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获得了全亚洲的赞誉,不但日本人自己沾沾自喜,而且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大清帝国的媒体,对日本竟然也不乏赞美之声,都说日本代表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这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当时的战胜国日本,以东亚和平卫士自居,忘乎所以,不可一世。
大清国的知识分子更是从中提炼出“日本战胜俄国是由于立宪”的错误结论,清国上下,加速推进立宪运动的声音高涨,向日本帝国学习的呼声不绝于耳,大批留学生赴日,如过江之鲫,蔚为壮观。
依据《朴茨茅斯和约》和《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其附约,日本帝国开始向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并开始正式“经营满洲”。
从那时,日本的孩子就开始接受一种这样的教育:他们认为“满洲”是日本人牺牲了十万条人命从沙俄鬼子手中打下来的,因此日本人拥有在满洲“生存”和“发展”的天经地义的权利。
从日俄战争走过来的骄傲的日本人更是向孩子们灌输:“如果没有日本,满洲早已属于沙俄”,满洲不仅是日本民族世代发展的“生存空间”,更是“对俄国防”的“第一线”,总之,“满洲是帝国的生命线”……
日俄战争之后,这种论调充斥了日本孩子的课本、课外读物、报纸、电台……一切的信息媒介。
长期的教育,给日本的孩子塑造了这样的三观:满洲是日本的,日本人要用生命去保卫满洲,哪个日本人敢于轻言放弃满洲,他就是“非国民”(卖国贼)。
中共自从1923年和国民党联手,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国民党在北伐的过程中,推出了“革命外交”政策,宣言收回日本帝国在满洲取得的一切既得殖民利益,具体而言就是:收回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剥夺日本帝国在日俄战争中取得的一切战果。
(王正廷,国民政府“革命外交”主持人之一,他认为国民革命激起的中国民气,足以吓退列强,他对汪荣宝说过一句名言:“不用怕,日本人不敢打我们的”,被载入史册,并被后世史家引为笑料)
国民党的国策使日本帝国警觉,于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日本接待蒋介石的时候,对他说,建议你们划江而治,不要急于统一北方,而如果你不听我劝告,硬要北上进攻张作霖的话,那么一旦战火波及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帝国(日本)不会坐视不理。
蒋介石表面上陪以笑脸,回去后却在日记中写下:“田中毫无诚意”,不到一年,蒋介石再度挥师北伐,日本以“护侨”为名,出兵济南,给国民革命军一记重拳,以作警告,也示教训。
时国民革命已获政治正确地位,国民党不进则退,只有绕道北伐,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要,宣布东北易帜,满洲以“兵不血刃”的方式,被国民政府统一到青天白日旗之下。
东北易帜,日本舆论哗然,政界上下,忧心忡忡,担心帝国从日俄战争攫取的战果,将随着国民政府的救国运动,付诸东流。
事实上,旅顺、大连租借地依照《朴茨茅斯和约》和《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到1923年即已期满,但日本帝国在1915年以恐吓和胁迫的方式,迫使袁世凯政府(北洋政府)将旅顺、大连、南满铁路等殖民权益,延展至99年,换句话来说,在国民革命时期,日本帝国在满洲殖民权益的合法性,其实是有法理瑕疵的。
说的更明白一些,1923年之后,日本帝国在满洲的殖民权益,并不是百分之一百正当,此时日本朝野上下,如果三观端正的话,理应考虑将满洲殖民地归还给中华民国,然后从满洲逐步撤出。
问题是:此时的日本,是一个“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帝国,此时的日本人都是接受extremepatriotism(参见文末)教育长大的人,patriotism在日本帝国,是第一位的价值,这个价值超过日本国民的人命,说的更清楚些就是:仗可以打,人可以死,血可以流,但是national interests(参见文末),绝对不能丢。
在这种压倒性的意识形态笼罩下,整个日本帝国,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主张放弃满洲殖民利益,没有一个人敢于发表有违national interests的言论,事实上在当时有不少人(例如币原喜重郎)对日本帝国满洲政策的霸道之处,心里多少有点心虚,但就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讲一句真话,因为他们都心知肚明:说任何对自己国家不利的话,就会被骂成是“非国民”(卖国贼),而当时在日本帝国的语境中,“非国民”(卖国贼)比一个强奸亲生母亲的人渣,更令人不齿。
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人渣”。所以整个日本帝国社会,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冲破社会压力、说一句公道的话,一谈到“满洲”问题,日本国民只有两种反应:要么是激进,要么是沉默,死一般的沉默,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以自身名誉为代价、讲一句损害nationalinterests(参见文末)的公道话,因为他们都知道:motherland(参见文末)是至高无上的,我是日本人,无论如何我都不能为“支那人”说话,我的屁股,绝对不能坐错位置。
就是在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高压之下,无底线追求“政治正确”的日本人,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踏上了沦为侵略者之路。
“九一八”一声炮响,许多日本人觉得自己出了口恶气,终于将“压迫日侨”的张学良从满洲赶跑了,不料短短一年之后,国联调查团出台《李顿爵士调查报告》,报告否定了日本帝国侵吞满洲的合法性,并摆出了解决方案:日本应该撤兵,满洲应该交由国际托管。
日本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敢直接面对国际仲裁机构的这份裁决,他们视国际裁判如废纸,并悍然退出国联,为了无条件维护national interests(参见文末),日本人决定与全世界为敌。
(当发现国际法治与自己国家的利益不符时,日本帝国决意退出国联,从此无法无天,图为松冈洋右代表日本帝国在国联发表宣言,宣布退出国联,回国后,松冈洋右受到日本国民凯旋一般的待遇)
“维护national interests(参见文末)”在当时的日本帝国,成为了一种宗教化的政治正确,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维护national interests(参见文末)”这几个字,其实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因为它少了“正当”二字。无原则地“维护national interests(参见文末)”,其实是不正确的,要加上“正当”两个字,“维护legitimatenational interests(参见文末)”,才是对的。
只可惜,日本人是直到吃了两颗原子弹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利益”不能少了“正当”二字,否则,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淞沪大战爆发之后,日本农民源源不断地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上“支那”战场,“膺惩暴支”,杀,杀,杀,一个个在日本乡间安分守己的善良青年,到了“支那”战场,以patriotism(参见文末)的名义,变成了杀人机器,沦为了野兽,成为了自己都不认识的魔鬼。
在patriotism(参见文末)的“高尚”名义下,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个日本军政要员认为自己是错的,也几乎没有一个日本兵认为自己是在做罪恶的事情,人人都以为“膺惩暴支”是对的,个个都以为自己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远东军事法庭上的日本战犯,这些人在整个审判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无罪,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所有的行为,都是在维护祖国日本的国家利益,因此他们的一切作为都是正当的、无罪的)
直到投降之后,从瓦砾堆中爬起来的日本人,才愿意反思战争,他们不少人开始逐渐明白过来:所谓“国家”,其实是一头棱角峥嵘的怪兽,无原则的extremepatriotism(参见文末),和不论是非的national interests(参见文末),其实都是毒品,一个善良的人在国家主义的迷魂下,会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一个侵略者,而当你沦为侵略者的时候,你并不自觉,反而还以为自己是一个无比正义的人。
以史为鉴,亲爱的读者朋友,当一个人认为national interests(参见文末)高于一切、并且可以超越人间公理的时候,那么恭喜他,他离“侵略者”三个字,已经不远了,而昔日日本帝国的命运,也许就在前方,等着他。
英文单词释义:
patriotism = 爱国主义
extreme patriotism = 极端爱国主义
national interests = 国家利益
motherland = 祖国
legitimate national interests = 正当国家利益
(文/冯学荣)
(现代日本青年接受电视台采访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