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这次来，是为了请王力谈那篇轰动全国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红旗》社论的写作经过。一进门，就见沙发上坐着一位戴眼镜的男子，60来岁模样。我一眼便认出了他，欣喜地喊道：“林杰！”
林杰，原《红旗》杂志编委，与我有着同乡之谊。前些日子，我曾到他家拜访过。这次，他听说王力病重，特来探望，我们竟在王力家不期而遇了。
由于林杰在场，与王力共同回忆，加之还采访过关锋等相关人物，使我得以对那篇社论的写作经过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正是这篇社论，引爆了王关戚倒台事件。
社论出台经过
过去传闻，这篇社论是关锋起草、王力审定、陈伯达签发的。然而，林杰说得很明白，是他执笔起草的。
林杰说，当时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主持工作。1967年7月中旬，关锋在新疆驻京办事处主持召开中央宣传小组会议，布置纪念建军节的宣传工作。参加的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林杰作为《红旗》编委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7・20事件”还未发生。会上关锋没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
关锋找林杰谈话，说“八一”建军节快到了，《红旗》杂志要发篇社论。这篇社论，要强调毛主席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社论可以点彭德怀、罗瑞卿的名。我问林杰，关锋有没有要你写“揪军内一小撮”？林杰回答说，没有。
林杰最初让《红旗》社论评论小组成员卢之超起草社论。卢之超起草后，他不大满意，转给关锋看，关锋看了也觉得不行，叫他负责起草。他起草之后，题名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即送关锋审改。关锋看了，大体上满意。
这时，正值“7・20事件”爆发。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被称为“7・20事件”，又称武汉事件。
因此，关锋又加了几段。关于“揪军内一小撮”，就是他在修改社论时加上去的。
我后来在访问关锋时，问他为什么要加上这段内容。关锋说，7月25日，在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归来的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上，林彪讲话，说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从那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成为全国报刊上最常见的政治口号。作为《红旗》杂志庆祝建军节的社论，理所当然要加上这一内容。
据林杰介绍，“揪军内一小撮”，最早见于1967年1月初关锋、王力、胡痴、唐平铸四人按林彪指示起草的军队内部文件《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这一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件上报“全军文革小组和林副主席”，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之后，1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提出“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接着，1月1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社论，提到“混进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红旗》杂志庆祝建军节的社论由关锋审定后，交到了总编辑陈伯达手中。
本来，社论由陈伯达签发就行了，跟王力无关。王力虽然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平时并不审看社论。但也真是巧合，社论清样送到时，他正和陈伯达在一起。他在武汉事件中被打伤，当时正住在钓鱼台养病。陈伯达当即读了一遍给他听，他没有表示异议。
此文由陈伯达签发，见刊了。
社论正式的题名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发表于1967年第十二期《红旗》半月刊。
社论中，有一句分量很重要的点睛之话：“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人们也就习惯地把这篇社论简称为“揪军内一小撮”。
毛泽东怒斥社论
事情的逆转发生在8月中旬。毛泽东怒斥了这篇《红旗》社论。
当时见诸传单的说法是：毛泽东批评这一社论为“大毒草”，指示要“还我长城”。这一说法也见诸“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年一所著《大动乱的年代》。笔者仔细查阅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却没有见到相关记载。
不管原话如何，毛泽东曾经猛烈抨击这篇社论是事实。1967年8月下旬，他严厉地追究社论的责任。
这时，林彪等人都迅速“变色”，说“揪军内一小撮”不是林彪讲的。江青、康生也不承认是中央文革小组提的。
这篇社论的责任编辑卢志超也受到审查。在审查时，他如实地说，社论是陈伯达同志签发的。他刚说了这句话，马上就有人吼道：“不要追问了！”据林杰说，陈伯达销毁了由他签发的《红旗》“八一”社论清样。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都推掉了责任。王力、关锋、林杰在劫难逃。
人们的印象之中，王力是因为那篇《红旗》杂志社论“揪军内一小撮”而下台。其实，那篇社论与王力的关系不大。关锋、林杰确是因为这篇社论而下台。
导致王力下台的，另有其事，一是《一封信》事件，二是“王八七”讲话。
私自改《一封信》
“7・20事件”后，陈伯达起草（王力、关锋参与）了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7月24日，这封信经林彪批示后，送呈毛泽东审批。
这天，毛还收到武汉军区党委关于“7・20事件”的电报。他以中央名义亲自写了《中央关于“7・2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复电称，陈再道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认真改了“仍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的行列”。意思很明显，陈再道不是军内一小撮，不是叛逆，不要打倒。这是毛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而《一封信》却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称“军区个别负责人”（实指陈再道等）是军内一小撮“叛逆”，要严办。 毛泽东对《一封信》批示说：“退林彪同志酌定。”在“退”字下，特别加了着重号。显然，他不赞成《一封信》。
但林彪和陈伯达可能没领会这层意思。7月27日，这封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全国下发。同一天，林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
更严重的是，《一封信》在送毛泽东审阅时，写的是“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发表时却变成“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文件发出以后，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很生气。他让姚文元告诉陈伯达和中央文革，追查在文件上私加揪军内一小撮者的责任。
陈伯达立即叫王力、关锋找出原稿查看。王、关叫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找来原稿。关锋看后，急忙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王力叫王广宇不要大惊小怪。
陈伯达只得将此事告诉毛，毛震怒地说：“那就要问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
据林杰说，2007年10月23日他访问了原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王广宇确认，中央文件上的“军内”二字是王力所加。
那王力为什么要加这两个字呢？王力告诉我，这两个字是文件下发前一天，即7月26日，他添加的。他认为漏写“军内”是疏忽，应该加上。毛泽东原本也是同意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的，是后来看到局势动荡才改变的。
“王八七讲话”
导致王力的下台的另一件事，就是“王八七讲话”。
关于“王八七讲话”，林正德的纪实文学《风云突变》中是这么描写的：“1967年8月7日，北京被热浪包围了，简直划一根火柴，空气都可以像煤气一样燃着了。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大饭厅里挤满了数以千计的师生员工，王力驱车来到这里，他对着麦克风话筒发表演讲……”
王力告诉我，他从武汉回北京后，随即到301医院检查，确诊为踝骨附近粉碎性骨折，立即上了石膏绷带，不能走动，上下楼都要人抬。这些情况，可以去301医院查他的病历，询问当时给他治病的骨科王大夫和李护士。
他说：“我只是根据领导安排，在病床上听取姚登山等的汇报。我作了一些插话，他们把插话作了片面的整理，成为所谓八七讲话，未经本人审阅。”
王力没有去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大饭厅发表讲话，这是事实。他“听取姚登山等的汇报，作了一些插话”，也是事实。问题在于，他讲了一些鼓励外交部造反派夺权的话。
我问王力，为什么要讲这些话？他辩称，那是姚登山把自己的话放在他的嘴巴里讲的。
不管怎样，自“7・20事件”之后，他大有一言九鼎之权威。正因为这样，他的一席言立即被作为《中央首长王力同志指示》广为流传，人称“王八七讲话”。
对此，周恩来极为愤怒。
外交部向来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作为政务院总理，兼任外交部部长。1954年，他提名陈毅担任外交部部长，但外交事务一直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他一再强调，“外交无小事”，反复对外交部的造反派们说：“外交部的业务权是中央的，不能夺，只能监督。”
外交部的造反派们竭力要打倒部长陈毅，其矛头实际上是直指周恩来的。毛泽东曾一语道破：“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
周恩来理所当然要反击“王八七讲话”。在“文革”那样特殊的年月，他采取了特殊的手段。他紧急约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杨成武汇报
当时，杨成武的身份十分特殊。“文革”前，毛泽东巡视外地，总是由罗瑞卿跟随左右，负责他的安全保卫。1965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撤销了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由杨成武代理。此后，毛泽东去外地，总要杨成武随行。“7・20事件”之后，毛泽东在上海，周恩来在北京，杨成武成了他们之间的“联络员”。
8月25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回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八七讲话”，并把王力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周恩来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
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杨成武深知事关重大。跟周恩来谈话当天上午，他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传》，杨成武汇报时，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完后，他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叫杨成武马上准备回北京的飞机，准备好了再去见他。杨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说了这样一番话：“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性大些。关锋听王力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毛泽东说，自己考虑好了，“我说你记。”待杨成武准备好笔纸后，他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这几句话，就决定了王力等人的命运――尽管在一个多月前，王力才作为“人民英雄”被捧上天。倒台
在得知毛泽东关于打倒王力、关锋的指示之后，康生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查档案。他连夜调阅王力的档案，一查，便查出了个“特务”的罪名。王力1939年入党时，介绍人是丁竹声，党组织负责人为谷牧；1940年他离开东北军以后，又重新填表，入党介绍人改为张枕戈、谷妆。在“文革”中，谷牧被诬陷成“特务”，由谷牧介绍入党的王力当然也是“特务”。 至于关锋，罪名更是奇特。
他告诉我：北京钢铁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对立，其中一派抄了另一派的总部，在那里查到一张内容非常反动的传单，完全是国民党的口气。在这张反动传单背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还有“周瑛”两字。那是谁的电话号码？一查，竟是关锋家的。周瑛又是何许人？一查，她是关锋的妻子。于是，关锋便成了与“国民党特务”有联系的人物了。至于那张传单是怎么来的，周瑛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怎么会被写在传单背后，全都不得而知。
既涉嫌于“王八七讲话”、“大毒草”社论，又有着历史的或现行的“特务”罪名，王力和关锋当然该倒台了。
8月30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主持。由于会议重要，张春桥与姚文元特地从上海赶来参加。会上，由康生作批判王力的发言，由陈伯达作批判关锋的发言。冗长的会议，从下午三时一直开到翌日凌晨两点。
从此，王力和关锋失去了自由，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林杰也同时被隔离审查。
王力，这个“文革”风云人物的经历，如同“文革”中一篇社论所描述的那样：在浪尖上手舞足蹈了一番，重重地摔了下来。
据闫长贵的文章披露，1967年9月，毛泽东经过两个月的南巡回到北京，外交部的王海容去见他，探听打倒王力的消息，毛泽东只给她念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说别的，便下了逐客令。
在满街刷着“打倒王、关、林”的大字标语时，“戚大帅”（成本禹）也如履薄冰，摇摇欲坠，因为“王、关、林”与他紧密相关。
迫于压力，9月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也到处号召“揪军内一撮”，承认“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他表示“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9月7日，毛泽东在戚本禹的检讨信上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用当时的政治观念来说，凡是被毛泽东称为“同志”的，均属“人民内部矛盾”。
戚本禹勉强支撑了四个来月，终于在1968年初下台。
在这里，值得提一笔的是杨成武将军。就在半年多之后，1968年3月22日，他也突然被打倒了！所不同的是，他后来得以平反。
入狱14年
1968年，王、关、戚、林都被押入秦城监狱。
王力入狱后，当时毛泽东曾指示，不许提审王力，但并未说明不许提审的原因。在秦城，他一直单独监禁，无人审问。期间，林杰得了精神病。
14年中，王力不知妻子儿女在何方，家人也不知他是否还在人间。妻子王平权度过了十年“五七干校”生活。1978年，长女来到北京，要求见父亲，才第一次允许探监。
对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两案审判”之后，中央对王关戚等人也进行了审理。对王力、关锋，决定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1982年，两人获释。戚本禹被判刑，1986年初刑满释放。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22期）
