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 朱增泉散文汇编
《文武赤壁》之一
文赤壁在黄州，武汉向东，车子开一个来小时就到了。一下车，我就远远望见苏东坡，是山坡下一尊高高站立的汉白玉石雕像。文赤壁的名声犹胜武赤壁，苏东坡是这里的主角。大家走近前去，仰视这位千古文豪。一个人一旦被刻成一尊石像，即便恣肆汪洋如苏轼，他那眉宇间，襟袍临风处，拂袖挪步，毕竟已少了那份气质。他的醉态浪漫呢？他的才情风骨呢？他的失意豁达呢？一尊石像纵然万古不朽，终究已不是有血有肉的那个人了。难怪，苏东坡这样豪放的人，也曾在这里感叹过“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江山如画，逝者如斯！
迎面一座小山，不高，拾级而上。可能是这里的人想让文赤壁比武赤壁更“赤”、更吸引游客吧，山壁上泼了一层赭红色涂料，显得假了。苏东坡的文采名声，哪里还用得着粉饰媚俗？
登临而观，山壁下只剩两池死水。抬头北望，远处才是白茫茫的长江江面。在古代，长江是在这座小山脚下拍壁而流的，千百年来渐渐淤积成滩，如今滩地上都已盖满房子。当年，苏轼写了《前赤壁赋》，三个月后重游赤壁再写《后赤壁赋》时，就已感叹“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他去世至今已九百多年了，星换斗移，江山已改，虽是涛声依旧，毕竟江面已远。
唯有东坡在，剩有游人处。
从山上望下去，滩地上的楼群内，对着马路有一所赤壁小学，校门口挂着牌子。若是苏轼有灵，他一定也在盼望江山代有人才出吧？
苏东坡在黄州落难几年，写下了不朽名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后来朝廷发来诰命，任命他为“汝州团练副使”。翻译成现在的说法，就是让他到汝州去当人武部副部长，也算是落实政策，为他重新安排了工作。其实那是给他一个虚职，明确规定他到了汝州“不得签书公事”，去挂职领一份钱粮而已。临行前，他又写了一首《别黄州》，诗中有“桑下岂无三宿恋”之句，对黄州这几年“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落难日子难以忘怀，一个失意文人，被安排去挂职当一名“武官”，真是阴差阳错。
然而，文赤壁的全部意蕴，又恰恰全部产生在一连串的阴差阳错之间。苏东坡获罪入狱，旋被朝廷发配来黄州，反而为他营造出了创作“三赤”名篇的主观情绪和客观环境。古时，此山有峭壁插入江中，形如象鼻，山体为红色花岗岩，故名“赤鼻矶”。苏东坡是四川人，想必他初来乍到，竟将湖北口音“赤鼻”错听为“赤壁”。落难中的苏东坡“孤舟出没烟波里”，游饮江上，身临赤壁，伤感而怀古，触景而生情。面对万古东流、惊涛拍岸的浩浩长江，他心中也被满腔的不白、不公、不平，掀起阵阵巨大的感情波澜。他遥想当年赤壁之战时，时势何等风起云涌，一时多少豪杰，“而今安在哉”？于是，“苏子愀然”，扣舷而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情起波涛中，句出骇浪间，一吟成杰作，一叹成绝唱。
看来，生前的“命”与身后的“名”，从来不是一回事。生前命运好、身后名声也好的人是有的，但并非人人都能如愿、如意。有的人生前飞黄腾达，大红大紫，身后却瞬即灰飞烟灭，再没有人想起、提起，因为他生前其实并没有做过什么留得住的事。或是反倒被人想起、提起他生前曾做过某些恶事、丑事、淹渍埋汰之事，落个臭名昭著，也未可知。有的人生前大起大落，甚至连遭大灾大难，最终却艰难玉成，留下了传颂千古的大成就、大名声。所以，一个人对于眼前那点阴差阳错、阳差阴错，大可不必太在意。苏东坡赤壁怀古之词、之赋，皆悲愤中更见其旷达情怀。他若是一味排遣蝇营狗苟、狭隘不能自拔之情，纵然文丽辞美，也决计成不了杰作，更流传不到今天。
文赤壁，虽然并不是历史上赤壁之战的古战场，但细想起来，其实苏东坡在这里也打了一场赤壁之战。不过，他打的是一场“文战”，对手是那些围攻他、诬陷他的政敌。他的态度是超拔的，不屑于去同对手打那些是是非非的笔墨官司。他没有打黄盖，没有借东风，也没有草船借箭，只是借了几分酒力，信笔纵情写华章。这场赤壁“文战”的结果，苏东坡大获全胜，以其三篇不朽之作流传千古。
《文武赤壁》之二
武赤壁在蒲圻，蒲圻现已更名为赤壁市。出武汉，车向西，开了两个多钟头才到达。登上赤壁山，扑面见长江，滔滔滚滚，一泻千里，顿觉心阔。山上有扶剑而立的周瑜雕像，高大魁伟，雄姿英发。山下赤壁临江，波涛拍岸，浪花四起。宽阔的江面上，有一艘大船在向西航行。长江北岸，朦朦胧胧，岸低树远。
军事史籍告诉我，这里才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当年的战略态势，群雄相争，犬牙交错。曹操统一了河北、河南，又利用荆州刘表新亡之机，逼降其子刘琮，击溃刘备，夺取了江汉平原上两大战略要点襄阳和江陵。曹操的下一步进攻企图，便是从江陵顺江东下，直取东吴。东吴紧张。刘备在长坂坡遭到曹操重挫后，正在南逃路上，准备去投奔苍梧太守吴巨。途中遇到东吴使者鲁肃，劝其联孙抗曹。刘备采纳了他的建议，派诸葛亮随鲁肃至柴桑（九江西北）与孙权共谋抵抗。
那么，孙、刘联军在哪里阻击曹军最好呢？
赤壁江段。
长江在这里由西南向东北斜斜地拐了一道弯，长江北岸是江汉平原上曹军东进的一条陆上走廊，它的左边是汉水，右边是长江。赤壁江段在此拐弯后，恰好横在曹军东进走廊面前，成为一道天堑。曹军图谋东进、南下，无论从水路、陆路进攻，赤壁江段都成咽喉要冲。
赤壁山，是长江南岸这一带沿江平原上唯一凭险可守的支撑点。赤壁山右侧是陆口，即陆水汇入长江处。曹军一旦过江，进入陆水，便可上岸直插东吴腹地，势不可挡。史称“陆口为江东锁钥，陆口倘失，孙权必危”。孙、刘联军坚守赤壁山，既可扼控长江江面，又可封闭陆水河口，堵死曹军直插东吴腹地的最佳通道。赤壁山左侧是太平口，直通太平湖（现名黄盖湖），黄盖在此湖中屯兵操练，蓄势待发。
为了争得主动，周瑜率水军先机迎敌，在陆口外的江面上与顺江东下的曹操水军打了一次遭遇战。曹军退守江北，与周郎隔江对峙。周瑜在赤壁山上开设了前方指挥所，山下有赤壁面江，山顶有哨亭瞭望。北岸是曹操水军大本营乌林。曹军原准备在此过冬，来春再图进攻。两军三方，一场水陆大战，一触即发。
后来的战局发展是：孙、刘联军火攻曹营、华容追击、夺取江陵，取得节节胜利，曹操被迫退回北方。至此，天下三分，鼎足而立。
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以五万兵力，击败二十多万（号称八十万）曹军，这一仗打得真漂亮。从战略决策层面讲，孙权与刘备面对强敌曹操，审时度势，捐弃前嫌，联合抗敌，不失明智。从计谋策划层面讲，诸葛亮与鲁肃从中穿针引线，促成联盟，功不可没。但从军事指挥层面讲，年轻统帅周瑜才干出众，指挥出色，应居头功。
周瑜文武兼备，雄才大略。不仅军事指挥才能出类拔萃，而且精通音乐，“曲有误，周郎顾”。但在古典小说、戏剧里，周瑜却被描绘得心胸狭隘，容不得诸葛亮的才能超过他，“既生瑜，何生亮”，嫉妒得吐血而亡。这对周瑜是不太公正的。事实上，周瑜是东吴开国的栋梁之材，有过大作为、大贡献。他始则辅佐孙策创立江东孙氏政权，孙策死后又全力辅佐其弟孙权，担任前部大都督，始终处在与强敌抗衡的第一线。在赤壁之战中，他步步料敌于先，节节争得主动，不仅亲临江上指挥火攻，而且追击曹军一直追到江陵，最终夺取江陵，为东吴最终站稳脚跟、三分天下，夺取了战略上的决定性胜利。苏轼在《赤壁怀古》中“遥想公瑾当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高度赞颂周瑜对赤壁之战、对三国历史所作的贡献，文豪识英雄，惺惺相与惜。
都说“江南出才子”，似乎江南不出军事家，这是误会。江南自古出才子不假，但江南自古也出军事家，出大军事家，周瑜便是一例，他是东吴人。江南还出过一位更大的军事家：孙武。孙武虽是齐国人氏，但他在军事上却成功于吴国、成名于吴国。因为吴王阖闾重用了他，给了他施展军事才能的舞台和机会，任命他为将军，让他领兵去攻打楚国，给了他施展军事才能的舞台和机会，使他的军事理论得到了实战检验，从此一举成名，名垂千古。
不过，通观历史，有一个现象值得回味：春秋时代，吴国出了孙武这样伟大的军事家，吴国却并未开拓出更大的局面。三国时期，东吴出了周瑜这样年轻有为的军事统帅，后来结束分治、完成统一大业的也不是东吴。即使周瑜不早逝，东吴也不可能统一中国。为何？江南虽然人杰地灵，江南人做什么事情都追求精深完美，因而才俊辈出，出类拔萃，但江南这方土地实在太富庶了，在此据有一方，足可偏安，格局太小，视野太窄。北方虽然寒冷荒凉，但天地开阔，视野开阔，故北方多出豪放勇猛之士，北方政权更勇于开拓，追求统一的意志更加顽强。赤壁之战，曹操败北，孙、刘雄踞南方，天下三分。但分久必合，曹操虽然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追求统一的力量仍在北方曹魏政权的根基上慢慢生长。三国鼎立的局面只维持了六十余年，便由曹魏之后的司马氏政权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目标，是为晋。到了近代,南方又胜过北方，因为南方人更早接触到海外信息，更早学会站在更大的全局上观察世界、审视中国、推动历史。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都起于南方。故，观大局，顺大势，创大业，是为上。
文赤壁，武赤壁，内涵不同，又息息相关。有了武赤壁，才有文赤壁；有了文赤壁，更显武赤壁。文武二字，经天纬地。武力打天下、守天下，文力治天下、修天下。文武之道，文在前，武在后，从长远观点看问题，文力比武力更强大。文武相济，可以安天下。
秦岭古道
古时候，过秦岭主要靠几条险要栈道。栈道，是在山谷绝壁上凿出石孔，插入木梁，再在木梁上凌空铺设木板，供人马行走；脚下便是深渊急流。这样的古栈道，险要之极，也脆弱之极，道口一堵，交通即告断绝。李白在《蜀道难》中曾描绘过秦岭古栈道的艰险：“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这样的古栈道，极为险要，也极为脆弱，道口一堵，或途中某处坍塌，全线交通即告断绝。
现在过秦岭，有东、西两条山间公路可走。东线起点在周至，西线起点在宝鸡，可以分别从东西两端向南翻越五百里秦岭，进入汉中盆地。其他还有几条迂回路也可去汉中，但远了。我们从西安出发，本来走东线近得多，但听说东线在修路，不好走，于是决定走西线。
秦岭古道，最早都是秦国开辟的。秦昭襄王时就已修筑“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自古国势强，道路畅。秦昭襄王在位长达56年，秦国国势走向鼎盛，具备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筑栈道的实力。秦昭襄王修筑的秦岭栈道，虽然初衷是出于军事目的，但长期得益的却是民用。秦岭古道，秦和巴蜀的后人沿用了两千多年，得益了两千多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办过两件社会大工程，一件是筑长城，一件便是修驰道。筑长城反映出的是封闭思想，修驰道弘扬的却是开拓精神。筑长城，劳民伤财，曾激起天怨人怒；修驰道，客观上却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以从未听谁说过秦始皇修路不对。
从关中去汉中的秦岭古道，东有子午道，中有褒斜道，西有陈仓道。其中，褒斜道和陈仓道最为著名。这是大致平行的两条秦岭古道。陈仓道走的是秦岭西端的嘉陵江河谷，山势较为平缓，但路途迂回遥远。褒斜道是翻越秦岭的主干通道，它走的是秦岭中段的斜河、褒河河谷，由秦入蜀“近四百里”，但山势陡峭，道路险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就是汉楚相争之际发生在这两条古道上的著名战例。刘邦乘项羽在巨鹿与秦军主力决战之际抢先入关，项羽忌恨之。项羽入关后，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汉中），实际是把他撵出关中。刘邦忍气吞声，以退为进。他采纳张良计谋，入汉中时放火烧掉身后的褒斜栈道，表示再无意东返争夺关中，麻痹项羽。不久，刘邦就在汉中拜韩信为将，听其计，派兵修复褒斜栈道，造成欲从褒斜栈道东返争夺关中的假象，诱敌将重兵屯于褒斜栈道道口。实际上，刘邦和韩信早已率领大军从汉中出发，一路向西，然后掉头向北，经勉县、略阳、徽县、两当、凤县、大散关，绕了一个大圈子，迂回至章邯侧后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夺取陈仓，突入关中，平定了三秦。这是采用声东击西战法的一个经典战例，充分显示了韩信的军事天才。打仗，不能不重视道路的选择。良将决策，善于综合分析各种复杂因素，确定主攻方向，选对进攻路线，挥军击敌，一举取胜。反之，若情况不明，判断失误，道路选错，往往会惨遭埋伏，甚至全军覆没，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也不乏其例。
我们去汉中时走的这条西线，从宝鸡到凤县，属于当年韩信“暗渡陈仓”的陈仓道。公路顺着山谷蜿蜒盘绕，山势比较平缓。秦汉时，天上还没有侦察卫星，在这样的山谷里行军，扬起的烟尘被山峰和森林遮挡，敌方不容易发现目标，利于隐蔽行动企图，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方向上发起突然攻击。同时，由于这条道路的山势比较平缓，利于部队行动，既可以避免因道路狭窄拥挤造成人马落水等非战斗减员，又可在一旦遇到埋伏时就地展开抢占有利地形，不至于被困死在峡谷里动弹不得，插翅难飞。这些，都显示了韩信的军事眼光。
过了凤县，不多时，到达留侯镇，停下看张良庙。留侯是张良的封号。当年张良辅佐刘邦得了天下，刘邦称赞张良“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封他齐地三万户。张良“不敢当”，对刘邦说：“愿封留足矣。”留城在江苏沛县东南，是张良与刘邦最早相聚相识的一座小城，刘邦“乃封良为留侯”。刘邦在关中坐稳了天下，张良决意“淡出”政坛，选定这片古柏参天的深山老林，隐居下来，参悟道教。如今这片山地的森林仍很茂密，为紫柏山风景区。张良庙内楹联石刻较多，还有些碧森森的古树，有些气象。还长有一种“拐拐竹”，每根竹子都在离地一尺多高的部位打了一个弯，长得怪怪的。
在留侯镇吃了午饭，继续向东，到武关驿，然后向南进入褒河河谷，这就又插上了当年韩信“明修栈道”的褒斜道。这是当年韩信选定的佯攻方向，他有意在这条道上把动作搞得很大，吸引住了敌人的主力。
车子顺着褒河河谷行驶至石门水库路段，路况极险。在古代，著名的石门栈道就是褒斜道上最为险要的路段。但原来的石门古栈道已被淹没在水库中了，现在的公路是贴着水库边缘新修的盘山道。驶出库区时，车子向左拐弯，我看到深谷对面壁立千仞的山坡上，不知什么时候滚下来过一台大卡车，车体摔得粉身碎骨，天蓝色的车厢板和驾驭室顶盖抛散在深谷里，无人收拾，也无法收拾。第二天，我们曾到汉中市内的展览馆去参观了《石门十三品》摩崖石刻，这是当年修筑石门水库时从石门古栈道上凿取回来的国宝级文物。讲解员说，当年李白来往于秦蜀，走的就是这条险要栈道，所以他写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绝唱。
可以想象，假如韩信当年想从这条褒斜道上打出汉中去，那真是“难于上青天”了。韩信的过人处，在于他既以务实态度避开了这条险道，又运用其军事智慧充分利用了这条险道，从而创造出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经典战例。
文武之道，相反相通。诗人李白之于险道，歌之咏之，感之叹之。军人韩信之于险道，察之慎之，避之用之。无论诗人或军人，凭借超人的智慧，作用于恶劣的客观环境，均可创造出人生的辉煌亮点。
第三天，我们从汉中返回时，走的是正在修路的东线，它比西线更险。从古到今，过秦岭东路比西路难走。处在秦岭中部的褒斜道，一直是过秦岭的主干通道。古代由于战争频繁，褒斜栈道屡遭破坏，后来在东面新修了一条子午道。但史料记载，因子午道过于艰险，人马损失甚多，因而“用之者鲜”。不得已，汉顺帝下诏“罢子午道，通褒斜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重新修通了褒斜道。我们一路上看到，修路工人正在为东线的悬崖一侧“镶边”，密密地砌筑护墩，每个护墩里都镶有钢筋，有些路段干脆在外侧垒起一道矮墙，以防司机们向下一瞅就胆寒。
从古到今，翻越秦岭山路艰险，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闭塞。闭塞有两重性：一方面，因闭塞而保护了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却因闭塞而影响了发展。闭塞的环境，在农耕时代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闭塞环境就转化成新时代的劣势。汉中在这方面比较典型。今天的汉中，知名度反而不如古代高。为什么？因为闭塞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它的发展。关中也是如此。农耕时代，秦国的地理优势是人们十分羡慕的。荀子曾说，秦国“国塞险，形势便，山川林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自秦至唐，关中几乎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关中却渐渐冷落了。
从秦昭襄王修筑艰险万分的秦岭古栈道算起，到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修筑贯通秦岭南北的高速公路，时间跨度竟长达两千多年。其间经历了多少次“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却仍有多少人“以手抚膺坐长叹”，“畏途巉岩不可攀”？
人世间，行路难，难乎哉！
诺曼底的回声
诺曼底登陆与伊拉克战争有什么关系？
毫无关系。
不，有点关系。
今年6月6日，适逢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个纪念日的前几天，小布什在美国空军学院发表讲话，说：“反恐战争是21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正在一场风暴中飞翔。”他本来并不是诗人，却想借助一点诗意，利用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这个重要日子，来抬一抬自己，高兴高兴自己。谁知他话音未落，立刻遭来媒体一片嘘声。世界舆论迅速提醒小布什：伊拉克战争根本不能和二次大战相提并论，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也和伊拉克战争扯不上边。有一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国老兵德马蒂诺，这时也插了一句：二次大战的目标是崇高的，而伊拉克战争更像是一场“鬼鬼祟祟的战争”。几天后，小布什到法国诺曼底海滩去出席纪念大会，虽然也发表了讲话，但他再不敢提伊拉克战争一个字。
不过我倒想说，伊拉克战争与诺曼底登陆还是有点关系，虽然它不是小布什说的那种关系。你看，6月6日那一天，美、英、法、德、俄等十六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云集诺曼底 。不仅是为了和平，重温战争。他们还想借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之“泥”，抹平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产生的裂痕。这两场毫不相干的战事，就这样产生了某种联系。
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事件。地球这边一只蝴蝶飞过，地球那边可能引发一场雪崩。一件千万年前的什么文物出土，会使今天的学术界翻江倒海。在诺曼底登陆这座二战回音壁上，被一场充满争议的伊拉克战争撞出一点当年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回声来，倒也并不奇怪。
想当年，二次大战进入决战阶段，苏联对德展开强大反攻，美英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对德军东西夹击，最终将德国法西斯打败。战后，美英却与苏联迅速反目成仇。对峙近半个世纪后，苏联崩溃，冷战终结，二次大战形成的世界政治版图被打乱、重组，这个过程迄今仍在继续。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其间充满了前因后果、千丝万缕、瓜瓜葛葛，剪不断，理还乱。
血战诺曼底，匆匆60年。阳光下，碧海边，战魂尚在，白骨已朽。海风吹白发，踯躅人已老。昔日敌手相逢，相视一笑：“你好吧？”“你好吧？”“坐吧。”“坐吧。”声音发颤，手指发抖，眼已花，耳已背。风声浪声里，一个大声问，一个高声答，一声战争，一声和平。情丝悠悠，泪光闪闪……这就是二战老兵们凭吊诺曼底战场的情景 ，挺感人的。
在诺曼底海滩纪念大会的中心会场上，却是另一幅场景：首脑云集，风云际会。它使人联想起二次大战中那些大国政治家们叱咤风云的一幕，悠悠往事，历历在目。二战中的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老一代政治家，曾以他们的政治谋略和军事行动，战胜了纳粹，改变了世界，留下了遗产。今天的小布什、布莱尔、希拉克、普京、施罗德等新一代政治家，围绕一场充满争议的伊拉克战争，也都显露出了他们各自的心迹，也都在想按照他们各自的意志去影响世界、改变世界。
然而，这两代政治家，是两个不同时代政治风云的产物。他们是“爷爷辈”与“孙子辈”的关系。比较一下这两代政治家的胸怀、视野、抱负和作为，会让人生出许多感慨来。
二
说到诺曼底登陆，不能不说到美国战时总统罗斯福，不能不说到罗斯福在二战中的历史作用。
美国真正发迹，是在二战。这期间，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实际任职13年，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至少有这样三条：第一，罗斯福充分利用二战契机，以军工生产振兴美国经济，大发战争财，使美国成了暴发户。第二，罗斯福促成并主持了“三巨头”会谈，成功地协调了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立场，与苏联联手打败了希特勒，为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三，罗斯福及早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战略构想，在他提议下成立了联合国，奠定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框架。罗斯福在二战中的这些谋略和作为，使美国在战后的西方世界开始发挥“领导作用”。
美国崛起，与两次世界大战有着密切关系。两次大战，主战场都在欧洲、亚洲。一个个欧洲老牌强国的前庭后院、坛坛罐罐都被砸得稀巴烂。美国这个新贵豪门却远隔大洋，两边临海，独门独院，安然无恙。二战中，美国虽然被日本偷袭了一下珍珠港，那只是被人砸了一家孤岛小店而已，鱼池小殃，城门未失，无碍大局。二次大战爆发，开始阶段美国并未参战，罗斯福及时吁请国会修改“中立法”，允许交战国从美国大量购买武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参战，罗斯福进一步动员美国全部工业力量投入军工生产，使美国的军工生产达到德国和日本的总和。到1944年，美国军工生产已上升至轴心国的两倍。二战期间，美国生产出这么多武器装备，从交战国换回了滚滚财富，发战争财发得昏天黑地。二战中，美国向英国提供了50艘超龄驱逐舰，却换取了西半球8个军事基地，又狠狠地捞到一笔实利。如此这般，美国怎能不暴富、怎能不发迹？
不可否认，在国际政治中，罗斯福是一位富有远见的世界级政治家。纵观罗斯福在二战中的政策取向和行为实践，他始终紧紧围绕一个战略目标在努力：美国要站出来当头。
凡是要实现这样的战略大目标，都必须在外交事务中有大突破才行。罗斯福从哪里搞重大突破？搞“三巨头”会谈。他的战略思维是：两次大战，都由德国发起，不把德国彻底制服不行。而要彻底制服德国，必须联合其他大国共同对敌。当时法国已经沦陷，无可指望。罗斯福频频与丘吉尔会晤，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向世界宣告：美英两国将联合起来打败法西斯。但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清楚，仅靠美英两国的力量还不够，还必须同苏联搞联合。这时罗斯福已经看得很清楚，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已在对德作战中愈战愈强。而且可以预见，战后的苏联将会更加强大。罗斯福的结论是：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维护都有赖于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
但要和苏联这个“共产主义恶魔”坐到一起，这种转变谈何容易？美国朝野想不通，连罗斯福的儿子埃利特奥也不理解。罗斯福对儿子说：“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英国在走下坡路，中国仍在18世纪状态中，俄国猜疑我们，而且使得我们也猜疑它。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唯一大国。这是一项巨大的职责，我们实现它的唯一办法是面对面地与这样的人会谈。”
罗斯福早已成竹在胸。美国要想站出来“领导”这个世界，就必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当好挑头的角色，战后别的国家才能认可美国的地位和作用。而要想最终战胜希特勒，必须同苏联联手，别无选择。
罗斯福为了实现他的战略目标，付出了巨大耐心。战争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协调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立场和战后安排上。罗斯福是“三巨头”会谈的主持人、协调者。会谈中，是靠他在协调三方关系，平衡三方利益。“三巨头”会谈取得成功，起到了“搞定战争”、“摆平世界”的作用。如果不是罗斯福的远见、胸怀和耐心，很难想象，斯大林和丘吉尔能在一系列涉及到双方利害关系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就以诺曼底登陆为例。
早在1941年9月，当时美国尚未参战，斯大林就要求丘吉尔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苏联压力，对德实施战略夹击。但丘吉尔考虑得更多的是英国在北非、南欧的利益，对此很不积极。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苏联又同美、英两国分别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进行磋商，由于丘吉尔反对，仍无结果。
此事一直拖到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举行第一次“三巨头”会谈时，诺曼底登陆（又称“霸王战役”）才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丘吉尔仍在会上讨价还价，只同意在地中海搞小规模登陆，不同意在风大浪急的英吉利海峡搞大规模登陆。斯大林对他说，在地中海即使登陆成功，上岸后有阿尔卑斯山脉阻挡，作战部队很难翻越，对德军构不成直接威胁。只有从英吉利海峡登陆，进入法国北部，才能迅速突破德军大西洋防线，穿越法国本土，直击德军要害。为了照顾丘吉尔情绪，斯大林又说，地中海方向可以搞一个辅助战役，起配合作用，但主要战役必须放在法国北部。丘吉尔固执己见，不同意。罗斯福调解说：“如果进行地中海战役，势必推迟‘霸王战役’。我是不想推迟‘霸王战役’的。”很显然，罗斯福站到了斯大林一边。但顽固的丘吉尔寸步不让，第一次讨论未果。
次日再谈。丘吉尔仍不改口，顽固到底。斯大林火了，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回转身去对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说：“我们家里的事情堆积如山，没有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我看不会有什么结果……”
罗斯福一看，此事再不能议而不决了。他马上打圆场道：“很清楚，我们对‘霸王战役’重要性的看法完全一致，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接着，他果断地否定了丘吉尔的意见，明确表态：“在地中海搞一次战役是危险的，它会分散作战部队，推迟‘霸王战役’。我主张不要改变魁北克会议 商定的‘霸王战役’发动日期，即1944年5月上旬。”
至此，诺曼底登陆计划才基本敲定。如果没有罗斯福，诺曼底登陆战役也许最终都搞不起来，至少搞不成这么大规模。要是那样，二次大战的进程和结局说不定会出现另外一些情况。
关于成立联合国的构想，也显示出罗斯福的远见。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国联”，未能在阻止德、日、意侵略扩张行动方面发挥作用，导致一次大战结束后才短短20年又爆发了二次大战，这是一个教训。为此，在德黑兰，罗斯福就向斯大林透露了建立联合国的构想。他说，战后要成立一个大约由35个国家组成的机构，在它上面再建立一个由十来个国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面再建立一个由美、苏、英、中四国组成的小机构，他叫它“四个警察”，这个机构有权立即处理对和平的任何威胁和突然事变。罗斯福当时没有提到法国，他对法国很反感。他举例说：“1935年，当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时，当时存在的唯一机构就是国联。我曾亲自请求法国封闭苏伊士运河，但是法国把它交给了国联。国联对此发生争论，一事无成。结果意大利军队通过了苏伊士运河，占领了埃塞俄比亚。”他说，如果当时有一个像“四个警察”这样的机构，就有可能下令封闭苏伊士运河。
斯大林一听就明白了。他知道，战后的欧洲和世界，都已离不开美国的影响了。斯大林表态说，可以成立一个欧洲委员会或世界委员会。并说，在欧洲委员会里面也应当有美国。这就是罗斯福在二战中为美国奠定的“领导地位”。
逝者如斯。
今年，恰逢诺曼底登陆60周年。小布什一心想找到罗斯福在二战中那种“世界领袖”的感觉，但他没有找到，他找不到。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二次大战为罗斯福总统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为他搭建了一个世界性大舞台，使他演出了精彩一幕。但不要忘了，小布什同样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好机遇，时势也为他搭建了一个世界大舞台。可惜，小布什“识时务”的本领无法跟罗斯福比，大好机遇被他痛失了，大好舞台被他自己糟蹋了。
小布什遇到的历史性机遇是什么？想想嘛，正当人类告别20世纪，迎来21世纪，苏联瓦解了，冷战终结了，剩下美国一强。举目世界，英国、法国实力不济，德国、日本尚未重新获得参赛资格，俄罗斯自顾不暇，中国还在初级阶段，印度睡意朦胧将醒未醒，没有人跟你美国争高低。请问，美国什么时候遇到过这样好的历史机遇？没有，千载难逢。小布什如果真有远见，真有抱负，真有本事站出来“领导世界新潮流”，那就应该在世人面前拿出点远见卓识来，至少拿出一张草图来，同时拿出一点“世界最强”的大家风范来，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各国人民多表现出一点美国的善意来，让世人对这个世界看到更多希望，对未来增添更大信心。可是没有，人们看到的小布什，小家子气得不行，狭隘得不行，自我紧张得不行。在这个世界上，他似乎谁都容不下，这怎么行？
时势为小布什搭建的世界性大舞台是什么？“9?11事件”后，全世界一个声音，支持反恐，没有哪一个国家公开与美国唱反调。请问，美国主张干的事，有哪一件得到过全世界如此广泛一致的支持？没有，史无前例。反恐斗争，世界性大舞台，你小布什好好演出吧。可是不，小布什偏偏要在完全一致的世界反恐舆论中制造出一点不一致来。他刚刚打完阿富汗，又急着要打伊拉克。联合国讨论说，目前尚未找到伊拉克支持恐怖主义的确切证据，不要急，操之过急不好。小布什哪里听得进？你联合国通不过，我可以不尿你联合国。他和布莱尔一商量，干！就开战了。反恐是世界性大课题，世人翘首以盼，希望能够找到对付的良策，逐步缓解它、化解它、最终解决它。多么好的一笔资源啊，他不会经营。说到底，他没有这个远见，没有这个胸怀，不愿利用这个契机去解决一些国际间最基本的矛盾，不愿借此机会去推动世界进步事业发展，急欲报美国一国之私仇，只想捞取美国一国之私利，哪有不碰钉子的？平日里口口声声国际大家庭，关键时刻却不去调动世界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完全不像干大事、成大业的作派，倒像一副“开小店”的作派，连股份制都不要，小哥俩合伙，省事，分红时好算账。
再看看当年的罗斯福，为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充当好西方大国的挑头角色，付出了多少坚忍不拔的努力？在雅尔塔举行“三巨头”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以自己要指挥战争、难以分身为由，执意不肯离开苏联。那时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但为了办成大事，他可以拖着病躯，千里万里坐海轮、坐飞机前往苏联雅尔塔去赴会，从而保证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与苏联合作到底，在胜利前夕先把蛋糕切好。世界是大家的，要办成一两件世界大事，哪能一意孤行？尤其解决世界性难题，哪能容许你图省事？
小布什与罗斯福，胸怀、气度，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伊拉克战争打成这样，拖成这样，不是没有原因的。
三
丘吉尔和布莱尔，这“祖”“孙”俩处理世界事务的视野和气质，也不在一个档次。
由于太胖，将腰带扎到胸口的丘吉尔，同样是一位世界级政治家，他也是二战风云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也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过重要贡献。丘吉尔性格复杂，却爱憎分明。他早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当过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财政大臣，两度担任英国首相，还是一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人们送给他的头衔很多：纵横捭阖的政治家、左右逢源的外交家、雄辩的天才演说家、出尔反尔的政客……。
丘吉尔在二战中的表现，值得称道的是他识时务，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上。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之初，担任英国陆军大臣的丘吉尔，曾是反共急先锋。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协约国讨论制裁德国时，丘吉尔却竭力主张：“把德国养大，迫使它同布尔什维克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遗痈养患，丘吉尔是有账的。当然，后来张伯伦 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责任更大。
但在二战中，丘吉尔的反法西斯立场很坚定。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已担任首相的丘吉尔立即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广播演说，坚决支持苏联反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侵略。
他说：“在过去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这一切，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之下都已黯然失色……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唯一的和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毁灭希特勒……什么都不能改变我们这个决心……我们将给俄国和俄国人民以一切援助……俄国的危难也就是我们的危难……让我们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政治家的最大价值体现在哪里？在国内政治中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国际政治中主持正义，站在维护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这一边。丘吉尔无论以往曾经如何反共，但当法西斯危及人类文明时，他表现出了是非分明的道德观、价值观：支持苏联，反对纳粹。
丘吉尔和罗斯福一样，在重大历史关头，也是敢于搞重大外交突破的人。而且，只要丘吉尔想干一件什么事，他总能为自己找到令人难以驳倒的理由。他留下过一句名言：“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1942年，丘吉尔主动要求访苏，亲赴战云密布的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为推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亲自向斯大林作解释。同时，丘吉尔要去摸清一个底细：如果再推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苏联承受压力过大，斯大林会不会单独和德国媾和？事关重大，粗心不得，他必须亲自跑一趟。
斯大林很快答复，欢迎他去。此时敌人离莫斯科最近处仅50公里，丘吉尔想请斯大林到高加索的阿斯特拉罕会晤。斯大林说，不，你要来就到莫斯科。斯大林是“宁可喜欢真正的敌人，也不喜欢假的朋友”的人。丘吉尔要摸斯大林的底，斯大林何尝不在摸丘吉尔的底？丘吉尔顽固，斯大林更强硬。斯大林虽然对丘吉尔一再拖延开辟第二战场很不满，但对他的雄辩口才和固执得很坦率的个性，表现出了少有的尊重。在欢迎宴会上，斯大林向丘吉尔讲了一个故事：萧伯纳访苏时，曾向他建议邀请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访苏。斯大林说：“为什么要邀请他来？他是干涉我们的头子。”萧伯纳夫人立即纠正说：“不对，是丘吉尔使他误入歧途。”丘吉尔一听，马上向斯大林承认说：“我是干涉最活跃的人物。”说完马上问斯大林：“你已经宽恕我了吗？”斯大林一听笑了：“这一切都已过去，过去的事情应该属于上帝。”两人最后一次会谈结束时，已是深夜了，斯大林破例把丘吉尔请到自己的住所去，两人面对面一边喝酒聊天，一边等着莫洛托夫把公报草稿送来，两人共同审阅、签署。
事后，丘吉尔在给罗斯福写信通报与斯大林的会谈情况时称，他已与斯大林“建立了一种对将来很有益的个人关系”。
通过面对面接触，丘吉尔对斯大林钢铁般的意志敬佩之至。当时，苏德战争战线漫长，苏联损失巨大，压力巨大，困难巨大，莫斯科郊外50公里处就有德军，真正称得上惊涛骇浪、惊心动魄。斯大林却谈笑自如，稳如泰山。丘吉尔心中的那个疑虑消失得无影无踪。
够不够世界级政治家，有没有大局观是一个重要标志。在盟军的反法西斯行动中，丘吉尔经常表现出利己主义倾向，但他对反法西斯同盟这个大局的分量是知道的。几年中，他为协调英、美、苏三大国关系无数次来往穿梭，做了大量工作。再如，为了认真做好诺曼底登陆战役的准备，斯大林提醒应及早任命一位盟军总司令。斯大林说，只有让同一位总司令来负责战役的准备和战役的实施，这样才能搞得好，切忌中途换人。这是经验之谈。在这个问题上，丘吉尔也是顾大局的。虽然战役是在英国集结和展开，但考虑到一旦战役发起，美军人数将大大超过英军，丘吉尔立即表态，这个总司令应该由美国人来当，英国人可以当地中海方向的司令。于是，罗斯福知人善任，让最善于协调关系的艾森豪威尔出任盟军总司令，全盘负责诺曼底登陆战役的准备和实施。顽固的丘吉尔一旦同意实施这次战役，他也是出了很大力的。丘吉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他一份功劳，使他以反法西斯斗士的形象载入了史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只要英国同美国站在一起，英国永远是配角。当今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反恐问题上与小布什站在同一立场，这一点不能说他错。但是，在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个问题上，当国际社会意见严重不一致时，却没有看到布莱尔站出来为协调各国立场做过什么工作。相反，他积极为小布什提供一些不实情报，助长小布什撇开联合国推行单边主义，二布联手，贸然开战。他一心想当反恐急先锋，到头来只在这出戏里扮了个小角色。
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按理说布莱尔也是东道主之一。在法国诺曼底海滩举行的纪念大会，布莱尔也跟着英国女王去参加了。他追随小布什在伊拉克辛辛苦苦打了一仗，可是到了隆重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的场合，他却浑身上下像是生怕别人看出他参预了伊拉克战争似的。这说明，打仗也不是可以乱打、瞎打的。像诺曼底登陆这样的仗，名垂史册；像伊拉克战争这样的仗，非议丛生。在布莱尔身上，已经找不到一点丘吉尔雄辩、固执、爱憎分明、不知疲倦、不折不挠的遗风。
不过有一件事可以提一下。利比亚的卡扎菲突然宣布愿意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从而同美、英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这是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在反恐斗争方面取得的极少胜利之一。据说，这是由于英国同卡扎菲进行长期艰苦谈判取得的重大突破。如果情况属实，布莱尔的记分牌上可以给他加一分。
四
这次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法国是东道主。法国总统希拉克利用这个机会，大胆邀请俄国总统普京、德国总理施罗德也来出席庆典，此举深有含义，闪耀着异彩。
法国这个国家，军事传统也是很深厚的。想当年，拿破仑横扫欧洲，威风无比，最后却来了个滑铁卢，这就不去说它了。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曾打过大胜仗，但随后这个老迈帝国却每况愈下，屡战屡败，难提当年。二次大战中，早早败在德国手下，贝当投降 ，全国沦陷。直到诺曼底登陆战役成功，美英盟军攻入法国，才协助法国光复国土。
但是，法国在二次大战中也有一个最大收获，那就是在抗战过程中缔造了新的民族传统，这一点难能可贵。他们缔造了什么传统？这就是在强权面前决不低眉下眼，始终坚持民族独立自主的戴高乐传统。
戴高乐是有骨气的。当时，正当他来往于英法之间，千方百计争取英国的帮助以抵制法国国内的投降倾向之际，却听到了贝当出面组阁准备同德国单独媾和的消息。他虽然是贝当的老部下，却毅然决然与贝当分道扬镳，不辞而别，重返英国，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6?18”广播讲话，号召抵抗。随后，他在伦敦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着抵抗运动，为日后解放祖国打下了基础。
可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法国、对戴高乐抱有深深的偏见。罗斯福非常瞧不起法国，瞧不起法国人，瞧不起戴高乐。他认为法国人在战争期间表现太差了，打得太差了，简直毫无斗志，不堪一击。罗斯福内心是把法国作为敌对国家来看待的。他打定主意，战后不能给法国以大国地位，它没有资格；也不能给戴高乐有什么出头的机会。“三巨头”会谈中，罗斯福在法国问题上一直坚持这样几条：一，盟军一旦进入法国，必须对法国实行军事占领，建立盟国军政府，对法国进行管理；二，为此，盟军进入法国后，既不能和贝当的维希政府发生联系，也不能和戴高乐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发生联系，只和地方机构发生必要的联系；三，基于上述考虑，他让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把戴高乐指挥的法国军团派往意大利作战，不让他在解放法国本土作战中发挥作用。四，将来占领德国后，对德管理、战后国际主要机构中，也没有法国的位置。
丘吉尔的看法与罗斯福相反。他希望战后有一个强大的法国出现，以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有一句话他不便直说，在他看来，只有一个强大的法国和英国站在一起，将来才能对抗苏联。为此，他多次表示，要依靠戴高乐和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让他们来行使法国民政管理的权力。
罗斯福不同意丘吉尔的看法。他当着斯大林的面，嘲笑丘吉尔也不看看法国如今还有什么分量，居然还想把法国重新培养成一个强国。斯大林对法国也没有多少好感，但不像罗斯福那样偏激。
戴高乐对罗斯福如此藐视法国，极为愤慨，展开了坚决斗争。他针锋相对地坚持这样几条：一，法国军团必须参加解放祖国的战役，而且，必须由法国军队负责解放巴黎；二，盟军在法国土地上必须完全尊重法国的主权；三，在法国建立政府是法国人民自己的事情，除此之外不承认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存在；四，法国的国际地位必须得到尊重。
担任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身临其境，看出了罗斯福法国政策的偏颇，对戴高乐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同情。在戴高乐的强烈要求下，1944年8月23日，艾森豪威尔向勒克莱尔指挥的法国第二装甲师下达了命令：向巴黎进军！戴高乐的车队在装甲师后面全速跟进，随部队同时进入了巴黎。第二天，巴黎解放。戴高乐从巴黎解放第一天开始，就牢牢掌握了新生法国的命运。后来，经过戴高乐据理力争，丘吉尔竭力说项，斯大林表示默认，罗斯福作出让步，法国最终也进入了对德四国管理委员会，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但是，法国从此同美国结下了宿怨。
战后，戴高乐对美国把欧洲盟国当成“小伙伴”使唤的态度十分反感，响亮地提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并一怒退出北约，把美军从法国领土上赶走。
战后半个多世纪来，美国的强权政治愈演愈烈，法国一如既往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平时看不出什么，关键时刻就难免碰出火花。
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何带头唱反调？因为你美国太不把别国的主权放在眼里了，总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小布什的毛病又来了，他硬把伊拉克战争与二次大战扯到一起。希拉克不乐意了，通过自己手下的人转告小布什手下的人：在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大会上，法国人不希望听到伊拉克战争这个词。这句话除了“辣”味十足，还有更深一层含义：二战都过去60年了，美国处理世界事务的思维早该更新了。
希拉克总统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亮出了精彩的一招：他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施罗德都来出席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大会。这是一个惊世之举。希拉克总统要通过这一举动告诉全世界：二次大战中的敌、我、友三方终于汇集一堂，要共同为旧世纪画个句号，把旧的一页翻过去，让我们共同面对新的世纪，找到新的起点，共创未来。
希拉克，大手笔。法国实力不如美国，境界高于美国。
高卢雄鸡，这一声啼得高亢、雄壮。
五
普京总统接到希拉克邀请，想必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会对希拉克心生感激，但不会过于激动。二次大战，苏联遭受损失最大，消灭敌人最多，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功劳也最大。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荣，俄罗斯民族当之无愧，应居头功。想当年，斯大林的钢铁意志，就是俄罗斯民族的意志，那是不可战胜的。在商定“三巨头”会谈地点时，也只有斯大林才有这样的资本，能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这样讨价还价：我要指挥战争，忙啊，你想谈，你就来，我是走不开。也只有斯大林才有这样的资格，让莫洛托夫通知丘吉尔说：你想来跟我说什么，好啊。你要来，就来莫斯科。敌人近是近了点，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苏联时代，纪念卫国战争胜利都是苏联自己搞庆祝。两大原因：一个原因是，虽然美英与苏联在二战中联手打败了希特勒，但战后却迅速反目成仇，尖锐对立，你死我活，无法再来往了。另一个原因是，在战胜德国法西斯过程中，苏联一直是独当一面的，没有必要同西方掺和在一起搞庆祝活动。西方那么多参战国家，搞来搞去，真正能够拿出来说一说的也就是这个诺曼底登陆战役。苏联打了多少大战役，他们能比吗？苏联独家搞纪念活动，照样动天动、泣鬼神。那时候，苏联都是在莫斯科红场搞盛大阅兵式，振军威，扬国威。普京1952年10月7日才出生在列宁格勒，二次大战中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一千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岁月，他没有亲身经历过。但他从小受到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熏陶，卫国战争英雄主义的熏陶，他是终生难忘的。
以往还有一个小小的别扭：究竟哪一次战役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苏联一直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转折点，西方一直坚持认为诺曼底登陆战役才是转折点。没有谁出来当裁判，双方都是以我为主，各说各的。过去布尔什维克的思维向来比较僵化，觉得若是去出席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那不是等于承认这次战役的重大意义了吗？不是等于自我贬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地位了吗？所以，即使对方有邀请也不能去，何况人家也从来没有邀请过。
俱往矣。
虽然战争历史可以为俄罗斯这个英雄民族作证，但今日之俄罗斯，毕竟已经不是昔日之苏联。虽然普京灵魂中仍然保留有斯大林的某些精神基因，但今日之俄罗斯总统普京，毕竟已不是二次大战中的斯大林。对普京来说，再像二次大战中的斯大林那样，端起架子与西方大国首脑们打交道显然已经不现实，比较现实的态度是放下架子，走进群体，为俄罗斯找到新的起点。
前苏联曾经那么强大，最终垮台、瓦解，教训太深了。普京接手之后，也一直在反思，今后的俄罗之路应该怎么走？至少，走进群体，显然是他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为了走进群体，普京自己也在积极创造这样的机会。2003年5月底，俄罗斯隆重纪念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邀请世界各国首脑都去参加，中、美、英、法、德，东西方大国首脑都去了，搞得隆重热烈。此次希拉克邀请普京前去出席诺曼底登陆60周年庆典，这两次活动大有异曲同工之妙，普京何乐而不去呢，去了不会有任何损失，去。
根据历史教训，世界上有两种喜欢单打独斗的人，是难以坚持到底的。
一种是防守型的，腰圆膀粗，力能扛鼎，谁想惹他，上来一个撂倒一个，没有对手。但抗不住对手太多，不是一个两个，是一群，扛着棍，举着钗，围着他转，要跟他干。他背靠后墙站着：“来，谁敢上来？”一天两天还可以，一年两年能坚持，十年八年还能咬咬牙，长期对峙，神经得不到片刻松弛，有朝一日，垮了。
另一种是攻击型的，手里操着家伙，满街乱转：“谁敢不老实啊？”整天嚷嚷着要找人干仗，一天不打不过瘾，身上痒得慌。找着打，追着打。都被他打怕了，恨得咬牙切齿：“这家伙太毒啦！”这个说：“搞他！”那个说：“搞他！”不跟他正面干，正面干干不过他。想些刁招、毒招，也让他吃点苦头，知道点厉害。忽一日，后脑勺上咣当挨了一棒，两眼一黑，乱冒金星：“谁？”一转身，找不到人。连续几次，神经紧张了，躺到床上做恶梦，忽地惊醒坐起来：“谁？”没有人。照这样下去，终有一天会得精神分裂症，早晚也会垮下来，因为他太不想让人活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水浒传》里有一个故事，说的是鲁智深被发落到大相国寺看菜园，酸枣门外有二三十个破落户泼皮前来寻衅。鲁智深到这里来看菜园，今后主要同这帮人打交道，刚来就撞上了。上来两个带头的，一个叫过街老鼠张三，一个叫青草蛇李四，跪在粪池边向他叩了头不肯起来，想等鲁智深过去扶他们起来时抱住他的腿将他翻进粪池里去，给他一个下马威。鲁智深一眼看破，反被他一脚一个踢进粪池里，两个小子哭爹喊娘叫救命。鲁智深回头一声喝：“谁敢跑？跑一个踢一个，都叫下粪池！” 吓得众泼皮目瞪口呆。鲁智深适可而止，喝道：“快扶那鸟上来，我便饶你众人。”众人将粪池里的两个救起，臭不可闻，鲁智深骂了一声蠢货，哈哈大笑道：“且去菜园池子里洗了来，和你众人说话。”你看看，鲁智深才是高明的政治家，他知道，这时和这些破落户泼皮取得直接沟通，比对他们动武更重要。鲁智深先召集他们开会，喊道：“都来廨宇里坐地说话。”会议当然由鲁智深主持，规格也不高，凑合着坐在地上开。他自己先居中盘腿坐定了，指着众人道：“你那伙鸟人，休要瞒洒家，你等都是甚么鸟人，来这里戏弄洒家？”鲁智深问得实诚，众泼皮也答得到位。都说，他们祖居在此，平日里靠赌博讨钱为生，这片菜园是他们的饭碗，大相国寺里曾几次使钱，也奈何他们不得。鲁智深也如实相告，他原是河西延安府提辖，只因杀人多了，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众人觉得鲁提辖虽然功夫了得，但此人通人性，有人情味，可交。于是买了酒菜瓜果，拿来请他客，一边喝酒，一边看他练拳演武，围着他转了。鲁智深喝到兴致高处，倒拔垂杨柳，众泼皮更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又几日，鲁智深觉得总吃穷兄弟们的过意不去，自己掏钱，请人进城沽了两三担酒，杀了一口猪、一只羊，回请众人。一来二去，双方关系越发融洽，打成一片了。
只是，施耐菴有一个细节没有深入交代：众泼皮指望从菜园里得到的那一小部分经济利益，不知道鲁智深是怎么处理的？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可以说一说的，鲁智深新来乍到，众泼皮为何要与他寻衅作对？因为他们要靠菜园生存，鲁智深来看菜园，等于夺他们的饭碗，将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计。这是关乎生死存亡的矛盾，众泼皮怎能不急？鲁智深的高明处在于，既要制服他们，又要让他们生存得下去。此后没见双方为此引起过摩擦，说明双方都把握有度。鲁智深不会不给众泼皮留下一点生计，众泼皮也不至于把菜园折腾得让鲁智深在方丈面前下不了台。如果鲁智深再能指点众泼皮学会干点正事，找到一条脱贫致富之路，岂不更加高明？
六
德国总理施罗德接到希拉克总统的邀请，想来最是百感交集。德国人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使它在世界上名声狼籍。特别是希特勒，对人类文明犯下了深重罪孽，世人对德国法西斯深恶痛绝。二次大战，德国战败，怎么处置它都不为过。半个多世纪来，德国一直抬不起头，这也叫自作自受，它应该好好反省。
关于德国，有很多旧话可说。单说一件事：当时“三巨头”讨论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罗斯福坚持要对德国“五马分尸”，将它切成五块 。他甚至还产生过将德国分割成105个省的设想。他的意图就是要通过肢解德国，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斯大林则认为，对德国肢解是要肢解的，但不应当通过消灭德国的办法来解决德国问题，因为德国是消灭不了的，就像德国消灭不了俄罗斯一样。应当通过使德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办法来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为此，一定要消灭德国法西斯组织和法西斯军队，对罪恶累累的第三帝国领导人应当交给各国人民审判。无疑，斯大林的认识比罗斯福深刻得多。又是丘吉尔，他心里不同意罗斯福的方案，但很讲策略，巧妙地将话题轻轻一拨，就被叉开了。他说，现在大家都同意肢解德国，但是实行起来太复杂。究竟如何分割为好，先要对历史、地理、种族、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现状进行深入调查，还要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对上述情况进行复核，复核之后他们自己先要认真研究，然后才能向我们提出正式建议。但是我们的会谈最多只有五六天，时间根本来不及。因此，他建议可以简单一点，把德国分成两个部分，普鲁士和奥地利 为一部分，巴伐利亚为一部分。丘吉尔的发言是一杯及时的“冷饮”，大家听了之后心里的火气不是那么大了，逐渐降温。经协商，分为苏、美、英三国占领区。后面又出来一个动议，法国也要加入四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要另划一块地盘由法国占领。斯大林不同意。几经争执，斯大林表示，只要不减少苏联占领区，他不再表示异议。于是决定从美、英两国占领区中划出一块来，由法国占领。最后，分成四国占领区 。
西方大国的首脑都是学解剖学的，他们的拿手好戏是将一些国家肢解，通常是由美国主刀。二次大战后，被他们肢解了多少国家？德国、朝鲜、越南、巴勒斯坦、中国。除了越南和德国已经重新统一，其他被肢解的国家，伤口里都被塞进了纱布条，至今久久无法愈合。
另一件事是关于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开始苏联要求赔偿的数额很大，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说，要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战争赔偿开价太高，战败国难以承受，效果反而不好。丘吉尔问道，如果你苏联赔偿要求太高，德国发生饥荒怎么办，大家能不管吗？罗斯福也说，他支持苏联的赔偿要求，但以不使德国人挨饿为限度。丘吉尔提出不要把战败国逼上绝路，这个思想不无价值。可是，想当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后，英国对中国可没有这么大度。甲午战争战败后，日本更是把中国往绝路上逼。况且，德国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德国尚且能得到一点最后的怜悯，他们对中国连最后一点怜悯都不曾给过。想想老牌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的历史，那真是欺负到家了。中国是礼仪之邦、仁义之邦。二次大战，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后来中日建交，中国政府对日本一字未提战争赔款要求。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国外交工作长达半个世纪，他的仁义之心胜过西方政治家不知多少倍。
由于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由于希特勒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战争罪行，使德意志民族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但是，德意志民族毕竟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民族，它们敢于诚恳认罪，低头思过，逐步取得了世人谅解。战后德国的反思和觉悟，给人的感觉，它是德意志民族的反思和觉悟。这样说的主要依据是，战后联邦德国的历任总统、总理，无论他们的国内政见和政策多么不同，但在勇于承认德国战争罪责这一点上，却始终如一。他们一个个都站出来向世界承认，纳粹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人的耻辱”，“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湿漉漉的大理石地面上双膝跪下，代表国家表示悔罪，使世界为之动容。科尔总理在莫斯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致词说：“我向死难者们请求宽恕。”
德国在这方面的表现的确比日本好，日本人各方面都“小”，不大气。
德国以诚恳态度认罪，反思，觉悟，这是会有回报的。第一步，世界会谅解它，第二步，世界会接纳它。此次希拉克总统邀请施罗德总理出席诺曼底登陆60周年庆典，极具象征意义，这是一个转折，一个过渡。世界已向德国张开双臂：来吧，这孩子做错了事，在外面孤独徘徊很久了，回家吧。
施罗德来到诺曼底，神情凝重地下蹲着向战争死难者献花，并再次对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屠杀法国奥拉杜尔村600多名平民的行为感到“羞愧”。但他已不是单纯自责，而是和大家一起来共同谴责战争。他告诉大家，他在二战中失去了父亲，他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然后他说：“最重要的是，这些记忆帮助我们团结在一起，使我们有了共同观点。”什么共同观点？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从施罗德的讲话中，人们开始看到一个新德国的形象。
法德两国之间，差不多有过百年交战史，两国都曾深受战争之累。希拉克总统此次邀请施罗德总理前来出席诺曼底登陆60周年庆典，还有另一层含意：借此化解两国百年恩仇，共创未来。施罗德说，他此次来出席庆典，“标志着我们最终克服了曾把德国和法国分开的障碍，清楚表明法国和德国希望一起作为欧洲的一部分继续迈步向前”。
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邻居们好好和睦相处吧。
在新的世纪里，战争之路是再不能走了，共同为谋求世界和平与发展多出点力吧。
2004年7月1日草毕于北京
罗布泊随笔－－张爱萍佚事
越往无人区腹地走，荒漠景象越苍凉。沿途已没有像样的山，只是一些缓缓的大坡大沟，形成缓缓的大起和大伏，一派大手笔意象。看得出来，原先是有山的，但这些山太老了，已无法站立，坐着也吃力了，只能很随意地卧着了。它们经过漫长岁月的历练之后，步入了地老天荒的大境界。
我们到达大气层试验区的指挥部遗址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当年在这里驻扎着一个小小的、却非常重要的指挥机关，如今已是一片废墟。周围戈壁和两侧小山是一片灰黑色调，而这些破败房屋都是黄泥土墙。在强烈的西晒阳光的照射下，这些散落在灰黑中的黄泥土屋显得十分醒目。
当年张爱萍将军在核试验第一线坐镇指挥的住处，很像北方乡间的一个农家小院，泥墙土屋，有低矮的围墙圈着。院门朝西，背向爆心。小院中央立有一块石碑，上面用隶书写着“中国大气层试验指挥部遗址”。小院内，都是一门一窗黄泥平房，房顶都没有了，残墙也都剥落半塌，院门正对着刺眼的西晒太阳，小院被照得一片浑黄。
张爱萍向周恩来总理报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故事，流传得很广。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当蘑菇云升起时，张爱萍将军按捺住自己心脏的狂跳，侧转脸问身边的科学家和干部们：“这是原子弹爆炸吗?”被问的人早已激动得狂欢不已，一迭声回答：“是啊！是啊！”张爱萍抓起直通北京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向周总理报告：“总理，成功了，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周恩来却异常平静，问：“你用什么证明这是核爆炸?”是啊，装在原子弹里的核材料，是靠炸药将它引爆的。因此，在“不怕一万”之中，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万一”：人们虽然在观察点听到了爆炸声，也看到了升起的烟尘，但万一那仅仅是炸药爆炸，而核材料却没有被引爆呢?周恩来作为一位大国总理，他在向世界宣布这一重大消息之前，必须排除一切可能出现的偶然或差错。他认为仅凭人的感觉下结论不行，他要求张爱萍用科学依据向他证实这是一次真正的核爆炸。
指挥部和参观点都在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圈之外，由于当时尚未研究成功可以直接观看核爆炸火球的护目镜，指挥部怕强烈的光辐射烧瞎人们的眼睛，命令所有在远距离观看核爆炸的人必须背对爆心而坐，要等火球被蘑菇云包裹住以后方可转过身来观看。大家转过身来时，人人都看到了那朵蘑菇云。但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却在电话里追问着张爱萍：“你用什么证明这是核爆炸?”
张爱萍放下了电话。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负责核爆炸效应测试的科学家程开甲被找来了，张爱萍请他回答清楚这个问题：怎样证明这是核爆炸?程开甲回答说，根据测试仪器记录到的数据，经过计算，证明这是一次相当于×万吨梯恩梯爆炸威力的核爆炸。
“不会错?”
“不会错！”
张爱萍重新拿起电话机要通了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正式报告：根据测试数据计算，这是一次×万吨级当量的核爆炸。
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这一消息，立刻轰动世界。
有一位参加过核试验的科学家，在回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情景时，做了如下描绘：旷古洪荒的罗布泊闪现出一团耀眼的白光，炽热的火球冲天而起，巨大的蘑菇云升上高空，强大的冲击波将试验区内的大炮、坦克掀翻，飞机被冲得像狂风中的一片树叶打着旋转……
其实这些景象当时谁也无法直接看到，都是分布在各个观测点上的无数仪器将这些实况记录下来。人们是将这些测试仪器回收后，将记录胶片重放时才清楚地看到的。
1964年，中国正处在极端困难的逆境中。
中国需要这颗原子弹。
原子弹和氢弹，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记，一种特殊产物。二十世纪人类文明之树上结出的这一枚枚“魔果”，其性质和意义是双重双向的。一方面，它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探索科学奥秘的“硕果”，标明人类已成功地揭示并掌握了核裂变和核聚变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在20世纪相争相斗相逼的“恶果”，说明人类为了征服与反征服，都将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首先用到了研制杀人武器上。
罗布泊随笔－－车辚辚，路迢迢
汽车的轰鸣声打破了荒漠月夜的寂静，一支神秘之旅在月光下逶迤东去，车队卷起的尘土在荒漠月光里弥散开去。
一路上，随着车子的颠簸，我坐在车内起落摇晃，心中浮想联翩。40多年军旅生涯，训练、演习、作战，曾在南方和北方的不同地形、不同季节、不同背景下，经历过无数次不同方式的夜行军，获得过许多夜行军的独特感受。比如当战士的时候因连续行军脚底打满血泡的那种感受；比如头上瓢泼大雨、脚下泥泞小路，滑跌得像泥猴一般的那种感受；比如在北国演习，冰雪山路，朔风如割，忽然报告前面有车子翻下山去时的那种感受；比如在老山前线遇上漫天大雾，车队爬行在悬崖险路上的那种感受；比如情况十万火急，路途还很遥远，难以按时赶到却又必须按时赶到的那种感受，等等。而今晚的夜行军，却是一种全新的感受，因为此行的目的地是我神往已久的一个神秘之地。
几年前，我曾在一首题为《古楼兰》的诗里写道：“作为军人，我想进楼兰去读一场古代战争/作为诗人，我想进楼兰去觅一缕神秘诗情。”那次我就想进楼兰，但因夏季罗布泊腹地气温太高，太危险，被层层阻拦。“夏季不进楼兰”是一条戒律。眼下虽然立秋已过20多天，天气仍很炎热，还不是进楼兰的理想季节。但是，进楼兰的机遇太难找到了，既然这次遇上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怎么也不该放过。
据穆舜英在《古楼兰文明的发现及研究》一文中说，在楼兰遗址发现的汉文木简中，写有纪年的最晚一枚木简是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那是西晋政权已被凶奴所灭，司马氏南迁建立东晋政权后不久，但西域前凉小王朝仍沿用西晋“建兴”年号的特定时期。考古学家们据此推断，古楼兰城大概废弃于公元4世纪，即湮灭于公元330年后的若干年内。它在沙漠中湮灭了1500余年后，1900年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轰动世界。之后，又有美国的亨廷顿、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大谷光瑞等到达过楼兰。他们先后从楼兰盗走了大批文物。中国的考古学家黄文弼教授，1930年也到达了罗布泊地区，他在罗布泊北端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驿站，即他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一书中介绍的“土垠遗址”。
这些都是往事了。
今晚，我们的车队无“路”可走，只是顺着罗布泊地质勘探队的车辆在荒漠沙丘间轧出的车辙印儿在走。这些车辙印儿有的地段清晰，有的地段模糊。
车队走出不远，前边突然停车，后面的车子也都一辆接一辆停了下来。我被告知，有一辆沙漠卡车尾灯不亮，要把它调到车队的最后去。在这种没有道路可走的荒漠沙丘地形上夜间行车，扬起的沙尘很大，要是前车没有尾灯，后车随时都有顶撞的危险。当机立断，将它调到车队最后去，这条措施非常正确。
我们的车队说小也不小，除了六七辆小型越野车，还有从罗布泊地质勘探队借来的5辆沙漠专用卡车。因为进入楼兰的最后20多公里路段，沙包林立，沟壑纵横，其它车辆寸步难行，非用这些大家伙不可。这些沙漠专用卡车轮子有半人高，马力大，颠不散，扛得住折腾。每辆车的驾驶楼内有两排座位，也有空调。原先的计划是要让这5辆沙漠专用卡车提前两个小时出发，开到换车点去等候我们。由于我们越野车队的出发时间提前，沙漠卡车的提前量就没有了，只能统一编队，一起开进。
在没有道路的荒漠中夜间开进，头车带路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象。第二次停车时，前边传过话来说，头车忽然看不见地上的车辙印了，可能偏出预选道路，需要停下来找一下车辙印儿。幸好刚偏出去不远，很快就找到了，耽误时间不长，又重新上路。
车队沿着孔雀河北岸一路向东，终于到了雅丹地貌带的尽头，开始向南拐弯。可是，刚在几个雅丹土丘间一绕，就迷路了，整个车队停了下来。负责带路的汪成农走到我跟前说，需要稍等片刻，辨别一下道路。他和几位司机在现地讨论着，一个说已经过了拐弯的地点，另一个说拐弯处还没有到。一时不好定夺，汪成农和头车司机各人带一辆车，一个向前，一个向后，分头去找探路时设置在拐弯处的标志物。但我看汪成农显得很沉着，因为他提前进来探过一次路，而且他现在手里握有卫星定位仪，迷路也不怕。
月光下的大漠显得更加荒凉、神秘。
旷野上，两辆找“路”的车子车灯很亮，朝着不同方向驶去。由于地形起伏很大，车子颠簸得厉害，车灯一会儿射向夜空，一会儿插向地下，隐没在某个高大的雅丹土丘后面，一点光亮都不透，给人一个悬念。
月光下的罗布泊荒漠景象十分奇特。远处，白蒙蒙，乌蒙蒙，深邃，遥远，神秘，难以捉摸。近处，沙地里土台林立，高低错落，轮廓分明，黑幢幢一片。静心细听，我似乎隐隐听到了古丝绸之路上月夜赶路的商旅驼铃，商人们风尘仆仆，来往于道，向东的要到长安去，向西的要到波斯去……
在原地耽搁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又重新上路。
进楼兰去看看是我酝酿多年的一个夙愿，今次得以实现，精神有些亢奋，连续几个晚上很少睡觉。车子重新开动后，黎明前的瞌睡向我袭来。我似睡非睡地在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晃悠，抓紧车门握把的手一刻也没有松过。随着车子的剧烈颠簸，一晃一迷糊，一颠一惊醒。迷迷顿顿中，断断续续地默想着杜甫《兵车行》中的诗句：
车辚辚
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
罗布泊随笔－－楼兰废墟巡礼
千百年来，旷日持久的漠风日夜不停地在切割着这里的地面，楼兰废墟已被切割成一个个互相独立的土墩、土台。佛塔废墟是独立的一墩；出土过大量文物的“三间房”废墟是独立的一墩；西南面的民宅废墟又是独立的一墩；正南停留着一只小鸟的地方也是独立的一墩。这些墩与墩之间的沙土都被天长日久的漠风渐渐刮走了，形成了很深的沟壑。这些残留有废墟的土墩，是因为有坍塌的断墙、房梁、篱笆和残墙中的红柳枝条、芦苇等等压住了沙土，才保留下这些墩状土台。
佛塔废墟是一个烽燧状的土墩，塔身是由一层红柳枝条、一层粘性泥土相叠着堆筑而成的，土层中仍可清晰地见到那些枯而不朽的红柳枝条。佛塔土墩南坡上的僧房已塌坍无存，地上散落着几根胡杨木梁柱和一些红柳枯枝。一根根满身裂纹的胡杨木梁柱，都还保持着方方正正的形状。这种裂纹的形状非常特殊，每条裂纹与左右相邻的其它裂纹时断时续地互相勾连着，没有哪一条裂纹是直通到头的。因此，它们虽然浑身开裂如此，但整根梁柱却能保持不断不散。这是楼兰废墟中胡杨木遗物的特征，其它任何遗址中的任何木质遗物都不会开裂成这样。其中有一个胡杨木门墩，是在一块长方形木块中央有一个圆形凸起，又在圆形凸起中央凿出一个安装户枢的圆形凹坑。由于它形状特殊，大家纷纷扶住它照相留念。
从佛塔遗址向西，翻过一道深沟，登上了“三间房”土墩。“三间房”是一处官署遗址，是楼兰古城的中心。这是整个楼兰废墟仅存的几道土墙，土墙厚达半米。室内空间非常窄小，房间宽度不足两米。但较深，成狭长的一条，很像江南民居中的“弄堂”。这种古代官衙建筑形式显得非常特别，为什么要筑如此厚的土墙?是出于防盗，还是利于御寒?那么，这间不足两米宽的小小衙门内，坐着的是一位什么样的官?他相当于今天的县长还是乡长?但我知道，古楼兰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称为“国”的。
房不在大，有文物出土则名。这“三间房”是发现文物最多、对楼兰学贡献最大的一处重要遗址。瑞典的斯文?赫定1900年3月末首次到达楼兰，第二年他在这三间房内共发掘清理出120支木简、157件汉文文书。后来，英国的斯坦因又先后几次来到楼兰，又从这三间房遗址的两个灰堆中清理出几十件重要文物。灰堆，即古代官衙的垃圾堆。斯文?赫定和斯坦因是两位“拣垃圾”大师，两位蜚声世界的探险家兼考古学家，两位中国西域古文物大盗，两位楼兰学的开山鼻祖。
在“三间房”西南侧的一个土墩上，沙堆里立着一圈木桩，可能是一处民居遗址。地上横着两根粗大的门柱，门柱旁有两个很大的胡杨木门墩。汪成农和摄像员杨军岭都说，他们上次进楼兰时，这个门框还是立着的，这次来已经倒塌了，真可惜。他们不无担忧地说，下次再来，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这些东西。他们又领我到房址的西南角上去看一盘石磨，可是在沙堆里找来找去没有找到，石磨不在了，不知被谁搬走了。楼兰的地表残存文物正在严重流失。
本世纪初，西方探险家掀起了一股中亚探险、楼兰盗宝狂潮。进入80年代以来，似乎兴起了新一轮楼兰热。这些年，进入楼兰废墟探险、考古、拍电影之类的讯息不断见诸报纸、电视。尤其是有关单位开辟了“楼兰游”旅游项目以来，进入楼兰废墟旅游的外国人、中国人接连不断。我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以后，地方有关部门对罗布泊地区的地质勘探也已开始。罗布泊和楼兰正在失去往日的神秘和宁静。
幸好，对一般人来说，穿越罗布泊和进入楼兰废墟毕竟仍是一件大难事。我同意这样的观点：要是进入楼兰太容易，那么，要不了几年，楼兰遗址将很快被糟蹋得无法辨认，甚至荡然无存！即使进入楼兰的道路如此艰难，将楼兰遗址糟蹋无存的危险也已露出严重苗头。
石磨不在了，我便仔细观看着这座房屋的结构，地面上残存着红柳枝条编成的墙芯，抹在红柳枝条上的墙泥均已剥落。从地面残存的房基轮廓看，三间屋子相连在一起。当中一间是堂屋，稍大，有前门，有后门。这扇背阴的后门开得有些蹊跷。现代中国民居风俗，南方气候炎热，需要前后通风，乡间民居都有后门；北方气候寒冷，主要矛盾在于防风而不在于通风，故乡间民居只有前门，没有后门。我在西安半坡村遗址看过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古屋复原模型，也是只有前门，没有后门。楼兰地处西域，纬度比西安高，冬季更寒冷，但这座古代民居却开有后门，有些特别。我注意到，它的前门和后门都建有门斗，人员进出均须拐弯，这明显是为了防风。可见古时候这里就常年有风，而且风大。
当我走上南面的又一土墩时，两位卡车司机正在那里寻觅什么东西。他们都在罗布泊地质勘探队开车，经常到楼兰遗址来，都知道在哪个土墩上能拣到东西。他们向我迎来，递给我他们拣到的两样小物件。一枚很小的古钱，只有指甲盖大小，中间的方孔却很大，满身结满青绿铜锈，已看不清上面的字样。另有几粒项链珠子，只有绿豆大小，玉质，其中一粒是翠绿色的，这是古代妇女的饰物。一枚小小古钱，越过千年时空，传递来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浓重商贸气息。透过几粒小小的项链珠子，隐约可见当年楼兰街市上那些古代女子的绰约风姿。
在楼兰废墟盘桓了两个多小时，正午时候，温度迅速上升，大家坐在汽车阴影里吃干粮。我啃了一个馒头，嗓子眼里干得无法下咽，需要连喝几口矿泉水才能吞下一口馒头屑。有人测得地表温度已高达59℃，我开始出现中暑症状。为了不动摇“军心”，我没有声张，独自躲到一个土墩后面去方便了一下。
我重新回到高处，环顾四周，还有好几处土墩没有去登临。东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那块石碑那儿还没有去；北面，楼兰古墓群那儿还没有去；西面，枯死的胡杨林和古代进出楼兰城的古河道那儿还没有去……进一次楼兰那么不易，我多么想再仔仔细细多看一些地点。但我的中暑症状却在加重，心中一阵一阵往上涌，想吐。心里想，不好，一旦在这里倒下几个，将无法收拾，必须撤出去了。
我忍着许多遗憾，下令回撤。
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何时还能再进楼兰?
沧桑流变的感悟与悲叹
周政保
《西部随笔》（作家出版社出版）是朱增泉继《边地散记》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散文集。就我的感受而言，《西部随笔》中的“西部”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它与21世纪中国人所渴望的复兴理想，存有着某种悠远而神秘的、并在传统上无法割断的牵连。
这部散文集在不断提供具有西部特色的奇异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地提供着作者的感悟或新鲜发现。人说中国散文创作最重要的传统是“有感而发”，但对文学来说，并不是所有的“感”都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无论此“感”还是彼“感”，都得讲求思情质地，讲求在启示读者方面所可能抵达的新鲜程度，以及那种潜移默化的审美效应。当然，这是很高的散文创作要求，而散文创作的“难”也正是“难”在这里。但我在阅读中感觉到，《西部随笔》在应对这样的创作难度时，自有一套既很传统又很富灵性的方式，特别是，作者在传达自己的洞察或体悟的具体过程中，不断融入机智的具有新鲜色彩的见解，从而使作品中的“感”获得厚重的分量。譬如《卷一》中的那篇慨叹明长城的《边墙》，作者很风趣地将长城比喻为“中国历史的一根装订线”，假如把长城从中国历史中抽掉，“古老的线装书将散落一地，凌乱得无法收拾”，可谓“没有长城就没有中国历史；不解读长城，也不可能真正读懂中国历史”；然而“辉煌亦长城，悲叹亦长城”，“长城终于成为伟大古迹。可是精力已被耗尽了，时间已被它耽误了”。当既象征辉煌又让人悲叹的“伟大古迹”出现在散文作家面前时，一场考验作家的文化素养或感受力的挑战也就随之开始了。《西部随笔》中的“西部”，是一片历史文化含量极高的广袤土地，可谓博大而精深，悠远而沉重，到处都能见到先人留下的痕迹，到处都倾听到历史的回声，以及那种含着血泪的有关民族前途或安危的告诫。因此，类似作家在长城或边墙面前必须接受的那种挑战，在《西部随笔》的每一篇作品中都能见到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西部随笔》是一部耐读的充满意趣的散文集——之所以如此，当然与作品的写法也有关。或者说，这些作品——如《渔远的牧歌》、《漫游河西》、《西域之旅》等，都是“双管齐下”融合的结晶。所谓“双管齐下”，一是作者的寻迹访古，即那种亲眼目睹的真切感受，那种对于寻迹访古的如实抒写；另一则是读史，从历史的重温中开拓眼界与汲取营养。特别是在史实的把握上，作者的态度是审慎而严谨的，如《西域之旅》，作品在寻迹访古之中写到了一些历史人物，如汉武帝、霍去病、张骞、李广利等，而这些人物确对中国的历史及传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作者在感慨这些历史人物时，既搀入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又极具当代性或现实感，作品在写到“汉武帝的遗产”时说：“汉武帝开拓和经略西域所显示的战略眼光，远在秦始皇之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筑起一道万里长城，企求‘围守而安’；西汉武帝开拓西域的战略目标，却是为了‘走出去’。他除了将西域这片广阔疆域收入大汉版图，还终于趟出了一条通向欧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又说：“中国后来闭关锁国，这不是大汉留下的传统。”如此这般，作者就把寻访、读史、现实，乃至中国人的精神等融合到了一起，从而使抒写折射出启迪情智的光彩，并给人以好读的富有情趣的感觉。
实际上，这些作品还呈现出一种在散文界很难得的特点，即作者在抒写或思情的传达过程中，往往很自然地与历史上的军事斗争相拥到了一起。这样的特点，无疑是源自作者的职业军人身份。除了已经提及的如《遥远的牧歌》、《边墙》、《西域之旅》等，还有如《漫游河西》、《居延海》、《兴隆山》等，无不与战争、与民族安危息息相关。的确，也只有带着这样的目光走一走河西，读一点儿历史，才可能真正理解匈奴人为什么要唱：“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所以在我看来，因了“西部”的辽阔、悠远、浩瀚、粗犷，更强化了作者的抒写视野，而作者所具有的那种当代性眼光，又使历史与现实获得了一种审美的契合——这一切，令我们从沧桑变迁之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一种气魄，一种与今日中国息息相关的“现实”。我想，这便是《西部随笔》的意义。
《文汇报》2002.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