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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上海人氏，早年指陈时弊，妙语喷人，开创一代酷评之风，赢得“一剑封喉”之美誉；后留学澳洲八年，归国后重出江湖，嬉笑怒骂间直指当下文化之精神病灶，寻求自由知识分子之独立声音。有《燃烧的迷津》《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等作品盛行坊间。
教养指数和文明的疾病
一个号称“礼仪之邦” 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问题的要害在于，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失礼当率真，把低俗当可爱，把仇恨当爱国，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
作为一种优美的意识形态，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现了“五讲四美”的口号，此后，以政治正确方式展开“精神文明”教育，结果却收效甚微；相反，由于互联网的无名氏效应，粗鄙化正在变本加厉。近年以来，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复礼教，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企图用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程度，却还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
政治灌输方式，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而恢复磕头礼节，则只能滋养新的奴性。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类母亲偶像通常有三种使命：生命的赋予者、对生命的呵护（母爱），以及对人间苦难的拯救。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她对华夏民族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佛陀，如同圣母玛利亚超越了耶稣。这位东亚母亲是拯救苦难和鼓励生殖的首席救星，她响应着男权社会发出的最热烈古怪的呼声。有许多证据表明，正是东传的耶稣故事成为远东地区观音形象的母本。这位仁慈的拯救者最初是个身穿白袍的男性，而后才逐渐变性，转型为华夏社会的伟大母亲。
慈母与荡妇：女性偶像的黄昏
丑角时代的真正主角，既不是丑角本身，也不是大众媒体，而是那些渴望民间丑角诞生的娱乐群众。他们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作出热烈反响，以期从他们那里榨取最大的“娱值”。他们汇聚成庞大的“哄客社会”。
“哄客”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主体，享受丑角带来的狂欢，并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的趣味决定了“丑角经济学”的收益，也决定了丑角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哄客是丑角的同谋，但他们的叫嚣却是丑角时代的最强音。
侏儒式的巨人、面容丑陋的美人、举止粗鄙的淑女、身段走形的模特、技艺拙劣的舞蹈家、恐怖走调的歌手、文字恶俗的作家，这些丑角是价值倒置的英雄，向精英主义制定的公共审美尺度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歌者和舞者，冒着被耻笑的危险，以惊人的率真，展开电视 互联网抒情，引发公众无限惊叹。
丑角时代的真正主角，既不是丑角本身，也不是大众媒体，而是那些渴望民间丑角诞生的娱乐群众。他们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作出热烈反响，以期从他们那里榨取最大的“娱值”。他们汇聚成庞大的“哄客社会”。“哄客”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主体，享受丑角带来的狂欢，并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的趣味决定了“丑角经济学”的收益，也决定了丑角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哄客是丑角的同谋，但他们的叫嚣却是丑角时代的最强音。侏儒式的巨人、面容丑陋的美人、举止粗鄙的淑女、身段走形的模特、技艺拙劣的舞蹈家、恐怖走调的歌手、文字恶俗的作家，这些丑角是价值倒置的英雄，向精英主义制定的公共审美尺度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歌者和舞者，冒着被耻笑的危险，以惊人的率真，展开电视 互联网抒情，引发公众无限惊叹。
洗脚、下跪、磕头和道德演出
翻检一下中国近代史就不难发现，洗脚和磕头之类的江湖事迹，散布在历史的各种缝隙里，犹如芳香四溢的牛粪。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徽州官府组织数百个良家媳妇给公公洗脚，场面壮观，而情形却相当暧昧和诡异；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7年），山西某地曾闹过一场磕头喜剧，300名守寡贞妇，集体向婆婆磕头，发毒誓效忠亡夫，地方官绅事后还大立贞操牌坊，以表彰那些烈妇的壮举。
国人的孝道传统，往往表演甚于实绩。父母死后，大肆操办丧事以示孝心，而其生前，则往往百般虐待与摧残。目前的洗脚狂潮，不过是这种“秀孝传统”的变种而已。正如一些网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向长辈表达感恩之情，最终只剩下“下跪”或“洗脚”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华夏民族的悲哀。老师应向学生告知“孝即爱心”，而非组织此类哗众取宠的街头活报剧。
在中国，许多动机良善的事物，最终都会扭曲变形，正如我过去曾经预言的那样，春节已经沦为美食节，元宵节沦为汤圆节，端午节成了粽子节，而中秋节则蜕化为月饼节。在所谓“亲情经济”的浪潮中，母亲节一方面转型为洗脚节或磕头节，同时也被强大的市场之手弄成了鲜花节或蛋糕节。似乎没有什么节日能摆脱这种庸俗化的厄运。
中国封建社会的孝道，无非是专制主义在家庭结构中的映射。它从未承载过真正的爱与亲情，而仅仅重申长辈对晚辈的微观权力。它拒绝家庭成员的人际平等，无视晚辈的人格尊严，进而摧毁主体的独立建构，由此导致服从性和工具性人格的茁壮成长。
在作为道德范本的《二十四孝图》中，三分之二的事迹尚在可以理喻的范围，而约三分之一的故事则可以划归荒谬可笑之列。诸如“戏彩娱亲”（七十岁老头假扮婴儿逗老母快乐）、“埋儿奉母”（为了省下口粮给老母，竟然打算活埋幼子）、“卧冰求鲤”（在严冬以裸身融化河面冰层，钓取鲤鱼供继母食用）、“恣蚊饱血”（在夏季用自己的裸身吸引蚊子而保护父亲）、“尝粪忧心”（亲尝父亲的粪便以了解病情）之类，所有这些被大肆宣扬的事迹，不仅洋溢着SM（性虐待症）的奇特激情，而且充满着杀子恋母或自残恋父的古怪情结，却被裹上儒家伦理的庄严外衣，放射出经久不息的道德光芒。
如何阐释“孝”的含义，这无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儿女跟父母的关系，首先应当建立在人格平等的价值观上，任何一种下跪和磕头的行径，只能把“孝”引向“顺”，也即表达谦卑和顺服的语义。这种所谓孝道，背离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本主义价值基线，跟爱没有任何本质性关联。
但中国专制主义就利用这种自阉式“孝道”，对家庭成员间的人伦之爱进行偷换，以期从这种被扭曲的伦理关系中训练奴性，进而把它投射到君臣、官民和谐的关系之中，以捍卫王权设定的永恒秩序。
母亲节源于希腊，人们借此向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母赫拉致意；现代母亲节则源于一名叫做安娜贾维斯的美国女士，她力主设立纪念日来劝慰那些在战争中丧子的母亲，同时创立母亲节来表彰全球母亲的伟大成就。美国国会为此于1913年通过议案，将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作为法定母亲节。母亲节至此诞生并在全世界流行，成为地球上所有母亲的共同节日。
母亲节的这种世界性起源，刻画了它作为普适价值载体的基本容貌。全世界的儿女都知道，我们应在这一特殊的节日里重申母爱的伟大，学会对母亲报以更为炽热恒久的情感，学会倾听她们的教诲，尊重她们的抉择，跟她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并学会在她们老去之后，照料其衰弱的身体和安慰其孤寂的灵魂。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下跪和磕头来表演各类滑稽的“孝行”。母亲珍爱并引为自豪的，不是那些磕头虫和软脚蟹，而是有尊严地站着的孩子。
原载《睿士》杂志2011年第1期
无比艰难的道歉
红卫兵道歉的稀缺性，体现于下列两个基本向度：1966年曾有一千一百万名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而全国红卫兵的总数至少应在八千万以上，但此类道歉事件却仅限于几名老迈年高的女生，犹如沧海一粟，显示出空间和数量上的高度稀缺；而在时间向度上，这场道歉延后了整整三十多年，早已超出“滞后效应”的底线。正是这种稀缺性敦促我们发出下列追问：红卫兵道歉为什么会如此艰难？而中国社会又何以缺乏必要的忏悔传统？
只要探查一下历史就能发现，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民族圈，面对着忏悔机制的普遍缺席。当东/西德国、前苏联、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作出国家道歉时，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加入这个良心同盟。在二战中入侵东亚的日本，至今没有作出书面的国家道歉，而这种道德失语状态分布在从国家、民族到个人的所有领域。
作为传统的“外儒内法”的威权国家（又称专制社会），华夏帝国依靠酷法、专权、谋术和权势，实施了漫长而完美的统治。法家系的巨大铁轮，碾压儒家及其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滋养出四种反常的文化人格：施虐/受虐人格、比照/内讧人格、流氓/厚黑人格以及赌徒/投机人格。
专制文化对生命个体的最大影响，就是培养大批臣服者，他们经过反复洗脑，成长为热爱威权的“新人”。这种人格在对上臣服的同时，也表现为对同胞和下级的欺压，显示出受虐/施虐的双重人格，令“吾日三省吾身”之类的儒家内省精神，停留在竹简、帛书、竹纸和舌头上，成为毫不律己、专门律人的信条。正是基于法家的强硬掌控，反思和忏悔成为文官生涯的精神冗余物。而在清扫“封建主义货色”的时刻，就连专门用来教化平民的儒教，都不能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营造着对上效忠和互相检举的“二人关系”，更无力建构真正的内省式道歉机制。精神自虐的“斗私批修”，完全不能构成内省的正确道路。官员拒绝道歉，是威权逻辑的必然结果。而所有的错误都被归咎于“历史”这个抽象主体。历史不会言语和抗辩，它永久缄默，并始终置身于被陷构的困局。而鉴于权力的榜样性，普通人都选择了沉默。
女作家戴厚英，最初是反右积极分子，继而成为“文革”的激进先锋。她的同学沙叶新先生对此形容说，“我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辩，锐不可当，口角寒风，令人颤栗”。“文革”之后，沙叶新再次亲睹她向被批判的钱谷融老师道歉的场景。导致这场精神剧变的契机，在于戴厚英在审查诗人闻捷的过程中，与受审对象发生了炽热恋情，却因受“组织”压力而被迫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开煤气自杀，自此，她不仅成为痛切的忏悔者，更升华为深刻的批判者，在自我反思的同时，以文学叙事的形态，锐利地解剖体制和人性的黑暗内脏。
另一重要的忏悔者是周扬，在历经十年“文革”苦难和九年牢狱之灾后，他成为神色坚定的反思者。据顾骧先生回忆，周扬不仅逢人就道歉，而且每会必作自我检讨。周扬说：“我是一个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之子周艾若也回忆道：周扬曾邀请三十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人们，他情绪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在1983年中央党校举办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周扬发表长篇讲话，试图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层级上，为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开辟道路，但这场重大的理论突围，仍然无法摆脱流产的宿命。
反省和忏悔，同时也是作家巴金的重要遗产。“文革”逼迫许多人成为互相迫害的“坏人”，甚至连巴金这样的老牌知识分子也卷入互相检举和批判的浪潮。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巴金此后提出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动议，表达出推动历史反思的强烈意图，成为1980年代最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之一。
“文艺忏悔小组”的事迹，折射出知识精英曲折而痛苦的思想道路，而对他们的关注，则传递出世人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以及对通过忏悔来改进国家体制的诉求。尽管参与者数量稀少，且饱受痛殴，但他们的存在，令中国现代史获得了道德深度。正是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可能转入更合人性的轨道。
耐人寻味的是，戴、周、巴不仅忏悔与道歉，还要将其推进到更深的层级，形成“忏悔 道歉 批判”的三元结构，这就意味着要在忏悔的同时，展开对自身错误的外部病源的坚定追问。他们的事迹向我们表明，所有的道德忏悔不能止于个人道歉，而应继续发育成政治/文化追问，才能令忏悔产生最大效应，由此推动思想启蒙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全面营造。
但事实上，此类反思运动是难以维系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已呈现为一种孤独状态，没有获得来自知识界的普遍响应。此后，戴厚英的反思通道，被一位疯狂的厨子残忍地切断，而周扬和巴金则先后一病不起，他们的悔恨跟病躯一起，瘫痪在人本主义价值重建的前沿。
拒绝、抵赖和说谎，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着政治伦理的残破轮廓。但那些举动只能激发更为剧烈的追问、清算和审判。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难以启齿的原因，其间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业当做毕生的荣耀。
一个结构完整的忏悔体系，必须率先启动记忆程序，全面澄清历史真相，辨认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否则，任何忏悔与道歉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宣称，真相是通往和解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为了防止加害者颠倒历史事实、制造大规模失忆或选择性记忆，就必须启动个人/集体记忆，展开精微的田野调查，还原历史原貌，并以这种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相作为忏悔、追问和启蒙的认知前提。
其次，忏悔必须通过道歉仪式来获得确认，否则它就只能是一种疑似活动，甚至会被误判为“沉默的大多数”。道歉不仅是内心忏悔的外化表述，更是一次阳光下的道德实践，它要以一种公开言说的方式来获得受害者的响应，并触动他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忏悔机制要求受害者对忏悔/道歉者予以最大限度的宽恕。在基督神学里，宽恕只能来自上帝，而在世俗伦理学里，宽恕可以来自每个受害者。“文革”中的加害人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因为过于年轻而极易受到蛊惑与煽动；而貌似成熟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逃脱这种心灵悲剧。正如巴金本人所说的那样，面对个人无法扭转的现实，他自己曾如此软弱和怯懦，而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制度本身的弊端。只要不是杀人越货的大恶，宽恕就是一种必要的伦理程序。
然而，宽容不是可以任意布施的道德羹饭。宽容的道德边界，仅仅涵盖那些真正的忏悔者，而对于有严重罪过的拒悔者，则应启动问责程序。这无非是一个宽容和清算的二元方案：一方面对忏悔者给予最大宽容；一方面对拒悔者作进一步清算，也即从历史伦理的角度进行追问、查证与审判，在确认真相的前提下判决其有罪，并公示那些被遮蔽或美化的罪行。
把忏悔者设为宽恕的目标，不仅要鼓励更为广泛的忏悔，促成强大的救赎与自我救赎效应，更要建立强大的社会和解机制。只有这种建立在忏悔和宽容之上的和解，才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坚固基石。红卫兵道歉提供了个人和解的范例，而每一项个人和解的总和就能突破疑虑、恐惧和敌意，汇成民族和解的宽阔的道德河流。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
娱乐浪潮的来源是耐人寻味的，它首先与全球媒体时代的娱乐主义浪潮密切相关。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核心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由纯粹的物性消费，迅速转向娱乐消费时代。这是一场彻底的消费主义革命，它终结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痛苦噩梦。
战后西欧的文化消费曾经是无限多元的，一方面是大众的娱乐消费，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反娱乐文化消费，后者以痛苦和荒谬为消费的精神内核。但资讯资本主义的泛娱乐主义，却改变了人类的表情，赋予它肤浅的酒窝与快乐。在伊甸园里，人民学会了用无花果叶遮蔽羞处，而经历了数万年的挣扎之后，人民才学会用娱乐之叶遮蔽灵魂的痛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二十一世纪的人民，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快乐之中。
娱乐的本质，就是把生命（存在）游戏化，它寻求的是短暂的快感和快乐，并悬置起痛苦、信念和一切跟生命主体相关的核心价值。娱乐主义的信条就是“我乐故我在”。它要改变存在的根基，用感官愉悦的单一感受，去替换掉其他一切生命感受。正是这种快感的霸权，构成了消费主义帝国的最高律法。
暴力、情色和名人隐私，这是娱乐快感及其消费诞生的三大资讯元素。娱乐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大规模搜寻、采集、争夺和炮制这些元素，组装成形形色色的文化消费品，推销给如饥似渴的人民。在娱乐盛宴的菜单上，布满了那些被牺牲掉的娱乐圈名流的姓氏。她们的所有隐私，从肉体、绯闻、生育到洗手间的手纸，都是媒体厨房的基本原料。资讯美食的特色大致就是如此。
娱乐资本是这场革命的幕后操纵者。人民对快感的狂热求索，成为拉动社会消费的动力，由此酝酿着关于娱乐经济学的不朽神话。那些电视选秀狂欢、芙蓉姐姐式的互联网起哄事件以及关于明星的各种绯闻，并未给文化本身增值，却制造出大量消费泡沫，弥漫在零度价值的空间。
娱乐快感的另一个令人深感意外的功能，就是融解民众的自主意志，把反抗、颠覆和原创的力道转移到日常生活的愉悦之中。那些感官的碎片引导着疲惫的灵魂，把它们送进了尘世的天堂。
娱乐过度导致了某种强大的负面效应。解构，似乎就是游戏和娱乐的最高使命。它解构善、正义和基本的道德尺度，解构必要的政治立场，解构人类的美学底线，解构内在的信念，解构价值与尊严，并解构了人的存在本质。
娱乐不是邪恶的，也不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丑闻，它仅仅是一种精神烟草，充填着生活的每一个缝隙，进而成为那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并大步走向它自身的反面。
国家（种族）被过度娱乐所解构的事例，遍布人类历史的每个角落。为娱乐而殉难的帝国或王朝，书写了那些毫无出路的历史。我们早已看到，正是伟大的罗马帝国开创了娱乐的历史纪元。贵族的奢靡腐败，加上底层平民的疯狂娱乐，所有这些都滋养着一种狂欢的罪恶。暴力和情色的消费火焰，狂乱地燃烧在角斗场上，塑造着罗马人的腐败灵魂。这种全民性的娱乐中毒，引发了帝国的衰弱和覆灭。历史就这样帮助我们确认了事物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痛苦就是娱乐的最后形态。
社会平衡原理如此启示我们，一方面要确认“娱乐无罪”的原则，捍卫“必要的娱乐”的权力，避免走回到极权主义和泛政治化的旧途；另一方面也要制止“过度娱乐”和泛娱乐化的偏差。而纠正娱乐过度的解决途径似乎只有一种，那就是实现娱乐归位，即让娱乐退离非娱乐领域，把政治还给政治，道德还给道德。我们被严肃地告知，娱乐应当被限定在自身的领域，也就是影视、歌舞、卡拉OK等日常感官生活的空间。
缩小娱乐帝国版图的唯一方式，不是围堵娱乐消费的渴望，而是要以更加宽容的立场，去鼓励知识分子创造和生产娱乐以外的优秀文本，以扩展人民文化选择的空间。毫无疑问，只有大幅度增加文化生产和供应的品种，才能有效调节人民的趣味，重建包括娱乐在内的、更加理性多元的文化谱系。只有这样，娱乐帝国才能转型为娱乐公社或娱乐小组，还原到它的历史原点。无论如何，娱乐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那种需要加以节制的笑声而已。
原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文化现在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问题，去年前年很多学者都在提文化复兴的问题。出发点很好，但我没有那么乐观，我用的词是“复苏” 复苏而已。复兴之路太远，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获得文化复兴的基本条件，比如，大批文艺复兴式的天才、自由原创的环境、内在超越的精神信念、民间商人对艺术家的支撑，如此等等。但是局部的复苏却是有可能的。我今天的主要话题，一是看今天的文化到底走到了什么地步，二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三是我们如何来完成文化复苏的使命。
文化在文明构造中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尺度是产值，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现GDP（国内生产总值）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软实力，也就是文化的代名词。而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阅读方式开始。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强调GDP的弊端，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杆。这些年来，新加坡政府都在说一个神话，称自己是“儒家国家”。但新加坡过去一直不允许华夏文化的存在，它排斥华语，社会中上层人才都由英语学校提供，而从华语学校毕业的那些人 也就是所谓的“华校生”，在新加坡是永无出头之日的，他们只能是最底层的、地位卑微的蓝领。华校生的反抗遭到了严厉的镇压，他们的领袖被捕入狱，有的流亡异国他乡。
这种文化专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李光耀突然发现，利用“儒家社会”这个概念可以重新打造国家形象，并跟中国政府及其市场套个近乎。这时他开始宣称新加坡是儒家文化国家，这时候，新加坡才开始重建全民的双语教育体系。
但我们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一方面，英语占主导地位，却是最肤浅表层的英语文化，基督教的核心精神根本没有扎根；另一方面，华语和华夏文化遭到打压。这种双重的肤浅化，导致新加坡在文学、电影、电视、戏剧等方面都呈现为弱势形态。新加坡华文作协主席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不如我们八十年代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这和台湾的状态真有天壤之别。新加坡确实有过很强的经济实力，一度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它的后续发展已经面临问题。新加坡的实力正在衰退，这是因为它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近年来，它在中国大陆到处招募文化人才，试图改变这种沙漠化状况，但它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任何人文种子的生长，都需要漫长的岁月。
衡量“软实力”还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民族创新创意能力。创造力实际上是民族实力的轴心，但是我们的创造力在严重衰退，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山寨版国家，绝大多数产品依靠复制、模仿和抄袭，因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最低。当然，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这种模仿期。但是他们很快就转向了创新。日本现在是全球科技创新力最强的国家，发明专利远远超过美国，垄断了整个高科技创新领域，而且文化创意力也很亮眼。毫无疑问，什么时候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国，那么中国就成了真正伟大的国家。
去年微软企图通过黑屏来解决中国用户的盗版问题，很多人愤怒声讨，我也很不愉快。因为大家都用惯了盗版软件，但是回过来理性地想一想，这其实是在逼着我们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因为过于依赖模仿和剽窃，我们的创造力才会日益萎缩。感谢微软，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创新的历史契机。
中国文化的弊端
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它的弊端，如果看不到弊端，连那些垃圾都要一起继承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复苏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这里我只想列举四个弊端来加以说明。
第一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以致独立人格难以确立。我们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做儿童，而将儿童当做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儿童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网络上随地大小便，制造了大量秽语暴力。但是早在八十年代，启蒙运动试图改变这种历史现状，当时周扬和王元化等人提出“人和人性的全面发展”的重大命题。他们研究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核心，则是每一个人的“人性”、“主体性”（也就是独立人格）和“人性的全面发展”。
第二个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它把所有人的关系限定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放弃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放弃了人和神的关系，放弃了内在的超越和终极关怀。儒家现实主义也不需要想象，“子不语乱力怪神”，拒绝言说神话和童话，以致中国上古的起源神话荡然无存。一个民族没有自己开创性的神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民族就会迅速老化，大步走向了世故与厚黑。
第三是流氓传统对核心价值的瓦解。流氓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个流氓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司法定义的流氓，我讲的流氓是中性的，是人在身份丧失之后的那种状态。如今机场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这些都是流氓主义的教科书。这种强大的流氓意识形态，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形象思维很重要，但它和科学理性不能对立起来，但是中国人把它们对立起来了。由于这种排斥，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得不到发育，始终处于低幼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本土受教育的学者无法拿到诺贝尔科技奖的原因。而社会理性的发育不良，也导致公共平台倾斜，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对话形态。
汉文化传统的三次颠覆和复苏
我们讲的中国文化，通常被狭义地指称为汉文化。汉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颠覆，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这一次实际上比较有限，它的毁坏性被历史学家夸大了，当时其实也就坑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而已。而且所谓的儒生主要是术士，炼长生不老丹药和春药的，跟儒家没太大的关系。始皇帝自幼身体有残障，尤其渴望永生，但仙丹吃了没用，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全活埋了。秦始皇没有烧科技书，烧的主要是文艺和历史书，自然也包括当时盛行的创世纪神话。所以汉朝出现了《山海经》，大家都很震惊，其实它不过就是拼凑起来的环球地理与民族神话的碎片而已。汉朝是个伟大的时代，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阐释工作，先秦文明开始逐渐复苏，但里面也充满了蓄意的典籍伪造和篡改。
第二次是元代的异族大围剿和明代的文化复苏。宋代之后，中国文化已经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器物文明，而且全球贸易也非常发达。但到了元代，尽管版图和贸易还在不断扩张，但是汉文化却严重凋敝。仅以文学为例，它只能以大众文学的样式，苟活在酒肆和戏栏里，就像我们今天的歌厅。明代知识分子在宋明理学的支持下，跟严厉的专制政府展开了艰苦的抗争，同时也学会了隐忍和退让，一直退隐到江南去建立家园，从而发展出诗意的江南园林，这对中国文化的复苏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江南园林是包罗万象的活生生的文化堡垒，从器物、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形态，它全面复苏和推进了汉文化体系。
第三次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大围剿和当下文化复苏运动。这场文化围剿
以“文革”为高潮。“文革”中被毁弃的器物之多，秦始皇跟它比起来，真的
是小巫见大巫了。圆明园是被西方入侵者焚毁的，但“文革”究竟烧了多少个圆明园呢？我们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一座小小的圆明园，都在那时被付之一炬了。还有，人的爱、尊严、自由、教养、艺术、语言方式，所有这些东西都荡然无存，这是精神的圆明园啊。人和人之间，只剩下严酷的斗争关系。我记得，那时我们和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整天躲在家里，拉着窗帘，因为每天都可能被抄家和揪斗。那种如履薄冰的恐惧感，是你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就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刻，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一座历史上庞大的绝无仅有的废墟，这才重新开始艰苦地修复。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们在恢复高考制度，重新印刷出版在“文革”中被焚毁的图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着旧建筑和传统道德，摧毁器物文明和伦理文明。
这种摧毁首先体现在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上。应试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谓应试教育制度，就是所有的教育都以考试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的确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用来衡量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而已，现在这个被颠倒了，教育手段成了目标，而教育目标则异化成了手段。这种本末倒置，就是当下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学生只要记住老师设定的标准答案就够了，调查、研究、思辨、反思、质疑、批判，全部都被省略了，而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片面、简单、被动地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二是公平与民主，因为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这些东西也都丧失了。第三是社会正义，对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大家的反应越来越冷漠，甚至到了装聋作哑的程度。第四是漠视公共道德，把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这些价值的危机，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 源于儒释道的三大本土核心价值遭到毁弃。儒家精神强调人的教养和礼仪，“礼”是儒家里和“仁”并列的概念，而我们却越是粗鄙、越是无礼越好。与自然的和谐是道家的基本价值观，而我们一直把破坏生态赞美成“人定胜天”，认为人可以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任意改变自然。整个华夏民族都置身于破坏生态的严重后果中。第三，以善为本，这是佛家的精神，结果却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美，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人们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摧毁了民族自身的核心价值。
中国文化的若干危机
鉴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危机。首先是身体文化的过度膨胀。身体和灵魂的解放是应该对应的。过去对身体太压抑，后来却走向反面，变成放纵过度和娱乐过度，而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两者没有获得均衡发展。其二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造假盛行，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其中假唱是最典型的艺术造假，却能在中国横行二十多年，也算是一种文化奇迹吧。第三是审美感知体系的退化。现在交响乐早没人听了，要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加上Mp3的这种扁平的二维声音，取代了浑厚的多层次的声音织体，由此导致艺术知觉的退化。这是艺术感知力全面下降的某种象征。
文学也是如此，对作品的好坏失去了判断的尺度，所以读者很容易被忽悠，几个媒体一顿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旷世杰作。各种电影大片云集，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为一场视觉灾难。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大片有所进步。
第四是教育体系的扭曲。这点我不再多说了。第五是知识体系的混乱。很多记忆被蓄意制造了空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记忆，“文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创伤记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回避历史的沧桑，恰恰相反，应该借助反思来获得民族生长的动力，这种记忆和反思是自我进化的重要财富。但是现在它被抽空了，成为历史的盲点。总的来讲，我们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而这跟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有很大关系。
这种情况导致了第六个危机 思想和信仰的瓦解。“文革”后我们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机，北岛的诗歌明确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号。到八十年代，信仰危机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成了信念危机。到二十一世纪，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在信仰
和信念都丧失了之后，出现了更低层和更深刻的信任危机。每天早上我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题。人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吗？
传统文化复苏的几个热点
正是在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苏和拯救运动，出现了儒学热、国学热和大师热。国学变成一种生意经，开一个星期的国学课程，学费昂贵，举办者可以赚入大笔银子，成了一个狂热的盈利模式。一方面大师林立，一方面文化退化，这情形是不是也很荒谬呢？上海市政府封了一位姓余的作家为“大师”，结果遭到了全国舆论的普遍质疑，最近又有一位研究楚辞的大师出了问题。在分封“大师”的时刻，标准出了严重偏差。人们忽略了其必须具备的重要禀性 强大的文化原创力、价值体系的建构力。他不应该只是一个学术阐释者。
但人们今天封的所谓“大师”，其实都是阐释者而已。大师的泛滥造成了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师”这个词正在走向反面，沦为骂人的字眼。有位朋友对此很敏感，人家戏称他是大师，他当场回敬说：“你才是大师！你妈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大师”称谓的这种变异，只能是中国文化的耻辱。
近年来的民俗热，也是传统复苏的一个方面。前段时间我和一位民俗学家公开辩论过，他说要保卫春节，还说磕头是好民俗，应该提倡。我说磕头虽然是传统，但恰恰是一种历史糟粕，磕头就是奴性人格的象征。你尊重家长和父辈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真的爱他们，那就拿你的心灵和行动去表达吧，请不要随便忽悠民众，拿他们的脑袋去撞击大地。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人捍卫其挺胸站立的脊梁和尊严。
原生态热，也是文化复苏的一项成果。这几年在当局的推动下，对原生态文化的发掘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杨丽萍的《云南映象》。她是一个罕见的天才，整场歌舞令人震撼，水准超过了非洲黑人和新西兰毛利人的歌舞。但后来我在想一个问题，把这些质朴的农民弄到大都市演出，他们的灵魂在演第一场和第一百场的时候，会是同一种状态吗？我想一定会有剧烈的变化，一定会有某种东西从里面悄悄地消失掉。这就是我常说的“杨丽萍悖论”。原生态的文化遗产，你不去拯救它，它会死掉，你动手去拯救它，它同样也会死掉。似乎没有人能超越这种深刻的悖论。
拯救过程中出现的误区
在文化拯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区。 第一是生吞活剥，比如现下流行的汉服运动。穿上那些被简单复制的汉服，就像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戏子。这方面我们似乎应该向当年的上海裁缝学习。他们引进了满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改造，测量人体的十八个尺寸，从而打造出东方窈窕淑女的身体曲线，而这才是有价值的传承方式。
其次是文化造伪。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像紫檀木和生漆），也无法还原传统的工艺（像榫卯结构），结果势必会弄出一堆低劣的赝品，顶多就是一个只能远观而不能近赏的影视布景而已。还有就是民族节日，借元宵节推销汤圆，借端午节推销粽子，借中秋节推销月饼，这不都是商人进行文化造伪的例证吗？
道德过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却又道德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针对个人道德的人肉搜索事件。人肉搜索是一种双刃剑，在社会正义方面，比如说对贪官的追踪方面，它扮演过非常正面的角色，去年好几个贪官被摘掉乌纱帽，就是缘于网民的人肉搜索。它是民间政治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是对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围剿，我认为还是过度了。搜索权力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尽快加以界定的。
篡义阐释往往也是灾难性的。我们今天阐释古代文献时
，一定要注意原典的初始语义，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发挥，但不能严重脱离原义。随便举个例子，《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儒学现代化的价值瓶颈，今天很多人要继承儒家传统，却从这句话里发现它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为了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必须对这句话开刀，加以全新阐释。于是就有人说，这句话表明孔夫子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因为“小人”可以解释为儿童，“难养”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好地伺候着他们。你看，这不是非常符合现代价值观吗？但是“小人”在孔子的语典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有时是指底层百姓，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对，指那些道德卑下的人。你怎么能把“小人”随意阐释为“儿童”呢？
文化拯救的正确途径
究竟如何进行文化拯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我想至少下面几个方面是必须做的。首先是制度革新。文化的问题，不能由文化自身来解决，应当从文化体系的外面，也就是从制度的层面去解决，否则，文化就只能陷入自我缠绕的逻辑怪圈。而制度革新的第一主题，就应当是为文化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文化高潮不是管教的结果，也不是用金钱喂出来的，而是自由放养的结果。
学习西方和台湾的文化保卫经验，尤其是台湾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杰出样本。这个地区完整保存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完成了制度现代化的转型。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对我们展开文化复苏的最大鼓舞。
毫无疑问，我们还要依据基本的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并改造现存教育体制，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重构正确的知识 记忆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已经八十多年了，早就应当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精神指南。
我的结语是：我们正处于文化危机的焦虑中，我们守望着文化的最后领地，我们正在为文化的修复而呐喊，我们的工作沉重而艰难。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独立的反思开始。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15日，有删节
我们需要另一次新文化运动
衡量文化是否进步和健康的指标，大致有这样几个：第一，有没有健康的伦理生活；第二，有没有健康的教育体制；第三，有没有独立和自由的精神空间；第四，有没有内在的文化信仰以及合乎全人类标准的价值观。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文化现状不容乐观。
在我看来，这种准备至少应该包括下面几个方面。我们有没有像胡适、鲁迅和陈独秀这样的文化战士和思想者，冒着成为战犯和囚徒的危险，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防线？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盘点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加以现代性的改造？我们有没有像佛罗伦萨的美狄奇家族那样的艺术赞助人，资助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资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文艺天才？中国的金钱，应当跟思想和艺术结盟。
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贫瘠土壤，无法提供思想家及其思想资源。这可能就是思想界饱受歧视的原因。但要是没有来自各方面的浇灌，尤其是来自民间资本和民间资源的施肥，独立思想的发育壮大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中国社会拥有各种民间基金会和大量民间文化资金，并且能够以独立和非官方的方式资助那些杰出的文化思想工作者，那么，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次兴起就会指日可待。
忧郁的批评：关于文学批评的精神分析
在“北京文艺论坛”上的演讲
脚步在大地上行走，我需要一双流血的鞋子。
余地《内心：幽暗的花园》
首先请允许我来谈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死亡，并为这种悲剧表达自己的痛惜 那就是文学批评家余虹的自杀。2007年12月6日，这个五十岁的男人从自家的楼上跃下，离弃了这个混乱的时代。无独有偶的是，早在1994年4月，我的朋友胡河清，从自家楼上向大地孤独地一跃，了断了自己年仅三十四岁的年轻生命。
从胡河清到余虹，两个死亡事件之间，相隔了十三多个年头，却拥有惊人的相似性：就其身份而言，他们都是博士、学院知识分子和文学批评家；就才能而言，他们是文学研究群体中少数有批评才能的人之一；就其方式而言，他们最终都采用了跳楼 一种义无反顾的弃世方式。这向着死亡的飞跃，就是批评家的最高选择。
在对死者表达哀悼的同时，人们总是在交头接耳地私议他们的死因，试图对其进行精神分析，探求形而下和形而上两种死因。例如，早在1994年，就有人组织通灵者对胡河清举行招魂仪式，企图借此寻找那个隐秘的死因。尽管结论有些令人意外，但我们仍然坚信，在事件的背后，存在着某种可以被形而上地讨论的原因。
是的，生者为什么忧郁？为什么跳楼？为什么要弃世而去？谁在阻止我们的进化和诗意的存在？沉闷的学院之墙究竟阻拦了什么？我们生命的限度、身体的限度、思想的限度，以及话语的限度，究竟被设定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我的思绪。死亡事件还产生了更激烈的问题 是文学批评家死了，还是文学批评死了？抑或是文学自身死了？无论如何，这是来自三个方向的严厉追问。
不妨让我从一个非医学的立场，探讨一下忧郁症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丧失内在的信念，也就是丧失内在超越的可能性。胡河清生前反复谈论的“无趣”，就是他对存在意义的终极判定，它消解了主体对存在的探究激情；第二，主体的外部对话机制发生严重障碍，或者说，孕生与守护主体的母体早已缺席，而“那个爱我的人”也悄然离去，由此产生了所谓“严重自闭”的症状；第三，主体失去原创的力量，或者说，产生了对自身阐释能力的深刻怀疑。这种怀疑起源于反思，却意外导向了自我戕害的结局。
回到文学批评的话题上来，我注意到它的困局，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学院批评丧失了内在灵魂，以及内在超越的可能性，继而成为行尸走肉。这种空心化的论调从对上帝的怀疑，到对文学自身的怀疑。这其实就是针对核心价值的信任危机。文学之驴的内在形态（叙事的母题、结构和语感等等），以及它所负载的诸多外在价值（爱的伦理和社会正义等等）的箱笼，都随着文学乌托邦的破灭而崩解。
学院批评陷入了自闭的危机。文学和学院严重对立，作家和批评家彼此鄙视和仇恨。在文学话语和批评话语之间，发生严重的语法错位，以致双方无法理解对方的语义。这种断裂迫使批评退守到学院内部，成为自言自语的学术体系，它不仅跟当下的文学经验无关，而且跟当下的中国日常生活经验脱节。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年批评家正在日益老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颂扬的“价值遗产”，而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学衔链索，根本无法孕生新一代批评家。学院批评后继无人，晚景凄凉。无论从空间关系还是时间关系上，批评都已变成一座文化孤岛。
与文学垃圾化密切呼应的是，文学批评也大步跃入了垃圾化的命运。学院批评家失去原创力量，依赖于乏味的知识谱系，以及复制、粘贴和抄袭的互联网技巧，从事密集无效的知识生产，由此卷入了规模宏大的垃圾化进程。文本数量急剧增大，无非就是学术垃圾的高产。这就是所谓的“冗余知识”，它们堆积在学院的中心，犹如一座体积庞大的废墟。这种状况抽空了文学批评的自信，把它推入了病态的忧郁空间。
我要把学术探讨简化成最直接的生命表述。上述学院批评的三种弊端，跟忧郁症的三种症状密切同构。这是令人震惊的平行病理现象 文学批评，陷入了精神忧郁综合征的病痛，而我们所面对的，正是那种“忧郁的批评”。余虹之死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我们只有从文学高楼上跳下去这一条出路吗？我们是否要等到文学批评死亡后才进行招魂？
精神病学向我们提供了两种治疗忧郁症的常用途径：药物疗法和光线疗法。基于药物疗法的逻辑，我们今天的自我诊断，可以开出各种“百忧解”式的学术药方，却不是真正的出路。在文学自身岌岌可危的状态下，西方学派和本土国学，都不能成为自我治疗的良药。我无限期待的、能够战胜忧郁而精神强大的新一代批评家至今杳无音讯。这百多种的忧郁，又有谁能解除？
只有光线疗法这唯一的道路，但问题恰恰在于，谁是这阳光？而阳光又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文学书写本身就是阳光，那么当文学家园已经倒塌之后，阳光又何以能够温暖我们的灵魂？而另外一种更加伟大的终极关怀，离文学批评是如此遥远，以致它的温热根本无法抵达此岸。一个更加深刻的疑虑在于，与胡河清的故事截然不同，余虹没有死于风雨交加的午夜，而是死于阳光灿烂的正午。那么，根据这种意外的经验，那正午的阳光，难道真的能够拯救文学批评的生命？
我不具备后现代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虽然那些少数的价值文本（文学作品）在召唤我们，但它们的数量太少，不足以构成我本人持续的激情。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批评的主体，作为十年来只写过三篇纯粹文学批评文章的我，也是文学忧郁症病人之一。我的忧伤，每天都在涌现。我恳求你们，请你们治疗我吧！
原载《文艺争鸣》2008年01期
独立电影批评的历史性缺席
在“当代中国影视批评现状的批评”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我大学毕业论文的主题是电影，而且毕业以后还是对电影一往情深。但1986年那场风波，导致了我对电影的一种恐惧。这个恐惧，是一种很真实的状态，因为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当时上影厂有人放出话来，说是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我今天之所以还健在，是因为我当时还不是上影厂的人，组织管理系统有差异，没有办法处理我。仅此而已，真是侥幸，保存了一条小命。所以长期以来，我跟电影界有一种疏离，不想再涉足其间。我要预先说明，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专业发言人。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倒是愿意谈一点儿个人的看法。
我对自己发言的题目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整，我非常同意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的：电影批评是完全存在的，并不是完全缺位，缺位的不是电影批评，而是独立电影批评。为什么这么讲呢？跟文学、音乐或美术等其他的艺术形态相比，电影的工具主义特点更为明显。
当年电影发明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娱乐产品，它是资本主义消费文明的产物。随后在苏联就变成了严肃的规训工具，而在中国则进一步变成宣传和教化的工具。去年在电视里看了所谓“中国电影百年”的庆祝活动，我非常感慨。电影百年纪念，只能是一次电影作为教化工具的自我表彰而已。当他们在银屏上狂欢的时刻，我却在暗自发笑。
那么，把电影当做工具的这样一种基本理念，有没有随着蔡翔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空洞化”而消解呢？我觉得依然没有。举个例子，就是《色戒》最近引起全民的口水轰炸。前一阵子统计，在互联网上大约有一千多万个帖子，痛斥李安是卖国贼、汉奸和台独分子。把一部文艺片直接上升到政治伦理和民族主义的高度，然后加以围剿，这种民众的集体意识是从哪里来的？我看只能说明一点，就是在民众心目中，电影首先是政治的。这意味着，评判一部电影首要的不是它的艺术，也不是它对人性的暧昧理解，而是作为政治教化的那种价值。民众的思维尚且如此，你又怎么能要求电影跟国家意识形态脱钩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
当然，随着消费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电影获得了回归，也就是回归到原先应该在的那个位置，重新成为消费市场的娱乐工具。这当然也包括电视。由此导致了中国所谓娱乐大片的泛滥。那么这些大片导演，比如张艺谋，一个八十年代的先锋导演（我当时也写过文章热烈赞美他），提供了改变中国电影视觉语法的《红高粱》。这么一个杰出的导演，为什么会最终走向这样的道路，也就是利用其视觉造型才能，演绎色情暴力和名人隐私去迎合大众的庸俗趣味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最终会发现电影从一种工具牢笼中逃脱出来之后，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另外一种工具，这是非常尴尬的处境。而跟这种电影工具化相应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电影批评或电视批评的工具化。在我看来，基于电影生产的工具化本质，电影批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这种强烈的色彩，它要么是服从于意识形态的工具，要么就是服从于消费市场的工具。这两种工具，都是对中国电影批评独立性的严重挑战。
当然，我刚才所说的其实还只是一种外部原因，它是外部强力挤压的结果。还有一个内部的原因 可能各文化领域都比较相似 那就是作为批评者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长期以来，我们都缺乏主体的独立性，作为独立存在、思考和言说的主体，它始终没有出现。虽然文章是以你的名字发表的，但实际上它的作者不是你，而是你之外的那些强大势力，那些强加给你的标准、要求和立场。我觉得这才是电影批评最大的问题。尤其是市场化以后，电影及其批评进一步失去了它的独立品格，跟某些利益集团密切纠结在一起。这方面有很多例子，今天我就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去年有一天晚上，我在学校里上完课，有一个听课的年轻人上前来跟我说，他叫卡夫卡-陆，然后他就请我喝咖啡，他说他是影评人。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几个月以后，他因一场意外的车祸去世了，这在互联网空间里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跟他的交往只有这一次，但那天他跟我说了一些自己的肺腑之言，他说在上海搞电影评论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找不到一个独立的位置，他来找我，是想获得我精神上的支持。他的孤独和渴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大家都知道，上海电影评论协会的负责人是由电影集团的领导兼任的，在体制上，这种内部的联姻就导致了电影批评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的批评，而没有独立的批评，任何关于电影人、电影的谈论都是非常可疑的。我并不主张电影研究者或批评者，跟电影圈不发生任何私人关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电影官员兼任电影评论协会的主席，这种现象肯定是病态和不正常的。但这不仅是上海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现象到处都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不用我在这里多嘴。
我的发言时间可能差不多到了，小结一下我的基本观点。电影具有政治性和商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屈从于某种政治或资本权力。在今天这种多重的外部工具主义的压力下，我想利用这样一个研讨会的机会，呼吁独立电影批评的健康生长和发展。因为，要是没有独立电影批评，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电影的诞生。
2007年12月23日 于上海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