽管这天晚上监狱像刮起了十二级风暴，但是山寨却一如死水样宁静。山民都早早地躲进各自竹楼里，他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大事。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惟一的选择就是关门闭户。
此刻这伙胆大包天的逃犯就躲在路边一幢竹楼里。
准确说，这不是一幢住人的竹楼，而是一座牲口棚。竹楼下面关牛，上面曾经住过人，后来堆放草料，所以隔着一层竹篱笆能清楚听见下面老水牛的鼻息声，还有不紧不慢地磨牙和反刍。逃犯个个屏息静气，他们紧紧靠在一起，围坐在黑暗中，看上去很像一堆石头。牲口主人半夜摸起来给老牛添草，他没有发现什么，嘟哝几句就走开了。牲口棚是牲口的世界，蚊蝇如阵，臭气薰天，所以牲口棚成为暴动分子最好的藏身之地。
一支游击队追兵开过来，队伍的杂乱脚步惊动了老牛，它好像对这些夜半三更肆无忌惮的闯入者感到十分不满，感到愤慨，就用粗大的牛角把竹围栏顶得轰隆隆响。老牛的抗议在静夜里制造出不同凡响的效果，它果然引起追兵的怀疑，于是有个游击队员离开队伍向牛棚走过来。
他警惕地端着一支冲锋枪，与逃犯藏匿的竹楼只有十步之遥，竹楼上的人们透过缝隙能够看见那个晃动的人影正在向他们一步步走过来。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十二双手同时扣住冲锋枪扳机，子弹上膛，手榴弹拉出弦来。竹楼里充满一触即发的火药味。
游击队员慢慢地走近牛棚，如果有只手电，躲在黑幕后面的惊天秘密就将真相大白。如果他继续前行，踏上嘎吱作响的竹梯，暴动知青的故事也就到此为止。许多年前，这个游击队员同一个历史秘密之间的全部距离仅仅只有几米远。
但是他站在历史面前停止了脚步。
他站在老牛跟前哗啦啦撒了一泡热尿，吹起一支口哨来。竹楼上的人屏住呼吸，那是他们人人熟悉的《北京的金山上》。老邓说，那一刻为了防止神经失控，他们嘴里都咬住一件东西；帽子、衣服、毛巾或者自己的手指。直到那人离开，有人竟然咬断指头毫无察觉。
5、突围
本来走走停停的出租车终于完全停下来，在这个车水马龙的早晨，我们面前的曼谷市区马路变成一条淤积严重的灰色河流，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泛滥成灾，无数发动机制造的烟雾在城市上空形成一座不断扩展的废气湖泊。老邓心急如焚，他不停看表，嘴里连声说：糟啦糟啦，这可怎么办好？
我感到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是老邓因为我而被公司炒鱿鱼，那么我就成了罪人。我说：你跟司机说说，有没有办法快一点？比如抄近路走小路，无论怎么都行。我加车钱。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泰国司机立刻抖擞起精神，把出租车开得跟F1赛车一样，惊险场面迭现。我继续问老邓：此后呢，你们怎么逃出根据地，那些传说是真的吗？
老邓感慨说：纯属无稽之谈！哪来什么直升飞机，什么山洞地道？我们是一群中国知青，我们的身份之于金三角是一群外国人，我们无法将自己混迹于当地人，就像油和水无法混淆一样。我们不会当地语言，对地形不熟悉，无处藏身，没有亲戚朋友通风报信，随着根据地紧急动员起来，这将是我们的没顶之灾来临了。
问题在于，哪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没能逮住这伙神通广大的叛乱分子，据说游击队大为震怒，怀疑内部出了奸细，殃及许多无辜的游击队员。老邓对此解释说：他们恰恰忘记最重要一点，那就是我们的身份是知青。
老邓随手向我画了一幅逃亡者走过的路线草图。蛮光监狱位置在游击队后方，靠近与中国接壤的国境线。游击队封锁了通往敌占区和萨尔温江河谷的所有通道，他们以为暴动分子会投奔敌军，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群叛乱分子反其道而行之，一头钻进无人防守的中国边境。30年前，中国一侧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知青，他们是大海，而一小撮被游击队追捕的暴动知青就是鱼儿，他们大摇大摆地游进大海里，跳出游击队包围圈。一个多月后，这伙人顺利渡过萨尔温江河谷，抵达人烟稀少的回冒山区。
我呻吟一声，无话可说。据说“一撮毛”蔡东力排众议，策划了这条天才的逃亡路线，而理论家卫眼镜站在蔡东一边。
的士终于提前把我们送到一座死气沉沉的旧写字楼跟前。我们同时跳下车来，老邓惊讶地望着我，他肯定以为我会尾随他一道上班。我对他说：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你们渡江以后发生什么事？你怎么又变成L城军事大监狱的犯人李大龙，跟刘义也就是小黑成为监狱难友？
老邓慌慌张张回答道：我们遭到敌军伏击，我和杨宏建、贺玉海被俘，其余人打散了。听说蔡东卫眼镜他们后来在回冒山区投奔一支叫“赤军” 的队伍……
老邓终于溜走了，他像个特赦犯人一样迅速消失在楼道里。我听见一个声音像火车一样轰隆隆从隧道深处传来：你问小黑去吧……后来的事……他都知道……
老邓像一滴水，很快蒸发在曼谷令人窒息的溽热空气中。我转身走进人类20世纪末的阳光里，我看见曼谷大街上人头攒动车流如织，而在我身后，老邓谋生的那幢灰楼像一艘颠颠簸簸的旧船，正在风起浪涌的经济大海中挣扎前进。我独自走着，许多年前那阵骤起的枪声还在我的耳边震响，那群逃亡知青的命运还在令我牵肠挂肚。
我举起头来，太阳射出一万支金箭，险些把我眼睛射瞎。
1、大逃亡
1974年雨季，云南边疆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知青大逃亡事件，事件惊动北京。据说当时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在医院里亲自作出指示，各地以及军区出动大批部队、公安、民兵围追堵截，最终将事态平息下来。
事件起源于一则敌台消息，据少数长期收听“美国知音”的知青私下相传，外电报道说云南边疆将要发生八级以上大地震，地震中心就在“外五县”一带。
消息不胫而走，像风一样传遍每个角落。事后证明这条消息是个政治谣言，目的在于搞乱人心，问题是广大知青果然人心大乱，与其说他们的思想被地震消息搞乱了，不如说知青的人心早已经乱了。一时间知青奔走相告，许多连队停工停产，他们聚集起来要求回城，要求离开边疆。地震未到，一场精神大地震已经在知青心中发生了。
当时我在山里“学大寨”，我的忠实朋友大头连夜赶了十几里山路来向我通报消息。他脸上淌着热汗，头顶像蒸笼，可见得他的心情是多么迫切和焦急。可是我对回城前景并不乐观，没有办理手续，就算逃回城里户口怎么办？工作怎么办？没有粮票，没有工资，吃饭怎么办？那时候连买一根棉线都要凭票供应啊！但是大头一脸兴奋，他兴高采烈地说：你下山去看看，所有知青都行动起来了，公路上人山人海。你哪来那么多顾虑呢？快走吧，回城就是胜利……你到底走不走？
那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大头朝我大叫大嚷一通，然后怒气冲冲地下山去，连夜加入知青大逃亡的洪流。
那个雨季，知青大逃亡的滚滚洪流几乎席卷整个云南边疆，成千上万的男女知青汇聚拢来，一呼百应，浩浩荡荡地沿着滇缅公路向着家乡城市逃亡。
他们逃亡的口号是：我们该回城了。
这场来势凶猛的“知青大逃亡”持续了大约半年，各地政府把围追堵截逃亡知青当作一件头等大事来对待。那段日子，每天都有内地开来的闷罐车或者长途汽车，把逃亡知青押回原地继续劳动。
地震风波终于平息下来。知青大逃亡以失败告终，十几个领头闹事的知青被判刑，同时查出来数以百计偷听敌台广播的人。我的朋友大头也受了处分，当然他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他常常对我述说那段激动人心的逃亡日子。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场失败的知青大逃亡只不过是一次历史预演，真正有声有色的回城大戏当在几年后隆重开幕。
2、奔丧
刘义接到金三角一个紧急电话，原国民党残军第三军军长、大名鼎鼎的李文焕将军不幸因病辞世。李将军同刘义的岳母是表亲，所以刘义决定立即返回金三角奔丧。
我决定跟随他前往金三角。刘义不仅是朋友和向导，也是一个游击队叛逆，我将紧紧跟随他的脚步深入更多采访对象的世界。于是在一个溽暑蒸腾的旱季傍晚，我和刘义登上一辆曼谷开往泰北山区的夜行长途客车。
客车突突起动，像一艘夜航的潜水艇，徐徐滑进柏油马路的航道。我问刘义：在蛮光监狱，你既然甄别出狱，为什么还要做游击队逃兵？
刘义的脸被窗外晚霞映照着，有些暗红，好像喝了酒。他说：因为内地人保组(公安机关)发出一份通缉令，要求逮捕和引渡反革命分子侯景贤。在那样一个“大清洗”时期，许多人仅仅因为受到怀疑就给枪毙了，我如果再次被捕能有什么好下场呢？所以我听到风声的当天晚上就拖枪逃下山去。
我说：你准备去哪里？投奔谁？还是打算……叛变？
他苦笑说：毫无准备，在山里转了三天，就是丧家之犬吧。
将近30年前，老知青侯景贤为了逃脱再次被捕的命运，在山下躲躲藏藏地走了三天，第四天壮着胆子闯过萨尔温江河谷。不料迎面遇上一支敌军巡逻队，他做了俘虏，被扔进L城军事大监狱。
我同情地望着刘义。他在短短几个月里两次被捕入狱，尽管那是两座性质完全不同的敌对监狱，但是它们都把他当作敌人。我叹息道：你曾说，你一生都在被命运魔鬼追逐，现在我算明白了。
刘义没有说话，他把头掉向车窗外面，明明灭灭的城市灯光映在他的头上，看上去好像着火一样。
3、犯人
巴士驶出蒸笼一样的曼谷，迎面扑来像大海一样的绿色田野让人精神为之一振。钢筋水泥的城市渐渐被抛在后面，我们的巴士漂浮起来，漂浮在涨起的暗夜潮水之上。
许多年前，一轮沉重的夕阳即将沉没在西边天际，它的余辉像调色板上扔弃的颜料，是那种粘稠和暗红的一堆。我的朋友刘义看见在夕阳余辉中矗立着一座穹形尖顶的欧洲古堡，它就是赫赫有名的L城军事大监狱。
这座堡垒是英国殖民者专门为镇压当地人反抗所建造，迄今已有两百年历史。在外人眼里，它就是血腥、恐怖和暗无天日的代名词。当沉重的牢房铁门在犯人身后哐当一响，那个名字叫做“侯景贤”的游击队逃兵就死去了，代之一个外号叫小黑的知青犯人，牢房编号是第227号。
新犯人被推进牢房的一瞬间，眼前一片漆黑，迎面扑来的恶臭几乎让他呕吐起来。他像个瞎子，一下子掉进猪圈里。有人过来拍拍他肩膀，不怀好意地说：老兄，欢迎来阿秋筒(特别牢房)，你的新生活从此开始。
新犯人问：你是谁？
他说：我是耗子。耗子是你爸爸。
四周响起一片怪声哄笑，还有乱糟糟的口哨声。有人扑上来按倒他，小黑一拳打过去，那人发出一声惨叫。紧跟着开始一场混战。当所有人都像死鱼一样大张着嘴，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时，有人向他伸出一只手来说：认识一下吧，我叫李大龙(宫齐)，他们叫我“耗子”。
就这样，他认识了“耗子” 李大龙、“趾耳朵”伏军和“小炉匠”温庆生。
跟游击队监狱不同，那里几乎清一色###，敌军的L城军事大监狱则是鱼龙混杂，犯人中既有毒贩、杀人犯、强盗土匪，也有形形色色的反政府武装、国民党残军和游击队俘虏。“阿秋筒”在当地语就是特别牢房之意。知青被集中关在阿秋筒里，等于一座唐人街，“耗子”李大龙是阿秋筒的老大，他已经坐了一年牢，算得上老犯人。他一条腿有点瘸，目光凶狠，看人时眼睛有一点斜。“趾耳朵”伏军和“小炉匠”温庆生是他的帮凶，他们是一群两肋插刀的死党。
时间一长，小黑渐渐弄清楚，知青犯人也是各自为阵，互相并不齐心。他们中间有团伙，有派别，有的是游击队逃兵叛徒，有的因伤或者执行任务被俘，有的思想反动欲图偷渡香港台湾，有的一时头脑发热来国境线这边看世界。
监狱的日子是枯燥发霉的，无论你是否情愿，你都将被改造成一个犯人。真正的犯人就是把自由看得高于生命。
4、自由
据说两百年来，这座英国殖民者建造的监狱从未有过犯人越狱的记录，可以说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监狱，完全无懈可击。监狱高墙有三层楼房高，炮楼铁丝网探照灯，武装哨兵24小时在墙头巡逻，犯人除了放风和接受“皈依”，其余时间都关在牢房里。牢房墙壁都是花岗石砌成的，地面都是岩石，你能指望像大仲马小说《基督山伯爵》那样挖条地道神奇逃跑么？
牢房通往高墙外面的自由天地至少要经过三道铁门，铁门上了大锁，每道门都有武装看守(看守)日夜值班。就是有人探监，犯人也只能隔着铁栅栏说话，休想蒙混过关。
L 城为东南亚佛教圣地之一，佛教为国教，为万始之尊，即使那些罪孽深重的强盗土匪和监狱犯人也须沐浴佛祖的雨露恩泽。大佛爷(大和尚)定期来到监狱为犯人举行“皈依”念经的佛事活动，那是监狱最隆重的盛典。佛爷念经意在拯救犯罪人的灵魂，而犯人只要真心皈依佛门，接受大慈大悲的佛爷剃度，此后虔诚念经，洗心革面，他就可以获得提前减刑出狱的宽大处理。
佛爷念经一般都在专门搭起的木头台子上，身边有佛门弟子相陪，而台下是一排持枪看守虎视眈眈，犯人休想钻到什么空子。犯人跪在地上双手合十颂经，监狱香烟缭绕，诵经之声不绝于耳。诵经完毕，有志愿皈依的犯人就要接受剃度，这时候佛爷就要亲自走下台来，象征性地摸摸犯人的头，然后合十默诵经文，完成皈依仪式。
然而有一天，当慈悲的佛爷刚刚走下木头台子，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情况发生了。一个犯人，准确说是一个中国知青，他忽然跳起身来扑向那个穿黄袈裟的佛爷，并用一把刀子抵住佛爷脖子。他的脸被紧张和冲动扭歪了，眼珠像电灯泡，歇斯底里地狂叫：快放我出去！否则我就杀死他！
全场一下子惊呆了，至高无上的大佛爷一下子变成人质，这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如果知青过于冲动，他也许就会杀了佛爷，让监狱长罪不可赦。问题是关键时候这个知青手中的武器竟然被折断了。原来他并没有真正的刀子，手握着的是一根自制的竹片，那根竹片由于用力过猛而断裂。随着一声枪响，犯人脑袋开了花，几乎吓晕的佛爷被随之而来的弟子簇拥而去，惊险的劫持人质越狱行动只持续了短短的一分钟就结束了。
我推开车窗，让亚热带泥土的清新气息像潮水一样灌进车厢来。刘义叹息道：那个知青是江西人，他事先竟然没有跟任何人通气。他简直是送死啊。
5、放风
在L城军事大监狱，狱卒被称为“扁哒”，看守长叫“筒木”，监狱长则是“筒扁”。筒扁肩章上缀着三颗星，是监狱里至高无上的行政长官。敌军监狱与游击队不同，有各种各样严厉的监规，凡是破坏监规的犯人将被处以各种刑罚，越狱者将处以绞刑。
刘义告诉我，在监狱里，犯人享受的惟一自由就是放风， 主要内容是呼吸新鲜空气和晒太阳。
刘义说：你知道放风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我说：不就是打瞌睡呀，吹牛谈论女人。
刘义说：告诉你，是捉虱子！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所有犯人都那么不可救药地迷上捉虱子，因为虱子是你在监狱里惟一的伙伴和对手。
监狱天井有口水井，放风时允许犯人从井里打水来冲澡洗衣服。井沿上有根竹竿倒竖着，一端靠在墙上，另一端吊着只木桶，像个长长的惊叹号。每当犯人打水时，竹竿不停起落，井水被晃晃悠悠地打上地面。在一派明亮的阳光下，清水哗啦啦地倾泻而出，好像洒落一地亮晶晶的珠子。刘义说，有天他照例盯着那口水井，他总感到那口井里有个什么东西在吸引他，忽然眼前一亮，一个什么东西破壳而出，毛茸茸地站立在他面前。于是他的身体就像通了电流一样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我问他：你发现什么秘密吗？打算越狱？
刘义冷笑一声，他的目光像刀子那样寒光一闪。刘义说：生活中没有《基督山伯爵》。井里也没有缝隙，连老鼠也钻不出去。
我说：那么你到底想到什么？
刘义低声说出两个字，我脑袋一响，像被人敲开一条缝。我相信任何天才都是疯狂的产物，高墙只有在疯子眼里才会看见裂缝。但是不待我追问，我朋友的眼睛就被一团浓重的乌云遮盖了。
黑夜来临，第227号犯人闭着眼睛佯装睡觉，但是他的心却被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念头折磨着。牢房光线昏暗，一抹昏黄的路灯停留在铁窗外面，空气凝滞不动，仿佛一团浓稠得化不开的烂泥。第227号犯人忽然惊慌地坐起身，他心头袭来一种不祥预感，这种尖锐的预感是第六感官提供的结果。
他的目光在牢房里搜寻，牢房确确实实少了一个犯人。这个失踪者就是“趾耳朵”。
6、“趾耳朵”
“趾耳朵”就是老知青杨宏建。杨宏建与L城监狱的越狱犯人伏军是同一个人。
他身材清瘦，皮肤白皙，是那种神经类型比较敏感的男人，喜欢装饰自己，情感丰富，头脑灵活，但是天生意志比较薄弱。
修车匠老唐说，“趾耳朵”杨宏建曾经是个很有才能的文艺知青，吹拉弹唱无师自通，入伍不久即被选拔到宣传队。后来形势紧张宣传队撤消，他就留在后方警卫营当班长。这个知青作风不大好，竟把一个有夫之妇的肚子搞大了。
有人说，“趾耳朵”是个怕死鬼，根本不是当兵打仗的材料。这家伙长着一张小白脸，喜欢出风头，处处表现自己。战争年代，一个胆小和贪图享乐的家伙会干出什么好事呢？
还有人说，游击队失败，就是因为出了许多像“趾耳朵”这样可耻的败类。
但是他的生死难友宫齐也就是李大龙却叹息说，老杨才华横溢，如果放在今天很可能去做歌星舞星。性格懦弱不是他的错，他走进金三角才是错。
但是三十年前这天晚上，监牢里“趾耳朵”犯人却神秘地失踪了。只有小黑知道，他是趁收风之机悄悄留下来的，如今他正躲在天井那口水井里。
我问刘义：你们一起讨论了越狱的可能性吗？
他点点头回说：是的，我们甚至讨论了越狱的细节。不过“趾耳朵”极力反对，他说越狱绝对不可能成功。
我明白这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他骗过自己的难友，然后抢先一步开始了行动。他趁收风时机悄悄溜下水井藏身。他的头顶上方只剩下一个月亮般的圆孔，他手中掌握的惟一工具是那支竹竿。夜深人静，他将顺着竹竿从井里爬出来，再以竹竿为梯子翻过高墙逃走。这个疯狂的越狱者将利用竹竿从地狱一直爬到天堂去。
不久犯人都发现“趾耳朵”不见了，人们立刻被这个大胆的行动惊呆了。人人都知道越狱者的下场，不是自由，就是绞死，可是这个不顾一切的家伙偏偏却是那个性格懦弱的“趾耳朵”！
没有人说话，人们或坐或躺，像一些黑黝黝的岩石树桩。他们都在等待结果。空气像座山，压得人喘不过起来。犯人竖起耳朵，不放过外面哪怕一个微小动静。时间仿佛停滞了，漫漫长夜没有尽头，后来他们终于听见院子里响起哨兵换岗的声脚步。一个看守打着响亮的哈欠巡查牢房，他走得很重，手电光往阿秋筒里晃了晃就过去了。后来值班室的铁门响了一下，牢房又坠入大海一般的死寂中。
人们的神经再次绷紧。这就是说，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夜，再过一个小时就要天亮，这是警卫最松懈的时候。但是天井里还是没有动静，有人不停地从窗口看出去，但是除了漆黑的夜，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人们开始有些不安，他们不明白，“趾耳朵”究竟还在等什么？难道他害怕了？退缩了？或者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越狱成功，如今正在自由的天地飞奔？
一串炸雷似的枪声震动监狱，将犯人震得从地铺上跳起来。他们扑向窗口，看见机枪射击的火光在夜空里狰狞地一闪一闪。
哗啦一声，空气破碎了。
7、绞刑
黑夜像大山一样垮下来。
尖利的警报刺痛人们心脏，锋利的探照灯光反复切碎黑暗的大幕，骤起的枪声如同狂风一般驱散笼罩在知青犯人心头的重重迷雾。他们侧耳倾听弹道划过的方向，很快判断出枪弹是朝监狱外面射击的，弹道较高说明目标较远，也说明越狱者已经成功地翻越高墙铁丝网阻拦，他的双脚已经踏进自由的天地。
终于有人打破沉寂，他说：狗日的……成功了！
随即所有人心情都变得沉甸甸的。
天亮之后监狱彻底乱了套，监狱长暴跳如雷，看守们到处乱窜。到了下午，一群杀气腾腾的看守冲进阿秋筒，把知青犯人赶到天井里。监狱如临大敌，墙头架起机关枪，知青们赫然看见，几个看守正在把一只沉重的木头架子竖起来，架子顶端有根打了死结的粗绳套摇来晃去，好像有个看不见的人在快乐地荡秋千。这是一只真正的刑具，绞刑架！
监狱长脸上黑云密布，他向犯人宣布：天黑之前如果越狱犯抓不回来，你们中间就得有人代替他上绞刑架。
知青的抵抗意志一下子崩溃了，他们没有想到敌人报复竟然如此残酷，如此灭绝人性。“趾耳朵”单独越狱，可是他获得自由的代价是让别人付出生命，这公平吗？谁愿意代替别人去死呢？如果他们事先知道这个代价，他们还会听任“趾耳朵”单独越狱吗？
绝望像那只绞索，在犯人脖子上一点点抽紧。
太阳终于走完一天的漫长路程，一线暗淡的余辉正在犯人心中归于消失。监狱长开始站起身来走动，不停看手表，说明监狱暴君的耐心快要用完。看守的表情顿时紧张起来，黑洞洞的枪口指向犯人，而知青犯人则彻底萎靡下去，他们垂头丧气，不知道死亡的厄运会落到哪个倒霉的人头上。
这时监狱外面有了动静，铁门猛然打开，先冲进来一匹马，马背上骑着个军官。随后拥进来一大群穿酱黄布军装的士兵。有人还牵着大狼狗，不消说这是追捕越狱犯的队伍。
一辆嘎吱作响的破牛车出现在人们视线里。
拉车老牛喷着粗气，脑袋一点一点，像个步履蹒跚的老头。牛车上拉着个血肉模糊的人，就是终于没能逃掉的越狱者“趾耳朵”。
老牛像个幽灵，缓缓绕场一周。牛车嘎吱响着，像碾过犯人心脏。那个没有动静的人忽然睁开眼睛，他嘴巴艰难地翁动着，断断续续地说：对不起……我实在、受不了……
于是一种更加深重的悲痛像潮水一样淹没知青的心，他们个个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他们已经彻底原谅了那个自私自利的越狱者。
牛车停住，就像时间定格一样。但是接下来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发生了，军官与监狱长低声咕嘟一阵，刽子手居然放过越狱者，而是从“阿金筒”(普通牢房)拖出一个死刑犯来草草执行了绞刑。
“趾耳朵”被军人带走了，从此在监狱彻底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无法猜透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很久以后，当人们听说有个曾经当过总部警卫班长的知青叛徒给敌军带路偷袭根据地，致使游击队蒙受重大损失，他们才把那个 “趾耳朵”的去向同这个惊人传闻联系起来。
“趾耳朵”从此下落不明。
1、雷声
1976年秋，北京发生一起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粉碎“四人帮”。
对知青来说，粉碎“四人帮” 如同天边滚过一阵遥远的雷声，我们期待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上面的政策不仅没有改变的迹象，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各地纷纷召开知青座谈会，与会者热烈拥护上山下乡路线。根据报纸公布的数字，粉碎“四人帮”当年，全国各地继续动员下乡知青人数达到万人，次年为万人。
那段时间，报纸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按既定方针办”。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驻连队，山头插满红旗，拉起高音喇叭，“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我们天不亮就要上山去平田改土，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人人累得死去活来。
我病倒了。农场医院初步为我诊断出三种急性病：热带疟疾、痢疾和病毒性心肌炎。当我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时候，一场雷雨悄悄降临我们这个遍地疮痍的苦难世界。人们争相传说北京城里邓小平复出。另一个舆论之风开始变得强劲起来，那就是“实事求是，拨乱反正”。
当我终于挣扎着爬出生霉的病房，爬到久违雨季的太阳下面，我看见大地种子发芽，万木复苏。一个孤单的人影歪歪倒倒地向我走过来，他远远地向我张开双臂，我们快乐地拥抱在一起。
大头回来了。
2、女兵
在金三角游击队，男女比例悬殊，女知青被戏称“保护动物”，一般不用直接上前线作战。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游击队实力已经大减，南方根据地不幸陷落，总部机关遭袭击，前方战线频频告急。在这个游击队不断失利的危急时刻，一支女兵高机班奉命随同男兵开上前线。
女兵高机班长就是潘国英烈士的妹妹潘冬旭。
高机班共有九名女兵，平均年龄不到20岁，她们拥有的主要装备是一挺“六七式”单管高射机枪，负责对空掩护。有消息说敌人最精锐的“骷髅”师正在发动猛攻，游击队伤亡很大，总部才不得不把女兵紧急调往前线。
2000年我在昆明一家新开张的茶吧采访潘冬旭。潘冬旭随手为我画了一张地形图，以便我明了战场敌我态势。我看见高射机枪的位置摆在山头上，山头突兀，三面临谷，一面缓坡。女兵下面是炮兵连，谷底是敌人四号公路。这是一场伏击战，女兵的任务是为游击队提供对空掩护，以防敌机偷袭。
敌人果然气势汹汹地开来了。
当敌人运兵卡车出现在公路上时，女兵都从掩体里探出头来，她们惊奇地看见敌人汽车像小乌龟一样，慢腾腾地爬进伏击圈。这是女兵第一次参战，她们的表情被炮兵看在眼里。炮连都是男知青，他们个个身经百战。一个男兵仰起头说：喂，今天怎么没有飞机呀？真可惜呀。
女兵反击道：可惜什么呀，你们的对手不是来了吗？
男兵说：我们担心，飞机来了你们那家伙能打响吗？谁掩护谁呀？你们打下过敌人飞机吗？
女兵就有些气短，不敢接下面的话茬，因为高机班自组建以来还没有向敌机开过火。男兵就得意了，大声激将说：你们既然没有本事打天上飞的，那就打个地上跑的给我们看看吧，你们能打中下面那些汽车么？
班长小潘很冒火，当然不是真冒火，是半嗔半恼，因为下面许多男知青都是她哥哥潘国英烈士的生前战友。她扔了一个石头回说：打就打，没准比你们打得还准呢。
下面就大声哄笑起来。男兵说：看看，高机班挑战了。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来场打汽车友谊比赛怎么样？你们打第一辆，我们打最后一辆。但是丑话说在前面，要是你们输了怎么办？
女兵赶紧把头缩回去商量，显得没有足够信心。这回男子汉更加得意了，他们挤眉弄眼地宣布说：要是你们输了，乖乖地给我们洗衣服。
女兵立刻反问：要是打中了呢？
下面有人回说：那就送给你们战利品——一箱又白又软的卫生纸。
女兵立刻发出欢呼。阵地距离敌人至少有两千米，要打中那些小乌龟一样的敌人汽车决非易事。小潘亲自担任射手，她握住扳机，屏住呼吸向敌人瞄准。
高机枪管猛烈抖动起来，明净而迷蒙的空气中响起一串高亢动听的歌声。小潘浑身一震，她听见一片欢呼，敌人领头的汽车着火了。
这一天游击队打了胜仗，高机班击毁敌人一辆汽车，消灭多名敌人。但是指挥员却气急败坏地爬上山头，冲女兵大吼大叫，威胁要把她们送交军事法庭。但是挨了批评的女兵还是个个兴高采烈，因为这是她们头次消灭敌人，这一天的胜利注定要像年轮一样刻进她们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生中。
入夜，女兵挤在一起睡着了。黑夜像一张大网悄悄撒开来，命运是个魔鬼，它躲在黑暗的帷幕背后向人们狞笑。但是熟睡中的女兵浑然不觉。
3、掉队
夜里起了雾，雾岚像潮水一样淹没山谷，直到第二天太阳出来才渐渐消散。班长小潘睁开眼睛坐起来，她忽然被自己吓了一跳。
因为她看见了敌人！
她揉揉眼睛，再仔细看看，吓得她差点叫出声来。山下哪里还有游击队的影子，满山遍野都是黄糊糊的敌军身影！
昨天还是游击队阵地的山坡上，此时全是敌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像蚂蚁一样数也数不清。敌人已经搭起许多毒蘑菇一样的军用帐篷，帐篷上面画着呲牙咧嘴的骷髅，那是敌人“骷髅”师的标志。
女兵都醒了，没有人知道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叫醒她们？大部队哪里去了？因为夜里没有响枪，所以她们相信是部队主动撤退。可是为什么没有通知她们呢？女兵面面相觑，指挥部把这个临时配属的高机班遗忘了。
这个小小疏忽把九个女兵推入绝境之中。她们必须接受一个严峻事实，那就是她们在睡梦中不幸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
幸好敌人是夜间占领阵地的，没有来得及仔细搜索，不知道山头上居然隐藏着一挺高射机枪和一群年轻的女游击队员。一个女兵哆嗦着刚要哭，班长小潘掏出手枪在她眼前恶狠狠地一比划，硬是把哭声压了回去。此时太阳越升越高，敌人距离女兵只有几十米，她们随时都有暴露的可能。而她们所处的山顶完全是绝地，没有退路，也不能动弹。
我问小潘：如果敌人发现，你们怎么办？
小潘说：跟他们拼！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然后跳崖。
将近中午，女兵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两个敌兵离开帐篷向山头走来。他们空着手，没有带武器，一路哼着小调，很轻松的样子，好像来观赏风景。岩石后面的女兵神经都绷紧了，小潘听见自己心脏在擂鼓，她相信只要张开嘴巴，那鼓声一定会传到几百米以外去。
幸好敌兵悬崖止步，他们隔着岩石退下裤子，很不知羞耻地在女兵面前拉起大便来。当然他们不知道，在距离他们后脑勺只有几米远的岩石后面，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和九双惊恐的眼睛一齐对准他们。幸好山下有人喊叫，敌兵连声应答着拉起裤子下山去了。女兵几乎同时瘫软在地上，她们这才发现身上的军服全都被汗水打湿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有一万年，太阳终于很不情愿地走到大地尽头，黑夜的脚步姗姗来迟。
4、突围
突围的时刻来临了，摆在女兵面前惟一的生路是溜下悬崖逃生。
游击队员每人配备有一条尼龙绳，取名“俘虏绳”。俘虏绳不仅用于捆绑俘虏，运送战利品、渡河、绑担架等等，还可用于自救。在这个悬崖突围的紧急时刻，俘虏绳变成全体女兵的救命绳。突围路线白天已经反复观察好，山腰之间有个平台，小潘决定先将一半人放下平台，再把武器弹药放下去，最后全班人下到谷底会合。
就在突围快要成功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有人从岩石上摔下来。出事女兵姓黄，正在“倒霉”(来月经)，身体有些虚弱，过度紧张和疲劳使得她脚蹬空了，惨叫一声就重重地摔下来。幸好岩石距离地面不算太高，一片厚厚的荒草灌木跟救生网一样托住了她。当人们找到她时，她们听见小黄在黑暗中痛苦地呻吟：报告……我不行了。
班长着急地问：你哪里受伤了？
小黄说：我，肠子……出来啦。
小潘脑袋嗡地一响，天！肠子摔出来怎么得了？她连忙伸手去摸，女兵伤势的确很严重，淌了很多血，肠子掉出体外，湿乎乎的一堆。伤员很痛苦，女兵手忙脚乱地绑了一副担架，她们必须尽快返回根据地，把伤员送进医院。
然而更大的不幸发生了，女兵迷失了方向，她们被淹没在大海一样没有尽头的原始森林里。
在金三角版图上，百分之七十以上地区都是亚热带原始森林和无人区。这些地区没有道路、没有人迹，森林遮天蔽日，沼泽险象环生。女兵抬着伤员，背负沉重武器在森林里跋涉，她们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开路工具和生存经验，更没有药品和粮食，饥饿、疲劳和伤病几乎将这支小队伍击垮。
艰难的几天过去了，险情忽然发生，班长小潘险些撞上一个敌人！敌人是个哨兵，穿一身令人憎恶的酱黄色军装，钢盔很随便地扣在头上，背一杆英制冲锋枪。敌人的身后是更多的敌人，他们正在原地休息，与女兵们距离只有几十米远。女兵魂飞魄散，趁敌人发现之前赶紧逃回树林里。
天黑下来，女兵挤在一条水沟里，她们手握已经拉出弦来的自杀手榴弹。幸好敌人并没有追上来，总之随着黑夜降临，危机暂时缓解，女兵枕着夜幕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森林像一床厚毯子，包裹着这群身体虚弱和惊吓过度的年轻姑娘。
5、死亡
九个女兵，九个中国女知青，她们抬着武器和自己的战友在大山里转了整整九天。因为只能吃野果野菜，个个腹泻不止，许多人还染上丛林疟疾。伤员小黄已经陷入昏迷，战友实在抬不动她，只好轮流拖着担架，她们已经不是用脚走路，而是在地上爬行。膝盖磨破了，磨出骨头，伤口感染溃烂。越来越严重的伤病使得女兵身体严重虚脱，许多人发起高烧来。现在她们已经来到一个最后的时刻，那就是直面狞恶的死神。
第十天，女兵再也爬不动了，有人已经开始出现幻觉，不时说着胡话。可是一眼望去，大山依然莽苍，森林无边无际，没有一丝人类活动的迹象。她们明白森林将成为她们永恒的归宿之地。女兵们挣扎着来到一片林间空地，她们安顿好负伤的战友，然后大家整理好身上的军装。一把梳子在女兵们手中传来传去，梳好头发，脸也擦干净了，然后她们一个挨着一个静静地躺下来，面向北方。因为北方是她们亲爱的祖国，那里有她们日思夜想的家乡和亲人。
世界真安静啊，像一个亮堂堂的梦。白云在头顶悠悠飘荡，遥远的群山像一座城墙。小潘说，森林本身就是一个梦，一个绿色和透明的童话。她们将走进童话，从童话的世界回家去。
这时候一个真正的奇迹出现了。
一个女兵身体忽然动了动，喉咙里发出一声近乎窒息的尖叫，她因为惊吓根本说不出话来，身体抖得厉害。人们随着她的手指望去，高远明净的蓝天之下，在她们脚下那座山谷丛林的边缘，有一缕淡淡的炊烟几乎不为人察觉地升起来。那是一个散发出人类气息的微弱信号，如同一个来自人类社会的生命宣言，那么不经意，转瞬即逝，但是这个信号还是被这群濒临死亡的女兵幸运地捕捉到了。
这天下午，女兵在山谷里找到一个当地倮黑族猎人。
她们得救了。
6、回国
女兵终于返回根据地，上级给她们记了集体功，班长小潘个人荣立二等功。女兵班成为远近闻名的英雄集体。
但是时过境迁，即使来自战场的军事胜利也无法鼓舞人们的斗志，知青们对于未来毫无信心，许多人都在打报告要求回国。女兵班长潘东旭向上级申请退役，鉴于小潘是著名烈士的妹妹，本人也立过战功，申请很快批准，因此她成为较早返回国内的境外知青之一。
小潘回国后刚好赶上知青大返城的末班车，高考改革又考上大学，当过记者和教师。我问她：那些女兵后来怎样？
小潘说：除个别留在国外，其余都先后回国了。
我关心那位负伤的女兵小黄，她能坚持到最后战胜死亡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小潘将目光转向窗户外面，街道上阳光灿烂车水马龙，春城昆明生机勃勃繁花似锦，许久以后我听见她低低地回说：你知道她受的什么伤吗？后来我们大家才知道，那不是普通肠子，是女人的子宫！子宫脱落……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人的子宫怎么会摔出体外来？
她告诉我，小黄回了国，落下终身残疾。听说至今独身。
1、魂系黑土地
1990年，《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隆重开幕，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开幕式并观看展览。该展览在全国引起轰动，国内及国外数百家媒体报道相关消息，约有数十万观众参观了回顾展，并有许多外地知青乃至海外华人专程前往北京观展。
与此同时，一本由北大荒知青集体撰写的回忆录《北大荒风云录》以及另一本《北大荒人名录》正式出版，首发仪式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中央领导人王震、肖克分别为首发式题词。团中央书记刘延东专程到会讲话。此后两书相继在杭州、上海、天津等城市举行首发仪式，由此开知青集体出版回忆录的先河。
此后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出现“知青热”，许多城市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知青回顾展，出版各种知青回忆录，而知青题材的电视剧、电影、广播剧、纪录片、专题片、舞台剧等等令人应接不暇，一时造成轰动效应。在世纪末情绪催化下，本已被人们淡忘的知青运动好像一个沉睡的人忽然惊醒过来，已经步入人生中年的老知青开始怀着一种甜蜜和感伤的心情讲述知青的故事。怀旧是运动主题。
与此同时，以知青经历为纽带的各种民间社团应运而生，各种各样的知青协会、知青联谊会、同学会、战友会，兵团知青会，农场知青会、地区知青会，知青合唱团、艺术团、讲演团、报告团、扶贫团、基金会、救助会、慈善会等等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以知青运动来命名的各种酒楼、餐馆、火锅厅、小吃店、度假村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成为一种都市时尚。许多精明的知青商人看到文化泡沫底下蕴藏的巨大商机，他们纷纷注册开办知青公司，在知青的旗帜下集资做生意，续写新时期的后知青人生。
2、赶马人老查
大水塘村的赶马人老查是个老知青。
老查五十多岁年纪，头发花白，陕西人。他曾经在陕北著名的革命圣地延安插队，不过他已经完全没有了陕西腔，而是说一口金三角当地话，跟当地人口音别无二致。
刘义跟老查相识多年，他对我说老查为人厚道，乐于助人，在村子里人缘甚好。老查职业是赶马人，家里养着一队驮马，常年出没于深山老林做一些走私生意，所以这个来自中国陕北的老知青算得上个小小的马帮老板，是个受人尊敬的“马锅头”。可是当刘义领我去见老查时，我看见这个老知青穿一件花布对襟衫，下面打一条“笼裾”(当地一种男式围裙)，完全是个当地土著。而他一张脸是那么黑，简直漆黑一团，跟非洲人差不多。其实老查十分和善，他冲我们嘻嘻一笑，牙齿眼白都很生动，看上去像一尊开裂的弥勒佛。我问老查做什么走私生意？他光笑笑，不答。
老查个人经历与刘义相似；他早年偷越国境参加游击队，后来不幸做了逃兵，辗转异国几十年，最后变成一个常年累月奔波在崇山峻岭的马锅头。不过他不大愿意提及往事，他告诉我，他没有进过监狱，他只是个厌战的逃兵而已。我问老查：你想过回国吗？
他说：当时想回而回不去，现在改革开放，可是我回去干什么呢？我在村子里有自己的家，有老婆孩子，我的职业是赶马人，难道我的家乡需要我回去赶马吗？
刘义带我来找老查，是因为老查阅历广泛，见多识广，俨然是个金三角活地图。那天我们谈得很是投缘，就像我们早已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老查答应替我打听那群暴动知青的下落。
不料第二天老查就兴冲冲地来找我，他从一个当地马锅头那里打听到，多年前马帮曾经在路边救起一个奄奄一息的汉人，他是个吸毒者，他们把他送去一处地名叫做猴子山的地方，山下有座远近闻名的宗教戒毒所叫“天堂花园”。马锅头记住那个汉人的左耳朵上长了一只奇怪的“趾耳朵”。
这条线索令我们精神振奋。
不管怎么说，世界上长“趾耳朵”的人几率只有万分之一。猴子山距热水塘只有一天路程，我们当即商量前往。猴子山不通车，山高林密，只有马帮小路相通，所以得请一位当地向导带路。老查在一旁插嘴说：我给戒毒所驮运过粮食，认识那里的张牧师。我可以赶一匹驮马为你们带路。
他的建议出乎我们意料，我和刘义都睁大眼睛看着他。老查就显得有些局促，连忙解释说：驮马都在家歇着，正好出去走走……那一带我熟。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2000年岁末的一天，我们告别阿嫂和热水塘村，三个老知青，一匹瘦马，踏上前往天堂花园寻找叛徒杨宏建的崎岖山路。太阳西沉的时候，我们来到猴子山下。
我原先以为，戒毒所都是藏污纳垢之地，所谓“天堂花园”不过是一个骗人的招牌，戒毒所怎么会变成天堂呢？但是一片花海改变我的看法，令我的心情变得温馨而感动。我宁愿相信这是个奇迹，在鲜花如海的地方，人为什么不可以变得美好起来，什么人间奇迹不会发生呢？
3、叛徒杨宏建
一排铁皮屋顶像亮闪闪的小舟在花海之上荡漾。我看见一个穿长袍的中年男人张望一阵，就慌慌张张离开屋子，半个身子浮在花海中向我们游过来。
老查介绍说，这个人就是张牧师。
据说张牧师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他致力于金三角戒毒工作，放弃优越生活从城市来到深山里创办这座宗教戒毒所。但是张牧师纠正我们说：天堂花园并不是戒毒所，是慈爱会。戒毒只能戒除人们生理上的毒瘾，而无法驱除人们心中的痛苦和罪恶。仁慈的上帝是我们人类的父亲，他老人家的关爱像太阳一样照耀在我们身上，无论你是不是吸毒者都一样。
无论张牧师怎样解释，我认定这里的性质还是一座戒毒所。名称和形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的事。老查告诉我们，在金三角，类似的宗教慈爱会还有许多。他们的宗旨就是对一切无家可归者的吸毒者实施宗教救助。
我看见这座戒毒所很像一所简陋的寄宿学校，学员足足有几百人之多，男女老少都有。戒毒所没有守卫，也没有围墙铁窗，除了牧师以外甚至没有一个专职工作人员。戒毒者彼此以会友相称，他们天天都要上课，上课的内容是听牧师布道。或是读书，读的都是相同的《圣经》。或彼此小声交谈，或各自闭目沉思。一个会友大约正在犯毒瘾，他的样子很痛苦，但是他默默忍受着，嘴里念念有词。我想他正在向上帝祷告。
我说：你们给戒毒者使用什么药物呢？
张牧师扬扬手中的《圣经》说：不，我们不用药物。我们有上帝的声音和爱。
在天堂花园，我们没有看到知青杨宏建，我们看到他留下的遗物。这个背叛了革命，也背叛了祖国，也背叛了战友的终极叛徒留下的是一只“文革”时代的知青挎包，上面有许多变黑的血迹。挎包里有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这是许多年前中国人的《圣经》。我翻开扉页，看见一行工工整整的毛笔小楷题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落款三个方块汉字：杨宏建。
4、焦昆
1998年，我首次深入金三角，遂与老知青焦昆成为朋友。焦昆出境30年至今没有回过国，他在家乡的惟一亲人是他的妹妹，但是失散多年早已没有音讯。那次我回国多了一个义务，就是替焦昆寻找妹妹。
寻人过程并不简单，几经曲折终于实现朋友夙愿，当这对失散兄妹跨越遥远的时空距离在电话里团聚的时候，那种感人景象可想而知。他们在电话里相约，哥哥立刻启程回国，实现海外游子的梦想。
我把这件事写进2000年出版的《流浪金三角》一书中。
但是两年后，焦昆仍然没有回国同妹妹相聚。因为焦昆吸上了海洛因，他无法拖着吸毒者的病容跨进国门，在故乡面见朝思暮想的妹妹。
我和刘义老查去美斯乐看望焦昆，意外打听到部分蛮光监狱暴动知青出逃后投奔了一支名叫“赤军”的队伍，而数十里外的回冒山寨，有所台湾慈善会捐资的“中华学校”，校长姓冷，是个上海老知青，正好就参加过那支神秘的赤军。
当斜阳快要落下山背后去的时候，我们赶到回冒山寨，找到冷先生。我赶上前去同老冷热烈握手，并做了自我介绍。一会儿老查拴好驮马也走进来，两人一见面都有些愣住了。老查结结巴巴地说：这不是……叶胜利吗？我的天，你怎么在这里？
当时这个叫叶胜利的冷先生正往茶杯里斟水，他的动作立刻走神了，水泼洒在地上。我问老查：你们认识？老查回答说：是啊，二十几年前，我们一道赶过马帮。
就在这时，更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落在后面的刘义走进门来，他愣了愣，然后冲着冷漠大吼一声：你怎么没有淹死啊——温庆生？
我跳起来，他就是L城军事监狱的引渡犯人“小炉匠”温庆生？也就是说，我面前这位冷漠校长的历史真面目应该叫贺玉海！蛮光监狱暴动的老知青贺玉海！我看见三个年过半百的老知青都激动起来，老冷的激动心情主要表现在他的动作上，他给我们沏茶的时候错把粉笔当成了茶叶。
关于暴动知青贺玉海我知之甚少，简直就是一个空白，甚至没有人向我介绍过他，人们更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是蔡东、卫眼镜、杨宏建和宫齐。但是现在这个默默无闻的贺玉海重新浮出水面，无疑让我又惊喜又意外。我重新打量这个如今叫冷漠的上海老知青，他说一口道地的本地话，给我的印象属于那种性情温和的厚道之人，笑容腼腆，一头花白短发，目光宽厚而善良。我立刻对老冷产生好感，一个有着像老祖母一样慈祥目光的人，你能不喜欢他吗？
天黑下来，冷太太来请客人用晚饭。冷太太是个面目慈善的汉人后裔，汉语不大流利，她一共为老冷生了三个女儿，如今都在山外面念书。老冷的家就在学校里，这所学校一共有三间教室和两名汉语教师，老冷的身份是校长兼教师。
是夜借宿老冷家。回冒山区万籁俱寂，一颗昏黄的电灯泡悬在我们头顶上，山寨年前通了电，老冷说，这是他们生活中最大的变化。主人在火塘上燃起柴火，烤上水牛干巴和麂子肉，不久空气中就有美妙的肉香飘散开来。我们面前的碗里倒满米酒，老查是个喝酒好手，我看见他那张被米酒浸润的黑脸在火光映照下泛起光泽，像新鲜树皮那样闪闪发亮。刘义则眯缝着眼睛，身体摇来晃去像个不倒翁。老冷一面劝酒，自己一面大碗豪饮。黑夜的潮水渐渐淹过我们头顶，我们四个老知青变成一群自由自在的鱼儿，潜入大海深处享受无边的宁静和快乐。
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对老冷说：我先前在曼谷认识了一位朋友老邓，也就是宫齐，今天又见到冷先生，这真是我的幸运。请告诉我们你后来的经历吧，还有那支神秘的赤军，以后为什么消失了？那些英勇战斗的中国知青，他们后来哪里去了？。
老冷点点头，我看见他的面部表情像大理石，酒精在他眼睛里燃烧。我听见上海知青说：是的，我在这座山上已经呆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前，我们的司令老甲就说过，把我们的历史留给后人吧，千秋功罪，让子孙后代去评说。
5、赤军
将近30年前，侥幸被江水冲上岸的老知青贺玉海只身一人朝着金三角腹地走去，他要去寻找一支打着红旗的革命武装“赤军”。几个月之后，衣衫褴褛的贺玉海终于在回冒山区找到这支神秘队伍，见到日思夜想的知青战友和同伴，他到家了，就像迷路的孩子找到母亲，掉队的大雁重归雁群，他忍不住掉下激动的热泪。
赤军是一支以解放金三角人民为最高宗旨的地方武装，司令官汉文名字姓祖，是个家庭富有的华裔青年，当地名字叫貌猜，人称貌猜司令。貌猜司令在欧洲留过学，深入研读马列著作，也到过苏联留学。他组织过学生运动，坐过牢，后来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赤军以回冒山区为根据地，在金三角群众中发展壮大力量。因为赤军官兵的标志是脖子上围一根红带子，所以当地老百姓又亲切地称呼他们为“红脖子军”。
我忍不住说：赤军与游击队是什么关系？友军？同盟军？
老冷解释说：冒猜司令从前也是游击队创始人之一，后来发生严重分歧，就分道扬镳了。可以说赤军是另一支观点不同的游击队。对于那些逃离了游击队，被革命队伍抛弃并追杀的知青，如果他们不想沦落为毒品贩子，如果他们不想投敌，如果他们还要保留自己的革命理想，证明自己的热血，赤军是他们惟一的选择。
赤军崛起很快引起各方不安。从前的友军游击队与赤军谈判破裂，在一个风雨如磐的雨夜派兵偷袭回冒山区，致使赤军遭受很大损失。另外有金三角“三只虎”之称的国民党残军第三军司令李文焕、第五军司令段希文和张家军总司令坤沙都悄悄派出使者试探，试图收买赤军，但是均遭拒绝。于是，赤军陷入四面受敌的苦战，在决定命运的象山之战中，一支穿绿军装的游击队从侧翼刺出致命的一刀，他们神速地切断赤军的后路，把前线急需的军火掳走了。
赤军终于垮下来。
在四面楚歌和岌岌可危的严重形势面前，投机者和动摇分子纷纷不辞而别，告密者和奸细层出不穷。貌猜司令终于心力交瘁，他宣布暂时放弃武装斗争，退出回冒山区。司令的决定遭到中国知青的强烈反对，以参谋长老甲为首的中国知青愤怒发誓，宁愿战死也决不放下手中武器。
赤军分裂了，貌猜司令带走一部分追随者，撤离了回冒山区。中国知青聚集在一面低垂的红旗下面，推举原参谋长老甲任司令，原政委老丁任政委。老甲大声宣布：让一切胆小鬼和动摇分子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决不放弃武装斗争，我们要把红旗插遍金三角。
不久，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貌猜司令遭出卖被捕，被砍下头颅挂在路边示众。
出卖冒猜司令的是当地一个有势力的土司，同大名鼎鼎的“金三角之王”张家军首领是亲家。老甲怒火万丈，他发誓要让告密者付出代价。老甲不听政委老丁的劝告，把队伍集结起来，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突袭土司大寨。老甲脖子上挎着冲锋枪，手提一把雪亮的克钦长刀，旁若无人闯进土司府。一连劈卷三把长刀，杀死土司及其家人幕僚等男女老幼二十余人，然后一把大火，将土司楼烧成一片灰烬。
1、运动
据国内某知青网站调查统计，九十年代中期，仅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长沙、成都、重庆、昆明等大城市，知青餐馆总数多达上千家。许多餐馆(酒楼)生意红火声名远扬，成为该城市的一道人文风景线，比如北京的“北大荒餐馆”、“老三届酒家”，上海的“老插酒家”、“广阔天地大酒楼”，成都的“知青苑”、“傣家楼”、“边疆晓歌”、“知青部落”等等。这些餐馆大都别出心裁，服务员穿上“文革”时期的军服，佩戴红卫兵袖章，店堂里挂满知青生活的图片照片，展览许多知青生活实物等等来招徕顾客。那些精美菜肴也大都冠以一个个知青时代的名称，比如“玻璃汤”(素菜汤)、“丰收舞”(拼盘)、“造反派”(清炖鳖)、“斗地主”(鸽蛋烩鸡)、“大寨田”(锅巴肉片)等等。
同时还有各种各样以“知青”为纽带的经济实体异军突起，包括商店、工厂、公司、职介所、律师事务所等等，总数多达十万家以上。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商海大潮波澜起伏，这些以知青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很快分化瓦解，归于烟消云散。仅以成都为例，九十年代兴起多家知青餐馆，最火红的时候达到十数家，到 2000 年已全部消失殆尽，而知青公司也大都破产或者改弦易张。知青集体出书和办展览的大型社会活动从此也销声匿迹激情不再。
市场就是市场，不是知青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运动至此真正归于消亡。
2、电脑
2000年，我刚刚入睡不久就被一阵异常响动惊醒，响声持续不断，像山洞石壁上的滴水。我再仔细听听，外面并没有下雨。其实这个小小的动静放在城市里根本不算什么，早就被其他噪音淹没了，然而这里是回冒山区，安静得像史前时期。我突然清醒过来，刘义和老查还在酣睡，我轻手轻脚下了床。
门口透出些许光亮，我看见一个男人背对我，他正在专心工作，两只手拙笨地在键盘上敲击，原来嘀嘀嗒嗒的滴水声就是从键盘上发出来的。我很惊讶，在这座大山深处，老冷学电脑又什么用处呢？
老冷发现我，显得有些局促，他抱歉地说：打扰你睡觉了。
我问他：你上网吗？
他一脸茫然，完全不知所云。我看见那是一台过时的台湾产品，根本上不了互联网，何况回冒山寨距离互联网时代还有相当距离。老冷告诉我，这是他在台湾念书的女儿带回家来的旧电脑，主要用于打字，再就是读书。
老冷感慨地说：你知道，在金三角要找到一本汉文书籍是多么困难！像我们这样远离祖国的华人，本身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原先那点可怜的汉语文化很快就消耗殆尽，不就变得跟本地人一样吗？这台电脑是我的书库，我女儿替我把那些世界名著、中国古典名著统统拷在磁盘里，我只要打开电脑就能读到它们。
我知道老冷还是个业余诗人，常年坚持给华文报纸投稿，他说如今写作都在电脑上进行的。他从抽屉里搬出一摞旧报纸，如数家珍地翻给我看。我看见他的作品主要有诗歌、散文和篇幅很小的短小说，大多抒发思乡之情、游子乡愁之类，已有几万字数。我很感动，这个老知青，久居深山，已成洞中之人，他不仅教书，而且坚持以汉语写作，这种精神本身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拯救呢？我心里有许多疑问，老冷既然是上海知青，难道他不怀念城市生活吗？他为什么不搬下山去呢？或者，他考虑过将来回国吗？
老冷关上电脑，招呼大家起床吃饭，然后上山。
3、坟茔
露水在林中滴嗒作响，打湿我们的头发和衣衫。浓重的雾气像厚厚的幕布包裹树林，越往林中走雾岚越重，我们好像在隧道里穿行一样。直到钻出树林，才看见一轮姗姗来迟的太阳已经爬上对面山头，山谷里涌动着许多金色的波浪。
老冷提了一把大砍刀，像个古代武士那样在前面挥舞开路，他不停地砍去挡路的藤蔓和树枝。老查则拎着一根树棍拍打两旁草丛，弄出很大动静来，他解释说这是为了打草惊蛇，避免与野兽和毒蛇遭遇。大约走了半个小时，老冷站住了，他回过头来对我们说：就是这里。
这是一片林间空地，厚厚的灌木荒草和落叶淹没一切，看不出同其他地方有什么异样。老冷挥刀砍去那些植被，我看见空地上渐渐显露出一个凸起的土堆来。土堆四面安放一些参差不齐的石头。
我明白它是一座坟墓，就是老冷所说的“一个人”。
如今这个不知名的人寂寞地躺在深山老林里，长眠在荒草丛生的泥土下面，我不知道他是否听见我们走近的脚步声，还有我们心中翻腾的无数念头和疑问。森林间的空气潮湿而沉重。老冷像个机器人，他持续和很坚韧地挥动砍刀将空地向四周延伸，那一下下砍击声像钉子一样钉在我们心头上。
我听见老知青悲伤的声音从空地深处传来：他就是老甲司令。是我们……亲手杀死他。其实我们都死了……谁能不死呢？
4、崩溃
一个漆黑的夜晚，强大的张家军忽然包围赤军驻地。
战斗极为惨烈，敌众我寡，覆没的命运降临，知青非死即伤，大部分人成为俘虏。
张家军首领亲自视察俘虏。这位在西方世界几乎传为神话的首领穿着朴素的士兵军装，表情亲切和慈祥。他仔细打量面前这群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中国知青，那种忧心忡忡的目光仿佛不是视察俘虏，而是在端祥不争气的后辈。首领在老甲跟前站住了，他说：你愿意投降吗？
老甲一条腿受了伤，他坐在地上仰起头来回答胜利者：阁下，愿意效劳。
首领笑了，他愉快地说：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老甲回答说：因为你比我强大。
首领赞赏地点点头，他转过脸来问戴眼镜的政委老丁：你呢，愿意跟他一样吗？
老丁看看地上的司令，他对老甲的话有些疑惑。老甲从来不怕死，一口气杀那么多人眼睛都不眨一下，他怎么会轻言投降呢？他在迷惑敌人吗？这时他听见那个首领忽然仰天大笑，简直乐不可支的样子。首领问手下的人：你们相信他的话吗？
那些人摸不清首领意图，都有些迟疑。于是首领蹲下身来，他拍拍老甲的肩膀说：小兄弟，你想必知道吧，我也是个汉人。“汉人”不光表明你的民族血统，还代表一种共同的文化。
于是这个大名鼎鼎的金三角首领就像拉家常一样告诉他的俘虏，他小时候听爷爷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三国演义》，结果他最崇拜的人不是刘关张和诸葛亮，而是曹操。他还熟读过《孙子兵法》、《战国策》和《毛泽东选集》，研究伟人传记，知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绝对是个真理，如此等等。战场上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呢？当然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首领不仅能说出每个知青俘虏的名字，知道他们的来历，还知道他们怎样被关进游击队监狱，怎样暴动，干下杀害自己战友和背叛信仰的种种罪行。
知青都呆住了，老丁看见老甲脸上有了一种痛苦的表情，汗珠忽然像露水一样布满他干燥的额头。他喘着气抗议说：不对！我们并没有背叛，我们的旗帜依然是红色的。
首领站起身来，他冷笑一声说：滥杀无辜，掠夺财物，灭绝人性，血流成河，这就是你们的信仰吗？你们的旗帜是人血染红的吗？
老甲挣扎着要站起身来，但是他没有成功。首领点点头，立刻有人扶他起来，让他背靠在一棵树干上。老甲渐渐恢复了平静，仿佛他从那棵坚实的树干上获得了力量，他对那个著名的首领说：我们来谈判一个条件吧，当然你可以不答应我。
首领问他：什么条件？
老甲说：你放他们走，土司府杀人与他们无关。你可以任意处置我。
首领叹道：我喜欢你这种英雄豪气。但是你天生是个残暴的家伙，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混世魔王。告诉我，如果我放你一条生路，你会怎么样？
老甲爽快地说：我就会拿起枪来要你的命。
首领赞赏说：可惜晚了，你没有骗我，所以你必须死。你得用死来赎罪，超度那些苦海里的亡灵。
首领转身看看政委老丁，他对老丁说：我看你知书识礼，是个有慧根的人。你愿意答应我一个条件吗？
老丁说：什么……条件？
首领说：皈依佛门。但是你必须满足我一个条件，否则你们全都得死。
这个条件就是，他必须亲手杀死自己的战友老甲。
老甲呵呵大笑，面不改色心不跳。他对老丁说：谁来动手还不是一样？今后咱们天堂相见。
老甲被剥皮而死。
首领信守诺言，放俘虏一条生路，致使许多人的灵魂永远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老甲死后，他的尸体埋在回冒山区，我的朋友老冷也就是贺玉海从此放下刀枪，变成当地一个辛勤耕耘的和平居民。他真诚地守望和平，也守护山村的孩子，相信天气晴朗的日子，那个长眠地下的老甲司令一定能够听见从大山深处传来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
政委老丁从此皈依佛门，一心一意脱胎换骨，念经赎罪，远离人间尘世纷扰，成为远近闻名的“细优滴牙朵”(汉人大和尚)。
故事讲完，大家久久陷入沉默。我问老冷，老甲司令嘴角是不是有颗痦子，痦子上有撮黑毛。老冷点点头。我叹了口气。蛮光监狱暴动的主犯魏东有此结局，也算是他最好的归宿。死于敌人之手，而不是死于游击队之手，总算献身于自己的理想。作为知青，也能安息了。
由魏东推测，政委老丁应该是北京知青卫眼镜了。
老冷抬起手来指着远处，我们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这才看见在远处山林中依稀露出一角黄绿相间的飞檐斗脊，原来那是一座寺庙。我看见一抹阳光刚好托住那片树丛之中的琉璃黄瓦，就像一朵佛教传说中的金莲花飘浮在万倾碧波之上。
5、返回
我们告别老冷下山去。
当我们已经走出很远，回头望去，老冷还站在山脊上向我们挥手。我看见回冒大山占据了半个天空，而那座山寨和那些隐隐绰绰的铁皮屋顶，还有那个小小人影都如一幅水墨画，空灵渺远，似有似无。我一时竟怀疑昨夜的火塘、那座坟茔、寺庙以及那些惊心动魄的知青故事可曾有过？
山脚下三岔路口，我们同老查依依惜别。老查要赶着驮马回大水塘，他将独自走向西边的夕阳，走向那座林海深处的小山村。当一年一度的罂粟花开之后，他的马帮就要忙碌起来了。我和刘义则向南返回曼谷，我将从曼谷乘飞机返回中国。
经过这段同行的日子，我们跟老知青老查已经建立起一种兄弟般的手足情谊，我相信岁月的河流一定会在这位赶马人内心积淀出一片肥沃的土壤，我们播下的友情种子将在这片土壤上深深扎下根来。分手之后，当我们已经走出老远，忽然听见老查在谷底唱歌。赶马人唱的竟然不是当地山歌《赶马调》，而是我们人人熟悉的陕北民歌《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尔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
1、公司
赶回曼谷，我们当天就去公司找老邓也就是宫齐。
老邓先把我们领去向经理做了介绍。经理姓陈，是个印堂发红的广东华裔，气宇轩昂的样子，老邓脸上挤出许多笑容，着重说明我们都是他的朋友，我是大陆著名作家，而刘义则是侨乡会的总干事，特意来看望他的，云云。经理大约不相信老邓会有什么值得尊敬的朋友，斜着眼睛看我们一眼，心不在焉地敷衍了两句。
宫齐上班在一幢旧楼里，楼道即使白天也要点灯，给人昏昏欲睡的感觉。据说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曼谷每天都有一百家公司破产，所以没有身份的老知青老邓能在经济危机中保住饭碗是件很幸运的事情。老邓的工作主要是做汉字校对，也给广告词描个花边什么的，再就是打杂。老邓说他从前在印刷厂干过汉字校对，也算学有专长。
曼谷天气炎热，写字间没有空调，我们即使坐着不动也大汗淋漓。中午的快餐是楼下送来的，老邓的午饭则是从家里带来的两只饭团，一条咸鱼，但是他吃得津津有味。老邓放下饭盒就开始体力劳动，他用湿拖布清洁地板，收拾写字间杂物，抹去灰尘，把同事们用乱的东西重新归类摆好。我忽然明白，我的朋友老邓每天早上要像救火一样赶往公司，比其他员工提前半个小时上班的目的就是承担一大堆应该由清洁工完成的杂务。
下午老板率先下班，跟着是经理，不久写字间只剩下我们三个老知青。我问他什么时候下班？老邓回答要等到晚上八点钟。我吓了一跳，我说：你的工作不是干完了吗？那些人不是都走了，你还等什么呢？
他从容地戴上一副老花眼镜，开始阅读当天的华文报纸。他说：我得接听公司电话，这是我的工作。
老邓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他那么自觉，那么认真，令我非夷所思。这还是那个往肉里别毛主席像章的红卫兵，那个冲冠一怒就把游击队监狱夷为平地的老知青宫齐吗？老邓从老花眼镜底下瞅我一眼，然后不紧不慢地回说：邓老弟，我有四个儿子，他们全要靠我吃饭，还要念书呢。
2、老邓
老邓的家在曼谷郊外，据说偏僻到连许多出租汽车司机都没有听说过。
天色向晚，天空坠着一抹红云，老邓走在前面，他走路步幅很大，手臂甩动，像士兵出操，我和刘义只好紧随其后。穿过几条街区，来到一座公园门口，曼谷公园都有很浓密的热带植物和草坪，对市民免费开放。老邓回头来招呼我们说：你们等一下，我去去就来。我看见他端平手臂，收腹挺胸，做出一种蓄势待发的准备姿势，然后像一列火车那样呼哧呼哧地沿着小径开走了。我与刘义的脸上同时呈现一种痛苦的表情，我不明白这个老邓也就是宫齐，他不是上了一天班，怎么还有多余的精力去跑步呢？他不饿吗？他不想赶快回家吗？
十几分钟后，老邓喘着粗气出现在公园门口。我见他衣兜里鼓鼓囊囊，好像坠着一些重物，就开玩笑地问他：你是不是嫌轻装不够，还要增加几个鹅卵石来负重锻炼？
他果然从衣兜里掏出一堆沉甸甸的鹅卵石来，让我们再次吃了一惊。他回答道：在曼谷，一切东西都是值钱的。这样的鹅卵石，市场上一只要卖五铢钱呢。
五铢约合一元人民币，我数了数，他总共捡了六只也就等于赚了六元钱。我说：你捡石头有什么用啊？海水不要钱，你就大桶往家里搬么？
老邓安详地回说：怎么没有用？养花，这些石头都是养花的。
我问他：你每天都这样，下班跑步吗？
他说：我每天要在公园跑两圈，捡六只石头，然后步行回家。今天因为你们少跑一圈。
我说：你都五十多岁的人了，不会活得轻松一点吗？
他说：你知道，如果什么时候我跑不动了，老板就会辞退我。所以我必须跑下去。
大街开始华灯初上，我们来到一座巴士车站，这是开往郊外的139路公共巴士。我们站在马路边上等车，感觉像蒸桑拿，T恤早已被汗水湿透。可是一连等来三辆巴士，都被老邓放过了。我看见那些巴士额头上明明亮着“139”字样的绿灯，不明白我们为何不立即上车去，何况车上并不拥挤，而且还有空调。但是老邓一副很沉着的样子，气定神闲，好像肚子一点也不饿。我建议干脆不用等巴士，打个出租车，车费由我来付。但是这回老邓态度很坚决，他说：等巴士吧，又不赶上班。“摘殷殷”(泰语不着急，慢慢来之意)。
终于等来一辆巴士，车头亮着红灯，老邓这才允许我们上车。车内像一只大蒸笼，乘客都在抹汗，我这才明白原来我们一直苦等的是辆没有冷气的廉价巴士。老邓对此解释说，其实巴士都差不多，动起来就凉快了。
巴士终于把灯红酒绿的城市抛在身后，迎面拂来的薰风里有一丝丝拉长的海腥味。我们在郊外下了车，沿着海滩小路走了二十分钟，终于看见一片发亮的海水。
一座海岛出现在我们面前。
3、海岛
老邓解释说，那不是真正的海岛，而是因为地势低洼，一到涨潮海水便淹没道路，把村子变成一座岛。但是我们都认为叫海岛更好，一个居住在海岛上的人，不是跟世外桃源差不多么？
潮水不深，我们脱了鞋趟水前进，冰凉的海水像给皮肤涂抹一层油脂，有种滞重滑腻的感觉。我问老邓：你每天都得这么来回趟水吗？
我听见他在黑暗中说：习惯了……我住在这里已经12年了。
村子三面环海，房子挤在一起，能想象刮台风的时候房子们挤在一起瑟瑟发抖的样子。我原以为这是一座渔村，但是我既没有看见渔船渔网，也没有闻到通常渔村都有那种永远刮不散的咸腥气味。老邓说，原先岛上确实有几户渔民，后来城里人来到这里盖房居住，原先的居民就进了城。
老邓的家也是一幢简易小楼，有座小院，门口铁架上站着一只鹦鹉。鹦鹉看见有人来就开始聒噪。这鸟儿学的是泰国话，它对我们学舌道：摘……殷殷，摘……殷殷(不着急，慢慢来)。惹得我们都笑起来。
院子井井有条，摆放许多盆花，花儿正好开得热烈奔放。老邓从衣兜里掏出鹅卵石，把它们安放在花台上，我看见花台里已经有了许多远道而来的鹅卵石。但是老邓并不满足，他说将来盖房子用得着这些石头。
屋里有个男孩子，见有客人来连忙合十问候。老邓说这是我的小儿子阿宝，读小学，其余三个都在城里住校。言语间透出一个父亲掩饰不住的自豪和慈爱。这是一个简朴整洁的家，地面干净，桌子上一尘不染，看得出主妇十分勤劳能干。虽然没有一件高档奢侈品，没有沙发空调冰箱，连电视机还是黑白的，但是屋子里仍然弥漫着一种足够温馨的家庭气氛。老邓让男孩子去屋里做功课，随后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忙乎，为我们做出一锅香喷喷的鱼粥。我们过意不去，把电风扇对着他猛吹，他抖着汗湿的衬衣连连说：不用不用，我习惯了，习惯了。
我环顾屋子问他：你太太呢，她不在家吗？
老邓不答，只顾催促我们吃饭。饭后我们坐在一张宽大的硬木家具上，刘义盘着腿，我掏出笔记本来准备提问，老邓小心地把儿子的房门关上，搬来一只小木凳坐在我们对面。他开口说：我从来没有接待过客人，我没有朋友，我的家只属于我和孩子们，所以我不喜欢被人打扰。你们是我第一次也许最后一次破例接待的客人，因为你们是老知青……
于是他开始讲述起来：渡口跳江以后，如何像条无家可归的野狗在金三角流浪，足迹遍布萨尔温江流域。他到过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替人赶过马帮，种过罂粟和橡胶；也讨过饭，入过黑道，险些被人追杀砍死。他整整流浪了13年！直到遇到她太太。两人一道从马来西亚种植园返回曼谷安了家，才在这座偏僻小岛上居住下来。
老邓把我们领上阁楼，我看见那是一间干净整洁的主人卧室，一张双人床在昏黄的灯光下散发出爱情的温馨气息。床头悬挂一帧放大的女人照片，不消说这是卧室的女主人。女主人用一双美丽宁静的大眼睛从墙壁上望着我们……
几年前，一场突然袭来的热带飓风毁掉了这个幸福家庭，女主人一去不返。后来男主人就永远地关闭了阁楼门窗，让卧室永远保持女主人出门前的模样。
老邓沉默一会儿，忽然出其不意地问我们：你们玩乒乓球吗？咱们来玩一盘吧。
这个思维的跳跃幅度很大，让我们一时回不过神来。但是他根本不管我们的反应，开始兴致勃勃地做准备。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屋里确实有张球台，准确说只有一半，就是我们喝鱼粥和就座的这件硬木家具。我为此纳闷，想不出老邓发了什么精神，半张球台怎么打球？跟谁玩？
老邓取出一只球拍来。他的球拍显然很糟糕，是一块什么木板粘了塑料胶皮，听上去很沉闷，根本没有弹性。乒乓球也是破的，发出难听的嘎吱声。但是这一切并不影响老邓的情绪，他依然兴致勃勃，很大弧度地挥舞球拍，把那只银球一次次击向球台。银球疾如流星，欢快地从球台高高跃起，随即被墙壁挡回来。原来老邓的对手是墙壁，换言之是他自己。我看见他左腾右挪前扑后退，削球拉球进攻防守，熟练得跟职业运动员一样。
天气酷热，他很快出汗了，简直汗如雨下。但是他扔掉衣服，赤膊上阵，嘴里继续发出凶狠的吼叫，一次次将球击向那个看不见的对手。他的面孔潮红，鼻孔里喷出粗气，眼睛闪动疯狂光芒，好像拳击手已经打到决定胜负的第12个回合，他的敌人正在等待他的致命一击。那只银球疾如子弹，在灼热的空气中往返穿梭，一道道白色闪电不时照亮我们的眼睛。
十几分钟过去了，随着一声爆裂，小球四分五裂，落下一地碎屑。老邓瘫坐在地上，神情颓丧且麻木。我忽然感觉眼睛湿润。这个老知青，从他往自己肉身上别像章起，就在浴血奋战，但他纵横国境的战场，终究也就是半张乒乓台，他的敌人，却不知道究竟是谁！
1、年轮
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内纪念上山下乡的庆典活动再次升温，人到中年的老知青心态平和许多，回忆和怀旧成为活动的主要内容。知青热衷于联谊会、茶话会、纪念会、报告会、演讲会、师团会、连队会、歌舞会，演出会，还有许多老知青携妻带子，互相邀约包专列、包轮船、包汽车，回到边疆农场寻根度假，看望老乡，对后代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新世纪的知青已经从历史的泥潭中超越出来，他们不再痛哭，不再痛心疾首，而是轻松面对。纪念活动也不再成为一场群众运动，不再具有现实针对性，与轰轰烈烈无关。纪念活动已经具有一种典型的文化性质，将来很可能演变成为一种类似民俗的节日。民俗与立场无关，就像我们今天纪念屈原，与当年楚国秦国的恩怨无关一样。
我回国后久久无法提笔，原因是情绪复杂。那些老知青的命运始终压迫着我，让我无法解脱。修车匠老唐最近获得政府发放的社区低保救助金，他妻子也在家政中心找到一份工作。当我告诉他叛徒杨宏建怎样变成一个奄奄一息的吸毒者，怎样在上帝的赞美歌声中找到最后归宿时，老唐眼眶红了。他用衣袖拭拭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依然低头修补自行车。
我的老同学二杜近来好事不断，他先是被社区评为“自强不息”的劳动模范，出席残联表彰大会。接着又申请到社区发放的一笔小额自助贷款，将露天茶馆重新加以装修，取名“娱乐花园”。娱乐花园开张之日，我前去祝贺，对他讲述了蔡东和赤军的最后归宿。二杜脸上的喜气消失了。这天晚上我们喝酒，他很快就喝醉了，吐了一地。
城市兴起宠物热，兽医老邬的动物门诊扩大一倍，宠物患者门庭若市。他还在我们这座城市率先办起动物二十四小时急诊服务。盲人旅长康国华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的事业再次露出曙光，他与知青合作开张一家“大众MTV同步制作中心”，也就是说他决心投身发展人民大众的歌唱事业，制作和普及各种各样的大众歌星。
老桂继续从事边贸生意，他始终是个生气勃勃和不屈不挠的男子汉。他已经同日本大使馆联系寻找生母，但因对方认为他缺少直接证据，暂时没有进展。
女知青潘冬旭结束在国外的慈善工作返回国内，她向我展示一部厚厚的手稿，注明是一部长篇小说，标题叫做《寂寞旧战场》。我明白这个志存高远的女知青虽然回到中国，心仍然留在金三角，就像风、阳光和美丽的蝴蝶深深眷恋着国境对面那片浸透鲜血和开满黄花的旧战场。
我祝愿她成功。
2、电话
有一天我打开电视机，在香港一家电视节目中意外地看见我的老朋友焦昆。焦昆上电视了，他看上去更瘦了，简直瘦得皮包骨头，让人触目惊心。他对着主持人的话筒侃侃而谈。我发现焦昆其实挺有口才，一点不比那些经常在电视上露脸的明星逊色。
只是最后一个问题他卡了壳。主持人说：设想一下，要是你没有出境，没有参加游击队，也没有流浪金三角，而是留在国内，你会怎么样？
他愣了一会儿，忽然掩面抽泣起来。
2001年底，刘义打电话来，说他即将离开曼谷返回热水塘。
我问他是暂时休假，还是回乡定居？他说你还记得热水塘有所中华学校吗？我决定回去教书。
刘义决心叶落归根，这个根不是故乡中国，而是他在金三角热水塘的家。他像一颗从中国刮来的种子，在金三角的红土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他曾经对我说，对所有生活在金三角的华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来说，祖国那么遥远，文化纽带被割断，中华文明的传统是不会像树林一样自己长大的。
我想起回冒山区中华学校的老知青老冷，他把自己变成一支蜡烛，默默地照亮华人后代的幼小心灵。现在我的朋友刘义也要启程返乡了，他曾经说过，他是个金三角人，如今他从城市返回山区，就好比种子重新落入泥土一样顺理成章。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我在电话里大声祝愿他，做个文明的拓荒者。他在那边没有听清，结结巴巴地问我：什么……种洋芋？
3、来信
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春，我收到一封金三角来信。信封是那种牛皮纸自制的，除了一摞稿件，还有一封信。是那个我所敬重的老知青冷漠也就是贺玉海寄来的。
邓贤兄，你好！
你的到来是我一生的期待，这决不是客套话。因为这是我和那些长眠地下战友的心愿，把一切留给历史，无论功过是非，只要是真实的一笔就足以告慰那些在天之灵。
我在金三角生活了三十几年，已经快要变成一个外夷人，这是你亲眼所见的。如果不是我极力挣扎，那颗从中国带出来的赤子之心尚未完全死灭，我肯定早已随风而去。所谓“尚未完全死灭”，就是心有不甘，尚存一线期待，不愿意变成蚂蚁样的原始山民而已。为此我勉励自己努力去学习，写一点东西，修补那些带血的回忆，去向华文报刊悄悄投稿。我不是为了挣稿费，而是希望将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留住少许，哪怕是一点点。因为许多有口难言的原因，信心不足，文字也令人羞愧，所以断断续续写得很少……
近来金三角再燃战火，中国农历大年三十，回冒村子西面约八公里处的缅莫山谷(你与刘义兄、查兄曾经路过那里)，一队走私马帮遭遇当地最大一股武装伏击，战事由此开端。继而各方势力都介入进来，枪炮隆隆，坦克大炮开进树林，天空飞机呼啸掠过，村寨人心惶惶，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除了躲在家里能有什么办法呢？已有不少人卷起行李逃难。
回冒山区已有多年没有打仗，尽管这里的老百姓很贫穷，很落后，但是和平的日子毕竟像阳光一样值得珍惜啊。战事一起，学校只好停课，我们已经锁上校门随时准备外出逃难。仰望苍天，我们都是五十几岁的人了，临近人生晚年却还要在无休无止的战火中担惊受怕，这份悲凉，这份惨痛的心情谁又能知道呢？说真的，我真羡慕国内的同龄人，你们走过满天乌云的知青年代，迎来祖国繁荣强大的美好时光。和平，是多么值得珍惜啊！……
……
祈祝 安康！
老知青冷漠 草于回冒
我看看日期，信是一个多月以前寄出来的，不知道那里局势后来怎样了？老冷一家是否外出逃难？无情的战火是否把金三角那座世外桃源般的学校变成生灵涂炭的人间地狱？
我的心悬起来。我想起波黑难民、科索沃难民、中东难民以及二战时期的犹太难民、“九、一八”东北难民。我为老冷一家担心的同时，也悬心刚刚返回热水塘的刘义，还有大水塘的赶马人老查，美斯乐的老知青焦昆，我为金三角所有朋友和无辜人们的和平生活而忧心忡忡。
但是我无能为力。
尾声
2002年夏天，我正在紧张写作，老知青刘义忽然打来电话，要我去火车站接他。
赶到车站，险些认不出我的老朋友，因为我看见这位远道而来的海外客人同先前那个熟悉的老知青刘义简直判若两人：一身白西装，遮阳帽，拎一只大旅行箱，无名指上多出一枚硕大无朋的宝石戒指，金灿灿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怎么看都像十几年前台湾回来的“还乡团”。刘义对我解释说：这是你阿嫂亲自上清迈置办的行头。海外返乡，怎么也得包装一下呀。
我把他安顿下来，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陪同他到处观光游览。中国城乡的沧桑巨变令我的朋友极为惊讶，尤其是像蛛网一样密布的高速公路，一泻千里的滚滚车流。刘义惊叹地说：连号称“东方纽约”的曼谷至今也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啊。我告诉他，祖国短短十几年，高速公路里程位居世界第二，快要赶上美国了。
刘义还同许多境外知青见了面。这些同龄人，尽管从前素不相识，但是共同的经历和岁月时光使得他们像亲兄弟一样，那种发自肺腑的战友情怀令一旁的人感动不已。我们在二杜的娱乐花园为刘义举行冷餐会，老唐、老邬都携家人赶来了，大家频频举杯，说了很多肺腑之言。感今抚昔，追忆死去的战友，追忆那段战火纷飞和撕心裂肺的金三角岁月，叹息一代知青早逝的青春年华，人们禁不住热泪滚滚。
刘义终于喝醉了，他足顿胸捶地哭起来：我在金三角流，流浪……三十几年……三十几年啊！中国变了……可是我们……白活了啊……
刘义要回金三角了。我开车送他去机场，他忽然压低嗓音对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千万不要难过。
我的手抖了一下，汽车险些冲出高速车道。刘义低声说：老查，他死了，几个月前……我的心彻底沉落下去。车轮唰唰地从地面碾过，把我的心脏碾成一张薄纸片。一个声音断断续续地飘过来：老查……走私……伏击……马帮……
我目送老知青刘义的熟悉身影走进候机厅，一直走进检票口的巷道深处。当我走出机场，一架巨大的喷气式客机在我头顶腾空而起，转眼间它就变成一个银白色的亮点，然后消失在大海一样深邃碧蓝的天空中。
这时候我的眼泪才夺眶而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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