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五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除后梁一个短暂时期以及后唐都洛阳外，后梁大部分时期和其他三代都以开封为首都。五代为期五十四年，有八姓称帝（后梁、后晋、后汉各一姓，后唐三姓，后周二姓），共十四君。后梁和后周的君主是汉族人，后唐、后晋、后汉的君主是沙陀族人。他们都建国于华北地区，疆土则后梁最小，后唐最大。
十国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和北汉。北汉建国于今山西境内，其余九国都在南方。十国与五代并存，但各国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如吴越、割据于唐亡以前，直到五代结束后才为北宋所灭，疆土则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五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前朝的方镇，靠军事割据发展起来的，故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战争频仍，政权屡有更迭。在五个朝代中，后梁维持的时间最长，也只有十七年，其次后唐十四年，后晋十一年，而后汉仅仅四年，后周九年，都不足十年。其实，即使在一朝之内，其权位之争亦超乎寻常。如后梁太祖朱温登上皇位才五年，就被其次子朱友硅所杀。而朱友硅上台不久，又被其弟朱友贞所杀。再如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儿子秦王李从荣，亦曾以兵夺权，未能成功，反丢了性命。明宗去世之后，其弟五子李从厚继位，仅只一年，其位即被明宗的养子李从珂所夺。频频的兵戎相见，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痛苦和灾难。
后唐末年，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北方的契丹，对中原北部边防造成极大的威胁。契丹则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为以后宋、辽、金对峙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广顺元年（951年）郭威建立后周以后，华北地区混乱残破的局面开始出现的转机。他执政以后，虚心纳谏，任用贤能，减轻赋敛，发展农业。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继续推进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改革。显德二年，后周世宗出兵后蜀，取秦、凤、阶等四州。次年发兵南唐，经三年苦战，得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后又乘辽国内部纷争之机，率军北伐，攻取瀛、莫、易三州十七县。这一系列战争为以后北宋实现南北统一奠定了基础。
相对于五代来说，十国的情况则要好得多。在这十国之中，除刘崇的北汉在北方(约今山西、陕西和河北的一部分)外，其它诸国皆在中国的南方，它们少受中原干戈的影响，政局相对稳定，政权维持的时间也远比五代为长，如最短的前蜀亦有三十四年，是后梁的一倍，而最长的吴越，竟达八十五年之久。这对中国南方的开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吴越，就曾于公元910年修筑了捍海塘，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吴越走上了富裕之路。由于北方战争频仍，不少中原人士移徙南方以避祸乱，他们带来了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对南方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从出版史角度看，后唐长兴三年(932)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刻成的九经，是中国第一部监本九经，宋人称其为“旧监本”或“古京本”，是中国后世一切监本九经的祖本。这部九经，历时近二十年，中经后唐、后汉、后周三朝更替，终于得以完成。这实在是个奇迹，它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中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另外，孟蜀的母昭裔，不仅刊刻了《昭明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诸书，而且还于广政十四年(951)，经营了“广政石经”的刊刻。这个石经和以前的石经有一重要不同，那就是，它是连同注文一起刊刻的。宋八洪迈评价其“犹有正(贞)观遗风”。此外，后晋的刘昫等，还撰成了《唐书》二百卷，这就是“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吴越的罗隐，是这一时期较有名的文学家，著有《罗隐甲乙集》，收其诗作，今已不传。今可见者，有《四库全书》所收《罗昭谏集》八卷。西蜀的韦庄、欧阳炯，南唐的冯延巳、中主李景、后主李煜，都擅长写词，均有不少名作传世，开宋词鼎盛之先河。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是留传至今的绘画珍品，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五代十国的分裂
五代的历史，使中国的分裂走向了终点五代十国的分裂是唐末至北宋初年群雄割据的一种局面。唐朝政府在黄巢农民大起义中，被打得七零八落，名存实亡。农民军虽然失败了，唐朝统治也随之垮台了。
907年，朱温废掉唐哀帝，自立为皇帝，建立了后梁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是指中国北方先后出现的五个封建王朝：后梁（907一923年）、后唐（923—936年）、后晋（936—946年）、后汉（947—950年）、后周（951—960年）。据记载，这53年中，更换了14个皇帝。他们都建国于华北地区，疆土则后梁最小，后唐最大。“十国”是指当时割地分据的十个独立政权：吴（902—937年）、南唐（937—975年）、吴越（902—978年）、楚（927—951年）、闽（909—945年）、南平（924—963年）、前蜀（907—925年）、后蜀（934—965年）、南汉（917—971年）、北汉（951—979年）。前9个政权建立在长江以南；后一个政权建立在山西境内。十国与五代并存，但各国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如吴越，割据于唐亡以前，直到五代结束时才为北宋所灭。疆土则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此外，还有先已存在于东北地区的渤海国，新兴于北方的契丹（辽），西南边境的南诏（后称大理）、吐蕃、高昌等等，也同时并立，互相攻伐。五代十国政权频繁更迭的局面，是唐朝后期方镇割据的进一步发展。比如最早夺取唐朝皇位的朱温，就是唐朝方镇的藩帅。朱温，又名朱全忠，早年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来叛变投降，被唐朝封为河中行营副招讨使。由于他镇压农民军十分卖力，又进封宣武节度使，成为关东最强的方镇。907年，朱温在开封定都，当了后梁皇帝，改名朱晃，这就是后梁太祖。后来他被其子朱友球所杀。
朱友球杀死朱晃后，自己又被其弟朱友贞所杀。朱友贞就是后梁末帝。他在位期间跟唐朝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为争夺地盘，进行了激烈的战斗。923年，李存勖灭掉了后梁政权，建立了后唐，都城设在洛阳。后唐李存勖是血战20年而得天下的。他上台后，大兴土木，拼命地搜刮老百姓，很快把社会搞得一团糟。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替他打仗的士兵也吃不上穿不上。饥饿威胁着人们，出现卖子女、卖老婆的悲惨景象。这时候，魏州发生了兵变。李存勖派李嗣源带兵去镇压。没想到，李嗣源反与魏州士兵联合，推翻了李存勖，自己进洛阳当了皇帝。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历史上称他为后唐明宗。明宗李嗣源的女婿叫石敬瑭，是一个野心家。他趁着后唐混乱的时候，于936年请契丹统治者帮助，从太原起兵进攻洛阳，灭了后唐，建立后晋。946年，契丹进入开封，烧杀掠抢，被中原人民起来赶跑。后晋随之灭亡。这时，太原节度使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政权，带兵进入开封，成为中原的统治者。
后汉朝廷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十分激烈。950年，邺都留守郭威带兵攻入开封，灭了后汉，建立后周政权。从后梁到后周，几十年的军阀混战，给广大农民带来极大灾难。他们强迫农民当兵，为其争权夺利卖命。农民不愿当兵，纷纷从军队逃出来，军阀便在士兵脸上刺字，如逃走的抓回来处死。农民无法生活，四处逃难，使土地荒芜，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的摧残。此间，南方十国也处于分立割据之中。唐末，王建据有四川，后又取东川，907年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建都成都。925年，庄宗派兵攻灭前蜀，934年孟知祥称帝，建元明德，重建蜀国，史称后蜀，仍都于成都，965年为宋所灭。唐末，杨行密占据淮南28州，902年受唐封为吴王，927年其子杨溥称帝，937年徐知诰废吴帝杨溥，自己称帝。国号大齐，改元升元，次年改姓名为李升，改国号唐，史称南唐。
951年南唐出兵灭楚。975年南唐被宋兵所亡。钱镠在唐末占据杭州地区，后吞并浙东，占有两浙10余州之地。907年后梁封他为吴越王，978年吴越亡。王潮、王审知兄弟在唐末占有福建，909年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945年闽为南唐所灭。
马殷在唐末占有潭（今湖南长沙）、衡（今湖南衡阳）诸州，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被封为楚王，951年为南唐所灭。唐朝末年，刘隐据有西至邕州（今广西南宁）、东至潮州（今属广东）的岭南广大地区，917年其弟刘岩称帝，国号越，不久改为汉，史称南汉。971年被宋所灭。907年，后梁大将高季兴驻守江陵。924年，后唐封他为南平王。963年为宋所灭。十国中唯一在北方的是北汉。951年，刘崇在山西太原称帝，史称北汉。979年被宋所灭。
五代十国的分裂导致战争频繁，人民的兵役负担加重。社会经济也遭到严重破坏，赋役剥削苛重，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后周时，政治才有所改革，生产也有所恢复。
增强了后周的实力，为后来后周的赵匡胤（即宋太祖）统一全国、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奠定了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的宫廷政变
1、 后梁
（1）912年，六月，梁太祖朱晃被其子朱友珪杀死于洛阳宫中。朱友珪即位。
（2）913年，均王朱友贞在汴起兵反朱友珪，禁兵先在洛阳起事，杀朱友珪，大掠都市。均王在汴即位，是为梁末帝。
史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
2、 后唐
（1）926年，二月，唐庄宗派李嗣源讨乱军。三月，李嗣源至邺都，变兵拥李嗣源为主。四月，洛阳兵变，唐庄宗被杀。李嗣源入洛阳，即位，改名亶，是为唐明宗。
（2）933年，十一月，唐明宗病重，秦王李从荣反，被杀。唐明宗旋死。十二月，宋王李从厚即位，是为唐闵帝。
（3）934年，唐闵帝与潞王李从珂相猜忌。二月，唐闵帝命李从珂移镇河东，李从珂拒命。三月，诸道兵攻凤翔，兵变，将校士卒拥李从珂为主。四月，李从珂入洛阳。唐闵帝逃至卫州，被杀。
史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
3、 后汉
950年，后汉文武不和，苏逢吉与史弘肇势同水火。杨邠总机政，汉隐帝嫌其专恣。十一月，汉隐帝用太后弟李业之谋，杀杨邠、史弘肇、王章。又密令邺都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步军都指挥使曹威杀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郭威。李业等杀郭威家属。郭威举兵南下，汉隐帝率军抵御，将士多降于北军。汉隐帝为乱军所杀。郭威入京，迎立武宁节度使刘赟（后汉高祖刘知远侄）。苏逢吉自杀。十二月，郭威出兵到澶州，“军变”，黄袍加身，还京师。刘赟至宋州，被囚，次年被杀。后汉亡。951年，郭威即位，该国号为周，史称后周。
史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
4、 后周
960年，镇、定二州奏辽与北汉兵南下，朝廷命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率军抵御。赵匡胤至陈桥驿（今开封东北），发动兵变，还京师，推翻后周，称帝，建立宋朝。
史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宋史》
5、 吴
（1）907年，淮南将张颢、徐温杀杨渥之亲信，遂掌军政实权。
（2）908年，张颢杀杨渥，立杨行密次子杨隆演。徐温用严可求计，杀张颢，实权尽归徐温。
（3）937年，徐知诰改名徐诰。十月，徐诰废吴帝杨溥，吴亡。徐诰在金陵即位，国号唐，史称南唐。次年，吴让皇杨溥死，或云被杀。或云被幽禁而死。南唐主复姓李，改名昪。
史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
6、 闽
（1）925年，王延翰称大闽国王。其弟泉州刺史王延均、建州刺史王延禀袭福州，杀王延翰。王延禀推王延均为威武留后。
（2）933年，闽王王延均于是年称帝，改名璘。935年，皇城使李倣杀闽主王璘，立王继鹏，改名王昶。王昶杀李倣，尊道士陈守元为天师，守元之门若市。
（3）939年，闽兵苦于重役，军乱，杀闽主王昶。其叔王延羲立，改名曦。
（4）940年，闽主王曦与弟建州刺史王延政冲突，发兵攻建州。王延政求救于吴越。吴越兵至，延政已胜。吴越兵不肯去，延政复求闽主援助，击退吴越兵。
（5）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大殷。
（6）944年，闽将朱文进、连重遇杀闽主王曦，朱文进称闽王。朱文进旋为部将所杀，所部归附王延政。
（7）945年，殷主改国号为闽，仍居建州。南唐增兵入闽。闽废将李仁达在福州奉僧卓岩明为帝，旋杀之，自称威武留后，改名弘义，向南唐称藩。南唐兵入建州，王延政降，闽亡。
史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
7、 吴越
947年，吴越王钱弘佐死，其弟弘倧立。将领胡进思废弘倧，立弘俶。
史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
8、 楚
951年，马希萼荒淫，以军府事委马希崇。马希崇夺马希萼位，降南唐。
史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
9、 南诏、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兴国
（1） 902年，南诏舜化贞为郑买嗣所杀。郑买嗣建大长和国。
（2） 928年，大长和国杨干贞杀其主隆亶，立赵善政，称大天兴国。
（3） 929年，杨干贞废赵善政，建大义兴国。
（4） 937年，白蛮大姓段思平废杨干贞为僧，建立大理国。
史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
10、 南汉
943年，南汉殇帝被其弟刘弘熙谋杀。刘弘熙即位，改名刘晟，是为汉中宗。
史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
五代十国时期的疆域形势
唐亡于公元907年，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统治黄河流域一带。淮水以南至广东的地区，先后为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南汉所分据，北汉则割据太原；合计而成所谓的“十国”。
8世纪中叶开始称雄于漠北的回纥汗国，对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和收复两京（长安、洛阳）、河北，出力很大。9世纪初，回纥更盛，大破吐蕃，恢复了北庭、龟兹，西至拔汗那国（今费尔干纳）的交通线，称雄漠北。840年左右，回鹘（788年回纥改称回鹘）在鄂尔浑河流域受到黠戛斯的攻击，被迫分3支西迁，一支南至甘州（今张掖）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史称河西回鹘、甘州回鹘，11世纪初为西夏所并；一支西迁到新疆东部，以高昌（吐鲁番）为中心，西包龟兹，东至敦煌，史称西川回鹘；一支迁至新疆西部和中亚，从10世纪中～12世纪建立了黑汗王朝，都城八拉沙衮（令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
东北方面形势也有新的变化。契丹和奚脱离了唐朝控制后，日益强大。10世纪初契丹阿保机统一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契丹帝国，扩大领土，西征回鹘、党项、吐谷浑、阻卜，灭渤海国，其疆土东至于海，西通西域。五代后唐时占有了营、平2州（今大凌河流域和滦河下游）。后晋时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大体上即今北京市、河北和晋北。五代末年中原王朝与契丹以河北白沟河和山西内长城为界。
西面是吐蕃的崛起。吐蕃居住今西藏雅鲁藏布江一带。6世纪末与吐谷浑、苏毗同为青藏高原上三大势力。至7世纪下半叶吐蕃统一了青藏高原，后多次与唐朝争夺安西4镇。8世纪下半叶吐蕃进入极盛时期，除了统一青藏高原外，北有河西走廊、南疆地区、湟水流域，东至陇山，南有尼泊尔，西至中亚，东南有滇西北角和四川盆地的西部山区。9世纪中叶，吐蕃内乱，850年沙州人张义潮将瓜、沙等十一州归唐，861年张义潮又收复凉州（今甘肃武威），吐蕃势力退出陇右。其后吐蕃国势日衰，内部分裂。
西南有南诏的建国。隋唐时代在今云南洱海周围地区以乌蛮为主体和白蛮等族长期融合形成了6个部落，史称“六诏”，诏即王的意思。六诏是：蒙雟（今巍山北）、越析（今宾川）、浪穹（今洱源）、邆赕（今剑川）、施浪（今洱源东）、蒙舍（巍山北）。蒙舍地处六诏最南，又称“南诏”。唐高宗时置姚州都督府（治姚安），加强对西洱河地区的经营。7世纪80年代吐蕃势力伸入洱海地区。唐朝为牵制吐蕃势力，就支持南诏统一六诏，时在唐开元年间。天宝年间南诏叛唐附吐蕃，并东西2爨，又攻取唐代姚州都督府之地，把唐朝势力逐出云南。至9世纪最盛时有今云南全部、四川大渡河以南、黔西及缅甸、老挝部分地区，北与吐蕃接界，902年为郑氏所篡，建长和国。南诏亡。后经赵氏天兴国（928～929）、杨氏义宁国（929～937），至937年政权落入段氏（白族）手中，建立了大理国。
自汉至五代千余年一直是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的越南北方地区于10世纪中叶脱离了中原王朝而独立。直至明初曾一度于其地置交趾布政司，前后仅20年。
五代兵制
中国唐朝灭亡后的50多年间，继唐末藩镇之乱，封 建割据转趋严重,朝代更迭频繁,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 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代，同时南方和其他地 区还有分别割据一方的很多政权，主要有吴、南唐、吴 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十国，史 称五代十国。在这一时期,“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 （《新唐书·兵志》），军事制度混乱。
五代各朝帝王都是军将，靠亲军夺取政权，因而极 其注重加强军事领导机构，掌握军队。后唐设“判六军 诸卫事”，后晋设“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周又增 设“殿前都点检”。五代后期，枢密使也开始主管军政。 军队出征，另设招讨使、都统、都部署、行营都指挥使 等统兵官。
五代时期，军队的主力大体为禁卫六军。六军又分 左、右，实为十二军。它们往往冠以龙虎、羽林、神武 等名号。根据皇帝的旨意，名号可以随时改易。又由于 兵力的扩充，名号不断增加，如后周怀恩军、怀德军等。 禁卫军的编制原来不甚一致，后来逐渐形成厢、军、指 挥、都的序列。其中，指挥为基本单位，约 500人。五 代初期，普遍设立亲军，亦称牙军，以此作为私人武装 的核心。以后，牙军进一步发展，有的设置义儿军，与 主帅具有更为密切的隶属关系。除禁卫军外，各州、县 还有由节度使率领的地方军。军队主要是步兵，其次是 马军（骑兵），江南地区也重视建置水军。
五代主要实行募兵制。凡招募士兵,“先度人材,次 阅走跃,试瞻视,然后□面，赐以缗钱、衣履而隶诸籍” （《宋史·兵志》）。为了标明隶属关系,防止逃亡,对 应募士兵，“皆文其面，以记军号”（《资治通鉴》卷 二六六），有的在其控制境内强迫差点。如幽州刘仁恭 规定，凡男子年15岁以上，70岁以下，全黥“定霸都” （《旧五代史·刘守光传》）。士兵一旦刺面，终身受 辱。此时期军法极严酷。后梁太祖曾规定：“凡将校有 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拔队斩。”（《文献通考》 卷一五二）为了笼络军心，有的帝王对骄兵悍将又十分 姑息纵容。
五代有时还征集在乡丁壮为兵，是为乡兵。后晋开 运元年(944)令诸道、州、府、县点集乡兵，规定7家税 户共出 1兵，兵杖器械共力营之，并以“武定军”为号， 后改“天威军”，但因乡民不娴军旅，教阅无效，不久 “放散”。南方吴国武义元年 (919)征其乡兵，教习战 守，称为“团结民兵”（《十国春秋·吴二》），但为 时很短，其中也有强令出钱或缴纳实物代役的情况，这 事实上是由一种兵役演变成为一种军赋。
五代时，除经常的庞大军费开支外，军将为驱使部 下卖命，对士兵的赏赐很多。后汉高祖刘知远悉出后宫 所有以劳军。养军耗费极大，相沿成习，成为各代的沉 重负担。鉴于“百户农户，未能赡一甲士”，“府库蓄 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余”（《五代会要》 卷十二），而军队骄悍，纪律松弛，打起仗来往往溃败 等情况,后周世宗柴荣决计整顿军队。于显德元年(954) 在高平之战险遭失败后，先斩不战先溃的右军主将以下 70余军吏，使“骄将惰卒始有所惧”（《资冶通鉴·后 周纪二》）；又选诸军精锐者升为上军，羸弱者予以遣 散；还挑选各节度使属下的“骁勇之士”，“以为殿前 诸班”，用以削弱地方兵权。“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 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资治通鉴》卷二九二)。这也为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参考书目：
〔宋〕陈傅良著：《历代兵制》。
王曾瑜著：《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北京，1983。
五代十国时期的军事体制
唐朝灭亡后的50余年间[907—960)，中原地区 出现相继更替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中原以外 尚有并立的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等 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在这“兴亡以兵”的时期，军队举足轻重。 藩镇皆握兵权，“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新唐书·兵志》)，致 使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剧据分裂严重．王朝更迭频繁，其军事制度 也混乱多变。
军事领导体制 五代之初，如后梁，中央尚无统一的全国军事 机构，后唐以降，才逐渐建立统—的禁军指挥系统，以枢密使为长 的枢密院形成为全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枢密位一职；来源于唐 代宗永泰元年(765)以宦官掌管枢密，承受表奏、出纳王言。后置为 专官，入则参预军国大政，出则典领禁军，直接揽权干政。唐亡前夕 废枢密使。后梁时，革宦官掌枢密十政之弊，改置祟改院，由文士任 祟政使，预闻机要。后唐复称枢密院，有关内外军政长官与将帅任 命，军队调发、屯戍，粮食征调，马政控制及甲仗发放等军国要政全 由其掌领，但不直接掌管军队的指挥。枢密使地位实际高于宰相，并以诸卫将军充任都承旨、副承旨等属官。后晋始以武将任枢密使，主征伐。到后周，枢密院专掌全国军务，成为中央最高军事领导 机关。
五代各朝帝王多出自藩帅。全以亲军(牙兵)拥立攫取皇位，故 非常注重亲自控制亲军，强化对中央禁军的统御。后梁沿袭所末旧 制，以六军诸卫为中央禁军，并始置侍卫马步军为皇帝亲军。六军 诸卫内统军和将军统领，侍卫亲军则由皇帝自统。后唐初，以蓄、汉马步诸军总管统治诸部骑兵及汉兵，后用唐制，以侍卫亲军都指挥 使判(兼)六军诸卫事，成为中央直辖各军的统帅。后晋将侍卫马步 军都指挥使升为最高统兵官，统领全部禁军，六军诸卫制遂废，侍 卫飞步军成为中央禁军的总称。后汉沿后晋之制。后周另增殿前 部点俭、统领殴前诸班马步诸车，与侍卫马步军平列，形成殿前与 侍卫两司分享中央禁军的体制。五代时，地方自镇以上置使掌管军 事，如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且冠以地域名称。 州镇军、郡主将以上军职，由朝廷任免。战时，各级所辖军队奉诏出 征，分设招讨使、都统、都部署、行营都指挥使等率领作战。将帅之职则由受命征伐的蕃帅充任，战毕及免。
五代武装力量可分为中央禁军、地方军和乡 兵。中央禁车，为军队主力，包括禁卫六军与侍卫亲军两部分，皆由 皂帝直接控制。六军备分左、右，实为12军。军队名号繁多，如后 梁，六军有龙虎、羽林、神武、天武、英武天威等l贷上系军直立骏、 天兴、神捷、广胜等。后唐将禁卫六军的左右羽林改为左右严卫，左 右龙虎、神武改为左右捧圣，纳入侍卫亲军系统，最为亲要。后又改 严卫为宁卫、捧圣为彰圣。后晋则改宁卫、彰圣为奉国、护圣。至后 周，将奉因改名虎捷步军，护圣改名龙捷马军，隶属侍卫司，与殿前 司之控鹤步军、铁骑马军共为后周中央禁军中四大主力。
地方军，分隶于州镇。多袭唐末蒲镇旧制，主要由牙军(或称衙军、元从兵、厅直军)编成，属藩帅自置亲军，实为藩镇军。它既是五 代军队的基于，也是私人武装的核心。此外，还有义儿军，即由藩帅 选骁勇善战者结为义子组成的亲军，并以有显著战绩者任军使，与 藩帅形成密切的人生依附关系。地方军主要驻守牙城(藩帅治所)，兼有征伐与戊边守备之责，并随藩帅迁留。
乡兵，是守卫乡土的民兵。亦偶补正兵不足，应调参战。 乡兵 的组成，多从在乡丁壮中征集。后唐剑南东川节度使征集民兵，于 剑门北防守水定关。后晋规定每7家税户出——兵，共备兵械、改装， 组成义军，并将诸州所集乡兵7万余，通以“武定军”为号。后周在秦州一带编点税户充保毅军，教习武技，征役时官发口粮。此外． 吴、南唐、后蜀、楚等国亦有乡兵。吴有“团结民兵”，南庸、后蜀、楚 有乡军或乡兵，均用以自卫乡里。
军队编制 五代中央军编制，各朝不甚一致。至后周，待卫亲 军和殿前军逐渐形成厢、军、指挥(营)、都4级编制序列。厢分左、 右，每厢辖10军，设厢都指挥使1人，每军辖五指挥(营)，设都指 挥使、都虞候各1人；每指挥辖5都，约500人，设指挥使、副指挥 使各1人；每都100人，步军设正副都头(或军使)、马军设正副兵 马使各1人。后周殿前军置正副都点俭、正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 1人，统领散员、散指挥、散都头、内殿直、散抵候、东西斑承旨、大 剑直等诸班直。诸班直皆选拔骁健的武士编成。地方军编制，由于 各镇辖境大小不同，所设牙兵人数不等，少则几百．多则几干，有的 上万。基本建制单位为指挥(营)，每营约500—1000人。后唐孟知祥镇蜀时，有牙兵16营，共1.6万人，每营即为1000人。
五代以步兵为主，马军(骑兵)居次，水军亦有一定比例。水军 南方多于北方，江南的吴、南唐、吴越、楚、闽和蜀等国皆置；中原五 朝的后唐置水军5都，后周亦建有水军。水军多以指挥使统领，常 冠飞掉、楼船、战悼等名称。
唐五代占卜略论
占卜活动起源甚早，在历代社会生活特别是民间日常生活中一直起着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这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唐五代也不例外。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着眼于记录政治事件，因此很少将占卜事例写入书中。但是，为了说明某些政治家、军事家的与众不同，还是列举了一些占卜事例。
例如在唐德宗建中元年（７８０）记道：“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1]“魁冈”是占卜术中阴阳家的术语。胡三省在此注曰：“阴阳家拘忌，有天冈、河魁。凡魁冈之月及所系之地，忌修造”。[2]温公在这里是为了说明唐德宗的不大信阴阳拘忌，为德宗在此之后观念的变化作铺垫。又如唐宪宗元和十二年（８１７）九月条有云：“甲寅，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 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我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3]这其中的“往亡”也是阴阳家的说法。胡注曰：“阴阳家之说，八月以白露后十八日为往亡，九月以寒露后第二十七日为往亡”。[4]司马光这里是说李愬在战争中的不拘忌时日。
以上所举二例虽然目的都是为了说明唐德宗和李愬的不拘泥于阴阳禁忌，但也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告诉我们当时在社会生活中占卜行为的普遍性。因此，研究唐五代占卜的状况、占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占卜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了。限于篇幅和水平，本文只能极粗略地谈一下唐五代占卜的概况，并试图总结出当时占卜活动的一些特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一
首先谈一下唐五代占卜的类型。由于占卜术种类繁杂，各种占卜术因时代不同又有一些兴衰变化，因此研究这一问题难度较大，分类也不容易准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沿袭《隋书·经籍志》，除天文、历算、兵书之外，将其他占卜术均归入“五行”。这种做法受到后人的批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就批评它是“凡涉于术数者，总以五行一门包之，殊欠分别”[5]；但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将“五行”分了三十类，却又嫌太多。本文拟换一个角度，从当时的官方文献切入，看看唐五代的占卜大致有哪些种类。
《旧唐书》卷２《太宗本纪》云：“（武德九年【６２６】九月）壬子，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其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这里将占卜分为龟卜、易占、五兆和杂占卜。《资治通鉴》卷１９２将这条诏文记作“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这就是说，在唐初，占卜可分为“卜筮正术”和“杂占卜”两类，前者包括龟、易、五兆。
这种被称为“卜筮正术”的占卜一般由朝廷掌管，规定在法令中。《唐六典》卷１４《太常寺太卜署》记太卜令的职掌云：“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动用之事；丞为之贰。一曰龟，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这里的“兆”，在《旧唐书》卷４４《职官志》和《新唐书》卷４８《百官志》中均记作“五兆”。我们若拿上述唐太宗的诏书与此对照的话，应以“五兆”为是。
《唐六典》中涉及的四种占卜术，除唐太宗诏书中提到的之外又多了一种“式”。按“式”，在唐代有太一式、雷公式、六壬式三种。除六壬式“士庶通用之”[6]外，前两种自唐初就一直被禁止私人习用。《唐律疏议》卷９就明确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可能因为“式”一直被禁止，唐太宗的诏书中才没有提到“式”。这样，朝廷的“卜筮正术”中除龟、易、五兆外再加上“式”，于是就有了龟、易、五兆、式等四种类型了。
上述《唐律疏议》所云与“式”并列的天文图书、七曜历等，实际也属于国家占卜的正术。《唐六典》卷１０《秘书省太史局》说“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焉”，“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所谓“苟非其任，不得与焉”就是指“观生不得读占书”。那么，“占书”由谁读或曰由谁来进行占卜呢？同书同卷又云：“灵台郎掌观天文之变而占候之”。具体说就是“辨日月之缠次，正星辰之分野。凡占天文变异，日月薄蚀，五星陵犯，有石氏、甘氏、巫咸三家中外官占。凡瑞星、妖星、瑞气、妖气，有诸家杂占”。从这里我们知道，“占候”也应该是朝廷掌握的“卜筮正术”，更准确地说应是“占卜正术”。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占卜正术”里，唐太宗诏书中提到的龟易五兆，后来一直没有被禁止，而天文图书、太一雷公式等却一直禁止私人使用。唐代宗大历三年（７６８）有《禁天文图谶诏》，所禁“私家并不合辄有”者，就是“玄象气局（器物？）、天文图书、谶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7]。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９５３），又有《禁习天文图纬诸书诏》，说：“自今后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记、七曜历、太乙雷公式法等，私家不得有及衷私传习”[8]。
综合以上，可以说在唐五代，朝廷的“占卜正术”有天文占候、龟、易、五兆、式法等，其余则为杂占卜。
那么“杂占卜”又包括哪些内容呢？这在官方文献中记载不多，私人文献中则有一些。《柳氏家训·序》讲晚唐时的情况时说：“中和三年（８８３）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我们就从这一记载入手，看看当时的“杂占卜”的情况。
《柳氏家训·序》中所说的“阴阳杂记”应是《阴阳书》之类。按《阴阳书》早在唐初即已流行。《旧唐书》卷７９《吕才传》云：“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颁行之”。《阴阳书》的内容比较杂，但主要是时日选择术。前述唐德宗修廊遇十月魁冈事，宋白就用“阴阳氏书”云云作注。敦煌文书中保留了许多唐五代的占卜文献，十分珍贵，其中唯一一件明确标有《阴阳书》的卷子，讲得也是“葬事”的时日选择[9]。例如说“十月”“壬寅日、金、平、地下壬申”，“此日葬及殡埋，神灵安宁，宜子孙，启殡发故大吉。角徵二姓用之，被劫贼，大凶”。《阴阳书》的这些内容后来大部被纳入“时日吉凶书”中去了。
《柳氏家训·序》中所说的第二种占卜术是“占梦”。按《占梦书》或《解梦书》在唐五代也曾很流行。宋人编《太平广记》，用七卷的篇幅专辑“梦”的事例，其中就提到有《解梦书》。敦煌占卜文书中的《梦书》更多达１５个卷号。[10]
《柳氏家训·序》中所说的第三种占卜术是“相宅”。这里不知是指相阴宅还是相阳宅，要之是指《宅经》类著作。按《宅经》在唐初也已流行。前述《旧唐书·吕才传》记吕才对占卜术的看法，其中专有“叙宅经”一篇，并专门提到了《五姓宅经》。敦煌文书中《宅经》卷子也不少，其中提到名称的有《李淳风宅经》、《吕才宅经》等二十四家《宅经》，也包括有《五姓宅经》。
《柳氏家训·序》中所说的第四种占卜术是“九宫”。按“九宫”本是占卜术的一种基础理论，可以用在不同占卜术上，这里可能是指占禄命的九宫术。《朝野佥载》卷１说：“开元二年（７１４），梁州道士梁虚州以九宫推算张鷟云：‘五鬼加年，天罡临命，一生之大厄’”，就是用九宫推算禄命。敦煌占卜文书中的一些《推九宫行年法》之类的卷子，是九宫术的最珍贵的原始文献。
除《柳氏家训·序》中所提到的这几种占卜类著作之外，当时的占卜书还有以下一些：例如有专推“禄命”的《禄命书》。前述《旧唐书·吕才传》记载了吕才“叙禄命”的观点，其中提到《禄命书》，说“宋高祖癸亥岁三月生。依此而推，禄之与命，并当空亡。依《禄命书》，法无官爵”云云。另外还有《葬书》。《旧唐书·吕才传》又说吕才“叙《葬书》”，指出“《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但这里的《禄命书》和《葬书》也可能都是《阴阳书》中的一种。最后还有《相书》。按《相书》在唐五代很是盛行，相关史料颇多，敦煌占卜文书中也有各种《相书》残卷多件。
综上所述，“杂占卜”中的主要内容应该是：阴阳、占梦、相宅、九宫、禄命、葬术、相术等；若加上被列入官占的占候、龟卜、易占、五兆、式等，则唐五代的占卜术大约就有了十二种左右。到五代末期的后周时，这些占卜术被分为五类。例如在前引后周太祖广顺三年的诏书中，除天文占和太一雷公式二类之外，其他的占卜术被归为三类，即时日、占筮和五行。大约在这时候，阴阳等选择术都归入了“时日”；龟、易、五兆等归入“占筮”，其他相宅相面、葬术禄命就都归入“五行”了。而且这诏书还说：“其诸时日、五行、占筮之书，不在禁限”。这与唐初唐太宗的诏书中禁止“杂占卜”的旨趣就大不一样了。这是时代风气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占卜类型的变化。
二
以上是从官方文献入手并结合史籍、敦煌文书对唐五代的占卜进行的极为粗略的分类。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占卜的情况怎么样呢？到底哪种占卜术用的更多一些呢？由于正史中有关史料极少，我们只能借助笔记小说来回答这个问题。不用说，这个回答也不可能是精确的。
唐五代通过寻卦求卜问吉凶问命运的人很多，上自皇帝下至民庶，莫不如此。而占卜者，虽然也有亲友、部属等为人占卜的，但在街面上挂牌占卜的专业卜者则占大多数。这些人占卜要收费，高明的占卜师收费还很高。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事例来看当时占卜的实况以及史籍记载的混乱。
《太平广记》卷１５０“李泌”条记“天宝十四载（７５５），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驴归别墅，从者未至。路旁有车门，而驴径入，不可制。遇其家人，各将乘驴马群出之次。泌因相问，遂并入宅，邀泌入。既坐，又见妻子出罗拜。泌莫测之，疑是妖魅。问姓窦。潜令仆者问邻人，知实姓窦。泌问其由，答曰：窦廷芬。且请宿。续言之。势不可免，泌遂宿，然甚惧。廷芬乃言曰：中桥有筮者胡芦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某曰：不出三年，当有赤族之祸，须觅黄中君方免。问如何觅黄中君者？曰问鬼谷子。又问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觅之。不见，必籍死无疑。若见，但举家悉出哀祈，则必免矣。适全家方出访觅，而卒遇公，乃天济其举族命也”。后来安史乱发，李泌果然救了窦廷芬，而胡芦生已经死了。从这一记载中可知在唐玄宗开天年间，洛阳有一个占卜名家“胡芦生”，他是用“筮”为人占卜的，算的很准。这条记载出自《感定录》，时代离唐玄宗的年代不会很远。
但是我们还能看到有关“胡芦生”的其他记载。《太平广记》卷１５３“李藩”条记：“李相藩，尝寓东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构庶子之女。李公寄托崔氏，待之不甚厚。时中桥胡芦生者善卜，闻人声，即知贵贱。李公患脑疮，又欲挈家居扬州，甚愁闷，乃与崔氏弟兄访胡芦生。芦生好饮酒。人诣之，必携一壶，故谓为胡芦生。李公与崔氏各携钱三百。生倚蒲团，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芦生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李公以疾后至。胡芦生曰：有贵人来。乃命侍者扫地。既毕，李公已到。未下驴，胡芦生笑迎执手曰：郎君贵人也。李公曰：某贫且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贵哉。芦生曰：纱笼中人，岂畏屯厄。李公请问纱笼之事，终不说”。这里我们看到，胡芦生被称为“善卜”但不是用“筮”来占卜，而是“闻人声，即知贵贱”。并且每次占卜收费三百文，收费是相当高的。这条史料出自《逸史》。按《逸史》的作者是唐宣宗大中年间（８４７—８５９）的人，因此这条关于胡芦生的记载传说的成分更多，与前述《感定录》的记载很不一样。
然后，《太平广记》卷７７“胡芦生”条对胡芦生又有记载。此条记载出自晚唐的《原化记》。文中记录了胡芦生的二件事。其中一件基本上是照抄《逸史》中有关“李藩”的事情，但在“李藩”事前又加了这么一件事：“刘闢初登第，诣卜者胡芦生筮卦以质官禄。生双瞽。卦成，谓闢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然不得善终。闢留束素与之。释褐，从韦皋于西川，至御史大夫、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命闢入奏，请益东川，如开元初之制。诏未允。闢乃微服单骑复诣胡芦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谓闢曰：我二十年前，尝为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随。今复前卦，得非曩贤乎？闢闻之，即依阿唯喏。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闢甚不信，乃归蜀，果叛。宪宗皇帝擒戮之”。从这条记载看，胡芦生是个盲人，用《周易》算卦，在唐宪宗时仍然活着。
此外，《太平广记》卷１５５“李固言”条又记载说：“李固言初未第时，过洛。有胡芦先生者，知神灵间事。曾诣而问命。先生曰：纱笼中人，勿复相问”。这条记载出自《蒲录记传》。《蒲录记传》不知是何时的书。由于其记载中提到了“纱笼中人”，并且李固言于唐文宗末年始为相、晚于李藩，因此，此书或者应该晚于《逸史》。
从以上四条记载，我们看到了笔记小说对同一人物或事件的记载有多么的不同。它大致按照时代的推移，越记越繁，符合“层累地制造历史”的原则。显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这些记载，因为其中的漏洞是很多的。比如胡芦生不可能既死于唐玄宗时又活于唐宪宗世；胡芦生不会既“笑迎执手”又“双瞽”；李藩后来任张建封从事时也不是在扬州而是在徐州[11]（详后）；“纱笼中人”事不可能既发生在李藩身上又发生在李固言身上；如此等等。
古人记事，口耳相传，对同一事情本来就会有许多不同说法[12]，若涉及到神秘事物则更是如此。不过，这些记载中虽然有许多虚构的成份，但对当时社会大背景的描述应该还是可信的。因此，我们从这些记载中还是可以了解到当时有关占卜的一些具体情况的。比如我们知道了：第一、当时的洛阳，是一个占卜名家云集的地方。除胡芦生外，例如《太平广记》卷７７“钱知微”条云：“唐天宝末，术士钱知微尝至洛，居天津桥卖卜，云：一卦帛十匹”。这钱知微也是一个占卜名家。第二、胡芦生名声很大，找他来占卜的人很多，其方法，可能主要是用“蓍”来占卜。前引《感定录》《原化记》的记载都说胡芦生是用“蓍”占卦。特别是《原化记》，虽然在后面照抄了《逸史》中有关“李藩”的部分，但却删掉了《逸史》中说胡芦生“闻人声，即知贵贱”的话。大概《原化记》的作者认为“闻人声知贵贱”太不可靠，于是选择了用“蓍”占卜的说法。第三、占卜是要收费的。像胡芦生的一卦三百文或“束素”已经很高了，而前引钱知微“一卦帛十匹”就近乎天价，因此“历旬，人皆不诣之”，即因为太贵所以找钱知微占卜的人非常少。通过笔记中其他有关占卜收费记载的统计，当时占卜名家一般占一卦要收费一匹绢或三百至五百文钱。第四、能交得起高价而前来找占卜名家卜卦的，多是想当官的士子们，比如李藩是“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刘闢是“初登第，诣卜者”“以质官禄”等。无钱的小民们是不会去花高价找占卜名家占卜的。也正因为如此，小民们占卜的事例在史籍中就比较少见。当然，实际上小民们的占卜事例应该也有许多。这是研究当时占卜情况时要加以注意的。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前引《逸史》“李藩”条，有胡芦生说李藩是“纱笼中人”的话。那么何谓“纱笼中人”呢？揭开这谜底的竟是一位新罗的僧人。《逸史》在前引记载之后又说：“数年，张建封仆射镇扬州，奏李公（即李藩）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且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怀怏。因令于使院中，看郎官有得为宰相者否。遍视良久，曰：并无。张公尤不乐，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报云：李巡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巡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且不及。张公大喜。因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潜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芦生……所说。李公竟为宰相也”。《原化记》照抄了这段记载。我们知道，扬州有许多新罗人；我们也知道，在僧人中间有许多人是精通数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位新罗僧人的相术是在国内就会的呢还是在唐朝学的。要之，由这段记载可看出，当时人愿意把神秘事物放在外国人身上，以增加它的神秘性。“纱笼中人”的故事后来流传甚广，以致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典故了。
以上我们通过一个具体事例了解了唐代占卜实况的一斑，以及笔记小说在记载占卜事例时的特点，下面还想通过对笔记小说中占卜事例的统计，看一看占卜在当时社会中使用的情况，以及何种占卜最流行。
笔者主要使用了《太平广记》。通过对《太平广记》卷７１—７５道术、７６—８０方士、８１—８６异人、９１—９８异僧、１３５—１４５徵应、１４６—１６０定数、２１５算术、２１６—２１７卜筮、２１８—２２０医、２２１—２２４相、２７６—２８２梦、２８３巫、２８４—２８７幻术、３８９—３９０冢墓、３９１—３９２铭记中有关占卜事例的统计（一条记载中提到多种占卜的按多条计算），全部２９１条事例中的分类情况如下：星占２２条、禄命１３条、九宫２条、卜筮３９条、相术８２条、式２条、日者６条[13]、梦５２条、占宅、葬１４条、阴阳选择１３条、其他３２条、不明１４条。
从中可知，除去“不明”和“其他”外，在唐五代的实际生活中，最流行的占卜术是相术，其次是梦[14]，第三位是卜筮。然后依次是星占，宅、葬，禄命，阴阳选择，日者，九宫，式。这一结果与新、旧《唐书》中《经籍志》《艺文志》所载各类占卜书的多少并不符合，但它却是占卜术在实际应用时的真实反映。这一统计说明：简便快捷的相术、占梦在民间最有市场，而“卜筮”因其变化较多又是占卜正宗，也相当流行，前述胡芦生、钱知微等占卜名家就都是用“蓍”来占卦的。
三
现在我们再来抽象一下，探讨探讨唐五代的占卜具有哪些总体特点，以及它在向宋代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也是一个复杂问题，不是一篇小文所能解决的。本文只能很简略地作一些探讨，有些只是一个提示而已，详细研究容待以后进行。
首先从占卜术本身的演变看，唐五代的占卜术总的说来还比较粗糙，比较直观。比如占梦。由前述对《太平广记》占卜事例的统计中，可知占梦在唐五代比较流行，在全部事例中占第二位。同样，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占梦书》、《解梦书》，在全部占卜文书中仅次于卜筮、星命和选择，数量也是比较多的[15]。但是，由于唐五代的占梦术太简单、太直观，其占辞形式往往是：“梦见扫地者，有官事”、“梦见运土入宅，大吉”[16]之类，给占者解说的回旋余地太小，因此在唐五代以后就逐渐减少。到宋代，据洪迈《容斋随笔》论“古人占梦”条云：“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这也就是说，到了南宋，已经基本没有人用占梦来为人占命运吉凶了。占梦术的衰亡说明过于简单或过于直观的占卜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是会被淘汰的。
唐代又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对前代学术的全面总结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比如“易学”，在唐代只出现了《周易正义》、《周易集解》这样总结性的著作。因此唐人在“易学”上就没有多少发明。但同时，正因为唐五代的过渡性，这时又萌芽了一些新的学术思想，为宋以后学术思想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在占卜术的发展上也是如此。比如大家熟知的算命术或称三命术、子平术，就萌于唐代。韩愈为李虚中作墓志铭，说他“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17]。因此后人多以李虚中为算命术的鼻祖。再比如星命术，即用七曜、五星、十二宫等来占人命运的占卜书，在唐五代也出现了。据考证，黄道十二宫在隋代已传入中国[18]，后来被用于占卜。敦煌文书中有“推五星行度宫宿善恶”等的卷子，其中提到有“天秤宫”“双女宫”等，是当时星命术已开始流行的有力见证。这一事例还说明唐五代占卜术的特点之一是其中具有显著的外来因素。又比如风水术中的形势一派，其经典著作《撼龙经》、《疑龙经》、《辨龙经》等，作者据说是唐末五代的杨筠松。因而杨筠松也被后人尊为风水术的宗师。虽然我们不能确证上述三龙经就是杨筠松写的，但从敦煌文书中有关内容看，讲究地形地脉的文书已有很多，足证晚唐五代确是风水术中形势派的发韧期。萌芽于唐五代的三命术、星命术和风水术，到宋以后就发展的蔚为大观了。
以上三命术、星命术、风水术的萌芽和发展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变化，即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注重个人命运吉凶的、新的占卜术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与发展的空间。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占卜行为受国家的控制减弱了。当然，这与唐宋之际社会的平民化似乎也有一定关系。
这一变化从唐初即已开始。唐人修《隋书·经籍志》，已经把“方技数术”视为“治身”的工具，这在以前是不曾看到的。这种看法可能影响了占卜个人吉凶的占卜术的发展。比如相术。我们在上述对《太平广记》占卜事例的统计中，可知相术所占比例最大。因为相术是直接判断一个人的吉凶命运的。加上相术本身不断从简单化直观化向复杂化抽象化发展，所以相术最终形成了一个很强劲的占卜类型。从武则天时禁断相书（详后）到北宋初禁止私藏相术类著作，都可以反证相术的流行。上述李虚中创立的算命术（三命术）也主要以推算个人的寿夭命运为主，所以迅速流行开来，到北宋初，“三命”类著作也在禁止之列了。[19]
反映占卜术平民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历日》或其他时日选择类占卜比起前代来更加丰富也更加流行。这是因为趋吉避凶的选择术与《历日》结合起来，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在敦煌文书中保存下来的唐五代宋初《历日》，有３８件之多，[20]超过了占卜文书的任何一类。而《历日》除了它的日历的作用外，在占卜上也有意义，那就是它逐日注明了行事的吉凶，比如后唐同光四年正月“一日己丑火建，拜官吉；二日庚寅木除，除足甲、葬吉；三日辛卯木满，剃头、裁衣吉”等。[21]
在晚唐五代，一般民众使用的“生活百科”类手册中，也大量记载了这类内容。现存唯一一本这类手册，是韩鄂写的《四时纂要》。据统计，在这本书里按月列举的农家杂录，共６９８条，而其中的择吉等占卜类就有３４８条，几乎占了一半[22]，例如在正月记有“出行日：凡春三月，不东行……又立春后七日为往亡，不可远行、移徙”，“丧葬：此月死者，妨寅、申、巳、亥人，不可临尸，凶”以及“嫁娶日”“架屋日”“起土”等等的吉凶。我们注意到，这其中的内容其实就是《阴阳书》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前面说《阴阳书》后来演变成了时日选择术。这一类日用百科的手册中记有如此多的择吉内容，这在以前的同类著作如《四民月令》中是看不到的。这也就是时代的变化在占卜术平民化方面的表现。而也正是由于它在民间的广泛流行，所以在前引后周广顺三年的诏书中，才会专门将“时日”列为占卜术的一个类型。
反映这种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占卜管理机构在中央官署中地位的下降。在唐代，中央设太常寺太卜署，有太卜令掌管占卜之事，《唐六典》中就详细规定了卜筮正术的内容和使用范围、使用方法。与占卜相关的官吏也设置了不少，例如有卜正二人、从九品下；卜师二十人、卜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卜筮生四十五人等。这些官吏靠占卜吃饭，若卜筮不灵还要受到处罚。这一切都说明唐代官方对占卜的控制。但是到了宋代，太常寺不再设太卜署。这就是说，政府不再设专门机构管理占卜了。这是占卜行为受国家制约弱化的一个表现。而且，这不仅是占卜本身，也是中古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
唐五代占卜的其他特点还能指出以下几点。
比如唐代的文人受当时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大具备或者说不大重视抽象思维，所以唐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贡献不多。在唐代，我们在占卜术的范围内看到的是直观的、简单的占卜比较流行。除前述占梦术外，例如还有敦煌占卜文书中常见的“孔子马头卜法”、“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等，操作起来都很简单。我们看唐代文人的著作，也很少有人花大力气来研究占卜术。像唐代的大文人韩愈、柳宗元等都没有自觉地深入地去研究占卜术。拿《周易》而言。虽然它是儒家经典，但唐人更愿意把它与旁门左道联系起来，因此研究者很少。特别是唐文宗太和年间李训因善“《易》道”为唐文宗赏识、迁《周易》国子博士、在翰林给文宗“解《易》”[23]、后来导致“甘露之变”以后，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这一点与宋代相比会看得更清楚。北宋初年，宋太宗下诏禁占卜术，只有“二宅及易筮”不禁[24]。所以宋代的文人就治《易》，既借《易》来阐发他们的理学思想，也研究易筮。比如邵雍作的一部大书《皇极经世》，历代都把它归入术数类著作。还有思想家朱熹，他写的《周易本义》，除讲“明筮”外，还专设“筮仪”一篇。这与唐代思想家的表现是大相径庭的。就一般文人而言，比如苏轼对易筮就很熟悉。他“以久不得子由书，忧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涣之三爻，初六变中孚，其繇曰：用拯马壮吉。中孚之九二变为益，其繇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益之初六变为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贞。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25]。像苏轼这样精通易筮，并用易来占卦的事例，在唐代是很少见的。文人的参与会使社会上的占卜术更加盛行，这一点也是唐代与后代不同的地方。总之，唐代卜筮虽盛，但文人关心并从理论上进行研究的不多。
但是占卜术中的易占，由于北宋文人的参与而不断地复杂化，以至脱离了民间成为上层知识阶级的学问。所以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自古术数之学多矣。言五行则本《洪范》，言卜筮则本《周易》。近时两者之学殆绝，而最盛于世者：葬书、相术、五星、禄命、六壬、遁甲、星禽而已”[26]。从中可知，到南宋初，复杂的易占已成为文人学问；简单的占梦已风光不再；传统的相术、六壬、遁甲日趋繁复；既传统又新增有许多新因素的葬书、禄命、五星大行于世；完全新起的星禽也已占有了一席之地。唐五代的占卜发展到此，大致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最后要指出的是，占卜术的兴衰一向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只想指出一个现象，即唐太宗的禁“杂占卜”，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后他刚即位时（“玄武门之变”发生在武德九年【６２６】六月，禁“杂占卜”的诏书发布于三个月后的武德九年九月）；武则天禁断相书，在载初元年（６８９）六月[27]，三个月后的九月，她就改“载初”为“天授”、改“唐”为“周”，正式当了皇帝；而宋太宗的禁各种占卜术，也发生在“烛光斧影”后不久（宋太宗开宝九年【９７６】十月即位，十二月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十个月后的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十月发布《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他们的禁止占卜，实际是害怕天下士庶借占卜术来关心事变、预测形势、煽动人心，从而对统治构成威胁。
特别是在唐朝，私习天文星算、太一雷公等，在《唐律》规定的惩罚是“徒二年”，到唐代宗大历三年重申时依然如此。但是到了宋太宗的诏书中，这一惩罚变成违犯者“悉斩”[28]。到宋真宗景德三年（１００６）《禁天文兵书诏》，更明确说：“应元（玄）象器物、天文星算、相术图书、七曜历、太乙雷公式、六壬遁甲、兵书、先诸家历算等，不得存留及衷私传习。有者限一月陈首纳官，释其罪。令官吏当面焚毁讫奏。限满不首，隐藏违犯，并当处死。内有私为诳惑、言及灾异、情理重者，当行处斩。”[29]处罚如此严厉，当有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在，容笔者日后详作探讨。
但是我们同时要指出，如此严厉的措施并没有限制住占卜术的发展。占卜术在宋代仍然盛行并变得日益繁复。这就足以说明占卜在当时社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对当时人的行为还发挥着或深或浅的影响。因此，需要我们在今后对历史上的占卜术，以及占卜与社会与民众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和更加全面的研究与探讨。 １９９９年７月初稿９月改定
--------------------------------------------------------------------------------
1 《资治通鉴》卷２２６。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凡不注明者均为中华书局本。
2 出处同上。
3 《资治通鉴》卷２４０。
4 出处同上。
5 《文献通考》卷１７４。
6 《唐六典》卷１４《太常寺太卜署》。
7 《唐大诏令集》卷１０９。商务印书馆本。
8 《五代会要》卷１１。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9 关于敦煌文书中的占卜文书，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处所说的卷子是Ｐ．２５３４号文书。文书上明确写有“阴阳书卷第十三”字样。
10 参见郑炳林等编《敦煌本梦书》，甘肃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11 《旧唐书》卷１４８《李藩传》。
12 例如关于“宇文士及割肉”的记载也是如此，参见拙作《“宇文士及割肉”及其他》，载《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６年４期。
13 此处所谓“日者”取诸原文。由于“古人占侯卜筮，通谓之日者”（《史记》卷１２７《日者列传·集解》），因此我们不清楚此处的“日者”具体使用了什么占卜术。
14 但是有关梦的事例中，真正占梦的事例并不多。
15 但是敦煌文书反映的是晚唐五代的情况。这时占梦已经不如唐前期那么盛行了。
16 参见敦煌文书Ｐ．３９０８号《新集周公解梦书一卷》。
17 《韩昌黎集》卷２８《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18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载《考古学与科技史》，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４月。
19 参见宋太宗《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宋大诏令集》卷１９８。
20 参见《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月。
21 敦煌文书Ｐ·３２４７Ｖ。参见上书。
22 参见缪启愉校释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０月。
23 参《旧唐书》卷１６９《李训传》。
24 同注１９。
25 《东坡志林》卷３。
26 《郡斋读书志》卷１４。《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本。
27 《唐会要》卷４４《杂录》
28 同注１９。
29 《宋大诏令集》卷１９９。
唐末五代的河东盐池与政权移替
唐后期被统治者视为国之大宝的河东盐池一向是通过严密的专卖体制及严刑酷法加以控制。但是唐末江淮动乱的发生，却间接波及两池。乾符以后，围绕盐池的归属，不仅引起朝廷内部朝官和宦官的矛盾，也发展为中央与藩镇和藩镇彼此之间的战争与拼杀。对於两池盐利及其所在地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廷的存亡，也决定了中原政权之争最终鹿死谁手。
一、宦官的干预与朝廷、藩镇盐利争夺
1、关於榷盐使派设的备忘录
对於唐后期河东安邑、解县两池的管理而言，德宗贞元中榷盐使的设置无疑是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两池只有度支设下的河中院，由知院官主持[1]。所以《唐会要》卷八八《盐铁使》记载称：
先是，两池盐务隶度支，其职事诸道巡院。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务，耻同诸院，遂奏置使额。至二十一年，盐铁、度支合为一使，以杜佑兼领。佑以度支既称使，其所管不宜更有使名，遂与东渭桥使同奏罢之。至元和三年七月，判度支裴垍（均？）以两池职转繁剧，复以留后为榷盐使。
贞元十六年（800）史牟设榷盐使是两池设使之始。这以后虽自贞元二十一年（805）至元和三年（808）有一度停设（改称留后），但旋即恢复。对此，高桥继男《唐代后期の两池榷盐使にフいての一考察》[2]和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均有具体考证，说明榷盐使的派设一直沿至唐末，已形成了固定的体制。
榷盐使的派设事实上提高了盐池机构的级别。两池生产、运销一向自成体系，且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地域特殊性，这使之管理也必然自成系统。特别是，盐池周边所在旁及数县，而营销范围更远，其所管理的业务自较一般巡院为广。《文苑英华》卷八○五沈亚之长庆二年（822）作《解县令厅壁记》曾道出“蒲盐田居解邑，下岁出利流给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会贸，皆天下豪商滑贾，而奸吏踵起，则解之为县益不能等於他县矣”的复杂情状。而《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在说明元和中盐铁使李巽对东南进行盐法改革后，也指出其时“ 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和“四方豪商猾贾，杂处解县”的事实。可见无论是从扩大营销业务和利润，还是从加强缉私出发，榷盐使的设置都是必要的，这也是裴均所谓“职转繁剧”的本意。
榷盐使级别既高而权利范围又较一般巡院为大，则在其领导下必然形成相对独立的管理，据史料记载史牟在任使的同时即对盐池进行“变法”[3]，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盐池隶属度支的性质。后至元和中，度支使皇甫鎛又针对“盗鬻两池盐”者恢复死刑及增加团保连坐之法；大中初度支使卢弘正（止）并派判官司空舆为榷盐使整顿池法[4]，可知度支使正是通过榷盐使而强化缉私和盐池管理的。
此外，榷盐使虽与度支使同有使名，但地位则介乎度支使与巡院之间，实相当於东南地区的扬子、江陵等大盐铁转运留后。从前揭学者所列表得知，他们的官职远远低於度支使。如史牟职为金部郎中，而司空舆仅为“检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晚期官职虽有提高，如大中十年前后的榷盐使钱义方是“右庶子”、咸通中的李从质是“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5]，但是仍然低於以尚书、侍郎甚至是宰相兼任的度支使，其与度支的关系是明显的。
两池榷盐使隶於度支，因而榷盐使由中央派官充任，两池盐利也完全“利系度支”，这正是唐末以前的情况。《唐会要》卷八八《盐铁使》称“（太和）三年四月敕，安邑解县两池榷课，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至大中元年正月敕，但取疋段精好，不必计旧额钱数。及大中六年，度支收榷利一百二十一万五千余贯”，能够制定定额并按照定额完成榷利，正是中央政府通过度支——榷盐使完全控制和拥有盐利的充分体现。
2、河中节度使主掌两池及黄巢起义的平定
从榷盐使的派设可以知道，唐朝廷能够通过专卖机构正常取得盐利的最晚时限应当是在僖宗朝王仙芝、黄巢起义发生之前，此后的情况便不同了。《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记》（《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略同）记中和元年（881）僖宗幸蜀，光启元年（885）车驾还京，已是“江淮转运路绝”，“郡将自擅，常赋殆绝”。时以田令孜为神策军使，招募新军五十四都，都千人，由令孜总领其权。
时军旅既众，南衙北司官属万余，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唯以关畿税赋，支给不充，赏劳不时，军情咨怨。旧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税课，盐铁使特置盐官以总其事。自黄巢乱离，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岁出课盐三千车以献朝廷。至是令孜以亲军阙供，计无从出，乃举广明前旧事（《唐会要》作“广明故事”），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收利以赡禁军。诏下，重荣上章论诉，言河中地窘，悉籍盐课供军。
同书卷一八四《宦官传》：
时关中寇乱初平，国用虚竭，诸军不给。令孜请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课利，全隶神策军。诏下，河中王重荣抗章论列，言使名久例隶当道，省赋自有常规。令孜怒，用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不奉诏。令孜率禁兵讨之，重荣引太原军为援，战於沙苑，禁军大败。京师复乱，僖宗出幸宝鸡，又移幸山南，方镇皆憾令孜生事。
光启元年，宦官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利，以致引起朝廷和藩镇间的战争。但此事上揭史料所记微有不同。《纪》和《会要》称田令孜是要求将盐利依“广明前旧事”、“广明故事”隶盐铁使（应即指度支）而转用供军，传则谓其请以两池盐利直接“隶神策军”。从田令孜生事是因“亲军阙供”分析，此事在后者更顺理成章。《资治通鉴》卷二五六记光启元年“夏四月，令孜自兼两池榷盐使，收其利以赡军。重荣上章论诉不已，遣中使往谕之，重荣不可”，与此正相吻合。田令孜以神策军而兼两池榷盐使，是为宦官干预盐政之最。不过就重荣所言“使名久例隶当道”和其他记载表明，唐朝廷以河中节度使领盐池，及由宦官居中干预，都不是始於此际而是其来有渐。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四年（877）略称：
河中军乱，逐节度使刘侔，纵兵焚掠。以京兆尹窦璟为河中宣慰制置使。十一月己酉，以窦璟为河中节度使。
乾符四年王仙芝、黄巢进陷沂州、郓州等地，并攻围宋州。受其影响，陕州、河中相继发生军乱。河中的军乱应是其地不安定的开始。朝廷以窦璟镇之，次年九月，复以户部尚书判户部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与此同时，两池的管理也发生相应变化。《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
袭吉，乾符末，应进士举。遇乱，避地河中，依节度使李都，擢为盐铁判官。
李袭吉擢为盐铁判官，说明这时的榷盐使已由李都兼任。唐朝廷以节度使兼掌盐池，大约是借助其兵力以保护盐池，这种情况也许是自窦璟即开始了。但既以地方掌盐利，与中央的关系将如何协调呢？《唐代墓志汇编》乾宁○○五（亦见《全唐文》卷八四一）裴廷裕撰《大唐故内枢密使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濮阳郡开国侯食邑千户食实封百户吴公（承泌）墓志并序》记其事迹曰：
乾符末，□先皇帝以郇瑕之封，筦榷遗利，命□官以本官充解县榷盐催勘副使。明如夏日，洞察秋毫，每辞种嵩之金，常远刘舆之腻，洁白无玷，课最有闻，搜考勾稽，尽取黠史（吏），青凫赤仄，充於水衡。以功赐绯鱼袋，充解县催勘使。寻属关河失守，盗贼惊奔，铜駞既□於九衢，金根去狩於三蜀。公则以榷利钱寄河中府，单车往河北，传檄诸道，言天子蒙尘之辱，责官司奔问之仪。召被革车，期□上国。遂与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同领甲兵一万屯东渭桥，□□公奔赴行朝，面奏本末。先帝感其忠果，锡以金章，依前充解县榷税使。会蒲帅王重荣尽占盐租，请赡军伍，□□公复归朝阙，后改充南诏礼仪副使，车辍不行。
由墓志得之，吴承泌充“解县催勘副使”是在乾符之末，正与窦璟李都等任使同时。“催勘”的意义是对榷盐使应上缴的盐利加以催促、检稽，这是对节度使主掌盐利实行监督的作法。吴承泌是朝廷的代表，换言之是勾通藩镇与朝廷关系，以保证盐利无失的人物。吴承泌的任使，也许是宦官直接操纵掌管盐利之始。墓志说明，他的任使是从乾符末一直到“蒲帅王重荣尽占盐租”之前。甚至在“关河失守”僖宗幸蜀之后，他所催征得的盐利还被用为“传檄诸道”、“责官司奔问之仪”的本钱和号召，并被用於供给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勤王的军队。由此可见，在黄巢农民军占领长安之前，朝廷仍能基本拥有盐池之利，只是这时的主掌者已不是度支隶属下的榷盐使，而盐利的获取实际上已需转借藩镇之力和宦官之手。
进一步的变化是在王重荣任河中节度使之后。《资治通鉴》卷二五四记广明元年（880）十一月，王重荣以河中都虞候作乱，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认，命为留后，次年（中和元年，881）四月复被诏命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任留后及使同时，大约即“尽占盐租”，故田令孜请两池盐利，有“广明故事”之说。《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综合诸史料，称广明元年黄巢入华州，“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於贼”，但不久即发兵相拒：
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今调材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
王重荣抗拒黄巢，正是因其不欲将盐利供黄巢随意索取。此后王重荣与王处存结盟，营於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故始有与沙陀李克用军的初次联合。《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二年记载其事曰：
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患之，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复光曰：“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亲善，彼亦有殉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从谠，时河东节度使）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趣河中。
（十二月）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
据《新五代史》卷四《庄宗记上》，李克用於次年正月领兵出河中，不久即打败黄巢兵将，与诸镇兵会於长安，并大战渭桥，乘胜追击，“京师平，克用功第一。”
李克用的沙陀兵虽为平黄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够顺利济河入关，实赖有王重荣的全力支持。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六《解县新城碑》於此有“但既逼寇仇，且当津要，车徒遝至，竟赴齐盟；戎夏骏驱，共匡京室；虑风迴於原燎，竭日费於云屯；辑睦允谐，供储克赡，栋持广厦，鼎镇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国之盗，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勋复旧都，庆延殊渥”的描述，其於王重荣兴复唐室固不无溢美。但说到借道诸镇，使“戎夏骏驱，共匡京室”，及竭财赡军，“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未始不是事实。而河中两池盐利於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3、田、杨之争及河中、河东之去从向背
唐朝廷相继以李都、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兼两池榷盐使，始或出於盐池武装保卫之需，继则出於无奈。王重荣的任使并非出自朝廷意愿。但王重荣任使前期，仍对盐池有所建设，并因与黄巢作战及与李克用联合而间接地将盐利赡给了朝廷。《解县新城碑》言及王重荣“既总两河之务，□（爰）值多事之秋，检吏通商，机能制用，矫时阜俗，俭以率先，凡立科条，皆能刻励”；并记其兴筑解县新城事：“自中和二年冬十月，奏请兴役，至明年夏六月，凡计工五十万，城高三丈，围绕一百六十步。”据碑文所述形势，“城陷冯翊”与“□（烽）举隰川”都使解县陷於孤立和遭受威胁，旧有关防不足“枝梧”，而解池之饶也是“所患者，素无城守，难固人心”，所以“既纳款於帅臣，仍抚安其新附”，以得“交获利济，并致成功”，也即修建新城与“纳款帅臣”都是为了保卫盐池。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碑文称城筑好后，王重荣竟“旋陟上台，恳辞剧务”，以致“榷盐使韦雍，检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与植将及商人等，联状同诣所居，沥恳至於垂涕”。此榷盐使与巡官不知是否仍为朝廷虚设，但他们听命於王重荣却是肯定的。“恳辞剧务”不过是姿态，王重荣仍是盐池的主宰者。
王重荣中和中同意结好李克用自有其“交获利济”、保卫城池的考虑，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则是行营都监杨复光。《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杨复光传》载其“受诏充天下兵马都监，押诸军入定关辅”时即与王重荣会合。及劝王重荣与李克用联合事与前揭《通鉴》卷二五五文略同，并称“及收京城，三败巢贼，复光与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难，功烈居多。”又《资治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三年（883）春正月条曰：
乙亥，制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田令孜欲归重北司，称铎讨黄巢久无功，卒用杨复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罢铎兵柄以悦复光。
杨复光是使王重荣与李克用结盟的策划者、中间人。因此，他与河中镇及王重荣关系良好。在盐利方面，他的作用或者不能与乾符中的吴承泌相比，但他在处理河中与朝廷关系方面既能成功，则在盐利的使用方面必会有所协调。虽然此事需以姑息和承认王重荣的权力为代价，但既能将盐利用於平定黄巢，则如果说唐朝廷彼时仍能通过宦官——藩镇而间接获取盐利应该是不错的。
然而光启元年此平衡即被打破，这不仅是由於僖宗还朝南衙北司的供应增加，也是由於杨复光的死亡。《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记杨复光卒於河中，“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日。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闻其卒，甚喜，因摈斥其兄枢密使杨复恭为飞龙使。令孜专权，人莫之与抗，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故令孜恶之，复恭因称疾归蓝田。”
杨复光之死与其兄复恭被斥，断绝了朝廷与河中的联系。田令孜作为复光兄弟的对立面，与王重荣关系恶劣，故有盐利之争并迅速升级。光启元年七月，令孜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讨王重荣，致王重荣与李克用再度联合，以讨田令孜为名抗拒朝廷。其年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兵打败朱玫、李昌符之军於沙苑。令孜奉僖宗出奔凤翔。危难之际，朝廷不得不起用杨复恭为枢密使以缓和与河中、河东的关系。《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光启二年正月，僖宗驻跸宝鸡，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请车驾还京。．．．．．．朱玫於凤翔立嗣襄王煴为帝，以伪诏赐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驰檄诸方镇，遣使奉表於行在”一段下清人有注说
案《旧唐书·僖宗纪》：“杨复恭兄弟於河中、太原有破贼连衡之旧，乃奏谏议大夫刘崇望赍诏宣谕，达复恭之旨。王重荣、李克用欣然听命，寻遣使贡奉，献缣十万匹，愿杀朱玫自赎。”是克用之奉僖宗，因诏使宣谕而改图也，与薛史异。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条亦称：
是时，诸道贡奉多之长安，不之兴元，从官卫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为计。杜让能言於上曰：“杨复光与王重荣同破黄巢，复京城，相亲善；复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谕以大义，且致复恭之意，宜有回虑归国之理。”上从之（下同《旧·僖宗记》）。
以上可见杨复恭与复光同样，在勾通朝廷与河中、河东的关系方面，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才会有王重荣、李克用幡然改图及献缣朝廷之举。宦官的能量不可谓不大。但杨氏兄弟既与田令孜为朝中对立的两派宦官势力，则由他们与河中、凤翔等的关系，知宦官勾结藩镇，致其派系矛盾已演化为朝廷与藩镇，及藩镇与藩镇间的战争。这些战争既以盐利为导火索，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盐的战争。而自此后，唐朝廷在盐利方面外则受制藩镇，内则听命宦官。光启二年杨复恭代田令孜为神策军使后，同样占取了朝廷盐利大权。“始，张濬判度支，杨复恭以军赀乏，奏假盐麴一岁入以济用度，遂不复还。”[6]相反张濬“欲倚外势以济杨复恭”，於昭宗大顺元年（890）竟勾结朱全忠及河朔三镇，挑起与李克用的战争[7]。昭宗光化中崔胤代张濬，“乃白度支财尽，无以廪百官，请如旧制。”宦官韩全诲却请割三司隶神策军，“帝不能却，诏罢胤领盐铁。”[8]崔胤与韩全诲关於盐利的争夺，仍发展为藩镇战争，并为朱全忠最终代唐铺平了道路。天复元年（901）朱全忠迁河中节度使王珂（重荣之子）於大梁，奏除己为河中节度使，虽许诺将两池课盐岁供增为五千车，但已是最后的姿态。唐朝廷正是在盐利的枯竭中走向它的末日，也同时结束了宦官干预盐政的历史。
二、河中盐利的归属与藩镇成败
光启以后，唐朝关中及北方地区也已形成军阀混战扰攘纷争的局面。就关中而言，虽然每一次战争爆发的具体背景及参加者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谁拥有河中，谁便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在战争中占据主动。河中两池的盐利曾是王重荣和王氏家族称霸一方、盘结根踞的资本，唐朝廷也因河中财赋与沙陀兵力的结合，打败黄巢。自此后，河中所在地及盐池财赋更成为李克用与朱温争夺的对象，获取河中成为其最后成败的一个关键。
1、李克用的河中——河东结盟优势
僖宗中和三年，唐朝以李克用平定黄巢，任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河中、河东两镇唇齿相依，关系更加密切。光启元年，王重荣上表论田令孜罪，田令孜即结邠宁朱玫、凤翔李昌符以抗重荣。据《通鉴》卷二五六其年十月条“王重荣求救於李克用”下《考异》引《太祖纪年录》言“朱玫、李昌符每连衡入觐於天子，指陈利害，规画方略，不佑太祖（李克用），党庇逆温（朱温），太祖拗怒滋甚”，及“田令孜恶太祖与河中胶固”，请求移重荣定州，任王处存为蒲帅，致王重荣、李克用联合事。又同卷在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战败朱玫、李昌符条下复引《太祖纪年录》称：
十一月，重荣遣使乞师，且言二镇欲加兵於己，太祖欲先讨朱温，重荣请先灭二镇。太祖表言二镇党庇朱温，请自渭北讨之。
由此得知在田令孜与河中争斗的背后，实有李克用与朱温的较量。李克用协同王重荣击败朱玫、李昌符二镇，即是李克用挟朝廷与朱温开战的前奏。此役以王重荣、李克用胜为告终。李克用进逼京城，令孜奉僖宗至凤翔；但河中军竟被赐封“护国”，而朝廷为悦王、李意，也竟以杨复恭为枢密使。不久，令孜劫僖宗至宝鸡，而朱玫、李昌符反与王重荣、李克用联合，追逼僖宗，立襄王煴。时李克用已返太原，但如前所述在杨复恭的策动下又与王重荣改图以奉朝廷。故《旧唐书》卷一八二《王重荣传》称“及朱玫立襄王称制，重荣不受命，与李克用会师河西，以图兴复。明年，王行瑜杀朱玫，僖宗反正，重荣之忠力居多。”
“重荣之忠力居多”是由於得到李克用支持。而李克用所以协同王重荣讨伐田令孜，及助朝廷反正，其意实在朱温。《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六月称李克用上表“方发兵济河，除逆党，迎车驾，愿诏诸道与臣协力”，然表“犹以朱全忠为言，上使杨复恭以书谕之云：‘俟三辅事宁，别有进止。’”说明他正是要以勤王为代价，换取朝廷对他讨朱的支持。近阅梁太济先生文《朱全忠势力发展的四个阶段》，将中和三年（883）七月至文德元年（888）九月，和文德元年（888）九月至乾宁四年（897）十二月划分为前二阶段。认为第一阶段中因上源驿事件，而种下了朱李矛盾；第二阶段则朱、李多次有小的交锋，互有胜负[9]。但朱、李之较量，应在梁文所说第一阶段即已经开始，而之所以朱温於第一、二阶段的交锋中未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於李克用与河中有牢固的结盟关系。
光启三年六月，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记》仅言行儒“推重荣兄重盈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则称“制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又以重荣子珙权知陕虢留后。重盈至河中，执行儒杀之。”然据《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记“武皇表重荣兄重盈为帅”，知重盈所以被朝廷命使，乃有李克用的支持。乾宁二年重盈死，据《通鉴》卷二六○载，军府请以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王珂为重盈子，与重荣亲子珙、瑶争为蒲帅。珙、瑶上章论列，并与朱温相结，而珂则求援於李克用。《旧唐书》卷一八二《王珂传》记其事曰：
珂上章 ：“亡父有兴复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荐於朝。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为援，三镇互相表荐。昭宗诏谕之曰：“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贞等三人率兵入觐，贼害时政，请以河中授珙，珙、瑶连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师讨三镇，瑶、珙兵退，克用拔绛州，斩瑶，乃师於渭北。天子以珂为河中节度，授以旄钺，仍充供军粮料使。既诛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亲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珙每战频败。
李克用在重荣诸子侄争夺河中节帅的过程中始终站在王珂一面，且不仅荐之於朝，复妻之以女，助之以战。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河中已为其有。而李克用既能以兵力保卫河中，河中的政治态度及物资援助也足以使之立於不败之地。王珂一事表明，当时朝廷事实上是听命於李克用的。
为了摆脱李克用及其朝中之党杨复恭的控制，昭宗即位后也曾接受宰相张濬、孔纬建议，以朱全忠为援讨伐李克用。《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890）夏四月记张濬因杨复恭以进，后附田令孜而薄复恭，因与之矛盾事，并言“克用之讨黄巢也，濬为都统判官。克用薄其为人，闻其作相，私谓诏使曰：‘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乱之下，必是人也。’濬闻而衔之。”
张濬与杨复恭及李克用均有私憾，是他建议伐李克用的深心。前揭史料称复恭於他任度支使时将盐麴之利全部夺走，而他与李克用的矛盾又是始自在河中时。其时他既为都统判官，或者也曾参与调配兵力物资。克用谓其“好虚谈而无实用”，是否也有军资供应问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是因此矛盾而欲“乘全忠之功”，以“断两雄之势”的[10]。故在他的坚持下，“（大顺元年）五月，诏削夺克用官爵、属籍，以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以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侯兼供军濬粮料使，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副之”，以讨李克用[11]。
但此战虽有张濬亲领五万兵挂帅，并“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於晋州”[12]，却终为李克用骁将李存孝所败，唐朝廷不得不加复克用官爵，贬张、孔等。《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其年十一月条分析此战败因说：
是役也，朝廷依朱全忠及河朔三镇；及濬至晋州，全忠方连兵徐、郓，虽遣将攻泽州而身不至。行营乃求兵粮於镇、魏，镇、魏依河东为扦蔽，皆不出兵；惟华、邠、凤翔、鄄（按鄄，胡三省注以为当作“鄜”是）、夏之兵会之。兵未交而孙揆被擒，幽、云俱败。杨复恭复从中沮之，故濬军望风自溃。
此处将失败归之於朱全忠的未瑕专顾及镇、魏不予兵粮。然分析其间“华、邠、凤翔、鄜、夏”仅关中诸镇，河中之兵显然不在其内。又朝廷既求兵粮於镇、魏，也说明站在李克用一边的河中不予任何物质支持，这应当也是李克用无忧而诸镇兵终不能合成一势的原因。
此后，朱、李之争虽进入互有胜负的相持阶段，但据前揭《王珂传》，唐朝廷因河中而仍受李克用胁迫。《资治通鉴》卷二六○乾宁二年五月记李茂贞、王建、王行瑜三镇受王珙之请连兵入朝，“李克用闻三镇兵犯阙，即日遣使十三辈发北部兵，期以来月渡河入关。”又上表请讨，移檄三镇。秋七月，克用军至河中，“王珂迎谒於路。”而当着李茂贞等与神策右军指挥使李继鹏、枢密使骆全瓘勾结，谋劫昭宗幸凤翔；中尉刘景宣与王行实欲劫帝幸邠州，诸军相攻之际，昭宗惧为所逼，又不得不全力依靠李克用。《资治通鉴》记其月，“上遣延王戒丕诣河中，趣李克用令进兵。壬午，克用发河中，上遣供奉官张承业诣克用军。”张承业“屡奉使於克用，因留监其军”（张承业后尽心为克用父子理财，而其事业始於河中是值得注意的）。李克用於是长驱入关，逼死王行瑜，几取李茂贞，可谓大获全胜。当其时克用保持进可攻、退可守，挟制朝廷之势，显然与河中的并力支持分不开。而事实上李克用的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朱全忠全取河中之前。
2、朱全忠取河中而立
自光化元年（898）正月至天复元年（901）五月是梁太济先生所说朱全忠势力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同李克用争霸，占领邢、洺、磁，控扼李克用东出河北通道；夺取河中，阻塞李克用西入关内咽喉，逼使成德、易定诸镇服从，并给占据幽沧的刘仁恭、刘守文父子以毁灭性打击。”占领河北与控扼河中是夺取政权的两大条件。特别是在河北战场成功无东顾之虞后，河中便是入关的唯一障碍。
《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901）正月条称：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东。乙亥，召诸将谓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骄汰。吾今断长蛇之腰，诸军为我以一绳缚之。
河中在连结河南北与关中的意义上，地位恰如“长蛇之腰”，故朱全忠即於同年同月遣张存敬将兵三万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以袭之，并自率中军继其后。在出其不意速取晋绛后，又屯兵二万以扼河东援兵之路。此后即不顾朝廷和解之诏，发兵围河中，致王珂势穷，面缚而降，举族迁大梁，所谓长蛇之腰遂被斩断。《旧五代史》卷二六《武皇纪下》谓李克用“自是不能援京师，霸业由是中否。”李克用丧失河中支持，东无力顾河北，西难以救长安，遂不得不遣使重币修好於全忠。《通鉴考异》记其事引《唐末见闻录》、《唐年补录》、《续宝运录》等诸书以证之。其中《太祖纪年录》称：
天复元年六月，太祖（李克用）以梁寇方强，难以兵伏，阳降心以缓其谋。乃遣押牙张特持币马书檄以谕之，请复旧好。书词大陈北边五郡士马之盛，皆吾外援。朱温视之不怿，令敬翔修报，词旨疏拙，人士嗤之。
按据《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记李袭吉为克用作书虽有“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徵五部之众”，及“矧复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回纥师徒，累从外舍”诸豪语，但不过大言洞赫。实则克用失河中后，其力仅能自保，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已无与朱梁争天下之资本。“天复元年五月，朱全忠奏乞除河中节度使，而讽吏民请己为帅。癸卯，以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13]。护国军者，即河中军之旧称。朱全忠得河中，遂能放手经营关中。此后，虽因宦官韩全诲与宰相崔胤争权，两者各结李茂贞与朱温为战，然前者终不敌后者。河中的取得，正为朱全忠的进取长安打开了门户。
当然河中对於朱全忠的价值，还并非仅在於它联结河南北与关中“长蛇之腰“的地理形势。朱全忠因汴、洛之地的占有，早已掌握了东部漕运之枢纽，而河中的取得复使之得到北方最大的盐池宝地，战时最可靠的赋税源泉。《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记》：
（天复元年）三月癸未朔，全忠引军归汴，奏：“河中节度使岁贡课盐三千车，臣今代领池场，请加二千车，岁贡五千车。候五池完葺，则依平时供课额。”从之。
（五月）壬寅，制以朱全忠兼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绛慈隰观察处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制置等使。
根据同纪，天复元年二月朱全忠方至河中移王珂兄弟，三月即全面接管了盐池，并加以“完葺”，说明盐池於他绝非等闲。而唐朝廷命他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制置等使”，在榷盐上特加“制置”二字，以重其职，也足见两池在朱全忠取得河中之际已完全为其掌握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在取得河中与两池后，朱全忠的进军关中，取代唐室，已是指日可待。
3、朱友谦与梁、唐政权
证明两池於军阀争夺政权之意义，并不仅在唐末，或者还可以梁河中节度使朱友谦的叛降归附事来说明。
昭宗光化二年（899），王重荣子、陕州（保义军）节度使王珙被麾下所杀。都将李 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六一记其年十一月“陕州都将朱简杀李璠，自称留后，附朱全忠，仍请更名友谦，预於子侄。”
取而代之的是朱简。故梁祖表简为陕州留后，因与同姓，“乃名之为友谦，编入属籍，待遇同於己子。”陕虢与河中为邻，唯蒲陕连衡才能制约关中。陕州的重要对朱全忠可想而知。更何况王珙部下本即河中之一部，对朱氏瓦解河中不无意义，故梁祖厚待友谦。朱梁建号，“移授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累拜中书令，封冀王。”友谦可称自河中起家，与王氏家族及河中军有一定渊源。杀李璠说明在军中有一定号召力，故朱全忠依靠其稳定河中，也是藩镇争霸形势下的一种政治选择。
但朱友珪杀梁祖自立，引起诸将不满，致友谦背梁降晋（唐）。史载告哀使至河中，友谦深以为耻。“友珪加友谦侍中、中书令，以诏书自辨，且征之。”[14]友谦不奉命，并“乞师於庄宗，庄宗亲总军赴援，与汴军遇於平阳，大破之，因与友谦会於猗氏。友谦盛陈感慨，愿效盟约，庄宗欢甚。”[15]说明其彼时已与唐军联合。但是梁末帝即位后，“以恩礼结其心，友谦亦逊辞称藩，行其正朔。”[16]贞明六年（916）朱友谦将兵袭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为忠武留后，请节钺於梁不获，遂反求於晋王（即庄宗），晋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节度”。梁使刘鄩、尹皓攻同州，朱友谦再度求救於晋（唐）。“秋，七月，晋王遣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质将兵救之。”李存审等至河中，即日便济河，以精甲混杂河中兵直压鄩垒，使刘鄩“大惊，自是不敢轻出”。而面对梁军进逼《通鉴》复记曰：
河中事梁久，将士皆持两端。诸军大集，刍粟踊贵，友谦诸子说友谦且归款於梁，以退其师。友谦曰：“昔晋王亲赴吾急，秉烛夜战，方今与梁相拒，又命将星行，分我资粮，岂可负邪！”[17]
友谦的决意降晋，不但使梁军大败，且打破了梁、晋之间相持已久的局面，给晋军以可乘之机，使之由劣转优，与朱梁的战争节节取胜，并最终灭梁建[后]唐。而在后唐庄宗建国称帝的过程中，看来也得到朱友谦的全力支持。
《旧五代史》卷二九《庄宗纪》记天祐十七年（即梁贞明六年，916）三月，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及昭义节度使李嗣昭等“各遣使劝进，帝报书不允。自是，诸镇凡三上章劝进，各献货币数十万，以助即位之费。”《资治通鉴》卷二七一龙德元年（921）秋七月也载称：
晋王既许藩镇之请，求唐旧臣，欲以备百官。朱友谦遣前礼部尚书苏循诣行台，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谓之拜殿。见王呼万岁舞蹈，泣而称臣。翌日，又献大笔三十枚，谓之“画日笔”。王大喜，即日命循以本官为河东节度副使。
朱友谦的表忠心及苏循被命为河东节度副使，意味着河中、河东两镇又恢复了昔日的联盟。这对於后唐建国无疑有着决定的作用。故后唐灭梁，也给朱友谦以极高的礼遇。
《旧五代史》卷三○《庄宗纪》记同光二年十一月“癸卯，河中节度使、西平王朱友谦来朝，乙巳，赐友谦姓，改名继麟，帝以皇子继笈兄事之。”同书卷六三友谦本传亦曰：
庄宗置宴飨劳，宠锡无算，亲酌觞属友谦，曰：“成吾大业者，公之力也。”
由庄宗一语，足知友谦的去从直接关乎朱梁后唐的成败兴复。朱友谦归梁并为梁祖镇守河中，曾助其败晋灭唐的兴国霸业，而庄宗却因朱友谦的降附，终得取梁而代，此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就这一点来说，朱友谦的姓朱姓李实为政权易主的根结。故庄宗将功劳归之友谦，并给以极高评价和赏赐，则友谦在其中的作用似乎也有些类似楚汉之争中的韩信。但与韩信不同的是，他所凭借的并非是军事指挥才能，也不仅仅是占据有利位置的地形冲要，而是足以建设军事实体和动摇王朝基础的盐池。
朱全忠建国后，并没有改变由节度使管理盐池的藩镇经营体制。《旧五代史》卷十《末帝纪下》记贞元六年四月“乙酉，以河中护国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保、兼中书令、冀王友谦兼同州节度使，余如故。”其中“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乃是唐朝封朱全忠的旧使名（唯加“度支”二字不同，表明恢复隶属中央的名义），说明朱友谦的职务不是自梁末帝始，而是早在梁太祖命其任河中节度使之初就有。“制置”应是藩镇体制下具有“中央特派”意义的使名。后梁之际，中央财政体系并不完备，所谓“伪梁不知故事，将四镇节制征输，置宫使名目管系”[18]，即中央虽设建昌宫使、国计使等，但租赋征输仍由四镇。作为四镇之一的朱友谦任“制置”盐池使，便是这一体制的结果。朱友谦以此供给朱梁中央政府，但也以此形成盘结根固的地方势力。朱友谦的实力，恐怕也是后唐政府不得不继朱梁之后，对之加以笼络的原因。而朱友谦——李继麟也在后唐之初继续兼任两池榷盐使。
《册府元龟》卷四九四记同光三（按“三”当作“二”，924）年二月敕曰：
会计之重，鹹鹺是先，矧彼两池，实有丰利，顷自兵戈扰攘，民庶流离，既场务以隳残，致课程之亏失。重兹葺理，须杖规模。将立事以成功，姑从长而就便。宜令李继麟兼兖州刺史[19]、度支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便可制置，一一条贯，所有令制官吏等亦委自使差遣。
“将立事以成功，姑从长而就便”，似乎是指整顿盐池要借重李继麟已行之旧制。而“所有令制官吏等亦委自使差遣”，显然也是给了他自专的权力，但这样做并非没有条件。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庄宗同光二年二月：
河中节度使李继麟请榷安邑、解县盐，每季输省课。已卯，以继麟充制置两池榷盐使。
“每季输省课”即胡三省注谓“每三月一输盐课於省也”。颇疑此最初为王重荣所定制，而为朱梁所继。朱友谦降唐后，乃以此为保证求得继任榷盐使的职务。但后唐对朱友谦委任似只是权宜之计。《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纪五》，记同光二年三月己未，以大理卿张绍珪充制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同光四年二月乙巳，朝廷又命右武卫上将军李肃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说明河中两池榷盐使已由中央派官担任。
李继麟不再兼榷盐使后，其实力显已不足与后唐朝廷相抗。《旧五代史》本传记李继麟同光四年四（正？）月入觐被族诛，其死因是不满朝中宦官伶官赂遗之求，故被谮与郭崇韬通谋（时郭已在蜀被李继岌所杀）。其后，旧将史武等七人也被族诛。《资治通鉴》卷二七四记郭、李死后郭部将李绍琛言：“国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谋而吾之战功也。至於去逆效顺，举国家犄角以破梁，则朱公也。”与后唐之河东能成犄角之势的是朱友谦。友谦败，故使得明宗李嗣源可以很容易地借庄宗朝内乱之机取而代之。以后明宗朝廷虽仍以皇子重臣驻镇河中，但河中节度使借助盐池之利称霸一方的局面已不再成立。
应当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后唐以中央官任榷盐使的情况至少持至明宗朝。《旧五代史》卷九三《李专美传》称专美“后唐天成中，安邑榷盐使李肃辟为推官，时唐末帝镇河中，见其敦雅，心重之。”同书卷四《二明宗纪八》长兴二年（931）闰五月乙酉条有“以右领军上将军李肃为左金吾大将军”的记载。李肃无其它重职，记其升迁似也与任榷盐使有关。但是自后唐庄宗至明宗以中央官任榷盐使，并非仅为削减河中利权。后唐代梁后，以孔目官孔谦为首的魏州藩镇财务体系已扩展为中央以租庸使领导的使职机构。在其中央化的过程中，唐末财政三司分掌制也在逐步恢复。河东盐池作为中央财赋的主要来源之一，其管理权自会发生如上变化。这是唐末财政管理体制发展之必然，也是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表现。朱友谦之命运变迁应此之需，而作为其变化的标志，也就毫不奇怪了。但它影响於梁唐政权交替的方面，却是足以引起重视而不应忽略的。
注释
[1]见《金石萃编》卷一○三《灵庆公神堂碑阴记》记贞元十年度支使及河中院立碑官名录。
[2]日本《唐史研究会会报》8，1995年。
[3][4]参见拙文《略论大中两池新法及其对五代盐政之影响》，《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5]并参见《册府元龟》卷四九四《邦计部·山泽二》，5908页；《宝刻丛编》卷三一七《唐盐宗神祠记》；《唐代墓志汇编》咸通一○一《唐故赵郡李氏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437页。
[6][8]《新唐书》卷二○八《宦者下》，标点本5897页。
[7][11][12]《资治通鉴》卷二五八，标点本8396—8400页。
[9]见《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1995，107—116页。
[10]《旧唐书》卷一七九《张濬传》，4657页。
[13]《资治通鉴》卷二六二，8553页。
[14]《资治通鉴》卷二六八乾化二年（912），8761页。
[15][16]《旧五代史》卷六三《朱友谦传》，845—846页。
[17]以上引文并见《资治通鉴》卷二七一贞明六年（920），8854—8857页。
[18]《五代会要》卷二四，万有文库本290页。
[19]按：《旧五代史》卷六三、《新五代史》卷四五《朱友谦传》均不言朱友谦为兖州刺史事。旧传言其“既归藩，请割慈、隰二郡，依旧隶河中，不许，诏以绛州隶之。”疑《册府元龟》“兖”字当为“充”，下或遗一“蒲”字。
五代三大状元
摘 要 每个朝代的状元中都不乏杰出人物。五代历史短暂、战乱频仍，此期状元大多不得伸展其志，且相关资料散佚殆尽，然细读仅存的少数状元传记，其中仍不乏佼佼者，后汉状元王溥、王朴，南唐状元乐史，其立身行事便多有值得称道，乃至可供今人借鉴、效法之处，堪称“五代三大状元”。
关键词 五代 三大状元 王溥 王朴 乐史
中国的科举考试自隋至清实行了1300年，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曾经有个时期，鉴于清末科举考试中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国内有些学者、名人完全否定古代的科举考试，说科举考试不出人才，甚至毁灭人才。这种认识至少是偏颇的。笔者研究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及其所产生的状元已十有余年，发现每个朝代光是状元中就有不少人才，有的甚至是杰出人才。即令是为时甚短的五代亦不例外。尽管那还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千余年历史的风风雨雨，并未能掩盖其时状元中真正有作为者的光辉。
据《文献通考·选举考》、《玉芝堂谈荟》、《登科记考》、《十国春秋》、《江南余载》诸书的记载及笔者的推估，五代时期，约共出状元121人①，由于此期历史短暂，战乱频仍，这些状元大多无法施展其才智而被滚滚的历史长河所湮没，《登科记考》所考证出的中原５朝状元不过十来人，《十国春秋》所载周边各国状元更是仅存孑遗。参之以它书，反复搜求，能找到姓名的只有32人，其中除了其状元身份与夺魁年份而外，还能多少找到一些生平资料的又只占一半。尽管如此，认真研读这为数甚少的五代状元资料，发现其中依然不乏杰出人物 。笔者认为完全可以挑选出“五代三大状元”，这３人应是：后汉乾祐元年（948年）状元王溥、乾祐三年（950年）夺魁的王朴，宋建隆三年（962年）②南唐状元乐史。他们的业绩透过重重历史迷雾流传下来，不仅值得称道，而且颇有可供今人借鉴、效法之处。
一、政事、文章皆卓有成就的王溥
《宋史》卷二四九有《王溥传》，参之以新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及《四库全书》本《山西通志》等书的相关记载，可得其生平事迹如下。
王溥（922——982年）字齐物，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其父王祚，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北宋4朝，晚年以左领军卫上将军致仕。
王溥自幼好学，手不释卷。乾祐元年（948年）户部侍郎王仁裕知贡举，取进士23人，以王溥为榜首。
王溥及第后即颇受重用，超授秘书郎。后被天雄军节度使、邺都留守、枢密使郭威辟为从事，每为郭威出谋划策，甚被信任。
广顺元年（951年），郭威灭后汉称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授王溥为左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次年三月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加户部侍郎，改端明殿学士。
显德元年（954年）正月，郭威病重，临终前大赦天下、大封群臣，特拜王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宣麻之后，长吁一口气，对群臣说：“吾无忧矣！”此时王溥及第尚不足6年。
至世宗柴荣朝，屡出良策，亦倍受宠眷。
入宋之初，仍为宰辅，且自右仆射、平章事、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加司空。乾德二年（964年）再三求退，罢相，加太子太保。五年（967年）晋太子太傅，开宝二年（969年）迁太子太师。谢恩时，太祖对群臣说：“王溥十年为相，三迁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见其比。”
太宗即位，封祁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八月卒，享年61岁。辍朝2日，赠侍中、諡文献。
王溥生性宽厚，事父至孝，身为宰相，家居时每当宾客趋侍于父亲左右。为人儒雅，好接引后进，所荐之人每至高位。颇善于理财，所至皆有田宅，家累万金。
甚为难得的是，他既能在帮郭威夺取并巩固政权、辅佐柴荣成就帝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且官至宰相，完全可算个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又能始终好学不倦，且著述甚丰，是甚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曾集唐人苏冕所撰《会要》及杨绍复所撰《续会要》，补其缺漏，撰成《唐会要》100卷；又采集后梁至后周史料，编成《五代会要》30卷，为史书断代而为“会要”之体开了先河。而且这两部《会要》史料丰赡，成了后世治史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第五章第四节称：“会要中以《唐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宋会要辑稿》史料价值最高，这些书出正史之前，有正史所未载之史实。可与正史参照使用，可视为第一手史料。”而宋以后编会要都是“由于王溥编撰两会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其姓名及两部《会要》均被《辞源》等工具书收为词条。另有《周世宗实录》40卷、《文集》20卷。因此，名载《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可以说，这位状元较充分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堪称乱世中的英豪。
二、博学多才、业绩甚丰的王朴
综合新、旧《五代史》《王朴传》及《周书·世宗纪》及当今一些工具书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了解王朴其人。
王朴（905——959年）字文伯，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其父王序，在王朴显贵后赠右谏议大夫。王朴自幼警敏好学，长于文，乾祐三年（950年），礼部侍郎司徒诩知贡举，取进士17人，以王朴居首。
王朴及第后，初授校书郎。曾依附枢密使杨邠，寓居其邸。不久，见大臣之间关系紧张，估计会生祸乱，杨邠也不是可以长久依靠的人，遂坚请东归故里。后杨邠果然被杀，门下士多受累被害，独王朴安然家居。
郭威称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王朴被澶州节度使柴荣辟为记室。柴荣调任开封尹，王朴拜右拾遗，充开封府判官。
显德元年（954年）正月，柴荣继位，授比部郎中，赐紫。次年夏，世宗柴荣命朝中文士20余人各撰策论1篇，王朴献《平边策》，主张在改善内政的前提下，再先取南唐、岭南、巴蜀，然后它图。世宗甚为欣赏，迁左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事。十二月，拜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仍权知开封府。
三年（956年），世宗下诏亲征淮南，以王朴为东京副留守。九月，世宗还京，改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未几，迁枢密使、检校太保。
次年冬，世宗再次亲征淮南，以王朴为东京留守，“总庶务，悉以便宜制之”。在他的管理下，京师秩序井然，而且街道也得以开拓改造，面目一新。
六年（959年）三月，奉命巡视汴口，兼建造斗门（堤堰上所设渲泄暴涨洪水的闸门），他不超过1个时辰便完成任务返回朝廷。当日，路过前司空李谷府第，正交谈之间，突然发病歪倒于座，被抬回家，次日即卒，享年55岁③。世宗得知，甚为惊愕，立即赶往其家吊唁，在灵前以玉钺卓地，再三恸哭，并下令赙礼尽量从优，赠侍中。
王朴生性敏锐，且为人刚直，每于稠人广座中正色高谈，无人敢触其锋。因此，朝臣皆服其机敏善辩，心存敬畏，不敢亲近。世宗则始终十分信任他。
其明敏多智，是常人无法企及的。他当官之后，不仅处理有关政务举重若轻，经常献些可行之策，而且对于阴阳、历法，乃至乐律也都十分精通。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他以左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事，奉命校定国家历法。他削去近世笼罩于天命观之下的流俗不经之学，总结历代的历法研究成果，制成了一部《大周钦天历》。
六年（959年），又以枢密使、检校太保的身份奉命考订乐律，他认为以十二律吕（古代音律有阳律、阴律各六，合为十二律）互相证音难得其真，就采用汉代京房的“率准”，用13根9尺长的弦，依率管的长短设柱，以七声为均，终于将乐律改造得十分和谐、优美。
他还主持过仪礼的制定与刑律的修改。史称，在他的努力下，“百废俱兴”。
由于他生性果敢刚直而博洽多闻，又颇被世宗信任，因此他所作的这些事当时没有人敢提出诘难；事后很长时间，也没有人再有能力在他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修改。
世宗征伐南唐，王朴留守京师。他主持拓宽京城的街道，使之宏伟壮阔，北宋建立之后的许多年，汴京的规模依然是他经划的样子。这说明他对建筑、城市规划的研究亦有独到之处。他所改定的历法、乐律至北宋初亦皆沿用未变。
他也懂军事，其用兵的谋略，不光是针对一时，甚至连当时各个割据政权的兴灭次第都作了相当精确的预测。他说南唐可先取，而北汉当最后灭亡。其预测，后周世宗用兵的结果印证了一部分，而北宋时平定四方，则几乎全部验证了。这使人们不得不佩服。
总之，王朴不仅在政事上辅佐世宗甚为得力，庶务之外，取三关、下淮南皆所谋划，而且还制礼作乐、考订声律、校正历法、修订刑律，确实可谓百废俱起。所撰有《大周钦天历》、《律准》等，并行于世，所以《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称他为天文学家。
正因为如此，才使宋太祖在当了皇帝之后仍然对他的遗像下拜，宋太宗每对臣下称道王朴有“上辅之器”，欧阳修也对他多所赞许。
这位状元享年不永，而人生价值甚高。
三、著作等身的乐史
《宋史》有《乐史传》，《十国春秋》、《陆氏南唐书》、 《马氏南唐书》、《续资治通鉴》及现在的许多人物辞典上均有相关记载。稍加综合便可弄清其立身行事。
乐史（930——1007年），字子正，抚州宜黄（今江西宜黄县）人。自幼好学，博学多才，然应进士试屡举不第。宋建隆三年（962年），后主嗣位后的首次考试④，以乔匡舜为知贡举，乐史再次参加角逐。该科共取进士5名，乐史终于被取，且列名榜首⑤。此榜所取皆久滞名场者，时称得人，而少年轻薄子则嘲之为陈橘皮榜（意即年久者为上）。
乐史及第后，镇守临川的齐王景达奏授秘书郎。南唐亡国后入宋，任平原主簿。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闰三月,与颜明远、刘昌言、张观等以现任官参加进士试中的锁厅试，文、赋均已合格,太宗为控制科第名额而未放及第，特授近郡掌书记。乐史得佐武成军，随即仍放及第。稍后，因上书言事，擢著作佐郎，知陵州（治今四川仁寿县）。
他勤于著述，在南唐时即有《江南登科记》、《唐孝弟录》15卷、《孝弟录》20卷。
在知陵州任上，因献《金明池赋》召为三馆(史馆、怡文馆、集贤院）编修。雍熙三年（986年）又献所著《贡举事》30卷、《登科记》30卷、《题解》20卷、《唐登科文选》50卷、《孝弟录》20卷、《续卓异记》3卷，太宗颇嘉赏他这种勤奋精神，迁著作郎、直史馆。继转太常博士，知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县），迁水部员外郎。淳化四年（993年），知黄州（治今湖北黄州市），又献《广孝传》50卷、《总仙记》141卷，太宗诏密阁誊写进呈。
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迁职方员外郎。再献《广孝新书》50卷、《上清文苑》40卷。人讥其好著述，博而寡要。出知商州（治今陕西商县）。以年老多病，分司西京（今河南洛阳市）。旋即，仍复旧职， 出掌西京磨勘司，赐金紫。他在西京一呆多年，颇欣赏其山水之胜，遂定居于彼，倘佯于亭榭竹树间，甚感优游自得。景德四年（1007年）卒，享年78岁。
乐史夺魁时33岁。虽然一辈子没有做过像样的官，但他在那个动荡不安年代，能潜心著述，留下了等身的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不少财富，其执着精神是极为可嘉的。
其200卷的地理巨著《太平寰宇记》，为著名的地理总志，历述北宋初期各州、军的地理沿革及户口、人物、土产、风俗、古迹等，对宋以前周边各少数民族及与中国有往来的海外诸国亦多所记叙，资料翔实、考证精核，为后世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典籍之一，历来受到重视。《中国方志大辞典》称：该著为“著名的地理总志。新增姓氏、人物、艺文、土产等项，其体例为后来方志所沿用。所载唐以前地志佚文，可补史籍缺略，所记宋代史实，是研究宋史的珍贵资料。”“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书而大变”，对后世方志著述影响十分深远，因此，它被《辞源》列为词条。《中国地方志辞典》、《中国方志大辞典》都视之为杰出的方志学家。
他还是宋代传奇的代表作家。所著有《杨太真外传》2卷、《绿珠传》1卷，为日渐衰落的宋代传奇增添了亮色。
掌故类的《广卓异记》20卷，被《四库全书》收入《子部·小说家类》，纪昀《提要》虽批评它“博而寡要”，却也肯定它“其用力不可谓不勤”。
《中国丛书综录》载有所著《柘枝谱》1卷，属《艺术类·舞门》。
其它见于载籍的还有：《宋齐丘文传》13卷、《李白别集》10卷、《颜商实录》20卷、《坐知天下记》40卷、《总记传》130卷、《诸仙传》25卷、《神仙宫殿窟宅记》10卷、《杏园集》10卷、《掌上华夷园》1卷。
另有传记小说《许迈传》、《滕王外传》各1卷，今已不传。
以上所列共27种，948卷。自夺魁到78岁去世，45年间，平均每年写书21.07卷！这是需要毅力的，因此，其名被列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历史人物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中。
而且，从书名来看，其涉及面颇广，计有：地理、历史、人物、小说、散文、戏剧、舞蹈、伦理、建筑、神话传说等10大类。尽管不是所有的书都有价值，但他这种勤奋精神令人不得不佩服。
也许，作为学者型、作家型状元，丰硕的著述与亨通的官运不可兼得。乐史选择了前者，应该说，从人生的价值着眼，这种选择是明智的。他没有追求世俗的荣华，而追求的是著书立说，为大千世界留下一笔精神遗产。正因为这种选择的明智，才使他垂名后世、死而不朽。也正因为他著作等身，不少典籍载有这样一种传说：他母亲生下他之前，曾梦见一个异人送她一颗五色珠。古人以五色珠代表文采，所以乐史长大之后便勤奋好学且文才出众。
这３位状元不仅是五代状元中的佼佼者，就是跟其它各个朝代的名状元相比亦毫不逊色。
注释：
①其中，中原５朝47人；南唐19人；吴约15人、前蜀约10人、 后蜀约10人、南汉约20人，笔者将另文公布相关考证。
②此时南唐奉宋正朔，但依然独立举行科举考试。
③《新五代史》卷三一《王朴传》谓王朴卒年54岁，《旧五代史·王朴传》说是45岁，此从《中国历史人物辞典》。
④⑤：详细考证见拙文《南唐贡举考略》，载《古籍研究》2000年第4期。
参考书目
元·马端临撰 《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
明·徐应秋撰 《玉芝堂谈荟》，《笔记小说大观》本，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清·徐松撰 《登科记考》 ，中华书局，1984。
宋·薛居正等撰 《旧五代史》，《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1994年第10次印刷（下同）。
宋·欧阳修等撰 《新五代史》，《二十五史》本。
宋·王溥撰《五代会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据文渊阁本影印。
元·脱脱等撰 《宋史》，中华书局，1977。
清·吴任臣撰 《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
宋·陆游撰 《南唐书》，《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书店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重印（下同）。
宋·马令撰 《南唐书》，《四部丛刊续编》本。
宋·李焘撰 清·黄以周等辑补 《续资治通鉴长编》（附拾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清·毕沅撰 《续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2。
朱玉龙编著 《五代十国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97。
傅璇琮 张忱石 许逸民编撰 《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修订第1版，1980.3，2次印刷。
《中国方志大辞典》编委会编 《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黄苇主编 《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1986。
宋·郑文宝撰 《江南余载》，《说库》（王文濡辑）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据文明书局石印本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