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拥有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业集团。清朝时以晋商,徽商,潮商,秦商,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河南商帮等十大商帮为主。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州帮。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一、晋商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丰(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二 、徽商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
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
三、 潮商
“潮商”,是潮州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后。大概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
潮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事实上,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