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作者：熊丙奇
是高考试卷出了问题，还是高考出了问题(1)
2003年的高考，最引人注目的一桩新闻，是江苏省高考数学试卷的一道分值为5分的选择题，被许多老师和学生质疑为错题。后经有关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给出了“不是错题”的结论，但是在当年11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会议”上，难得聚首的12名院士在会议之余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包括1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12位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专家们，对江苏省高考数学试卷的这道选择题给出了一个集体“答案”——这是一道必须纠正的错题①（①《12名院士就江苏省高考错题发布声明：错题应予纠正》，田乾峰，《京华时报》，2003年11月6日。）。 对于高考考生来说，有时1分都“性命攸关”，更何况这是5分！一个江苏考生说，像这样与前途、命运紧密相联的高考试卷出现错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太烦太累，即使###门承认是错题又能怎样呢？少1分未被录取的，难道能就此迈进大学校园？而因错得“福”已被录取的，又难道会被坚决退回？ 高考在中国社会居然扮演着“社会分工”的重要角色。属于笔者的那场高考已经过去14年了，但我仍清晰地感受到，是高考让人生的道路如此不同。是的，我应该感谢高考，如果没有高考，也许至今我仍在那个偏僻的山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开垦着农田。冬天的时候，裹着一身油亮的军大衣，蹲在门槛上大口地喝着稀粥。我的小学同学军就是这个模样，读完小学就回家务农了，他没办法走出那个山沟，尽管交不起两个女儿的学费，可还计划再添一个儿子。 高中同学叶，现在在广州打工。每次他送货路过中山大学那个仿古的大门，就会给我打个电话，而电话里每次都会留下一句：“要是当年多考1分，我也是大学生啦！会像你一样，坐在OFFICE里，不再这样风餐露宿。”叶的家庭条件很差，但他勤奋刻苦，成绩一直不错，只是高考发挥失常。平时居班级前十名的他，关键时刻分数却比录取线低了1分！他好希望重读一年，可是他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却被查出患了肝癌。一个为供他上学已经一贫如洗的家庭，现在更需要他去支撑。当我开始大学之旅时，叶也上了南下的火车，决定去打工…… 你不得不相信，这就是命运！一分之差的人生悲欢。 叶说，他是命运的弃儿。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多少像叶这样的青年？ 因此，我们很难去追踪某一个体在所谓“错题”事件后可能遭遇的多舛命运，我们甚至没有勇气去进行这样的“追踪”。 中国教育现在不仅需要纠正一道错题的勇气，更要面对一个必须进行改革的体系。 我国高考的录取原则很“简单”——先分数优先，接着志愿优先，再分数优先。先划出各批次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只有达到这一录取分数线，才能进入这类学校的录取视野，这是分数优先。批次录取线是很多学生的“生死关口”，一分之差，可以决定你是进重点一本，还是一般二本；可以决定你是进本科院校，还是落入第三批高职高专。同一批次学校则实行志愿优先录取原则，学校按照学生填报志愿的情况，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等依次录取，先满足第一志愿学生的要求，只有当第一志愿学生未招满时，才进行第二志愿录取，并以此类推，这是志愿优先。而在填报同一志愿的学生中，学校又按照分数高低进行录取，直到录满为止，最低的录取分数，就是录取分数线，这又是分数优先。 这“简单”的录取原则，在老百姓看来却十分复杂——明明离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只差1分，北京大学不录取，为什么不能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不是要比北京大学低吗？“呵呵，你想得美！”主管招生工作的官员会告诉你，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志愿早就招满了，第二志愿提都不用提。 一分之差，天壤之别。有的学生痛心疾首之余，放弃被其他学校录取的机会，用一年时间再去复习攻读；有的学生带着失望和沮丧，开始大学之旅；当然也有学生把希望寄托在四年之后的另一次人生选择——“考研”上，高考失败了，考研重头再来！  
是高考试卷出了问题，还是高考出了问题(2)
在中国，关于高考制度的争论，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提起高考，很多人会从不同角度编排它的不是。但事实上，高考制度也许是我国目前为止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操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各类腐败现象。有人说，恢复高考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大成绩，大批优秀人才通过高考步入大学求知成才，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态势。 高考制度本身没有错。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之一，是高考的考试体系。考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怎样考试？考些什么？通过考试希望评价什么？这才是关键。二十多年来的高考，基本上把着眼点放在考察记忆能力与运算能力上，于是学生们一遍一遍地背诵，反反复复地练习，最终成了应试的高手，却往往因高分低能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问题之二，是高考的“等第”录取原则。我国高考制度中的填报志愿一环，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考生之间难以知悉对方的意愿，即便知道了自己的考试分数再填报志愿，也很难作出明智的选择。一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与填报这所学校的学生人数、这些学生的考分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考分高者大多流向这所学校，就会导致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增高；反过来，即便这所学校是著名学府，如果很多高分考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选报的话，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就有可能大大低于名气远不及自身的学校。虽然多年来的高校录取规律显示，强校恒强，也就是说好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一般较高，但是填报志愿“失误”的事情却也屡屡发生，着实折磨着莘莘学子。 从高考志愿表上众多的学校选择和专业选择上看，学生们很难想到，自己的选择空间其实很小很小，有时第一志愿填报出了差错，就会使整个结局面目全非。于是，填报志愿成为一场“赌博”，在这场赌博中，学生们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选择，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 能否变等第志愿为平等志愿呢？能否变只能被一所学校录取为可以被多所学校同时录取？这已经在某些学校范围内，在某些招生考试中有过尝试，比如在6月高考录取中，考生能收到众多高职高专的录取通知书，在京沪等地的春季招生中，一个学生也可以收到六七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学生们对此显然感觉不过瘾，他们渴求的是所有的学校，尤其是名牌重点大学均能如此，那么，他们将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拿着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众多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作出“去”还是“不去”的自主判断。 我国的高等学校招生体系走到这一步还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两点，一是高等教育的资源是否足够丰富；二是高校的自主录取是否公平公正。目前高校实行的集中统一录取方式，实际上完成了高等教育资源在最短时间内的充分配置，每个学校，尤其是重点院校几乎都能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中完成自己的招生录取“计划”，这也是高校按等级志愿录取的现实背景。如果改变这种录取方式，采取学生按照相关条件提出申请，学校综合考核其各种能力、素质之后发出通知的做法，教育资源便很难在短期内充分配置，甚至会出现闲置的情况。而这，恐怕是很多高等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另一方面，这种平等志愿的录取方式也必须建立在学校充分、完全的办学自主权基础上，学校必须有权决定自己的录取标准，选择自己需要的人才。但问题在于，一旦失去了刚性的分数作为衡量尺度，人们又会生出更多的担忧，担忧公平与公正。2003年，国内一部分名牌大学拥有了5%的自主招生权①（①2003年22所自主招生高校名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学技术大学；2004年新增6所高校：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学校可以用计划数5%的名额，录取那些达到一本录取线但未达到该校录取线的优秀学生，而获得资格的学生名单要事先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对国内的名牌重点大学而言，其相当部分的办学资金来源于国家投资，因此，这些教育资源理所当然是所有民众的资源，人们不希望这些资源被不合理地支配，希望看到它被正确使用，这是十分正常的要求。  [返回目录]  
是高考试卷出了问题，还是高考出了问题(3)
高校录取原则的变化，还有赖于考试体系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我国所有的升学考试成绩，包括高考成绩、考研成绩、考博成绩都是“一次性用品”，一次考试就为一次录取所用。这是集中录取制和学籍学年制相综合的产物。笔者的一位中学同学，当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比最低录取分数线低了5分；补习了一年，考分增加了10分，可仍旧比录取线低了2分；再补习一年，考分比第一次高考还低3分，但却超过了最低录取线，最终进了一所专科学校。对同样的内容反反复复地补习，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应试者的能力与水平，只是相对水平的变化给他创造了入学的机会。笔者当年博士入学时，恰逢好几年不遇的激烈竞争局面，报考同一位导师的学生多达16名，且有10名考生的分数达到了学校确定的博士复试线，而导师只收3名学生，显然，将有7名上线的学生被淘汰；第二年，报考这位导师的学生骤减至4名，且只有一名达到学校确定的博士复试线，于是这名考生成为当然的被录取者。“为什么TOEFL考试成绩的有效期可以是两年， GRE考试成绩的有效期可达5年，而我们全国性的高考成绩只能使用一个多月？”学生们不解，但只能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行事。从世界发达国家的招生制度看，升学考试成绩（联考、会考、高考成绩等）应该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在某个时间段内，你可以拿着升学考试成绩以及过去的各种表现，去申请入学资格。 问题之三，是传统的应试思想牢固地占据着社会的主流地位。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十分显著的一条社会通则就是“学而优则仕”。仕是“官本位”社会民众至高无上的追求，而学是通往仕的最佳途径。如果说由此可以激发一个社会崇尚读书的风气倒也罢了，但问题是，判断“学优”与否又大多来源于一个“考”字。“考取功名”表明考试是奋斗的“终极目标”，一旦考试高中，“人生”就大功告成。于是，在很多人眼里，考试的成败意味着人生的成败。在上大学以前，几乎所有的家长和学生对考试都有一种畸形的“崇拜”。 近年来，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围绕高考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却并未触及根本。高等教育扩招最大的功绩是扩大了教育资源，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是，这并没有降低高考的竞争程度，为了获取更优质的高等教育——进入名牌重点学校，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我们现在甚至能够听见小学生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处在一个竞争的年代，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今后要考上名牌大学，这样，才对得起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而对中学生来说，即使是班级中最优秀的同学，也要去上补习班，上补习班的目的，是为了能考100分，不考99分。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从小学开始准备高考
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是考上重点大学，这就要求孩子必须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于是学生们为考出高分而绞尽脑汁也就在所难免。否则怎么办呢？大学要以考试分数高低排序录取，你能不考高分吗？那种认为中小学教育不排名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应试教育对学生负面影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的高考指挥棒还没变。实际上，小学也好，中学也好，老师们关注的仍旧是主干科目，尤其是中考或高考考试科目。很多关于素质教育的设想，面对这些科目的教学压力，还是得让路。比如，###门对于美术素质教育的设想，是要求学生每周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学习美术，要求学校能经常组织学生外出写生或者到博物馆参观。但真正能做到的学校又有几所呢？这也不能怪学校，因为它们面对的压力，是升学率的指标。学生考不上高一级学校，谈什么都是假的。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的小学校长也坦承，她在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时，也不忘教给学生应试的技巧。她认为在学生考分不够的情况下，单纯地推行素质教育，无疑会走进死胡同。 除了努力谋求绝对高分之外，聪明的家长、学生和老师，也已经看到弥补分数的捷径，那就是现在大学招生为体现对学生综合素质与全面发展的重视，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比如，对某些艺术特长生实行特殊录取；对某些获奖学生进行加分奖励等等。一句话，某些素质可以折合成考场上的分数。 当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进补习班，在为未来的升学进各种培训班以累积“综合素质”资本的时候，作为一个家长，能无动于衷吗？ 于是乎，有无数家长要求孩子学习艺术，其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受到艺术熏陶，提升综合素质，而是为了将孩子变为“特长生”，以便今后升学时可以得到优惠和照顾，此举被称为“曲线高考”。而一些考证、考级组织者，也针对家长这种心情，将考证发展成为一项“产业”。各种针对学生“素质教育”的考级考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舞蹈考级、钢琴考级、小提琴考级……而且从培训到应试指导，为家长提供一条龙服务。书店里随处可见的各种考证、考级应试指南，正是这一热潮的产物。 那么考证的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且看下面的故事。 “你刚才这曲弹得不错，能不能给我们另弹一首曲子？”作为考证官，音乐博士胡教授这天突发奇想，给一个刚刚按规定曲目演奏参加完考证的学生一支新的曲目，让他读谱演奏。 “……还要弹？”这一切显然出乎这位小学生的意料，刚才满脸的笑容顿时凝固，空气也变得紧张。他怯怯地接过曲谱，头埋得很低，然后艰难地对考官说：“这首曲子，我没有学过，不会，不会弹。” “这不难呀，比你刚才演奏的曲子还要简单呢！刚才的曲子你不是弹得很好吗？”胡教授说。 “可我没练过呀！刚才那首曲子，我已经练了两个多月了。” 这是胡教授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考证，他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不解，以前曾经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他觉得那是有意夸张，现在总算眼见为实了。 胡教授显然高估了考证学生的实力。其实，对于这么小的小学生来说，此举真是在故意“为难人”。因为，这样的“考题”，即便对于那些手持十级证书报名参加高校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的高中毕业生而言，也是令人恐惧的。很多学生拿出来的证书都是十级，可随便挑一首曲子让他们演奏却难以完成，这早已是考生圈子里司空见惯的现象了。 自古以来，我们就高唱着“因材施教”的调子，可在具体实践中，这“调子”几乎“走”得不成样。教育者不是把受教育者作为有着丰富个性色彩，有着不同兴趣、特长以及不同需要的人来培养，而是把他们制造成参加各种考试、各种竞赛的“机器”，而且，衡量“机器”是否优质的指标是惟一的，那便是考试成绩是否优良。  [返回目录]  
“优汰劣胜”的第二次高考(1)
所有设想中的激动场景都没有出现。信封已经表明自己被心仪的名牌大学录取，可双手还是忍不住发抖地撕开封口，肖敏在心中祈祷，但愿专业也能如自己所愿。 “物理学”。这是3个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字眼，在所有填报的6个专业志愿中，肖敏根本不曾将其纳入考虑的范畴。 “妈，怎么办呀？是物理学专业，我不想读这个专业！”脑子一片“混沌”的肖敏清醒过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拨电话。 电话那头的妈妈一下午都在等待报喜的电话，准确地说，这个电话，她已经等了十多年了。可是，现在她根本无暇仔细品味这个电话本该给她带来的喜悦，因为，一个始料未及的麻烦出现了。 原定晚上的庆祝活动取消。正在上班的爸爸也被马上召回。一家三口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学校，他们怀揣着一线希望，想找学校招生办公室通融通融。 “能不能换一个专业？老师，请帮帮忙，读物理我一点准备也没有，而且我一直不喜欢。” “不可能。这是按照分数高低、志愿先后依次录取的。”招生办公室老师的口气不容商量，“如果当初不喜欢，就不要填愿意调剂……不过，不愿意调剂的话，你也基本上没有被录取的可能。” “老师，我们知道。能不能出点钱，帮换一下。听说其他学校只要交几千元钱，就可以换一个专业。可以吗？” “其他学校怎么做我们管不着，我们不可能换。不要再动这个脑筋了。其实，你要是不喜欢这个专业，在大学里还是有机会调整的。我们的招生宣传不是说过么，有5%~10%的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结束后可以转专业。” 此行的结果，就是肖敏确定了大学奋斗的第一个目标——换专业。她发誓，一定要转到填报的第一志愿“工商管理”！ 也就是说，肖敏开始了第二次高考！目的只有一个，还是考大学，只不过，这次是为了考个理想的专业而已。 她不喜欢物理，可是在大一，她比谁都“热爱”这个专业，对她来说，大一不过是“高四”。因为，她研读了关于转专业的所有条款，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想转专业，必须取得本专业的优异成绩，否则就不可能有转专业的资格。在大一第一学期，肖敏拿到了一等人民奖学金。 在大一结束的转专业考试中，考试内容除了公共基础课，还有本专业的一门课程。肖敏获得了第一的成绩。 全系第一的肖敏，要转系了！ 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逻辑，此刻就连肖敏也感到深深的茫然。一年的努力，换来了全专业第一，而凭着这个第一，她不再需要继续攻读这个专业了。自然界“优胜劣汰”的原则在这里全然不起作用，反倒演变成“优汰劣胜”。 自己难道一点也不喜欢物理吗？肖敏不知道。转到新的专业，难道就一定会更好吗？肖敏依旧不知道。可这就是学校的游戏规则，转专业不考转进专业知识，而考原来所学专业知识，看原来所学专业成绩，也就是说，让一个学生通过努力学习本专业来达到最终放弃这个专业的目的。 我国大学这两年来在学生转专业问题上做足了文章，据说，此举一是可以吸引更多学生报考，二是推进素质教育，让学生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知识。 2002年9月9日，《解放日报》以“复旦大开方便门惊世骇俗‘大转系’”为题报道了复旦大学244名学生，重选专业转到新系的新闻。复旦大学校领导说：“我们的高考目前还只能给学生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也就是‘一考定终身’。而只有热爱专业，才能学好专业，才能爆发创造力。放宽转系限制，复旦是在给每个学生爆发的机会！”此文被新浪网转载，一时引起网友热评，叫好者众，而冷眼以对的也不少，问题主要集中在转专业的标准以及转系是否真正有利于激发学生潜能上。一网友说：“复旦的标准实在奇怪，让成绩高的转。成绩高说明他还有兴趣。应该是鼓励学习成绩差、对本专业无兴趣的转。或者是对转入专业很有兴趣，考核也发现他确有潜力的转。” 还有网友说：“压根就不该有转系这个词！大家都想学，那么宽进严出，合格的毕业！那会成就多少优秀的人才！”  [返回目录]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优汰劣胜”的第二次高考(2)
某高校一传统专业也正面临着学生第二次选择专业的冲击。起因是该校新办的软件学院从全校二年级学生中选择培养对象，选择原则是“将考分和平时成绩综合择优录取”，结果该专业排在前16位的学生有10位被选中，这10位学生也就转专业到了软件学院。该专业负责教学的老师说，是这些学生真有从事软件开发的兴趣吗？并不尽然。很多学生并不充分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大多是冲着软件学院的名声和较好的就业前景而去。一位专业学习成绩十分优秀的学生，在仅仅一年的专业学习中，就被上课的教授认为很有发展潜力，老师劝他不要转专业，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转。有意思的是，同在这一专业中，有一学生成绩较差，但他对软件设计、编写程序十分感兴趣，可谓到了痴迷的地步，系里的学生网站就是他一手建起来的。老师们向软件学院推荐了这名学生，可软件学院怎么也不要，说他成绩差！ “专业成绩差我们知道。可你们要的人今后并不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的成绩与未来专业的学习有何紧密关系？你为什么不考考他的编程能力？”老师们向软件学院提出质疑，可答案依旧，理由是：如果考转入专业知识，就是鼓励学生不好好学习原专业！这只能导致不少学生一进校就不认真学习本专业知识，而一心想着欲转入专业的课程，毫无疑问，这将破坏整个教学秩序。  [返回目录]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硕士、博士，还是一个考字(1)
为一分而“失落”的故事，不仅发生在高考考场，也不仅发生在转专业的“二次高考”中。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这样的例子同样俯拾皆是。 葛军自认是个倒霉蛋，为了1分，他白白地浪费了一年的青春，惟一幸运的是，他家有钱，可以允许他为了考研，用一年时间来重新复习。在大四那年春天，他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为360分，总分排在了全专业考生第二名，虽然整个专业要录取5名学生，可他还是被淘汰，原因是他的英语只考了51分，低于当年的英语最低控制线52分。报考该专业的学生总分过330分、单科过控制线的学生已有6位，这也就意味着他不可能申请学校“破格”录取，即便老师们对其抱有极大同情，也爱莫能助。下定决心要升研究生的他不得不再花一年时间复习准备下次考试。 时常从报纸上看到人们对一位有着某方面特长的学生，因为高考分数低而未能进入大学深造议论纷纷，其实这对于那些总分很高却因为一门单科少一分而落榜的考研生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要知道，现在研究生考试的录取比例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区要远远低于高考的录取比例，从###公布的数字看①（①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04年全国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约万人，招生人数为33万人；报考2002年硕士研究生人数为万人，招生总规模为万人。而2001年高考报考人数为万，实际录取人数为260万；2003年全国1000多所普通高校共录取新生340多万人，当年有613万考生参加了高考，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超过60%。北京、上海、新疆、江苏、广东等省市自治区的录取率均超过70%，其中广东省的录取率在全国最高，达到82%。②（②《2003年全国1000多所高校共录取新生340多万人》，中国新闻网，2003年8月31日。） 近年来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也已经形成“应试教育”的模式。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前由国家统考三门基础课，学校考核两门专业课。从2003年起，改为由国家统考三门基础课，学校考核一门专业课和一门综合面试。录取硕士研究生时，国家###要统一确定总分分数线（比如五门功课330分）以及单科分数线（比如英语不低于55分、数学不低于50分等等）。③（③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详细公布了2003年全国考研复试分数线。）高校博士生入学考试，所有考试科目则全部由学校命题。学校完全有条件在招收博士生时推行素质教育的原则，通过全面考核学生素质、潜质进行录取。可是，高校的博士生招生，依旧采用集中考试制度。不少学校招收博士生主要考三门课，另加导师面试。三门课程包括一门外语，两门专业课。录取时，学校要根据考生考试总体情况，先确定三门功课总分分数线和每门单科分数线，达到要求的方由导师根据面试情况进行录取。总分或单科没有达到控制线要求的考生要读研究生，除非由学校“破格”录取。硕士研究生招生实行由国家统考与学校专业考试、面试相结合的方式，看似给了学校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同时可以对学生进行更为合理的选拔，但实际上还是在走“分数路线”。硕士研究生录取时既有总分要求又有单科分数要求，摆明了是要“全才”。有的学生其他各科十分优秀，总分也较高，却因为某一科目考试成绩低于控制线1分或者几分而被拒之门外，这比高考还要“残酷”。这种情况在以前3+2考试时如此，在3+1+1考试时也不例外。如果综合面试分数计入总分然后再确定录取线，学校可以有更大的考核考生素质的空间，但即使综合面试成绩很高，总分也不低，某位考生还是可能因为单科没有达到控制线而落榜；如果综合面试在确定3+1总分、单科控制线后再进行，那么总分或者单科没有到线的学生，连参加综合面试的机会也没有。这种录取方式还应用在工商管理硕士（MBA）的招生中，虽然MBA教育十分强调学生的企业管理工作经历和从商素质，招生高校并由此加强了面试环节，但是联考考分依然是第一道坎。2002年报考工商管理硕士MBA的考生有5万名，其中相当部分并没有任何企业管理经验①（①《2003年中国MBA发展蓝皮书》，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编。），但是只要他们联考考分高，哪怕面试表现很一般，仍旧会被录取，否则高校将面临很多的麻烦。  [返回目录]  
硕士、博士，还是一个考字(2)
博士生的现行录取方式，同样不利于人才选拔。近年来由于博士生扩招，参加考试的人数增多，考题也就越来越走向“标准化”，考题考察的不是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素质，而是记忆能力、考试技巧。另外，“正规”考试背后藏着的“猫腻”让很多人闻到“腥味”，只要与导师关系好，导师决定要你，要搞到考题、通过考试实在不是件难事，这在高校中已经不是秘密。即便今天到处呼吁加强硕士、博士质量控制，但硕士生、博士生只要进了学校大门，依旧意味着可以十拿九稳地获得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导致一些导师在招收学生时仍然毫无压力。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以至上了大学，考试始终是教育者手中的“尚方宝剑”，似乎离开了它，便束手无策。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没有了高考的压力，理应可以实行素质教育，可是多年来养成的为考试而学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强烈冲击，难以改变他们的学习方式与学习习惯。而我们的大学，恰恰没有对他们形成强烈的冲击。几乎每门功课，考核的方式都是书面考试，都是死记硬背书本的内容或者题解，考试得分高，你便是优秀学生，你就可以获得奖学金。这几乎是一条毋需证明的公理。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应试教育是最好的素质教育？(1)
浙江大学郑强教授在一次演讲①（①2000年12月23日下午在浙江图书馆报告厅演讲，全文见。）中如此说：“大中小学在搞素质教育，什么叫素质？英语、计算机、钢琴都会一点儿能算是素质吗？我住的那幢楼的孩子都在弹钢琴，我就听到二楼的一个男孩子在弹《致爱丽丝》时，边弹边哭边骂他妈妈。爸爸妈妈都是音盲，却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音乐家。这么好的太阳，让孩子坐在屋里，他能受得了吗？这是何必呢？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的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的论文，自己民族的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打勾：托福打勾，GRE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我跟在座的老板们提醒一句，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英语好，干什么呢？需要吗？” 郑强教授情绪如此强烈地提到英语、计算机，其背景是，在大学校园里，这两门工具课程的作用已经到了被神话的地步。可以说，大学四、六级考试，曾经被列为最具素质教育意义的教学举措，是大学素质教育端出的第一道大菜。这个为了将大学生塑造为国际人才的考试，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很多大学生谈之色变的“鬼门关”，而今天的现实却表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造就了“聋子英语、哑巴英语”，拿着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证书，却既不能听，又不能说英语的现象比比皆是。 1989年国家推出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这一考试很快由几所学校向全国所有高校蔓延开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很多高校为了推动大学生的外语学习，则进一步将这一考试与学生是否能获得大学文凭直接挂起钩来，还把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试的通过率作为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其结果是，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目标，成为了通过国家四、六级考试，很多学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应试技巧训练上。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也称得上是大学生最早的“考证”，从那时起，“考证”逐渐“吃香”。紧接着的是1992年在上海高校率先推出的计算机等级考试。踊跃报名参加计算机等级考试曾是大学校园里一种独特的文化。而今天，不管哪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只要不是太差，在毕业时，都将拥有不少的考级证书。 我们能够理解教育者的出发点和动机，他们希望通过考证、考级这一形式，调动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考证、考级，怎样组织和进行考试。在参加考证者一方，如果将考证、考级作为升学加分的因素、择业的砝码，那么他们将更看重通过考试而非真实素质的提高；在组织考证者一方，如果不注意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考试之中，那么内容丰富的素质教育将被肤浅的应试训练取代。如果证书不能与其本人的能力、素质相对应，不能真实地反映证书持有者的水准，那么证书就会贬值，其可信度就会大幅降低。 在大学素质教育菜谱中，“考证”是大菜，课程设置则是“家常菜”。让我们来看看这道菜是如何烹制的吧。 45岁的高老师，从学校教务处出来，差点在楼梯拐角处撞上一个上楼的学生。 “真见鬼了！”平时涵养颇好的高教授，嘴里骂骂咧咧。 这是他第二次到教务处来要求将他的课改一改，从晚上挪到下午。 “不可能，下午的课全排满了，没有教室。”教务处的办事员告诉他。 “我这门课是钢笔风景写真，上课要进行室外写真，怎么可能安排在晚上呢？”  [返回目录]  书包网 www.aIhUaU.com
应试教育是最好的素质教育？(2)
“这是选修课，不可能安排在下午！再说，也不是什么太重要的课……” “什么重不重要？……” 一个教师和一名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交涉，眼看就要演变成相互的人身攻击。旁边的人站出来，挡在两人中间。一个人说，那么认真干嘛，心态轻松一点。 “我才没当真，晚上上风景写真课，我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高老师摔门而去。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余怒未消的高老师向同事大发感慨。可听到的回答却让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有点小题大做—— 你的学生跟你吵过吗？他们没吵，你不是没事找事吗？学生选你的课为了什么？真想学艺术？不过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学分而已，也顺便“装点装点”门面！ 学一门艺术课程，就能培养起艺术素质？你想得太简单了吧！这需要从小慢慢地积累。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选修一门艺术类课程”，不知是画饼充饥还是掩耳盗铃。 你要多学学其他人。听说一位老师为了让自己的教学工作量饱满，将原本就是一门课程的摄影课，硬生生分成旅游摄影、人物摄影、风光摄影三门，学校教务部门居然也认可了。还有一位老师为学生开设中外名曲欣赏，上课的主要内容就是放放磁带，几乎不作任何讲解…… 由此看来，“素质教育”好比是一个“大箩筐”，但凡沾得上边的东西都能往里装。比如，学校里举办运动会、学生文艺演出等活动时，总免不了要加上“为了推动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等字眼；举办各种教学研讨会，也动不动就是“素质教育”开道。口号喊得很响亮，十分地振奋人心，而实际上可操作的内容却很少。 某高校为加强学生素质教育，在要求理工科学生必须要选修一门艺术课程的同时，还要求学文、学艺术的学生要学习理工科知识。但是，该怎样设置课程才能真正体现素质教育的思想呢？大学里似乎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这一问题。某校在设计学生的课程时，学校教务部门负责人说，学艺术设计的学生除了要学物理、高等数学外，还应该学习化学，因为搞设计的人要经常与颜料、色彩打交道，学习化学知识有利于“学科交叉”。果然如此吗？有科学依据吗？未来的艺术家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而在设置了相关课程后又该如何组织教学，校方也没有太多的研究。不少教学第一线的教师认为，提文理交叉也好，理工融合也罢，概念不错，但不深入去做，就大错而特错。以给文科学生上理工科课程为例，在挑选教师时，应该要求这些任课教师具备基本的艺术修养、艺术知识，这才能在课堂上做到因材施教，可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教师；在编写教材时，不能沿用原来给理工科学生上课的老教材，而应该根据文科学生的特点编写新教材，可现在很少有这样的教材。于是，教材、上课方法基本上与其他理工科学生没有什么两样，不少学生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却感到没有任何收获，而到最后考试时，为了不至于让大批同学考试不及格，任课老师采取的办法是大幅度降低考试难度。 事实上，就是给文科学生、理科学生上专业课程，从教师队伍、课程设置到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目前都存在诸多问题。有关资料显示，我国高校当前在课程设置方面，问题主要表现为必修课程过多、课程设置总量较少、课程老化现象严重、课程结构不尽合理。虽然不少高校号称实施学分制，但是必修课程仍然过多，限制了学生自由选课的权利。我国高校的必修课程一般占到了80％以上。过多的必修课必然使学生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课堂上，很少有时间进行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学生的个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使他们逐渐失去了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而且，也必将导致为数不少的学生在“被迫”状态下学习自己不想学习的知识。“逃课现象”在大学校园里普遍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相当多的课程缺乏吸引力，不受欢迎。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应试教育是最好的素质教育？(3)
课程设置总量较少必然限制学生自由选课的空间。据调查，我国高校某一学科某一专业开设的课程相当有限，甚至有的专业能开满十来门规定的必修课程就相当不错了。这与国外一所大学一个学科就开设出多达几百门课程的情况相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课程总量少，势必导致学生选课余地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大选修课比例，也只能是“换汤不换药”。 我国目前大学教育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即课程设置的重复。这在硕士教育、博士教育中最突出。硕士教育重复本科教育①（①《课程设置：研究生学业本科化》，李丽萍、李纬娜，《中国青年报》，2001年8月22日。），博士教育重复硕士教育，而且，有关课程的要求与本科相差无几甚至比本科还要松，直接导致硕士、博士教育质量难以提高。之所以会出现课程设置重复问题，一是有的学科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允许跨学科专业招生，老师们考虑到有的课程有些学生没有学过，于是为他们补课；二是有的课程没有研究生适用的教材，于是研究生教材便沿用本科生教材，虽然老师们说对研究生和对本科生的教学难度、深度要求不同，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不同很难得到真正的体现；三是有的公共课程，从中学一直开设到博士生阶段，教学内容高度重复。 课程老化现象严重，则限制了学生思维的发展。“老课去不掉，新课开不出”，这是不少高校面临的共同问题。2001年3月12日至3月27日，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主页上刊出了一则调查问卷，题目是“你对高校现在的课程设置和教材使用情况满意吗”，共有12398人参与调查，其中，认为“比较满意，能学到有用东西”的有288人，仅占；认为“还可以，但不理想”的有2550人，占；而认为“不满意，很多东西与现实脱节”的人达到9565人，占。在该网站的留言栏里，类似的帖子随处可见：“大学学到的绝大多数东西在踏入社会后基本上无用，受到的能力训练也远远不够。”上海某大学的学生留言说：“我们学的教材大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西。”①（①《新闻分析：为何学子对教学质量不满意》，刘继安，《中国教育报》，2001年4月2日。）在上海高校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的学生认为所用教材质量一般，％的人认为应该更新，而认为很好的只有％。大多数学生认为，所学课程很落后，讲历史的多，讲现代新内容的少，有些内容已与现代科学理论相悖。另外，从总体上看，大学课程结构也不尽合理，过分注重专业知识，忽视基础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学习，狭窄的知识面造成学生难以适应当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发展较快的形势；课程结构中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设置不尽合理，实践环节相对薄弱，尤其是科研实践；教学内容过分强调对已经形成的知识和现成结论的掌握，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 高校改革课程设置已经刻不容缓。在增加课程的容量以及调整必修、选修课程比例方面，笔者认为，学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将加强课程建设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制订相关政策，鼓励各学科专业教师开设有特色的新课程，以此更新教学内容，增加课程容量，扩大学生课程选择面。同时，要根本杜绝“因人设课”的现象，下决心将一些过于陈旧的课程砍掉。二是调整必修课、指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的比例。必修课程要“少而精”，选修课程要“广而博”，这样，大学生们既能学到必需的专业基础知识，同时又能开阔视野，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此，在设置必修课程时，应充分论证其必要性，严格进行评审、筛选；在设置选修课程时，则要放宽条件，以调动教师开课尤其是开新兴课程、介绍学科前沿知识课程的积极性。  [返回目录]  
大学，挂上素质教育的幌子(1)
“标志性成果”是近年来各行各业的流行语汇，教育也不例外。 谈起素质教育的成果，学生在各种科技、文体大赛中获奖，绝对具有“标志”意义；开设了多少艺术类选修课，有多少学生踊跃选课，“量多面广”也很具感染力。在某些人看来，学生艺术团体获了奖，针对学生开设了数十门艺术素质选修课，校园里有了几十个学生艺术社团，学生的艺术素质教育也就有了保障，从而也能反映出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得到了充分重视。可事实却是另一番模样，学生艺术团体（以及各类运动队）的成员大多是特招学生，很少有成员诞生于非特招生中，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试想，要把一名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培养成为可以登台演出的演员，不花三四年时间是不可能的，而这时他们已经要寻找工作毕业离校了，因此，不招特长学生，学校就不可能建设起一支高水平的艺术团队，而由特招生组成的艺术团队实际上并不能反映出学校艺术素质教育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学校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团队的建设上，精力和经费支出几乎占全部艺术素质教育的百分之###十，而对艺术类选修课、群众性文体活动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竞赛则是大学最为喜好的“素质教育项目”，因为它很能彰显成效。截至200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已经进行了六届12年，参加大赛的队伍越来越多，近几届都有全国250多所学校的2000多支队伍6000多名学生参赛。虽然说重在参与，但是很多学校仍然十分看重荣誉。顾名思义，大学生竞赛应该是学生比，老师的功夫则体现在课上得怎么样，实验指导得怎么样上，可在实际比赛中，却有不和谐之处。比赛过程中，学生处于半封闭状态，用四天的时间完成题目。晚上回到寝室，有的指导老师便加入讨论，帮助学生制订方案。组委会为了防止这一现象，专门设置了巡视员，到赛点巡视，一旦发现指导老师和学生在一起，便取消参赛资格。但是这样做十分费事，而且也难以从根本上杜绝舞弊行为。2001年，大赛组委会查出某校一测试性能很好的设计作品，居然是将一事先做好的测试性能很好的部件放在其中。还有的赛区，为了本地区高校的利益，指使评委将本地区高校所有作品的外观设计分都打了满分。该竞赛一赛区的秘书长说，如果长此以往，大赛的荣誉将受到严重伤害。为了公正，组委会已决定，获奖项目向社会公开，并在网上发布，设立两周的异议期。组委会正在考虑一个新的竞赛模式：不出考题，而提供平台，每支参赛队伍允许有一名指导老师，由老师和学生一起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一个产品的设计，评委对这一产品进行各种性能的测试，最优者获得奖励。这可以充分检查一个团队的创造性，也能反映出团队过硬的本领，当然，这可能是其中一方面，类似于体操中的自选动作，除此之外，还应该有规定动作。其实，老师与学生一起参赛没有什么不好，那种计较这是老师成果还是学生成果的考虑，本就具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学生与老师一起研究，本身就是很好的学习，竞赛其实是对教学活动的丰富，而不应成为检验教学效果的标尺。因为能获奖的绝对只是个别学生。竞赛的意义更在于推动教学活动，加强学生间的交流，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并让教师从竞赛之中，找出教学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在新的教学中加以完善。比如，在电子设计大赛中，就发现学生的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这是由于在电子课程教学中，老师重课堂理论灌输而轻实验指导，只上课不带实验，实验室开放程度与利用率都很低，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等因素所致。此外，通过大赛还发现有的青年教师的知识已经落伍，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此，有人还提议应在全国范围内举办青年教师电子设计大赛。 近几年来兴起的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也曾传出作假、作秀的消息。某高校为在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中取得好成绩，事先并没有在学校里广泛组织校内的学生创业计划预赛，而是指定老师，选派学生成立了一个团队，最后这个团队获得了大奖。作为各类各级创业计划大赛的评委，企业管理学专家王教授认为，不少创业计划大赛是在“作秀”。他说，现在大多数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其主办者都是官方机构，如共青团组织、教育主管部门，而由官方机构组织的竞赛活动，注重活动的形式有时甚至超过了活动的内容，注重对活动的宣传包装超过了对活动实际可能产生效果的关注，这导致创业计划大赛整体水平不高，真正能够获得风险机构投资并顺利运作的创业计划少之又少。创业计划大赛轰轰烈烈地举办，而效果却不甚理想的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主办者“作秀”的价值取向。在创业计划大赛中，得分最高的创业计划，也就是赢得创业计划大赛最高奖的项目，可能并不被风险投资商看好，而被风险投资商看中的、给予最高额风险投资的项目，却不一定获得评委会的青睐。这很值得我们对举办创业计划大赛的目的进行一番思考。据透露，一些创业计划大赛落幕时的签约仪式，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只不过是走走形式、捧捧场而已。  [返回目录]  
大学，挂上素质教育的幌子(2)
素质教育一旦要以成果形式进行衡量，也就奏出了主旋律之外的不和谐音，就必然出现重教育形式轻教育内容的结果。高校往往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具有显示度的成果，而忽视、淡化内容上的深入及其真实的效果。从表面上看，我们所有教学活动的出发点的确都是素质教育，而且也似乎为素质教育的推行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而实际上，则多半是新瓶装旧酒之类纯粹的形式主义。 某高校在全校范围内实行学分制，组织学生自由选课，并事先说明，没有学生选的老师将“下课”。这听起来是多么的诱人！消息不久便见诸媒体。等学生选课结束，却发现并没有教师落选。一位教授告诉我：“分配给我们系教师上课的教室全是只能容纳120人的，也就是说，每个教师最多只能接受120人选课。按照这样的数量计算，我们的教师不但不会多，而且会少不少。这怎么可能有教师‘下课’呢？如果事先不规定教师上课的容量，允许一个教师给三四百人上课，结果就完全两样了。学生自由选课、选时，必须建立在资源充足的基础上。如果资源短缺，选择面有限，就很难做到从容自如。因此，学校应该在扩大资源方面多动脑筋。” 2003年，关于缩短学期时间、改两学期制为三学期制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①（①《南京大学：缩短学期时间 开办‘暑期学校’》，人民网，2003年 10月7日。）。诸多报道称缩短学期之举为教育改革与创新，不但与国际接轨，而且有助于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压缩学期时间，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更多地与社会接触，这是改革的方向没有错。但是，学期的缩短，学期制的变化，终究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变化，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才是最根本的目的。教师的上课质量如何，教师与学生平时的沟通如何，学生参与科研、实践的效果如何，才是关键。 在这种环境中滋生的“素质教育”，人们其实很容易想象其真实的效果。但是，善良的中国民众往往宁愿从好的方向去设想，设想其充满了朝气，洋溢着活力。于是，当不和谐的声音出现时，原有的美好愿望便瞬间被内心深藏的疑问击碎。2002年2月，一则来自清华大学的消息，让人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在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话题上。清华大学电机系大四学生、已经通过了学校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刘海洋在北京动物园用化学药品灼伤了5只黑熊。事发后，人们以各种身份，从各种角度，透视着一位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为何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伤熊之举①（①《刘海洋伤熊事件与精神黑洞》，迅雷，《南风窗》，2002年3月。）。有人对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质疑，有人则对这名学生感到惋惜，还有人开始反思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在google网站上，输入“刘海洋素质教育”，得到1860项检索结果；输入“刘海洋清华大学”得到2820项检索结果，输入“刘海洋伤熊”得到3550项检索结果。从中可以粗略看到刘海洋事件发生后社会关注的程度及主要内容。还没等人们从刘海洋事件中彻底缓过神来，2004年2月，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锤杀4名同学遭全国通缉并最终在海南省三亚市落网，出自大学生之手的惊天血案更加刺痛了大众的心，媒体用“屠夫”大学生来形容马加爵。善良的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一名正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父母嘴边的“好孩子”，师生面前的“好学生”、村民眼中的“好青年”，怎么能向同学下如此毒手①。（①《从马加爵杀人行为透视心理教育》，央视国际，2004年3月16日。） 一个学生不论出自何种考虑的行动，终究只是所有教育现象中的一个特例，并不能由此肯定或者否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正视当前我国素质教育中存在着的某些让人担忧的因素，那么它所影响的，就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  [返回目录]  书包网 www.aIhUaU.com
品德，居然可以在纸上测试
一个平时思想行为表现很差的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他的思想品德课可能会得到90分以上的高分。这是课堂内的“常识”，从小学一直延续发展到大学。 卷面的品德成绩，是我们看重“道德可以教导、灌输”的结果。由于道德可以教导，因而能够被记忆，而一旦为被教导者记住便证明其已被“教化”。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通常是对孩子讲一段大道理，然后问：“你记住了吗？告诉我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可就算孩子告诉你他记住了又怎么样呢？规则没有进入思想，在实际行动中不被采纳，当然不会有实际的作用。品德应是人身修养，而不是对名词、理论或者政策的记忆，但是采取笔试的方法来判定学生思想品德课分数的高低，却是我国目前思想品德教育的通行做法。毋庸讳言，我国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的投入产出率一直不高。投入——大学里除设置有六七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品德课程要求学生学习外，还配备了一支不搞教学科研、专门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队伍；产出——照本宣科，上课内容过时、重复，学生感觉味同嚼蜡，为应付考试，往往在学期最后突击记忆。 有很多文章在分析当今大学生品德修养的时候，都毫无例外地用了这样的字眼：“高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很显然，这些文章的作者对高校的现状缺乏了解。只要看看课程设置以及专门的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判断。真正的问题在于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有效的方法，很难在学生身上产生效果。 品德需要感染。师者的言传身教以及大学文化的建设，或许才是品德教育的根本。大学文化的形成对学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事实上，师者的行为，也是对大学文化的演绎。 品德需要导向。我国高校为鼓励学生综合全面发展，对学生实施综合素质测评，具体说来就是对学生在学校里的各项表现进行打分，然后赋予不同的权重，得出综合得分，并根据学生综合得分的高低给予其相应的评优奖励。从形式上看，这确实有利于促使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但认真一分析则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在综合测评中，由课堂考试得到的学习成绩一般占70%；除此之外，有包括发表论文、参加某项科技竞赛获奖等的科研能力得分；还有反映学生参加班级集体活动、担任校院系班级学生干部、遵守公寓文明规范等的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得分。 这一测评方式，首先是指标不合理，将担任班级干部、参加集体活动也纳入测评体系，让人难以理解。在很多大学里，担任学校、院系或者班级干部的学生，在测评中会根据“职务”高低得到1~5分的加分，他们既得到了锻炼机会，同时又享受加分参与评优的好处，这与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官员可以“捞”到各种好处十分相似。虽然“当官”其实意味着更多的奉献而非索取，可就是在小学生的眼里，“干部”也是十分神气的。现在小学生的家长一改过去要求孩子一心学习的情况，居然有不少主动到学校去恳请老师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队长”当当，因为当干部更能引起老师的关注，可以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如果说家长的想法并没有错，那我们的教育体制又该作何评判呢？ 其次是操作有水分，如果说学习成绩是考出来的还值得大家信服，那么其余30%的测评内容，几乎都是根据感觉加出来的，这给一些参与测评的老师以很大的发言权，也就催生了一些学生以各种方式“孝敬”老师的不良行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思想上的表现，往往说一套做一套，而且从学生时代起，就养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 品德更需要约束。在大学生身上，近年来出现最多的问题是“诚信”危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的教诲，今天的教科书上，也一再讲述。可是据调查，有约10%的大学生借了学生贷款却不按期归还，甚至是有意地“躲债”、“逃债”，弄得学校和银行十分头疼；另据披露，大学生的求职自荐信很少没有水分，优秀、优良的字眼几乎出现在每个人身上，更有的学生说自己曾经到60个单位实习。而把没有获得的荣誉堂而皇之地列出，并配上以假乱真“证书”的也决不是个别人。解决这样的问题，仅仅依靠说服、教育难以收到成效。因为，书读至大学这个份上，谁不懂得说些大道理，而且做起诚信的文章来，也许比教师更堂而皇之。这时，就需要制度的力量加以强制和约束。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清晰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哪些行为将遭受惩罚。国外健全的信用制度就很值得借鉴。每个人都有一个跟随自己一辈子的信用号码，里面详细记录着他的所有人生重大经历，是否违反交通规则，是否有刑事记录，是否曾有不良信贷，是否有行政处分，是否有社区工作经历……这些信用记录，将直接与就业、生活相联，一个信用不佳的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将寸步难行。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创新，停留在嘴上的风暴(1)
“我现在在写硕士论文，写了一万多字，还要拼两万多字！” “是呀，我的一位师兄，博士论文居然写了25万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绝对通过。” 两个研究生日常交流的背后是一条高校通行的规定：硕士学位论文要求至少3万字，博士学位论文要求至少10万字。而“有数量才有质量”，是这一“政策”出台的指导思想。 的确是让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学位论文要有一定的分量，但分量不是由字数决定的。况且为什么是要3万字、10万字呢？科学的根据何在？为了达到论文字数规模，有一些学生便开始拼凑。 近年来，我国各高校都开展了规模不等的教育思想大讨论，期望通过教育思想讨论为高等教育号脉开方。客观地说，教育思想讨论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好的观念。可是，一些思想要么由于“现实条件”所限难以实现，要么不符合某些“流行概念”而被枪毙。与此同时，对另一些“入时”的观念，无视其因其具有的轰动效应而合理性地实行起来，论文的字数要求，便是其中的一项。类似的，还有不少。 一篇最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称号的论文，要不是其博士生导师据理力争，认为其极具创新性，早就被系答辩委员会“否决”而胎死腹中了。答辩委员会究竟怎么了？原来这所高校制定了一项针对博士毕业论文的政策，即“创新性一票否决制”，如果答辩委员会中有一个专家认为某一论文不具备创新性，该论文的答辩将不予通过。“创新性一票否决”政策三年实行下来，虽然有近十位学生没有按期拿到博士学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博士生认真对待毕业论文，从而提高了博士生教学质量，可是针对这一政策，人们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既然为“创新性一票否决”，那么除了个别被否决的论文，其他的都应该具有创新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国家的原创性科研成果为何还这样少呢？因此，要真正做到“一票否决”是不可能的。还有人认为对于创新的东西，由于其不随大流，往往会受到别人的抨击而非一致好评，科学界这样的事例有不少，现在却来个“一票否决”，真正有创新的论文要通过这一关反而很难，否决的也许恰恰是“创新性”。为此，一些博士生在选择题目时就十分慎重，不希望自己的论文太出格而招致大家的非难。其实，既然目的都是对博士生论文质量提出严格要求，为何一定要套用时髦的“一票否决”呢？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存在一个严重的弊端，就是为了减少选题的失败而回避风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新人的原始性创新往往被一票否决。”①（①《原始性创新不能被“一票否决”》，徐彬，《科学时报》，2002年 3月11日。）与之类似的还有被广泛引用的“师德一票否决制”，按照当前的情况，如果真“一票否决”起来，不知有多少教师会被否决执教资格，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任何因为师德不过关而被否决的，除非这位教师犯了法违了纪。 创新人才的培养，现在成了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的核心。查阅各学校的办学宗旨，提倡培养创新人才的，不仅有大学，还有高职高专；不仅针对博士生还针对硕士生、本科生。这当然是很有战略眼光。可除了“眼光”，人们看不到更多的实质改变。以硕士研究生教育为例，周期安排很长，要两年半甚至三年，课程安排也太多，有的学生要学一年半甚至两年的课程，由于导师精力以及其他诸多原因，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接触研究活动很少，其研究能力也就可以想象。在国外，硕士研究生培养具有过渡性质，有的强调课程学习，修完一定的课程就可拿到学位；有的强调研究能力，需要撰写一定质量的论文。各种方式都有他们的优点。我们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需要走自己的路，当前首先必须减少课程，增加研究生接触研究活动的机会。实际上，高职高专学生教育应重在培养他们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他们知道如何学习知识、应用知识就可以了；本科生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通过学习，他们能利用已有的知识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硕士研究生重在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他们能够综合利用所学知识，进行一定的研究；博士研究生则重在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他们才是理论创新的主力军。  [返回目录]  
创新，停留在嘴上的风暴(2)
有什么样的教学评估标准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教学评估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有着非常大的作用。现行的教学评估标准在目标上以知识为核心，在方法上以量化为手段，在内容上面面俱到。我们眼里的好学生是聪明、好学、上进、能干、听话的学生，而对那些标新立异、个性十足的学生则颇多微词，认为他们“不成熟”、“爱出风头”、“好找麻烦”。这种观念忽略了人才的创造特征，有意无意中抑制了学生创造性火花的迸发，影响了创新精神赖以生存的氛围。这种评估体系很难在评估活动中显现出个体的创造性。另外，管理方式也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有着很大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学生的学习与科研活动采取严格的过程控制，使学生不得不循规蹈矩，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性，因此，必须变过去的过程管理为目标管理。创新人才培养还必须依托整个社会环境，我国现在原创性的成果很少，这反映出科研工作者现实创新能力的不足，也直接影响着创新人才的培养。高校必须正视这些现实，进行综合治理。但是，我们很少看到综合治理的措施，或者说，我们正被一些非理性的措施干扰视线。 我国教育的“新招数”不断，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的教育体制尚不健全，还没有形成一个适合我们自己国情的教育体系。回头审视从大学入学到博士毕业的诸多环节，我们得到一个矛盾的结果：应试教育似乎是高校中最有效的素质教育手段，人们依旧关注考试的力量。 过去我们一直把批判应试教育的矛头对准中小学，可是，没有高考指挥棒的大学也同样没有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因为考试无处不在，因为考研指挥棒高悬，因为我们的教师，依然生活在应试教育时代，而他们也有着诸多的无奈。 我们渴望这一切能彻底改变。因为，人才的培养耗不起时间。  [返回目录]  
远离讲台的教授
2003年岁末。一个异常寒冷的冬日。 51岁的金老师走出办公室，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一声叹息，空气中留下一长串白雾。 一辈子不抽烟的老金，突然很想抽支烟，他希望自己的烦恼能随烟飘去。刚才的一个消息，再一次宣布了他在今年的职称评聘中落空，他知道，这辈子的教授梦，将几乎无法实现。他在想，回了家该如何跟老伴说呢？老伴还等着他这次能评上教授，能拿到更高的住房津贴，去买一套房子！ 屈指一算，自己20多年的教龄，是学院里课上得最多，也是学生们打分打得最高的教师，是被学生投票为整个学院最受欢迎的老师。但是，即便他每周要亲自为三个班级批改高达一尺的作业本，即便他再认真地为每次上课准备最新的资料，也不能改变他没有“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的现实——这是评教授的条件。看着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几乎从来没上过讲台，30出头就当上了教授、博导，老金只能怪自己不善钻营。 朋友从来不会给他好脸色：谁像你这么老实？还亲自批改学生作业？还傻里傻气去当班主任，而且把“主任”真当回事？把这些时间花在编几篇论文上，你早就当上教授了。 没有人同情老金，除了他的学生。学生们在网上发帖子，认为这样的教师如果不是教授，这个校园里就没有真正的教授了，虽然论文少了点，但是他的为人师表，他教学生的水平，却是一流的。 “老金，其实你也算不得什么好教师，好教师都是淡泊名利的！”不知谁的一句话，让老金顿时无地自容。 在大学里连教授都混不上，老金确实有点惨。一句话：不懂入乡随俗。 因为在大学里，是“教不成教授，教授不教”的。教书只能成为“教书匠”，没有科研，没有论文，评教授几乎没有可能。而一旦成为教授，也就越来越远离讲台了。 办公室同事在回答一位学生家长的咨询。只听这位同事大声说道：“院士?教授？你孩子考本科，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学校里哪有院士给本科生上课的，最多做一两次讲座就了不起了。招生宣传上写那么多院士、教授，无非是为了吸引大家来报考。别太当真，否则今后会失望的……” 冲着教授声望上大学，却在讲台上难以见到名教授的身影，这在大学里已经不是秘密。当然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仍难免要大吃一惊。 2001年10月，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给天津的本科生上课的消息，借助媒体的力量，如同长了翅膀般在中国的高等学校内迅速传开。《中国教育报》为此专门撰写了题为《倾听大师的声音——陈省身在南开为本科生讲课》的通讯。文章的开头描述了学生听课的场景：“日前，南开大学数学系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为天津本科学生开设的‘应用数学’的第一堂课开讲。这堂课陈省身先生主讲微积分。90岁的陈先生坐在轮椅上，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不断更换幻灯资料，书写方程式，不时地辅以手势，没有喝一口水。容纳二百多人的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都在认真地做着记录。”天津大学本科学生周毅听完陈先生的课激动地说：“这是个非常珍贵的机会，很难得。陈先生的课给了我们认识问题的方法和指导性的启示。让我感觉到数学太神奇了，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2002年初，中央电视台在全国著名高等学府中着手录制“名师讲坛”专题片，每个著名高校推出5~10位著名教授讲课，电视台全程录像并播出。在复旦大学，作为“名师讲坛”活动之一，哲学系俞吾金教授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一堂讲座，听课的学生达到700多人。用学生的话说，“上名校不听名师讲课，真不是滋味……” 敏感的人们，似乎很快就意识到了什么。从媒体的关注中不难看出，教授上讲台，其实已不仅是高校内部的事，它已经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原因很简单，如果说以前学生和家长对大学的关注集中在“能否考上大学”上，那么今天学生和家长对高校的关注，已经逐渐转移到人才培养质量上。高校的教学质量高低，关系到每个学生未来的社会竞争力。  [返回目录]  
红头文件，不上讲台就下岗(1)
“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基础设施和教师队伍的水平都远远不能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教育观念、培养模式乃至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①（①《周济立下奋斗目标：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谢湘、刘万永，《中国青年报》，2003年3月28日。）这是我国###对当前教育领域教学质量问题的认识。从2001年起，###采取了诸多措施，推进高校加强教学质量建设，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12条加强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和意见，又启动了“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规定55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一学年必须给本科生至少开设一门课，就是这些政策中的一条。这条政策的内容在很多社会人士眼里实行起来实在简单，他们天真地认为，教授不就是教书的吗？不教书怎么也能叫教授呢？可是这样简单的事实却要由###发红头文件规定，由此让人想到这背后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作为“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部分，2003年教师节，###表彰了100名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这是自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其目的就是促进教授上讲台，鼓励名师为本科生开设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教学名师的待遇是“有关待遇等同于同级同类科技奖”。 复旦大学副校长孙莱祥说，复旦大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基础课，有很多都是由著名教授讲授。“我当时是数学系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苏步青教授、谷超豪教授等，当时他们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如今，我还记得他们给我们上课的情景，讲解一个定理，他们先不去推导公式，得出结论，而是分析研究这一定理的背景和意义，引导大家去想问题，在思想性、方法性上给大家很多启发。定理、公式他们也会推导，但最多在关键的地方点一点，不像现在有的老师，追求的只是不出差错地推导公式，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的课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也就可想而知。”①（①《名师上讲台，一道世界性难题》，冰启，《上海教育》，2002年第1期。）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通讯专家王楚教授已近70高龄，他强烈赞同教授给本科学生授课，而且身体力行地为本科生上起了基础实验课，这是连大学一般讲师都不愿意上的课。王楚教授不但亲自给学生讲解实验技巧，而且让自己的博士生作实验课的助教，这位博士生由于长期在理论中浸泡着，连本科生的实验也很生疏，结果被王教授狠批一通。这件事在同行中传开了，很多教授在佩服王教授之余，却“不敢苟同”王教授的做法：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再说大教授去教本科生实验，不是小题大做嘛。大教授凭什么就不能做小题目呢？这个争论暂且放到一边，不过据有关教育专家介绍，中国学生与国外学生相比，最缺的是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最大的锻炼便来源于第一线的实践。 很多高校教师都认为，名师上讲台，得益的将不仅仅是上课的学生，还有一大批青年教师，因为通过名师与青年教师的配对传帮带，年轻人将得到系统的训练。李远哲教授的博士生赵新生目前在北大任教，他从带辅导课、习题课一步步做起，再给学生上大课，每一步都做得很扎实，上课极受学生欢迎。而像赵新生这样的青年教师在全国高校中并不多见，很多青年教师初上讲台给学生上的就是大课。对于很多教授而言，他们为本科学生上课，不可能用“小班化”形式，也不可能在课后有大量的时间与学生交流沟通，一次为200名甚至300名以上学生讲课，那是常有的事，也是最为可行的模式。怎样才能既发挥教授的教学作用，又不影响教授对科研的精力投入，还能保证这种“大班化”教学的效果呢？用博士生当助教，应该是一种可行的方式。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国外大学也是给学生开200人的大课，但是针对这一班级，共有10个博士生做助教，每个博士生负责与20个左右本科生在课后进行对话。 在2000年10月于北京举行的大型学术报告会上，杨振宁认为，培养富于创新精神的科学人才，需要良师，还需要一段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过程。他还在多种场合讲述了他与他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一起研究课题的情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则在北京大学推出一项针对低年级本科同学的研究计划。北京大学校领导认为，这些诺贝尔奖大师的课，结合了他们自身进行科研的经验教训，给学生的启迪也许比一些平庸的教师上几年课还管用。因此一定要倡导名师上讲台这一风尚。名师们即使再忙，也至少要上讲台讲个一两课，也要给学生们做做讲座。科学知识也许很快就会过时，但科学的方法、做学问的方法、做学问的态度、老师的品格却会影响人的一生，名师给学生讲的，正是他们最有体会的方法。名师是大学最宝贵的资源，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去教育、引导学生。让名师走上讲台，将是功德无量之举。 要让教授上讲台，当然并非给他们讲一番道理，让他们意识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就可以了，学校更应该有切实的举措。例如复旦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鼓励“名师上讲台”，曾制订了一系列措施，不但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而且给予为本科生开设公共基础课、专业主干基础课的博导每个月300~400元的津贴。当初推出的这些政策和制度，的确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第一年便有17名博导给本科生开课，第二年增至23名，后来一直在陆陆续续增加。直到2000年学校实行新的岗位聘任制度，这一特殊津贴政策才被取消。  [返回目录]  书包网 www.aIhUaU.com
红头文件，不上讲台就下岗(2)
教学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对教学的不重视，将严重影响大学功能的实现。教育主管部门改善高校教学质量的急切心理，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以“点”上的奖励促进教师对教学的重视，以及通过行政的方式来推动大学课堂建设，并不能产生持续的效应。 如果一个科研成果丰硕但没有进行教学工作的教师要升教授，学校能不能严格执行规定不聘任他为教授？如果一名教授没有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学校能不能不再聘任他为教授？相反，如果一名教师上课十分优秀，但科研成果较少，他能不能由此聘为教授？如果学校能以坚定的态度，回答一个“能”字，高校教学质量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重视教学，全面改革教师考核方式，才能最终全面提升教学质量。而针对这一问题，高校并未拿出实际的行动，还没有质的突破。要根本上解决教学质量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着手，要建立严格的聘任制度对教师进行聘任考核，要对没有完成规定教学、科研任务的教授、副教授动真格。如果哪一天，某教授即使完成了科研任务，但却没有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而被学校解聘，或者某位副教授虽然科研成果很多，但由于教学很差却只能申报研究员而与教授无缘，这就表明我们开始真正重视教学，把教学放在真正重要的位置上了。 然而，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这还只能是一个“理想”。北京大学在2003年推出的改革方案中，将教职分为教学岗和教学、科研岗两类，北京大学指出，评职称走教授系列必须进行教学，否则就得转向研究员系列①。（①《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在学校岗位划分、岗位设计时，规定上第一类岗（A岗）的人必须真正承担教学工作。不过在很多人看来，这仅仅是一个好的“信号”而已。因为，近年来，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诸多大学，将办学目标锁定在研究型大学上，将学校的精力和视线更多地集中在科研上，形成了偏科研的格局，学校十分看重科研工作突出者，即便他没有从事任何教学活动，仍然可以凭很好的科研成果晋升教授、博导。由于学校的这种导向，在教学与科研问题上，很多教师也把精力更多地投向科研而轻视教学。加上研究生学位教育的恢复，一些教师更是把本已所剩无几的教学精力放在指导研究生上。这种情况在高校十分普遍。晋升教授考核的重点是论文，因此每个教师工作的重点就是多出论文，而考核教授的指标也是论文，教授们当然不会对教学产生多大兴趣。 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教师对教学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如果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没有充分的选择权，如果高校缺乏用最大努力向学生提供优质教育的氛围，那么高校教学质量的问题，仍将长期存在。  [返回目录]  
谁在给大学生上课？(1)
大学的讲台上，如今是哪些人在为学生上课？ 复旦大学孙莱祥副校长介绍，复旦大学给本科生开基础课的教授、副教授大约130名，也就是说，包括教授、副教授在内，仅有10%左右的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为学生上基础课，博士生导师给本科生开课的比例则更低。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学生大学期间的课程约五六十门，这五六十门中，由博士生导师开设的，一般不超过三门。根据调查资料，在多数高校，包括名牌重点学府，给本科生开课的教授比例都不到10％，有的重点高校中为本科生开课的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只有几十名，还有的高校中这一数字为个位数，给本科生开设基础课的博士生导师则更加少得可怜，一些高校不足5％。换句话说，真正为大学生上课的教师90%以上是讲师或者副教授。如果再深入分析，为大学生上课的，大多是青年教师①。（①《名师上讲台，一道世界性难题》，冰启，《上海教育》，2002年第1期。） 他们又是怎样给学生上课呢？ 在大学里，一个教师的教学任务完成与否，是通过课时数进行考核的，至于在这些课时数里完成的教学效果如何则很少有人关注。于是，不少教师是因为学校对其有教学工作量要求才勉强走上讲台的，他们教学工作的重心，不是如何革新教学方法，而是如何以最少的时间完成教学工作量。不注重对教学方法的研究，不认真备课，不关心教学效果，不与学生交流沟通，导致“满堂灌、填鸭式”等早该被淘汰的教学方法依旧盛行，学生在课后很难找到教师答疑释惑。不少青年教师根本没有经过助教环节，没有接受教育培训就登上讲台。一位青年教师说，上课谁不会，把书本的内容挨着讲下去不就行了？ 一项在大学里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对本科教学质量，很少甚至只有个别学生表示十分满意；一部分学生即便表示基本满意，却仍对很多方面有着抱怨；还有相当部分的学生明确表示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在教师因素方面，排在最前列的是教师上课精力不投入。同学们戏说：“大家常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可我们的教师连‘钟’也不想撞。” 对于学生反映极其“恶劣”的教师，学校能将他请下讲台吗？在大学校园里，人们会不时听见学生对老师教学质量的负面反映，甚至有时会出现某班级同学集体签名要求换老师的现象，但是事情往往不了了之。学校领导反过来问学生，学校不是不想撤换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可是谁来接替呢？学校也有学校的难处呀！ 某高校数学系55岁以上的教授占了教授总人数的60%；某学科教研组三年内将有一半以上的教师面临退休。由于缺乏优秀的年轻教师，高质量的新课开不出，同时由于老教师的阻力，“因人设课”的现象十分普遍，过时的、“老掉牙”的课却去不掉。师资力量的缺乏导致学校如能正常开课就已额手相庆，哪还顾得上什么教学质量，而对于一些纯粹从经济效益角度出发“盲目上马”的“新兴学科”、“新兴专业”而言，就更是如此。 根据2001年的统计资料，由于高校大幅扩招，而教师队伍建设速度没能跟上学生规模扩大的速度，我国高校教师队伍处于严重的紧缺状态。目前，全国高校平均生师比为∶1，###直属高校平均生师比为∶1，其中，北京大学为∶1，清华大学为∶1，复旦大学为∶1，上海交大为∶1，南京大学为∶1，西安交通大学为13∶1，浙江大学为20∶1。而国际研究型大学生师比通常为10∶1。①（①###副部长赵沁平在上海交大所作关于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报告，2003年12月7日。） 有一位刚毕业的博士生，为大学二年级学生开了一门专业基础课，这天早上同学们到了教室，却怎么也等不到老师，也没有接到任何更改上课时间的通知。后来经过调查，这位博士不来上课的理由很充分：“我妻子感冒了，家里没人给她煮饭，我留在家里照顾她。” 如果说这种夫妻情深体贴入微的理由，还能得到学生们一点“理解”，那么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教师则伤透了学生们的心。一些民办大学以及培训机构，用高薪到名牌重点大学寻找师资，并用这些学校一流师资的旗号去招揽考生，极大程度地分散了这些教师对自身岗位的精力投入。尤其是经济管理、人文社科、语言等学科专业的“优秀教师”，在社会力量办学中很是“抢手”。于是，不少教师在正常工作之余，还外出兼职，为各类社会办班上课、开讲座，为企业进行咨询等，干得比在学校里带劲多了。 “这不是张老师么！这么差的人，怎么也会在这里上课？”北京一名牌大学学生小李今年在校外报了一个语言学习班，准备来年考TOEFL。这是语言学习班第一次上课，可没想到，老师居然就是大学里的任课教师。 小李对这个语言学习班的质量开始有了怀疑。对于张老师，他是再熟悉不过了，全班同学没有不说他差的，上课永远板着一张脸，大家听着要打瞌睡，还没下课，就频频看表。小李对身边一个同学说：“老兄，准备和我一起去退款吧，这老师，我认识，忒差！”就在这时，课开始了。 “在上课之前，我为大家讲一段故事……”张老师满脸的笑容，让小李瞠目结舌。这一堂课，从开始到结束，课堂里笑声不断。而小李怎么也难以相信，一个老师，在校内外的表现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返回目录]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谁在给大学生上课？(2)
回到宿舍，小李无法平静，他向同学们讲述今天的奇遇，直讲得室友们个个义愤填膺：“这个家伙太不像话了！他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们，对我们一点也不认真！”大家商议，准备奏他一本。 第二天，校领导收到一封信，信上的措辞让领导们感到深深的不安：“我们被老师给冷落了，老师们的心为什么不能放在我们身上，难道仅仅因为有校外的高额收入吗？学校为什么就不采取措施让他们的精力全部回流，为学校的教学科研而付出呢？” 张老师是欧美文学博士。在学校领导找他谈话时，他脱口而出：“我愿意忍气吞声去上学校外面的课？我不愿意在学校里给学生上上课，然后一心一意做自己的学问？在我心中，是多么向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情景！” “选择在大学任教，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学术理想。可是，我必须面对现实。去年我儿子出生，父母过来照顾。没办法，我贷款买了一套房子，65万元，贷款45万元，每月还3500元。这几乎是我和妻子的全部工资收入。我不可能守着房子让父母、儿子、妻子喝西北风吧？所以就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去语言学校上课。这种课，上得越多，学生的评价越高，收入越多。为了钱，我必须认真对付。很多时候，上完外面的课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而第二天还要给校内的学生上课。在学校里，我有两个班的上课任务，还有论文指标，我很想上好课，我很想把论文做得漂亮，可是，一个月到手的工资不足2000元，在这个城市，这点钱能做什么？再这样下去，我似乎连家庭也将失去。学院要求我们去承接课题，可是我们这些一无背景二无资历的年轻教师，要承接到大课题谈何容易……” 张老师说：“记得第一次语言学校的校长发薪水时，我打开信封，是万元。虽然事先约定了标准，但是面对这相当于学校半年多工资的讲课费，我还是忍不住一阵激动。什么教授，什么职称，能换来这样的收入吗？走出培训学校，我第一次选择打的回家。当冷风吹在我的脸上，我突然感到有些悲哀。当年那个意气风发，万般讨厌铜臭的我到哪里去了？但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再干几年，我的房款就解决了。我想，到那时我会认真开始做学问。” 面对张老师的坦然陈词，校领导无话可说。所有预备好的道理，都显得苍白无力。 教授不愿意上讲台，上讲台的又不投入，这就是高校现实的教学状态。能不能让教师把精力投入到教学中？当然能。可是很多大学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显得底气不足。 一个普通的教师在一个语言学校兼职，一个月可以拿到1万元的讲课费。学校能拿得出来吗？又禁得了吗？近年来高校不同程度地为教师加薪，可是所谓涨只是相对于从前而言，涨过之后的工资并没有达到教师们所期望的水平。既然拿不出让人满意的薪水，就得体谅人家的生活压力，何况这钱也是辛苦加班挣来的，且没有因此“耽误”校内的课，学校凭什么去禁呢？再说了，真有必要禁吗？很多人认为，教师的能量不向社会辐射，其实也等于浪费。  [返回目录]  
“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收入影响社会地位。某一职业受到人们的青睐，收入待遇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让我们先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看教授的收入。 在我国，教授曾经是令人十分羡慕的职业，不仅因为它代表着学富五车，更因为其收入十分可观。很多资料可以佐证这一点。据史料显示，1933年，大学教授的月薪一般在300银元左右，以1933年天津市美国面粉元/斤、猪肉元/斤计算，可分别买斤面粉、斤猪肉，是当时一般劳动者收入的几十倍。即使在建国初期工资普遍走低的大环境下，教授的相对收入还是相当高的，并且逐年上升。自1952年至1957年，高校教授最高工资与机械行业工人最高工资之比，由∶1上升至∶1，明显超过1933年大学教授最高工资与低于助教职称的其他教学人员最高工资的比率()。①（①《教授“身在曹营心在汉”高薪正在走进大学校园？》，陈乐一，《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9月18日。） 教授待遇的变化基本上始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教授，包括其他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不管是相对水平还是绝对水平，都呈下降趋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脑体倒挂”、“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是当时的鲜明写照。此后，知识的价值逐渐得到认同，但是，教授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提高。直到1999年，很多高校教授的月薪仅仅为2000多元。于是，1999年前，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论调：“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有心爱国，无钱买肉。”“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九等人，是教员，海参鱿鱼认不全……”“有能力的去经商，有出息的去留洋，有本事的进官场，不三不四的教书匠。”“……十等人，教书匠，推销次品（这里‘次品’一词是双关语，兼指知识和商品）是榜样。”“……八等公民是教师，上课下海全不迟……” 1999年，高校教师的收入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在北京和上海地区，大多数教授平均每月可拿到五六千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可以算“中等偏上”，但这是以整个中国社会为参照的，而且，这是教授的收入，并不是一个普通教师的收入。据人力资源网站中华英才网()2003年所作的第六期“英才薪资指数”调查报告，上海平均年薪49180元，深圳平均年薪47943元，北京平均年薪46611元，广州平均年薪41377元。一般而言，在高校中，只有拥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才能拿到这样的收入。 教授们不敢与周围相比，也不敢与过去相比。目前的收入水平相较于过去，只有四个字，“实在太低”；与“国际水准”、海外同行相比，也是四个字，“依旧很低”。“这两年大家在说教授涨工资，好像内地高校教师的工资很高了，这是假象。”一位长江学者说。他现在的收入算是很“高”了，长江学者每年领取###津贴10万元，学校津贴10万元，另外还有较多的基金和其他配套待遇。可是有他这样待遇的教授并不多。而在香港科技大学物理系，一个普通讲师每月的工资是5万港元，每个人每年的科研经费100万港元，而且有自己的实验室。就平均而言，在涨工资以前，内地教授月工资相当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月工资的1％，涨工资以后，也不过百分之几。 年轻的教师不会奢求与国际水准接轨，也不敢梦想教授的待遇，他们只能务实地与周围同龄人相比。在各高校，年轻人目前的待遇仍然很低。相当部分拥有博士学位、副教授职称，年龄在35岁以下的教师，平均年收入不足4万元，这尚未达到很多热门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的起薪水平。一位长江学者告诉我，他为了让大家心态平衡，把学校配套给他的10万元拿了出来，作为对课题组内两位青年教师的补贴。他说，他们干得比我辛苦，各方面都需要钱，拿的却比我少得太多，这样下去积极性维持不了多久。采取这种做法的长江学者并不是个别。而有意思的是，###推出长江计划，其本意是创造条件，让正处于出成果黄金时期的年轻人能够稳定下来，安安心心在校园里做学术，争取出大成果。 很显然，从物质待遇条件看，今天的大学对青年才俊还构不成强烈的吸引力。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含金量和体重一起缩水(1)
当然，经济因素只是导引人才流动的一方面因素，真正吸引人才的，应该是对教育科研事业的神圣向往。但令人失望的是，高校已经不纯洁，学术已经不神圣，教授已经难以凝聚大家崇敬的目光。 “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这句刺耳的话与“深圳的大街上倒下一面墙，砸伤十个人，其中九人是董事长，一人是总经理”一样流行。随便登录中国任何一所重点高校的网站，每个学校都有四五百名正教授、七八百名副教授。资料显示，台湾大学学生4万多名，正副教授加在一起是1000多名；上海交大学生2万名，正副教授近1400名；北京大学学生1万多名，正副教授达到2000多名。 很多人难以理解这样的“矛盾”表述：我国高校扩招，学生增多，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师待遇普遍不高，教师职业对青年人缺乏吸引力；大学校园里人浮于事的现象比比皆是，工作效率低下；教授很多，可是从1998~2000年三年间，以不区分第一作者和合作者进行统计，北京大学总计在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4篇，南京大学发表3篇，中国科技大学发表4篇，复旦大学发表3篇，浙江大学发表1篇，清华大学发表零篇。2002年度我国科学家作为第一作者在Science发表论文4篇，在Nature发表论文6篇。而哈佛大学2001年发表Nature、Science论文共65篇。①但即使如此，教授们仍然认为给他们定的指标太高、压力太大……简单地想一想，师资力量不足，应该是高效率运转；学生缴费上学，老师们又是以较少的人数完成工作，他们应该获得超额的报酬；师资力量不足，大家都忙不过来，又怎么可能人浮于事呢？说我们的师资不足，可为何教授又那么多呢？教授们不上本科生的课，精力应该投入科研和带研究生之中，怎么又会出不了论文，还感到压力巨大呢？……确实十分“矛盾”。 ①《将我国名牌大学纳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核心》，刘念才等，###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建议，2002年2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抛开对大学财政收入来源的分析，人们忽视的第一个问题是，“师资”指的是专任教师，也就是给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上课的教师。与这支队伍相对应，高校还有一支庞大的行政管理队伍。一所高校每年为教师加薪的开销是几千万，但教师的收入并不高，因为还有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员、后勤工作人员一起来分这块“蛋糕”。在以后的文章中，将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其次，没有仔细分析教师的工作状态。在师资力量不足情况下的教学与科研，大致有五种可能的推论：一是我国教师的水平特别高，把教学、科研任务完成得很好；二是教学任务完成得不好，科研任务完成得好；三是科研任务完成得不好，教学任务完成得好；四是教学、科研都没完成好，结果身体累垮了；五是反正什么也搞不好，收入也不高，不如到校外捞点实惠。从感觉上看，第四种、第五种推论更接近现实。教师们要么疲于应付指导学生、完成科研工作量（这种应付是“短线”的，教师们必须时刻想着出成果，接受检查。因为学校给他们的目标与任务，是一年一定或两年一定的。“时间紧迫”让他们为成果的诞生忧心如焚），要么占着学校的岗位，努力在校外耕耘。学校给了自己可靠的社会保障，给了身份地位，校外则赚了实惠，因为教授头衔并非“一钱不值”，在社会上，名牌大学的教授还是很有些说服力的。一位博士毕业留校任教的老师说，他留在学校，也就希望三五年内混上个教授、副教授，以此提高身价到社会上去发展，如果连教授也混不上就离开学校，岂不太差。 当前高等学府的学术风气不容乐观。从教师队伍整体面貌上看，讲经济利益、现实待遇的多了，讲献身科学、潜心研究的少了，他们把精力投入到没有多少“含金量（即学术研究价值）”的课题中，或者忙于兼职挣钱，自然也就没有余力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撰写高质量的论文；从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个体看，学术研究人员的团结合作少了，“个体户”研究和“作坊式”研究多了。而对硕士生乃至博士生而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和积极性本就不高，加上导师的“言传身教”，在校期间即到社会上打工赚钱的不在少数。 这怪谁？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青年教师在高校里的境遇。下一章中我们将进一步向你展示大学的学术研究状态。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造力生命周期。年轻时精力旺盛，有着十分强烈的创造热情，而且，在教学上、学术上也可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此时的青年教师得不到支持，他们拿不到什么课题，也没有什么可被自己支配的资源，在整个教师体系里，他们收入最低，整天面对的是生活的压力。在这种生存状态下青年教师怎能不优先考虑经济利益、现实待遇？让他们安心投入教学、科研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往往正是在理想与现实间苦苦挣扎的他们承担着最多的教学任务，因为教授们的实际教学工作量很少，而且，也是他们在完成以教授名义承接下来的科研课题。 “拿这点钱，还卡人家干啥？”也许正是考虑到年轻教师的这种处境，因此高校往往在晋升职称职务时，更看重年限和基本学历，只要达到足够的年限，有一定的学历支撑，有几篇像样的论文，你就可以晋升到下一个职称。而到了下一个职称，你终于累积了一定的资历，也就可以拥有一定的资源，可是这时你早已习惯了不认真做学问。该做学问，想做学问却又苦于资源匮乏的是那些与当年的你一样的年轻人。这个循环如果不打破，我们的学术要上水平，除非出现奇迹。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含金量和体重一起缩水(2)
为什么就不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的资源？为什么就不能将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压力转变为学术压力？如果我们给予青年教师相对的高薪（还不是绝对），同时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考核要求，提高晋升副教授、教授的难度，让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打下扎实的科学研究功底，多出成果，这绝对是会受到年轻人欢迎的举措。而一旦被晋升为学校的教授，他们就更不应该再面对各种指标考核带来的激烈的生存压力，在完成岗位任务之余，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学术思考。 三是教授的水准往往被“抽象化”了，其实并非所有教授都具备同样的水准。我国高校中晋升教授的标准，绝非均如前文中老金那般难以企及。老金是走错了方向，没有投大学之所好。这几年的高校，晋升教授的难度有所增加，可是，你只要摸准门道，拿到教授职称也可谓易如反掌。博士毕业两年、博士后出站，除非意外，你肯定是副教授；副教授期间你发表了若干篇论文、搞了几项课题，说不定会破格晋升教授；眼看你58岁还没有评上教授，学校会给你来个“资格教授”或者“名片教授”，享受资格不享受待遇也风风光光的。某高校一教师在评上副教授一年后马上晋升教授，原因是他一年发表了大大小小28篇论文，虽然校外评审专家质疑其论文“无异于剪刀加糨糊”，并认为其不具备教授水平，可学校依然将其列为努力耕耘的典型。教授的“准入门槛”低以及评判指标偏离学术轨道，这直接导致教授队伍的庞大和低水平发展，也导致“教授”称号严重贬值。有专家认为，国内所有高校教授的平均水平低于讲师应该达到的水平。在国外，一名讲师，就有自己的课题研究，就可以带博士生，这是普遍现象。可是，国内的教授现在有不少都尚未具备这种能力，搞研究也是跟在某一个课题组里浅尝辄止。  [返回目录]  
“盲审”的不只是论文，更是教授的人格
如果有损教授形象的“顺口溜”在社会上流传一时也就罢了，可就连大学校园里，办学者也对教授的学术声誉和整体诚信度表示怀疑，典型的事例就是对学位论文实行“盲审制度”。 为提高论文评价的科学性，现在很多大学实行一种盲审制度，就是将不署作者名的学位论文送给作者不可能知道的专家审核，这样打出来的分数，应是最为客观。这似乎是一套严格的制度，十分科学、合理。但是，知情人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猫腻”：盲审，首先需要有人将文章盲起来，而将文章盲起来的人也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由此也就孕育着新的腐败机会，出现“假盲”事件。接着，人们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大学里有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针对学生的论文答辩，还有答辩委员会，每个学生的论文答辩都要请若干专家作为答辩委员。有这样严密的体制，怎么就不能保证论文质量呢，怎么可能让不达要求的论文过关呢？如果对他们的工作成效存在质疑，那么他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在他们之外，再设立一个盲审制度，是不是对资源的浪费呢？我们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那就是教授的学术声誉在下降，教授的诚信被打上了问号。甚至有人断言，怎么想就怎么说、保持个性独立的学者或教授，已经“绝种”。 高校要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要走上国际舞台，提升教授的价值，为教授正名，是必经之路。因为，人才是大学最为宝贵的资源，教授是大学的形象代言。进行学术研究，需要的是科学家对科学事业的执着。学术声誉（而不是学术成果）是学者的生命，但我们追求的恰恰是学术成果，而非学术声誉。这种政策导向，导致了教授诚信度的下降。几年前，我国高校衡量一个教授是否合格、是否优秀，不是以其带出的博士生、硕士生是否写出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是否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是以他带了多少博士生、硕士生，以及他的博士生、硕士生是否能按时毕业为标准的。如果某个博士生中途被退学，或者答辩不通过、延期毕业，那对他的导师而言一定是脸上无光的事。因此，学生不能按时毕业，老师比学生还着急。有的教授因此使出浑身解数帮助“弟子”，或给杂志社打招呼，请他们录用弟子的论文，或跟其他教授说情，请他们多多关照。如此你来我往，学术声誉与诚信几乎荡然无存。 某教授过去10年只带了10名博士生，目前为止只有6名毕业，还有两位退学，但这6名毕业的博士生中，有3位的学位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有两位的学位论文入选全国10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1999年国家###组织评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前，这位教授被学校认为不太合格，而现在，学校将其列为了典型。教授说，他坚持自己的标准和要求，没有精力绝不多带学生，而且，他从来不看“弟子”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而只检查他们在该领域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成果，达不到要求的，就退学。在组织答辩时，他喜欢找那些“挑刺”的教授做答辩委员，并让正在求学的其他学生前来观摩。此情此景，被一些教授和学生“诊断”为“有病”。 “自己被人认为‘有病’不重要，只要学生‘没病’，我就心满意足了。”教授说。可十分遗憾的是，像他这样的教授，高校中实在太少。要让这样的教授多起来，大学需要把这种许多人认为“有病”的状态判定为正常状态，不要强调博士修学的年限，不要抓准时毕业率，而要看重每一个学生的质量。 在大学不放心教师的同时，教师也对学校没多少信心。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在一项随机调查中，70%以上的高校教师对“高校深入改革，改变当前各种不良做法，形成健全体制”的能力表示怀疑。2002年，上海大学实行教师聘任制，有45名正副教授“下岗”①，很多高校教师对此事的第一反应不是产生危机感，而是认为这只是炒作，对于年轻教师，心系校外的教师来说，就更是如此。“我本来就不想干了，下岗？巴不得呢，还有相关的保障，再说我的职称证书学校总不可能没收吧！”这是青年教师中比较普遍的心态。 ①《华师大名教授王晓明100万“转会”上大？》，张毅、施庆,东方网，2001年12月21日。大学真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建立起一个尽展人才所长的体制吗？很多教师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但是它的到来似乎仍然遥遥无期。第三章在学术的江湖里沉沦教授名声的丧失，不在于某个个体的错误行为，而在于培育这些错误行为的土壤，竟然是如此的肥沃。  [返回目录]  
对学术头衔的图腾崇拜(1)
还有3个月，吴教授就要满60岁了。10天前，他刚收到学校人事处的通知，让他准备明年开春办退休手续。 吴教授是这个研究所的所长，一手把这个研究所从无到有再到强地拉扯大，他多少有些舍不得。他并非留恋这个所长位置，早在5年前，他就提出辞去这一职位，让贤给一位40岁的博士生导师，但学校不同意。 虽然年近60，吴教授的干劲仍然很足，他喜欢与一帮年轻人一起工作，有时为一个课题甚至可以讨论到天边泛出鱼肚白。他觉得还可以做，还有精力做。可是，学校有规定，要求所有教授，除非是院士，到了退休年龄就一定得退休。 多年来，对这个问题学校里一直有争议，很多人认为某个人的年龄不应该是他从事科研活动能力的标尺，从事科研活动有黄金时段，但争取科研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应是平等的。只要你展示给大家的是活跃的思维和旺盛的创造力，即使70岁，你也可以和30岁的年轻人竞争，反过来，哪怕你博士刚毕业，但你的科研能力有目共睹，你同样可以获得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机会。但争议归争议，学校的一刀切照样切得干脆利落，套用一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些时候，是年纪大了不行，要求某些岗位的应聘者、某项科研计划的申报者必须45岁以下、35岁以下；有些时候，又认为年纪轻了不行，连机会也不给年轻人。 在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吴教授可以称得上权威，获得过国家大奖，担纲过千万元的科研项目。但是，吴教授的学术生涯却并不得意，从50岁出头开始，学校就为他申报院士，总是到了关键的最后一轮，由于种种因素而功亏一篑。据他身边的人说，吴教授为人比较高调、张扬，以致“关系”没处理好。 “要是院士评下来，您老就不会退休了！”一道工作的年轻人喜欢与他直来直去。 一直声称不在意院士称号的老吴，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一个头衔，改变不了自己的学术水准，却能改变自己的地位以及未来人生的轨迹。 朱教授本来也是3个月后就要退休。可是这几天，人事处长一见他就满脸的歉意，要收回发给他的退休通知书。老朱却希望把它留下来作为人生的一个纪念。 一个朋友很务实地为老朱算了一笔账：如果按原计划明年退休，退休金以3000元一个月算，活到80岁，可以拿到72万元。而现在评上了院士，估计学校给的院士津贴一年12万元，加上工资，到80岁的话，可以拿到300多万元！ 朋友说，这仅仅是钱，还有名气和地位，据说，有关待遇相当于“副部级”。你看，这几天来的记者，是你过去60年见到的记者的总和吧？今后，你还会被邀请参加各种场合的活动。院士这个头衔此时到来，真是时候。要不，你退休了，最多到民办学校发挥一点余热，或者自己找点课题研究研究，可谁还会知道你这个糟老头子是谁。 “难道一个院士头衔就真那么重要吗？其实，也就是几票之差。”老朱有时想，要是某个院士没把票投给他而给了别人，他也许现在正拿着退休通知书，孤独地在人事部门、财务部门、组织部门办理各种手续，然后回到家中，推开窗，看眼前高楼林立，叹自身如此渺小…… 既然一个学术称号能给人生如此的改变，又怎不让人怦然心动，为之奋斗？ 一个院士头衔，给本人带来的是名和利，即便院士们不这么想，别人也会这么现实地认为；而给学校带来的，则更是毋庸讳言的大名大利。诞生一个院士，这表明学校师资建设、学术发展均取得重大成果，而且，在未来一些关乎学科发展的大事中，有没有院士，大不一样。 这是对学术的尊重，还是对学术头衔的尊重？对学术的尊重，是不论资排辈，是对人本身能力的尊重，谁能做出高水平研究，就创造条件给谁做。而对学术头衔的尊重，是凡事更看重人的“身份”，所拥有的“头衔”，只要你有“头衔”，有“身份”，一切都好办。不幸的是，我们的大学属于后者，往往对学术头衔拥有一种近乎图腾崇拜般的盲目敬畏。学术头衔是对某个人某一阶段学术成绩的肯定，但它并不代表着这个人一直具有的学术水平、学术能力。目前我国一些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中，基本上没有年轻人的份，牵头的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老院士。不可否认，老科学家、老院士曾经做出过很多科研成果，但是我们不能违背科学研究的规律，认为他们到了六七十岁都还具备十分活跃的思维，还能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这只能是个别情况。 这种对所谓学术名望的盲目信赖在申请科学研究基金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位总理基金获得者说，10年前是他科学研究最活跃，也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但他没有任何名气，因而也就得不到任何支持。现在他已经过了出成果的最佳时机，做不出多大成果了，却很容易获得各种基金、经费，有的甚至是“送上门来”。做科学研究，有一个黄金时段。拿理论物理研究来说，25岁~35岁这段时间，人的思想最活跃，最具创造力，最容易出成果，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绝大多数是在30岁左右取得的成果，这时最需要获得大力支持，但是，却很难如愿。这两年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年轻人获得资助的幅度还是很小。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对学术头衔的图腾崇拜(2)
40岁的吴教授，是某高校的“杰出青年教师”，曾经获得多项部委奖励，并被列为跨世纪优秀人才。 他刚在办公室坐好，电话便响起。吴教授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回答：“谢谢！可我手头上已经有三项基金，没有时间再做了，你们还是另外找人填报吧。” 10分钟以后,电话再次响起。吴教授再次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说道：“院长，刚才科技处来过电话，和我谈这事，我最近真的很忙，有总理基金、有市科委基金，机会还是给别人吧，系里王博后我觉得不错。” …… “既然这样，我叫学生去取表格。”吴教授足足将电话在手里握了3分钟，然后回答。 他对学生说：“学校、院里都认为这项基金以我牵头申报成功的可能性是100%，这关系到学校的声誉。看来，推是推不掉了。可真没时间做呀！” 这是怎么回事？ 科学基金是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为了支持科学研究而设立的。提起这一基金，就不能不谈国家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设有面上基金、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和重大基金等。在科研工作者中，有一种说法，叫“小基金大评，中基金中评，大基金不评”。意思是，资助幅度为十几万元左右的面上基金，往往进行大规模地广泛评审；而资助幅度好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则在一定范围内组织评审，谁是评审组的专家大家心中有数；至于上千万元的基金，则几乎不评，往往由几个院士提议，或者由政府部门直接下达给某个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的操作，受到科研工作者较好的评价，因为其立项十分谨慎，在评审过程中，广泛组织科学家们参与，每一项目组织5位专家进行通讯评议，最后能否立项，基本上以通讯评议意见为依据，而申报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材料送给了哪位专家，这就很大程度地保证了基金立项的公正性。而其他基金，如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重大基金等的操作却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立项过程中个人因素、行政干预因素较多。客观地说，近年来自然科学面上基金的成果丰硕，但由于资助幅度小，很多项目未能做大做深；而资助幅度大的重点基金，其成果与投资幅度相比却不怎么显著。事实上，很多重大基金、重点基金申请到后，也要进一步分解，具体承担的也是一些年轻人，但由于他们不是项目负责人，仅获得很少部分的经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也就受到影响。至于各部委、各地方政府设立的基金，有不少是类似于重点基金的操作，因此问题也比较多。 经费多、项目多、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教师，在新一轮经费申请中十分容易胜出，因此“财源广进”，而有的教师亟需得到资助却偏偏“求告无门”，这被称为“马太效应”。按我国高校现行体制，对经费申请进行审批时，一般要以过去申请经费情况、是否曾经承担某基金课题以及完成情况等为重要参考，科研工作者往往要经历一个“媳妇熬成婆”的痛苦等待过程。经费的给予者对此有自己的“难处与考虑”：把经费再次拨给已有资金支持的人，虽然起不到显著效果，却至少能保证有成果，不会出现因没有成果而被指责为“决策失误”的后果，至于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否得益于这一经费的支持，则不在考虑之列。业内人士把这种做法称为“锦上添花”。某高校一位教师则说：“有的教师同时获得很多资助经费，但他们毕竟精力有限，跳起双脚整日不睡觉也出不了那么多成果，到了验收时，把同样的课题结果分送给不同的资助部门，这种做法被称为‘搬砖头’。即使如此，在最后的评估鉴定中仍会得到好的评价。” 其实，科研基金的使用是个相对单纯的问题，谁能做出来，谁能做得更好，就给谁做，这是基本原则。但是由谁来判断“谁能做得更好”呢？站在不同位置，出于不同目的的人，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由于调动了众多科学家参与，所以在所有基金中，国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的运作得到了一致好评。基金就是基金，它就是为科研服务的，不是荣誉，更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因此，将基金分为面上、重点、重大，按不同方式来运作，是没有道理的。国家基金应该是一个统一名称，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申请，由科学家、科技人员共同参与评审，当然重大的项目资助幅度可以大一些，对申请人的能力要求也要更严一些。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各类评奖中。 如果报奖者没有任何名望，没有丝毫权势，没有一定学术头衔，胜出的几率几乎为零。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43岁的田中在日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既非教授，亦非博士，甚至连硕士学位也没有，只是岛津制作所的一名普通工程师。而专门生产科学测试仪器的岛津制作所，在日本只能算是一家不大有名的中小企业。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胡伟说：“假设由国人来评这个诺贝尔奖的话，我们能把这个奖颁给田中这样没有职称、没有头衔的‘小人物’吗？我们眼中的人才，往往有一大堆头衔和光环，我们不仅患上了高学历崇拜症，而且还直接把学问的高低和职务的高低挂起钩来。田中获奖后，中国报纸纷纷报道他的身份是研究所‘主任’，其实在日本，大学毕业生进公司做一两年的职员，就可晋升主任，但上面还有系长、课长代理、课长、次长、部长等等，主任实在不是一个什么官。我们把田中的这个‘主任’看得那么重，恰恰反映了我们在学术评价上的‘官本位’心态。”①（①《田中获诺贝尔奖的震撼》，《文汇报》，2002年10月22日。）  [返回目录]  
对学术头衔的图腾崇拜(3)
让我们再来看看诺贝尔奖的提名程序。诺贝尔奖评选获奖人的工作是在颁奖前一年的初秋开始的，先由发奖单位给那些有能力按照诺贝尔奖章程提出候选人的机构发出请柬。评选的基础是专业能力和国际名望；自己提名者无入选资格。候选人的提名必须在决定奖项当年的2月1日前以书面通知有关的委员会。从每年2月1日起，6个评定委员会分别负责一个诺贝尔奖奖项，根据提名开始评选工作。必要时委员会可邀请任何国家的有关专家参与评选。在9~10月初这段时间内，委员会将推荐书提交有关颁奖机构，颁奖单位必须在11月15日以前作出最后决定，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才把问题搁置起来。委员会的推荐，颁奖单位通常是要遵循的，但也不是一成不变。各个阶段的评议和表决都是秘密进行的。 在这一整套近乎繁琐的评奖程序中，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字眼是：“自己提名者无入选资格”、“各个阶段的评议和表决都是秘密进行的”。现实中，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一些宣传，说某某人曾经两度被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提名，还说，某年度的诺贝尔奖本应该被某人获取，诸如此类。但更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教授往往是通过同事们的祝贺电话才知道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事前，他本人是丝毫不知情的。了解了诺贝尔奖评奖规则之后，你相信前者还是后者？ 不过，类似前者的新闻，却更接近我们的生活实际。在国内，评奖基本上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个人或集体申报、推荐或自荐，评委会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通常，专家委员会的名单也是很容易知道的。于是，很多关于如何组织申报、如何进行“公关”，专家委员会怎样平衡、怎样取舍的案例，已经成为高校教师的经验之谈。 尽管经过一定的治理，我国的各类评奖近年来开始减少，但是评奖的程序并没有多大改革，因此，奖项的减少并没有真正提高获奖的价值和权威性。虽然有的评奖还引进“异议期制度”、“公示制度”，而且也确实有个别人由于被举报出剽窃他人学术论文等问题而落马，但是，这种异议仅仅能对入选人员进行评价，而且评价也只能局限于是否有学术道德问题，如果此人没有抄袭、作假等不良行为，即便他学术水平并不如何高，入选了，也就奈何不得。而更重要的是，异议制度也并不能把没有进入专家视野的优秀人才，放进专家的眼里，让他们去挑选和赏识。 如果说某些主管官员、操作人员过分看重“头衔”对成功的决定作用，还有他们“不太懂得学术规律”的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谅解”，那么那些拥有头衔的学者、教授、科学家，居然也便由此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就太不应该了。 新华社记者在王选获得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写了这样一则关于王选的故事：1993年, 56岁的王选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但一件“小事”却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内心。利用春节放假的两个星期，王选闭门谢客、殚精竭虑搞新设计，没想到他的一个学生看了他刚完成的设计后直截了当地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①（①《王选：飞跃的渴望》，张景勇、曲志红，新华社,2002年2月28日。）对一个为探求创新奉献了一切的科学家来说，最残酷的判决可能便是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落伍，多少优秀的科学家都曾因此失落、失衡、失意。巨大的震动下，王选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历经坎坷的奋斗历程。在他最具创造力的年华，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为实现自己创新和飞跃的梦想，受到过时代的、政治的和已经落伍却固持己见的“权威们”多少干扰和压抑。如今，当他站在了“权威”高台上，又该怎样面对今天的自己和今天的“小卒”？ 他断然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青年科学家，为他们创造最好的氛围和环境，帮助他们尽快登上自己的创新高峰。“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重要标志，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俊。” 王选的成功正在于有“自知之明”，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他一样，跨过人生这道槛，勇于承认自己“不行”。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沽名钓誉的若干手段(1)
与拥有“头衔”而不能走出“光环”相对应，在科学界和教育界，更多的人在想方设法使自己拥有“头衔”，为“头衔”而奋斗，一旦“头衔”到手，就可“名利双收”。 “浮躁”成了一些科研工作者和办学者的通病。 大学教师、科研人员，以至大学生本应潜心学问、科研，淡泊名利，现在却患上了“名利狂躁症”。 “不道德手段”是通向“名利场”的捷径，虽然有点冒险，但不少“仁人志士”仍前赴后继，为获取名利他们可以不顾一切。这仍是“笑贫不笑娼”的年代：一名教师不会因抄袭他人的成果而心怀不安。他或许在想，只要你不太张狂得罪太多人，谁会和自己过不去呢，这种事又不单发生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即使被发现，也可以用“无心之失”去推脱；一个大学生不会以作弊为耻，他在因作弊被处分时反思的是自己为何如此愚笨被老师“活捉”，记恨的是监考老师太不通人情。 “苦干不如巧干”的座右铭在学界同样有效。有人说，涉及“学术道德”问题的，终究很危险，我们不要踩雷，除此之外，追求“名利”大有其他方法可循。 比如，找一个冷僻的方向，在某本被国内教育界、科技界十分看重的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然后进行大量的宣传报道，于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科技主管部门以及学校领导心目中，你的学术能力和地位便将立即得以确认。即便有诸多同行对你的科研无动于衷，你依然可以获得赏识。因为，说了能算的是领导而不是同行，更何况很多时候同行说话也得看领导的意思。 我国高校近年来十分重视到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基础研究最好的成果，就是在世界同行认可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应用研究的成果，则是申请专利获得广泛的市场前景并产生经济效益。随着各种导向政策的出台，我国在国际杂志上刊发的文章逐渐增多。但这是否表明我国的科研实力就取得了很大进展呢？很多教授并不这样看。国内自然科学一等奖在2002年只出了一个，而在此之前已经连续4年空缺；而到2003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已经连续6年空缺。在产业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只有美国和日本的1/30，韩国的1/4；在象征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各项诺贝尔奖评选中，目前我们似乎还很难找到可以问鼎的项目和成果。 为了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我们更多是在论文选题上下功夫，说白点，是为了论文而论文。某位教授过去10年所带的6位博士毕业生，平均每人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5篇论文，但是这位教授并没有感到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他说，这种利用其他国家采集的数据，用最新的算法做分析的论文，国外很多学者并不乐于做，他们把功夫花在了数据的采集上，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别人要数据，得向他们买。我们利用这些数据写了论文，在杂志上发表，他们也就获得了分析结果，利用算法和分析结果，他们立刻做出了产品，而我们，却满足于论文得到发表。我们背离了做研究的根本目的——创造，创造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学说、理论、产品，而不是评审或晋升时的大堆业绩资料。 “为论文而论文”，“为成果而成果”，还使大学校园出现让外人看不懂的现象：把领导的名字署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很好的讨领导欢心的手段；在论文中顺带署名，今天你帮我署名，明天我帮你署名，一篇小小的论文，作者有五六个；为了第一作者的署名，某些课题组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合作者反目成仇，最终自立山头，各自奔前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校开始并且越来越注重对自身形象的宣传。在现代信息社会，高校注重自身的形象宣传，无疑是正确之举。因为高等教育的扩招，教育的大众化，加剧了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加大了社会对高等学校的关注，学校必须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来吸引优秀生源，也必须通过形象宣传来获得社会更多的了解与支持。可是，伴随高校对媒体影响力的认识加深，一些学校领导和教师，醉心于追求新闻效应，大搞形象工程，争做媒体明星。加之媒体为争夺市场抢新闻、炒新闻，使得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高校形象工程和学术腐败的“帮凶”。高校领导、教师利用媒体，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宣传或者炒作自己的成绩、成果，获得社会影响，由此为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课题支持创造条件；二是将媒体作为重要的人才信息、研究信息、课题信息来源，媒体上报道谁，就认为谁为学校争了脸，就表扬谁、奖励谁，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对人才进行全方位地评价；媒体上炒什么，就重点发展什么、研究什么，而不是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律进行第一线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工作。搞社会科学的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找出社会热点，而搞自然科学的，却一定要到学科研究前沿领域中去寻找科研线索。大众媒体对科技的报道，一是不专业，二是不严谨。如果科技工作者从媒体中去寻找自己的研究热点，恐怕会误入歧途。 因此，可笑的水变油事件可以被报纸连篇累牍地宣传①（①《新闻眼里看背景》，姜泽林,《青年记者》，2002年第20期。），甚至加上“可以问鼎诺贝尔奖”的标题；某个著名科学家带着“昂贵”基因库回国，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媒体的赞扬。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源自一些人的别有用心和媒体的玩忽职守。近年来，高校科研人员在进行课题鉴定时，都会请媒体记者来宣传报道，而一旦获得了什么奖项，便更有“主题专访”之类的文章见诸报端。媒体在报道时，总会添油加醋地“按情况”加上“之父”、“率先”、“第一”、“国际同行高度赞许”、“填写了历史空白”等夸张之辞。还有的教授，干脆被媒体聘为特约撰稿人、主持人，或者时常以嘉宾形式出现，俨然一个大众明星。  [返回目录]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沽名钓誉的若干手段(2)
不是说科技工作者不要为科学的大众化普及做力所能及的事，但他们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而且一唱一和地把他们的科技成果吹得天花乱坠，就未免有点离谱。  [返回目录]  
说一流谁是一流
我国高校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像着了魔一般，将“一流”、“先进”等等词汇，屡屡与学校、学科、成果、师资、学生等搭配使用。“一流”、“先进”可谓俯拾皆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文件中，少不了“一流”；学校的报告中，肯定有“一流”；科技成果的鉴定，更是“一流”们聚会开PARTY的地方。 用“一流”壮胆。“不提一流反映不出气魄”，这是管理者的想法。某高校一位管理者说：“其实对于一流，我们并没有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是，在发展目标中，如果不提一流，对上，领导认为没有前进的气魄和胆量，看不出发展的朝气；对下，我们也认为难以鼓舞士气。从长远的发展来说，提一流绝对不会错，我们就是要争取发展，争取做到最好。说到一流，其实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个模糊概念，可以是世界一流，可以是中国一流，还可以是省市一流、地区一流。因此有的人提一流时，是不加地域定语的。”“一流”成为了文字游戏，也显示出管理者的良苦用心。 用“一流”标榜。“不说一流反映不出水平”，这是科研工作者和鉴定人员的“共识”。鉴定、评审在教育界可谓无处不在，已经成为学术管理的“尚方宝剑”。在当前的科学研究成果鉴定中，“一流”是一个被“滥用”的词儿。很多科研成果，都被“确认”为达到国际一流水准。而究竟什么是国际一流水准，并非每一个鉴定委员会的专家都十分清楚。只需想想，如果达到国际一流水准，那么应该有在国际公认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吧？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国际市场的认同吧？而在没有高水平文章发表、没有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之所以大家敢于进行“一流”鉴定，原因在于：一是鉴定专家们都在这么做，形成一种风气乃至惯例；二是科研人员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不会因为谁曾经被鉴定为“一流”而对其另眼相看；三是即便对鉴定结果心存怀疑，也很少有人去干那种吃力不讨好的探究之事。如果专家明知道科研成果不具备国际水准而鉴定其具有国际水准，这是风气不正；如果专家将由几篇无足轻重的论文和报告堆砌起来的成果称为国际“一流”，而且深信不疑，那便是“坐井观天”了，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低水平重复。 用“一流”讨好。“不谈一流显示不出眼界”，这是参加各种讨论座谈时与会者的“表现”。用一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工作，这无疑是好事，可实际情况却是用“一流”来一番作秀，发表一通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我们的教师有不少曾经在国外呆过，对国外的教育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了解，但这种了解是感性而且不全面的，有的甚至是一鳞半爪，如同瞎子摸象。大家均认为自己了解的是一流大学的全貌。只知道英国大学的教授有规定的人数限制，聘任很严格，而不知道美国只要条件达到，教授没有人数限制，不少院系几乎全是教授。另外一些人对一流大学的认知，则来源于某个座谈会上某人的发言，或者报纸上的某些报道。高校的领导，本应该熟谙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规律，要有办教育的思想，但相当的高校领导对教育规律并不了解，他们凭着对高等教育很少的了解就进行管理工作。教学科研人员，本应该对本学科的前沿发展有最深的认识，可现在的问题是，有些科研人员不是从学科第一线去寻找前沿课题，而是从媒体上挖掘科研炒作线索，即便如此，他们还以专家、内行的姿态大谈着“一流”。这种“华而不实”的浮夸作风对教育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这是一个崇尚标志性工程的社会，大学也十分“时尚”。超导来了，大家搞超导；纳米来了，大家搞纳米；基因来了，大家搞基因；软件来了，大家搞软件；数字电视火了，大家研究数字电子……某高校副校长说，全国至少有20所高校将信息技术、生命科学作为学校发展的重点学科，这有必要吗？很多人的“信条”是，要做就做世界一流。领导听了当然很开心，可这样做是否有必要，自己是否有这种能力，似乎反倒无足轻重。在科技发展上，我们以“国际化”为航标，几乎全部靠的是引进，而且以引进为荣，结果我们的原创性重大科研成果少之又少，我们的教授所做的就是跟踪、消化吸收别人的成果。看看我们引进的技术，有相当部分，是被别人淘汰下来的。笔者曾经对我国兴起的“大跃进”之风感到不可思议，一亩地怎能产出一万斤粮食，这么简单的道理谁不明白？那时的人们怎么那么傻？而面对现实，却让我懂得了“大跃进”不仅存在过，而且正在出现新的苗头。现在我们从上到下都时兴定指标，论文完成多少篇，专利申请多少项，经费搞到多少万，著名教授引进多少位，等等等等。为了完成指标，几乎所有的办法都想了出来。还有的人胆子大，明知道完不成指标，却把指标定得很高，而越是这样，越讨领导喜欢。有一位教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说要采取新的教学方法，把学生素描课时间压缩一半，领导们一致表扬他敢于创新，而所有的同行教师都感到难以理解，素描课讲的是技法，技法需要时间训练，怎能压缩如此之多呢？还有的学校，想对某些学科实行跨越式发展，怎么发展呢？将其他高校一支重点学科队伍整体引进！其实谁都知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环境和土壤对学术的发展十分重要，违背教育的规律去发展教育，最终会受到惩罚。  [返回目录]  
“有资源，你就是老大”(1)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很简陋，实在不好意思。”唐强其实一直不在乎办公环境的优劣，只要有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他就感到很满足了。而且像他这样，能够与另一个同事合用一间办公室的老师，在大学里并不是很多。他所在的学院条件还算不错，两个副教授可以合用一间办公室。而在有的学院，教授也是3个人一间办公室，准确地说，不是办公室，而是他们到学校来的时候，偶尔逗留一下的休息室。 可是，面对老同学，面对世界500强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他心里突然涌出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与同学闹市区中漂亮的写字楼相比，自己狭窄的办公室实在太破，墙壁已经裂开，沿墙堆满了各种资料。好容易在其他地方借来一张类似当年学生宿舍里的椅子，才勉强让老同学坐下。 “我们的条件，不能与你们比。当然，我也不能与你比啦！”唐强说。 “这办公条件也确实差了一点，我从报纸上看到政府投资了很多钱给学校，而且，也常常见到建设一流大学的报道，还以为你们的办公条件很不错呢！刚才进校门时，看到好漂亮的一幢大楼，比我们当初的校园美丽多了。我还在想，学校终于鸟枪换炮了，我的哥们该享受好日子了！” 这是老同学的实话，他确实没有想到，在高楼的附近，就是矮楼，在矮楼的里面，是副教授的同学，正写着要发表在国际杂志上的论文。 建设“一流”要靠人来实现，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可是，大学，现在还没有精力把目光投向作为个体的教师。 虽然“以人为本”的口号整天挂在领导的嘴边，而且每位校长都能脱口说出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的“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但是，依照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我们在教育投资上，注重盖大楼、买设备，而较少关注人力投资，重视大楼甚于大师。也可以说，“人力”这一资源、资本在教育圈内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至少在潜意识里，还不具有重大影响力，即使“以人为本”从不离口。更何况现在各个大学无不人满为患，教学的硬件已严重不足，有的大学无奈之中，把澡堂也腾出来做宿舍。于是大家都在大兴土木，却偏偏忘了最根本的东西。 学校可以利用国家拨款，盖起漂亮的浴室，修建高档的场馆，却舍不得为教师建办公室，而且，这一问题国内提了很多年，就是解决不了。目前，国内几乎没有一所高校能做到每位教师一间办公室，能做到每位教授一间办公室的也仅仅是少数，很多是三四人一间办公室，可老师们很少前往，有的教师更是家庭教室两点一线，理由是这么多人一间办公室，除了整日聊天还能干什么。而在美国、欧洲的大学，教师一律坐班，每人一间办公室，这就为他们出成果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也有利于学术气氛的建设。 人们宁肯把钱投到一大堆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报废的仪器设备上，却不愿意着力提高博士生、硕士生的生活待遇，因为有形的设备是可以展示成效的，而无形的精神力量要产生效果，还需要“漫长的等待”。同样道理，大家关注课堂的多媒体设备，却有意无意间忽视教师的培训。可这些花费了大学巨额投资的仪器设备实际使用效果如何呢？答案是：闲置浪费。以上海为例，有关统计表明，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高校共有价值5万元以上的精密仪器约3000台，总价值接近6个亿。但在这些精密仪器中，全年使用时间超过1600小时的只占4％，使用时间在400~1600小时之间的约占18％，使用时间在1~400小时之间的占16％，而全年使用率为零的竟占到了62％，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①（①《六亿元设备六成“睡大觉”》，王赢、吴学霆，《文汇报》，1999年4月26日。）微软、IBM、INTEL等著名企业近年来都积极开展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但是，据这些公司负责人介绍，很多高校在合作时，都希望企业进行单纯的资金投入，比如设立奖学金、奖教金，设立课题基金等。而很多事实表明，如果企业不积极介入推动，企业捐赠给学校的设备就得不到充分利用，与学校联合建立的实验室就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就是设立的合作研究课题，有时也会不了了之。为此，这些企业纷纷改变合作策略，他们主动花精力为高校组织高水平学术报告、学术演讲，举办学者论坛，甚至编写教材。而有的企业则对近期与高校合作缺乏信心。 之所以企业捐赠的设备、与学校联合建设的实验室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主要的原因，是教师没有太大的积极性。管理设备、建设实验室，那将增加额外的工作量，增加的工作量谁来计算？另外，学校没有为实验室的运转设置相应的细则，诸如使用捐赠的设备要不要收费、设备使用损坏谁来维修等问题，在大家看来，比闲置设备更复杂。当然，如果企业不是把设备捐给学校或者学院，而是直接捐到某个课题组、实验室，情况又有所不同。捐给学校或学院，那还“属于”集体，而捐给课题组，基本上就“属于”个人了。 “有资源，你就是老大”。在大学校园里，人们对资源的渴求，可以用“崇拜”二字来形容。如果你有以下三大资源中的一种，你便可以如鱼得水：人脉资源、成果资源、经费（项目）资源。而没有这三种资源，日子就将十分难过。人脉资源，不用多说，就是关系网络，它对其他两项资源起到基础支持和铺垫的作用。成果资源，指的是你已经拥有的学术头衔，过去曾经获得的各种奖励以及发表的论文、取得的专利等等。经费（项目）资源，顾名思义，是科研经费、项目经费。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有资源，你就是老大”(2)
先看人脉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富裕”起来的高校，除了给学校内部的教师加薪外，还有一个“烧钱”之举，就是纷纷“挖人”，你挖我的，我挖你的，这个许诺给你多少年薪，提供多少启动经费，配备怎样的住房条件；那个许诺给你什么位置，帮你解决配偶的工作问题，诸如此类。有的学校甚至将“挖人”看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高校最喜欢挖的是两种人，一是已经功成名就的，如院士、首席科学家，他们的到来，增加了在校院士的数量以及优秀科学家人数，从而可以为学校装点门面；二是在某些学科评审组、基金委员会担任要职的教授，他们可以借助自己的声望、地位获得课题、各种奖励以及其他好处。“挖人就是挖票，挖关系”，学校挖他们与其说是增加学科实力，不如说是增加科研关系，为以后重点学科评审、重点基金申报等等需要公关的事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高校引进人才，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学校根据发展需要，向海内外招聘优秀人才，可以为高等教育事业注入生机与活力。但是，不少高校却把引进人才这一发展学校的手段之一，当作了工作的目的，把引进了多少院士、首席科学家作为业绩。还有的高校一直把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放在如何引进人才上而忽视了怎样使用人才和培养人才。此举造成的结果是：招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 这几年高校引进人才的工作做得很多，但引进人才做出的成绩却并不突出。原因很简单，一是学校把人才当成了摆设，引进之后，就任其自生自灭，他们的工作是去引进新的人才；二是其他教师不配合，你水平高本事大拿钱多，那你就一个人好好干吧；三是有的被引进人才一切“名利”均已到位，没有了进一步奋斗的动力。这样的人才环境，让那些希望有所作为的被引进人才也感到十分失落。 某校一位海外归来应聘上岗的长江学者，等到进校上岗后，才发现光系里就有三位教授在与他从事相同方向的研究，而且他们在学术上都很有地位。作为特聘教授，他不可能去加入这三位教授其中任何一位的课题组，于是一切都只有重新开始，几乎等于是“白手起家”。他自己既要花时间去承接课题，组织大家研究，又要想办法租借办公用房等，大量的时间并没有真正用到课题研究上。他一直对学校这一岗位方向有了多名好教授，还聘请他上岗的动机感到疑惑。但他得到的回答是，学校这一学科是重点学科，如果不设立特聘教授岗位，怎么也说不过去。再说政府给了资金，不要白不要，先要到手再说。谁都知道，引进比培养轻松得多。 高校热衷于“高薪”挖人的背后，很大程度是“功利主义”驱动。据调查，高校的“挖人”之举，不仅让高校教师反感，而且也引起了高校之间的矛盾。典型的例子是一些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高校，面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高校以地域优势、薪资优势“挖”去他们为数不多的优秀人才，感到十分无奈。“不要说‘孔雀东南飞’，现在连麻雀也东南飞”，这是很多欠发达地区高校对人才被挖的无奈感慨。而有的高校则更明显是冲着某种学术利益关系而大肆“挖”人。 再看经费资源和成果资源。除了政府直接投资用于日常科技活动运转的费用之外，高校的科研经费有很大部分是通过科研项目立项得到的。有的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包括来自政府部门的纵向课题经费、来自社会企业的横向课题经费）而制订科研制度，规定教师一定要完成多少课题经费指标。学校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教师开展科研活动的积极性，同时扩大办学资源，但是副作用也相当明显：一是科研课题的质量、层次不高，因为对于大多数大学教师而言，获得国家课题或者完成高质量课题的难度大、可能性小，为了完成指标、晋升职称（或者挣钱），只有找难度小、层次低但有经费来源的课题。教师把精力投入到难度小、重复性强的课题中，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办学经费，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但是办学质量和效益只会停留在低水平上，久而久之，还习惯于或者乐于承担这些层次低的课题，于是学校的科研项目量多却质不高。二是教师从事高质量科研的积极性被压制。完成高质量科研周期长、付出大，而学校提出的经费指标则要求立竿见影，教师们不愿做却不得不花时间去做，浮躁之风由此盛行，一些科技人员一心追求的便是数量和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高水平的原创性科研成果难以诞生。 面对看重科研经费而无视科研项目质量的疑问，有的高校会马上反驳，声称他们在注重经费之余，已经意识到科研项目质量的重要性，他们除了在科研基本经费方面对教师提出要求之外，还提出了晋升教授必须有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的要求。 那么，这一政策的效果又是如何呢？ 某教师任职副教授已经十余年了，可是总升不上教授，原因很简单，论文很少，成果不多，最关键的是，没有达到学校“升教授至少要有一项科学基金”的硬性指标。这天，学院一位平时要好的青年教师找到他，说他的博士写了两份科学基金申请书，投出一份已经中了，根据规定一个人一次只能承担一个项目，最近基金项目在补申请，另一份让他拿去试试。他于是将申请书拿过来，将姓名等相关内容改了一下，另誊写一份寄了出去，没想到居然中标！于是当年他顺利晋升教授。  [返回目录]  
“有资源，你就是老大”(3)
在很多高校，获得基金项目，有时是重点基金、重大基金，绝对是一项很硬的晋升职务职称的条件。某某人获得国家基金，哪怕研究工作没开始，研究成果没出现，就已经被列为了典型。这里的潜规则是把资助科研活动的基金，看作了荣誉或者奖励，而若干年后，基金项目的成果如何，有何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却往往没人再关心。大家的思路是：获得基金，就等于获得成果，获得成果就等于提升自身地位；而地位的提升就等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事实上，获得基金项目，获得资助、投资，那只是科研的“起点”，远不是成绩与功劳。获得基金，不意味着就能取得成果，基金项目成为评审某人成就的行为是十分可笑的。这段时间获得重点投资，不意味着就一直能获得投资，没有效益的投资项目，终将被无情地取消。 多年与高校教师打交道的一位企业老总说：“今天的高校已经变了，有的教师变化的幅度连我们也不敢想象。他们从‘象牙塔’走向另一个极端。与我接触的教师中，有多位在承担国家科学基金课题。他们申请时很积极，可做的时候却极马虎，我问他们到时交不出‘货’，用课题经费买的笔记本电脑等东西不是要交出去吗？他们说，这是免费的午餐，拿到了学校表扬你，既有钱又有地位，今后不可能交不了差，即使万一没有成果，把旧的电脑交回去不就结了。他们还说，对于你的课题，我们就不一样了，不敢有丝毫怠慢，我们要把成果交到你手上。达到你的要求，全额付款；达不到要求，随你怎么办！” 面对此景，如果你还把“书呆子”的帽子扣在今天的大学教授们身上，那显然是犯了“刻舟求剑”式的错误。 在大学校园里，有人甚至开始怀念“书呆子”遍天下的年代。而随着这股呆气被商气、官气甚至匪气所取代，最后一块学术净土正在逐渐沦丧，正所谓“人不务实，天诛地灭”。有媒体报道著名数学家怀尔斯9年磨一剑终于攻克了费马大定理，其间一篇论文也不曾发表。媒体的关注点在于学校对教授治学采取的宽容态度，却忽视了另一点，那就是这位教授对事业、对研究的执着，那种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学术精神，在我们的教授身上，还剩下多少痕迹呢？显然，这是一种互动作用的结果。因为有了学校的宽容，教授才没有生计的担忧，才有潜心向学的经济基础，才有冒失败风险的勇气；反之，正因教授始终应该持有一种学术道德与操守，把学术追求、学术声誉视为生命，学校才会大胆地宽容。 教育界有关人士认为，学校之所以“崇拜”资源，除去高等教育体制不健全以及学术风气日渐堕落的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确缺乏资源，正是因为高校的办学资源还十分有限，我国的科研基金还很不丰裕，学校才会将科研经费作为指标考核教授。另外，国内的基金数量还相当少，由此导致获得基金成为荣誉，如果基金数量进一步增加，那么这一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除了政府部门设立的基金外，国家还应通过政策导向鼓励企业、个人等民间力量参与设立科研基金，以充实基金总量，为科研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很担心这种情况出现：由于媒体对学术腐败问题的不断曝光而引发‘因噎废食’的后果。科研基金的运作、高校的科研管理、科研人员的科研作风等等，都确实存在问题，但是不能因为问题的存在，而减弱科研投资。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北京大学校长说北大经过这几年的重点投资才刚刚脱贫，我国的其他高校就更不用说了。我国高校内部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办学资源不足引起的，有的改革措施难以实施也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办学资源做保障。比如高校年薪制已经谈过多年了，却难以实现，原因就是没有稳定的充足的资金支持。如果办学资源能够更加丰富，教授们就不必为基本的生存费用而烦恼，也就能潜心进行学术研究。”某高校政策研究室主任说。“教授的任务是出有价值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而不是去为学校寻找办学资源。增加办学资源，首先要靠政府的投资，其次是企业、校友、个人等社会力量的资助，还有就是学校自身开发办学资源，而这种事应该由学校管理部门及其委托的社会机构来做。上海交大校长谢绳武就多次谈到，他心目中校长的理想状态是‘三跑’：跑人、跑钱，跑国外。”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大学生物链之最后一环(1)
这是在高校里经常出现的场景：在某次会议上，大家对领导的有关布置、指示频频点头称是，说“好好好”、“行行行”，而会议一结束，背地里个个骂声连连：“他懂什么？这不是瞎折腾么！……”话虽这么说，接下来，他们还要按照会议的布置、指示“违心”地操办起来，干完以后，“乐呵呵”地跑去向领导汇报“成绩”。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何香涛教授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谈道：“……许多学术上的问题，谁都批评不得，评成果也好，评各种奖项也好，评职称也好，‘说一不二’，其他人一看权威说话，就不敢吭声了。在立项上，上级领导一点头，谁敢说不？这种不民主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严重。”①（①《核心问题是学术民主》，左春明，《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8日。） 我国不少高等学校的领导，如今也可谓“耳不聪，目不明”。出于领导作风以及下级管理人员曲意逢迎等种种原因，高校的管理者对基层教职工的所思所想，学校的真实运作状态，并未做到全面、透彻的了解。某高校一位多年担任领导秘书的老师说，秘书们要选择那些不会令领导感到不开心、最好是让领导“龙心大悦”的汇报材料呈阅，而将那些言辞激烈地批评指责领导的材料、信件压下来，领导的心情不好，秘书们跟着倒霉；在召开群众座谈会了解情况时，也要安排那些不会给领导难堪、不会跟领导唱反调、懂得讨领导欢心、会说好听话的人发言，如果某个会议上某位教授对学校领导的做法提出言之凿凿的批判，那多半会让领导在广大群众面前下不了台，其严重后果是不难想象的。高校中很少有人愿说真话，愿对领导或者某个学术带头人、学校树立的先进提出批评，愿发表与领导相反的意见，最“明智”的举动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索性拉下脸来奉承到底”，免得“吃力不讨好”。于是，高校内的评议会、咨询会，往往成为表扬会，只要领导一发言，接下来的所有调子都成为对“发言”的学习与体会。 为什么偏偏在汇聚了众多知识精英、视学术自由为生命的高等学府，自由与民主的气氛如此淡漠？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唯领导马首是瞻”的局面？ “学校的发展由谁说了算？”这样的问题，显得十分的“幼稚”，答案很明白：当然是广大教师了！教师是学校里“当家做主”的“主人”，他们的意见决定着学校的发展，领导、干部只是“代表”他们来具体执行，为他们“服务”。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可实际上，这明摆着的答案，在现实中却有另一种解读。 在高等学校里，直接的行政领导如院系领导可以决定分配给你多少课题经费，确定你能拿多少岗位津贴，掌管着你晋升晋级的命运。你与院系领导一条心，能讨他们的欢心，即使水平差点，也可以成为“红人”；间接的行政领导如科研管理部门领导、教学管理部门领导、组织人事部门领导，一方面通过直接行政领导对你发号施令，一方面用他们手中掌握的人事权、物资权以及关系网络对你施加影响。行政领导们为体现自己的水平，树立自己的权威，会炮制各种文件让你学习，制定大量的表格让你填写，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把你呼来喝去，还会做出专家状对你的教学科研进行批评指点。 一位大学教授说，在学校的“生物链”中，教师处于很低的层次，手中无职无权，自然没人会听你的。在整个生物链中，学校领导处于最高层次，他们可以决定院系、部处领导的晋升，但他们也同时受到“利益共同体”中哪怕职位不高的一员的牵制。因此，在高校中，同样存在着“圈子”的概念，某人得道，这一圈子的人也就跟着升天。他说，作为一名教授，在学校里能够有一点发言权的地方，就是能够决定自己所教课程出怎样一套试卷考核学生，对拟招收的硕士、博士生给予多高的面试分数。他必须按照学校规定的要求给学生上课，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确定课程内容；他必须慎重考虑领导要他给予某个学生某个分数、某一评价的“关照”；他必须为自己的办公用房到各个部门跑来跑去求爷爷告奶奶还不一定解决问题……一旦某一方面不注意，他就面临着在某个环节被别人“一脚踏住”由此不得翻身的危险。对于教授来说尚且如此，其他如副教授、讲师之辈就更等而下之了。 教师、教授在学校生物链中的这般地位，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声音极其微弱。他们非但不能像国外高校的教授能自主确立对学生的培养计划，对学校的发展提出建议，有的更在缺乏公正、尊重的环境里，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对教学与科研的热情。 虽然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已经20多年了，可计划体制的影响还在教育界广泛而深刻地存在。行政命令、领导审批依旧是开展工作的首选方式，而且，这些工作大多是在不公开、不透明状态下进行的。要使我国高校的学术科研良性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工作方式。要用更民主的教授治校模式取代行政官员治校。 我国很多高校，都宣称自己实施着“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学校设有教职工代表大会，校长要向教职工代表大会作述职报告，学校校级文件的制订需要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审议；二是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同时实施校内的学院（系）为实体的院长负责制，学校以及各学院都有学术委员会，负责学科发展方向制定、职称评审、学位授予等。  [返回目录]  
大学生物链之最后一环(2)
可有了教职工代表大会，有了学术委员会，教职工就能真正当家做主，教授就真正在发挥治校的作用，学校就到处洋溢着浓郁的学术民主气氛吗？ 高校校一级学术委员会往往由学校领导以及每一学科各任命的一两名教授代表组成。可以说，它是简单套用行政管理的办法或者说按照官场的规则来进行学术管理。从成员产生看，是“任命”而非“选举”，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产生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不是由教授民主推选出来代表大家履行职责，而是由学校领导、院系领导一起商议“画圈”画出来享受某种“特权”，这个学术委员会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成员担任着校院系的领导职务。从履行职责看，是典型的多数服从少数。领导们考虑学术委员会构成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学术委员会构成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于某个教师科研能力、学术水平的评价，对于某一篇论文是否达到授予学位的要求，最具有发言权的，应该是该学科方向的教授们，其他学科的教授能做的，最多是看看这个教师工作作风是否严谨，为人是否忠厚老实，以及审核某篇学位论文是否有抄袭嫌疑。因此，代表该学科参加学术委员会的教授，就很容易相对主观地影响对本学科教师、学生的评议，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了他们手中。学术委员会的这种构成，使多数教师、教授的利益受制于少数教授，要晋升教授的人的命运则完全被少数教授左右，学术委员会对教师的职称评审具有终审权力，那些进入这个委员会的教授，也就拥有了“生杀大权”。要是某个教师与某个担任学术委员的教授是死对头，就休想有出头之日。这便是学霸产生的根源。具体到某一个学院，也是如此。曾经担任某高校一学院院长的张教授说，高校的学术委员会组成不但不科学，也极不规范，他担任院长时是校学术委员会成员，当他从院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就“自动”从学术委员会的名单中消失了。 高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也同样如此。说是教职工代表大会，实际上，参加大会的名额是限定的，代表每个部门的几乎全是行政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审议校长报告、学校文件，无疑成了“走过场”。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逼良为娼”的学术抄袭
在教授难以发言的情况下，很多可以实现领导“政绩工程”的政策出台了。 我国不少高校现在流行着这样的做法：教授、副教授必须每年发表多少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EI（工程引文索引）论文等；每发表一篇SCI论文、EI论文，即给予作者相应的配套经费奖励；并将其作为晋升职称、职务的重要条件。 要理解大学为何将SCI、EI论文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指标，就不得不谈到中国当前的大学排名体系。某高校决定在1998年开始实行将论文发表数与教师业绩考核挂钩这一制度，就是由于受不了论文排名全国落后的刺激。关于大学的排名，世界各国都在做，而且各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差异很大。对大学进行排名，是通过一个侧面反映出高等学校的动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等学校的办学实力和社会影响，从而引导考生选择报考学校、专业，也对教育资金的投放产生影响。 我国的第一个大学排名产生于1987年。1987年9月13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以美国费城科学情报研究所公布的《科学引文索引》（SCI）为数据源，在《科技日报》上以《我国科学计量指标的排序》为标题，公布了对我国87所重点大学的排名。这个只有一项指标的大学排名是中国第一个大学排行榜，它标志着中国学者从此开始了对本国大学的定量排名研究。从1987年9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表中国第一个大学排名，到2001年6月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发表《2001年中国大学评价》，中国共有14个单位发表了30多个不同类型的大学排名，包括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大学评价》，###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的《中国大学研究生院评估》、网大Net big 从1999年起开始发布的年度《中国大学排行榜》等。到现在，大学排名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对高校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也正因如此，很多大学围绕着排名较起了劲。 近年来，很多学者针对大学的这一做法发表了见仁见智的观点。学者们的主要论调是，大学的做法有其“现实意义”，希望引导大家多撰写论文，营造高校的学术气氛，可指标是否科学合理有待研究。原创的科学研究是十分艰难的，而且，有不少科学研究要经历时间的考验，才能显示出重大的价值，才可能得到承认。所谓“十年磨一剑”，我们要求一个科学家在几年里撰写多篇高质量论文，其本身就不一定科学。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悉尼·布雷内等三人，他们获奖的原因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确选择线虫作为模式生物，发现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过程中的基因规则。布雷内是分子生物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在1965年第一次研究线虫，直到1974年才发表第一篇有关论文，其中经历了长达10年左右默默无闻的基础工作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线虫研究才逐渐受到国际认可，目前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开始利用布雷内三人的成果，研究可以治疗多种疾病的新方法。有关专家在谈到这一成果时不由感慨，如果按照我国大学实施的一年一次的考核，那么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悉尼·布雷内将要受到降级的处理和背负“无为”的名声。①（①《争鸣：对北大教授“降级”的疑虑”》人民网，2002年10月14日。） 我们的教授显然没有布雷内幸运，每年，他们一定要交出多少论文、多少专著，接多少课题。对于他们来说，完不成这些指标不仅兑现不了相应的待遇，而且还有“面子问题”。这让名教授们十分为难，使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于是，为了达到指标，他们只有一心一意去完成指标规定的内容，而无暇进行原创性的理论思考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他们只有在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中署名，如果博士生、硕士生有抄袭的行径，他们也跟着背黑锅；他们只有对过去的研究进行重新加工、综合以图短期内再出新成果；还有的则只有铤而走险，放开手脚去作弊了。庄子说，外重而内拙。太看重某样东西，就会失去本应有的平常心，结果适得其反。在网络信息社会，学术抄袭行为几乎难逃最终被发现的结局，可是大家为什么还要去抄袭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尤其值得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管理者、决策者思考。抄袭行为固然不对，但学校是否能逃“逼良为娼”的干系呢？ 大学现行的学术管理体制、科研成果评审和奖励制度、职称评聘制度、人事分配制度等一般都实行“数字化”管理方式，主要集中在数量指标上进行考核，这对于短期改变学校的“面貌”是有效的，而对于长期办学质量的提高却并不一定会有多大效果。学校如果过分看重数量指标，必然导致教师对数量指标的“病态追求”与“病态攀比”，从而使科学研究脱离应有的健康轨道。要求你上多少课，带几名学生，发表几篇论文，这种管理很简单，却不一定有效，凑数字还不容易？近些年来，用若干篇SCI、EI论文来评价教师是否具备高级岗位任职资格的做法，在许多高校已经演变成教条。可同为SCI论文，有的发表后一次也未被引用，有的被引用了上百次。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可以改变一个时代，获得诺贝尔奖，而我们太多的论文是为发表而发表，有的学术杂志还专门推出增刊满足那些为了评职称而发表论文者的需要。还有的教授，甚至将一篇论文拆成几篇去发表。这就是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结果。2003年岁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2003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我国继2002年上升至第6位后又前进一步，居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列世界第5位。可是，虽然论文数量如此可观，在国际竞争力评价中，我国科技竞争力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中国科技部科技统计分析中心透露，2003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51个国家中排名第32位，在2000万人口以上的27个国家中排名第13位①（①《中国科技竞争力仍居世界中等偏下水平》，中广网，2003年11月12日。）。而就论文本身而言，其平均引用率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左手拿钱，右手投票(1)
“专家组经过实地考察、测试，一致认为某某成果，性能优越，填补了国内同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专家们认为，该项成果成功实现了四大突破：突破一：……；突破二：……；突破三：……；突破四：……。综合以上各点，该成果已居国际先进水平。” 这是存放在某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的一项项科研成果鉴定书。 我国每年都产生通过鉴定的成千上万项科研成果。看着这些成果鉴定书，你定会感觉置身“科研大国”之中。 管理学博导王教授应邀参加某基金项目成果鉴定会。他们被安排进一家四星级宾馆。日程很满：两天时间，一天开会，一天游览市容，晚上娱乐。 第一天上午开会，听取项目负责人汇报，鉴定会的专家很认真地做着记录。下午开会，大家讨论了两个小时，做出优秀的结论。会后宣布结果，课题资助单位、项目负责单位负责人高兴地握着专家们的手，连声道谢。 回到房间，王教授与同室的一个相识多年的教授聊起来：“哎，他们提供的报告也太不像话了，显然是拼凑起来的，几乎前言不搭后语，可我们最终都投票认为其达到了要求，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时感到对不起学术良心，可是，不随大流却很难，你今后总会有求于他们的吧？我们都是项目资助单位以及项目负责人本人请来的，怎能去拆人家的台？所以，我对这类基金一直没有好感，有本事，就走市场，做出项目，让市场去评判。” 第二天下午离开宾馆时，每人一个马甲袋，说是小礼品。袋里有一信封，那是一点辛苦费。 某高校。某项目评估前一个月。某学院一课题组。 “去年我们课题组成功申请经费300万元，当时说这笔钱在2003年时用完，2003年底有关部门来检查验收。现在接到通知，验收时间提前到2002年4月份,有关部门想早知道成效。我们的经费到目前共用了50万元，还有250万元，一定要在验收前用完，现在还有三个月时间，你们想想办法。”课题负责人一脸严肃，“经费没用完，会直接影响到下一轮申请。” “发给大家，不是很好吗？”一位博士后说。 “到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这钱不是用来发奖金的，只能是买设备、添器材。”负责人马上明确讨论重点。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而是有关部门在开玩笑。买设备又不像买股票那样简单，总要想想当初计划有没有，现在需不需要，今后怎样使用，到哪里去买，等等……” 讨论一直持续到灯火阑珊时。大家都没有想出良策。 “鉴定会有很大一部分是假的。”曾经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的朱教授说。早些年他就提出了要“打假”，打击假鉴定会。之所以很多科研成果鉴定之后便束之高阁，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些科研成果本就不是成果，从立项时起，就开始造假。到了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肥了谁？肥了资助单位的某些人，他们可以借机到处考察，而且能拿受助单位的某些好处；肥了受助者，有的受助者拿着这笔资助费，旅游呀，买各种用品呀，只有极少一部分资金和精力用在真正的课题研究上，最后不得不草草完工；肥了鉴定者，鉴定者用不着动脑筋，走走看看，写几句好话拿辛苦费走人还得到人家的感谢。又坑了谁？坑的是国家，糟蹋的是国家的钱财、人民的血汗。用行政的方法管理学术，由某个政府部门或者组织对学术水平进行鉴定，这既违背学术研究的规律，又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我还没有参加过哪个失败项目的鉴定会，起码也是国内先进。”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①（①《原始性创新不能被“一票否决”》，徐彬，《科学时报》，2002年 3月11日。） 高校内现在的检查、评估很多，往往在某项投资之后不久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检查、评估不完全是坏事，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大家按计划工作。但是，如果评估的指标不科学，评估的时机掌握得不合理，就可能坏了大事。对于学术活动、办学活动来说，一般而言，短期是很难见到成效的，需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不合理的时间里用不科学的指标往大家身上套，得到的东西显然是事与愿违的。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希望“丢出一把米，马上就要鸡下蛋”，我就给你“捣鼓”出一批假蛋、臭蛋来。学校要论文，我就炮制论文；你要看成效，我就买来大堆设备。一批批新购进的设备放在新建或者装修一新的实验室里，很有显示度，可这些设备利用率如何，怎样让它们发挥功效，却无人考虑。如今，我国有很多学校的实验设备都不比国外高校差，但是，利用率却根本不能与国外高校相比。为了让领导开心、满意，很多高校买的都是进口设备，看见“世界品牌”高级设备，领导们便认为投资起到了实际成效，可要是有哪个学生把仪器弄坏了，设备就等于报废，因为，这些设备在国内根本找不到维修点。 教育、科研应该长效管理，我们不能力求短期就见成效，投入之后，三五年马上评估，认为达到某一水平就交差，这只能骗骗自己，作为某些人获得晋升的“资本”，却无益于科研工作。五年、十年后来检查今天的投资效果也许比两年、三年更合理。另外，科学研究必须允许失败，只有宽容失败，才可能更大程度地激励创新，努力了但没有出成果，这是很正常的，这要与投机取巧区别对待。科学活动需要这样的空间。而要判断科研工作者的工作进展、工作实效，也必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入手，要打破行政管理的业绩框框，办学者要有识才的眼光。不少人追求短期效益，学风不正，为了早出成绩，追求显示度而急功近利，这是一种蔓延于学术界、教育界的浮躁情绪。究其根源，是社会的浮躁。办学者、基金的管理者其实也需要宽松的环境，他们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出成绩，与更上级部门对他们的考核指标有关。要让他们给予教授、科研人员宽松的环境，首先得让更上级部门给予他们宽松的环境。归根到底，是我们整个社会要有沉得住气、做大事的氛围。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左手拿钱，右手投票(2)
教育、科研的规律是什么？鉴定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鉴定是违背教育、科研规律的，鉴定、评估的意义就适得其反。我们当前的教育评估、项目鉴定，其实无异于“老子鉴定儿子”，老子出面组织，兄弟互相评定，结果也就可想而知。这样的签定，其实助长了教育界的不正之风，错误地引导着教育的发展。因此，所有各类基金的设立者，没有必要组织鉴定会对成果进行水平鉴定，受国际同行认可的高质量论文，受市场欢迎的高科技成果，就是最好的鉴定。搞自然科学研究的，你的成果应该是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论文，在几年时间里，你的论文被国际同行引用了几百次，是比什么“国际先进水平”好得多的评价；搞技术研究的，你的鉴定标准就应该是研究成果被市场承认、应用，并产生真正效益。 要使中国教育、科研走上健康的轨道，行政性的评估、鉴定就必须取消。教育评估、科研评估的任务应该更多地由社会相关部门承担。加入WTO后，规则成为游戏的基础，我们的教育要融入国际教育大家庭，也应该有一套能被世界公认的符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能对我们的教育现状进行准确的评价。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教育质量的评估，要尽量避免形成利益共同体，使检查、评估最终成为走过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指出，评审权力不应该属于政府职权。是好是坏、是重点是普通，不是政府评审出来的，而是由市场、社会认定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根本不需要政府去评定谁优谁劣。今后我们的某些高校、某些专业自然会在竞争中壮大或“破产”。要把政府与市场或国家与市场分开，由市场认定的国家不必介入。政府介入评审，必然易于产生腐败，学术领域内的不正之风、形式主义、虚报浮夸、互相抬轿大量存在就是明证。多一种政府评审，必然多一点腐败的机会。市场经济就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要管就是管违规的。①（①《中国的学术管理制度：问题与改革》，学术批评网。） 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副院长胡伟认为，科技的发达，往往得益于比较健全的学术市场，这个学术市场很能“识货”，来不得半点虚荣和伪装，假冒伪劣的东西在那里很快就会原形毕露，而真正有科学价值的成果则不会被埋没。反观中国，我们缺乏的正是这样一个健全的学术市场，所以就难免鱼目混珠、明珠暗投，甚至让学术腐败滋生蔓延。我们不能总寄希望于个别贤人来发现人才，最好的“伯乐”当是一个能够优胜劣汰的学术市场机制。有了这样一个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我们就不用煞费苦心去人为地搞那么多的评价指标和体系，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出版多少专著来衡量一个学者的水平。因为如果按这样的评价体系来估量，不仅很少发表论文的田中没有出头之日，而且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这样缺少专著的学者，也不可能受到重视。②（②《田中获诺贝尔奖的震撼》，《文汇报》，2002年10月22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仍远远不够，高教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高教体制仍然保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要打破一个系统的原有体制，我们更多地需要政府的力量。如果政府能充分利用市场手段而非行政计划手段来调配对高校的资源投入，高校将会获得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教授们也会有更多的精力投身学术。第四章一场象征性改革的前途中国高校改革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从校长公开聘任开始。  [返回目录]  
加薪，肥水不流外人田(1)
2003年5、6月间，一项尚在酝酿中的高校校内人事改革措施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引起轰动——北京大学发布了《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 这里暂且不去讲述北大。北大推出的改革措施征求意见稿，让我想起了1999年的秋季。那一年，中国的高校也十分热闹，因为，一项被认为意义重大的改革举措，开始在中国一流学府中推行。 1999年底，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首的中国重点高校，隆重推出教师薪资制度改革。 清华将所有岗位分为九个等级，各级别在现有工资基础上每个月的津贴分别为：300元、500 元、800元、1200元、1700元、23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不含寒暑假，下同）。 北大则将所有岗位分为三类各三级。A类岗位为校级关键岗，其中，A1岗位吸纳成就突出的著名学者，每人每月获岗位津贴5000元；A2岗位吸纳学科带头人，共200~300人，每人每月获岗位津贴4000元；A3岗位吸纳教学、科研骨干，共400~500人，每人每月获岗位津贴3000元。B类岗位为院系重点岗 ，C类岗位为基础岗，它们也都各分三级。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高校，也开始根据不同岗位分级给予津贴。 一时间，人们的目光聚集在了大学校园。大家议论纷纷： ——“高薪进入大学校园，教授升值了！”高校开始以高薪留住人才（包括留住人和留住心），吸引人才了。①（①《年薪达到6位数清华北大告别“穷教授”时代》，陈建辉，《长江日报》， 2001年9月21日。） 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对于年平均工资不足两万元的教师来说，此次涨工资的幅度简直可谓“天翻地覆”。尤其是“九级教师”，每月仅增加的收入就高达5000元人民币，几乎是原工资的两倍以上。 ——“效率优先终于得到体现，干好干坏不再一个样了！”与过去一个工资等级相差不过十几元的情况截然相反，改革将岗位津贴的差距平均拉至数千元，最高等级的增额约是最低等级增额的17倍。 转眼3年一晃而过。 高校的学术氛围现状、教师的积极性又是如何？ 北京大学一位校领导告诉我，教师工资涨了，积极性却没有跟着涨。在外兼职的依然兼职，上课不认真的依然不认真，精力外流的情况仍然严重。 对于国家3年投入18个亿所取得的成效，北京大学人事改革工作小组组长张维迎说：“社会上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反映。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甚至明确地提出对我们的批评，说北大的科研水平和教师质量的提高速度远远赶不上国家对北大的支持和北大教师的工资增长速度，有些人甚至提议要把用于北大、清华985计划的经费转投于农村普及教育建设。”②（②《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方案》，《中国青年报》，2003年7月12日。）复旦大学一位校领导说，高校的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现在教师的工作状态、工作贡献与以前相比没有根本好转，这说明教师涨工资仅仅是解决了一个局部问题，我国高等教育中所存在的弊端更需要从体制上加以综合治理。 上海交大的校领导们也在思索，“辉煌计划”实行3年了，教师工资也涨了3年，该好好检查实施效果了，当初各院系呈报的“辉煌计划”是否都得以实现？ …… 3年时间，就要求对教育的投资取得明显成效，当然操之过急，但是，再一个3年呢，又一个3年呢？ 1999年的薪资改革，已经被时间证明并未起到提升高校效益的作用。那么，2003年被寄予厚望的北大改革，就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吗？ 让我们来对比检验一下1999年薪资改革的出发点和当前现实。 出发点——我们设立岗位，然后面向全校甚至社会、海外公开招聘，符合条件应聘上岗者，签聘用合同，拿约定好的待遇，三五年后考核，决定是否续聘。 现实——不少高校的薪资改革方案，仍是按照目前职称和行政级别定岗位。有的高校“官本位”思想严重，某些领导甚至特殊到不必经过考核就能顺理成章地享受高额津贴；有的高校仍是论资排辈或人情因素大行其道；有的高校关键岗位早已定好人选，再拿出一些次要岗位进行聘任；还有的高校虽然将所有岗位全部拿出来，但是那岗位的描述与现任的特点、能力几乎“丝丝入扣”，经过学校聘任小组的一番操作，重新聘任上岗的几乎全是老面孔，至多是在同等级的岗位上实行互换。“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工作还是一样的工作，待遇却是不一样的待遇”。大多数高校加薪最高的是长江学者、两院院士，再接下来是学校党政领导，以下是学院院长、首席教授、部处领导，之后是博士生导师、教授、科长、副教授、副科长、讲师等等。学校党政领导、学院院长、部处领导进入最高加薪档次，导致校内舆论哗然，反对声浪颇高。 问题——上岗者并非“实至名归”，岗位津贴拉开了档次，人的贡献却没有与其岗位要求对等。这是教师涨工资面临的最大问题。由于没有进行科学公平认真地聘任，因此不少人对现行的加薪制度很有看法，其理由是该加薪的没加，不该加薪的却加得盆满钵满，有些“优秀教工”、领导人物，各种机会都轮上了，一年加薪十几万甚至三四十万，可贡献并不对等。一位青年教师对笔者说：“老师的工资早该涨了，但一定要有区别，对于一些滥竽充数者，一定要调整出去。说起来，我们的工资涨了一倍，可那是从700元涨到1400元，我们与校外同龄人比还是很低。学校里干活最多、贡献最大的绝对不是那些领导，可是他们却拿着五六万年薪，除了这份薪水，他们在住房、公款消费等其他问题上还有更多实惠。尤其是学校中层干部，他们的津贴并不低于教授，并且拿得轻松，因为没有严格的考评方案，无论如何难以让人信服。”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加薪，肥水不流外人田(2)
诸多事实表明，为教师加薪的举措显然是正确的，但如果操作不当，反而失去民心。  
北大还能走多远？(1)
把目光收回来。 2003年6月，北京大学改革的三个关键人物———校长许智宏、党委书记闵维方和校长助理张维迎，在北京大学校园网和各大媒体频频露面，介绍北大本次改革的缘起及意义，回答各种疑问，呼吁社会支持。 客观上说，北京大学的改革，是瞄准了中国所有高校的顽症——北京大学存在的问题，在其他高校中同样存在甚至还更为严重。张维迎说，现行教师人事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一是教员队伍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没有淘汰；二是职务晋升以内部提升为主，缺乏外部竞争压力；三是职务晋升标准过分注重候选人论文数量以及申请者之间的相对水平，过分注重内部平衡，过多地考虑了资历的因素，而对论文质量水准和候选人在全国学界的地位注意不够；四是部分院系新教员招聘近亲繁殖严重，博士生“自产自销”比例过大，不利于活跃学术气氛和鼓励学术创新。①（①《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启动校园变法震荡未名湖》，原春琳，《中国青年报》，2003年6月26日。）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大学提出了教师人事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教员实行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学科实行“末尾淘汰制”；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教师岗位分为教学科研岗位和专任教学岗位两类；招聘和晋升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等等。这些制度，其实是国外众多大学早已实行的惯例，只不过，以前北大没有做，今天准备这么做了。如果方案实施，今后，北大的讲师岗位要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尽量不留或少留本院系新毕业生；副教授和教授的空缺通过外部招聘和内部晋升两种方式实现，讲师和副教授岗位的教员都有定期合同，在合同期内最多只能有两次申请晋升的机会，不能晋升的将不再续约；副教授一旦晋升为正教授，则将获得长期教职，即终身教授。 有人认为，或许仅仅由于是北大，他们的改革才会如此引人注目，其实在中国，有些高校的改革步伐比北京大学走得更“激进”，只是并未引起社会如此关注。北京大学的改革无疑更具象征意义，但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改革，也由于很多实际的约束而变得不那么“彻底”。北京大学将教授作为终身教职，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现任教授都将成为终身教授了呢？事实上，社会对教师队伍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教授群体中的两类人，一是那些不具备教授条件、教授水平却混进了教授队伍的人，二是具有教授职称、占据教授岗位却没能做出符合教授水平工作的人。 与其评价具体方案，不如分析改革思路。方案也许由于校情的千差万别而不同，思路则是可以借鉴的。但所有这些，在很多大学教师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实施方案，怎样实现思路。因为，好的制度在实施中走调变形的情况，他们看得实在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在本书经过多番修改即将付印的2004年3月，北京大学推出改革方案已有近10个月时间，可改革还未实施，一本关于这次“改革”的图书——《燕园变法》倒已经出版了。 “其实，虽然有国情的差异，但教育的规律应该是相通的。我们有国外高校的成功管理经验作借鉴，可明知是好的东西，却很难行得通。这既有外界环境的影响，更重要的则是一些目前占据着重要权力岗位的人不愿意因为改革而伤害自己的既得利益。如果真正实行公开公正的招聘、民主选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落选，因为那些以权谋私的行径早就让大家痛恨不已，而且他们除了精通官场上那一套，学术上几乎毫无作为。”某高校一位人事部门的年轻教师如是说。“领导学校进行改革的仍然是原来一批当权的人，他们可能把自己赶下台吗？这两年高校在改革工资制度时，处长们的工资涨得比教授还多，就是具体的表现。” 每一所高校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希望改变这种局面，但是，改着改着便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上。明知道好的，却往往在现实中行不通，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改革的阻力。 没有操作过改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无形却巨大的阻力。体制上的除旧立新需要调整很多人的利益，这需要胆识和勇气。改革的阻力有来自传统思想的，也有来自现实配套措施的；有来自校内的，也有来自社会的。在改革阻力面前，很多学校不得不走上回头路。 例如以“精简人员，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为目的进行的高校机关改革，很多学校的做法就滑稽得近乎荒诞，纯粹是掩耳盗铃。为“精简机构”，采取的方法是“做拼盘”，将相关的几个机构放在一起，大机构里套小机构，各小机构的负责人享受的仍是原来的待遇；为“精简人员”，采取的方式是将原来机关中属于事业性质的部门恢复其本来面目，虽然人仍旧在那里，但是他们已经不是“机关人”而是“事业人”了。为什么精简不了机构？因为一旦精简就失去了与上级主管部门对口的组织。为什么精简不了人员？让教师、干部下岗真那么容易？他们一闹，学校领导就六神无主，担心闹出影响稳定的问题。再说，犯得着去把局面弄乱，吃力不讨好吗？改革取得效果了吗？这要看你怎么看。从事业的发展角度看，可以说毫无效果，甚至劳命伤财；而从政绩角度说，文过饰非的上报材料是会让不了解实情的上级领导非常满意的，这也是效果。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北大还能走多远？(2)
高校领导真敢动真格吗？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年来，有的学校领导无意“招惹是非”，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也助长了那些没有贡献却善于折腾的人，无论改革如何进行，他们仍然能够岿然不动。当然，学校领导也有说不出的“苦衷”。虽然现在很多高校都建立了人才交流中心，可学校下岗、分流的人员流来流去还是在本校内，没有真正走向社会。这里的问题很复杂，我们的教师现在还是“单位人”而非“社会人”，因此校方不能把责任全部交给社会，要负担落聘者，要想办法为他们的流动创造条件，要给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要完成无数诸如此类本应由人才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来完成的工作。理想状态下，公众应该接受这样的观念：每个人都是社会人，而非单位人，单位只有岗位，上岗是这个单位的职工，下岗则与单位脱离关系。北京大学将改革方案抛给媒体，其实也是希望获得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让大家将高校改革视作一件正常而且必须去做的事情加以公正对待。 以建设一流大学为目标的改革，方向无疑也是正确的，但如果无法落实到位，则更会失去人心。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个校长和三五百个机关干部(1)
一个校长 五六个副校长 一个党委书记 两三个党委副书记 二十几个机关部处 三五百个机关干部 一个院长 三五个副院长 一个总支书记 两个总支副书记 这是我国高校普遍的组织人事架构。真可谓“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由于部门太多，领导分管范围过窄过细，“校长干处长的活，处长干科长的活，科长则被差遣打杂”已成为干部们调侃自嘲的口头语。另一方面，在部门与部门之间，很少有分工合作的局面，由于归属于不同领导分管，事关政绩以及晋升，因此各自为政、推诿扯皮的事情随处可见。除了浪费资源，还使信息分散。打电话到大学里，你很难获得关于学校完整的信息，比如很多高校的学生处只管本科生，负责研究生管理的是研究生院，你问学校有多少学生，学生处处长、研究生院院长只能告诉你他所分管范围内的情况。你用不着埋怨，学校里有多少学生，有多少教师，有多少学院、多少系，连校长大人也不一定清楚。多部门的条块化管理，使校长忙于事务之中，而且缺乏对学校发展全局的了解。管教学的、管科研的、管学科的、管校产的、管后勤的、管学生工作的，想的大都是如何从学校“瓜分”到更多的资源，如何在短期内使自己这一块出政绩，而对其他领域的工作则很少关心或者不关心。而一校之长，能应对好这几个各管一片的副校长就很不错了。 我们要得了那么多的副校长和部门吗？ 领导们说，很需要。 学校领导干部的配备中，只设一两个副校长行不行？理论上说一点问题也没有，可你看看报纸上这句话，“某高校十分重视学校校产发展，有一个副校长专门负责校产工作”。“组织到位”、“人员到位”，是我国行政机关检查某一部门对某一工作重视程度的一个标准，我们有上级主管部门，每项工作都有上级归口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的相关归口机构往往都从自己的工作出发，设定一些指标，进行一些评比和检查，如果你不理睬他们，就会吃足苦头。用一两个副校长来应对这千头万绪，行吗？ 另外，依照我国传统“官场规则”，任何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对领导人物的出席十分看重，在人们眼中，领导的出席，代表着重视，代表着规格，接待来宾时如此，召开校内会议时如此，就连参加追悼会也是如此。因而，某高校校长一周要接待五路国内外高校代表团、政府代表团的来访，要参加校长办公会、党委常委会、学校中心组会、后勤发展专题研讨会等六个会议，还要到医院看望离退休老同志。 我国高校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一位高校领导私下透露，他至少有50%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关系、揣摩上级领导意图上，做事情如果不符领导的心意，花再多的功夫也是白费。很自然的，不能与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即使决策明显有误，大家也会想方设法粉饰太平，除非这个领导犯下大错被“双规”，大家才会一致声讨他的种种错误与不是。 “官僚”通常是个贬义词，那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漠视众生的嘴脸着实令人厌恶，它代表着一种腐朽低效的管理概念。但是，在高校的日常运作中，却往往是这套官僚机制在发挥着主导作用，支撑着繁荣有序表象的，恰恰是臃肿的机构、庞杂的组织、人浮于事与尾大不掉。任何一个局部的手术都可能破坏这种诡异的平衡，反而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很多问题最终归结起来，都是体制和机制造成的”，这是讨论高校问题时最常见的“结论”。教育界的官员有句名言：一件事，当我们用尽了所有能用、该用的手段却依旧见不到成效时，就不是简单地改变工作方式的问题了，这就是体制的束缚。但体制的问题，是我们个人能力之外的问题。因此，问题得不到解决，责任并不在某个个人。 从某种角度看，这话确实“很有道理”，毕竟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安慰自己，那么，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从自己做起”，的确是老生常谈了。但目前高校的教师，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有不少教师，他们鄙薄着学校的种种不是，却不知自己也正沦为这“不是”的创造者，上课不认真，做课题马马虎虎，发起牢骚来倒是口若悬河。某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所负责人说：“如果大家能把自己对发展教育的认识体会，实践在自己的行动中，办公人员要求自己高效率办事，教师要求自己高水平上课，科研人员要求自己出高水平原创性成果，管理人员要求自己按照教育规律尽力为教师科研人员提供最好的教科环境，那么我们的大学，会比现在好许多。现在说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明知是好的东西，却没有人带头去实践，这反映出一种不良的精神状态。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十分自觉地去做应该做的事，这是不现实的，学校要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从现实状况看，对于涉及体制、机制的问题，普通的教师，往往是无能无力的，他们能坚守道德底线，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已属难能可贵。建立新的体制、机制，在我国社会，更需要从上而下的力量。目前，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学校的管理、限制还比较多，学校办学的自主权较少，自由度不够。这种情况虽然在逐渐好转，但是，其速度跟不上高校发展的需要。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一个校长和三五百个机关干部(2)
我国的高校改革，要突破内部的惰性与阻力，要扭转改革参与者的精神面貌，还必须得到“外力”的推动，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政府要尽快给予高等学校更大的自主权，要让所有高校的管理人员与行政级别说再见，要让高校向减少校领导方向发展，要给高校人才自由流动的空间。任何教职员工聘任在某一岗位，便享受相应岗位的待遇，履行相应的职责，离开这一岗位，也就失去待遇，成为新的择业者。对岗位管理者的聘任而言，首先必须从改革校领导的聘任模式开始。校长的岗位要逐渐从政府任命到民选到海内外公开招聘。这样做有如下好处：一是淡化政府对学校事务的直接干预，为教授治校提供前提（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我国政府已经减少了对其总经理人员的指派，让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二是做到岗位聘任工作的上行下效，为实现公平竞争和倡导学校民主气氛创造条件；三是做到学校管理水平提高的上行下效。必须承认，现在高校内不少管理干部眼睛朝上为领导服务，工作没有自己的思路，如果从校长做起，改变工作作风和办学思想，就会影响其他干部的工作作风。 高校应在提高管理水平上多下功夫。在国外高校，从校长到最底层的员工，几乎每一个岗位都有十分明确、详尽的职责和权利描述，按照这份岗位说明，几乎所有岗位上的人都知道遇到某事该怎么做，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有关考核机构根据其岗位说明就能检查出其工作完成情况，决定留用、弃用、加薪或减薪。规范化的管理使得教学科研之外的管理人员极少。而国内高校对某个岗位的职责、权利描述十分笼统，很多工作都要呈报领导批示，上岗人员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大，做与不做、做好做坏，几乎是一个样。即便开展述职活动，由于对岗位任务的描述不准确，也很难有针对性。对于学校领导来说，就更是如此。 就对管理岗位的职责描述而言，高校必须非常明确地提出为科学家、为教授服务，不能有随意管理教授、约束教授、号令教授的行为，包括校长岗位，也是如此。为防止某些人以权谋私，可以在岗位描述上设定若干限制措施，比如担任某一重要管理岗位期间不得再行使教授职权，不得在某些机构兼职等等。对管理职责的实施，必须做到公开、透明。  
“我们是副部级高校！”(1)
实行新的聘任制度，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真正考核人的能力从而给予人才应有地位、待遇的机制。高校应该将用人权力、聘任权力赋予不受行政和个人因素干预的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要裁减行政管理部门和人员的权力，让教师成为学校真正的主人。否则，必将导致能力强但不懂得讨好领导的优秀人才被迫离开。高校领导现在评价一个人，往往凭借自己的主观印象，不去调查了解，只看表面的东西，谁经常在自己面前汇报工作，就对谁有深刻印象，于是仅凭汇报判断他的能力。因此会出现一个人在学术圈里已经被揭穿作假，却受到学校内部领导好评的荒诞现象。那些有权力考核别人的人，其实只需稍微查阅有关资料，就不难知悉考核对象在其学术领域内的研究情况，在互联网时代，获取这些信息可谓易如反掌，但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事实的真相，于是用人不当、学术腐败等等问题层出不穷。这是体制导致的腐败，因为现行制度对领导难以进行有效的约束。 高校的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应该是一个成员广泛，能履行学术职责，能真正体现学术民主的机构。对于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任何教授均有参加权，或由全体教授民主选举产生。高校的学术权利，应该平等地属于每一个教授，而不是少数人。教师的权利不应由他们与领导关系的亲疏、是否担任领导职务、是否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与学术影响决定。但是，高校的多数教师目前尚不能享受这样的权利，他们无权参与选择学校发展的方向，无权参与选择学校的领导。 不懂教育的管懂教育的，不搞学术的教育搞学术的，在学术管理、教育管理中套用行政管理方法，这些现象在高校中可谓比比皆是，而细究其原因，则不由得要提到“双肩挑”。 “双肩挑”人才应用模式的提出，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为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解决高等教育科研、管理人员紧缺的问题，教育管理部门曾要求一部分优秀人才既搞管理又从事教学科研，这在当时的确缓解了人才不够的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肩挑”已经成为学术腐败的一大根源，那些双肩挑的“人才”一头挑着官位一头挑着学术职称。据说，“双肩挑”还有另一功能，如果某位领导干部在行政岗位呆不下去了，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流动”到教学、科研岗位上去。 如今，不少高等学校已拥有职称评审权。在职称评审中，一般而言，党政领导是当然的评审专家，哪怕他只有副教授职称，也可以对其他评审正教授职称的教师发表决定性意见——这正是很多人怀疑北京大学教授评议制能否真正让教授说话的根源。在具体评审中，行政领导除了本人能得到照顾外，还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其他人。除了职称评审，在学校科研经费投放、职工奖励、福利分配方面，党政领导也是重要的决策者。可以说，他们为自己进行的科研项目，对与自己亲近的人员给予照顾，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这种慷集体、国家之慨，谋一己或小团体之利的做法在校园内大行其道，并未受到丝毫约束。即使在代表集体对外争取合作项目时，对方合作单位也知道“领导”拥有比其他教师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从而给予“领导”照顾与政策倾斜。教师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在工作中，除了不去得罪领导外，还会想出各种办法来讨领导的好评和欢心。领导接回课题项目，干活的是普通教师，课题完成，论文的第一作者当然是领导，而利益分配最多的还是领导,这几乎成了惯例，教师们即使有意见也得忍着。 在我国现行干部体制中，官员并不一定是表现出色的、能干的、贡献大的，但是他们获得的各种明的暗的待遇却要比普通老百姓高许多。在高校实行岗位津贴制度后，行政管理岗位的津贴基本按行政级别来确定，科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级别间的待遇差距，从实行岗位津贴制度以前的几百元一下子拉到5000元甚至1万元。一些人为获得提拔、重用，不去踏实工作，而是紧跟某个领导，变为集体工作为给某个领导工作，更有甚者，为了争夺权位而造谣中伤、诽谤倾轧，他们周遭的工作与学术环境也就可想而知。 高校近年来还流行聘请政府官员担任学校兼职教授、兼职博导的做法，其目的是不言自明的。而政府领导也十分乐意担任这种可以提高自己身价地位的优差。在他们的官职头衔上，再加上某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感觉要好不少。实际上，他们大多无法履行教授、博导的职责，以他们的名义招来学生，带教的却是其他教师。 在管理人员谋求学术职称的同时，拥有学术职称的人，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领导的种种好处、实惠促使“官本位”成为高校教师的价值观之一。学校领导会用“升官”来奖励那些有一定学术成果的老师。与此同时，一些在学术上稍微有所作为的教师，也会热衷于谋求某个领导岗位，这些做法使他们刚刚开始的学术研究走向荒芜。不过，无所谓了，对他们本人而言，不会有丝毫损失，他们可以用手中的权力调配更多的资源，也可以照样谋得学术界的地位。他们会从当初深恶痛绝当权者的种种恶劣行为，到完全认同并投身实践，因为他们知道，在不同的岗位就要有不同的游戏规则，不遵循“官场”的游戏规则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局。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们是副部级高校！”(2)
2000年，国家经贸委发布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规定，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也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待遇，实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管理办法。在政企分开，企业老总、科室管理人员一律取消所谓科、处、局等行政级别之后，国内一些高等学校却进一步升格行政级别，有部分高校的校长、党委书记享受副部级待遇，在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任命中要加上“（副部长级）”。据调查，某高校有处级以上干部500多人，而且，他们的级别一旦确定，除非犯错误、辞职、离职，否则便会永久保留，这种级别比学术职称还管用。我不清楚将高等学校领导职务进一步与行政级别紧密挂钩的原因，但这种做法无疑进一步促进了“官本位”意识在学校的发展。“我们是副部级高校”，在一次会议中，我与一位来自北方某大学的老师交谈，这位老师言谈之中数次提及学校的级别，似乎学校的行政级别就代表着学校的学术地位与办学实力。以下是《中国教育报》2001年12月27日的一则报道①（①《教师职业：从封闭走向开放》，储召生，《中国教育报》，2001年12月27日。），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了行政级别对学校管理的某些影响：“1985年我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提出了中小学等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资待遇与行政机关级别挂靠的办法。如北京市重点中学的校长为正处级，区重点中学的校长为副处级，初中和中心小学的校长为科级等。这种中小学校长套用行政机关级别的办法，对学校的管理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地方教育局业务科室的科长，往往很难领导省市重点中学的校长；学校间级别的差异导致了校长待遇的不同，往往会挫伤级别低的校长的积极性，更不利于学校间的干部交流；因为处于同一级别，县教育局竟没有对县一中校长的任命权，等等。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套用行政级别管理校长的办法，越来越影响到中小学校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2001年1月，上海市开始在全市中小学全面推行校长职级制。这种新的管理办法取消了中小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校长职务等级评定和岗位要求，逐步建立起学校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管理机制。我国其他地区如江西省南昌市、辽宁省大连市等，也开始了‘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实行校长职级制’的试点。校长职级制的推行，将有利于校长全面告别‘官本位’，促进校长向‘学者型’、‘专家型’角色转换。”诚哉斯言!我们希望这种认识能够演变成贯穿中国教育体系，从高等教育到小学教育都自觉遵守的切实制度。  
群众遵守规则，领导利用规则(1)
“如果领导交办的工作有违学校校规，你认为领导交办的和文件规定的哪个更重要？”在某高校进行的普法教育笔试中，100%的人回答“文件规定的更重要”。高校的领导看了这样的答案，很高兴，于是欣慰地对外宣布、对上级汇报“我校教职工法律意识很强”。如果这“答案”能真正化为具体的行动，那么，当今高校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早已迎刃而解。其实，要是教职工们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所有答案都不选，而补充一句：“领导是不会交办有违学校校规的工作的”，就更加皆大欢喜了。 不过现实总是与理想大相径庭。原来规则就不是用来执行的，而即便是揭露和曝光那种种违规操作，也难以撼动领导们的地位。 2002年1月，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发表在《社会科学报》上署名为晓声的《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一文，被媒体大肆炒作。 在google网站上，输入“北京大学王铭铭”，检索出1590条结果；输入“人类学王铭铭”，检索出1310条结果；输入“王铭铭”，检索出3830条结果；输入“王铭铭学术腐败”，检索出1100条结果。这些检索内容大部分都是2002年当年的。作为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王铭铭事件确实十分有“卖点”，其热度甚至超过了第一位被聘为国外大学校长的中国人——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杨福家，在google网站，输入“复旦大学杨福家”，只得到1290条检索结果。 2002年2月，北京大学迅速做出了停止王铭铭招收博士生的处分决定。而在这一决定出台之前，社会学系已免去了王铭铭担任的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等学术职务。出于惩前毖后的目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趁热打铁，出台《学术道德规范》、《教师科研道德守则》等有关反对学术腐败的师德教育条例规范。主流舆论认为，北京大学的做法是及时的，通过处分王铭铭，并同时表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王选，表明北京大学反对学术腐败的坚决态度，以及对开展原创性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的支持和赞扬。这是北京大学的明智之举。而部分网民对此则不以为然：有的名牌大学，就连校长、院士不也照样造假吗？他们的舞弊，一般情况不可能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或是在事情闹大之前被封杀或是被报纸编辑主动截下；即使在某个范围内被发现，也总是会被巧妙地化解。而在基金评审、重点学科评议、科研评奖中，一些领导甚至主动出马大搞裙带关系，送礼行贿。 这样的学术界注定不会太平。2003年，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师生论文剽窃国外论文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①（①《东南大学论文风波暴露中国博士生教育深刻危机》，翟明磊、李虎军，《南方周末》，2003年6月20日。）虽然校方认定的结果是“三篇论文均没有征得顾院士同意而署名，没有交给顾院士看，顾院士不知情”，然而，这并不能消除人们埋藏在内心的疑虑：即便是院士，即便是校长，只要是当导师，就应该知情，学术面前，“王子舞弊当与庶民同罪”，就是不知情，作为导师也同样应该负责。怎么负责？不用掩饰，大家期待的结果是引咎辞职。可是，这样的结果在国内是不太可能出现的，纵使你举出再多的“严打”例子，哪怕是发生在世界一流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的，也不管用。我们的拍子只能拍苍蝇，不可能拍老虎，很难在名人身上动真格。同样在google搜索引擎上，输入“东南大学校长抄袭”，仅有4###结果。真不知道，下次发现某个人物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媒体还有没有兴趣去捕捉。也不知道，如果媒体知道东南大学依旧获得了江苏省2003年文明单位称号，会有何感想。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谢衷洁教授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高校内学术腐败事件不止一次地出现，不能不说与有关领导对问题的严重性与对学术的严肃性缺乏认识有关，甚至于可以说与他们‘保官’有关。有些人出现问题之后表面上似乎处理得很严肃很严厉，实际上不过是换一个岗位，权力反而更大了。国外某名牌大学校长因涉及联合发表文章中的抄袭行为断然引咎辞职。而在我国此类事发生后当事人反倒被提升。更有甚者，还利用手中的权，要一些学者为他们说‘好话’和‘辩解’。”① （①《学术反腐要出重拳》，春鸣，《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8日。） 规则不是用来执行的，而是用来“合法”利用的。比如，要选拔一个人，只要找赞同其升迁的群众做调查不就行了？要找这样的人并非难事。因此，所有的程序会走得很漂亮，有群众意见，有工作业绩，有领导评价。于是，群众意见大的人照样飞黄腾达。 为什么可以“合法”利用规则，因为规则可以被利用。比如我们的干部不是公开聘任的，而是选拔任命出来的。如果由教师民主推选出的聘任委员会对干部进行公开聘任，让干部竞聘，整个过程公开透明，领导能够利用规则的空间就很小。现在把选拔任命权力集中在管组织人事的几个人手中，不公开，不透明，利用规则的空间就太大了。同样，我国高校招生中，以前存在一定舞弊行为，现在实行了网上录取，而且将录取名单向社会公布，作弊行为也就随之减少。当然现行的高招制度仍然存在着其他方面的漏洞，比如某些加分因素、某些保送生政策等。按照高招规则，某些特长生可以在高考录取时加50分、30分、20分、10分不等，某些竞赛获奖者可以获得保送资格或者加分等等。于是，有权有势的家长便可以“通路子”为子女办一个“特长生证书”，甚至可以修改高中期间各科成绩，至于无论成绩怎样靠着关系或赞助评个三好学生、优秀干部更是不在话下。这些舞弊行为也正是由于规则不完善所致。  
群众遵守规则，领导利用规则(2)
当然，防止个别人别有用心地利用规则，并不意味着干脆取消规则推倒重来，而是应该在强调执行的过程中拾遗补缺，修正完善。 2000年高校入学时，《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对湖南隆回县保送生作弊现象进行了连续报道，引起了国人的关注。有人据此提出取消保送制度的建议，认为保送制度滋生了腐败，败坏了教育界的风气。其实这种观念的提出无异于“因噎废食”。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是保送制度本身不好，还是实施保送制度的人违背制度规定，利用某些规则胡乱操作徇私枉法？保送制度的推出，是为了把一些学业十分优秀的学生从复习迎考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更有用的知识。复习迎考是一个非常耗费时间精力的过程，它可以促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地整理、消化和吸收，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水平和能力，但这是对普通学生而言，对于学业本已优秀的学生来说，复习迎考对他们的能力提高并无实质性帮助。在国外高校招生中，保送生的比例有的高达40%~50％。可以说，保送制度是先进教育体制的一部分，高等教育要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让优秀的学生从考试中解脱出来。如今，各高校尝试的本硕连读、硕博连读等教学制度，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目前发生在保送生中的问题，关键在于被保送的对象是否真正“优秀”，其家长是否疏通有关方面做了手脚，参与保送工作的学校（包括负责推荐的中学，负责录取、接收的高等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是否严格执行了保送标准，是否公平、公正、公开地实施保送制度。一些地方的保送生在“暗箱”中产生，以次充好，这是违背保送制度规定的。我们应利用社会舆论、法律武器加强对保送制度实施的监控，让违规、违法者的丑行曝光于天下，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将保送生名单、相关介绍在当地媒体公布公示，接受群众监督，不就可以让那些不符合条件的学生暴露出来了吗？而检验保送生是否特长生，也只需学校进行一番面试即可，关键是高校愿不愿意。 规则可以不被执行，或者能被“合法地”利用，这表明它有太多的疏漏。我国高校的现行规则给予了领导太多“施展”自我意志的空间。国内高校的规章制度普遍存在严密性问题，集中表现在是否具有操作性，是否有评估、监督以及是否起到实效等问题上。当前，高等学校一些政策、规章往往在制定时就对操作措施考虑不周，而在实施中，操作任务、责任不明确的就更比比皆是。另外，高校的规章制度也极其缺乏连贯性，政出多门，朝秦暮楚，一年一个样，各种“计划”、“工程”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规则和政策是人制定的，总有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总有一些考虑不周和有漏洞的地方。一般情况下，一个崇尚法治、高瞻远瞩的国家，会想方设法完善规则，尽可能以法律的力量约束国民的言行。而国人则喜欢见招拆招、就事论事，当用行政的力量解决问题之后，便无人再去考虑如何从体制上采取措施杜绝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即使有呼吁，也大多难入决策者的“法眼”。虽然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手段有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但是，在国内最为有效的仍然是行政的力量，也就是官员的力量。很多时候，不是据法办事，而是据官员的指示办事。高校虽然从事学术研究，可也被大家认为是“半个官场”——如果没有学生这一半存在，简直就可以说是“整个官场”。 减少“官本位”现象，促使学校民主空气的恢复，首先需要的是“依法治校”的实际行动。“依法治校”的概念提了多年，却没有根植在大学教师的头脑里，没有成为大家的实际行动。而眼前最为关键的，是要提高各级管理者的管理素质，其中就包括法律意识，要建立学校完善的“立法、执法、司法”体系。有关专家认为，高等学校应该制定大学章程，并将其作为学校制定其他规章文件的“母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法律文件外，目前大多高等学校自身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运作学校的规范，比如像国外一些高校所拥有的“大学章程”，它可以从总体上规范学校的行为，规范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职工的行为。 在管理学中，为保证命令的一致性，调动各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领导最好减少越级指挥，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可在高校中，领导越级指挥的现象很普遍，而且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还将其作为联系群众的最好体现。某个教师到房产部门要房子，碰了一鼻子灰，然后托关系找到分管校领导，分管校领导于是给房产部门“打招呼”，问题便随之解决。久而久之，校领导便陷入事务堆里，而学校各个部门的办事效率也极其低下。 大学，要使自己的规则管用起来。要通过规则的实施，确立行政领导的职责权限。要把无处不在、全知全能的领导，改造为在某些地方“无用”的领导。而高校的领导，也应该控制自己“权力欲望”的膨胀，在某些时候应该是“无为无用”的，只有这样，规则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领导才能有时间精力对学校发展的宏观问题进行战略性、全局性思考，也才能让学校管理系统中的每一分子各司其职、人尽其用。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金钱与改革的恶性循环
又一个人“飞”了。夏院长觉得很烦闷。更何况，这次飞走的是自己的博士弟子，刚刚升为副教授的杨卫。 “我要走了，这是我的辞职信。”杨卫用老师最不可接受的方式，让老师接受自己的选择。他何尝不想跟导师好好谈谈，听听老师的想法，可是他最终没有这么做。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让他这样做。 他无法不作出这样的选择，或者说，他不可能拒绝这样的选择。20万元年薪，上班第一天就配一部专车。对于他来说，如果在学校里干下去，要享受这样的待遇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 的确，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来选择。他甚至担心，在自己犹豫的瞬间，已经是董事长的大学同学会变卦。于是，他当场答应，第二天就去上班。虽然，这是个民营企业，干的也不是什么高科技。 几乎所有高校领导都认为，如果没有一个丰厚的待遇基础，优秀人才不在乎你的岗位，高校实行体制改革的空间将微乎其微。 问题就在于此。如果不彻底改革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政府即使较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也不可能带来教师队伍素质及教育质量的提高。然而，如果政府认为高校的体制没理顺而不增加投入，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亦将大大迟滞。我们可以看看这样一个循环：高校财力不充足，制约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体制上存在的众多弊端，使资源难以进行最优化配置，办学效益和质量由此难以提高，从而影响学校的社会声誉，影响政府对教育投资的信心。现实就是如此，2003年，关于向高等教育增加投资还不如向基础教育增加投资的论调处处可见，原因就是高校在经历了三年的大投资后，似乎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要让高校在“科教兴国”的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就要提高教授对社会的贡献水平。但眼前的收入待遇，显然不能与教授的实际付出对等，于是也自然难以期望他们做出更大的贡献。尤其是一些青年人才，甚至不愿在公开场合提及自己在高校任职，更遑论他们对大学的忠诚度、使命感和创造性发展了。 实施大学教师高薪制，并不需要寻找太多的理论依据。这个肩负人才培养大任、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群体，没有理由仍在为基本生活挣扎。当然，高薪不是人人能拿的，也许现有教授中的大部分均可能在真正实施高薪制后被淘汰。只有合格的教授才能拿到绝对高的薪水，也只有这样，大家的积极性才会被调动起来。可以有这样的设想：从现在起，学校可以让现有人员全部处于“待岗”状态，每个人与学校签订三年的试用合同。三年之后，学校按照全新的高标准进行考核、检查。以教授为例，如果完全达到要求，则聘为终身教授，以后不再考核，学校今后不会要求其下岗，除非他自己想离开学校，这是学校对曾经为自身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才的承诺，也有利于维持学术声誉；如果基本达到要求，则再签三年试用合同，合同结束时再进行考核；如果没有达到要求，本人可以做出两种选择，一是离开学校另求发展，二是降为副教授，再签三年试用合同。对于原来的副教授，表现十分突出者可以在三年试用期满后，直接聘为学校的终身教授。 要进行教师聘任制，财力是基础。这是各高校的共识。北大、清华、复旦等重点高校之所以能从1999年起为教师大幅加薪，是因为###及有关部门为其增加了拨款。其中北大、清华各获得18亿元，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各获得12亿元。这些高校动用了其中部分资金，并利用了学校校产收入来改善教师的待遇。最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九所高校校长联名写信给国务院，希望能及时对学校进行新一轮投入。这些高校的教师说，如果没有进一步投资，三年加薪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届时，教师的心态、积极性更是可想而知。学校要实行聘任制，多半又变成自欺欺人。  
接吻，一则假新闻的现实意义
2003年上半年，各高校的BBS为一桩“新闻”热闹了好一阵子。那就是所谓的华东理工大学禁止学生在校园里“接吻”。这则被某报社记者胡乱炮制出来的新闻，让一些媒体或热血沸腾，或义愤填膺①（①《大学生在校园有没有接吻权》，吴华、张睿，《上海青年报》，2003年3月11日。）。南方某报指责学校组织一支“捉吻队”，蛮横剥夺学生的“接吻权”，这等大逆人性的措施怎能在堂堂高等学府“出台”？这也让一些家长不由得忧心忡忡，据说，该校学生的家长有不少赶紧打来电话，叮嘱自己的孩子千万要“小心从事”，不能在谈朋友的时候把持不住自己被校方活捉。这更让即将报考大学的中学生百思不得其解，一些学生在高考咨询时，期期艾艾地询问该校有关老师，你们，你们真的不允许学生在校园里接吻？真有一支“捉吻队”？ 如果说这则“新闻”放在七八年前，那绝对算不上什么“新闻”，因为那时的很多高校，为了创建文明校园，为了营造大学校园健康向上的氛围，是严禁学生在公众场合有“不文明”举止的。也真有学校组织一支队伍，暗藏在校园的各个角落，“监视”学生的各种举动，甚至将“不文明”动作用镜头记录下来，然后，第二天，在校园最为醒目地带的公告栏里，张贴出来，名曰“曝光台”。面对学校此举，似乎没有人好意思站出来公开反对，那些躲在灌木丛中忍受蚊虫叮咬的大学老师和学生干部们，也最多嘟囔几句。 七八年的时间，我们这个社会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人们逐渐意识到当初那些做法的“可笑”或者说不可理喻。你能想象吗？几年前的一个夜晚，一对大学生恋人在发生性行为时，被校治安巡逻队队员发现，他们将这对恋人带回办公室，仔细地盘问每个细节，并一一记录在案。不知道这是工作的需要，还是人的偷窥欲使然，这种情景对当事人而言，恐怕是一生中最可怕的记忆。如果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差一点，也许就会崩溃，甚至走上绝路——这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翻开20世纪90年代的学生工作档案，因“生活作风”问题被退学的学生，与因“学习成绩”不合格而退学的学生，占据了所有退学学生的绝大多数。 也许正是由于大学校园曾经发生的这诸般情事，人们才不怀疑这则“禁吻新闻”的真实性。大家众口一词地认为，社会变化如此之快，而大学校园依然是那般“食古不化”，大学管理者压抑人性，藐视人权，因而是“面目可憎”的“卫道士”——这正是这则假新闻耸人听闻之处。不过抛开媒体记者的新闻道德不谈，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还真是抓住了大众心理：关注今日之大学，究竟怎样面对学生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如果在二者间能制造出势同水火的冲突，那必定会取得最佳的“新闻”效果。  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天之骄子的“身份危机”(1)
这是一个不再“骄傲”的群体。 物以稀为贵。熊猫之所以成为国宝，因为它是濒临绝种的动物。 10年前，哪怕是5年前，大学生在中国大地上还是一个响当当的称谓。可是今天，这个名词显然已经严重贬值。有大学生说，进入新世纪，房价在飞，粮价在涨，似乎一切都在升值，只有股票和大学生的称谓在贬值。 1999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年增长率为％，但这种增长幅度和培养规模与强烈的教育需求相比，显得“微乎其微”，“上大学难”作为一种社会现实一直没有得到改观。 在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后，上大学难的问题得以缓解，但大学生的自我感觉也因此受到影响。众所周知，1999年、2000年、2001年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年。1999年全国高校普遍扩招，扩招数量达到原计划数量的20%多，全国普通高中应考人数有340多万，扩招后高校招生万。2000年，我国高等学校继续扩招，招生数达到221万。2001年招生数为260万，比2000年增加39万，增长，其中录取入学的本科生为137万人。①（①《2001年高校招生工作总结及今后思路》，瞿振元，《中国教育报》，2001年12月5日。）这一年，入学人数与报考人数之比为，比2000年提高了个百分点。现在，每两个报考者中便可以有一人上大学，这与以前六七个考生中录取一人，实在有了天壤之别。上大学难的问题解决了，可大学生这一身份也显得不那么特殊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对自我角色的认同度必然会降低，以前他们可以把“我是一名骄傲的大学生”挂在嘴边，而现在，能骄傲的可能仅仅属于少数。对于考生来说，考上大学并不稀奇，考上一个名牌、重点大学才值得夸赞，如果进入的是高职、高专，或者某些民办学校，则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这是一个不再“逆来顺受”的群体。 当今在校的大学生，几乎全部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加上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深入，社会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迅速发生变化，这一代大学生有着与以前大学生明显不同的特点。 他们的自我意识很强，比较有个性，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渴望成功。与此同时，对集体的认同感减弱，因此协作精神不够，同时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一面是心高气傲，一副唯我独尊、桀骜不驯的模样，另一面则由于家庭溺爱缺少磨练而导致独立生活能力不强，这些学生被称为“跛脚学生”。 与以往大学生的朴素单纯不同，现在大多数大学生可谓“见多识广”，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渠道，比有的老师还快速便捷。通过网络，他们获得的信息量多面广，对于他们，灌输说教无济于事，讲大道理更是行不通。但掌握信息多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就十分成熟，很多学生仍然十分幼稚。使用电脑和国际互联网的大学生都清楚什么是对与错，但他们往往“明知故犯”。比如说，明明知道下载涩情资讯是非法的，但却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甚至认为，只要没把这些涩情资讯散播出去“危害他人”，“罪行”也不至于太大；明明知道破坏别人的计算机系统，窃取他人的资料是非法的，可却偏要入侵，而入侵的目的，除了“顺手牵羊”外，一般是为了炫耀自己掌握了高超的网络技术或干脆就是恶作剧。 自我意识张扬的大学生是一个矛盾体。屡屡在学校里迟到、旷课，或者在网吧里浏览黄色网站、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大学生，他们的法律知识并不少。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大学生很会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去“讨说法”。这也促使大学管理者们必须认真对待大学规章制度的修订与完善。 比如，高等学校一直有将对学生的处分张榜公布以儆效尤的做法，过去学生们对此也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将处分张贴在公众面前，学生们会认为是对他们的歧视，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 还比如，高校以前一直有着对犯有“生活问题”错误的学生处以退学处分的规则，如果发现某对男生女生在校园里发生性行为，便会让其自动退学，这一规则曾经在大学校园里酿出了不少人间悲剧，有的学生就此走上了不归路。而对于处分，以前学生和家长怕丢脸难为情，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可现在不一样了，如果学校还对这种行为给予处分，那么学生会以违反国家宪法的理由将学校送上法庭，这种情况下，学校必输无疑。 又比如，高校的《学籍管理暂行条例》有这样的规定：受到记过以上处分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而且从国家开始实施学位制度以来，这一校规一直被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也从没有学生对此提出过异议。可不久前，一位大学生却在与母校围绕这一规则进行的官司中胜诉。原武汉理工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因考试夹带纸条受到过学校的留校察看处分，后来尽管他通过了该门课的补考，而且各科学习成绩优良，但受此处分的牵连，学校在他毕业时以“在校期间受过留校察看处分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校规为依据，没有发给他学士学位证书。这位毕业生在向学校申辩未果的情况下，将母校告上法庭，结果法院认为《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等国家行政法规中没有“在校期间受过留校察看处分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而判学校败诉。  
天之骄子的“身份危机”(2)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我国高校的规章制度有不少与国家的法律条文相违背，无论学校怎样声明“只要你到我这儿学习，就得遵守我的规矩”，都不可能改变如果校规与法规相抵触，就肯定会在“官司”中败下阵来的命运。学校管理者有必要好好研读国家法律法规，重新认识每个公民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如果高校采取强制力量剥夺或侵犯了学生的权利，抑或无端增加学生的义务，都将被推上被告席。 另外，随着有偿教育制度的实施，大学生对待教育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国家无偿给予，现在是我对教育进行投资”的观念，使学生对学校的教育模式也有新的思考。以前，学生几乎难以提出“自己”的需要，发表“自己”的想法，而现在他们觉得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发言。与10年前的大学生相比，今天的学生以及家长对教育的心态已经完全不同。 这是一个不再“听话”的群体。 在一项关于大学生恋爱问题的调查中，有38%的大学生认为同时与多名异性建立恋爱关系“只要合法，对方可以接受，不应受到干涉”，还有的大学生认为这“很正常，无可非议”。现在大学生的恋爱有几方面特点，一是时间前移，人数增多，有的甚至在高中就开始谈朋友；二是建立恋爱关系的时间缩短，与多名异性同时建立关系的人增多；三是不以婚姻为目的，寻求感情寄托的人增多；四是谈恋爱的同学中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增大；五是恋爱问题引发的各种问题如高消费问题、学习成绩问题、失恋后的心理问题等增多。这些观念、现象，在过去是比较少见的。 让人难以容忍的则是一些大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他们并不以追求学业上的杰出表现为大学生活目标。某高校教公共数学课达25年之久的一位教授，对过去10年间所带学生的数学考试成绩做了精心的统计。他说，这10年的数学试卷都是我出的，难度差不多，但学生的不及格率却逐年上升。10年前，不及格率在5%左右，而这两年，已经达到20%以上。 今天的大学生更多注重自己的感受，而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正在颠覆传统道德，而人们也逐渐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各种社会多元化的表征。就拿“香车”进校园迎送“美女”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接受这样的观念，并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女大学生选择与谁谈恋爱，是她们的权利，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某位漂亮的女生为何要与所谓成功人士交往，而不就近选择校园里的纯情书生。但是“恋爱”也要有自尊，要遵从伦理道德，如果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甘愿做他人情妇，甚至堕落成娼妓，则当然在谴责之列。 今天的大学校园，随处可见男女学生拥抱亲吻，且无人对此大惊小怪；随时可见学生用手机打着电话，据统计，一半以上的大学生拥有移动电话，而与此同时，校园里还有着近30%的贫困大学生。社会的两极分化，带来学生的两极分化。为了学习、为了生活，各人沿着各自的轨迹过着不同的大学生活。  
集体主义教育还是“强制监护”(1)
对于大学生出现的种种思想行为变化，高校的应对显然有点仓促。虽然类似“捉吻队”的冲突在大学管理中目前已经很难找到，可是，由于认识上的差异以及外界环境的限制，矛盾却并不少见。 最大的矛盾当然是在思维方式上。在很多人的思维中，学校仍要“包办”学生成长，除了管他们的上课学习，还要管他们的课余生活，除了要求学生学业优秀，还要求思想上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的，因为教育还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可是这种“包办”讲形式甚于重实效，加之教师素质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管”得很不到位。 现在的学生想法太多，这是老师的埋怨。有消息称，在重庆高校附近，出现了按小时、按天租借的房屋，而且生意火爆。火爆原因如下：一是满足了父母、亲戚来探亲的需要，出租的房屋有家的感觉，比让父母住招待所强；二是满足了大批恋爱中的大学生的需要，相爱的人需要独处的空间，出不起钱整天在外租房子，偶尔找个临时的“家”总可以吧。显然，第一个原因几乎可以理解为借口，稍稍一想，就该明白，哪有那么多探亲的！ 此情此景让学校领导难以安寝。某高校严禁学生到校外租房，担心他们离开学校管理的学生公寓便接受不了集体主义教育，更会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还会引发包括赌博、同居等诸多问题。某高校学生处长说，现在做学生工作越做越没信心，学校领导要求他把校外租房的学生也管起来，确保他们不出任何事情，并告诉他这是上级领导的要求，可是，这怎么管得住呢！ 老师很痛苦，学生就更不领情了。“学校校舍不够的时候就鼓励学生外出租房，说是国外很多学校都不为学生提供宿舍；而如果校舍充足，他们就又用另一番理由诸如接受校园文化熏陶、接受集体主义教育等等百般要求学生住进学生公寓。无论怎样，他们都有道理。”某高校学生抱怨道。 在强调发展个性、培养创造力的大环境中，学校并没有反思一直以来约束学生发展的管理方法，仍旧希望学生按照他们设定的模式发展，要求学生这样做、那样做，只给学生留下很小的自主空间。尽管现在高校正在推行后勤社会化，可是学生公寓还是在学校的管理之下，或者说是由某些物业企业和学校共同管理。物业企业提供供电、供水、公共卫生、治安等生活服务，学校则提供思想成长辅导、组织高雅健康社区文体生活等“思想服务”。不少高校认为这是管理模式的创新，可是这样的创新具体操作起来困难极多。一方面，由于“生活服务”与“思想服务”的主管部门不同，扯皮的事情屡屡发生；另一方面，一些学生认为住进公寓很不自在，晚上到了11点就要关灯，每周要接受一次卫生检查，除了要参加宿舍文明评比，还得迎接隔三岔五的参观。同学们不禁要问，这是社会化的学生公寓吗？为什么要通过关灯来控制已经成人的大学生的作息？住学生公寓是交了钱的，交了钱就得享受服务，24小时供水供电该是最基本的吧？学校有什么理由、资格停电？大学生已经成人了，不需要这种强制性的“监护”，如果说住学生公寓就得遵守入住规章，那不住学校的公寓，几个同学一起到校外租房总可以吧？同样出租金，学校提供的公寓并不比校外的便宜，为什么就不可以租校外的房子呢？ 来听听老师们的解释：“11点熄灯的规章是为了约束学生通宵达旦地使用计算机及其他娱乐工具影响正常学习。至于后勤进行社会化改革后，学生完全可以单独到校外去租房。不是学校强制禁止他们单独租房，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希望他们还是住在有学校老师参与管理的地方，我们想这只有对他们更好。很多学生家长也希望如此。其实，想到校外租房的是少数、个别学生，其他的学生，可能对学校要求他们保持宿舍清洁卫生、宿舍里不能随意进外来人员尤其是异性等有意见而发牢骚。只要学生提出申请、家长签字同意，学校会同意他们自己单独租房的。” 对此，学生的看法是：“找家长签字，有多少家长同意？自己没有额外的钱就老老实实呆着吧，一些有钱的同学早就不声不响地在校外又租了房子，一个人两个窝，也够奢侈的。” 面对凡此种种，人们不禁要问，学校还能管得了那么多吗？你看，大学生已经被允许在校期间可以结婚了。 “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并不得申请复学。”这是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过去对高等学校学生行为的规定。在校本科生不允许结婚，这也是我国高校的一贯做法。但2001年，这一惯例终于受到###取消高考报名年龄限制和婚否限制的挑战。武汉大学于2000年12月率先提出“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大学生提出结婚请求，学校不必横加干涉”的观念。①（①《雷声大雨点小武汉大学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引波澜》，李湘荃、鲁燕华，《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14日。）该校的校领导认为，随着###有关政策的实施，大龄在校本科生的数量会逐渐增多，在这种新情况下，学校有必要在相关的管理上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作出调整。而这一观念，虽然有人反对，但显然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反对者认为，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婚姻家庭的拖累，会大大限制知识的获取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如果就读大学生在学校组建家庭，将会给高校管理制造很大的混乱；大学生毕业面临求职的问题，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来自不同生源地的学生要回家乡工作，而他们又已经结婚，那么就业、经济等诸多问题该如何解决？如果解决不了，这段婚姻也许会迅速走向结束。赞成者则一致认为，这是高校在“依法治校”，追究起来，高校过去不允许在校本科生结婚的规定是违背国家法律的。只要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结婚的基本要件，例如男性在22岁以上，女性在20岁以上，没有患过不宜结婚的疾病，不是近亲结婚等等，任何一位公民，无论他以哪一种身份结婚都可以。如果符合结婚基本条件的在校大学生想结婚，但是学校不同意，学生完全可以提起诉讼，而且胜诉的一定会是学生。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集体主义教育还是“强制监护”(2)
有关专家认为，武汉大学的做法合法、合情、合理，其实即使高校允许学生结婚，结婚对在校本科生而言（大龄考生除外）也是没有市场的。别说在校大学生，就是那些已离校三四年的毕业生们，婚姻都未必是他们目前的首选。婚姻更多意味着责任和义务，草草结婚，很可能是学业、家庭都一无所获。而且，在婚姻大事上，孩子们要与家长商量，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长都不会赞同自己的孩子太早结婚。要相信大学生对自己的生活、前途会有理性的把握，他们处在学习的大好时机，而经济方面等组建家庭的基础并不成熟，所以不会有很多学生考虑在校期间结婚。而且，不禁止在校本科生结婚，并不表示学校提倡他们结婚。  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在青春期面前扭捏作态
“我在大一第二学期快结束时，在学校里接受了一个半小时的性教育。那是校医院一位医生开设的女大学生心理选修课。当时正讲到性心理一节。老师说，给大家看一场录像，我们还真以为能看到些什么。可片子很老，讲的是男女进入青春期的变化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人体图还是画上去的，很多画面是外国模特走台步，讲到结婚之前就完了。” 这是某高校一位大学生的性教育经历。 在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的今天，性教育依然是一个“敏感”的校园话题，即使大家已经知道对大学生的性教育引导，已经到了必须引起重视的地步。 著名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1997年主持的“全国大学生异xing茭往”调查中，“大学生的性接触”状况为——接吻：男生，女生；xing爱抚：男生， 女生；xing茭：男生，女生。据有关大学教师透露，在六七年之后的今天，几乎每项数据都已经翻番。某高校最近做过这方面的一个小型调查，接吻——男生：73%，女生82%；xing爱抚：男生45%，女生53%；xing茭：男生21%，女生15%；赞成婚前性行为：男生57％，女生26％。在一些高校周围，男女大学生租房同居，享受二人世界的情形并不鲜见。 据某高校计生部门介绍，过去几年中，学校医院妇科医生每年都能发现一两例在校女大学生怀孕的事。某高校甚至有两名女生因和一名携带艾滋病毒的留学生发生性关系而被传染。“到医院发现怀孕的，是那些对性知识几乎一无所知的女生。我校的一位女生与男朋友只发生了一次性行为，四个月没有来月经，身体很不舒服，不停地呕吐，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于是到校医院检查。其实还有为数不少的女生怀孕流产，只是学校不知道。”某高校学生处处长说。 在大学生对艾滋病认知水平的调查中发现，94%的大学生认识到共用注射针头和不戴避孕套可以传播艾滋病，但有40%左右的大学生却不清楚输入被污染的血液也可以染上艾滋病。有1/3左右的大学生，把一般的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混为一谈，认为皮肤接触也会传染艾滋病。更有意思的是，大学生所学的专业与他们掌握预防艾滋病知识的程度并没有直接关系，例如在医药卫生专业的大学生里，只有的人回答完全正确。这个比例比全体大学生的平均正确率（）还要低一些。①（①《大学校园性现状一瞥》，三九健康网。） 由于诸多原因，我国大学生能够接受正规性教育的渠道还比较少，大学生的性知识来源，一是同伴之间的交流；二是电视、碟片；三是一些地摊涩情书刊和黄色网站。 与“旁门左道”而来的性知识大行其道相对的是，到目前为止，高校的学生性教育，一直羞羞答答，很多学校对大学生进行性教育，最多是组织大家看一场老掉牙的录像，进行一两次象征性的讲座。这是一所学校性教育课程讲解的内容：性教育导向、性解剖、性生理、卫生保健、人的各期性心理、人口与计划生育、性疾病、性法律、性道德等。“从大道理到大道理”，学生们评价。 大学生正值青春期，面对着“黄毒”渗透的电脑光盘、网络的包围，如何建立正确的性观念、获得健康的性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大学对性教育的暧昧态度，对学生的成长是不利的，你不讲，我会去摸索，黄色书刊、淫秽录像由是在校园内广为传播。 尽管问题如此严重，可很多高校目前仍然在大学生性教育面前犹豫不决，“扭捏作态”。原因还是在于观念不一致，没有人敢轻易触及这一“雷区”。有的老师认为，大学生以学业为重，要提倡他们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男欢女爱那是以后的事，如果教育他们怎样防止避孕，那不就是在告诉他们可以发生性关系吗？在大学生中要推行基于性道德的“贞洁教育”，杜绝婚前、婚外性行为才是教育大学生的根本。另外一些老师则认为，告诉他们知道什么，并不就是鼓励他们去做什么，教授大学生包括健康xing爱、受孕、避孕、性病、艾滋病等生殖健康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有了性行为，而其他人也将在不久之后发生性行为。在教给他们性知识的同时，还要引导他们树立健康、纯洁的性道德观，也许这样更能有效杜绝婚前性行为。 每一种意见都有道理，于是校方左右为难。有的学校干脆不作为，听其自然；有的学校则将研究生本科生区别对待，在研究生中放放“新婚学校”之类的录像；还有的学校开开讲座，进行一两次“漫画”展出。 其实，对于通过倡导安全的性行为还是倡导节欲来控制艾滋病问题，美国也存在着争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学生进行性知识教育、性道德教育。近年来，我国大学的这种教育态度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些学生会组织，它们比学校更积极主动，在校园里策划有关的性教育活动，诸如免费安装避孕套机、艾滋病预防教育等活动在校园的出现，大多是学生会组织与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红色网站”能吸引谁？(1)
有一个孩子，家长每天早上把他送到校门口，看着他走进校园；每天下午再来到校门口接他回家。这样的场景如果发生在幼儿园或小学低年级学生身上，并不奇怪，可这里所说的“孩子”，是一位大学二年级学生。 来自河北的胡女士说起这事就长吁短叹。她说她恨死了网络，就是因为这网络让她的孩子迷失了方向。中学成绩一直优异的孩子，在考入重点大学后，因为痴迷网络，居然一个学期有四门功课不及格，滑到了退学的边缘。全家闻之大吃一惊，商议之下，胡女士决定辞去工作专门来上海照看孩子，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每天接送孩子上学，以防他再次迷失在校园周边的网吧之中。 林立的网吧是高校周围的风景线。某大学对面的商业街被称为“网吧一条街”，共有9家网吧，因为便宜，周边一些大学的学生频繁光顾。公安部门在一次对网吧的检查中发现，860台上网电脑中有56台正在浏览涩情、淫秽站点，于是对它们进行了严厉处罚。一个堪称“骨灰级”网虫的学生对此很不屑地说：“现在不知道带色站点的人准不正常，连‘这’都不关心，能没毛病吗？” 某大学对大学生“利用网络做什么”进行了一次官方调查，结果是：第一收发EMAIL；第二上网聊天；第三玩网络游戏；第四阅读新闻浏览信息；第五查找相关学习资料。而据一项民间调查，大学生上网目的依次为：第一玩游戏；第二浏览黄色网站；第三聊天；第四阅读各类信息；第五收发EMAIL；第六检索学习资料。 某高校一个学期中，有130名学生因为成绩未达到学生守则的要求而被要求留级、试读或退学。根据对这些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2/3以上的学生是因为沉迷网络不能自拔，以致荒废学业的。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是一名大学生将家里寄来的学习生活费的一半用在了网吧，通宵达旦、节衣缩食泡网吧的结果，是骨瘦如柴的身体和学校的一纸退学通知书。 怎样才能让学生免受网络毒素的侵扰？最好的办法是不是让他们不接触或少接触电脑？清华大学针对一年级新生的校规之一就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不准在宿舍里配备个人电脑，不准在宿舍里上网。①（①《清华大学规定新生报到不许购买电脑》，郑超，《北京娱乐信报》，2002年9月5日。）这听起来有点可笑，可的确收到了不小的成效。该措施推行后，因沉迷网络而影响学习的新生有所减少，而他们的计算机成绩并没有由此下降。本来，有的大学新生还鸣冤叫屈，说堂堂清华，居然在21世纪的今天，禁止学生上网，排斥学生学习使用信息技术，可看见事实证明上网的同道更多是在“拾垃圾”而非“收粮食”时，大家便哑然“熄火”——怪谁呢？自控力如此缺失。 可是，禁，决非长久之计。引导学生健康上网遂成为一项综合治理工程。大学生的网上行为取决于他本身的道德水准。识别网络陷阱、抗拒网络毒素，要求的是能够在虚拟空间中把握自我的理性与定力。 除却大学生自身的素质因素之外，客观上，高校也应该有意识地“占领网络阵地”。为应对国际互联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教育界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新理念”。不少高校纷纷建立了“红色网站”。但有意思的是，这边厢教育者们红红火火地干着，而那边厢大学生们却毫不领情，几乎从不“点击”老师们煞费苦心建立的网站。 “我们几乎从来就不上学校设立的一些‘说教’网站，即使偶尔上上，也是为了看看校情通告。”很多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对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大学来说，很正确，可是单单建立一个网站，在上面转载几篇报纸上发表过的文章，就认为“占领了网络阵地”，那也未免太“幼稚”了。这就如同将一大堆缺乏可读性、一味空洞说教的杂志送到学生宿舍，大学生们从来就不去翻阅一样，除了浪费精力财力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很多大学建立的学生网站，内容很少，更新的周期更长，有的甚至第一期之后就没有了下文，进入这些网站，看到的大多是过时的信息，以及一些缺乏感染力的文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网站大都是为了体现学校对互联网阵地的重视而仓促建立起来的，一旦建起，就认为大功告成。大学管理者没有充分考虑如何运作一个网站，才能聚拢人气、树立口碑。换句话说，他们建立网站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要吸引多少学生前来点击从而起到教化作用，而是花费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金钱去购买电脑、服务器，以标榜自己十分重视互联网对大学生的影响。正所谓做好做坏是水平问题，而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内容如何无足轻重，表面功夫则是一定要到位的。 理论上，利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建不建立网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用心。如果建立网站，那就要花大力气将网站运营好，尽量使信息及时、全面，尽量使内容贴近学生，让学生将其视为自己的网上家园。但这在现实的大学校园里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没有可行的市场运作机制，无法调动网络具体建设者的积极性。只要上上中国各高校的官方网站，你就会发现其中不少主页上居然还是2000年的校情。学校出面建立的门户网站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某个学生工作部门、德育###门主管的网站了。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红色网站”能吸引谁？(2)
利用网络对学生进行引导，需要做很多细致扎实的工作，比如，任课老师通过E-MAIL和学生交流并指出他们学习上的某些不足，回答他们的某些学习疑问，将讲授内容的预习要点发给学生；班主任老师在每个学生生日时给他们的电子信箱里发送一张贺卡并写一段寄语文字；心理咨询老师利用电子信箱、BBS论坛、聊天室与学生沟通；辅导员老师可以轮流担任某些BBS站的版主，或者经常出入学生爱上的论坛、聊天室，用平等的网友身份、有见地的观点及时引导学生的言论……这些都是高校要在教师群体里倡导的工作。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学真能“宽进严出”？(1)
受教育者数量的提高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件大好事。它在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时，也满足了国家经济发展对国民素质的要求；它拉动了居民的教育消费，推动着教育产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数量的提高也受到办学条件的制约，它应该是在保证一定质量基础上的发展，不能以整体质量下降的代价来换取数量的提高。可面对一轮又一轮的扩招，高校还未能想出一条确保大学生培养质量的可行之道。 大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给教育管理带来了很多问题。我国高校1999年的大扩招是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击进行的，虽然这种方式“逼迫”很多高校闯出了一条“后勤社会化”之路，或发动学生到校外租房，或推出走读措施，或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兴建学生公寓，以此解决原有学生宿舍的不足。可住的问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其他诸如师资力量以及基本的教学设施包括图书馆、实验室则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应付的。有的学校由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已将本该20人以内的小班授课，改为50人甚至更多人在一起的大班授课。 研究生规模的扩大也被看作高等教育的成果之一。但检验这一成果真实性的标准仍然必须是质量。硕士生、博士生规模的超常发展，导致以前一位导师给几个硕士生、博士生上课的情况，变为七八十个研究生在教室里同上一门课，一位导师要指导十几个硕士生、博士生。据了解，某校一位博士生导师指导的在校博士研究生居然有30名，他所带教的研究生总数则达到了近100人！ “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课堂，应该是小规模、参与式的，导师指导学生，应该是个性化、导向性强的。我现在带的硕士生、博士生加起来有20多个，我想指导他们也没办法。有一位博导在被发现有抄袭行为之后大喊冤枉，原因是他的学生写的一篇文章抄袭了别人的成果，学生把博导作为了该文的第二作者。由于教学科研任务繁忙，这位博导根本没有看完文章就同意学生寄出。”某校机械专业一位博士生导师自叹分身乏术，“带硕士、博士是要计算工作量的，在学校严格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即使明知道自己无法指导那么多学生，也会主动争取。这也就使一些硕士生、博士生完全处于‘放羊状态’。作为导师，总不希望自己所带学生不能按期拿到学位、文凭，甚至被淘汰，因此在答辩时，很多导师会出面帮助学生，所以有学生说，导师的好坏就体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有没有导师会认真审阅学生的学位论文都很值得怀疑。目前，硕士、博士毕业与本科毕业一样是集中成批的，受理学位答辩也集中在一段时间，这其实很不合理。有的导师一批同时毕业三四个学生，总的阅读量达到二三十万字，这可不是一般的阅读，是要找出问题、提出意见的阅读。可他居然两天之内就搞定了。”导师水平没提高，学生数量却大大增加，再加上一些导师的心思根本没放在学术上，学生培养质量显然会下滑。 现在有相当数量的教授很乐意大批招募弟子，学生越多，他的“可支配对象”就越多，给他干活的人也就越多。他们是“老板”，而学生则成了他们的“伙计”，可以被差遣去干各种杂务。说是杂务，是因为这些活儿多半很难与学术研究对上号，我国教授的水平普遍不高，有价值的课题当然也不会多。学生与导师一起干活，或者跟着导师做事，并非坏事情，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通过干活，学到研究的方法，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如果对研究能力的提高没有丝毫帮助，那么这种干活，就远远超出了师生关系的范畴，而衍变为“雇佣”关系。 教育是一项尤其需要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事业，而以学生的培养质量为本则是教育发展的惟一出路。采取怎样的措施来确保学生培养质量，从而维持高等教育在社会分工中的价值，维护高等学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我国高校面临的难题。我国高等教育的淘汰率极低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高中生历经独木桥上千军万马惨烈搏杀终于幸运地走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此后只要他不是太不在乎学业，不是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总会“顺利完成学业”，获得学历以至学位证书。四年大学，三年硕士，三年博士，到点就毕业几乎是铁定的规矩。这种“严进却宽出”的模式直接导致了人才质量的下降。而近些年来随着扩招之风日盛，高等教育又大开方便之门，有的高校甚至采取不参加考试就直接入学的方式录取新生。从大力增加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个角度而言，“宽进”无疑是顺应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的正确之举，而“宽进”之后能否真正实施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严出”更是关键所在。但是从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基础、体制等现实情况来看，要实现理想状态下的“宽进严出”还有相当大的难度。比如，“宽进”势必导致受教育者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迅速消耗本就匮乏的教育资源；“宽进”还会导致入学学生整体素质下降，因为入学的标准必然由于入学人数的增加而下调，一些在以前“严进”标准下不能入学的学生也取得入学资格，就如同一个企业降低“进料”条件一样，会对产品的整体质量构成威胁。再看“严出”。“宽进”必然导致办学规模的扩大，而规模的扩大需要办学资源的支持，有限的办学资源尽为发展规模所用，办学质量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身处“学历社会”风口浪尖上的高等学校能独善其身吗？如果高校坚持“严出”标准，过高的淘汰率是否会将报考者吓走或造成其他的负面影响？  
大学真能“宽进严出”？(2)
本科生以外，为保证扩招后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我国有的高校推出了大意如下之规定：硕士生、博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在核心期刊或者SCI、EI收录源期刊上发表论文若干，方能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资格。高校希望藉此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增加学校的论文总量，从而使这方面的排位有所提前；二是促使学生进行适当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使得在当前学生培养工作普遍要求不严、质量不高的情况下，通过提出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等硬性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其实，这一规定还有第三重功用，却由于摆不上台面而往往在有意无意间被高校忽略：虽然有学位论文这道“坎”，但是，由于论文评审制度本身存在一定漏洞，比如导师间相互帮忙，评审专家情面难却等，很多高校在最终实施“淘汰制”时往往难以依据对学位论文本身的评价，而是要看学生在求学过程中是否达到其他相关要求。发表论文的多少便由此成为比学位论文还要硬的指标。某学院10位研究生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按照10%的淘汰率，将有一人不能按期获得博士学位。最后的结果是，一位在读期间发表了6篇论文的学生被淘汰，因为他发表的论文数最少，其他同学都在10篇以上。 于是，两大问题引发了大家的争议，一是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合法性；二是它究竟能收到怎样的效果。 先看看它的合法性。在我国学位授予条例中，并没有对学生提出发表论文的指标要求。另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其质量是否一定超过学位论文？学校的这种做法是否表明对学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控制缺乏信心？在民众法制意识日渐增强的今天，学校推出的每一项措施，都必须科学、合理、合法，否则就会遭受质疑，甚至面临诉讼。北京大学一位博士生就是因为那条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未发表论文将不被授予学位的校规而将母校送上了被告席。①（①《博士告北大案的启示：学校一些规定就不合法》，刘万永，《中国青年报》，1999年12月24日。）此外，大学生是教育的消费者，他们消费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素质、能力，获得可以证明其能力、素质的学历、学位证书，并通过这种能力、素质去寻找职业。目前学生告母校还多起因于学历、学位证书的纠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的发展，大学生作为教育消费者完全有可能对大学提供的“劣质教育”提出控告。加入WTO之后，我国高等学校要加入国际竞争，要赢得教育市场的信任，就更应该严格依据法律办事，必须完全抛弃过去的“土政策”，根据新的形势修订法律，“依法”修订“规则”，教育界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增强法律意识不仅仅是高等学校的责任，我国政府在立法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对高等学校如何自主办学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也是学校的校规会与国家法律冲突的原因。再看其合理性与效果。硕士生、博士生，一般在校时间为三年，有的学校规定在三年内，硕士生要发表一篇以上、博士生要发表两篇以上SCI、EI或核心期刊论文。这一要求从表面上看并不过分。对于硕士生、博士生来说，要发表几篇论文还不容易？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众所周知，论文从投稿到发表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甚至更多。为了在三年学习期内完成任务，研究生们必须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第二年起，就开始投寄文章。在当前硕士、博士教育中，大多数硕士生、博士生第一年都在攻读公共课，几乎没进行什么科研，也就是说，他们是从第二学年开始介入研究的，而这个时候学校就要求他们撰写大量的文章。由于没有自己的研究成果，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是在写文章，而是在“编”文章。“编”好之后，为了让“论文”发表，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某高校MBA学员全班每人自掏腰包1500元，在某杂志上出了一期MBA纵论经济管理增刊；某学生请导师亲自出马，为稿件找婆家，不惜为文章的发表大肆请客送礼……如此这般，即使论文的数量上去了，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而且，这也正是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存在抄袭问题的根源。 所谓适者生存。面对变化的教育对象、变化的教育需求，变，是惟一的选择。  
吴敬琏: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
文/吴敬琏
我国的高等教育正走向大众化，这不仅反映在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上，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度大大增加。教育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对于教育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就如“眼球经济”如果不注意其内核的建设，很容易转眼就成为泡沫经济，“眼球教育”也同样孕育着危机。
我国过去几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其焦点是外延规模的扩大，很多事例十分刺激人们的视神经，先是在教育产业化为主的观点支撑下，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按每年30%的增速扩大，大多数高等学校在过去几年时间中，学生规模增加了一倍甚至更多；接着是各类在国人看来新鲜的教育项目，诸如MPA、工程硕士、EMBA，接踵面市。具体到大学办学者身上，追求“眼球效益”的事例也不鲜见，为了近期的显示度，对论文数量、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的畸形追求在某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本不应该出现“炒作”字眼的平静校园里，“作秀”也成了家常便饭。
教育需要理性的回归。在精英教育时代，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更多是外部的，是站在城外看城内的风景，只要能把子女送进大学门槛，就把风景放进了家中。如果基于这种“时代背景”，那么，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品种的增加，就是最大的教育进步，就是最大程度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而且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促使教育更大程度地实现公平。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任务，绝不是单纯地增加教育资源那么简单。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度过了其规模快速扩张期，而且这种扩张，已使高等教育的格局逐渐从精英时代走向大众时代。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这种快速扩张，也同时影响着教育质量的保证和提升。在大众教育时代，大学已不再是炫目的风景线，人们有了更多的教育选择权——选择接受适合自己的高质量教育的权利。面对选择，高等教育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正确定位，二是提高核心竞争力。每所居于不同层次的学校，从北大、清华这类名牌，到大批民办大学、高职高专，均面临这一问题。教育者应该做教育的事。
当外观视觉上的吸引力降低时，所有问题的焦点，现在转移到了内部。中国高等教育将从数量时期全面进入一个质量时期，将从注重外延发展到打造内涵实质。拥有了更多选择权的人们，开始试图关注大学城内的风景，关注所接受教育的质量，也关注整个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这是一个对教育问题议论鼎沸的时期，无论是教育圈子内的人士，还是教育圈外的市民，对于教育，都发表着自己的感知和见解。这是教育的幸事，也折射出教育的不安。毫无疑问，教育将一直吸引人们的关注。但教育不能一直“招惹”人们的议论，来自市井小巷对教育问题的议论，体现出教育对国计民生的重要，也深刻反映出我们教育模式、体制的不成熟、不健全。一个成熟的教育体制，一个完善的教育体制，不该引发如此众多的议论，当然，也正是这如此众多的议论和民声，促使教育走向成熟和完善。
三个月前，我的朋友，文汇报教卫部主任、《每周演讲》主编王捷南先生向我推荐了这本书稿。案头的这本书，让我有机会亲历高等学校目前存在的一系列热点现象与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是社会民众所议论、所关注的。作者充分而立体地展示了来自教育前线的第一手信息与资料，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争议，还有矛盾……对于教育的发展来说，这十分可贵，因为它有助于教育的决策者、管理者，展开系统、科学的思考。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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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志军:让我们不再冷漠
文/凌志军 一周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消息：上海有所中学在教室里安装摄像机，将一男一女两位学生在自习课上的亲热行为拍摄下来，又在全校播放。两个孩子心灵因此蒙受极大伤害，甚至想到去死。学校的理由听上去堂而皇之：整顿校园纪律，树立道德新风。但是学生不服，还将学校告上法院。这场被教育者与教育者的诉讼尚未结案，我所能知道的是，在这所学校里，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几乎没有人公开站在两个孩子一边。这两个孩子每天感受到的，不是冷嘲热讽就是冷眼旁观。 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它的确包含了我们国家教育中一些很要命的问题。现在，放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就是谈论这些问题的。作者就职于大学，应该算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由他来检讨我们的教育，显得特别耐人寻味。我近来常常接到一些学生的来信，他们无一例外地对我倾诉自己学习时的痛苦，倾诉对老师对父母的失望。但是我也听到他们的老师和父母说，“这些问题我都知道，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大家都在私下里发泄对教育的不满，但是却又倾尽全力跟着考试的指挥棒走，一旦“成功”，就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失去了学习的激情，也失去了改革教育的激情——也许这种激情在很多人身上从来就没有过。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要留在学校里去教育别人的。但是在今天的大学，一个一流的人才愿意留下来做老师，并且真正把热情倾注于教育，已经是一件罕有的事。所以我不得不说，我们的学校不仅正在让学生为自己的优秀付出代价，而且正在失去优秀的老师。 本书的一个贡献，在于作者很诚实地给我们描述了大学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还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乃至院士的状态。今天的大学，学生的问题很大，教师的问题更大。因为二流的教师不可能教出一流的学生。让我们回忆一下自己读书期间所遇到的教师，有多少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多少值得我们钦佩？我接触过不少做人做事都很成功的人，他们都会谈到自己曾遇到好教师；我还接触过另外一些人，他们在回忆过去时，总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得到好教师的教诲。事实上，我们国家能够永留学生记忆中的好教师，真是太少了，按照我的不大完整的估算，不到总数的5%。 一个教师让学生失望，甚至让学生蔑视，不仅在于他的教学水平低，更在于他的做人水平低。从长远看，真正让学生不能忘怀的，不是教给他们如何考试的老师，而是教给他们如何做人的老师。我在美国曾看到一个七岁的孩子，上小学第一天放学回家，爸爸问，今天老师教了什么，孩子回答：“老师告诉我们不要伤害别人。不要伤害别人的身体，也不要伤害别人的心灵。”这孩子上学的第一天就是学到了这句话。很显然，这是在教育孩子怎样做人，怎样与别人相处，怎样与社会相处。而在我们的学校里，一年级孩子的第一节课上，老师一定会谆谆教诲，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争取第一名。这种衡量成功的标准促使我们的孩子只在乎第一名，只关心自己，只追求战胜别人。家长也在有意无意地逼迫他们走上这条道路。今天我们的国家许多地方弥漫着自私自利的风尚，弥漫着对社会、对他人，尤其是对弱者的冷漠，应当说，在我们的孩子踏进小学时就种下了祸根。可惜很少有人注意到。 育人的意义既广大又深远。教育出了问题，会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中产生恶果。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制度的确发生了一些带有全局性的负面影响，我们的优秀人才，正在为他们的优秀付出代价；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个人，也将为此付出代价。 现在，有这样一个人来关注、讨论教育的问题，是一件好事。但是，教育不仅仅是教育者的事，不仅仅是孩子和家长的事，解决教育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力量，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关注。有人曾对我说，改变现存的教育制度，我们有心无力。我回答，既然我们无法改变教育制度，那么就让我们改变对教育的看法。我看到无数例证，在同一种教育制度中，也会造就不同的人。真正优秀的人通常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教育体制，而是因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不同。至少我们可以读一读眼前这本书，它能让我们不再对教育的问题冷眼旁观。  [返回目录]  
顾海兵:大学问题与问题大学
文/顾海兵 摆在我案头的这部《大学有问题》书稿，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我惊讶于作者对今日中国大学所存在问题了解之细、洞察之深，我也惊讶于作者充分占有如此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我更惊讶于作者在如此年轻之年龄、以如此无畏之气概、用如此流畅之文笔向我们全面展示了中国大学所存在之种种病症! 相比于我过去曾经读过的有些亦参与写作的中国大学教育批评论著，如###教授主编的《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与《大学之道》，这部《大学有问题》书稿不是论文集，不是众多作者的拼盘，而是一个人的独著。因此，它就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然，它是作者熊丙奇多年汗水的结晶! 丙奇同志在书中向我们系统展示了中国大学所存在的问题：从大学生到硕士生、博士生一路应试，对外语、电脑的盲目崇拜，高考录取的区际不公，可谓“考、考、考，中国大学的法宝”；在纸上测试的品德，在嘴上说说的创新；教不成教授，教授不教书；院士头衔的追逐；“逼良为娼”的学术抄袭，各种论文的求量不求质，高校中很少有人讲真话；变味的科技成果鉴定；官学不分的高校行政级别，高校领导的非民主任命，校处领导的官气十足，权利不受制衡，人治重于规制，校规高于国法；高校对于大学生们男欢女爱的竭力围堵，高校性教育的贫乏；高校招生过速扩招的负效应，研究生生源质量的下降；高校的“世界一流”情结，甚至定出了17年赶超时间表；高校自主权的缺失，连专业课程都没有决定权；民办大学的种种尴尬与受歧视；校办企业的弊端；高校仍在办社会，教师仍是单位人；等等。可以说，丙奇同志的这部书稿乃是中国大学问题之集大成! 我与作者丙奇不曾谋面，居住场所相距数千里，但对于中国大学问题的共同忧患使我们有缘相识。对大学问题的研究本不属于我的专业，只是因为在高校工作生活多年，总有一些所思所想，因而，近些年来断断续续写了数篇有关教育的文章。丙奇在电话中说：“您的大作早已拜读，受益良多。”其实，丙奇过奖了。至多，我只是比丙奇早几年关注了大学问题。虽然先者为师，但师者不会贤于生者。论雅、论俗我是远在丙奇之下，如果考虑到我的年龄比丙奇要大一轮多，则可比性差距更是突出。从这一点来说，给丙奇的书稿写序我不是合适人选，只是把我读完丙奇这部书稿所受到的启发写出来，可谓不吐不快。如果说有什么奢求，那也仅仅是希望以此文求教于丙奇及一切有同样关注之同仁。 丙奇的这部书稿名为《大学有问题》，我想，进一步地应该有《问题大学》。类似于青年问题与问题青年，我们可以说“大学问题”研究的是所有大学存在的或轻或重的各类问题，而“问题大学”所要探讨的则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大学及其各种病态。从逻辑上讲，进一步比较“大学问题”与“问题大学”大致可以说：“大学问题”是从病相入手，对大学之病进行充分地形象描述，对大学之病的病源、病因可以进行一定的诊断、诊治，各种不同领域的人都可以指点大学问题，可以是新闻式的，可以是文学式的，可以是案例式的，可以是论文式的；而“问题大学”则是从病症入手，对大学之病进行充分地抽象分析，对病态大###行机制进行充分地解剖，多半只有专业人员或业余专业性人员可以介入，必须进行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研究，必须给出一般的处置办法，试图使病者恢复健康。也可以说，大学问题的视角是“健康带毒者或健康受伤者”，而问题大学的视角是“非健康带毒者或非健康受伤者”。一般而言，先有“大学问题”而后才可能有“问题大学”。我希望，年轻的丙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就“问题大学”之专著。我等待着!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大学有问题全文阅读 作者：熊丙奇 《大学有问题》由www.aIhUaU.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大学有问题全文阅读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