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百九十六节 蒙古西征9 伏尔加保加尔人
附：蒙古西征之“匈牙利之战”
到底是谁又碍着蒙古人的征服大业了，答案是保加尔人。那么问题来了，保加尔人不是在多瑙河以南建立了“保加利亚”吗？如果成吉思汗的部下继续西征，保加利亚成为下一个目标倒也说的过去，问题是蒙古人不是已经决定回家了吗？其实仔细阅读过之前内容的朋友，心里应该已经有了答案，我们现在所说的保加尔人，并非生活在黑海之西的“保加利亚”，而是“伏尔加保加尔人”。为了与前者区别，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也被称之为“伏尔加保加利亚”。 公元7世纪，由于受到可萨汗国的压力，原本在亚速海北这块风水宝地建国的保加尔人，开始向多瑙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两个方向迁徙。时间和距离可以改变许多，迁徙至黑海之西的这部分保加尔人，随后建立了我们熟知的“保加利亚”，并在与拜占庭人、南斯拉夫人影响下信仰了东正教并斯拉夫化（其最高统治者也不再称“汗”，而是转称“沙皇”）。至于迁徙至伏尔加河中游的这部分保加尔人，由于远离欧洲文明中心，在人种、语言、宗教上并没有“欧洲化”。为了对抗基辅罗斯崛起引发的压力，伏尔加保加尔人在公元10世纪初，选择了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的信仰。
伏尔加保加利亚的领土核心，在今天俄联邦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其首府喀山正是始建于这一时期），今天这些突厥系穆斯林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事实上，伏尔加保加尔人建立的汗国，在地貌上已经算是森林地带了，并不会对从南俄草原东部回程的蒙古人造成威胁。不过蒙古人向来不是因为受到威胁才四处征战了。作为史上最强大的草原征服者，这样一支还带有草原基因的民族，自然值得他们绕道去看一看的。
基于环境的变化，此时农业和商业成为了保加尔汗国的支柱经济，伏尔加河是他们的生存之本。今天因为农业开发的原因，伏尔加河中游长达600多公里的水道，已经变身成了俄国最大的水库“古比雪夫水库”。从西北方向而来的伏尔加河正源，以及东北方向而来的上源“卡马河”，为南俄草原的开发提供了丰沛的水资源。这也使得很多保加尔城市遗址，变得不可寻了。
汗国的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鞑靼共和国南部萨马拉州一带），成为了保加尔人阻击蒙古人的前线。不过归心似箭的蒙古远征军，并无意于深入保加尔人境内，只是想试探一下对手的实力，为下一次远征做准备罢了。双方短暂交战之后，蒙古人转而回到了返程的线路上来。接下来的草原之旅，蒙古人已经没有任何对手可言了。那些原本游牧于伏尔加河以东的钦察部落，大多已经逃往草原西部。剩下来的，只会主动向蒙古人表示臣服。公元1224年，在与欧洲远征军会合之后，成吉思汗结束了这次历时5年的西征之旅，回到了漠北草原。接下来，结束在中原的战事将是这位征服者所要考虑的了。
事实上在成吉思汗率部西征之时，东线也并未迎来暂时的和平（东线统帅为木华黎）。在这段时间里，蒙古大军基本已经控制了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金国则以黄河为界据守半壁江山。后面的历史，想来大家都有所了解了。回到东方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又用了十年时间（公元1224——1234），相继攻灭了西夏、金两个北方王朝，只要再征服南宋、迫降大理便可完成中央之国核心区的统一了。
解决两个重要对手后的蒙古人，再一次箭指西方，开始了第二次西征之旅。之所以没有能一鼓作气拿下南宋，很大程度在于东亚南部那些纵横的河流，对蒙古人的战术起到了很大制约作用。这实际上也是中央之国所有北方政权在结束南北分裂局面时，所会遇到的难题。虽然这层战略障碍并非不能突破，但需要时间来来克服。相比之下，在第一次西征中，仅用两三万兵马就横扫过一遍的钦察草原，蒙古人认为更有机会快速解决。
此时成吉思汗已经在征服西夏的战争中因伤离世（公元1227年），关于他的真正死因，一直有各种传闻（基于此贴的“严肃性”，就不八卦了）。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曾经顽强抵抗的党项人，就此失去了跻身56个民族56朵花的可能。为蒙古发动第二次西征的，则是帝国第二位大汗、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中国史称“元太宗”）。
公元1236年，在“蒙金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总数为12—15万的西征蒙古大军集结完毕，开始以欧洲为目标发起的征程。由于游牧、渔猎民族一直有“幼子守产，长子拓地”的习惯，这次远征也特别将这一特点放大，各级将领尽为各家贵族之长子。为此，蒙古第二次西征也被称为“长子军远征”。又由于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继承人“拔都”是这次西征的统帅（钦察草原是成吉思汗赐封给术赤的领地），这次西征还被称为“拔都西征”。
在上一次欧洲之旅中，最后一个和蒙古人交手的保加尔人，首当其冲的成为这次远征第一个牺牲品。那次交手，中国历史记录认为蒙古人依旧取得了大胜，而俄国人更愿意认为，蒙古人是被保加尔人击败，狼狈逃出欧洲草原的。说起来，俄国人愿意这样想也不奇怪，毕竟“伏尔加保加尔人”的历史，已经算是俄国史的一部分，他们的如果胜也，也就是俄国胜了。不过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是，在那些蒙古长子的冲击之下，立国已有将近600年的“伏尔加保加利亚汗国”，彻底成为了历史。
虽然从顺序上来说，保加尔人成为首要攻击目标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不要忘了，保加尔人并不在草原之上，上一次也是特意绕过去试探其实力的。如果蒙古人这次是为了钦察草原的话，大可一路向西以钦察人和他们身后的罗斯人为目标。至于为什么蒙古人要先拿保加尔人开刀，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一百九十七节 蒙古西征10 俄罗斯
如果说第一次蒙古西征的目标是“花剌子模”，那么第二次蒙古西征的目标，就是“罗斯”诸国了。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人，不过是他们完成这一目标的跳板罢了。让蒙古人更倾向于先开辟北线战场的原因，在于接受定居生活的保加尔人，已经通过农业和商业积蓄了大量财富。如果先征服他们的话，保加尔人的那些城镇，将可以成为蒙古下一步行动提供后勤保障。公元1236年秋，蒙古人顺利入主“伏尔加保加利亚汗国”。在伏尔加河中游渡过了寒冷的冬天之后，蒙古人于次年春向南扫清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人，并于当年秋向罗斯人发起了进攻。
不过在上次西征中已无限接近基辅和第聂伯河，并没有成为蒙古人首要目标，征服者最先锁定的是伏尔加尔上游。以地缘板块来划分钟，在蒙古人到来之时，当年瓦良格人为“罗斯人”所开创的领地，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以基辅为中心的第聂伯河流域；二是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伏尔加河上游，以及瓦良格人的龙兴之地“伊尔门湖”流域。依其方位可分别将之称为南罗斯和北罗斯（或东北罗斯）。身为伏尔加河、第聂伯河、道加瓦河、洛瓦季河等河流源头之地的“瓦尔代高地”，是上述两大板块的分水岭。
12世纪中叶，伏尔加河上游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政治中心“弗拉基米尔”位于莫斯科以东不到200公里）逐渐统一了北罗斯，并凭借实力成为了罗斯人名义上的共主。在对抗蒙古入侵的问题上，南罗斯诸公国自然更为上心。当然，如果南罗斯不保，北罗斯的利益也同样受损。因此在上一次蒙古西征中，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也同样征调了大军。只不过在北罗斯大军还未抵达前线之际，就传来了“卡尔卡河之战”（迦勒迦河之战）大败的消息。这也意味着，被蒙古人消灭的近十万罗斯大军，几乎都来自于南罗斯。
不管北罗斯人的姗姗来迟，仅仅是双方未能协调好的问题，还其是有意观望，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的实力都得以保存，只是这次他们再也无法隔岸观火了。在蒙古大军的强势攻击之下，伏尔加河上游的梁赞、莫斯科、罗斯托夫等重要城市，相继为蒙古人所破，都城弗拉基米尔亦未能幸免。显然，作为罗斯诸国中的最强者，蒙古人希望先将其拿下，以震慑其它罗斯国家。
在完成整个伏尔加河流域的征服之后，蒙古人又快速南下北高加索地区，将上一次西征中击败的阿兰人收入账下，彻底完成对欧洲草原游牧势力的整合。做完这一切之后，基辅和它所代表的南罗斯，便再也无法幸免于难了。一般情况下，游牧民族会更喜欢在秋高马肥之际发动战争，而饲料匮乏的冬季则在相对温暖的冬牧场蛰伏。不过凡事没有绝对，如果遭遇重大灾害急需补给，或者出于战术需要，游牧民族也同样会在寒冷的季节发动攻击。公元1240年，蒙古军主力发动了基辅城围攻战，便是在冬天。由于基辅在中国史书中被译为“乞瓦”，这场战役也被称之为“乞瓦之战”。
已经拥有强大后勤补给的蒙古军，并不用担心人马的补给问题。选择在冬天进攻基辅，主要是出于战术需要。由于基辅城位于第聂伯河中游西岸，且河道宽阔（上游数条支流在此汇集），渡河将是一个大问题。上一次大破罗斯联军后，蒙古人之所以止步于第聂伯河东岸也正因为此。而借肋冰封的河面，这一天然障碍不复存在。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河面能够结冰的前提下，如果纬度偏低、冬季温度不足以冰封河面，那么河流将成为一年四季的帮助防御者。事实上在中央之国，游牧民族和北方王朝征服江淮地区的主要困难，也正在于此。比如要是河面能够结冰的话，曹丞相也就不必吃下赤壁之败苦果了。
除了借助自然力之外，围攻基辅城的蒙古人，还用到了一项从东方带来的先进技术，那就是火炮。对先进军事技术的极端渴望，也是蒙古大军横扫欧亚的重要原因。蒙古人每征服一地，都会重点收集掌握技术工匠。在结束了对金朝的征服之后，蒙古大军旋即掌握了火炮技术。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技术其实都源自于宋人。凡事都有两面性。尽管蒙古人的征服，对欧亚诸边缘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在客观上也使得，大陆两端的技术交流变得更为高效。
在以火炮、火药为代表的东方军事技术传入西方的同时，古老的中央之国也同样遭遇到的西方军事技术的冲击。这其中，另一种“炮”——回回炮就是典型案例。所谓回回炮，其实就是“抛石机”，以汉字本意来看，以“砲”来命名倒更为适合。喜欢玩与罗马相关游戏、影视剧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这一武器的得名，是因为蒙军中的操作者，多为穆斯林色目人。在后来的宋蒙“襄樊之战”中（公元1267——1273年），回回炮就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武功盖世、聪明绝顶、义薄云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郭靖夫妇最终也未能帮助南宋保住这个战略要点。
冰封让第聂伯河不再成为天险，火炮又让基辅的城墙打开了缺口。曾经为罗斯“城市之母”的基辅城，终于也成为了蒙古人的战利品。这也意味着，蒙古此时西征战略任务的完成。其实从中国人的角度，蒙古人的征服也导致了另一个大家的所熟知的地缘标签“俄罗斯”的出现。在解读基辅罗斯时我们曾经提到过，汉语所说之“俄罗斯”是从蒙古语转译过来的（由于蒙语无法直接发出R这个卷舌音，便在前面加个O的元音），因此也可以戏谑的说，是蒙古人催生了“俄罗斯”（亦曾译为斡罗思、鄂罗斯）。
虽然从翻译的角度说俄罗斯的诞生源自于蒙古人是玩笑话，但从地缘政治角度说，后来俄罗斯的崛起、壮大与蒙古人有关，却也是事实。今天我们提到俄罗斯，就会想到莫斯科和它所处的伏尔加河上游。古罗斯的地缘含义则被“东斯拉夫”这个标签所替换。基辅城及第聂伯河中下游，成为了“乌克兰”；第聂伯河上游与波罗的地区相接之地，则在立陶宛人的影响下，成为了“白俄罗斯”。基于地缘距离的原因，在后来金帐汗国的统治中，蒙古人对基辅的控制力要远大于森林深处的北罗斯之地。这也使得在罗斯人的复兴过程中，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得以发挥核心作用，并最终成功的让“罗斯”的地缘遗产，从南罗斯转移到北罗斯。
虽然在征服南、北罗斯之后，蒙古第二次西征的战略任务也就算圆满完成了。只是正如上次征服花剌子模后，成吉思汗派军入南俄草原进行试探性攻击一样，这次率军出征的“长子”们，也不愿意就这样打道回府。接下来，立马基辅的蒙古远征军有三个战略方向可以选择：一是向南进入多瑙河下游，入侵黑海西岸的保加利亚、拜占庭等于东正教国家；二是向西翻越喀尔巴阡山脉，或沿喀尔巴阡山脉北上，攻击匈牙利、波兰，以及德意志这些天主教国家；三是向北，以波罗的海地区为扩张方向。那么蒙古人到底会先选择哪个战略方向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一百九十八节 蒙古西征11 匈牙利
附：蒙古西征之“匈牙利之战”
在北线，蒙古人的铁蹄暂时止步于伏尔加流域，没有再入包括伊尔门湖平原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扩张。在后来的历史中，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伊尔门湖平原，也一直是蒙古人在北方影响力的极限。事实上，这块瓦良格人龙兴之地在基辅罗斯大分裂之时（12世纪中叶），就已经显露出与罗斯封建体系分离的迹象。一直到16世纪末，罗斯诸地的政权都掌握在瓦良格人所创立的“留里克王朝”手中，但在“诺夫哥罗德公国”，公爵们更像是君主立宪体制下的虚位君主（同时负责军事防务），商业力量以及商人们所组成的议会，才是诺夫哥罗德政务的主导者。这甚至使得12世纪中叶以后的“诺夫哥罗德”，被外界认为是一个“共和国”。
诺夫哥罗德之所以能够像地中海的威尼斯、热那亚那样，事实脱离“封建”体系，成为共和国，根本原因相似的地缘位置。从地缘结构上看，位于“瓦希商路”北端的诺夫哥罗德，是波罗的海与罗斯地区的贸易枢纽。在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商业力量崛起之时，同样愿意遵循商业原则办事的诺夫哥罗德，会更容易与之形成共赢的局面。正是因为诺夫哥罗德历代公爵明智的选择（负面后果就是被其它罗斯公国视为异类），在汉萨同盟崛起之后，诺夫哥罗德也成为了德意志商人们的重要合作伙伴，并据此抗拒试图统一整个东斯拉夫人的“莫斯科公国”（公元1478年，终为莫斯科公国所吞并）。
蒙古人对诺夫哥罗德兴趣不大，主要是因为游牧骑兵在此并没有优势。在解读基辅罗斯部分时我们曾经说过，与东伏尔加河、第聂伯河等南流河流不同的是，由沃尔霍夫河、伊尔门湖、洛瓦季河等于水域贯穿的“伊尔门平原”，水流是向北流淌的，且下游已经处在在寒温带的边缘。纬度和流向决定了在温度回暖之后，越往下游河面的解冻时间就越晚。当上游之水由于春汛暴涨之时，下游却还处在冰封状态。这一方面使得位于平原上出现了伊尔门湖这样一个，一年中湖域面积能相差3倍之多的“中继湖”（能起到调节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得诺夫哥罗德周边的大片土地，常年处于湿冷的沼泽状态（西西伯利亚平原长年得不到开发，也是这种情况）。
从瑞典而来的瓦良格人，当年之所以能够透过伊尔门湖水系，打通与第聂伯河相通的“瓦希商路”并创建“基辅罗斯”，在于他们纵横波罗的海所养成海洋属性（能熟练掌握船只制造、使用技术）。相比之下，更喜欢在干燥地区策马奔腾的蒙古人，就实在难以适应这种环境了。更重要的是，在西、南方向，蒙古人还有大片的想象空间，实在没有必要把精力消耗在这片湿冷之地。
多瑙河口是欧亚草原的西部起点，将统一草原作为首要任务的蒙古人，把势力范围延伸自此才是正常的选择。更何况过了多瑙河，就是富庶的地中海文明区了，在这个方向用兵能取得的收益要大的多。此时的多瑙河南岸，正值保加利亚王国复兴之际。关于保加利亚王国的前世今生，之前曾经有所解读。公元7世纪后半叶，游牧的保加尔人渡过多瑙河，并在拜占庭的北方领土上建国。11世纪初，完成斯拉夫化保加利亚王国为拜占庭帝国所征服。不过在12世纪末，借拜占庭人与钦察人战争之机，保加尔人复国成功，史称“保加利亚第二王国”。
公元1204年，在威尼斯人主导的那次臭名昭著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君士坦丁堡成为了新生“拉丁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帝国的残余力量，则退至小亚细亚半岛沿海地区，以及希腊半岛西北的伊庇鲁斯地区（建立了尼西亚、特拉比松、伊庇鲁斯三国）。随后的半个多世纪，整个爱琴海、黑海沿岸地区陷入了混乱状态，直至拉丁帝国瓦解，尼西亚中兴拜占庭帝国方才趋于稳定（公元1261年光复君士坦丁堡）。
借助十字军与拜占庭相争这一背景，重获新生的保加利亚王国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得以向包括色雷斯、马其顿在内的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强势渗透。只是在蒙古人入主南俄草原之后，一心向南的保加尔人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一盘散沙、威胁不大的北方草原，反过来成为了最强大的压力源。保加利亚人，则被迫成为了地中海文明的守卫者。然而聚长子出征蒙古人，这次却没有跨越多瑙河口入侵保加利亚，而将另一个草原民族出身的基督教国家——匈牙利作为了征服方向。
蒙古人的选择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他们这次走的征服之路，其实就是当年匈人入侵的翻版。诱惑这些亚洲游牧者的，是喀尔巴阡山脉之西的那片干草原——匈牙利草原。被口袋形的喀尔巴阡山脉包裹的多瑙河中游平原东部，是欧亚干草原地带的最西端。由于与南俄草原并不直接相连，它也可以说是游牧民族入侵欧洲腹地的一块跳板。占据匈牙利草原之后，不仅可以沿多瑙河北上入侵日耳曼、西斯拉夫地区，也可向西穿越潘诺尼亚平原进入意大利。当年的“上帝之鞭”阿提拉，就是沿着这样的路线席卷西欧各地的。
不管以匈牙利草原为跳板的游牧者，最后的选择是阿尔卑斯山北还是山南作为突破口，承受压力的都是罗马教廷治下的天主教教区。为了应对游牧民族的战略威胁，天主教世界想到的办法，便是让这片草原的守护者变身成为天主教徒。这项战略任务，最终落到了乌拉尔人出身的游牧者——马扎尔人身上。公元1000年，游牧的马扎尔人转变为了信奉天主的“匈牙利人”，并同时开始为自己注入农业属性。
匈牙利草原的基督教化，为整个西欧在喀尔巴阡山脉之西铸就了一道坚固的盾牌，匈牙利王国也因此被称之为“基督教之盾”。当然，匈牙利人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有了罗马教廷背书，匈牙利王国开始走上了强盛之路。在12世纪末，其领土不仅包括“匈牙利门”以东的整个多瑙河中游地区（包括今天的匈牙利、塞尔维亚、斯洛伐克，以及罗马尼亚大部），还向西控制了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波黑、克罗的亚地区，与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一直以来，多瑙河下游以北的“瓦拉几亚平原”（今为罗马尼亚所有），都是游牧者南下渗透的首要之地，也是匈牙利人的天然扩张方向。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匈牙利王国所需应对的游牧者，就是来自南俄草原的钦察人（匈牙利人称之为“库曼人”）。为了防御钦察人入侵，直至将其从瓦拉几亚平原上赶走，匈牙利国王甚至将条顿骑士引了进来（公元1211年），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前面解读过了。十几年后（1225年），这些企图在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南部建国的日耳曼骑士，又被匈牙利人“请”了出去，并旋即被波兰人引入普鲁士地区，开辟“教化”波罗的人十字军战场去了。
宗教信仰成为甄别敌我阵营标志的中世纪后期，国家的扩张大都打着传播宗教的名义。从这个角度说，在地中海针对穆斯林的十字军战场；波罗的海针对波罗的人、乌拉尔人的北方十字军战场之外，匈牙利人与钦察人之间的博弈，也可称之为十字军的中线战场。赶走条顿骑士之后不久（公元1227年），匈牙利王国的圣战事业也取得了进展。一部分南下的钦察人（总数约15000人），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匈牙利人甚至乐观的认为，整个钦察草原成为天主教区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因此还为钦察草原成立了单独的主教区）。
然而结合蒙古第一次东征的背景我们会发现，草原西部的部分钦察人愿意归附匈牙利和天主教世界，其实是因为被蒙古人吓破了胆。同为草原民族，钦察人相信蒙古人一定还会回到这片草原。当北方的罗斯人同样在这次战争中大败于蒙古人之手，南方的君士坦丁堡又为十字军所建立的“拉丁帝国”所控制时，能够在下一次蒙古入侵时为之提供庇护，也就只有喀尔巴阡山脉和匈牙利人了。至于匈牙利人有没有再次成为“基督教之盾”，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一百九十九节 蒙古西征12 穆希之战（赛约河之战）
弧状的喀尔巴阡山脉一般依方位分为三部分，其中北部被称之为“西喀尔巴阡山脉”（大部位于斯洛伐克境内）；东侧为匈牙利草原、特兰西瓦尼亚高原提供庇护的，则是“东喀尔巴阡山脉”；南部与多瑙河下游平行，并帮特兰西瓦西亚高原围边的则是“南喀尔巴阡山脉”。总的来说，从基辅出发的蒙古大军要想进入匈牙利草原的话，有三个方向可以选择。一是直接翻越与草原相对的东喀尔巴阡山脉，接入草原核心河流“蒂萨河”上游；二是沿西喀尔巴阡山脉北麓西行，在山脉西端与“苏台德山脉”相接之处，穿“摩拉维亚门”，沿摩拉瓦河南下至“匈牙利门”（多瑙河与摩拉瓦河相交处峡谷），再沿多瑙河西行至匈牙利草原；三是先南下至多瑙河口，然后向西横穿瓦拉几亚平原，经南喀尔巴阡山脉——巴尔干半岛之间的“铁门峡谷”，进入草原南部。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喀尔巴阡山脉有如一道天然长城，庇护着整个多瑙河中游平原，同时亦存在很多可供通行的山口。如果放在东亚，中国人一定会依山势修筑一道长城，并在这些对接两侧河谷的山口之间构筑关隘。不过每个区域有每个区域的特点，同样以骑兵为主的匈牙利人，显然并不适合这种战术。说难度来说，西喀尔巴阡山脉东端（斯洛伐克东北部）是整个喀尔巴阡山脉最薄弱处，其高度、纵深均不到山脉其它部分的一半。在这段山体中有两个比较知名的山口：一个是海拔500米的杜克拉山口，另一个是海拔650米的武普库夫山口。前者是整个喀尔巴阡山脉的最低点，后者则被认定为是西、东喀尔巴阡山脉的地理分割点。
公元1241年2月，拔都所率领的蒙军主力（6万人），决定直接翻越东喀尔巴阡山脉直取匈牙利草原；同时派出一支两万人的部队沿西喀尔巴阡山脉北麓西行策应。为了阻止蒙古大军翻越山口，在入侵危机到来之时，匈牙利人预先以木石将那些常用的山口堵塞。不过很显然，这样的措施最多只能延缓一下对手的行进速度罢了，派驻山口的部队能起到的作用，也只是及时向后方传递情报罢了。很快，拔都所统帅的蒙军主力便进入了蒂萨河的上游，并横穿匈牙利草原抵达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
尽管匈牙利草原的核心是位于草原中线的蒂萨河，但对于统辖整个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匈牙利王国来说，今天匈牙利首都、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会更适合成为王国的政治中心。罗马帝国时期，整条多瑙河曾经长期承担帝国北方边界的重任。在中游地区，从布达佩斯至贝尔格莱德的这段南北向河道，同时也是农业区（开发前为森林地带）与草原游牧区的分割线。分割线的右岸为潘诺尼亚平原，左岸则为匈牙利草原。当然，草原与森林地带之间，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分割。让游牧民族在多瑙河之东占据优势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地形。潘诺尼亚地区虽然被我们整体称之为平原，但其地形实则为平原、丘陵相间。相比之下，多瑙河以东的匈牙利草原就要平整的多了。这也意味着，更善长筑城防御的农业民族，在多瑙河以西会更有优势。
布达佩斯城的诞生就很好诠释了上述地理特点。这座城实际上由分列多瑙河的两座城所组成：一座是位于河西的“布达”城；另一座则是位于河东的“佩斯”城。其中布达城以丘陵地形为主，佩斯城则主要为平原。两城比较，丘陵广布的的布达城有着更强的防御力。当年罗马人在这潘诺尼亚的军事行政中心就在布达城，上帝之鞭阿提拉也曾经以此为都。在马扎尔人成为天主教的匈牙利王国之后，多瑙河东岸的开发便再无障碍了。匈牙利人选择将布达城作为自己首都的同时，也开始在其对岸定居，并最终形成佩斯城。
一直到1849年建成第一座链子桥之前，连接两座城市的都是繁忙穿梭于两地的渡船。桥梁的兴建大大促进了两座城市的融合，30年后两座城市正式合并成为了今天的布达佩斯，由于拓展空间更大，今天佩斯区的规模要远大于布达区。虽然在蒙古人入侵之时，两座城市还未正式合并，但这种共生关系却是一直存在的。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有，最为典型的就是隔汉水相望的襄（阳）、樊（城）两城了。1950年，两座相伴千年的古城合并而成新的“襄樊市”，只不过很大程度由于金庸老先生小说的助力，2010年又改名为“襄阳市”了，樊城这个标签则以下辖区的名义得以保留（说起来，布达佩斯最初倒也是叫“佩斯布达”的）。也许若干年后，香港和深圳也会以某种形式融合，只是不知到时候会叫什么名罢了。
在蒙古人抵达多瑙河畔时，匈牙利人倒并不十分惊慌。一方面是因为此时河水已经解冻，宽阔的多瑙河水成为阻挡蒙古人脚步的天险；另一方面游牧出生的匈牙利人，拥有全欧洲最好的骑兵。此时集结于布达-佩斯的兵力已经多达十万之数（大多数布防于佩斯城）。借助渡船，匈牙利人可以很方便的在两城之间调动兵力、物质，一旦佩斯城难以坚守，守军也可逐次渡河退入布达城。西征的蒙古人之所以会选择在冬季作战，正是为了规避渡河之难。只是四季轮转，该面对的总归要面对的。
在天时、地利、人和占尽的匈牙利人面前，蒙古大军并无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是对手离开布达-佩斯城，在草原上决战的话，胜利的天平就将向蒙古人一方倾斜了。在上一次西征歼灭罗斯联军的战役中（卡尔卡尔之战），蒙古人曾经在第聂伯河东岸面临相似的问题。当时蒙古人的做法，是在初战失利后佯装后撤，诱使对手到自己熟悉的环境中野战。这次面对匈牙利重兵打造的多瑙河防线，蒙古人仍然选择了同样的战术，并将主力驻扎于一条叫做“赛约河”的河流之北。最终被诱离出佩斯城的匈牙利大军，在匈牙利草原北部的赛约河畔“追赶”上了蒙古大军，并与之隔河对峙。
很多中文资料将赛约河认定为是“蒂萨河”，并将这场战役称之为“蒂萨河战役”。其实赛约河并非是蒂萨河，而是它右岸发源于西喀尔巴阡山脉南坡（斯洛伐克境内）的一条支流，今天被称之为“斯拉纳河”(捷克语Slaná)。不过战役的地点位于赛约河下游（南岸），倒也的确与蒂萨河相距不远。由于战场所在地今天为一个叫做“穆希”（Muhi）的匈牙利小镇所有，因此匈牙利人也将这场决定匈牙利命运的战役称之为“穆希之战”。
分隔两军的赛约河面上建有一座桥梁，桥头也成为了匈牙利军队的防御重心。然而相比蒂萨河、多瑙河，赛约河的河道并不算宽，尤其较浅的上游部分还可涉水渡河。公元1241年4月11日，蒙古人开始发动进攻。蒙古人的计划是兵分三路，由拔都亲率中军攻桥以吸引匈牙利人的注意力，其余两路人马由上游和下游河口处，分别涉水、结筏渡河，绕到匈牙利军队的侧后方。东方人狡猾的战术，让习惯了欧洲式正面对决的匈牙利人，很快乱了阵脚。这场欧亚两洲最顶尖骑兵之间的对决，最终仍然以蒙古人的胜利而告终。
赛约河之战中，匈牙利人的损失据信达到了7万之巨，其余部随之退回了佩斯城。然而匈牙利骑兵的作战能力也是很强的，蒙古在这场战役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至于在是否还要追击匈牙利人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至于蒙古人到底会不会追，后面会解读到。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面“基督教之盾”遭遇了惨败。
决定一场战役成败的因素有很多。匈牙利人这次的失败主要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战略层面。在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匈牙利王国的扩张在12世纪末达到了顶峰。随之而来产生了欧洲“封建”各国都必定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王室与封建领主的权力之争。为了做大王权、约束地方贵族，此时的匈牙利王室更希望借助外来的力量来壮大自己的军力，之前条顿骑士团的引入，根本原因便是为此。
为了应对王室中央集权的企图，英国的贵族推出了自由大宪章（公元1215年），而匈牙利贵族也于几年之后（公元1222年）逼迫王室颁布了“金玺诏书”，以保护贵族的权力。虽然各国的类似文件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有一层意思却都是明确的，那就是：在合法权力得到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贵族有举兵反抗而不受惩处的权力。这种局面当然不是王室愿意看到的，当蒙古人再次来到欧洲之后，数以万计的钦察人也退入了匈牙利（不仅包括已经归信天主教的钦察人），以期躲避蒙古人的入侵，而匈牙利王室也期望这些游牧者能够帮助自己做大王权。
只是这些钦察人即没有帮到王室，也没有在后来的对蒙作战中发挥作用。在匈牙利贵族和民众的反对声中，王室必须作出选择：到底是靠这些“外人”（甚至是异教徒），还是匈牙利人自己来保家卫国。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要知道，以蒙古人之前在中亚、东欧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来看，这些游牧者在阵前倒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在获知匈牙利人的决定之后（首领为匈牙利人所诱杀），钦察人向南退入了瓦拉几亚平原。此时有能力和意愿为匈牙利人提供支援的（并且不会激化内部矛盾），就只有少量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骑士了。
尽管在蒙古人的压力面前，内部矛盾重生的匈牙利人站在了王旗之下，但那些看似共同对敌的军队，即无法在战术层面有效协同，又不可避免的更注重保存自己的实力。如果战场优势在匈牙利人一边，这一问题倒不会凸显，但一旦形势不利，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就很可能会出现。当然，要把对手的心理逼过这个临界点，蒙古人首先要在战场上占得上风。
让匈牙利人感到大势已去，并向布达佩斯方向溃败的战术原因，不仅仅是蒙古人的两翼包抄战术。我们知道，蒙古人强大的机动能力，受益于他们那身材矮小但耐力极强的蒙古马。为了扩大进攻半径，蒙古战士最少会为自己准备两匹马（换乘）。在借助夜色发动渡河攻击时，蒙古人在这些备用马上绑上穿上衣服的草人，以虚张声势。想象一下，匈牙利人本以为自己的兵力远胜于对手，却突然发现对手的兵力增加了一倍，会造成多么大的心理冲击。更加让人恐惧的，是蒙古人还随身携带了从宋人工匠手中得到的“火箭”。这些火器本身未必能给对手造成多大伤害，但用来引发混乱却是再好不过的了。
另外，除非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否则蒙古人并不会完全包围对手。要知道，把对手逼入绝境的话，自己那些虚张声势的伎俩便难起作用了。“围三阙一”、给敌军留出“生”路的方式，更有利于加速对手阵线的瓦解。而骑射能力出众的蒙古人，则可以在追击过程中，从容的消灭对手。事实上在欧洲日久的匈牙利人，虽然骑术和战斗力依旧出众，但在技术层面已经开始向中世纪的欧洲骑士靠拢了。一方面，他们的装甲变得越来越厚重（虽然没到变态的铁罐头层面），开始追求骑兵正面的冲击力而不是机动力；另一方面，游牧民族所善长使用的弓箭，也逐渐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欧洲人在十字军东征后，向穆斯林所学习到的“十字弓”技术。
当然，战争本来就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蒙古人的这些战术特点，假以时日也会被欧洲人熟悉，并找到应对方法的。不过这些改进都需要时间，不管是匈牙利人还是整个天主教世界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蒙古人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才会停下他们的脚步。要知道，几乎与赛约河之战同时，北路蒙古军在中欧的波兰境内也进行了一场大会战。当年上帝之靴阿提拉席卷西欧的场景，似乎已经无法避免了。至于北线战场的结果如何，蒙古人西征的终点又在哪里，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二百节 蒙古西征13 列格尼卡之战
从技术上看，匈牙利人可以从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王国两个天主教政治体获得后援。蒙古人之所以派军入境波兰，也正是为了牵制这两股力量，以策应主力在匈牙利的行动。对于蒙古人来说，最大的利好是两个曾经强大的天主教国家，此时都已不再强大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分裂性，大家在前面的内容中都已经感受到了。不仅帝国中的意大利北部、波希米亚王国，长期维持独立状态，今天分属德国、奥地利的德意志地区内也是邦国林立。
至于波兰也好不到哪去，在条顿骑士团部分我们曾经提到，这阶段的波兰王国已经依其地缘结构，分裂为了几个公国。当然，无论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是波兰王国，都还是有帝国皇帝和国王的，只是戴上这顶皇（王）冠的人，并不能调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罢了。在蒙古大军来袭之时，唯有真正受到威胁的板块，才会倾力抵抗。公元1241年春从基辅出发的蒙古大军，是在德涅斯特河上游开始分兵的。其中承担侧击任务的两万北路军，比之拔都所率领的主力要稍早一点出发，向西进入波兰境内。
800多年前，波兰人与罗斯人的政治分割线，与今天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国境线大体吻合。从地理的角度来说，北路蒙军相当于从德涅斯特河上游，进入了维斯瓦河上游。后者的上源有两条主要支流，其中发源于西喀尔巴阡山脉西北的西源被视为正源；源自东喀尔巴阡山西北的东源，则被称之为“桑河”。两条人字型相交的河流，所处这块山前低地，地理标签为“桑多梅日盆地”。不过在历史类书籍中经常出现的，是板块的地缘政治标签——加利西亚。
顺便提下另一个覆盖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标签——红俄罗斯。基于地缘位置关系，维斯瓦河与德涅斯特河上游（摩拉维亚之北），一直都是罗斯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三大势力相争之地，这两个上源地区也曾经被政治整合在一起，被称之为“红俄罗斯”或者“红色塞尼亚”。其地缘属性，类似于同样处于族群交融之地的“白俄罗斯”。
蒙古人最先征服的波兰城市是维斯瓦河、桑河相交处的“桑多梅日”城（具体位置在维斯瓦河右岸），桑多梅日盆地之名，也正得自于这座板块枢纽城市。此后蒙古人沿维斯瓦河而上，向加利西亚西端的重镇克拉科夫（1320～1609年为波兰首都）发起攻击。波兰人寄希望于在克拉科夫阻击对手，然而狡猾的蒙古人，再一次将不熟悉其战法的欧洲人诱出了城，并利用弓箭消灭了落入伏击圈的波兰军队。
为了策应匈牙利的战事，拿下加利西亚的蒙古人可以做两个选择：A方案是从维斯瓦河源头南下，透过“摩拉维亚门”进入摩拉维亚河流域。此后蒙古人即可以选择向西攻击波希米亚或者奥地利，将神圣罗马帝国卷进来，也可继续南下，通过“匈牙利门”与主力会合；B方案是继续向西，进入与加利西亚相邻的第二个板块——西里西亚。
事实上，上述两个方案都是蒙古人的选项，只不过是要在执行完B方案后，再执行A方案。这样做的用意，是彻底让让匈牙利人失去从波兰获取后援的可能性。当然，波兰人并不清楚蒙古人的真实用意，他们希望的是能够在西里西亚完成阻击蒙古人的任务。公元1241年4月9日（比穆辛之战早两日），波兰联军在西里西亚莱格尼察市东南的列格尼卡（Legnickie）列阵，迎击来袭的蒙古军，史称“列格尼卡战役”（又称“瓦尔斯塔特[Wahlstadt]战役”）。
西里西里的地理范围为奥得河上游，列格尼卡则位于苏台德山脉与奥得河上游之间，基于位置关系，西里西亚向为德意与与波兰相争的焦点板块。蒙古人要是能够征服西里西亚的话，也相当于打开了入侵德意志的门户。不过在波兰人紧急备战的时候，德意志诸国并没有出手援助，而是仍然希望观望一下事态的发展。这种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倒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就像列格尼卡战役中，波兰方面的兵力是以西里西亚公国为主一样。
为了准备这场决战，波兰方面共征召、募集了将近3万——4万军队（以重骑兵为主，辅以部分从德意志矿区雇佣而来的步兵）。为了圣战理想，三大骑士团特别是与波兰关系密切的条顿骑士团，也提供了一定支援。从数量上看，波兰联军占据了不小的优势，并且装备精良。不过最大问题仍然在于，这支以重装骑士为主的欧洲军队，完全不熟悉蒙古人的作战方式。
波兰人并非没有和游牧民族打过交道，南俄草原的钦察人同样经常入境波兰袭扰。甚至在基督教世界的战争中，雇佣钦察人也是常有的事。这些突厥游牧部落给欧洲人的印象是，没有严格的组织性，战术通常以袭扰为主。然而蒙古军队却截然不同，虽然这些亚洲人表面看起来也没什么章法，但实际却有着严格的组织架构和纪律。借助东方战争中常用的令旗，蒙古人能够快速在战场上传达命令、调动军队。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蒙古人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机动能力，并不仅仅是靠蒙古马来完成的。
另外，认为蒙古人在野战中以只用轻骑兵破敌的想法是错误的。最起码在入侵欧洲的蒙古人当中，承担正面冲击任务的重骑兵，已经占到了总数的40%。在列格尼卡战役中，蒙古人先利用轻骑兵和骑射技术，远距离与波兰联军缠斗，待对手阵线变得散乱不堪时，再利用重骑兵冲阵。虽然波兰骑士的盔甲防护要强于对手，甚至能够阻挡蒙古人在运动当中发出的箭矢，但显然他们没有办法为战马提供同样程度的保护，而被受伤战马掀翻在地的重装骑士们，结局只能是被对手屠杀。
战役结束后，波兰联军至少损失了2.5万人。幸运的是，征服波兰并不是此次西征的目标，接下来蒙古人将转而向南，沿摩拉瓦河、多瑙河而下去参加匈牙利的战事了。这也使得列格尼卡战役成为了此次蒙古西征的战争边界。由于后来的金帐汗国，满足于在东欧的经营，没有再对波兰、匈牙利发动大规模入侵，列格尼卡甚至可以算是蒙古帝国所触及到的最西点。
今天的摩拉瓦河下游，承担了分割斯洛伐克、捷克，以及奥地利的重任。在13世纪，斯洛伐克则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波希米亚王国也得到了摩拉维亚，成就了今天捷克共和国的版图。这意味着，无论蒙古人是南下还是继续西进，都相当于在波希米亚王国边缘活动。事实上，同属西斯拉夫的波兰人，本来是非常希望捷克人能在西里西亚与之并肩作战的，后者也的确征召了五万兵马准备参战。然而正如前面我们分析的那样，权衡再三之后，捷克人也还是先看下波兰人的战果。
沿摩拉瓦河而下的蒙古军队，让波希米亚王国及南边的奥地利公国非常紧张，并迅速打消了在野战中御敌的想法。蒙古人也则在摩拉瓦河上游，试探性的攻击了波希米亚的边境城市。只是善于分化对手阵线的蒙古人，这次并不想真的把“神圣罗马帝国”牵扯进来。在显示出足够的武力威慑之后，北征的蒙古军队很快便穿越匈牙利门，沿多瑙河北岸东行，前往佩斯城与拔都会合了。
由于进入汛期难以渡过宽阔的多瑙河，穆希之战后的大半年时间中，拔都所率领蒙军主力都在多瑙河左岸大肆攻掠。总的来说，蒙古人在低地区的收获非常丰富，城镇几乎都被破坏、劫掠。然而在特兰西瓦尼亚高原等高地区，蒙古人却收效甚微。那些依山而建的城镇，极大了影响了蒙古人的攻掠效率。以至于在正面战场无力抵抗蒙古人的匈牙利人，开始有意识的退入高原、山地保存实力。事实上，蒙古人后来没有再翻越喀尔巴阡山脉，地形方面的顾虑是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钦察汗国在东欧平原的经营就顺畅的多了。
公元1241年12月，借助封冻的河面，蒙古人渡过了多瑙河，并攻占了布达等城。不久，拔都和蒙军主力则回到了匈牙利草原，以稳固胜利果实。之前从波兰战场南下的蒙古军队，则承担了在潘诺尼亚地区搜索匈牙利国王的任务。无力抵抗蒙古军队的匈牙利国王，试图从天主教世界获得庇护。然而蒙古人早就通过外交途径，让天主教诸国知晓，入侵匈牙利的直接理由，是匈牙利人收留了逃亡的钦察人。出于同样的理由，敢于收留落败匈牙利人的国家，也同样会遭受到蒙古人的惩罚。在整个天主教世界都袖手旁观的情况下，能够帮助匈牙利保留复兴火种的，就只有匈牙利自己。
除了被喀尔巴阡山脉-阿尔卑斯山脉-迪纳拉山脉合围而成的多瑙河中游地区（喀尔巴阡盆地）以外，此时的匈牙利王国还在巴尔半岛的西北部扩张成功。这使得蒙古人希望征服的匈牙利王国，还包括今天克罗地亚、波黑、黑山，以及塞尔维亚（北部低地区）等巴尔干国家在内，并成为了一个地中海国家。当日为了躲避蒙古人的追杀，花剌子模国王选择了逃往里海避难。现在，匈牙利国王和跟随他的残部，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帮助匈牙利王国成为沿海国家的板块是“达尔马提亚”。与亚得里亚海相接的达尔马提亚地区，是由“达尔马提亚半岛”及相对应的巴尔干半岛沿海地区所组成的。在拜占庭的势力退出之后，达尔马提亚也成为了代表海权威尼斯共和国，与代表陆权的匈牙利王国争夺的焦点。从1097年双方爆发第一次战争开始，一直到15世纪初，威尼斯人借奥斯曼帝国崛起之机，夺取达尔马提亚为止（匈牙利人要在南线再次充当“基督教之盾”），双方先后进行了不下15次战争。
巴尔干半岛具体的地缘结构，以及匈、威之间的恩怨，我们在后面解读奥斯曼帝国崛起时会详细解读。现在的话，大家只需清楚在蒙古入侵匈牙利时，达尔马提亚沿岸基本属于匈牙利王国的领地。这使得匈牙利国王有机会，在达尔马提亚群岛那1000多个岛屿中，选择一个即不受威尼斯人控制，又让蒙古人找不到的藏身之地。
为了完成拔都交待的任务，在潘诺尼亚攻掠的蒙古人，翻越迪纳拉山脉进入了达尔马提亚，不过想要探知匈牙利国王的具体下落，却是十分困难的。当然，蒙古人是肯定不会让自己闲着的，斯普利特等达尔马提亚沿海城市，相继受到了蒙古铁蹄的蹂躏。这也意味着，整个匈牙利王国的领地，都在承受着这场“黄祸”。如果不是一个重大信息从东方传来，没有谁会知道蒙古人还要在这呆多久。至于这是个什么消息，蒙古人后来又去了哪，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