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自以为是刘申叔的私淑弟子，根本看不起人，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西南联大师生避日机空袭，沈从文从刘文典身旁擦肩而过。刘略露怒愠，对同行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刘文典学生沈从文将由副教授升教授，人皆举手，独刘不肯：“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作教授，我岂不是要作太上教授了吗?”
许寿裳写信与人，常称是“吾兄”、“先生”，从不称“学弟”、“吾弟”。他说鲁迅、蔡元培也都是如此。有人说称先生未免过甚。许说：“学生的学问，当然要比先生好。如果不如先生，世界岂可进步?既胜于先生，则为何不可称先生?”
旧北京师大校长张宗良在一次学术界聚会中说：“我认为‘博士’应该称为‘狭士’。因为博士只精通某一部分知识，所以应该称为狭士。”又说：“我最反对国内各界一见学成回国的博士，就奉为万事通的专家。”
张恨水说，除写作外他的消遣有三：(1)收买旧书，尤其是中国旧小说；(2)收买小件假古董，反正是玩物丧志，真假均是摆着看的；(3)跑花儿厂子，四季买点好花。
1944年，柳亚子在重庆举行的鲁迅九周年祭大会上，大骂文化汉奸柳雨生是“同姓不同宗的不肖灰孙子”。
朱湘写了一篇论文《闻一多与<死水>》，拿去给闻本人过目。但是闻一多说，不许发表，“除非等我死了之后”。朱湘只得作罢。后来闻一多遇刺，朱湘也投水自杀。为纪念闻一多和朱湘，这篇遗稿便发表在了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中。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读书呢?林语堂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一句话，兴味到时，拿起书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这才不失读书的本意。……读书时，须放开心胸，仰视浮云，无酒且过，有烟更佳。”
林语堂有次赴美国纽约夜总会。因着长袍、衔烟斗，有个美国绅士误认他是唐人街洗衣店的老板，故问他开什么店。林语堂大怒，说：“我是林语堂。”然而对方仍追问：“那么做点什么买卖?”林心里深恨对方“见识太浅”，就“幽默”地答道：“我出卖《吾国与吾民》!”(按：《吾国与吾民》乃林英文著作的书名。)
【查良铮】
六十年代，查良铮有次被批斗后回家，看到他所有的译稿和书全被焚烧，又急又气；他用力扒开纸灰，竟发现在未烧焦的书下还留着一部拜伦《唐璜》的译稿。他笑着说：“这就好了，只要留下它，什么烧了都不要紧。”
“文革”时期，谢国桢和顾颉刚曾被令每天洒扫庭院，各自持帚劳动。有次谢举起扫帚对顾说：“咱们两个像不像《空城计》里打扫街道的老军？”说着就学京剧里唱诸葛亮的余叔岩的腔调：“问老军因何故纷纷议论，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
“文革”中，夏衍被诬陷入狱。他在狱中，把明末清初的一首打油诗改为：“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胡风的子女曾间他：“您是文艺评论家、理论家，还是诗人?”胡风当即答道：“我首先是诗人！”
陈岱孙言出必行，无稍改。他有一特点是办公室外不谈公事。有天，学生到他家看望。当谈到公事时，他连忙说，明日到办公室再讲。
80年代末，沙叶新名片上有几行字：“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委员、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都是挂名的。”（摘自李子迟等人著《道可道：民国学人大师真闻录》一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