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凡语言和文字，无论在交际功能上还是在语义效应上，都呈现出若干差异，世界上任何民族概莫能外。在把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言和文的语用比较中，不难发现，当数汉字和汉语的语用反差最为显著。汉字以其特有的形体结构，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心理效应，因此在文字运用中，只要具有适当的文化氛围，字形蕴含的深层次意味儿，就有可能从惯常的语义场中别出心裁的脱颖而出。这种汉字文化现象在显得相对独立的命名中，表现尤为突出。
社会生活中，命名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人名、地名、物名乃至于商业贸易活动中的商标、广告和商家店铺用名。
人的姓名，简单说来，不过是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为了便于区别彼此，而冠以的不同称谓标记而已，可一旦具体到个人，此事则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姓名文化，旧有姓、名、字、号的区别讲究，名和字的语义（或字义）内涵多有关联，有人还在爹妈给的名、字之外自己取“号”。名和字皆有统属的意头：杜甫字子美，“甫”为男子美称；曹操字孟德（操守，德行）；张飞字翼德，岳飞字鹏举，关羽字云长（羽、翼、鹏、飞、云，五字间的语意关联不言自明）。但有些名、字的用意则颇为费解，如孔子的弟子曾皙（曾参之父），姓曾名点字子皙，“皙”有白色的意思（多指皮肤），“点（點）”却有黑色的意思（墨點）。表面看来名与字的内涵背道而驰，但相对、相反也是一种关联，黑与白连在一起，是否寓含是非分明、正邪判然之意，亦未可知。
聂（聶）耳原名守信，后改名为耳。从字形结构诱发的视象效应来看，名中的一“耳”和姓中的三“耳”彼此呼应，可以产生浓厚的意象联想。聂耳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杰出的作曲家，这就是致使姓、名二字别出新意的文化氛围。已故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字了一，“了”“一”二字在文字形态上近似于“力”字的合文，在语音上则是“力”的合音（就传统反切的声韵关系而言），非语言大师，难得从名、字的字形与字音关系上安排有如此的绝配！前人所谓人的“名字相应”多从名、字的语义关系着眼，王力先生则不拘于此，而从字形、字音的组合关系上均有独特取意，其姓氏文化效应正切合语言文字工作者这一特殊身份，並足见其毕生孜孜不倦的理想和追求。
除了人的姓名字号多看重立意深远、蕴含彩头外，地名用字的发展及演变趋势也和人们的习尚有关。地名用字的历史变化多有来由，但在其演变过程中有时也可能名不副实，为了从字面意义或从字形结构上能反映出民俗、民风、民情的好尚和追求，后起的地名相对于传统地名，有时可能出现字音与实际语音脱节的现象。例如北京街巷胡同的重新命名：干鱼（yú）胡同→甘雨（yǔ）胡同，罗锅（guō）巷→锣鼓（gǔ）巷，鸡（jī）罩胡同→吉（jí）兆胡同，裤子（zi）胡同→库司（sī）胡同，牛血（niúxuè）胡同→留学（liúxué）路，粪场（chǎng）大院→奋章（zhāng）胡同。地名改变后的字眼儿大多数读音与传统称呼的读音相同或相近，字面义显然已经掩盖了该地名原来的“得名之由”，而产生出了使广大民众易于接受的新的文化语义，只有少数字的字面意思不太明显，如“库司”“奋张”等。
传统意义上作为驿站讲的“堡”字音pù，字也可写作“铺”，二字的古音古义本来并无差别。成都东郊有两个相邻的地名，一处叫“沙河堡”，一处叫“沙河铺”，其中的“堡”读bǎo音，“铺”读pù音。这两个地名用字的相同传统读音在今天的成都话中已然判分为二，作为地名的区别性特征，则凭借不同的字形和不同的读音而凝固下来。这两个地名中的“堡”“铺”二字，当地人已不再去探求其本义与本音的关系，只作为地名的区别用字使用，于是地名用字的语义随语用的变化而分化开来。重庆沙坪坝曾有一酒家，名叫“半月楼”，因其建筑呈半圆弧形，故称。有趣的是，在此三个大字旁边，还有“伴月楼”这三个较小的字竖立在灯牌上。大概日间营业，可观楼形如半月，晚上营业，则可与天上明月相依为“伴”。这两个不同的名称皆与毫无偏倚的汉语拼音BANYUELOU为邻。
不改字而语涉双关的命名也能表现惯常语义之外的文化用意。著名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倡导使用大众语和写白话文，为此创办了《太白》半月刊这一“大众语运动”的实验刊物。命名为《太白》的初衷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话还要白”。有些事物的命名，称呼相同而用字不同，不同用字对语义的理解可能产生不同的文化导向。例如，旧时对婢女有丫头、丫鬟之称，用字又可写作“鸦头”、“鸦鬟”。“丫”字突出了少女的发髻之形（双髻左右侧分如树丫），“鸦”字则强调头发的黑色（如鸦片亦称“黑土”）。另外，不同用字在同类事物的语用关系上也可能有细微的区别作用。例如，佛教文化中，用于佛像或莲台法座上的饰品有“璎珞”与“缨络”之分，璎珞由珠玉宝石连缀而成，挂于佛像颈项，缨络则是由彩绣锦缎、流苏连缀而成，挂于莲座或悬于紫檀架上。⑴
社会生活中有些事物的命名，在用字上表现出相对的自由和灵活，以适应不同的文化需要。例如，在一般年节喜庆的走亲访友中，人们常用标有“吉祥”字样的红包来表示祝福庆贺，但在羊年道贺时则常常换成“吉羊”二字（其实“羊”正是“祥”的古字），在特定的时间、环境中彰显出明显浓郁的民族传统风尚。而有时候，人们则有意改变某些事物名称的用字而用于特定的目的，甚至不在乎这样的使用是否有违合理规范。曾听一位朋友讲，他有一次携九岁的小女儿上街，小女孩突然问其父：什么叫“xǐ沙”？这位父亲简略给女儿讲了“洗沙”的原料和“洗”制的方法，女儿却说：刚才饭馆门上写的“喜沙包子”是欢喜的“喜”，朋友当即告知他女儿，这是一个错别字......其实凡事不宜太绝对，此事若从民俗语言的角度来分析，也未尝没有道理：开店人变“洗”为“喜”显然是有意为之，很可能出于吉祥用语的传统心态，亦不乏寓有希望吸引顾客、生意兴隆的内涵在其中。
如果仅仅从义理方面探求，有些事物的得名可能百思不得其解，但从文化联想的角度，从相应相关的另一事物名称的关系位的思路进行审视，该事物奇怪命名内蕴的文化用意则可迎刃而解。例如，冬天使用的、置于被窝内供人取暖的暖水壶，旧时有一个名称叫“汤婆子”，汤者，烫（水）也，但“婆子”二字则颇为费解。但联系到另一相关物，即夏天使用于床席上的、用青篾或空心竹筒制成的消暑用品“竹夫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旧时代，“汤婆子”和“竹夫人”这一对文化词的出现便不足为奇了。⑵ 无独有偶，有典史可为依据的“泰山”（岳父）和无所取义的“泰水”（岳母），这一对文化词中，后者也是以前者为依托，通过文化联想利用关系位这一构词方法而生造出来的。
现代商业用语的命名呈现出的文化意味儿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有时为了突显商机和更多赢利，不惜一改再改，这种情况在外来词的汉译中表现最为突出，如mini→小型、微型→迷你，laser→莱塞→激光→镭射、雷射。汉译中的音译词，虽然不可能据字而索解其义，但其所选用的汉字在形态上大多有一种或显或隐的暗示，如美国品牌烟marlboro译为“万宝路”（似可诱发财运亨通、生财有道等文化义），另如vermouth译为“味美思”，simmons译为“席梦思”，见其字似乎就可知其义，甚至达到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品牌名称引发商机的例子，当以香港商人曾宪梓创造的领带商标“金利来”最为典型。商标英文名为goldlion，汉语“金利来”取其意译兼音译，终于创造了“男人的品牌”这一商界传奇。
有人批评哈尔滨一家饭店的“清真犇羴鱻”这一命名，说“如果把饭店的全名连起来，就是‘回族的奔跑，膻臭，新鲜’”⑶ （按：此说有误，“清真”主要指信奉伊斯兰教民族的饮食习惯和规定，并不只限于回族）。 其实店名产生的效应刚好相反，正因为普通民众“不了解字义”（犇音bēn，义同“奔”；羴音shān，义同“膻”；鱻音xiān，义同“鲜”），才不会发生上述的误解。这三个生僻字的字形与字义关系出现断裂，正是该店的命名可能赖以立足的文化氛围。“犇”“羴”“鱻”三个字并在一起，很难产生彼此间的语义联系，而形体独特的字形结构，在人们心目中，很容易从直观的视觉意象中诱导出相应的文化联想，即有关牛、羊、鱼的丰富想象，而这正好与该店命名的意图与宗旨相适应。当然，在商标广告品牌中，这并不属于一个最佳的命名，更不宜追随效仿，因为这三个字的冷僻难读，很不利于该店的声名远播。出奇制胜，不仅要奇，要巧，还应适宜于大众化的要求，尤其在商品经济优胜劣汰的今天。
注释：
⑴ 邓云乡《红楼风俗谭》，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一版。
⑵ （清）赵翼《陔余丛考·竹夫人汤婆子》：“或以对竹夫人。”
⑶ 王大新《如此店名》，载《汉语学习》199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