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与创业史 纪念柳青与《创业史》_柳青创业史

纪念柳青与《创业史》

来源：文艺报 2014年02月21日07:17

李继凯：柳青的“创业文学”

　　柳青在《创业史》开篇的“题叙”里，花了不少笔墨来叙写1929年陕西的那次可怕至极的干旱(《陕西省志》记载有88个县大旱，受灾人口650万，死亡250多万)，描写梁三怎样在逃难的人群里找到了快要饿死的一对母子，从而有了自己的婆姨和继子，一起挣扎着生存了下来，并开始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业”之路。从梁三到成长起来的梁生宝身上，长期“潜伏”农村的柳青看到了中国农民对创业的持续追求及其引起的各种纷争。由此诞生了柳青的名著《创业史》以及他所精心建构的“创业文学”范式。

　　创业，无疑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且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无疑是中国人自近代以来最为热衷的一个“关键词”。无论是企业家、政治家还是文学家甚至普通民众都对此充满了期待。然而在列强欺凌、战争频仍、内乱不断的岁月里，这种热切的期待常常只能沦为幻梦，无论是个体创业还是集体创业都很难获得成功。但在20世纪中叶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却重新唤起了全民从事创业的热情和希望，其中还充盈着“实验”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蓝图和大胆实践合作化道路的勇气。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领域，前沿性实验的尝试常常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屡次失败的记录还可以成为最终试验成功的难忘而又光荣的记忆。但在社会科学及其实践领域，某种学说或主义的大规模社会实践却可能带来难以预期的结果，民众也很难容忍和承受相应的失败。这在学理层面大概也可以归纳为“文理学科的特点及不同”。但历史证明，无论是侧重于集体创业，还是侧重于个体创业，抑或二者兼容并重，都要经历“艰苦创业”确是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宿命”般的严峻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艰苦创业”同在的“创业文学”便应运而生了。

　　在中国大陆提起“创业文学”，人们自然就会想起柳青的《创业史》。这部著名长篇小说的诞生确实为创业文学提供了一种基本范式。这种文学的基本范式与集体创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史诗等时代话语密切相关。也正是由于这种鲜明的文学取向，造就了它作为“红色经典”的辉煌(当代文学史有所谓“三红一创”之说，指的就是《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这四部长篇小说均被视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在共和国60年文学史上也都是被公认的红色经典)和不朽的文学史价值，但也引发了持久的争议甚至是满怀仇恨的批判。通常“后人”观“前人”，揣想他们的失误或局限也许是必要的，但笔者以为，我们更要努力理解和阐释其历史必然性和作家敏锐性的一面。

　　《创业史》是一部全面反映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从创作构思来看，柳青对中国这一亘古未有的集体创业的巨大实验显然满怀信心，立志要给予忠实的也是艺术的记录，为后世留下一部恢弘的集体创业史。柳青原来构想中的《创业史》分为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第二部写初级社，第三部写两个初级社，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的联合，即高级社。但现实是残酷的，巨大的实验确实屡屡出现了严重问题，创作历程也被迫中断。即使后来复出的柳青重新拿起笔来，他也并没有完成或者根本无法完成这个宏伟的写作计划。人们现在看到的《创业史》，只是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上卷及下卷的前四章。仅这样，这部作品特别是第一部，还是获得了某些权威文学史家及部分国外汉学家的赞誉，某些文学史家始终将它作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并充分肯定其为现代集体创业文学的开创之功。但也总是有人不断指责柳青是在图解政治。其实，柳青是一位重生活、重实践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充满激情、渴求新变的作家。他的《创业史》相当真实地将中国农民渴望创业的愿望表达了出来。其间虽然着重弘扬的是创集体之业，但客观上也对那些渴望创私有之业的人进行了真实地描绘。这诚可以作为一种真实的历史文本来看待。历史也许会证明：创集体之业因其基础薄弱、条件甚差(物质与精神都未能跟上)，尤其是因为左倾冒进、急于求成而违反了客观规律，有些悲壮地显示了它的严重挫折，但是，既然是“创”，就会带有尝试的意味，探索的挫折并不一定会彻底否定探索的命题本身。

　　如前所说，柳青是那种自觉融入农民群众中的作家，充分体现了作家的“农民化”，尽管这只是一种深入生活的方式，也带有某种“实验”的意味，但事实证明，恰恰依赖这种扎根农村、贴近土地、融入民众的方式，使他获得了难得的真情实感，倾心创作出了《创业史》(第一部)这样的杰作，在同期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任何时代的文学哪怕是最杰出的文学文本都会有它的局限性(譬如李白不可能撰写出《红楼梦》，“古典”不会有“今典”的气息，明代文学也少有唐代文学的大气等)，而柳青自然也不例外(他不可能写出赌王的创业或现代职场小说的纷杂)。但柳青在文学领域仅仅抓住“创业”这样的时代“关键词”进行文学创作和形象塑造，却为后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心”或“影因”。我们很难忘却《创业史》这样的文学命名，很难忘却柳青对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强烈体验和无限关切，很难忽视他对创业者的重点描写。他对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形象塑造以及对传统个体“发家”的小农式创业的批判，充分体现出了他对现代合作化式的集体创业的热情关注和精心书写。其以《创业史》为代表的一些作品，真实记录了梁生宝们从事集体生产的创业轨迹，反映了当年火热时代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与生活经验，凝聚了进入新社会的民众空前的创业热情。作为书写“农业合作化”这种巨大社会实验的“创业小说”，柳青在面对土地革命及合作化这种破天荒的历史巨变时，殚精竭虑地创构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叙事的“创业”范式，在家国叙事、爱情描写及个人集体化的文学叙事中，体现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及责任心。

　　显然，迄今“创业”也应是共和国文学的一个中心主题。笔者曾于1997年出版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中指出柳青是用毕生的心血投注于“创业”主题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创业史》从文化意蕴上看也许并不怎样丰富，但是在集中揭示农民的生存经验和合作化道路的历史合理性方面，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创业史》昭示着一种诱人的理想，揭示着相应的探索与实践。虽然后来政策有所变化，但却不能否定《创业史》的“创业”精神。至今笔者的这种看法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有了进一步给予强调和申论的愿望。如果重新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场景，就会看到那时也确实有很多作品简单化地图解着政治，而柳青最大的功勋乃是他在当时政治氛围下却能够奋力为文学开辟一席之地，在生产劳动生活中展示了一幅幅家庭伦理的图景。同时，它又颇具汉唐雄风的气度和中华民族艰苦创业的精神，这也正是我们这个“人民”时代所始终需要的灵魂或“文心”。正所谓“文心可以雕龙，民心更可以雕龙”。亦如贺敬之诗云：“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作为“人民作家”的柳青自然会对人民创业的宏愿给予最为热切的关注。而当人民群众包括中国广大农民力图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创业的冲动和激情是如此强烈和充沛，当代中国作家也当竭力追求、潜心经营，为大时代留下更加辉煌的“新创业史”，而不是一门心思迎合市场或某些人的低俗趣味，通过所谓“文学创业”谋求个人发财发福的机会。

　　人类从物的崇拜进至神的崇拜，再到以人为本，进而以“命”(广义和狭义的生命)为本，其思想发展史充满了上下求索的困惑和豁然开朗的欣悦。但其间总是会伴随人对“创业”的渴望及努力。只是在有的时代，“创业”会被某种特定的“运动”所遮蔽。柳青就经历过这样的历史时期，“运动”遮蔽着“创业”，或者创业总是面临着过多的政治限制。难能可贵的是，柳青却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创业叙事”上，其他方面的叙事则大抵只是陪衬，而且总是能够显示出历史乐观主义的基调，并将希望寄托在更具有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身上，使其“创业小说”还不期而然地带上了励志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柳青的文学就是创业文学，不仅当年启迪了一代读者，如今仍可以继续感动读者，这深层原因恰恰是他那心系土地、心忧民生的“创业”情结使然。他在小说艺术语言上的追求，他的创新意识，以及他对中外文学的借鉴等，都只是为了更好地叙写创业历程、抒写创业情怀和弘扬创业精神。

　　自然，我们也不应忽视柳青创业文学与延安传统的内在关联。在当年的延安，最流行的话语中便有“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艰苦奋斗”；“大生产运动”；“劳动光荣”等。我们遥想当年，在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艰苦奋斗了13个春秋，他们以坚定不移的崇高信念和勇于开拓的创业实践，使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武装斗争的统帅部，并在拯救民族危亡和争取人民解放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创造了辉煌业绩，培育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奋进之魂——延安精神。此后共产党人依然积极提倡和坚持着对延安艰苦创业的精神信仰。事实上，在战争的烽烟和创业的艰难中，延安人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并逐渐成熟起来，形成了一种合金般硬朗的“延安精神”。而延安精神的核心就包含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而伟大的“创业”也确实可以改变现实，包括可以改变延安。柳青曾在《延安精神》一文中动情地写道：“……十年一梦，现在是三川辉煌，四山灿烂，不是当年点煤油灯和麻油灯时的神气了。电，使得任何偏僻地区的城市现代化起来；延安这个精神上的国际大城市，现在在物质上逐渐地强大起来了。”如今的延安乃至整个陕北，可以说都印证了柳青的预言。

　　言说柳青与延安传统的关联，还要注意这样两点：一是共产党人原本来自民众，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而《创业史》恰恰继承了“延安精神”这一优良传统，创构了经典文本，并通过满含生活气息的农村叙事和人物形象塑造，生动展示出一条与民同在、与民同心的历史轨迹；二是柳青来自陕北，在延安时期便创作了《种谷记》，这仿佛是《创业史》描写合作化运动的前奏。这部将种谷劳动行为作为描写中心的创业小说，以陕北农村王家沟集体种谷的事件为叙事线索，生动展现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柳青由此创构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村互助合作的长篇小说。

　　令人欣慰的是，在陕西，柳青身后有“陕军”或“白杨树派”，尽管后者在创作上有新探和新变，但创业文学的血脉在《平凡的世界》(路遥)、《浮躁》(贾平凹)、《白鹿原》(陈忠实)及《村子》(冯积岐)等名作中继续流淌。在全国，柳青身后有关于《创业史》的持续关注和讨论，激活了诸多关于延安文学、共和国文学、“创业文学”范式以及新旧人物塑造等众多话题的思考，这本身就表明了“柳青现象”存在的价值。

崔庆蕾：面向时代的写作

　　柳青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其反映革命历史进程与农村变革的系列作品是当代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种谷记》《铜墙铁壁》《狠透铁》《创业史》等作品展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面貌与思想历程，塑造了一批鲜活丰满的农民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柳青的作品曾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投身革命的成长历程

　　柳青于1916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中学期间便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和中外文学名著，并成为进步学生刊物《学生呼声》的主编。他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发表了散文《待车》——柳青的革命生涯和文学生涯在1936年同时开始了。此后，柳青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一名干部，而他的文学创作也随着岁月的磨砺而日渐成熟。这期间他主要围绕自己的生活体验，对现实生活进行如实的描写和反映，如短篇小说《误会》《牺牲者》《废物》《地雷》《一天的伙伴》《在故乡》《喜事》《土地的儿子》等。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柳青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奋斗的方向和目标。1943年，柳青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思想，深入陕西米脂体验生活，与当地的干部一起深入农村基层，通过在农村的工作实践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3年后，柳青根据这一时期的生活体验写成了长篇小说《种谷记》，这部以陕北解放区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成为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文艺方针的代表性作品。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鼓舞了柳青的创作热情。1947年，柳青又一次做出人生的抉择，从大连来到解放战争的前线陕北，这一次陕北之行使柳青收获了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铜墙铁壁》。在这部小说中，柳青展现了人民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标志着柳青创作的日臻成熟。1952年，柳青再一次深入农村，从北京来到陕西长安皇甫村落户，参加正在进行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一心希望从群众和大地获取养分的他第三次来到了农村，回到了“大地”的怀抱。在皇甫村，柳青一住就是14年，柳青扎根农村并不是蜻蜓点水般地采风，而是脚踏实地地融入到农村的生活中。在这里，柳青与当地的农民一起研究制定方针政策，推动农村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指导农民成立互助组与合作社，将农村分散的力量团结在一起，汇成一曲热情洋溢的“生产大合唱”。正是在这样“零距离”的亲身体验中，柳青遇到了他作品中的一个个人物原型：蒲忠智、郭公平、王家斌、王明发、高梦生。这些人物在现实的农村舞台上都有着先进或者落后、善良或者自私等鲜明的性格标签，他们就生活在柳青的身边，同柳青一起品尝了农村改革的艰难，也一同分享了抵达成功的喜悦，他们通过柳青的生花妙笔以梁生宝、郭振山、欢喜、白占魁等文学形象成为《创业史》中的“典型人物”。《创业史》第一部的发表标志着柳青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柳青通过这部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农村农业革命与进步的时代景观，艺术地塑造了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是柳青在皇甫村扎根生活的艺术结晶，朴素贫瘠的皇甫村孕育出了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创业史》，同时，皇甫村也成为一个响亮的文学地标矗立在了当代文学的版图上。

　　1960年出版的《创业史》使柳青成为一个全国瞩目的作家，但已经问世的作品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在柳青的计划里，《创业史》一共分为四部，在出版说明里柳青写道：“全书共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阶段；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人民公社建立。”然而，十年动乱夺去了柳青创作状态中最好的一段光阴，导致他的《创业史》未能按计划完成。1978年6月，柳青带着巨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他身后是未完的《创业史》书稿，是苦苦等待的读者，更是文学史醒目的缺憾。

　　柳青的价值观与文学贡献

　　通过对柳青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柳青的价值观念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和核心要素：

　　首先，柳青是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柳青是一个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个战士。柳青在成长过程中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自觉投身于革命的浪潮之中，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抱有坚定的信心，这亦是其人生信仰。柳青追随党的脚步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虽然并没有拿起枪上阵杀敌，但柳青始终用自己手中的笔以文学的形式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他是党的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战士，以笔为枪，建功立业。不管是贯穿一生的文学创作还是响应党的号召多次投身农村体验生活，都显现出柳青思想深处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其次，柳青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其文学创作贯穿了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柳青在火热的斗争中，一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此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柳青的学习并不是简单地听一下各种政策和口号，而是认真研读毛泽东的相关著作并撰写阅读心得。柳青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及自己对毛泽东相关文章的阅读感受。在《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一文中，柳青写到：“我以为作家要以正确的阶级观点与思想感情进行创作活动，除了走毛泽东同志所指定的这条路，再没有其他任何捷径。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照耀下前进吧。”由此可见，柳青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在《永远听党的话》一文中，柳青同样写到毛泽东思想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不要以为到生活中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一个现代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了。不，远远不是这样！还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切著作。一个作家面对着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伟大的群众运动，来施展他的文学技巧本领，如果不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就不要想写得准确和深刻，我们力争上游，就应该从这里争起。”毛泽东思想及其相关文艺理论对柳青创作的影响是深刻而具体的，柳青文学创作的深层次目标是指向并实践这一主题的。

　　此外，柳青对农民和农村充满深厚的感情。柳青响应党的号召，曾三次深入农村生活实践，柳青在农村的生活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听听故事、搜搜材料，而是真正的与农民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参与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中来。柳青的深入生活是“接地气”的，是真正的深入生活。除了文学创作之外，他的生活方式与当地的农民无异，柳青平时的装束就是标准的北方农民的样式，以至于在某些文学讨论会上，很多读者惊讶于大名鼎鼎的柳青竟然就是“这个人”。柳青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是深厚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形象都是在他融入农村生活后的收获，在他作品中满溢着真切的乡土气息，是他自身对土地和农民深厚感情的外现。

　　在这样的价值观念和历史语境下，柳青的文学创作呈现出那个时代的特有质素，这些特征是柳青的个体要素与时代环境融合的产物，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对文学史的贡献仍是显而易见的。在我看来，柳青的文学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鲜明的时代性完成对历史的文学化记录。柳青的文学创作，不管是早期的小说还是后来的长篇巨著均以正在进行的战争革命或者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为叙述背景和对象，在题材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一定程度上用艺术的手法呈现出丰富浩大的时代进程。其二，以浓郁的乡土性展现乡村生活和乡土文化的丰富性。柳青小说的主要人物和舞台背景基本是以农民和农村为主题的，其本人丰富的农村生活体验使他颇为熟悉农民的生活特性和农村的风土人情。对乡村生活的细节描写及对乡土风俗文化的展现是其小说的重要艺术价值所在。其三，以独特的农民群像树立乡村英雄的丰碑。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农村的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之相对应的农民的性格与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柳青笔下的农民并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也没有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农民做简单的划分。柳青更为人性化地展现了他们的落后与进步、他们的愚昧与朴实。在柳青笔下，他们都是“成长型”的人物，柳青细致地描摹出他们在新环境下的人格成长与精神演变，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英雄，但这样一幅错落有致、色彩各异的农民群像更具真切感和丰富性，堪称一座英雄的丰碑。

鲁太光：“梁生宝”形象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在今天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在我有限的关于中国农村或乡土的阅读中，没有一部小说作品能够像柳青的《创业史》那样令人浮想联翩，也没有一个人物形象能够像梁生宝那样令人感慨万千。不过，这一切，都要从一场激烈的争论说起。

　　1960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小说一面世，就引发热烈反响，并逐渐引起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小说中到底是以梁生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更加真实呢，还是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旧人”形象更加真实？

　　持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是冯牧，他撰文褒扬《创业史》不仅落后人物如梁三老汉、郭振山等塑造得很出色，更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以梁生宝为首的几个体现了时代的光辉思想品质的先进人物形象。通过这些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后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邵荃麟持不同意见，认为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负担，因而，梁三老汉才是真正的典型。

　　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是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严家炎，他于1960年代初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持续、深入的讨论。他毫不讳言地指出《创业史》中最有价值的人物形象是梁三老汉而不是梁生宝。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他在互助合作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状态是有代表性的，《创业史》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而成功地再现了作为个体农民的梁三老汉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的苦恼、怀疑、摇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作品又发掘和表现了他那种由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最终要走新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据此，严家炎认为：“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他进一步指出：“艺术典型之所以为典型不仅在于深广的社会内容，同时在于丰富的性格特征，在于宏深的思想意义和丰满的艺术形象的统一，否则，它就无法根本区别于概念化的人物。”

　　这样的观点一出来，连一贯以厚道、宽容著称的柳青也忍不住在《延河》上著文反驳。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柳青回应说，严家炎的这些评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因此他无法保持沉默，接着他详细解释道，“《创业史》这个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沿着柳青的思路进一步推理，下面的结论应该不是画蛇添足：这个村庄各阶级人物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矛盾和统一都是通过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体现出来的，而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归根结底又都集中在梁生宝身上，因而，这个意义重大的主题只有通过梁生宝这样的“新人”形象才能充分表现出来。

　　写到这里，争论的核心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争论双方之所以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并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纯文学”和“方法论”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为了“历史观”和“目的论”的问题。

　　我们知道，梁生宝一直是《创业史》的结构核心，在蛤蟆滩这个小世界里，他似乎无处不在，而其他一切人物也似乎都因为他的存在才获得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郭振山的争强和苦恼、姚士杰的阴谋和仇恨、改霞的爱情和彷徨、县里派来的农业技术员韩培生的真诚和幼稚，甚至连县委杨书记的感慨和思考，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测量和检验——他成了小说中的一种标准，一种尺度。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柳青心目中，梁生宝不仅是小说结构的重要因素，而且还是作者的审美主体，是作者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载体，所以，如果抬高梁三老汉的地位，就等于釜底抽薪，不仅否定了梁生宝乃至《创业史》的艺术价值，而且还否定了作家期望通过梁生宝这一审美主体所传达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或许，这就是柳青对相关评论情绪激烈的原因吧？

　　双方看似尖锐对立的观点背后其实有一种深刻的关联性。当年严家炎之所以从“意识到的历史深度”和“细节的真实性”要完美结合的角度出发，一口咬定梁三老汉是“蛤蟆滩”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因为柳青用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描摹出了梁三老汉在历史巨变中的摇摆以及他摆脱摇摆走向新生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否定这历史的必然性，而只是质疑柳青表达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方法问题；而柳青之所以对严家炎的评论“横眉冷对”，一方面是因为梁生宝确实是其思想和艺术探索的凝聚，是其建构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历史主体，另一方面，或许他潜意识里担心这样的质疑会导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严重后果，即担心在质疑这种表现方式的同时，也一并质疑这种表现方式所指向的历史必然性。

　　现在看来，柳青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沉寂多年后，这场争论又在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时再次爆发，且逐渐偏离“方法论”问题，指向柳青所担心的“目的论”问题，即在将梁生宝定义为公式化、概念化的虚假人物的同时，他所立身的那段历史也相应地被虚化了。

　　纵览这些争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产生了。我们眼前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民”形象——梁生宝和梁三老汉。这两种“农民”形象是如此的截然相反，以至于像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笔下那个在战争中被炮弹分成两半的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子爵一样：一半大公无私，一半自私自利；一半一心向前，一半专门落后。伴随着这两种农民形象的，则是两种不同的农村景象：一个是小农经济的农村，一个是互助合作的农村；一个是落后的农村，一个是现代的农村。伴随着这两种不同的农民形象和农村景象的，又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判断：梁三老汉的农村才是真正的农村，而梁生宝的农村，则是生造的。

　　然而，果真如此吗？

　　如果我们对《创业史》有一个认真细致的阅读，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个体贴同情的辨析，对小说的结构有一个全面辩证的关照，对那段历史有一个客观实在的反思的话，就会发现问题决非如此简单。因为，虽然梁生宝是寄托柳青世界观的审美主体，但从来就没有脱离梁三老汉而独立存在的梁生宝，也从来没有脱离梁生宝而独立存在的梁三老汉，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不仅不是彼此外在的他者，而且更是彼此内在的自我，他们彼此就是对方的身体和影子、肉体和灵魂，或者说，梁生宝不过是一位生活在新时代的梁三老汉，而梁三老汉也不过是生活在旧时代的梁生宝……如果做一个略微细致些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所关照的范围有大有小，但与此有关的所有的痛苦和幸福、欣喜和忧患都一脉相承：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发家创业”，不过一个发的是“小家”，创的是“小业”，而另一个发的是“大家”，创的是“大业”；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吃苦耐劳，只不过一个是为了“小家小业”而吃苦耐劳，而另一个则是为了“大家大业”而吃苦耐劳；他们共同的梦想都是想做自己的主人，只不过一个是想做“三合头瓦房院”里的主人，而另一个则是想做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主人……

　　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能够从梁生宝身上看到梁三老汉的影子，也能够从梁三老汉身上看到梁生宝的影子。不过，我们没必要过多地在这些细节上做文章，因为，之所以说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彼此是对方的肉体和灵魂，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互文”关系有一个更高的依托——哲学一样系统而辩证的结构。

　　我们在意识到梁生宝是小说主人公和核心的时候，往往没有意识到他是在梁三老汉的心灵世界中长大成人的，没有意识到梁三老汉饱经沧桑的眼睛始终笼罩在这个世界上，笼罩在梁生宝身上，而梁生宝的眼睛也从一开始就跟随着梁三老汉的眼睛，并逐渐成长起来，开始反观梁三老汉的眼睛，从另一个方向关照这个世界，从此，这两双眼睛就交织在一起，彼此冲突、交流、对话，最后，两个不同的世界也在这两双眼睛的沟通中融为一体，一个崭新的世界由此而诞生……

　　小说的“题叙”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梁三老汉那双饱经沧桑的眼睛，然后看到的是这双眼睛所笼罩着的那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以及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的一个孩子——梁生宝——的成长，而且，我们看到这双眼睛也始终为这个孩子的成长而激动，而兴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梁三老汉对“儿子”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题叙”中的梁生宝简直比梁三老汉还“梁三老汉”，不仅像继父一样吃苦耐劳，而且比梁三老汉还更会过日子。可现实却如此残酷，身强力壮的父子俩苦打苦熬了几年，日子不仅没有发起来，反而每况愈下。爷俩“破命”创业的算盘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样，幻灭了。

　　这就是“题叙”的意义。它不仅奠定了小说的叙事基调，而且还包卷了整个小说，为小说叙事推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要想理解这部小说，就必须理解这个“题叙”。正是这个“题叙”告诉我们，梁生宝不仅不是对梁三老汉的背离，而恰恰是对梁三老汉的扬弃——他们虽然不是“血缘”上的父子，但却是精神上的父子。而梁生宝们所从事的互助合作事业，不仅不是对梁三老汉们的背离，而恰恰是对他们的“事业”的扬弃——吸收其过好日子的强烈渴望，并剔除他们只顾个人发家创业而不管他人死活的狭隘个人主义。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的问题上来，即对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彼此割裂的理解，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对梁生宝形象一边倒的批判和对梁三老汉形象一边倒的赞扬，不仅不是来自作者的分裂和文本的分裂，也不是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分裂，而恰恰是来自于这些批评者自身的分裂，来自于他们对现代历史一厢情愿的单向理解……因为，恰恰是在《创业史》中，通过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辩证关系，柳青表达了他对现代历史的辩证理解，让我们看到现代历史既是一个空前进步的时代，又是一个空前绝望的时代，让我们看到现代历史是一个在进步与后退的矛盾斗争中不断扬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前辈们不仅瞻前，而且顾后，不仅批判，而且继承。

　　这一主题，隐含在小说文本中。

　　由于结构原因，《创业史》省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梁生宝为躲避抓壮丁而在终南山中的“隐居”生活。单单通过这部小说，我们无法了解梁生宝在荒山野岭中的生活，我们只知道1949年的夏天，在深山老林中隐居了多年的他终于回来了，而且一回来就换了“心胸”，一心一意投入到火热的“世事”中去了。

　　那么，是什么使梁生宝发生了质变呢？

　　在笔者看来，柳青没有“秉笔直言”的这个部分恰恰是小说中最意味深长的部分，因为正是在这一部分中梁生宝实现了“化蝶”——从梁三老汉的蚕蛹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新人”。

　　那么，这一文本“空白”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内容呢？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我们为《创业史》中这个“空白”所阻隔而无法前进时，却在赵树理的长篇小说《灵泉洞》中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为了躲避鬼子、汉奸和国民党军队的蹂躏，金虎和小兰在山洞中过了一段“山中无甲子，岁尽不知年”的安稳日子，可是一不小心，被国民党警察给发现了，他们只好沿着山洞中的流水逆流而上，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从山洞中“钻”了出来，来到了一个大山顶上，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片片的山药蛋。原来是他们村的老李洪为了躲避兵荒马乱而带领全家来到了这个无意中发现的“洞天福地”。接下来，作者领着我们进入这个“桃花源”，耳闻目睹这里的幸福生活：鸟语花香、水清木秀、物产丰饶、人情甜美。

　　好一个世外桃源，人间天堂。

　　然而，赵树理之所以化腐朽为神奇，把这荒山野岭描摹得像人间仙境一样，不过是用这里的幸福反衬人间的苦难，从而批判现存社会制度的丑陋，并呼唤平等、民主、互助、幸福的新社会。因为，就像《创业史》和其他作品中所透露的一样，这里固然物产丰美，但也决不是什么人间乐园——陪伴他们的，除了那些美好的事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看得见”的狼虫虎豹和“看不见”的风雨雷电，尤其重要的是，寄身荒野不过是他们无可奈何的逃生之计，是他们在生活地形图上所能选择的最边缘、最危险、最绝望的生存方式之一。

　　把梁生宝的变化放在这个框架中来理解，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梁生宝之所以放弃梁三老汉式的发家梦想而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去，不是山中的隐居生活让他迷失了庄稼人过光景的正路，而恰恰是这一段山中的隐居生活叫他和这吃人的“丛林社会”拉开了距离，得以冷静地观察这社会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现实，叫他看清楚了人间的苦辣酸甜，看清楚了人类社会血战前行的历史……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发现！

　　正是这个惊人的发现让梁生宝从梁三老汉的胞衣里挣扎而出，开始了自己艰难的实验和求索，而梁生宝转变的秘密，也正是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转变的秘密——它已经在小农经济的泥淖中挣扎了千年，不得解脱，现在，它就要开始史无前例的探索了。

　　然而，这探索是何其艰难。

　　小说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在土地改革的那年冬天里，梁三老汉在他的草棚院里再也蹲不住了，每天心神不宁，担心“还家”的土地不牢靠，而在确认土地真成了自己的后，仿佛有一种奇妙的精力注入了他那早已干瘪了的身体——他那弯了多年的腰杆竟然又挺直了。他浑身充满了活力，准备大干一场，把家发起来。

　　梁三老汉身上发生的变化，是在土地改革的催化下发生的。

　　然而，土地改革的成功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第一步，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运动必然同时又是一种思想文化运动。可是，土地改革运动既是对传统伦理的回归，也是对彻底的私有制的回归，在释放了巨大的解放性力量的同时，也暴露了根深蒂固的囚禁性力量——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拆除了隐藏在晚清和民国的现代化运动背后的压抑国计民生的桎梏的时候，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历史已不止一次证明，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我们不过是再走一遍老路，重新回到那个我们刚刚推翻的国家和制度，重新将刚刚正当过来的历史再次颠倒。

　　在当时的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文化的胜利，就是说，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地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是两回事。《创业史》，这部反映互助合作运动的杰作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么一幅不进则退的历史图景。

　　不用说蛤蟆滩的地主和富农们，不要说在贫穷和劳累中给跌打得迷失了自我的梁三老汉和王二直杠们，也不要说土改时的领路人郭振山，单说梁生宝的左膀右臂高增福吧，表面上看起来，他似乎是坚定的革命者，不仅有高涨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要求，而且具有“自觉”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但这不过是一种假象，他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要求仍然停留在土改阶段，他之所以坚定地支持梁生宝和互助合作事业，与其说是对社会主义未来的渴望和憧憬使然，不如说是对贫穷的恐惧和对剥削的憎恨使然，因而，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与其说是自觉的，毋宁说仍是自发的。

　　这样，教育农民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因为，要想把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彻底抛弃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遗留下来的思想渣滓，把这场政治和经济运动引向文化运动，把这场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引向社会主义阶段。

　　就在这样的时刻，具有明确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出现了。然而，我们不可以说梁生宝是一个概念化的形象，因为，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从来没有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脱离与他息息相连的父老乡亲，他不仅始终没有与那场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相脱离，而且也始终没有脱离那片生养他的土地和传统。

阎浩岗：《创业史》的艺术魅力

　　农业合作化运动已成过去，而以合作化为题材的《创业史》却并未失去其艺术魅力，因为其魅力并非源自具体政策，而产生于作品饱含的人伦挚情和创业激情，以及对人类善良品质的歌颂、对人类尊严的维护。这些内容超越了时代阈限，使今天的读者仍能受到感染和激励，陶冶和启迪。

　　非血缘的人伦挚情

　　曾有人撰文论及“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亲情的退场”，我以为柳青的《创业史》不应归于此类。该作品写到了生宝妈、振山妈以及姚士杰的母亲对儿子的母爱，而给人印象深刻、许多论著也已论及的，还是梁生宝和其继父梁三老汉之间的父子情。由于他们二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拟亲情”或“准亲情”。

　　《创业史》表现梁三、梁生宝之间的继父子关系时，虽然也展示了其隔膜的一面，并把它作为个人发家与互助合作、共同富裕道路之间斗争的表现形态，但给人印象更深也最感人的，却是其温馨的一面。当年，丧父的生宝随母亲流浪到蛤蟆滩时年仅4岁。梁三决定和生宝妈结婚时，看到孤苦伶仃的生宝冷得颤抖，马上要给他改修一条棉裤说，“他将要把孤儿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模一样抚养成人，创立家业哩……”“梁三的一个树根一般粗糙的大巴掌，亲昵地抚摸着宝娃细长的脖子上的小脑袋。他亲爹似的喜欢宝娃。”婚后，生宝妈“喜欢他心眼好，怜爱孩子”，有人偷听其夫妻夜话，听到的“除了梁三疲劳的叹息，就是两口子谈论为了他们的老年和为了宝娃，说什么他们也得创立家业”。生宝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继父和他妈给他的足够教导”。听说生宝在财主家受到欺负，“一直关切地站在旁边的梁三老汉，脸色气得铁青”；个人创业失败后，梁三安慰生宝；牛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但生宝被抓壮丁时，“梁三老汉坚定地卖了大黄牛，赎他回来”。可见，合作化运动之前，梁三与生宝感情很深，他们家的家庭关系是和谐的。合作化开始之后，即使在对生宝的行为不理解、讽刺地称其“梁伟人”时，他的心里也一直称儿子“俺生宝”。儿子要进山，他担心，他难受，不忍当面告别；听说山里出了事，他昏倒在地。从生宝小时候起，梁三就为他而自豪，说“三岁就可以看出成年是啥样”；儿子买回小牛犊，他开始不同意，被说服后感到自己“心眼远不如这个刚出世面的小伙子灵巧哩”。第二部里写建社之后，他称儿子“主任”，这已不是嘲讽，而是有点敬重，又有点得意了！其实，当初称之“梁伟人”，除了嘲讽，又何尝不带点骄傲呢？第一部结尾，灯塔社成立以后，听到街上人们对生宝的称赞，他的自豪感达到顶峰。有同情心的读者肯定也莫不为之感到欣慰、感到快乐。生宝对继父的感情，作品也有表现。进山前坚持当面话别，在县区领导面前为继父辩护，特别是第一部结尾为老汉“圆梦”，做一身全新的棉袄棉裤，感动得老汉落泪。作品虽也有多处写到他们父子之间关系的隔膜，写到梁三甚至一度对儿子强烈不满，因误以为其“不孝”而伤心，生宝不在时他大吵大闹。作品还多处写到邻居乃至领导提醒他们父子关系的非血缘性及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关系，但这些描写的作用与效果，一是引出了两条致富道路的冲突，一是使得这种特殊的父子之情的描写更具张力，父子和解时产生的情感冲击力也更强。

　　判断在意识形态影响占压倒地位的那个年代产生的作品能否传世，能否使后来的读者感到有可读性、受到艺术的感染，并进而有所得，就看在剥离了意识形态的外壳或因素之后，它是否还有某种普世价值和艺术感染力。在“样板戏”中，《红灯记》的艺术感染力最强，今天的观众看了也会受到感动，除了其表达的民族情感、爱国精神，更直接的原因是它所表现的李玉和一家三代三口的非血缘的深情特别感人。这种情感在文本中被解释为“阶级情”，在阶级话语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又可解释为一种“义”——李铁梅在刑场上对养父唱出的“十七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最催人泪下。在腥风血雨饥寒交迫中，含辛茹苦把一个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未满周岁的女孩抚养成人，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而把自己养大的义父就要那么悲壮地永远离开，这又是什么样的感受！这方面，《红灯记》与《创业史》有异曲同工之妙。

　　生气蓬勃的创业激情

　　《创业史》中感人至深、至今仍不会使人感到隔膜的另一种情感，就是全书洋溢着的创业激情。这是人物热爱生活、生命力旺盛、生气蓬勃的表现。这种激情不仅表现在正面理想人物的身上，也同样表现于中间人物乃至“反面人物”身上，使得整部作品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这也是这部作品与其他合作化题材小说的不同之处。

　　小说及报告文学表现主人公“创业”经历的并不少见。新时期出现的长篇《平凡的世界》也写到了孙少安的创业，这是它与《创业史》的内在联系，也是路遥与柳青精神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二者创业的方式与途径不同，但那种激情与闯劲是一样的。读《创业史》我们可以发现，这部书里人物众多、立场身份各异，但主要人物在创业激情方面是比较一致的。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梁大老汉和儿子梁生禄、“铁人”郭庆喜是其中最突出的。“题叙”部分写了梁三老汉及其父亲为创业发家而拼命奋斗的经历，以及梁生宝早年和继父一起试图以个人奋斗方式发家创业的激情和奋斗过程。作品对“劳动”的歌颂，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超意识形态成分。小说多次写到郭振山是农业劳动的一把好手，尽管对其只顾个人发家、不热心互助合作持批评态度，但写到其劳动时并不乏赞美之意。小说还写到土改时富裕中农郭世富精神受到刺激得了重病，“一个挺爱劳动的人，不知不觉要死了——郭振山觉得怪可惜”，而对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白占魁，作者则表现出相应的轻蔑，尽管他是个贫农，“革命性”也很强。高增福、任老四等由于基本条件较差，没有多少个人创业发家的雄心，但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后，其潜在激情也被激发调动出来，积极投入到集体创业的事业中来。

　　梁生宝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最先超越了个人发家创业的追求，这也使他不再是一个传统类型的农民，而成为了一个“新人”。蛤蟆滩另一个强人郭振山在庄稼人中也属出众人物，他的某些方面让人联想到《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比如他敢想敢干的魄力，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与强敌面对面争斗的勇气，与普通农民相比较远大的见识。他鼓动改霞进城市当工人，潜意识里也许有破坏她与生宝婚姻的动机，客观上却表现出其超越乡村生活的视野。他懂得“念书和种地不同，心杂了念不进去”，替改霞物色对象，关心对方“思想儿怎样”、“入团哩没”。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庄稼人，如作品所说，他是庄稼人郭振山和共产党员郭振山的合体。他没有更进一步的开拓精神，可以设想，这种类型的农民即使遇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未必能成为领先的农民企业家，至多在其他人创业成功后成为跟着起来的创业者。

　　梁生宝为什么放弃了个人的发家之路？从文本表层看，是因解放前那次发家创业失败，激情受挫所致。但文本的叙述“空隙”还昭示我们，这条路也并非根木走不通。例如，郭世富、梁大都是由贫农发展成了富裕中农。不过，他们的发家是由于偶然因素。凭生宝的干练机灵，也不是绝对不可能遇到并抓住类似的机遇，起码他可以像郭振山那样过上相对宽裕的日子。但他与郭世富、郭振山及梁大父子有重要区别。一是他作为更年轻一代的杰出者，善于接受新事物，能迅速适应并顺应时代的变化。二是他更善良，更有对别人的同情心，当遇到互助合作的大趋势时，他的这些天赋遇到了适当的气候和土壤，使其成为走在时代前头的人。梁生宝这种素质、这样性格的人，是新时期以后的真正传人，应当是《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而非田福堂。

　　善良与尊严

　　“善良”或“好心”在《创业史》中并非无关紧要的词语，它其实是作者臧否人物的标准之一，尽管这也许是处于其潜意识中的。作品多处写到人物的善良和好心，如写梁生宝：“他胸怀里跳动着这样一颗纯良而富于同情的心”，“有啥法子呢？眼看见那些困难户要挨饿，心里头刀绞哩！”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姚士杰、郭世富、梁大老汉和梁生禄的冷酷无情。

　　《创业史》里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是“尊严”。《创业史》里的几个主要人物，梁生宝、郭振山、梁三老汉、郭世富等，乃至二流子白占魁，都表现出比较强烈的自尊需要。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郭振山。对于他来说，“威信”和“发家”显然都重要。他选择“在党”，首先是满足了“归属和爱的需要”，最终是满足了自尊的需要。即使是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梁三，也有着很强的自尊心。他的前半生致力于个人发家创业，当然首先是为生存，但同时也是为了人生的尊严。他饱受穷困时受尽屈辱，他之所以最终能改变态度，支持儿子的事业，很大程度上是因儿子给他争了气，使他作为“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得到了别人的尊重。小说开头一章就写了他去看郭世富家盖房架梁的仪式时受到的蔑视和屈辱。而在第一部结尾，梁生宝从事的互助合作事业初步取得成功，互助组进山赚到了钱，庄稼获得丰收，灯塔农业社成立之后，在黄堡镇大集上，在排队买东西的人群里，听到大家对生宝的称赞以及对梁生宝“他爸叫啥”的询问，穿着全新棉袄棉裤的梁三老汉流出热泪。他想到：“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吗？”这和开头的场面恰成对比，形成首尾呼应。《创业史》不正是人性尊严的颂歌吗？

　　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梁大父子们的自尊，与梁生宝自尊的不同，前者的自尊没有和善良、同情心结合在一起，而在梁生宝身上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从心理学上说，梁生宝的奋斗，他对互助创业之路选择的内在动因，在于其善良天性和自尊需要的统一。

　　梁生宝4岁时是作为一个孤儿来到蛤蟆滩的。刚到这一个生地方，他的感觉是“骇怕”，肯定还有自卑。成为在蛤蟆滩地位低下的穷汉梁三的养子，有了依靠，但这并不能满足他的自尊心。在吕二财东家熬半拉子长工时他受到的最大伤害，也主要是心理上的。在合作化之前，他“创家立业的锐气比他继父大百倍”。早年他买牛遇到继父阻拦时，他说继父的“过法”是“没出息的过法”，说明他的进取心、好胜心有多么强烈。但解放前创业的失败，使他认识到了“政权”的重要性，所以，共产党一来，当发现共产党是给穷人撑腰、要依靠他这样的人后，梁生宝以他的抱负、精明与远见，马上抓住机遇，当了民兵队长。虽然梁生宝看上去沉稳低调，他内心深处却是要过得轰轰烈烈！他“做出一些在旁人看来是荒唐的、可笑的、几乎是傻瓜做的事情”，这“旁人”的观点，正是普通农民的观点，而梁生宝不是普通农民，他是农民里面少见的具有雄心壮志的杰出人物。

　　梁生宝的这种热情，与《子夜》中的吴荪甫并非没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属于将理想和事业置于爱情之上的那类人物。和其他农民一样，梁生宝也是在追求活得带劲儿、活得有味儿，但对于如何才能活得带劲儿、有味儿，他和普通农民有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带领大家实现理想，就需要有权力。当在大会上听到省劳模王宗济的事迹后，他就想到“王宗济能办成的事，咱办不成吗？……只要有人出头，大伙就能跟上来！”想到自己“威信不够”时，他有些犹豫，而想起“有党领导”时，他抛弃了自卑，毅然跳上有3000听众会场的主席台，向王宗济的“挑战”表示应战决心，从而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他在领导和群众中的“威信”开始向超越郭振山的方向发展。在与改霞的爱情问题上，梁生宝可能处理不当，但却也是自尊心使然，性格使然——他这样处理，也是为了自己的“威信”，因为他“总觉得四周稻草棚棚外面，有人盯他和改霞说话，很担心他在村里的威信受到损伤。他的威信不够，为了能办好党交给的事业，必须尽力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使群众跟着走的时候，心里很踏实”。

　　《创业史》真实生动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活故事”，感人地表现了人伦挚情与创业激情，歌颂了人的善良与尊严等普世永恒的伦理价值，这使它具有了不可否认的文学价值。

刘 宁：柳青的文学遗产

　　1952年5月25日下午，柳青辞别《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此后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长安县乡村生活，从而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投入社会生活的劲头，看到了中国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艰难而义无反顾的历程，他决定以自己全部精力来描写中国农村所发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在长安14年，不仅他创作的著名《创业史》，而且他直面现实生活，书写时代大变革的写作精神，民族化形式的追求，以及所开创的“柳青道路”，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后世一代代作家，尤其是当代陕西作家。显然，柳青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

　　柳青的文学遗产首先是一种精神财富。尽管1949年以来，有关柳青及其《创业史》存在的合理性都有着极大的争议，但是《创业史》描绘出了中国农民告别私有制走向集体化道路的时代大变革，勾勒了历史演变的洪流，也展示出社会变革时期的一些冲突矛盾，描摹出其中隐藏着的种种潜流，塑造出了像梁三老汉、王二直杠这样的中间人物。与写同类题材的同代作家相比，柳青似乎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他把自己的艺术视野放置在人民大众所普遍关心和迫切期望解决的社会问题上，仅此一点，就可以肯定地说，柳青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而今柳青离开我们已经40余年了，但是柳青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仍需要当代作家继承和发展。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在现代化进程里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在进行着嬗变，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写出这个时代社会的变迁与人们心灵的裂变历程便是中国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就以柳青所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来讲，今日的乡村已经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农村了，农民也已不是鲁迅小说中的阿Q、茅盾笔下的老通宝、柳青文中的梁三老汉、路遥作品里的高加林，而更多的是孙少平、刘高兴之类的人物。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农民与他们父辈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们生活的空间和遭遇的时代也与历代农民不同。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本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今，人员的流动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流动引发了婚姻家庭的不稳定问题。乡村中的伦理秩序在逐步解体。传统乡土中国是由士绅阶层来进行掌控，然而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绅士阶层式微并退出了历史舞台，农村出现了新兴势力。怎样重新建立乡村秩序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当年柳青在《创业史》里展现了共产主义思想占据了乡村的统治地位，传统的宗族、宗教、民间信仰逐渐退出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的状况，然而改革开放这30余年，连这些共产主义信仰也瓦解了。显然，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是处于一种混乱、多元并存的样态。农民的社会文化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究竟是怎样的，是当代文学需要关注的焦点。

　　作家有责任展示出社会变迁中的矛盾冲突，描绘出我们在现代化转型中遭遇的种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困境。在这方面贾平凹始终是走在前列的，抑或说他继承了柳青的精神遗产。《带灯》通过讲述一位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的“维稳”经历，写出了当下底层社会不断涌动和深刻隐伏着的各种利益纠葛与人际矛盾，及其与此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的弊端。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贾平凹一再强调：“几十年的习惯了，只要没有重要的会，家事又能走得开，就邀请朋友到农村去跑。”诚然，今天的乡村问题太复杂了，尤其是科技极大地改变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作家要想静坐书斋，凭借着遐思便能创作出撼动人心的好作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至此，我们就不得不提及当年柳青所开创的“柳青道路”。这本是中国知识分子渴望摆脱小资情调，弃绝感伤情绪所走的思想“改造”之路，在柳青则被视为走进“生活学校”，即通过拥有深厚的生活积淀，从而创造出伟大之作的必由之路。在柳青看来，社会冲突在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情绪和感情上反映出来的速度、强度和深度，标志着作家气质的特征。每一个时代最先进的世界观水平即最先进的政治觉悟水平，它要求每一个时代最先进的作家气质总是与群众同生活、同感受、同爱憎。为此，他抛弃了大城市的繁华生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后来，路遥学习他，提着一个装满书籍的大箱子四处奔走搜集写《平凡的世界》的资料，力求多接触农民，倾听农民的心里话。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扎实的“到农村走走”的田野调查，才有了深切而独特的乡村体验和感受。也只有深入最底层的生活，作家才会有不竭的创作源泉。

　　柳青的文学遗产还在于对民族化形式的探索。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为世界学者所公认，它曾经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过诸多外国学者的关注，但是展示中国问题的任务必然是由中国作家来完成的，而我们需要展示的则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和气派。尽管有关民族化形式的探讨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大话题，但是对民族形式的探索至今仍然是当代文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时隔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柳青《创业史》里强烈的立史意识，史诗性的写作方式，感受到他写关中农民拉家常话时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体验秦地方言里所透显的一种慷慨激昂的审美风范。柳青是把中国史传传统与地域文化，即这些民族化形式转化为自己写作的一种资源，并经过创造之后，变成后辈作家取之不竭的文化遗产。从路遥到陈忠实、高建群都写下了史诗性的作品，陈忠实的《白鹿原》则通篇都采取秦地方言写作，并将秦腔作为表现小说叙事节奏和塑造人物的重要元素。显然，柳青遗留下的文学遗产无论是写作理念，还是生产方式、写作技巧都是后世作家创作取之不竭的资源。

　　柳青这一代作家在革命队伍里成长，之后又赶上了社会政治运动，所以他们的创作必然会出现配合党的路线方针的政治倾向，他们有自己时代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但是，他们还是做出了成绩，这成绩就是放置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能够长期和群众在一起，有一种努力探索的精神。所以，今天我们谈及柳青的遗产，就是要继承前辈作家的优良传统，摒弃他们因为时代的特征而滋生的缺陷。当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徙的时代，这是一个富有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时代。柳青这一代作家显然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时代任务，展现乡村新变的重任就自然落在新一代作家的肩上。那么，一个空巢的、寂静的乡村该如何进入文学书写的新境界？在我看来，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广泛、最基层的群体，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观念信仰是最能反映当下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晴雨表”。因此，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还是要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来展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且要考虑如何对这些日常生活进行审美化。这不仅能紧扣住时代最敏感的脉搏，改变旧有的农民形象塑造单一的缺陷，而且有助于从深层次揭示出农民心理的嬗变过程和发展趋势。

张永东：柳青与秦地文化

　　柳青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他以深厚的秦地文化为依托，用充满人文关怀的笔墨抒写了大时代中秦地农民的生活命运、物质欲求与中国梦想，先后创作了《种谷记》《铜墙铁壁》和《创业史》等重要作品。他扎根土地，创造、复活、重构了具有生活底蕴的秦地风俗文化、再现了秦地民间艺术，提炼了秦地方言，把宏大的创作意图融入日常生活叙事氛围之中，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域色彩。

　　一

　　民俗是民间生活文化的基本构成。柳青在小说创作中对秦地民俗进行了多方面的叙写，具有浓郁的“秦风秦韵”，其中婚丧嫁娶是作家着力复活和重构的民俗事项。

　　柳青于194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喜事》叙写了陕北旧式婚俗。小说写了鼓乐手、“引人的”、“送人的”和迎亲场景。还写了“定亲”、“送喜糕”、“拜神主”、“见大小”、回门等习俗，比较完整地再现了陕北传统婚俗礼仪。在《铜墙铁壁》中，作者描绘了陕北民间婚俗，展现了革命战争年代农村社会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包容。在《创业史》中，作者写了寡妇再嫁的习俗，详细描绘了梁三娶寡妇时到河滩上举行订婚立约仪式，复活了民间传统。小说生动地展现了秦地民间风俗文化中对寡妇再嫁的种种禁忌，例如，立婚约要在天黑星全之后进行；再如，寡妇再嫁立婚约的地方，连草都不生，所以立约地点选在河滩。小说复活了秦地关中农村的婚嫁习俗，为点燃梁三再次“立业”的创业激情和刻画其迷信、守旧的性格奠定了基础。

　　小说写了秀兰虽属旧式包办婚姻，但自愿到未婚夫家里照顾婆婆，温馨感人，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展现了农村婚嫁的新风俗。小说还写了新婚姻法颁布后，改霞解除原有包办婚约，刘淑良主动与性格不合的丈夫离婚，展现了她们身上新时代女性的特征。

　　除婚嫁外，柳青的小说还涉及了秦地丧葬民俗。《创业史》写王二直杠去世后，拴拴穿着白孝衫，扛着“引魂幡”，拄着哭丧棍，号哭着老爹，低着腰走在前头，后面由8个男社员抬着灵柩。灵柩后面是带着铁锹、供品、香纸和纸人、纸马的殡葬办事人群，最后是一辆牛车，上面坐着送葬的妇女们。小说还写了吊灵柩、封墓口、踩墓坑、堆坟堆、放纸炮、标边界等风俗。

　　柳青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通过对婚嫁、丧葬等民间习俗的描绘，显示出他关注农民生活的人文情怀，也增强了其作品的地域色彩。

　　二

　　陕北民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也是陕北民间艺术的一块引以为豪的艺术瑰宝。柳青出生在陕北，后来曾在陕北农村生活和工作，深受陕北文化的熏陶与浸染，因此，他的作品大量引入陕北民歌。这些歌曲的纯熟运用，在柳青小说中发挥着多方面的艺术功能，展示出丰富而独特的艺术魅力。

　　早在1941年，柳青在《一天的伙伴》中便写了一个爱唱酸曲、咬字不清、有点结巴的运输员吴安明。小说写他骑在骡子上一倾一倾地摇晃着身子，用做作的女声不清晰地唱着：“你赶你的骡子……奴开奴的店，来来……往往，常哟相见……”在这里作者借用陕北民歌，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塑造了交通运输员活泼可爱、吃苦耐劳的形象。在《种谷记》中，作品先后引用了陕北爱情歌曲《骑白马》和革命歌曲《移民歌》(后来被改编为《东方红》)。民歌与故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前者展现了陕北青年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后者展现了集体劳动歌唱的热烈场面。小说的结尾写到雨过天晴的陕北美景：“碧蓝的穹苍，鲜红的太阳，黄褐的山头，以及深绿的树丛，互相辉映得五光十色。”紧接着引出赵德铭大声歌唱《解放区的天》：“边区的天，明朗的天，边区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歌曲的内蕴与小说描写的意境完全吻合，小说在欢快的音乐氛围中结束，显得意味深长、余音缭绕，极富感染力。

　　在《创业史》中，柳青先后引入了山歌、童谣和抗美援朝歌曲。第一处是梁生宝带领互助组进山割竹子时，任老四对大伙念出的一段山歌：“山里人们实可怜，一年四季没个闲。自从粮食种下地，天一半来兽一半。天天守，夜夜看，眼熬红，嘴喊烂，猪八斗来熊一石，到头还是灾荒年。”通过山歌表现山民们生存的艰难，也暗示进山割竹子的艰辛。第二处是梁生禄晚上躺在炕上，让娃娃在他身上骑马。他口中念念有词：“咚咚喳，咚咚喳，我儿骑马上舅家。舅舅抱，外爷亲，我儿长大你做啥——”该童谣既展示了农民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第三处是秀兰收到志愿军未婚夫立功的信后，插入了歌曲《世界人民团结紧》：“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那美国兵呀！”通过歌曲，小说不仅展现了秀兰激动的内心世界，也让读者联想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拓宽了作品的容量。

　　在秦地，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是秦腔，秦腔又名乱弹，也叫梆子腔，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其故事多取材于英雄传奇和悲剧故事，反映了秦地人民耿直豪爽、朴实敦厚的民风。

　　柳青少年时期曾在西安求学，成为作家后又在长安皇甫落户，期间自然受到关中文化，特别是秦腔的耳濡目染。在《创业史》中，柳青有意把秦腔引入小说中来凸显作品的地域特色。小说共有7处提到秦腔，其中有3处引用了戏文。一是孙委员快乐地唱着秦腔：“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这两句戏词出自秦腔名剧《五典坡》，写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在18年之后，终于等回了丈夫薛平贵，这一段是表现她端盆清水照看容颜时，发现自己老了的两句唱词，在此，用来表达孙水嘴欢乐和欣喜的情绪。二是白占魁唱的两句秦腔：“老牛力尽刀边死，韩信为国不到头”。这两句戏词取自秦腔折子戏《斩李广》，写李广将军被杀时的冤屈心理，在这里用来表现白占魁表白自己为生产队出力不讨好、郁郁寡欢的心境。三是冯有万说的秦腔戏韵白：“元帅升帐，有何吩咐，小的遵命就是了！”表现出冯有万开朗、乐观、幽默的个性。

　　总体来看，柳青作品中秦腔的运用远不如陕北民歌那么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究其原因，柳青是地道的陕北人，尽管他也深入关中农村生活，但在演绎关中地方戏时有着明显的阻隔，加之柳青自幼身体多病，不便于大声吼唱，因此，他仅能以一个外乡人的视角来运用秦腔，在艺术表现上自然会打些折扣。

　　三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柳青是较早对陕西方言进行选择、改造、加工和提纯的作家，秦地方言在他的小说中不仅能表达思想感情，还可以塑造人物形象，呈现出浓郁的地域色彩。

　　柳青非常重视民间方言，他在《美学笔记》中指出：“在叙事文学中最具有这种魅力的还不是作家的文学语言，而是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的生活语言。这是生活的感觉和艺术的感觉结合的焦点。”显然，柳青认为作品中人物对话的语言和内心语言高于作家的叙述语言。

　　柳青生于陕北，后来又在长安落户，他对秦地人民群众的语言非常熟稔，作品中关于陕北方言和关中方言的熟练运用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如《种谷记》中写农村妇女的语言极具地域特色：

　　“赵同志，”一个手里拿着倒线木拐子的老婆带着不可掩饰的不满问，“不是点谷籽也不准告假吗？再两天就是我们毛狗外爷的生日，我去他也要去，他外爷还特意捎话来着。我解不开你们这是种什么办法……”

　　对于熟悉陕北方言的人来说，这些方言是地道的，并可以用土音来读。如方言中“解不开”中的“解”字读作“hài”，此词意为“不明白，不懂得”的意思，另有方言“告假”意为“请假”的意思。

　　当然，柳青在早期小说创作中，过多的迁就了语言乡土化和生动化的要求，表现出俗有余而雅不足的缺点。由于对一些方言俗语缺少必要的加工和提炼，以至于使作品中出现了一些粗俗的方言。如《土地的儿子》中胡秃子骂李老三的话：“你要挣得多买两垧，才是个正经办法；指望边畔占人家的一点点，顶毬哩！”这种语言尽管带有原生态意味，具有表现力，但是终究还是过于粗俗。

　　新中国成立后历时6年，修改4遍的史诗性鸿篇巨著《创业史》则不同了。小说中的方言基本上经过作者的加工和提炼，融土气、刚气和大气为一体，成为当代文学中运用方言的典范之作。如《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方言：

　　“咱娃！”梁三斩钉截铁地大声改正，“往后再甭‘你娃’‘我娃’的了！他要叫我爹，不能叫我叔！就是这话！”

　　秦地方言中多称小孩为“娃”，陕北多用叠字，称“娃娃”，关中则有男娃、女娃、碎娃、娃娃等多种称呼。即使小孩长大成人，但父母依然以“娃”相称，即使梁生宝已经成年，并当了社主任，梁三老汉依然用“宝娃子”称呼，表达出对儿子感激、疼爱之情。引文中表示强调的“就是这话”是典型的关中方言。据不完全统计，该词先后在《创业史》9个人物口中共出现23次，成为小说出现频率较高的方言用语，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柳青作品中地方谚语和格言的引入也比较频繁。如“秃子嫁哑巴，西葫芦配南瓜”等。这些是民间语言中最丰富、最形象的一些方言，是当地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根据生活现象概括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

　　柳青曾说：“任何一部优秀作品、传世之作，绝不是专家、编辑和作家个人自封的，至少要经过 50年的考验，才能看出个结果。”经过60多年的“考验”，尽管小说所依托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遭到历史的解构，使其作品也陷入“众声喧哗”的“尴尬”局面中，但是，在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沉淀之后，他的论断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他的带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写作不仅在陕西，而且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胡冬汶：柳青与西部文学

　　柳青是“十七年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创业史》是当代文学不能绕过的重要小说作品。当我们以中国西部文学的视野凝视柳青时，自可见到他与中国西部文学深刻的相属关系，他的文学事业在西部大地孕生，他以文学方式书写了中国西部。

　　首先，作为西部之子，柳青是西部生活的亲历者。

　　柳青于1916年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在他62年的人生历程中，除5年多的时间之外，他的学习、工作、生活都在陕西。他在陕西的行迹遍及吴堡、米脂、绥德、榆林、西安、延安、长安县等地。可以说，柳青的生命发育成长于三秦大地，他的学习成长是在陕西完成，他的革命生涯是在陕西展开，他的文学事业生发壮大于陕西，并且选择陕西作为他最后的安息地。对于西部，对于陕西，柳青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置身其中的需要和渴望，热土难离，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可以留居北京工作但最终选择返归陕西的原因之一。他沉潜到陕西生活的底部。他扎扎实实地投入到陕西的社会生活和人群中，对于陕西的地理风貌、四时气候、农耕物产、民俗风情等都有化入生命的体验和了解，对于陕西多个阶层、行业的人们，尤其是农村世界的人们，亦有深入骨髓的认识与理解。柳青亲历陕西几十年间的社会生活变迁，诸如解放区的革命发展、整风运动、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文革”等，他都身在其中，秉持一己本心，直面历史，尽阅其中的社会变动和人事命运。他那剃着光头、穿着对襟黑袄、留着一撮短须，近似于任何一个陕西农村老汉的形貌，正是柳青定格于同时代人及后来者眼中的形象。这就是柳青，作为西部之子，他的生命是安顿扎根于陕西大地的。

　　其次，作为西部之子，柳青是西部生活的书写者。

　　柳青的文学之路起步于上世纪30年代，最初写作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历经40余年的执著写作，他的创作总量虽不算巨大，但他一直在前行与不断成熟、提高的路上，并最终写成堪称当代中国农村小说“史诗”巨著的《创业史》。在柳青的全部作品中，包括早期的中篇小说《狠透铁》、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散文特写集《皇甫村的三年》等，除个别短篇小说外，均以陕西的社会生活和人事命运为写作对象。《牺牲者》《地雷》《王老婆山上的英雄》《家庭》等短篇小说写陕北军民的抗日生活。《种谷记》以陕北农村王家沟集体种谷的事件为线索，描写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是第一部描写农村互助合作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以陕北沙家店战役为背景，将沙家店粮站工作作为书写中心，真实地描述了解放战争时期，民工支援前线的英勇事迹。《狠透铁》和《创业史》主要写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尤其《创业史》写陕西关中地区蛤蟆滩一个农村互助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可以说，在题材和内容方面，柳青是执著于书写陕西大地的历史风云变幻和民众生活，尤其是执著于书写农村社会情景的。

　　在柳青的作品中，他塑造了很多有特点的血肉丰满的农民形象，如王加扶、王克俭、石得富、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改霞、素芳等，其中一些人物是达到艺术典型高度的。柳青对陕西农民所特有的精神气质、行动方式、感情状态以及语言习惯等都有精细准确的把握，这使得他在书写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既写出他们作为时代风云变幻中普通中国农民的一面，更写出他们是地道的陕北农民，散发着浓郁的陕北风味的一面。柳青在他的小说中，还写出了特定的陕西地理气候、物产风俗，富有浓郁的陕西民俗风情。而在小说语言方面，在显出一定欧化气息的同时，柳青也自觉追求地方特色，用陕西民众口语来塑造人物、表现生活。总之，柳青的文学创作始终深情执著于陕西大地的人与物，他生于陕西，长于陕西，创作之树亦深深植根于陕西大地。

　　再次，柳青是西部文学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柳青应被视为西部文学发展历程早期阶段的重要且关键的一环，尤其是对于西部小说而言，他的中介作用和重要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柳青从事文学创作对中外文学的吸收是比较丰富的，他阅读过丁玲、蒋光慈、成仿吾、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也读过契诃夫、莫泊桑、高尔基等国外作家的作品。他有深厚的英文阅读功底，阅读了许多英文的心理学、美学著作，这些资源对于他的创作发生着有益的滋养作用，是他进行写作活动的基础。在柳青之前，没有经典的西部作家作品供他学习模仿，但他的创作却成为后来西部作家，尤其是陕西作家写作的重要资源和学习典范，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京夫等作家都曾经将柳青视为文学膜拜的对象。路遥曾将柳青当做自己的文学“教父”，陈忠实也将柳青视为其文学创作上的“老师”，并认为柳青是对其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创作大多是从模仿柳青开始的。可以说，西部文学中引人注目的“文坛陕军”的起点是在柳青这里。

　　具体而言，柳青的示范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柳青对中国农村关注的热情以及对农民命运的认真严肃思考和描写，影响了西部很多作家。最明显的是其推动形成了陕西作家热衷于关注农村、书写农民这一特色。二是柳青作品，尤其是《创业史》显示出的“史诗性”特点对西部作家的后来者影响较大，这在陕西作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陈忠实《白鹿原》、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史诗性”追求。显然，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吸引着这些作家写出描画历史脉络展示社会变迁的大容量作品。三是柳青小说的现实主义气质，主要体现为深深扎根于生活，以比较传统、严谨的写实风格对社会生活和人物进行摹写，写出“生活故事”，富于生活气息，显出厚重沉实的风格。这一特点也对后来的西部小说家发生影响，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的创作中，比之柳青，他们进行了新的探索尝试并有所突破，但与新因素共在的是现实主义的底色。当然，柳青创作的这些特质既是他的个人特色，也与特定的西部现实相关，而这些现实在柳青之后虽然发生着缓慢变化，但仍然是柳青之后的西部作家所面对经历的主要现实之一，所以他们在这里生出对于柳青的亲近是很为自然的。

　　复次，柳青是今日西部作家及西部文学前行的启示者。

　　柳青已逝，但斯文仍存，他的文学实践活动及其作品对于今日的西部作家依然富有启示意义，对于西部文学的发展依然具有多种资源性价值。这里择取两点论之。

　　柳青曾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只有愿意为文学卖命的人，才能干这一行”，作为一个作家，柳青如是说，但最为值得珍视的，是他终其一生都在如是实践，把文学视为信仰和严肃的工作，倾注生命于其中，这是值得西部作家尊敬和学习的。当下，后现代文化与全球化浪潮正浸润漫卷西部，西部作家当以柳青的精神砥砺自身，在文学活动中面对各种新的情况和诱惑，坚定于文学信念，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之，长养献身于文学事业的执着精神，不浮躁、不跟风、不为市场所控，这自然大大有益于西部文学的发展。

　　柳青文学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学创作与生活的深刻密切结合。柳青认为，“一切归根于实践，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他早年即经由革命工作深入陕西社会，及至后来，为了创作的坚实，落户长安县皇甫村，扎根于农村，其现实生命与艺术生命皆沉潜入陕西农村社会，堪称是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典范。柳青沉潜于生活不惟对于西部作家有借鉴意义，就是对于西部文学的研究者及阅读者来说都是有价值的。鉴于广袤西部在地理、人文、民族、宗教、人口等方面的复杂性、丰富性，关注研究西部文学的学者，应尽量争取进入西部特定地区生活，获取一个基础性的生活经验的底子，则学术上分析研究的准确可靠性才能充分保证和提升，也能有效避免理解分析的偏误。而对于关心热爱西部文学的阅读者来说，对西部生活有一个基本的体验性了解和感知来作为展开西部文学阅读的底子是很有价值的，有助于避免偏见和臆断，也有助于一定程度消除地域、文化的隔膜。

　　今天，柳青的文学创作的得失仍不断被研究者们深挖细究，对其的毁与誉如风中波涛，起伏不停。这是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作家在历史长河里都必然经历的不断的淘洗和检视，柳青亦不例外。不过，今日的我们不能无视柳青文学创作的独特创造和贡献，亦应清晰认识柳青的价值及他与西部文学的深刻关系。

孟凡珍：柳青的“乡村寓言”

　　一般来说，寓言指假借某个故事来说明一个道理，常带有劝诫或讽刺的意味。本文所说柳青的“乡村寓言”，意指其乡村叙事带有的“寓言性”，具体包含其通过平凡的乡村故事来提升文本的深刻寓意或哲学内涵。陕北和关中一带八百里秦川的雄浑和质朴，粗犷与细腻，俏丽又豪放的农村风光以及勤劳善良、坚韧执著抑或自私狭隘、阴暗卑琐的农民形象是柳青反复书写的对象。在这些朴实的乡村作品描写中，柳青摆脱了“主观情绪”的渗透，他尽量隐蔽“自我”，让自己变成一个乡村生活的歌者智者，在作品中尽力演绎他的乡村寓意。雷·韦勒克曾在他的《文学理论》中阐释了“个体艺术世界”——“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人，柳青的乡村“故事群”就是他的经验世界呈现，展示的是其熟悉的独特世界。几十年来，柳青的农村题材创作一直深深吸引着读者，这主要得益于他擅长以恢弘的史诗性作品传达出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在表层真实之外，隐含着更复杂更深层的农民生活真实以及浑朴阔大的人文情怀。

　　柳青在他的乡村小说群中塑造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众多人物，他们有自己的农村生活立场和观点。农民“英雄”是在农村合作化中涌现出来的、并在党的直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式农民。如《种谷记》中的王加扶、《铜墙铁壁》中的石得富，还有《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的优秀品质就是既具有踏实苦干的拼搏精神，又兼具共产主义的崇高气魄。严家炎在《梁生宝的形象》里认为，“哪怕是生活中极为平凡的事，梁生宝也能一眼就发现他的深刻意义，而且非常明确的把它总结提高到哲学的、理论的高度，抓的那么敏锐，总结的那么准确。”可见柳青对于梁生宝这样的英雄们是非常熟悉的。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人都无法把所属阶级的全部特征都集中于一身。柳青则正是在把握了这种“差异”的基础上写出了人物多样化的性格。梁生宝和高增福同属贫雇农，高增福偏执而梁生宝周到细致，梁生宝执著而高增福犹豫；也同样是贫农，梁三老汉的落后、保守，在他们二人身上就都看不到。同是富裕中农，郭世富老练又刁钻，郭庆喜能干却憨实。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农民们的观念里，土地和粮食是他们的生命，他们所有的“小主意、小算盘、小精明”都与之相关。如《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他是一个饱含小农思想意识的旧式农民，他的身上因袭着旧社会的精神重负却淳朴善良，分了10亩稻田后竟然坐立不安。为梁生宝为公不为私的行为，他躺在地里生闷气。面对别人的冷嘲热讽，他忍辱负重，暗下决心过上富裕的日子并由此找回做人的尊严。可以说，在梁三老汉身上折射出的创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比梁生宝更有力度。梁三老汉的痛苦与焦虑，是新旧交替时代中更为典型的农民情绪。他几乎是旧中国多少代农民苦难生活经历的缩影。而我们也正是通过柳青笔下的这些“可爱”的农民们，分明看到了普遍的农民性以及更具深广意味的人性——忠厚与狡黠，淳朴与狭隘，豪迈与卑琐，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矛盾着、纠结着，挥之不去。他们让我们看清了人性的弱点与优点。柳青自己也说过，作家在展示各类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展示了普遍人的灵魂。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掩饰的。

　　柳青是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他和人民群众特别是我国北方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塑造的乡村人物形象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深入细致地表达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及人物的思想变迁。如小说《种谷记》中塑造的血肉最丰满的人物王克俭，他是王家沟村的行政主任、富裕中农。旧社会他基本上依靠自己劳动吃苦过日子。边区民主政权建立后他当选为村行政主任。但他工作热情不高，一心想如何让自己的一家发家致富。村里号召变工互助，他又怕贫雇农在变工中沾了他的光。他就时刻盯着并应付着，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答应参加变工集体种谷。小说用了大量的笔墨写出了王克俭的动摇、轻信、自私、小心的思想性格及变化过程。柳青写人物思想变迁写得最好的仍然是《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梁三老汉代表了在资本主义自发道路和社会主义互助合作道路这两条道路之间徘徊、观望，最终走上集体道路的那部分贫下中农。全国解放后他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本想创立家业，与富裕中农攀比。他不接受儿子梁生宝劝他搞互助合作事业，父子俩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郭世富盖楼房的刺激，孙水嘴等人的挖苦，郭振山个人发家的行动，更加剧了他内心的惶惑和痛楚。由于对互助组的怀疑和抵触，他对儿子发牢骚，对他的称呼从“宝娃”变为带讽刺意味的“梁伟人”。但多年的生活经历使他越来越明确感觉到了互助组的正确。梁生宝买稻种、割扫帚等事实摆在眼前，他开始信服儿子和合作化事业并默默关注着，甚至称儿子为“梁代表”。直到粮食大增产、灯塔社成立，这些事实使他完全信服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由此自豪地称儿子为“主任”。从怀疑抵触到默默关注再到完全信服，梁三老汉经过曲折痛苦的内心挣扎或心理扬弃，终于从旧的生活道路走上新的道路。可见，柳青的乡村人物史，其实也是中国农村人物的思想变迁史。

　　如果说柳青通过《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小说的叙述完成了作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历史叙述与乡村叙述的统一的话，那么这种统一背后隐含的则是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合作化”的群众化、自然化的过程。党的合作化的话语要进入农村，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党的话语的发出与农村接受过程，而是要靠农民的自觉成长来完成。柳青在这些作品中无一例外地表现了党宣传号召之下觉醒了的农民群众，在由个体走向集体的道路时所表现出来的“势如暴风骤雨”的强大力量，这也正是蕴藏在农民当中的力量。从第一部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种谷记》开始，柳青就把农民当作农村运动的主宰来写了，他认为没有农民，就没有任何创造。《种谷记》以集体种谷为素材反映当时农民群众的生产和斗争，它宣告了在我国农村阶级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农民正在成为自己的主角。这个力量正在改变着农村的面貌，改变着整个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着农民自己的面貌。小说用大量笔墨写出了具有新旧思想的一代农民参加这场集体互助运动，比如六老汉、存起、唯宝、福子等。在《铜墙铁壁》中，柳青以更真实的笔法描写了正面人物的群众力量，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毛主席语录的直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创业史》里，柳青把重心放在了更加广阔的层面上：与自然、新的阶级敌人、自己思想里的旧残余进行挑战并最终获得胜利。柳青的乡村小说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的一系列“革命”——从个人到集体、从互助到合作。这些小说正是党的政策话语在农村曲折展开并获得成功的寓言。它把中国农村微缩的风情画镶嵌在一个个行政村落里，并将村落里乡亲们共同演绎的乡村故事组成了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史记”。因此这些小说可以被看作是新中国乡村的断代史，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诞生史、创业史。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失败和灭亡，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并不断走向一个又一个新阶段，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这一切，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创造的结果，并不是任何个别人物的伟大创造。这既是中国农民的历史，也是中国农村的发展史。

　　纵观柳青的乡村小说，他描摹土地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写他们日常生活的平凡琐屑以及在社会变革运动中的自我奋斗、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突显他们的精神成长与灵魂变迁。他写在政治话语权力之下的农村革命，见证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与进步。从优秀人物与落后人物身上，他彰显了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从农村革命的道路上，他发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肯定了他们在中国历史道路上的价值。柳青从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乡村寓言，展示出对中国式农民命运的深切思考，抒发了对人生及人性的哲学问思，也由此表现出了其独特的文学品质。

《创业史》（第二部）刊行始末

　　《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篇小说，作者原计划写四部。第一部曾经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延河》杂志上，每期两章，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了单行本。第二部也由该社出版，分上、下两卷。上卷出版于1977年6月，下卷出版于1979年6月。由于诸多历史或个人的原因，写四部的原订计划未能实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两部。笔者试图结合刘可风(柳青儿子)信件、《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手抄稿、初刊本及初版本等一手材料，对第二部的发表、出版、内容、风格等进行一点较为深入的研究。

　　一封信里的历史记忆

　　1978年，刘可风(柳青儿子)曾经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过一封信，鉴于这封信的史料价值及其在研究柳青晚年创作动态及思想中的重要性，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人民文学》编辑部：

　　八月一号收到你们的加急电报后，用了几天时间，才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接通了电话，大致了解了你们的意图。所以回复晚了些，请原谅。

　　我父亲计划在一九六九年写完《创业史》四部。文化大革命前写成二部初稿1—25章。64年以后，因为参加两期社教，二部初稿也未完成。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使他损失了十多年宝贵的时间，身体遭受了极大的摧残，过早的离开了人间，《创业史》终于成了一部未完成之作。一九七六年他在病床上修改《创业史》二部上卷，已意识到自己可能完不成四部的计划，决定把整部第二部的结构、人物、情节作较大的改动和补充，把后两部的重要思想，争取提前至二部下卷中表现出来。已完稿的二部1—17章(1—13章已出书，14—17章在《延河》刊载)就是根据新的构思将初稿修改补充而成的。其中，新增写了三章。遗憾的是他的这个计划也未能完成。现在留下的，是没有来得及改动的初稿，共十一章。

　　在北京办完丧事回来以后，我们心情很不好，需要处理的事情也多，一直没有看这份遗稿。收到你们的电报后，才从长安把遗稿取来初步整理一下。请几个同志看过。为了使读者看起来情节发展是连续的，并能成()()()，大家共同商量选定了五章。考虑到和已发表的十七章能够衔接起来，决定将这几章的章续定为19、20、21、22、23、24、25。中间22、23是以梁生宝为主的两章，可以隔过，暂不发表，待以后整理后一齐发表。

　　因原稿涂改较多，看起来不够清晰，现重抄一份寄上。由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文学能力很差，出于对父亲遗著的尊重，我们在选定、抄写过程中未做任何改动。

　　发表四章还是五章，请你们阅后审处。并请你们在发表之前，将以上情况作一简要的说明。

　　这五章的抄件希望你们在用完后寄还给我们。

　　此致

　　敬礼

刘可风8.8

　　刘可风在这封信中所阐述的内容，成为研究晚年柳青思想及创作动态的最初信息。他首先初步为《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初版、部分章节的发表定下了基调。《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发表柳青遗作时，前面有个“编者按”(略)，《创业史》第二部下卷有个“编后记”(略)，这里要说的是，无论是《人民文学》的“编者按”，还是《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编后记”，其内容几乎就是对刘可风信件的直接移植和再次阐释。我们不妨说，刘可风是柳青晚年创作及思想最权威的研究者。

　　手抄稿里的隐秘信息

　　《创业史》至少有5个文本：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手抄本，每个文本的修辞策略和表意体系都不一样，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本景观。关于手稿本情况，我们无法看到，故无从评论。《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延河》上发表的四章可看作《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初刊本。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手抄本，共97页。据刘可风信件知，因为手稿勾画较多，有些地方模糊不清，他们才对照原稿抄写了一份。从抄写者的笔迹来看，这份抄稿至少由两人完成。刘可风说他们严格遵循原著文字风貌，不做任何改动，但在我们看来这是很难做到的。既然是一份抄件，自然就产生了一个新文本，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次再创作。因为抄写者要仔细校对原稿的文字、细节，而且还对之做出了基本评定。比如在标注“00373”、第25页处：“原文此处曾有一个问号，据柳青同志的儿子刘可风的回忆，他(作者)曾经说过：‘穷人借人家的牲口要还工，借破磨要留麸子，不能白借。’为了使读者不至误解，此处作者还准备再推敲。”这种基于别人回忆及逝者口述而做的细小改动，实际上，也就不算一手的经验了，应归为再次创作。

　　《人民文学》的编辑在审读这份手抄稿时，又用红笔对之做出了细微改动，主要纠正错字、错词、标点，修正一些不通顺的句子，实际上在手抄稿基础上，又完成了一次创作。比如在标注“00408”、第12页处，编辑将“1942”改成“一九四二”，在标注“00440”、第19页处去掉“站在土场下”几个字，尽管只是一些字词上的细小改动，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对手稿的改动。比如，将“1942”改成“一九四二”可能是出于合乎语言规范的考虑，但在作家本人看来，也许阿拉伯数字更合乎作家本人的审美趣味。而且，从校对稿看，也有多位编辑参与了这个稿件的校对。这样，我们不妨说，《创业史》第二部后五章的“作者”至少有三个组成部分：柳青、原稿抄写者和《人民文学》的编辑。他们联合校对出来的稿子，经由期刊发表，就是我们看到的初刊本，再经由出版社编辑的校对，又出现了初版本。其实，柳青那一代作家，由于晚年身体原因而不能从事写作，只好通过口述或者后人整理遗稿的方式，以完成多部、多卷的写作宏愿，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从整体上看，无论是稿件的抄写者，还是校对抄写稿的编辑们，都比较严格地遵循原著的风貌，尽可能地呈现柳青晚年的思想。

　　《创业史》(第二部·下卷)评价

　　第二部下卷初版本1979年6月出版，首印10万册，定价0.43元，书号为10009.631。书面和内页“柳青”二字为作家本人笔迹，书末有“编后记”。全书始自第14章，终自第28章。封面由方鄂泰设计，将两个封面铺开，就是一幅田园劳动的风景画——近处房舍清晰可见，村民说说笑笑，跨过小桥，水田里农民忙于插秧，一条乡村公路围着水田向远处蜿蜒延伸去。这幅画所蕴含的意境、主题充分阐释了“创业”二字所富有的含义。

　　柳青对图书的装帧及封面设计也是很在意的，但是，他不喜欢豪华、光亮的风格，而倾向于朴素、简单。据该书责编王维玲回忆，《创业史》第一部内文印出后，中青社计划出版少量精装本，考虑到封面设计过于简单，计划在封面上烫一块金，衬托《创业史》三个字。王维玲把出版社的考虑告诉了柳青，柳青回信表示，“布面精装，我看不大好”，“烫金字，太豪华了，会给人家不好的印象”。“千万不要搞得突出，这将不会给作者和出版者带来好处，可能相反”。王维玲收信后赶忙去和出版部门联系，但布面烫金的精装本已在装订之中，无法挽回。

　　这部长篇小说最早以《稻地风波》的名字在《延河》(1959年4月号)上开始连载，刊行至8月号。经过修改后，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创业史》(第一部)，并将之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作品。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修改重点主要有：强化对农民问题的深入思考；进一步提升梁生宝正面形象；再次塑造素芳形象；从初版本到再版本的变化主要有：强化政治路线正确性；删除了与“性”、“爱情”有关的直白词句或段落。两次的修改原因不一样，前者主要是出于不折不扣地贯彻党中央政治路线的考虑，后者主要是出于修正因“文革”运动造成的错误改动之目的。从初版本到再版本的改动，例如：

　　“她从画报上看到郝建秀的形象，她就希望做一个那样的女工。新中国给郝建秀那样可怜的女孩子，开辟了英雄的道路，改霞从她的事迹受到鼓舞。”修改为：“她打听到国家要先工业化，农村才能集体化以后，郭振山叫进工厂的话，对她才有了影响。”

　　很显然，这样的删除或改写，就小说艺术体系而言，是不成功的。但是，就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这又无比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月的审美趋向。柳青对党和国家的情感，对农业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的信仰，是不容怀疑的。应该说，柳青的这种修改在整个“十七年”时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变动较为频繁，各种运动接二连三地发生。作家的作用与政权建设紧密连在一起，就必然出现了这种屡屡修改作品的现象，而且往往一改再改。这就出现了众多的版本，而每一个版本就是一段历史的集中写照。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依然贯彻一个基本的原则，必须确保政治上正确，并及时阐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作家让小说中的人物说一些毛主席的名言、诗句、指示。比如，“真是个‘江山如此多娇’！真是个‘红妆素裹，分外妖娆’！”其实，按照正常规律，小说中的人物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语言水平，也就是说，上卷中的人物动辄说出此类话语，反而不符合人本身的性格逻辑和思想水平，也就必然经不起读者的推敲。至于人物个体的意识及隐秘的心理活动，则少之又少。这种趋势在下卷中也不同程度地保持着，续写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和巩固的过程，也是侧重表现了这一过程中人们在思想、心理上的变化过程。但是，相比于上卷，它有几个方面的变化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去掉领袖语录，较大幅度地削弱政治话语的直接干预。下卷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创业史》第一部的叙述感觉，情节发展跟着人物走，高增福、任老四、白占魁等几个人物写得比较活泛，给人以深刻印象。

　　二、细致描写各色人物们的言行、心态，真实再现农业合作社发展历程。作家描写的都是合作社中的一些日常生活琐事，而不是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社会大事。比如，在21章中，梁生禄虽然入了社，但仍惦记那匹大黑马，常常私下喂偏料。当谣言四起时，他又在入社与退社之间摇摆不定。由此可见，作家通过对形形色色小人物日常生活言行和心理的描写，比较客观而真实地再现了农业合作社成立后社员与社员、社员与社领导、社内与社外之间微妙而多元的历史关系。如果不考虑“农业合作社”这样的政治背景，这些人物的言行、心灵、思想在其他时代、环境中也是存在的，因而，某种程度上，柳青也写出了人性的共通性的一面。

　　三、叙述严谨而精致，风格朴实而蕴藉。情节环环相扣，平静中见起伏。在上世纪70年代，至晚年仍能保持这样的艺术水准的大陆作家是很少见的。

　　第二部下卷创作于文革前后，深深打印着那个时代的历史烙印，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前1—17章和第18—28章各自自成体系，前后缺乏必要的连贯性。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柳青还没来得及修改这些篇章，就去世了。这些篇章由后人来安排，也就必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创业史》的评价及影响远没有结束。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农村也正在经历着第二次“土改”运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再来审视《创业史》的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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