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诗学随笔整理3，揭开诗歌的秘密（上）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旧体格律诗“进化”为白话新诗已逾百年，那么，“诗之道”究竟是什么东西？
一、广义的“诗”
对于“诗”我曾与它这样定义：所谓“诗”，就是诗人把其个性化世界观、人生观做出的形象化命名，在言世界观中走向高潮，在言人生观中滑向低谷。这句话主要有以下组成部分：
1， 个性化世界观、人生观。
A，“个性化”。
诗人相对人群而言，永远都是“偏激”的一族。一个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只是大众化人云亦云的人，是永远走不出人群成为诗人的。
B, 世界观、人生观.。
诗人的一切情感活动皆可入诗，把诗确定为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对诗人为化的以偏概全。
“观”是一种态度，世界上任何一首诗都是诗人面向世界的一次潜意识表态，绝对无态度的“零度写作”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文字游戏、谜语。
C, 主动孕育偶然获得
诗歌是一场情感体验的变异体而不是感觉，因为在感觉发生之前，诗人的情感活动就已经发生；诗歌是一种主动创造，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诗的产生源自诗人历经磨难后的痛定思痛，是主动孕育偶然获得，而绝不是被动地等待恰巧撞见。那些把诗定义为感觉、直觉的人，只是忽略了感觉、直觉产生的情感背景罢了，否则那些疯子、弱智、神经病患者反而成了地地道道的诗人。
2， 形象化
一切艺术都是可感受的艺术，而“形象化”是“可感受”的基础。
诗歌艺术是一切艺术之母，因为除诗歌外的一切艺术都诞生于文字符号诞生之后，但诗歌诞生于文字产生之前，如“风”“雨”“雷”“电”“喜”“ 怒”“ 哀”“ 乐”等文字，本就是这些事物和情绪的具象化浓缩、抽象化演变产生的“结晶体”，这些字本身就是一首诗，它们的笔画构成原理和诗歌有机体的构成原理是相通的。
3， 命名
海德格尔说过“诗即是思”，他说的“思”实际就是“思之所得”，也就是思考的过程由量变到达质变而产生了“结晶”，这个“结晶”就是“命名”。通俗一点解释，这句话就是说，诗是个理性的东西。
4， 高潮与低谷
当某个时期的诗人集中倾向于 “言世界观”，那么必然引发群众的广泛响应，比如朦胧诗群的崛起；但若集中倾向于“言人生观”，也必然导致诗人群体的孤芳自赏，如第三代之后的观念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口语日记体写作等等。
5， 诗歌语言
构成诗歌的最小单位不是词语而是“语言”，所谓诗歌语言，就是“有机化、戏剧化的物像关系”，“有机化“决定“诗法自然”，“戏剧化”决定“诗性”。（具体见本人“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语言创新”）
二、狭义的“诗”
我把狭义的“诗”定义为：一种“思的戏剧化裂变方式”，因为一个诗人一旦抵达艺术的金字塔顶端，他便只剩下一件事要做——思想瓶颈的一次次突破！当他把思想突破的结晶体以常规的语言逻辑来呈现时就是哲学、玄学，当他以戏剧化逻辑形式来呈现时就是诗，海德格尔所言的“诗即是思”实际消弭了诗与哲学的界限。
诗是一切艺术王冠上不规则颤动着的珠花，它为哲学、宗教、玄学时时点燃灵感的火花，启迪着他们，诱导着他们，并令一切艺术由“干燥”转化成“湿润”的艺术。
三、古代格律诗是个什么东西？
相对于现代白话诗“个性化世界观、人生观的形象化命名”，我宁肯把古代格律诗定义为“人生观的形象化”。
1，相对于现代诗，除了屈原、庄子等有限诗人外，古人作诗大部分局限在言人生观的“诗言志”范围内，很少关心人类的精神世界该怎样安顿之类问题。这倒不是说古人没思想缺乏才气，而是受闭关锁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影响使然，同时也与科学、哲学、宗教等发展滞缓的局限性有关，那时候诗人尚不知道“地球村意识”，“宇宙意识”。
2，三、四、五、七等几个神秘数字构成了一个类似诅咒的神秘模具，这大大消解了诗中的理性成分，也就是说不管是感性的东西还是理性的东西装到这个模具里都像诗。因此，古代格律诗重在传达一种境界，不强调命名，不管有无“命名”都能出好诗，比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等等。
当然，这只是一种总体的倾向性，并不是绝对化的，古诗中也不乏理性化的精彩命名。
四、古诗和现代诗的关系
1，感性向理性进化
古体诗“进化”为现代白话诗之后，最突出一点就是，由感性的“东西”转化成了一个理性的“东西”，用一句形象一点的话说，格律诗是属昆虫的，是骨头包肉体格瘦小的“昆虫纲”，而现代白话诗则是属于肉包骨头的“野兽门”。当然这个“感性”和“理性”并不是指内容上的抒情诗和哲理诗之分，而是说现代白话诗在揭去了“格律”这个理性壳子之后，它的呈现本体和诗意合二为一了，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因而对形式的可依赖性变弱甚至消失。这样它在呈现上必须自带“理性的骨骼”才能站立，这个“理性的骨骼”就是前文所言的“思之所得”，也就是艾略特所言的“最真的哲学”，为何是最真？因为诗歌是体验，这类似于经过实践验证的真理，既包含思的过程又包含由量变上升为质变的思的升华结晶，仅仅传达思的过程的意识流东西和感情宣泄之类的感性牢骚只属于散文范畴，不再是诗。
2，继承与放弃
古体诗在转化为白话新诗之后，等于把古体诗分成了感性、理性两部分，在呈现本体上具备理性附着的那部分被现代白话诗承传吸收，而纯感性那部分将继续存留于格律诗中，继续着格律诗的传宗接代，或者转化为随笔、散文、散文诗等体裁。最突出例子莫过于王国维的“三境界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实际上，王国维说的和海德格尔一回事——诗歌艺术就是理性的艺术，只不过王国维“感觉”出来了，没能力说清楚罢了，我们一分析便一目了然：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若翻译成白话新诗只是感性的借景抒情的散文罢了，与诗歌无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若翻译成现代白话文虽然有一定诗性，但也缺少理性之思的附着因而诗性不强，只是比上句单纯的借景抒情有了个“衣带渐宽”的暗示，但下句极度外倾的呼喊“人憔悴”也把这个内倾型的暗示杀死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一句因为具有了理性之思的戏剧化，因而无论你怎么翻译，转换成任何格律或无格律它都是诗的。
（这也是我反对有人把古诗形容成“内容是散文的，形式是诗的”的根本原因，格律诗是依托于格律这个模具而诞生的一种特殊体裁，不能让它内容与形式分离来鉴定它的艺术存在，就像任何一件工艺品，我们不能打碎它凭借其内部分子结构来研判其价值一样，因为那个“价值”只是碎片的价值了。而且，即便当今最出色的现代诗人再用那个格律去作诗，结果也和古人大同小异，甚至不及古人，你能依此断定这个优秀的现代诗人也是管散文叫做诗歌吗？由此可以断定，格律诗不会消亡，将于自由体并行。）
3、押韵、分行已不再是诗的主要划分依据。
若中国现代诗人与西方诗人的差距是几十年、上百年的话，而我们的群众对现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大部分则明显还停留在“床前明月光”“鹅鹅鹅”时代，跟相对成熟的西方受众相比，落后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倒不是说我们的群众就是愚笨，而是外行领导内行的教育体制所造成的。到目前为止，我国对现代诗的审美启蒙工作尚未真正开始，群众对诗的认识还仅仅停留于押韵、分行、朗朗上口等层面。
划分诗与非诗的主要依据还是在“命名”上，不过对“命名”的确认不能仅停留于显在的语言层面，除了表面的意象化、事像化命名，还有很多是源自文字背后的暗示性命名，比如美国诗人勃莱曾写过一首“大象的鼻子是怎么变长的”，因为它不是分行的、押韵的、断句的，而是类似于短文形式的叙述，很多人说其是童话、寓言、散文诗、散文，实际上它是诗的，因为“大象的鼻子是被鳄鱼咬长的”，这是一种潜在的戏剧化命名。
五、古诗与西方诗歌的区别
因为古代格律诗与西方自由体诗歌各自经过了几千年的变迁，各自是相对成熟稳定的个体，那么可以用“民族性”差异来区分它们。于诗歌而言，所谓“民族性”就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在文本中的潜意识体现，中国古体诗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由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决定的，西方诗歌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人神同一，是由异常繁盛的宗教情结决定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它们，中国古诗就是天人合一的“意境诗”，西方诗歌就是让真理产生韵味的“意味诗”。
很难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区分二者的高与低，如果从终极高度来说，中国的这种“天人合一”意识是明显高于西方的“人神合一”，西方诗歌在经历现代派绝望之后，后现代的解构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所作为的倒退，因为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改变人类终将被日新月异的时代文明杀死自身的结局，他们对元价值的追寻步伐实际上停止了，诗人与诗人的差异不再是宏观思想高度上的差异，而是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叙述手段”的微观差异上，或者说亲力亲为的介入方式成了唯一区别，而不再是思考的积淀成果的差异。从这点来说，追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倒是人类永远存在下去的必由之路了，估计接下来这种“和谐观”也将成为他们“后后现代”的建构方向。只不过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还是一种被动的“无为”，当前的“天人合一”倒是比较接近于否定之否定的主动阶段了。
六、中国现代诗与西方诗歌的关系。
“儿子”与“老子”
前几年盘峰论战时，“民间派”曾对“知识分子派”有一句调侃，“你怎么拿西方诗歌当爹呀”，实际上这句话说得很准确，中国自由体诗就是西方诗歌不折不扣的儿子，你怀疑一下，十年没了，你犹豫一下，十年又没了，二十年过去了，你想成为诗人，晚了。只不过不求甚解的欧阳江河、王家新们并未真正体味到西方诗歌的精华，他们都太急于人前显贵了，在“学一当十”的前提下，把自己卖了个好价钱。当然了，你如果觉得这个称谓不好听，你也可以说我们是他们的“爷爷奶奶”，这也对，因为我们现阶段的写作水准的确相当于人家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年前“爷爷奶奶”的水准。
在现阶段中国诗人只有无条件的向西方诗歌取经，吃透他们对诗的一切思考方式、表达方式、审美方式，倾注二十年默默无闻的光阴之后，你才有资格发言诗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才有资格谈文本的民族性，因为相对于入门难写好容易的古体诗，从零起步的现代诗，“打造基础工程”最起码需要二十年。对于中国官方培养出的名诗人、名理论家，最好一句也别看他们的东西，你看一眼十年没了，再看一眼十年又没了，浪费掉这二十年，于诗歌你仍然是个门外汉。我以我的人格告诉你，那些东西只是一些感性的畸形泡泡，他们从未认真思考过那些引用来的xx主义xx术语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就给“变形处理”了，根本没能力沉淀下一丝一毫的固体物质。
“民族性”是个伪问题
在前文我说过，所谓诗的“民族性”就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在诗歌中的潜意识体现，它是文本内在的一种终极指向，而非诗句中显在的一些民族性习惯称谓。在当前中国现代诗中寻找中西民族性差异纯是徒劳之举，因为中国现代诗的建构还未完成，相对成型的审美体系还未确立，好诗劣诗的评判依据还是掌握在少数饼子砖家、饭桶教授、傻瓜编辑组成的250评委团手中，他们常挂在嘴边的“我感觉”“我感动”等标准，实际上就是小说、散文的感性评判标准，与诗歌无关。而群众的“我认为”目前也不能作为投票依据，因为踽踽独行的诗人们还没机会把群众的鉴赏水准培训出来，他们的“我认为”实际就是“广告载体”认为，还是这个250评委团强制灌输在他们脑袋里的现成东西替他们发言，就像某人说出一句“面朝大海”，后面就会有一个傻子喊出一句“春暖花开”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那些把当前诗歌中的一些草根化局限性指认为民族性的专家教授是荒唐可笑的，无论是那些把“勤劳”“善良”“勇敢”指认为中国民族性的“歌德体”还是大喊爱家乡爱家人爱家乡的狗蛋的“乡土体”，都与“民族性”没啥关联，难道别的国家没这种意识吗？哪个国家的人民会认为自己民族懒惰、凶残、懦弱呢？
在国家机器职能日趋弱化的“地球村时代”来临之后，一切艺术的民族性都将转化成一个潜在的可有可无的暗影，用邓爷爷的话说，“写得好”就是硬道理，谁处在艺术的金字塔塔尖谁就有发言权！
七，长诗与散文诗
长诗
所谓长诗，就是用戏剧化的事像关系组成的篇幅较长的叙述诗。
所谓“事像”就是带有“折射”功能的叙述性情节。所谓“折射”，就是事件非事件本身，而是反射别处的不同宗的事件的投影，不带有“折射性”的“以小见大”的事件，不是“事像”，而是小说或记叙文。（具体见本人“什么是意象，什么是意象诗”） 过去的这一百年，如果有一首长诗流传下来，那非于坚的《零档案》莫属。
理论上讲，非叙事性的玄思类长诗也存在，只不过目前中国人没能力写出来，因为这一百年，中国诗人中没诞生思想家，没有思想创新的结晶，你写的再长也不是诗。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带有玄思性质的长诗大部分不是诗，而是意识流散文或哲学诡辩噱头。
散文诗
散文诗就是游离在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有两种定义：其一，含有诗性的散文；其二，不分行的诗。目前诗坛流行的散文诗百分之九十属于前者，但庄子的《秋水》属于后者。
区分散文诗究竟是诗还是散文，跟前文对诗的认证方式一样，还是看呈现本体上是否“命名”成功，如果主体架构完成了思的升华，产生了清晰的由量变到质变思的的沉淀，就是诗的，如果仅仅是一个模糊的、似是而非的思考过程或不带有折射性质的叙述过程，它还属于意识流或叙事散文。以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和白居易的《琵琶行》两首千古名篇为例，若把两首诗都翻译成不分行的散文诗，李白的就属于不分行的诗，而白居易的就属于诗性散文，因为前者呈现本体是诗的，但后者“本体”是散文的，“枝桠”是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