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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邱会作曾任军队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1969年被选为中共政治局委员，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1971年林彪事件将他推向了政治深渊。邱在自己的回忆录说，他在“与世隔绝”的生活中曾反覆思索“九一三事件”，之后也时常想，“两谋（谋杀毛泽东和阴谋政变）”令人难以置信，并提出八大理由认为对林彪的指控莫须有。
“第一，林彪没有政变夺权的理由。1958年林彪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排在总书记邓小平前，是最年轻的领袖、毛的接班人之一，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了唯一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合法、程序化地继承政权是林彪最期盼、最有利的。毛年近八十岁，身体不好，亲自视事最多不过几年，外人对此不知，林彪完全了解，他有必要那么急不可待吗？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势不必政变。1971年8月中旬毛南巡了，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干什么，没必要武装政变，堂堂正正地指挥就是了。”
对于周恩来还在北京，他说：“对这个我就不予评论了。什么张春桥、姚文元呀，用几个警卫员就够了。当然，林彪若这样做也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总比武装政变的风险小多了。”
“第三，林彪没有非分之举。林彪在军队威信很高，他真要搞军事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为什么不动用军委办事组，不动用军区司令员呢？至少也要动用一个军长或师长吧！可是都没有啊！林彪信任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在自己生死存亡之际又不动用？”
而指挥军队是有程序的，他说，“只要一动，我们就会知道，可是没见到林彪一点动静。” “要政变，不找军委办事组‘办事’根本不可能！把1969年军委下达的预防苏军突袭的战备‘一号令’说成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预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变是隐蔽性、突发性极强的行动。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政变前还要‘预演’一下，事先打‘广告’的。连这种事也列作林彪政变的主要证据，岂不成了笑话。
“第四，林彪是沉稳、从不轻举妄动的人。林彪一生带兵，深知军事手段的厉害。政变是特殊的军事战斗，这个利害关系，他能不知道？武装政变要有计划、部署、部队、指挥官。这些都没有，怎么政变？”
而 且，邱会作说：“我根本不知道有武装政变，林彪没有通知我，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做好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武器准备。黄永胜也没有通知任何部队做准备。政变不是 一两个人可以搞得了的呀！手里没有部队，没有周密的组织指挥，搞什么政变？那不是胡扯？林彪会放着军委办事组不用，反而让林立果找来几个毫无军事指挥常识 的空军机关政工人员和秘书去搞政变，那不是胡闹吗？林彪是个打仗、办事无十分把握不行动的人，他能不顾一切地做出如此荒唐之举吗？
“第五，没有任何政变的迹象。9月12日是‘政变’关键的日子吧？那是个星期天，黄、吴、李和我被说成政变的关键人物，都在家中休息，像是要政变的样子吗？”邱会作表示：“我知道林彪从北戴河走了，是13日早上听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除了北戴河林彪那儿发生的事，全国都很平静，没有响过枪，没有部队动，哪里像是发生过了武装政变啊？！如果发生了，总会有或大或小的军事行动吧！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第六，事后也没有政变流产的骚动。邱会作表示：“9月13日后十天里，各地的军情公文是呈军委办事组报中央的，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部队相关的报告，就像没那回事儿一样。9月14日，我们根据中央指示，下令陆军管制空军。全国所有的机场，陆军都住入一个连或营。不是说空军参加武装政变了吗？还说有什么使用轰炸机之类的事！但是他们受到陆军的管制，也是乖乖的！没有任何反应嘛！”
第七个不可能有“两谋”的考虑，指责林彪武装政变失败后才“外逃”，邱会作认为，不能那样推导。林彪真要“外逃”，应该早于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那才合乎逻辑，但相反，他“外逃”恰恰晚于毛主席回到北京十几个钟头。
第八，也是很重要的理由，至今没有看到公布任何真凭实据的武装政变证据。从1971年到1981年公审，是十年，到现在，又二十年过去了，都三十年了，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如果有，那可是打林彪的“原子弹”，对他是致命打击呀！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是“反动政治纲领”，是为政变服务的，这也算“证据”？完全不能成立嘛！
“九一三”后，林彪、叶群，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被拘留审查的数百人，没有一个人揭出有“政变”的事。那么多人在林彪和你们身边，总会看出蛛丝马迹吧？可是一点也没有。
邱会作最后说：“林彪死了，无法说话了，我们又被封了口，这种手段在一定时间内是起作用的。但是，假的总是假的，特别是我们这一批人还活着，是懂得内幕的人 嘛！相关的证据也不可能全部毁掉吧！总有存留下来的嘛，否则封锁得那么死干什么？所以，用隐瞒手段不能长期起作用，真相总要大白于天下。”
邱会作认为，林彪是毛逼走的，没有毛的南巡谈话发难，就不会有林彪的出走。林彪为中共篡权打下三分之二江山，文革中为毛泽东站台捧场，最终落得命丧异国，坠机烧毁的下场，成为中共可悲的殉葬品。
摘自 流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