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限权力体制产生的根源
拙文《极端君主专制主义》主要论述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主义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功过善恶，意犹未尽，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专制制度走向极端化的根源。
一、中国古代始终没有产生权力制衡机制
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都是政权组织形式，极端民主和极端专制都是极大的民族灾难。不过，世界历史上极端民主的国家迄今未有，而堪称极端专制典型的则首推二千多年的中华帝国！数千年间，中国专制时间之长、专制程度之高，无疑当属世界第一。这样的“世界第一”摊在中华民族身上，乃是我们民族最大的不幸和落后的直接根源。
如今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公共权力当初完全走向极端专制，何以竟不能产生鲜明的权力制衡思想、有序的全民抗议行动和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结果坐令封建帝王得寸进尺，不断走向独裁，恣意奴役人民而无可奈何，愣是匍匐在专制暴君脚下，成数千年呼喊“皇帝英明，臣罪当诛”！仅此一点就使人感到，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和政治文明成果似乎不宜自估过高，以免虚骄过度、自我感觉良好，不利于中国思想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
中国历史上的昏暴之君数不胜数，从秦皇汉武到明清帝王，无不掌握至高无上、不受限制的无限权力，因而有条件、有力量实行极其残酷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致使极端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政治文明、制度文明非但不见进步，反而愈到后期愈加专制、严苛和黑暗。
比如，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三跪九叩、八股取士及文字狱等专制表现，无不超过前代。臣民笔下出现“以身作则（贼）”“天下有道（盗）”之类的词语，甚至用了一个“殊”（歹朱）字，也会掉脑袋；清代大诗人沈德潜逝世不久发现其《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竟被挖出坟墓，剖棺剉尸！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而在中国帝王时代却是家常便饭。如此这般残害，我们这个古老的草民中国能不灾难深重吗？难怪鲁迅先生沉痛地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鲁迅《灯下漫笔》）。
那么，号称“文明灿烂”的中国古代何以会是这样？原因是中国古代始终不存在能够制约专制皇权的强大力量，也就不曾产生鲜明的权力制衡思想和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遂使封建帝王为所欲为，不断走向专制独裁，成为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主要根源！
二、封建帝王极端专制全是臣民惯出来的
权力制衡思想的产生需要巨大的社会力量，而力量来自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专制的决心和胆略，可惜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缺少的就是这个！
熟悉中国帝王史的人都知道，真正的专制君主不会遇到拂逆他的意志之人，谁敢违背暴君的意志，只有死路一条。一旦有人让他不高兴，即使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专制君主也会无比愤怒。帝王们被宠坏了，心理变得特别脆弱，特别容易发火，动不动就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细故而杀人！而臣民们则被吓破了胆，不敢起来抗争，也不敢闪现制约专制皇权的念头，唯一办法就是逆来顺受。
可以说，数千年来，中国封建帝王们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地摧残人性，全是逆来顺受的臣民们惯出来的。假如暴君们刚一为非作歹，全体臣民就作殊死抗争，情况定会大为改观，毕竟自由是争来的。可惜中国臣民忍字当头，遂使帝王们的暴行畅通无阻。这里不禁使人想起北美独立战争前夕帕特里克·亨利先生震撼人心的演说：“我们的弟兄已经奔赴战场！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1775年3月20日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第二届议会上的讲演《不自由，毋宁死》）。
由于全体臣民不敢抗争，致使君主专制起来大为放心。尽管不少帝王继位时乳臭未干，但他们很快发现臣民竟是如此百依百顺，于是其权力、胆量和脾气迅速暴涨，因而很容易变成丧失人性的暴君，形成所谓“暴君性格”。然而暴君性格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臣民们容忍他拥有为所欲为的无限权力而惯出来的；再暴虐的性格，一旦丧失无限权力，便无不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神气不起来矣；而无限权力恰恰是全体臣民无限迁就的结果。此谓之“暴君性格定理”。所以，预防“暴君性格”和暴政之害的最好办法，应该是从法律制度上对君权加以限制和制约。可惜中国历史上全体臣民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
令人扼腕的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界和各阶层，拜倒在专制皇帝脚下长达两千多年，丧尽做人的尊严，但却几乎从未发出过改革极端专制政治的强烈呼喊，反而成为为虎作伥、持续宣扬皇权专制的帮凶！大量血迹斑斑的史料显示，封建专制制度主宰下的儒法传统文化助纣为虐，一味鼓吹三纲五常、强干弱枝的极端专制主义理论，致使君权无限扩张，人道、人性、人权为之丧失殆尽，这一切又往往因皇帝个人的残暴恣睢而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中国人常常渴望出现“好皇帝”，甚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暴动手段，试图打掉“坏皇帝”，换上所谓“好皇帝”，但却不曾在最关键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主要是民主法律层面上想办法、求建树，对危害至烈的皇权专制主义始终束手无策；不曾想到把君主专制制度优化为君主立宪制度，而眼睁睁让一般君主专制主义恶化为极端君主专制主义，实在令人痛心。
三、拥有强大武力是封建帝王专制的资本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缘何这般强大？说来让人感到“自豪”：数千年大一统的中国封建专制帝国，原是雄才大略之主靠强大的武力一手打出来的，这下可不得了！强大的武力既然是帝王打天下的资本，日后当然也是他专制的资本。诺大的天下都被征服了，其要专制独裁，敢问天下谁何！
君主专制主义力量过分强大，其维护和强化原有专制制度的能力就会增强，封建统治的时间就会延长，社会进步也就很不容易。假如中国近代国门不被列强打开，封建专制统治的力量不被外来势力削弱，中国绝不会在二十世纪“提前”结束封建王朝统治的时代！
而西方君主专制的力量、程度远远没有达到中国皇帝那种地步，说明那里的君主缺乏强大的武力支撑，根本原因则是缺乏专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传统。
王权与限制王权的法律是一对矛盾，谁能战胜对方谁就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看到，《大宪章》前后，以强大武力和财力做后盾的英国贵族联合制定的法律不断战胜王权，所以就能确立“法律至上”的原则，始终置王权于法律约束之下。
中国古代恰恰相反，法律没有条件和能力战胜皇权，倒是拥有强大武力的皇权以绝对优势战胜了一切法律，结果就确立了“皇权至上”而不是“法律至上”的原则。从此，一切法律制度悉被置于皇权支配之下，法律制度当然不能对皇权有任何约束。而不受约束的皇权遂不断得以扩张，完全覆盖了国家的所有权力，臣民的自由当然成为奢望。可以说，皇权过大、专制制度过于严密是导致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会无休止地使用权力，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对抗权力，即是使国家不同性质的几种权力相互制衡。”“只要进行权力划分，就会或多或少地带来一些自由。否则的话，君主政治就会衰变为专制政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申林译 缩减本 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67—73页）。
问题是，对王权进行制衡和划分要有相对独立而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才行。而在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单一农业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形成任何相对独立的强大政治、经济力量，倒是容易形成专制主义的强大力量。中国古代从原始民主走向君主专制的过程中，本应由王权的监督制约者——贵族议会掌握的“国家不同性质的几种权力”，诸如民主立法、审判和军事、财税等权力，一开始就统统并入王权之中，致使社会完全丧失了以民主、法制规范王权的政治基础和传统，再也没有能够制衡和分割王权的力量。
四、中国古代体制内制约皇权的可怜措施
西方能让国王如此服从议会决定和法律规范，实在是一个政治奇迹。而我们古代制约皇权的可怜措施就显得太低智商了，而且只是在体制内自己制约自己，其主要办法不外乎以下四点：
一是靠所谓谏官、封驳制度限制皇权
中国的谏官制度产生很早，但在专制制度下，谏官和宰相封驳制度往往形同虚设，对专制皇权并不能起到有效的监督制约作用。实际上，谏官的职责与其说是对皇帝谏诤，还不如说是充当皇帝的耳目和专制的工具，专对百官进行纠劾。宰相执行皇帝的圣旨唯恐不坚决，岂敢随便对圣上进行“封驳”！
中国古代高官中有“文死谏，武死战”的理想追求，但在实际历史上，“武死战”者不绝如缕，而“文死谏”者则寥若晨星。因为极端君主专制时代，臣下是不敢拼死进谏的。不然，许多皇帝亲手把国家搞乱、搞亡了，为什么不见绝大多数臣下拼死进谏？如果有大批臣下作拼死进谏，皇帝为什么竟敢不听？不听又能把皇帝怎么样？明清时期，由于君主专制高度发展，皇帝的独裁权越来越大。面对大权独揽的皇帝，谏官所起的作用就越来越小，谏官制度因此几乎废止；而宰相已对皇帝唯命是从，还被朱元璋彻底废除了，为什么也不见大臣们进谏和“封驳”？
其实，在中国极端专制体制下，祈求式的所谓进谏和“封驳”，远不同于英国君主立宪制度下的法律强制，它只是臣下配合皇帝表示纳谏姿态的政治表演，千万当不得真。否则，“不识时务”的比干式的强谏者就要招致大祸。历史一再显示，阻碍路线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二是靠所谓史官秉笔直书限制皇权
春秋时期，特别混账的晋灵公、齐庄公欺人太甚，分别被愤怒的臣下所杀，可是两国史官董狐、齐太史竟片面直书“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其实“弑其君”的是赵穿，而非赵盾；齐庄公屡次上门欺辱崔杼之妻，史不挞伐，却让崔杼背上弑君恶名，其用意全在袒护君主而指斥臣下忤逆。就是这样两位不顾事实、只书人臣之罪、不记国君之恶的史官，竟被同样袒护君主的孔圣人誉为“古之良史”！
千古以来，面对不断作恶的专制皇帝，朝中无可奈何的大臣遂以董狐为“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传统招牌，让皇帝相信“史官每天都会如实记录陛下的一切善恶言行”，以此吓唬和告诫“圣上”不要作恶，可谓用心良苦！惹得好名的李世民非要亲自查看史官对他是如何褒贬的，吓得房玄龄等大臣只好呈上奉承性的删节本。而更多的无赖君王作恶多端，则根本就不在乎史官记些什么；在文字狱肆虐的时代，史官也不敢如实下笔“诽谤圣上”，哪里还有制约皇权的作用？
三是靠所谓天地神灵降灾限制皇权
天命观念早在殷周时代就存在，而董仲舒创造“天人感应”学说，意图很明显，就是想用“天命”来约束君权。他先把天看作有意志、有报应、能降祸福的神灵，使君主有所畏惧而不敢胡作非为。这种荒诞臆说虽然全是迷信，但用于此处倒有一点积极意义。
从历史实践看，醉生梦死的帝王通常都怕天地鬼神，因而一旦遇到天象异常或自然灾变，朝中所谓德高望重、能观天象的太史等老臣，便根据这种学说，趁机奏报“苍天发怒”的“严重事态”，然后苦口婆心、神秘而严肃地反复开导和警告皇帝说：“君王修德爱民、勤政为国，才能赢得苍天和神灵的保佑，否则定会受到天神惩罚。”企图以此吓唬胡作非为的天子，使其心生畏惧而暂时有所收敛。这种限制专制皇权的可怜之举，乃是我们的古人所能想到的办法之一，其用意虽然不错，但其作用和效果则微乎其微。因为“自然灾变”不久就会过去，且天地神灵究难查验，皇帝也不是傻子，岂能经常被他所任用的老朽之臣拿所谓神灵吓住！况且有些杀人不眨眼的暴君竟是最彻底的无神论者，任何因果报应的鬼话休想蒙他！可见，在皇权不受法律制约的专制政体下，皇帝怕天地神灵，也是小民之幸；不信天命鬼神的天子才更肆无忌惮。
四是靠所谓正君心行仁政限制皇权
英国的民主议会制度和法律至上的原则使国王不敢、也不能作恶。所以，国王的个人素质一般对国家盛衰影响不大。而缺乏制约的中国皇帝最初上台时，往往还比较自律，但不久就变坏了。因为，一个人一旦拥有“想干啥就干啥”的无限权力，纵使好人也定会变坏。暴君之害，甚于天灾，其对江山社稷和天下百姓危害至大。所以，对专制帝国来说，皇帝的个人素质对国家显得尤为重要；臣民对“好皇帝”的期盼亦显得格外殷切。如果君主严重失德，则往往实行暴政，国家和百姓必然遭殃。有鉴于此，儒家才要反复强调人性修养，特别力劝帝王要“正君心”，实行“仁政”、“德治”。为此，历朝历代差不多都设立经筵、侍讲制度，延请儒家高级知识分子担任帝王之师，常年讲圣贤之道，对年轻皇帝或太子耳提面命，进行仁义道德教育和培养，期盼幼主成为尧舜那样的仁君。
可惜几千年来，儒家不绝于耳地劝皇帝要“正君心、行仁政”，而暴君暴政却层出不穷；暴君也从来不讲什么道德礼法，就连孔子也无可奈何地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显然，靠帝王个人的道德修养保证其正确行使权力是靠不住的。
对广大平民而言，仁政确实美好，但君主不会乐于实行，倒是乐于实行暴政。大概“仁政”只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老百姓的直接利益，但却未必符合君主的个人眼前利益。在大多数帝王看来，人生如白驹过隙，与其孜孜求治、自己受累，何如追求奢华、及时享乐实惠？为此，帝王们往往不惜采取苛政、暴政手段。臣民往往逆来顺受，毫无办法。在这种极端专制制度下，撤换一个恶劣君主简直太不容易了！如果像英国中世纪那样，具有民主议会和法制的强大力量，进而发展为现代民主选举制度，就能使君主不敢、也不能作恶。即使出现某些混账君主，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很容易地将其罢免。
五、中国古代早就丧失了制约王权的力量
数千年间，中国之所以不能像西方那样制约王权，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社会老早就丧失了制约王权的政治力量。
早在文明之初，中国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推动氏族公社向专制国家转型，君主专制主义随之应运而生。此后，在武力决定一切的争霸过程中，旧的部落、诸侯、贵族和其他割据反叛势力悉被更强大的武力征服了；新兴贵族多是专制君主的家人、贵戚和功臣，悉为专制大树上的猢狲；知识分子 “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当官干禄，寄人篱下，不被奴化则无以生存；就连宗教神职人员也不得不拜倒在“真龙天子”脚下，全社会哪里还有能够制约王权的政治力量！
在单一农业社会，土地几乎是生存的唯一命脉，而土地经济的不动产性质，使它不像欧洲工商业、海外贸易经济那样容易摆脱封建统治，因而无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农业经济以外，也不存在像欧洲工商业阶层那样独立的经济实体和政治力量；而土地等资源全被专制政府所垄断，“夫天下所以听命于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财之所在，非我则无以得焉。”（南宋·《叶适集·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生存资源皆被帝国武力集团所垄断，无论哪个社会阶层，若不屈从于皇权专制统治，就休想存在下去，如何还能产生皇权的政治力量！
强大的专制帝国也绝不允许有任何与自己抗衡的力量存在，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因素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岂能像西方那样坐令贵族强大起来，组成什么民主议会，专与国王分庭抗礼、对等谈判，还制定许多条款来限制王权。这在中国皇帝看来，似这般“以下犯上”、罔顾人臣大义，诚不知“是何居心”？又“成何体统”！非得着锦衣卫星夜捉拿“反贼”、诛灭九族不可。专制皇帝之所以有此威风，关键就在于其拥有独一无二的强大武力做后盾，生杀予夺，一切都不在话下！
在武力决定一切的时代，中国传统思想家更多的只有鼓吹专制的理论，而缺乏限制君权的思想。比如，法家主张修明法度，以法治来反对贵族阶级的胡作非为，但从未想到用法度来反对和限制君主的胡作非为。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因担心“以暴易暴”会造成人类暴力循环不断，所以对以暴力革命来推翻残暴统治的思想讳莫如深，使其不具备革命性社会功能。
其实，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普遍缺少有关如何用武力推翻暴政的革命理论和法律至上的思想内容，而只有如何防止邪恶暴政产生的基础——即如何加强人性道德修养和仁政德治的说教，认为只要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的道德修养好了，就可以达到防止暴政和战乱的出现，就可以治国平天下了。这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在那些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专制君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永远无法实现。
孟子倒是进步的，他甚至认为，以武力诛杀夏桀商纣一类的暴君不算“弑君”。他曾对齐宣王说：贵戚之卿的职责是“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易位”就是将其撤换，这些无疑是主张用武力推翻暴君政权，在中国专制时代具有宝贵的进步性。然而，这种不成系统的只言片语尚未起作用，就已引起当时一些专制君主的反感；特别是一千六百年后的朱元璋，竟咬牙切齿，下令把孟子配享孔庙的名位和“亚圣”封号统统革除，将其“反动言论”从“四书”中删除！全体儒家分子敢吭一声吗？
绝对优势的政治力量带来绝对可怕的专制政治。徐复观先生说得好：“两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专制这架大机器之下，作补偏救弊之图。补救到要突破此一专制机器之时，便立刻被此一机器轧死。一切人民，只能围绕着这副机器，作互相纠缠的活动；纠缠到与此一机器直接冲突时，便立刻被这架机器轧死。这架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核心，以广大的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方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构造起来的。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溢出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这是中国社会停止不前的总根源。研究中国历史，不把握到这一大关键，我觉得很难对中国历史作出正确的理解。”（《徐复观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页）。
显然，在强大的专制机器面前，区区谏官、史官、神灵和道德说教，都不是君权的对手和制约君权的理想办法。只有以更强大的暴力革命手段打碎这架专制机器，按照全新的民主政治理论建立民主法制社会，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故而民主法制至今依然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历史趋势。
遗憾的是，在武力决定规则的中国古代，老早就丧失了对君权的制衡力量，致使君主专制制度一支独大，直到明清时期发展到极端专制的地步，限制皇权的民主法制思想当然没有产生的基础和条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皇权至上”的强大专制统治，决不允许再产生任何“法律至上”的观念和实践。假如中国近代不出现外来势力所引起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或者大清国完全战胜西方列强，我们就只能继续是一个皇权专制的社会，连君主立宪制也不会实行，更不要说共和制了。如今，我们既然早已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惧怕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呢？
注：由于篇幅原因，本文有删节，全文详见共识网网站。
责编：胡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