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开国上将张爱萍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被关押五年。毛泽东曾评价张“好犯上”，邓小平也曾言“惹不起”，张爱萍的独特性格可见一斑。次子张胜性格也如同父亲一般特立独行，在上级决定将其擢升之际，选择离开军队下海。2008年1月，《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出版，张爱萍与张胜以对话的形式将往事娓娓道来，其中包括文革这段敏感话题。关于自己如何倒台，张爱萍有详细描述，由于历史原因，在书中并未点名道姓。但真相难以掩盖，作家余汝信撰文《是谁要打倒张爱萍？——<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试解读》分析指出，这个在张爱萍倒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正是同为中共开国上将、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1964年，罗瑞卿、张爱萍（右二）陪同林彪、贺龙视察军校
这部书（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北京第1版）能够在中国大陆境内公开出版，纯为一个异数。
这并非一部普通常见的那种回忆录。这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儿子，与功勋卓着而又有着独立人格的父亲的对话录。
父亲张爱萍，开国上将。文革前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后的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自建国后主管解放军编制长达十年，主管武器装备长达三十年，对军队编制和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决策思维。
儿子张胜，上世纪80年代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在上级决定擢升其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之际，毅然离开军队走入民间下海。
张爱萍的独立人格，贯彻一生。
例一，晚年与张胜谈到与邓小平的关系时，张胜问父亲：“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不想张爱萍忿忿然：“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页396―397。以下引文同出自该书，仅注页码不再注出处）1989年，张爱萍就没有跟。（页420）
例二，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整个解放军都浸泡在商海之中时，张爱萍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页466）
张胜的独特思想，表现在他对当代中国一些政治、社会问题的认识、当代中国一些风云人物的评价上。如对华国锋，张胜评日：“华国锋是个质朴实在的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中国史因此改写。但当他被推到领袖的位置，当他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时，人民要求他，必须具备时代感悟力和前瞻力，正确的，而且是果敢的，面对重大的变故，引领时代的潮流。遗憾的是，这一切，他都不具备。他被塑造教化得过于牵拘、陈腐而至麻木。他被淘汰出党的领导核心是个必然。”（页407）
此一评价，颇为到位。
对于文革史研究者来说，这部书最有价值之处，是引用了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揭露了鲜为人知的文革时期总参内部斗争的实情。
张胜称：“为了搞清这场劫难的缘由，探讨造成这种丑恶现象的党内生活的机制，我曾千方百计寻找有关迫害我父亲的原始资料。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对历史、也对未来负责。”（页308）可惜的是，境内出版条件所限，张胜不能将迫害者直接点名，我们也就只能从蛛丝马迹中猜谜。
查到的文件登记表明，早在1966年9月就在暗中布置收集张爱萍的所谓反党言行，打印了“关于张爱萍问题”的报告初稿。张胜追问：“这是谁策划谁布置的？”（页308）
经查，时张爱萍仍为副总长、总参党委副书记。同为副书记的是杨成武、李天佑、王新亭，杨是代总长，李、王同为副总长。
1967年1月，解放军测绘学院（属总参领导）造反组织抄了张爱萍家，并将张扣押。1月25日，总参文革办公室传达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称：“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我们本来要搞他，因为王（尚荣）雷（英夫）问题就搁下了。请×、×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来。”（页308）
这“上面”，指的是什么人？
张胜查到的卷宗标明：
1967年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
“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页309）
谁的签名？张胜没有说。当时谁能代表党委签名？根据历史资料，我们只能推测是已于1966年12月被任命为总参党委书记的代总长杨成武。
3月8日，揭批“反党分子张爱萍”的“追斗会”拉开帷幕。张在会上检查称“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对象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保持革命晚节。”（页309）
同日，叶群收到一封信：“叶群同志请转林副主席：现将张爱萍的反党言行、信件、在文件上的批语等反党材料选印了若干份呈上，请阅示。现送上两份，请林副主席批呈主席一份。此致敬礼！”（页310）
3月9日，林办又接到电话，一是问对送上的信有什么精神？再是请转告叶群同志，要求尽快解除张爱萍的职务，停职反省。（页310）
“又是他，迫不及待了”。张胜说。（页310）这个“他”，如无意外，指的还是杨成武。
同日，总参电话记录：“传达首长指示，以党委名义写一个报告。根据张爱萍错误严重程度和态度恶劣的情况，会议一致要求，建议将张爱萍停职反省。这事，首长同叶群同志讲过。叶群同志说，尽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页310）
在总参，杨成武是一号首长。可简称之“首长”的，非他莫属。
3月10日，以总参党委名义给“林副主席”，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送到叶群处。其中写道“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
林彪3月16日批示：呈主席阅。毛泽东在两个半月后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5月30日。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已阅。（原件未注明日期）（页310）
张胜说：“什么意思？他们同意了吗？不好说；那他们不同意？也不好说。按惯例理解是三个字：‘知道了’。如果你非要说，是经过某某批准的，也无大碍。这也是一种艺术”。（页310）
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两人都没有注明时间）（页311）专案组的组长由总部一级领导人担任。（页319）这位“总部一级领导人”是谁？张胜仍然没有点名。“总部一级领导人“是否就是总参领导人？我们不能肯定。
9月19日，专案办整理出“张爱萍历史问题材料”，对其党籍问题、被捕问题、国民党少将问题等提出怀疑。党委领导人指示：“拟派人去上海调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查阅敌伪报刊、档案和党史绝密资料，提审在押人员等，请张春桥帮助。”并在公函上亲笔批示：“同意写信请春桥同志帮助。”时间是10月18日。（页312）
我们已经指出，其实总参党委“领导人”即党委书记，就是杨成武。
12月14日，在伪苏州反省院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叫张瑞的人写过一份自首书。南京军事学院造反派送上报告：“张爱萍原名张瑞，曾在伪苏州反省院自首。”又是这个领导人批示：“这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应立即派得力的同志去追查清楚。并将此件送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页312）
经查核，当时的军委办事组组长，就是“这个领导人”杨成武！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李天焕、刘锦平。
12月18日，这个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成区看管，隔离审查。”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页312）
12月26日，张爱萍被宣布正式逮捕。
1968年1月6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称“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次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这位总部领导人”（张胜语），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1926年入团和1928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阅示。（他和吴两个人签名）一月七日”（页321―322）
“这位总部领导人”，毫无疑问，指的仍然还是杨成武。
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自己倒台了。张胜说：“‘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戏弄了左派自己。”
杨成武倒了，张爱萍的事还没有完。直至四年之后，1972年11月22日，方被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前此，在监护期间，使用的是“张绪”的化名）。
1975年3月8日，张爱萍重新恢复工作，被任命国防科委主任。这一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职务差10天整整9年。7个月零25天后，毛泽东在状告他的信上连续四次批示，他又被第二次打倒，这是后话。
关于文革中的“专案审查”，张胜在书中慨叹道：“设立专案组审查干部，姑且不论这种方式在法制社会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中相当的一批专案组，他们不仅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的逼迫、诱导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历史；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磨他们。这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无赖，而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央委员！是老红军！是三八式！是贫苦的无产阶级！他们曾受党的多年教育，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他们都曾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部二级部这样地位显赫的部门工作过；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佩戴过党和人民授予他们的上将军衔！他们真的是以为党内混入了许多敌人，还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势力的需要，或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的野心，才密谋策划、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残忍和下作之事。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怀有怎样的企图，我想知道。”（页328）
张胜想要知道的，我们同样想要知道。
惟张胜没有说出来且更重要的是，“上将”充其量只是一名打手，有关张爱萍问题的重要报告，均经毛泽东本人圈阅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