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表面上看起来，《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大致可以分截为三个场面：奴才向聪明人诉苦并得到聪明人的安慰；傻子帮助奴才“开窗”却遭到围攻和驱逐；主人对奴才的嘉奖与奴才的自得。这三个场面的有机链接构成了文章的主体；而它们之间戏剧性的张力结构，又使文章显得“内含哲理，用意深邃”③。
在第一个场面中，奴才遇到了聪明人，当奴才向聪明人唠叨自己生活的诸多不幸时，聪明人显出一副悲戚样子，“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然后“惨然”说道：“这实在令人同情”，并安慰他：“我想，你总会好起来……”因为“奴才总不过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所以这种安慰让他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在这里，聪明人以空洞的安慰，使奴才生活于对现状的忍耐和对未来的等待之中。而奉劝奴才逆来顺受，寄希望于虚幻的将来，这一隐蔽的意识形态倾向，折射了聪明人乃是现行秩序的维护者和共谋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充当了牧师的角色，他对未来空洞的布道和乌托邦的许诺，都是无法兑现的欺骗。正如显克微支《画炭》中牧师对一个向他诉苦的乡下女人所说的：“忍着吧，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聪明人的安慰，如同精神鸦片，起到了麻醉药的功效，麻痹了奴才的斗志和反抗意识，虽有利于“不撄”，却无异于“设范而囚之”，当然，这种“范”指的是无形的精神牢狱。
第二个场面中，奴才刚张口向傻子抱怨自己生活的不幸，就被傻子骂了一句“混账！”傻子这种怒不可遏，不仅是针对奴才，更主要的是针对不平的社会现实。来到奴才的居所，傻子凭着一股子“傻气”，就要替他在“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的“破小屋”中“打开一个窗洞来”。由于奴才的最高期望就是别人能够抚慰他的不平，从来没有想望过要改变现行秩序，甚至对于现行秩序“翼翼爱护之，犹恐不及，独奈何引盗入室，助之折角挠栋，以速大厦之倾哉？”④傻子这一“偏至”的举动为奴才始料未及，所以他不禁大呼：“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奴才不但将傻子诬蔑为“强盗”，而且为了捍卫主人的利益，还如丧考妣般地“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结果，群奴蜂拥而出，将傻子赶跑了。
在这里，“倒行逆施”的傻子显出一往无前的勇毅，“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⑤，具有“精神界之战士”的特征，属于鲁迅笔下“狂人”谱系中的一员。竹内好曾经说过，《野草》中24篇短文与《呐喊》《彷徨》中的小说的每个系统多少有点联系，不论这种联系是否可以确证，《野草》都构成了对小说的解释或缩图。⑥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过一系列“狂人”形象，在《狂人日记》中，狂人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的夹缝里看出了“吃人”二字，因而“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要求“立刻改了，从真心做起”。《长明灯》中的疯子，坚持要熄灭掉吉光屯的“长明灯”，甚至高喊着要“放火”，结果被关押了起来。《药》中的夏瑜，因为在狱中宣传“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被红眼睛阿义“给了他两个嘴巴”，茶馆中的茶客们也视他为“发了疯了”。另外，《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与狂人家族也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因为他们觉醒过、反叛过、抗争过，曾经被世俗目为“狂人”，只是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们都又走上了敷衍、苟且的旧路，不过他们的内心始终不得安宁。如果说得更远些，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赞颂过的充满叛逆精神的“摩罗诗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堪称是狂人形象的滥觞。因为中国人向来就有“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的心理，所以改革的“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⑦。先觉者和叛逆者被冠以“傻子”和“狂人”之类的称号，在历史长河中殊不少见，并且他们大都分享了共同的悲剧命运——被他们所要反抗的人和所要拯救的人一起反对和迫害，“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⑧。
从小说延伸到散文诗《野草》，鲁迅所塑造的“狂人”谱系一脉相承，并且具有一个共同的行为特征，那就是要毁坏“绝无门窗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拯救里面即将由“昏睡入死灭”的人们。但是由于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着两样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⑨做稳了奴隶的人们，由于历史惯性和思维定势的影响，其奴性已经根深蒂固，对于危及到他们奴隶生活现状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非常警惕和仇视，必欲除之而后快。鲁迅对此有着深刻的体验，所以这种书写在他笔下一直未曾中断，其小说中的“狂人”都经历过这种尴尬和辛酸，而《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傻子”又重复了这一遭遇。
千百年来，中国社会中奴才所要求的并不是彻底改变现行秩序，他们所希求的充其量只是有限地改善现状。因而他们使用的手段，绝不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而是祈求主人的恩典和施舍。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现行秩序抱持一种媚态，是现行统治权力的合谋者和维护者，他们害怕失去了“好地狱”，连跪着造反都不可能。鲁迅曾经深刻地说过：“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⑩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中所说的一句话也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奴才的本质——“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主人感激不尽的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作为一个“万劫不复”的奴才，当傻子要“打开一个窗洞来”的时候，他便 “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而当主人在第三个场面中出现，并对他稍微假以辞色，夸奖他做得“不错”时，他不禁沾沾自喜，更感到一种立功的成就和荣耀，以为是对聪明人预约的黄金世界的确证，所以他对前来“慰问”的聪明人这样说道：“‘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詹明信曾经说过：“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而鲁迅则被推为这种民族寓言化叙述的典型代表。他对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原罪”有着强烈的自省意识，常常以寓言性的叙述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而《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就是这种批判系列中一个典型的文本。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由于“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 。鲁迅这篇文章就寓含有“广义象征”叙述的意味。面对“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先觉者“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呢？答曰：启蒙。通过三个场面的叙述，鲁迅实际上否定了中国历史上业已存在的“两种时代”，呼唤着“第三样时代”——“立人”启蒙时代的到来。
作者系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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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许寿裳著，马会芹编：《挚友的怀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第96页。
② 章衣萍：《古庙杂谈》，见《永远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④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⑤ 鲁迅：《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⑥[日]竹内好：《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⑦⑧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第140页。
⑨ 鲁迅：《坟?灯下漫笔》，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⑩ 鲁迅：《南腔北调集?漫与》，《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8页。
[11]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23页，第545页。
[1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第2页
[13]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见《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
[14] 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评论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15]鲁迅：《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