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在《论语・阳货》还记载着另一个故事：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里所说的“兴、观、群、怨”，其实质就是“诗言志”中各不相同的“情志、感慨”。但是，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下，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却又成为了非常迫切的重要问题，成为了整个社会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最经典的诗学命题，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除《尚书》自春秋以来就成为经典、汉唐以来又成为儒家经典之外，这三个字还在春秋时期“赋诗言志”和“借诗言志”的文化思潮运动中产生了重要作用。故而，“诗言志”就成了我国不仅著名、而且权威的一种诗学思想。
对于“诗言志”的阐释，不仅代有其人，而且代有其说。因为这三个字的内涵确实非常丰富，于是就出现了关于“诗言志”的“同”与“不同”。
所谓的“同”，就是历史上许多学者的“同样看重”，都在他们的诗学或文论著作中分别进行了阐述。如诸子百家中的孔子、庄子、荀子，汉代的贾谊、班固、郑玄、董仲舒和《毛诗序》的作者，魏晋的刘勰、萧统，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邵雍，明代的王守仁、李攀龙，清代的顾炎武，近代的刘熙载、朱自清、闻一多，现代的朱光潜、叶嘉莹等等。正是由于这许许多多的“同样看重”，才充分说明了“诗言志”在诗学理论价值上的重要性。
所谓“不同”，就是诸多学者对其内涵的“不同理解”。汉代《毛诗序》的阐释颇有代表性：“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至于其他学者们的阐述，由于各自身份的差异、所处时期或所站角度的不同，从而使得他们各有心得。正因为这些学人的不断继承、弘扬和发展，才更彰显出“诗言志”至今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
二
其实，这三个字从语法上看倒是非常简单的“主、谓、宾”结构：
诗（诗歌）|言（表达）|志（心志、情趣）。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对“诗言志”这个最简单的主谓宾句子，就历史上的种种阐述进行删繁就简的理解呢？
主语“诗”，有广义的“诗歌”与狭义的“诗经”两种解释。如“小子，何莫学夫诗”、“不学诗，无以言”中的“诗”，就特指《诗经》。而《诗经》就是我国诗歌的滥觞与经典，所以在“诗言志”的意义来说，狭义之《诗经》与广义之“诗歌”都是可以从广义层面来理解的。
谓语“言”，也可以有名词“语言”与动词“言说”两种解释。不过从《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原文来看，这里的第一个“言”主要还是“表达、表述、传递”之意。司马光在其《赵朝议文稿序》中写道：“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由此来�f，“诗言志”的“言”就是作者一种诗化的语言表达。而这种诗化表达的过程，在传统诗歌来说就是一种对语言、声韵、情采、意象的审美化过程。
宾语“志”，是这三个字中的重点。但这个“志”到底是什么呢？《毛诗序》说的“在心为志”，是一种心理状态。而“诗言志”的过程，就是“志之所之”的运动过程，就是一个由志而言、由内到外的表达过程。《毛诗序》之后，学者们对于“志”的阐释，或者在心理学层面，或者在社会学层面。所以，“志”不仅仅与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同时也与其所处社会的兴废治乱有关。
苟悦在《申鉴・杂言》中说，有天下之志，有众人之志，有君子之志，有大人之志，有小人之志；叶燮在《原诗・外篇》中说，有高志，有卑志，有大志，有小志，有远志，有近志。如此来看，这个“志”肯定是有着大小、高下、雅俗、远近、宏微之分的。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是屈原胸怀天下的家国之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是枭雄曹操的晚年之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是陶渊明既蕴理隽永、又耐人咀嚼的高远寄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是王昌龄为国戍边的军人之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是李白倔强、自信和对自己理想执著追求的情志表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大声地表达他忧国忧民的情志和对迫切改变不合理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是郑板桥刚正不阿、正直不屈的铮铮之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嘲》），是鲁迅先生爱憎分明的情志表露及情感表达；“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到韶山》），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建设充满自信的雄心壮志……让我们再看看新诗诗人的作品：如艾青在《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中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顾城在只有两句内容的《一代人》中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这些诗人为什么能够走进社会、走进历史？是因为真实记录了他们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些诗句为什么再也走不出读者的视野？是因为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从《尚书》的“诗以言志”到周敦颐的“文以载道”，期间虽然经历了从诗到文的形式变化，但其本质内容很明显是一以贯之的。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再从我国诗歌发展的繁荣历史而言，无论是诗经、离骚、乐府，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无论是“操南音，不忘本”的南社，还是“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无论是苏联卫国战争中“我们还有普希金”的自信，还是吉鸿昌在刑场上从容写下《就义诗》的凛然，无不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诗歌与当时生活、当时时代那种千丝万缕的兴观群怨关系。
那么，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诗歌与时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有人说“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诗歌的时代”，有人说“诗歌只是个人情感的抒发”。如果谁在自己的作品中涉及或表现了有关时代或者政治的话题，就可能会被揶揄、被讥笑甚至被呵斥。
笔者认为：诗人当然可以并且应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当然可以并且应该歌吟大自然的花鸟虫鱼、春夏秋冬。但从煌煌一部中华诗歌的数千年发展史来看，诗歌从来没有远离过时政。诗人，天生就是时代的歌者而绝不是旁观者。诗歌的存在，肯定是需要与时代之命运、与人民之生活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参加“首届聂绀弩诗词奖颁奖”活动，因为聂绀弩是我们当代诗人共同敬仰的一位著名诗家。他之所以成为当代诗词发展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不仅仅是他在形式上成就了一种“绀弩体”，更重要的是其内容在口语化、幽默化、生活化的基础上纪录那个特殊时代令人扼腕、令人泪下的辛酸史。又比如，本社正在策划、编辑类分为15卷、约50册的大型套书《焦裕禄精神文献典藏》，其中就有一册是《正气长存天地间――歌吟焦裕禄诗文选》。其中包括了旧诗、新诗、散文诗等各种题材的诗歌。也许，有人认为当下学习焦裕禄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政治需要，很少会有人去真正地学习了。毋庸讳言，当下社会确实存在着焦裕禄精神严重缺失的现象，并造成了某些社会精神滑坡、官员道德沦丧的严重后果。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诗人去呼唤正能量。如果说连诗人都“万马齐喑”了，那才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哀！
什么是“诗”？“诗”是一个时代的不死灵魂；什么是“诗人”？诗人是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良心。
在当下，“诗”的灵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诗人”的良知就是弘扬真善美、针砭假恶丑，就是倡廉反腐，就是从我做起，用诗歌重新唤醒久已被渐渐泯灭了的世道人心。
有了灵魂，有了良心，这个社会才能够充满朝气和希望！习总书记在我国第30个教师节看望北京师大师生时明确表示：
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习总书记的这番话，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下社会文化教育的�乐厝笔В�而且深刻道出了诗歌在我国人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在这里，笔者愿改用白居易的名言来表达对我们当下诗歌的热切期望：文章合为国而著，歌诗当为民而作。这里所说的“国”，具体而言就是我们正在为民族复兴而灿烂绽放的“中国梦”；这里所说的“民”，具体而言就是我国各族人民久久呼唤的公平和公正、幸福与安康！
开国将军贾若瑜同志逝世
原军事学院副院长、解放军红叶诗社社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开国将军贾若瑜同志，于2016年8月13日13时1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贾若瑜遗体送别仪式于2016年8月19日举行。红叶诗社社长李栋恒、李殿仁、任海泉除到家中吊唁外，还亲自参加了告别仪式。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从外地发来悼念诗词对贾老表示深切哀悼、代秘书长刘庆霖代表中华诗词学会领导前往参加告别仪式。红叶诗社领导及工作人员也赋诗填词对贾老的逝世表示哀悼和思念。
（解放军红叶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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