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主人公都是香港都市中生存的卑微的人群,《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与《二段情》中的莫非性格具有较大的差异,流苏是张爱玲论及的现代世界中俗人的楷模“上海人”中的一员,“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③。她懂得如何在俗世中最大限度地求得欲望的满足。而莫非性格气质更具古典情怀,多愁善感,较之流苏的实际精明,更注重与异性心灵的默契,徘徊于入世与出世之间。人物的可比性在于他们相似的情感缺失以及由此引发的末世者心态。流苏和莫非成长中都缺失父母的关爱,心理学认为“母爱是人类从大自然中获得的第一份鼓励生命成长的温存、呵护以至甜蜜的赠与”,“是饱含生命自然性的温存、护卫”。“父爱是人类从社会中获得的第一份有关生命要发展下去而不得不具备刻苦、勤奋和坚忍等品格的教诲”,“是充盈人类社会性的严峻的教诲”。一般来说“母亲乃是家庭的核心,父亲则是参与社会竞争的斗士”。④亲情对个体的成长至关重要。在这两篇小说中,至善至美的亲情遭到无情的消解。流苏的母亲白老太太在白公馆具有无上的权威,可是当流苏遭到哥嫂欺辱无助地向她哭诉时,遭到了冷漠的拒斥,因为白老太太已经异化为封建家长制下“家长”的角色,她遵循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视儿子为香火的延续者,白公馆的主人,女儿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天性的母爱已经消失殆尽。流苏的父亲处于缺席状态,在封建社会能代替父亲角色的兄长被金钱所异化,连起码的温情也丧失了。莫非的母亲卑微贫贱,她身上洋溢着原始本能的母爱,她竭尽所能来供养儿子,母子辗转红尘,相依为命。只是母爱也无力抵御命运的凄苦,她毅然舍他去了另一个世界,莫非飘零在无爱的尘世。莫非的生父因为生存的窘迫,在他五岁时便抛弃他们母子,莫非的继父赌博酗酒,父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父亲。流苏与莫非情感的缺失促使他们形成飘零孤寂的人生体验和末世者心态,直觉到一种“惘惘的威胁”,急切地想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来抵御人生的虚无。流苏为了得到婚姻的保障,与富家浪荡公子范柳原展开了不见硝烟的战争。张爱玲在《回顾〈倾城之恋〉》里谈到创作的动机,小说以她身边受香港战乱的影响而仓促同居的两个朋友为原型,作者把战乱引发的人生无常的现实体验移植到了流苏身上。莫非幼年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刻骨铭心的遭遇,引发了他生命脆弱、人生偶然的悲观厌世的倾向。他们都是在离乱人世求生存的俗人,没有超验的理想主义来赋予他们生存的意义,他们懂得如何在有限中享受生命,在不完满中求圆满。“享受现时此刻并使之成为生命中的目标就是最大的智慧,因为只有现时此刻才是唯一真实的,其他一切都是我们的想法和念头而已。”⑤流苏在几番较量之后,甘愿成为柳原的情妇。莫非急切地拥有了凤回,使她有了自己的儿子,只是在“胡琴即人生”的隐喻中,他们的快乐是短暂,终究无法逃脱苍凉的宿命。
小说都用“火烧”、“月亮”的意象来隐喻情欲。流苏与柳原舞会后在香港浅水湾散步,“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劈里啪啦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流苏直觉小花红得在燃烧,这实际是她内心情欲高涨的一种外在的投射。《二段琴》中莫非怕失去凤回,“心里却急,一朵小火在那里簇簇烧着,簇簇烧着”。“火烧”指的是莫非急切想拥有凤回的情欲心理。在情爱过程中,都用月亮来渲染氛围。如《倾城之恋》中,“海上毕竟有点月意,映到窗子里来,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镜子”。“他还把她往镜子上推,他们似乎是跌到镜子里面,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去了,凉的凉,烫的烫,野火烧直烧上身来”。“野火烧”指的是人物被激情所淹没。月光、薄薄的、照着冰凉的镜子,用冷色调的词语营造凄清的氛围,喻示被镜子摄进的炽热的欲火终将成灰烬,繁华成幻影的镜像世界。《二段琴》中,“那晚上的月亮水清清地浸了一地,脚底透凉,窗上的那对帘子,因为主人的习惯,是常年敞开的……不久,莫非把帘子拉严了,帘上却是一大朵荷叶,覆满整扇窗子”。这里月亮见证了主人公的情爱,用清清、透凉等冷色调的词语映衬浓烈的情爱,参差对照的手法传达出世界冰冷、人生虚无的感慨。
两位女作家在最富诗意的爱情题材中剥离了诗意,消解了恋爱中的激情,把世俗男女受困于自身及物质世界的无奈展示出来,建构了一个言情而无情的世界。她们的文本就如妖艳的罂粟花,给读者梦魇般的压抑,却欲罢不能!
①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第186页。
②叔本华《论生存的痛苦与虚无》,《叔本华思想随笔》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第424、426页。
③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第6页。
④黎鸣《问人性》团结出版社1996年10月第551页。
⑤同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