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然,以上这些文字过于正儿八经,实际上任何会议除了讨论严肃问题以外,都兼具快乐聚会的性质,当我从早上八点半起,看见陆续赶来参加会议的人士,那一张张著名而明显没睡醒的脸蛋,就预感到这一天将无比充实。
因为来了许多旁听的学生以及“粉丝”们,所以会议室显得略有些拥挤,我们只能不停地搬运椅子进去。这大概要归功于几位年轻学生们久闻大名的人物,还有从南京等地远道而来的支持者。面对济济一堂的朋友们,工作坊“坊主”张生谦虚地称自己为“服务人员”。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教授首先简短地致辞,热烈欢迎与会代表。宗仁发先生随后代表支持媒体发言,他殷切地表示,希望能够在学院里看到更多鲜活的东西,尤其是文学教育进入大学后,讲述的概念性的东西较多,灵动的体验少了,他启发与会者回忆西南联大生动的故事与历史。现在的学院虽逢太平盛世,然而能给后世留下多少具有生命鲜活体验的记忆呢?宗仁发先生不温不火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几乎奠定了整个讨论会的基调,对后面的发言者具有高度的笼罩性,可以说后面的许多发言都不同程度地在回应他的问题。而“文学”是否就在这个维度上,既做了思想与学院的黏合剂,又在时时“离间”它们二者的关系,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论题。
不过,由于宗仁发先生的话较为精炼,大家还没有时间去细细思考,已经轮到中文系主任,著名学者王鸿生先生致辞。他自嘲为“游击队”,因为在有限的条件下,这里的一批人总是想方设法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工作坊也许能够因地制宜,成为一种更加灵活有效的讨论问题的方式。王鸿生教授的发言秉持他一贯的风格,异常洪亮、清晰、逻辑严明,在短短的十分钟讲话里,他从理论的角度将思想与学院的关系归纳成象征、预言以及隐喻三种方式,学理味儿十足,使得台下的研究生们不由自主地打开了笔记本记录,生怕错过自己老师的谆谆教诲。
在拍照留念以后,本次工作坊按顺序正式开始五场主题发言。第一场的主题是“同济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由黄昌勇教授主持,他引出三位同济的本土学者。正在废寝忘食闭门创作《中华诗传》的喻大翔教授,一直是同济人文的热心倡导者,由他讲“同济人与新文学”这个题目,英雄自有用武之地,他以沙哑然而中气十足的嗓音侃侃而谈,提到了宗白华、冯至、殷夫等等,虽然作为同济人,我们并非第一次听他讲这些名字,但他从容而连贯的言谈也让我们精神又为之一振。连主持人和下一位发言者祝宇红博士,也深深地为他的气势所感染,祝博士谦虚地说自己的发言是对喻大翔教授的补充,实际上她以女学者的细腻、敏锐,发掘出冯至笔下《伍子胥》的原型,也曾执教于同济大学的曹礼吾,这个材料十分新鲜,在场众多治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们也未必听说过。
轮到郭春林教授进一步讲述思想与学院的关系,他自称借用王鸿生教授的“隐喻”理论。其实在我看来,他也从人文知识分子的关怀、体验的角度,引申了宗仁发先生的问题,不过他以一贯的批判眼光,从学院身份的角度,做了较为严格的自我批评。当他说到学院中人文精神的“坠落”时,会场上的气氛一时由高亢、清新走向凝重。此言一出,郭教授的朋友、领导、同仁们纷纷站出来安慰和鼓励他。上海大学的葛红兵教授以亲历者身份力挺同济大学的人文工作,他刚刚担任过同济今年作家周的嘉宾,而那天晚上的热烈气氛,让他感到十分愉快。黄昌勇教授见状,风趣地将眼前几位同事看待自身学院的眼光,分为上面、下面、侧面几个角度,引发了一片欢笑。
在张弛有致的节奏中,第一场讨论结束了,人们涌向茶歇间,在咖啡与点心的香气中,呼朋引伴,三五成群地交谈。只有吴亮先生不喝咖啡,亦不吃点心,独坐在那里,时而沉思,时而目光炯炯地在众多青年才俊中寻找未来的刊物作者。张生则穿梭在人群中,不辞辛劳地照顾每个人的心情。
第二场的主题是“学院与个人经验”,由宗仁发先生主持,他依然用三五句话,就沉稳地将两个精彩的问题抛给了“学院派”。其一,以前曾有过的以创作代替毕业论文这回事,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能。其二,现在的全球化大格局下,很难谈什么纯粹个人经验。我们都觉得他点到了文学教育和思想理论的重要穴位上,而其实他不过是想为第一位发言者,《收获》杂志的程永新先生打开一个话题。程永新先生接棒也很出色,他以1980、1990年代过来人的身份,描绘了在学院体制化还没那么严重的过去,各行各业文学创作、批评资源藏龙卧虎的状况。像我这样18岁以后没踏出过学院一步,除了这个小世界以外不知道世界的存在的人,非常喜欢听程永新先生,以及另一位程德培先生描述一部“开放的作品”曾经如何产生。程永新先生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曾经与学院的“亲近”,那是发生在我的母校——华东师大的后街,他和一群活跃在文学、思想和学院之间的朋友们在那里饮酒畅聊,这让我听来感到尤为亲切。
与程永新先生的儒雅亲和相比,陈德培先生火力较猛,一开口就将人文工作坊的标志做了弗洛伊德式的解读,引起哄堂大笑。其实他的发言非常严肃而靠谱,他讲了所谓“学院化”曾经怎么在另一个机构,在一本杂志,在一次会议,在几个不同寻常的人身上发生过,而那一切,他说,“大概就是张生梦中的工作坊了。”那么今天,此时此刻,只能说是对当年有过的梦境的模拟,听到这儿,在座的人们感觉像是进入了梦中之梦,有点恍惚。幸好接下来当事人之一吴亮先生以高八度的调门,把那段历史交代明白,大家又听到了若干个非常现实的人名,心里才踏实了。而我们当下的问题,无论有多尖锐,实在就是这样一步步从历史中演变过来的。吴亮先生一边讲,一边预告:有些东西放到吃饭时再讲。后来我们果然领教了更多。
上午最后一位发言的是南京大学的翟业军教授,用主持人的原话概括,他对“学院体制造成的弊端,尖锐、深刻、慷慨激昂地批判”。翟老师的发言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他毫不讳言自己是在释放一种“有毒”、“怨恨”的情绪,其畅所欲言之快哉情状,令人印象深刻。
午餐过后,工作坊补充了新的力量,下午才赶到的罗岗教授主持第一场“西方学院与人文知识分子”。他和这一场的前两位发言者,德国籍的黄凤祝教授,以及Maria Efstathiou教授也是初次相见。黄教授多年研究德国文学以及现代派艺术,非常谦逊地邀请大家随时打断他的发言。而笑容甜美的Maria教授的主题是人人爱看的《朗读者》,她的英语带有德语口音,幸好有罗岗教授的解释和发挥,才让我们又回到了本土语境中。这一场的另一位发言者陈家琪教授,永远是思维晓畅、口齿清楚、感染力超强。“为什么中国不会有《朗读者》这样的小说?”这样一个问题,由陈家琪教授问来分外有力,但这并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在于质疑学院严重缺乏活力的糟糕现状,陈教授用“人文知识分子的现世性”来概括,其实又把话题回到了“内行”、“外行”,即萨义德讲的“专业”、“业余”之间的关系上。为什么如今的内行变成对“现世问题”最外行的人?他们只控制了一嘴“行话”,而业余人士看起来却表现出某种承担重大责任的姿态。这让我想到最近听一个朋友说的笑话,某校政治学专业誓师大会上宣布第一条原则:必须与北京“的哥”的言论有所区别……
说到这儿罗岗教授补充了一个重要观点:“业余”不是说要到学院外部去,因为如果内部建设不好,外部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希望,这和萨义德对雅各比的批评是一致的。这可以说将讨论推至核心,所以站出来回应的人特别多,钱虹教授作为资深文学系教师,对行业内部日益肆虐的“黑话”有一点痛心疾首。年轻的李博士表示很喜欢和学生多做交流。而脸喝得红红的朱小如先生,囫囵着说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意思:文学必须坚持表达个人感受和个人经验。由于时间有限,讨论只能告一段落。在接下去的一场“现代性与学院制度”主题发言中,罗岗、钱虹、梁永安、万燕四位经典的学院派,引经据典,深入浅出,现身说法,尤其是美丽的万燕教授还亮出了她的作家身份,让在座的人们见识了学院派不同寻常的气质。这一场最精彩的,不能不说是文化批评家张念女士对罗岗教授观点的挑战,我简直无法立刻估计出双方在场的支持者各有多少,但主持人要求他们两位在茶歇时单独谈,于是这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悬念。
最后一场主题发言是在隆隆的雷声中开始的,室内正讨论得热火朝天,上海六月的冰雹凭空降落。“文学教育与学院”的话题开始得有点晚,但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当小朋友们纷纷回宿舍收衣服时,老师和家长们关上门开始反思自己了。主持人吴亮先生说自己已经累了,但没一个人看出他有疲态。华东师大的倪文尖教授畅谈自己多年来的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研究心得,抑扬顿挫的发言引发了热烈的共鸣与掌声。据说后面的钱文亮和赵顺宏教授等讲得也很动人,可惜我要先去安排晚宴,所以没有听到他们的话。
从热热闹闹的会场出来,天色已经黑下来,雨下个不停,我觉得脑袋里装满了东西,比参加了几天国际会议还累,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等走到全身差不多都湿掉的时候,想起最喜欢的戴维·洛奇的那本小说《美好的工作》(Nice Work),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位学院派的优秀小说家,会给他的女主人公安排这样一份激动人心的“好工作”了。
责任编校 逯庚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