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演: 杨德昌
编剧: 杨德昌 / 赖铭堂 / 杨顺清 / 鸿鸿
主演: 张震 / 杨静怡 / 张国柱 / 王启赞
类型: 剧情 / 爱情 / 家庭 / 儿童 / 犯罪
语言: 汉语普通话 / 上海话 / 台语 / 粤语
上映日期: 1991-07-27
剧情简介： 结识小明(杨静怡)前，小四(张震)是典型的乖仔，是父母的希望和兄妹的骄傲(一家人指望他考上名牌大学将来提升全家的社会地位)，他有一个喜欢摇滚乐的自称“小猫王(王启赞)”的好友，两人虽会去树林看人幽会，但过的是与周围诸多在“小公园”混的少年人完全两样的生活。
喜欢上小明后，小四便像跌进一个无底深渊，开始被外界的各种力量牵着鼻子走。新识仰慕对象honey(林鸿铭)猝死，一向敬重的父亲的自尊与精神因为某次事件严重受损，加上将一次次“欺骗玩弄”他感情的小明“看透”，血气方刚又有很强道德感的小四终于走上犯罪的道路，期望用自己的刀结束事件的根源。但小四不知的是，他眼中的根源只是这条食物链中微不足道的一环。
心理学看点：犯罪心理学
心灵咖啡推荐理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台湾导演杨德昌1991年的作品。本片获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判团大奖及影评人大奖，法国三大洲影展最佳导演奖，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台湾第2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经典台词：
小四父亲：你们这些女人啊，哪里知道我们男人之间的交情，整天只会猜来猜去，有什么用?
Honey:“带种就玩真的，玩真的就玩到底……”
小马：我人在哪里，就混在哪里!
小马：妈拉个B，你算什么玩艺儿，为了一个MISS和哥儿们翻脸，不够意思……
小猫王：不要这个样子嘛，不要这样了，难看了，给哥儿们一点面子，给哥儿们一点面子…
滑头：从前打打杀杀的，真是很没意思……
老校警：这让我想起了大陆的汉口……
冰店老板娘：你知不知道，人生真是好寂寞好孤独啊……
“你不要再跟我哈喇一个字!!我懒得听你这种公子哥的大道理，从今天起，
只要让我知道你还跟小明在一起一天我就到学校堵你一天，堵到你害怕!!!”——小四
“很多人都说他们爱我，可是一碰到麻烦事就都逃得远远的。”——小明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我就好象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小明
“其他的武侠小说名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战争与和平》”——Honey
“怎么啦?人多是吧?来呀!一起上啊?还是挑单个?”——Honey
“带种就玩真的，玩真的就玩到底!!”——Honey
“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Honey
“我人在哪，我就混哪!!” ——小马
“我还以为你是好学生哪，原来又泡MISS又卯架” ——小马
“妈的，MISS嘛，就那么回事啦，给他吃好的穿好的，鬼混一下，还能怎么样。”——小马
“妈拉个B呀，为了一个MISS和哥儿们翻脸，你算什么玩意儿啊，婆婆妈妈跟个女人似的，不是说好要好好念书不泡MISS的吗?现在又来啰里啰嗦的，不够意思，哥们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小马
“如果人要为自己没有做错的事低声下气，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只要努力，就会有自己的未来……”——小四父
“在自己的地盘出事还要搞这么久，以后还要不要混了?”——滑头
“别这样啦，自己哥们，不要这样啦，看我的面子嘛、来来，我帮你约一下，有事好好说嘛，给哥们一个面子嘛。”——小猫王
“你知不知道，人生真的好孤独啊，一个人在最绝望的时候，你晓得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冰店老板娘
“怎么地?心情不好啊?没有问题的啦，睡一觉，太阳出来就好啦，活着总不能让屁憋死吧?你说对不对?”——卖馒头的人
“三角裤，三角裤，省钱又省布，破了还可以当抹布，回家送给你老木!!”
“打kiss，泡miss……”
被爱自己的人捅死……
影评推荐：
台湾有部小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作者吴淡如。不知道小说和电影哪个更早，但都是由当年一桩真实事件生发出来则确定无疑。60年代初，杨德昌就学的学校夜间部初二一个男生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杀死了女孩，震惊当时社会，也给杨德昌留下深刻印象。那时他14岁。
若干年后，他根据这一事件拍出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再次震惊台湾并世界影坛。
关于杨德昌：
杨德昌，广东梅县人。1969年毕业于台北交大控制工程系，1972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电脑硕士学位，又去南加州大学电影研究所学习一年。这又是一位理工科出身的现代艺术家。而理工科的学习经历，让杨德昌总是能用他理性的手术刀深深切入社会的胸腔，展示其残酷鲜血淋漓的横截面，并在风格上保持着一种冷酷的现实感和锐利的现代感。
这是一部根据台北发生的真实案件改编的影片。60年代初，杨德昌就读的学校夜间部初二的男生茅武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杀死了女友，当时震惊台湾社会，也给杨德昌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年杨德昌14岁……
多年以后，步入中年的杨德昌重新追溯那段少年时空的现实，参与编剧并导演了这部电影。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混杂着导演本人过去中学阶段的真实成长经验与时代抑郁体验，故在影片中交织呈现出比从前作品更复杂的情感关系。全片因拍片需要，共有92个需要修改、重建的场景，一大批十三四岁的年轻演员，还有上百个角色绵密交织的复杂网络，资金从预算的1300万扩充到2700万，影片更是长达4个小时。
在杨德昌的创作生涯中，很少有如此庞大的制作架构。尤其是对年代写实性微小细节的雕琢，都处处流露着创作者对自身成长经验的虔敬感情。而且这部作品在保持他一贯的内省风格同时，同从前作品相当不一样地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有着些许温暖意味的情感，虽然这种情感表现得很克制……
在杨德昌其它作品里，如《恐怖分子》、《独立时代》、《麻将》，杨德昌刻意表现了在台北社会中飘荡着的人际冷漠感，在其中即使是青少年的身上，也有着一种异化的病态或邪恶。但在这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出现一大批纯真但不冷漠的少年，藉着逝去的60年代，杨德昌投射出对过往不可复见的纯洁性的追怀。
杨德昌是那种有野心勃勃的艺术家，抒情短诗式的作品是没法满足他的艺术野心的。而他身兼的社会分析学家的身份，更是让他在这部表现少年成长的电影中，勾勒出了当时台北社会众生的群像，使之成为了一部拥有巴尔扎克式宏大视角的台湾60年代的哀伤史诗——他用摄像机和胶片再现了那段压抑绝望、惶惶不安的年代，也传达了他本人对那段灰暗错乱的历史的看法。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关于历史背景：
先谈一下关于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正如我们所知，国民党1949年的失败，使台湾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大迁徙，不同省籍、不同背景的人士，或自愿或被迫随国民党来到这个孤岛上。
十年过去，他们的下一代逐渐出生、成长，反攻大陆的希望渐成泡影;物质的匮乏，长期的战乱流离后第一次的苟安;恐共心理尚未退潮的歇斯底里情绪导致的政治高压;省籍的歧见，日本文化影响的消退，美国文化影响的增强，这一切都使60年代的台湾成为弥漫着晦暗绝望的奇异时空。
在这样的灰暗压抑的环境中，成年人大多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蝇营狗苟、卑微无望地生活着，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又是怎样呢?
关于小四：
电影主人公小四是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影片中还有许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儿和女孩儿。而小四无疑是属于这其中的好学生，并不像身边的一些男孩儿那样卷入少年帮派的暴力活动中，而更多的是处于旁观状态。
影片中的小四多少有着杨德昌本人的投影。小四对60年代的台湾社会的观点正好代表了杨德昌本人的观点，小四父亲所经历的白色恐怖，也就是杨德昌本人要传达的一点政治讯息。本片中不时出现的坦克车，就正有上述的暗喻，电影里的美国流行曲，少年帮派举办的舞会，显示了60年代台湾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之深。片中的大部分情节都在夜间发生，主角好比身处于一个蒙昧不明的黑暗时代，身处于一个黑暗的社会。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本片的话，导演的用心也许更见明显吧。
电影中的主要角色小四由台湾演员张震饰演，有趣的是，片中小四这个角色的名字也是叫张震。类似情形我们在王家卫的《春光乍泻》中也曾见过，张国荣和梁朝伟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的名字，竟是电影剧组中的两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当电影结束后的字幕泄露这一秘密时，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关于张震，大多数人知道他，或许是因为他在我们熟悉的《春光乍泻》、《卧虎藏龙》等影片中饰演过角色。在十年前的1991年，他还是一个青涩稚嫩的少年，但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有着淋漓尽致的出色表演，他将那个沉默倔强的，有着绝望纯美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少年角色塑造得极具表现力。
一次在校医务室的偶遇，让小四结识了眷村的少女小明，并渐渐喜欢上了这个看上去清纯文静如天使的女孩儿。
可小明实际却并不是如她外表那样单纯简单。她是一个单亲的女孩儿，只有一个多病的母亲，反倒时常需要她的照顾。小明和她的母亲甚至连固定住所都没有，只能是当母亲为某家做佣人时寄居于别人家。又多因她母亲的体弱多病而被解雇。每每此时她们只能搬到小明的舅父家，却要忍受境况同样艰难的舅父的冷言冷语。而小明的母亲更是早早将希望寄托于还在念初中的小明的身上，让她快快长大。在这样的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小明在本该无忧的年纪里丧失了作为一个女孩儿的快乐，而过早成为了一个女人。
小四儿也是在这样的失望中扼杀了自己的希望，他们一家住的是日本房子、听的是西洋歌曲;在家说着国语、对老朋友说着上海话、吵架时说着广东话;他的同学们忙着打架、泡Miss——而小四，只有一间狭小到仅能容身的风柜，他只能照着手电在日记上写几个字宣泄不满。
他没有根、也没有去处，他无能为力，却不甘受现实的摆布。到头来，当发觉最爱的女孩小明也被现实夺走的时候，他只能用绝望、极端的方式解决自己的疑惑。小明也好，小翠也罢，她不改变，你是无法去改变她的。面对时代的背景、面对现实的真相，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关于小明：
我们该如何定义一个女人呢?忘记叔本华的那些刻薄的关于女人的言说，我们亦可得知女人不同于女孩儿的另一种生物，她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并知道靠什么技巧或什么样的面目来攫取那些东西。人们常会迷恋这样一位风情万种的女人，虽然她们的心冷若冰霜甚至狠如蛇蝎。可那些尝遍人生苦痛的男人还是希望遇见这样一个女人，来拯救他们平淡无奇或肮脏猥琐的命运。
被杀者小明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杨德昌加在她身上的已远远超出十几岁少女的负荷。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对残酷现实的体会远比小四透彻，贫穷、动荡、寄人篱下，时刻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不稳定状态中，这使得小明身上体现着矛盾的美感，既有少女的清纯羞涩，又有成熟女人的冷酷。
你可以骂她水性杨花，跟身边每一个追她的男孩子相好，但在看完第二遍后，我为她难过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为小四。如果说，在小四由明转暗的青春里，小明是他最后的亮色;那么，在小明早已暗淡无光的青春里，小四就是她唯一的亮色，而这唯一一星光亮，还是被她自己掐灭的。
同小四家热闹温馨而相对稳定的气氛相比，小明和母亲总是在为明天的落脚点担心。她母亲曾忧伤地说，“你一定要快快长大。”这沉重的期待和严酷的生存环境剥夺了她真正享有青春的权利，她在最单纯的年纪就迅速地被这个世界同化了，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她甚至比小四父亲还要成熟和衰老。在另一面，小明的眉宇间还闪烁着纯真的光芒，她其实是那样迫切地需要被理解和尊重，因此小四是心灵上最贴近她也最温暖她的人。但是最终，她还是背叛了小四，也就是背叛了自己，向更为强大的现实世界妥协了。
就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提到自己的诗《自惩者》时说的如下这段话所描述的女人：
“让我在爱情中休息。——可是，不行——爱情是不会让我休息的。——天真和善良是令人厌恶的。如果你要使我欢喜，恢复我的情欲，那就残酷吧，谎骗吧，放荡吧，荒淫吧，偷窃吧!如果你不愿如此，我就要毫不发怒地痛打你。因为我是冷嘲的真正代表，我的病是绝对治不好的。”
如果小四读过这段话，读过《恶之花》中的那些邪恶的情诗，也许他就不会去杀死自己心爱的小明了?我知道这样的假设着实让人厌恶，因为在少年小四的纯美内心里，波德莱尔的教诲无异于魔鬼的诅咒。
和《坏孩子的天空》中的新志一样，少年小四也是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
说回到小明的话题，小明就这样早早丧失了纯真，而选择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成熟。正如无论我们做什么总要为之付出代价一样，少女小明过早成熟的代价是本该属于她的那些欢乐。小明的爱情方式是在她无论漂到任何地方，总要依附于她认为最能给她安全感及保障的那些人身上。而在小四遇见她时，小明正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而小四身处的“小公园”的老大Honey更是为了小明争风斗狠杀人而逃亡台南。
关于Honey：
Honey是另一个让人难忘的角色，虽然他在电影中戏不多，但却是杨德昌电影中不多见的，一个同样被附上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即使是他还未在电影中出场，杨德昌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Honey凶狠且不怕死的形象。而在Honey从台南忽然归来出场亮相后，我们却会发现这是个浪漫到极致的人物，浪漫到近乎幼稚。这在下面的这段台词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印证。
“……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它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
而后，他同那个俄罗斯“老包”一样，孤身一人去和“217”眷村帮的老大“山东”谈判。却在一片铁轨旁的黑暗树林中，被“山东”暗算而死……
可以说Honey是一个对小四影响至深的一个人，而某种意义上Honey也并没有死。因为小四已默默将Honey的精神继承下来，并像Honey一样，继续同这个丑陋世界争夺着小明。
或许是Honey触动了小四，小四也渐渐卷入了帮派间的斗争，并在后来参与了为Honey复仇的活动，亲眼目睹了害死Honey的“山东”的死前的惨状。
而此时小四的父亲因为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小四自己也因为顶撞学校而被开除。身边发生的种种事件，让小四也日渐迷惘，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虚荣、丑陋、残暴的那一面。他有些不知所措的内心深处认定他爱着的小明是他唯一也是最后的希望，而他也认为自己也同样是小明的希望。可就在这时，他听说小明现在已经投入了他的那位有钱有势的好朋友的怀抱，这让小四陷入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
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与小明相遇后，小四再次向小明表白心迹，可遭到了小明的断然拒绝。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这时小四拔出了那把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短刀，狠狠地刺向小明的身体，又似乎是在刺向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内脏。小明当场死去，只剩下小四在她的尸体旁徒然呼唤：“小明你站起来啊，小明你站起来啊……”
想当初，小四若不是在医务室邂逅小明，带她去逃课，就不可能在眷村附近的靶场，遇见那个说什么“泡我们的密斯要买票”的光头;若不是小四打了光头，光头就不会带人来堵小虎的时候寻上小四的晦气，小马也不会挺身而出摆平事情，大家也不会成为好友;若不是大家一起去小马家玩，见到那柄日本军刀，小猫王也不会到自己家的顶棚找宝贝，最后找出一把“日本女人自杀用”的短刀;而小四正是揣着这把短刀去堵小马，结果遇到小明并将她失手错杀的。这其间没一个环节是不相干的。
还需指出，台词中预先强调那是一把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刀，可见它的职责是保卫贞操，后来在小四面前，小明最后那几句话未必没有挑衅的味道，可以说小四正是受她之激，而亲手帮助她完成了自杀的工作。
小四和Honey，这两个电影里的少年，都有着理想化了的纯美内心世界。虽然电影都有着强烈的写实风格，可这些理想化的艺术勾勒，却没有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这或许是由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少年有着天然的优美品质，虽然这些品质在日后可能会在时间中消失。那些品质正如 Eric Burdon 在《在我年少的时候》中所唱的：“……在我年少的时候，信念是如此的强大。对朋友的友情充满坚定，我是如此的成熟，在我年少的时候。”
我想这首歌词中少年的成熟，完全不同于成人世界的那种所谓的成熟。后者更擅长的是一种压抑的经验，并将冷漠当作保护衣。
关于小四的兄弟姐妹：
总觉得杨德昌不是在用胶片拍电影，而是拿一架放大镜冷静观察，所有细节都得以最大程度地展示，他却仍旧躲在暗处不动声色。他很少用煽情的特写和背景音乐，对少年人的爱情和青春也几乎没有任何外露的渲染，只是静静填在一个个零碎的镜头里。
大姐的青春是入世和光明的，她漂亮的长裙，流利的英语，戴手表的姿势，还有教训弟妹的家长口气，就像是她妈妈留在上海的韶华。
二哥的青春混沌而压抑，在家里永远处于被忽视被责罚的位置，流连于弹子房也可解释为内心中被接纳被承认的渴望。
三姐把青春的信仰奉献给了上帝，她的声音一直都是低沉而平静的，但最后得知小四杀人时歇斯底里的尖叫却充满了对神的愤怒和绝望。
小妹衣服上的钮扣总是掉，裙子总是嫌短，那是她迅速成长的青春。
关于少年们：
而少年的成熟品质就像尼采所说的精神的三次变形中的最后一种，他们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正因为如此，他们比很多成年人更了解幸福，也更能体验到幸福。
“爱里总有疯狂的成分……在我这爱生命者看来，我觉得蝴蝶，肥皂泡和一切在人间的与它们相似之物，最了解幸福。
当查拉斯图拉看见这些轻狂、美丽而好动的小灵魂，他便要流泪而歌唱起来。”
那些有着天然优美品质的少年，那些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正像尼采所说的这些美丽好动的小灵魂一样，只会信仰一个会跳舞的上帝。他们是人类完美类型的一种，可完美本身就意味着疯狂，就像爱也意味着疯狂一样，在完美的瞬间他们只能是在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就像法国诗人兰波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别处。
王尔德曾说使孩子品行好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他们愉快。而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年人在让孩子愉快这点上，都显得出奇的吝啬。
而就在他们或是粗暴，或是和蔼，或是歇斯底里，或是语重心长地夺走那些让我们愉快的事物时，他们总会不忘附加这样一句：这样做是为了你好。而这真的是一句带有说服性的辩词，它会在最后使我们也同意毁灭自己。
当然他们可能还会说自己更有经验，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多，他们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多。而且他们总会把他们自己思考很久的东西就当作正确的，而有些东西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就是对他们那么说的，只是因为电视里是那样演的，报纸上也是那样写的。
而对于那些在他们自己的少年时代里，曾困扰他们的难题，他们从未真正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只是生存得比那些问题更久一些，这给了他们已经解决了那些问题的一种假象，就像那些不可能恢复性能力的人，不会再为性而苦恼一样。
关于黑暗与光明：
杨德昌在《牯岭街》中对于“黑暗”的运用，的确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从片头少年们在学校里的群殴，到发生在台球室和冰店中的血腥砍杀，直至后来对张先生的审讯和小四在校门口的行凶，无不是在黑暗中完成。即使是发生在白天的戏，杨德昌也时常运用室内的光影来达到以昏暗为主体的画面效果。“黑暗”，在杨德昌的电影里，便成为了与“恶”如影随行的场。但凡是表现人性或社会的阴暗面时，屏幕上的光明就被驱逐，就像为Honey复仇时的停电情景一样。
作为与“黑暗”的对立，“光明”更成为了杨德昌要找寻的东西，为此他甚至干脆管那个女主角叫“小明”。很多人注意到了杨氏电影中对于电灯的运用，可那微弱摇摆的光亮非但不能刺透沉沉黑夜的，反而只能反衬出暗的存在。
《牯岭街》里与“光明”有关的最有趣的一个象征其实不是“电灯”，而是一开始小四和朋友在片场保卫的办公室里盗得的“手电筒”。这个长长的家伙让少年感到无比的新鲜。因为升学考试成绩不佳，被父亲寄予厚望的小四不能念日间部初中，只能去读夜间部，手电筒就成为了他在黑暗里寻找光明的眼睛。他上学时将手电筒别在腰间，晚上睡觉时用它来照亮小明的照片，而在“山东”被砍死时，又是这个手电筒让他在停电的漆黑中看到了真切的血腥。
需要指出，在杨德昌那里，“明与暗”并不意味着“善与恶”的简单分野;在手电筒投射的光柱下，人性中时时可以看到善与恶共存的两面。正是这种复杂的矛盾性，让我们的道德追问陷入悖论中。小明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难以决断的形象：她稚嫩而忧郁的美丽容颜，是情窦初开的男孩心中“善”的典范;但自幼和母亲漂泊来台的小明却在生活的重压下，不得不周旋于多位男友之间。她所需要的安定和保护，对于纯情的少年理想主义者小四来说是一种可耻的堕落。小明深知自己是这个“天地不仁”的世界里的“刍狗”，罗曼蒂克的男女欢爱不可能比生存本身来得更重要。她是小四眼里的“光亮”，但又被残酷的生活胁迫成一个轻浮的“娼妓”，在黑暗中用变幻嘴脸来谋生。
正是这种“美”背后的邪恶暗面让小四无法容忍，所以当他发现自己无法改变这一切时，他只能投向恶的怀抱，用狰狞的死亡来为小明赎罪。杨德昌曾心有戚戚地说,“小明甚至自己都是凶手”，因为她说她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充满恶，却又不能被小四、Honey或张父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改变的世界。小四并不是没有努力过、抗争过，他许诺要永远做小明的好朋友，甚至在退学后努力学习希望能重新考入日间部(从黑暗走向光明?)。但当被好友小马和爱人小明同时背叛时，即使是二姐那充满宗教关怀的告解也没能把他拉回来。意味深长的细节是，在选择杀人还是见神父之前，小四去片场退还了那个手电筒。他不再需要光明，他已经被黑暗的心所吞噬。
这种残忍和绝望，是《牯岭街》要表达的基调，是作为自然主义者的杨德昌无法挣脱的悲剧性。但同时，或许出于一种信仰，或许出于一种希冀，电影中依然努力在背景中保留一些温暖的亮色，就像暗夜里的白炽灯泡。我最感觉到温情的部分，是片中出现过两次的买豆包馒头的小贩。这个操着陕西方言的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台北的黑夜里，以欢欣的语调叫卖着自己的豆包和馒头。一次是小四从学校归来，因为记了大过，他多少有点悻悻，于是中年小贩热情的鼓励他说，生活没有难事，希望就在明天。另一次，小卖部老板在落寞的深夜和小贩遭遇，前者讥笑他说:“你干嘛怎么辛苦啊，莫非你还真能卖出去多少，莫非你还想靠卖这个攒钱讨媳妇?”小贩却憨厚的一笑，说：“能赚多少是多少，攒一点是一点呗。”
“小猫王”则在电影的结尾给我们另一种欣慰，他想告诉身在狱中的小四，他写给猫王的信有回音了，偶像不仅鼓励他好好唱歌，还送给了他一个“很屌”的礼物。虽然这样一个小小的对梦想的肯定也被狱卒击得粉碎(送给小四的录音带被大人随手扔进了垃圾箱)，但卑微的小人物在黑暗中的坚持，给了我们做“西西弗”的理由。
对于那么多的来自成人经验世界的限制，我们能做的或是默默顺从，或是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事。于是我们第一次逃课;我们第一次在街上用暴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第一次燃起一支香烟然后学会吐第一个烟圈;我们第一次爱上某一个人;我们第一次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手淫……
而在日后当人们尝尽人生的悲喜和冷暖，这些记忆似乎都变得那样珍贵而迷人，而其它那些曾苦苦追求的东西则变成可怕的虚妄。就像某位法国作家所说：“我在临终时，会对来访的客人说：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只是希望你能说一些粗俗的往事使我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